中共人物传邹风平人物传,邹风平生平事迹,邹风平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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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邹风平人物传,邹风平生平事迹,邹风平评价

邹风平，四川省三台县人，出生于农民的家庭。他在龙锦师范求学期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盐亭特支书记、成都东区书记、泸县中心县委书记、四川省工委书记、以及川康特委副书记等职务。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中，不幸去世。

少年时代

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 (农历五月十七) ，邹风平诞生在三台县北长乐镇凤池庙的柳树湾。他很小就参加劳动，八岁开始上私塾读书，二十岁时 (一九二五年) 得到祠堂亲族的帮助，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涪江小学高年级。新鲜的科学知识使他打开了眼界，常有“忽然开朗、别有天地”①之感，特别是校长介绍 “五卅惨案”的经过，激起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他激愤地说： “应该同英日开战才是办法”②。老师们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组成了劳农政府，所有田地按人分配，人人一律平等”的言谈，更使他“喜极欢狂，并想将来我们也这样做。”①邹风平读完高小两年(旧制为三年毕业) 后，经过紧张的自修，假借绵阳籍贯，又以第一名的突出成绩考入四川江油龙绵师范学校。

此时正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高潮。革命的风暴刮到四川，也波及绵州各县镇。在龙绵师范的教师队伍中，陆续增加了一批进步分子。邹风平先从进步老师刘晦若 (北大毕业生)那里读到《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语丝》、《小说月报》等杂志，使他把孔丘的道德观念从“脑筋中挤出去了，知道中国社会的病根是帝国主义及军阀贪官污吏勾结的危害”。②他又从教务长姚次恭(共产党员) 处读到《独秀文存》、《陈独秀演讲集》、《新社会观》及北伐军政治部出版的小册子，如《经济学大纲》、《政治学概论》及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书籍，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的薰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使他选定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久，他就到中坝同陶公若、林勋培 (成都外专学生，共产党员) 会面，由他们介绍，填表加入“涪波社”。

“涪波社”是一个秘密进步团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它按照共青团的组织原则和作风建立起来，以信仰共产主义、研究马列主义学说、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宗旨，要求社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邹风平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国民党的不满，满怀纯真的感情加入“涪波社”，并误认为那就是入了共产党。他对于加入共产党是看得很神圣的，觉得“既然信仰，必终身如一，牺牲到底”。

一九二七年九月，邹风平在姚次恭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一九二八年秋在绵竹由团转党。一九二八年夏，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邹风平和赵利群的组织关系均转到江油，编入中共江彰特别支部，张璞任书记。自此，他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投入了艰苦的斗争。

邹风平根据党的指示，一方面做好“涪波社”的工作，使其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得到巩固的发展; 另一方面发动师生掀起学潮，反对国家主义派校长傅春吾。经过激烈的斗争，傅春吾终被撤职。此后，根据中共江彰特支的指示，由邹风平和赵利群等组成联师学生党小组，领导师生进一步开展斗争①。

英勇奋斗

一九二九年，邹风平到葫芦溪涪江小学教书，组织关系转到了绵竹，受该县县委领导。随后，三台县也建立了党的组织，邹风平被编入三台北路特支，负责组织工作。在特支的领导下，他和其他党员一起致力于农民运动，先后在三台北路建立了三个农民据点，利用寒暑假时间在农村开展宣传活动，使当地的农运得到迅速发展。

一九三○年，邹风平根据三台县委决定，同原北路特支书记赵利群一起，到柳池井袁家庵爰智高小教书，负责领导北区的党组织。不久，邹风平即任代理校长。由于在教工中不少是党员和“涪波社”社员，该校遂成为三台北区革命活动的领导中心。邹风平在办学方面很有成绩，先被教育局委任为教育委员，后又被委为区教育主任，负责全区初高等小学和私塾教育的指导工作。

邹风平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大力开展革命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他与党员和二十多个回乡的“涪波社”社员一起，分别深入农村，发展新的“涪波社”社员，组织农会，倡办夜校，并利用夜校召开农会会员会议，培训农民干部，宣传革命真理。他还多次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抗债斗争，甚至还亲自率领三百多人去打“西草钱店”，反击高利贷的残酷剥削。由于他和其他党员的共同努力，使当地的农民运动得到顺利的发展。其次，为了提高广大小学教师的思想觉悟，邹风平利用暑假时间创办暑期小学教员训练班，将所属小学中比较好的教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这种办法无论在政治影响和社会教育意义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批积极分子的涌现，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党员很快增加到一百余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区区委，邹风平先任区委秘书兼搞宣传工作，是年秋又任区委书记。

北区的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革命力量继续壮大，由袁家庵到柳池井、马康桥到塔子山等地，有组织的农民达二千余人，以刀矛大杆为主要武器的赤卫队一百多人，三百多名盐工参加了盐厂工会。

正当邹凤平和三台北区区委领导农工群众为反对盐厂主盘剥农民和改善工人待遇而斗争的时候，四川省委派袁乃文来三台视察工作。他传达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方针，要求三台党组织立即举行武装暴动，还批评邹凤平等“搞单纯的经济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邹凤平等只好把工作中心转到准备武装起义上来，布置附近的几个铁匠铺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刀造矛，并准备夺取土豪劣绅的枪枝①。这一行动很快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派兵跟踪打击，进行疯狂的镇压。结果，组织被破坏，同志遭捕杀，不仅暴动没有搞成，还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邹风平等领导人，遭到反动当局到处通缉后，遂离开三台，并根据党的指示，与赵利群等一起前往重庆，找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邹风平等到达重庆时，适值省委遭到破坏，辗转半月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他仍返三台。回三台后，邹凤平被县委派往盐亭任特支书记。不久，因胃病发作，经县委批准，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到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就医。半月后病愈出院，被派往成都东区任区委书记。两月后，又调成都县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六月，旧病复发，休息了五个月。同年十二月，组织上派他担任成都外东区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二月，邹风平被调到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任干事(当时称为秘书) ，历时一年。这一年中，他在廖锡坤 (即廖恩波，省委组织部长，后任省委书记) 的热情帮助下，政治理论、思想觉悟和实际工作水平都有长足的进步。

他曾连续撰写文章，对大革命失败后少数投机分子的叛变，特别是对叛徒任卓宣 (即叶青) ，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邹风平在《叛徒“任卓宣”与反革命“青锋派” 》②一文中，深刻地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投机分子的丑恶嘴脸，论述了任卓宣之流对革命的危害和“青锋派”的反动实质。他说：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势力进攻的白色恐怖和威胁利诱，跟不上革命形势的新发展，便往往因此而恐怖、动摇，直到可耻地投降到反革命营垒中去。这些叛徒替反动派当走狗、作侦探，诱捕党的干部，破坏党的机关，成为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派。邹风平指出：在这些背叛革命的反革命派中，任卓宣是最“别致” 的一个。因为他不仅一九二七年在湖南叛变之后，当过何键的反共侦探和走狗，又是托陈取消派的友人，并且现在正以“科学思想”和“二十世纪”作幌子，继续成了为反动派服役的“青锋派” 的首领。

文章在详尽而深刻地揭露了叛徒任卓宣在出卖了最后一个革命同志和他所知道的秘密机关，从长沙回到成都组织“青锋派”丑恶历史之后，又在《反革命的青锋派》的标题下，解剖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实质。指出：任卓宣回到成都后，得到刘湘的支持，当上了成都大学的图书馆主任，改名为青锋，出版了《科学思想》，企图打着革命的幌子，为反动派服务。

这份所谓的《科学思想》，避开一切实际问题，专以“研究、研究” 的口号来麻痹青年，企图使他们离开现实的斗争与共产党的领导。为达到这一目的，任卓宣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关于青年应当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指示，还假猩猩地批判张东荪、郭任远之辈反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历史观的论调，以掩饰其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实质。邹风平说，任卓宣玩弄的这些花招并不高明，他贩卖的是被阉割、被庸俗化了的第二国际理论，其目的是把青年从革命斗争前线引向死寂的书斋。邹风平尖锐地指出：《科学思想》对青年是吗啡! 是鸦片!

邹风平还以列宁在第三国际二次大会上的讲话为武器，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对“青锋派”否认中国现阶段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性质，否认中国半封建经济之存在，否认政治上的封建军阀割据，因此否定中国应该进行土地革命，而主张中国应该直接去干“社会革命”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指出，“青锋派”的这种“理论” ，不过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考茨基理论的再版。

邹风平在《叛徒“任卓宣”与反革命的“青锋派”》一文的最后说：我们应当以布尔什维克党员的顽强性，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无情地打击反革命“青锋派”的一切反动主张，坚决肃清他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影响，以巩固我们的党和革命的群众组织。

为了进一步揭露任卓宣的叛徒嘴脸，邹风平又写了一篇《读 <二十世纪> 书后》。这篇长达一万余字的文章，发表在成都《工商日报》①上，再次深刻地批驳了任的谬论，教育了人民群众，捍卫了革命原则。

邹风平在这场思想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这场斗争无疑对四川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省委还分期分批地轮训全川各地的党员干部，每期三至五人，共办了八十几期。由罗世文、廖诗勉、程子健、邹风平等，结合形势宣讲中央文件①。邹风平还负责轮训人员的接洽、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全川各地的情况，学习到各种斗争的宝贵经验，进而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在省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学习小组 (当时叫列宁小组) 的过程中，他与罗世文 (省委书记) 、廖锡坤编为一组，在罗世文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被誉为模范小组。之后，根据省委的派遣，邹风平又化装进入兵工厂，检查该厂党的工作。接着他又参加和领导了成都兵工厂二千多工人参加的大罢工。

在这段时间里，邹风平的生活是紧张而又艰苦的。他到处奔走，顾不上个人的吃喝和休息。但对于其他同志却十分关心。当时成都正发生巷战，城外的同志进不了城，没有组织救济。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十分着急，便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给这些同志去送钱。对有病的同志，他更悉心照料，从吃食、安全、到病愈后的工作，都给以妥善的安排，表现了他对革命同志的深厚情谊②。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川省委接到党中央关于抗日作战协定三条件的决议。为了将协议精神及时传达到各地的党组织，邹风平被派为川南巡视员，先后巡视了内江、自贡和嘉定等中心县委及其所属基层党组织，历时三个多月，于六月初回到成都。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省委的“口头嘉许”③。紧接着，他又以川北巡视员的身分，巡视了三台、阆中和顺庆等三个中心县委，细致地检查了这些地区的工作，号召大家“向武装行动方面作准备，直到游击战、地方暴动，以响应红四方面军”。在他的推动下，川北地方的武装斗争得到迅速发展。七月邹风平返回成都，被大家推选为省委委员，八月又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曲折前进

一九三三年九月底，遂宁、安岳一带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省委派邹风平为特派员前去领导。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发动，群众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在纵横四、五十里的区域中，有组织的群众即达五千余人，除各乡的赤卫队以外，还成立了三支游击队。在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农民强烈要求武装行动，但邹风平不懂军事，省委派出的军事指挥员又在中途失掉联络，坚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尚未形成。就在这时，大批敌人从四面向农民武装扑来。情势紧急，只好被迫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寡不敌众，缺乏经验，起义遭到失败，不少农民被抓被杀。邹风平几经周折逃出虎口返回成都后，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还给以“撤消特派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一次的处分”①。

遂宁武装起义的失败，对邹风平是一次极大的震动。虽身受处分，但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反而更激起他前进的勇气。他“下定了十二万分的决心，要打出一个局面，彻底检讨自己，要从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做个模范共产党员。”②为了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对革命的损失，邹风平要求党给予他最艰巨的任务，接受党的考验。当时，正值刘湘打败刘文辉，带了一批叛徒在泸州到处抓人，泸县中心县委被削弱，急待健全恢复，省委决定派他到泸县去。

泸县中心县委，共辖十二个县，分为五个特区，各个特区的情况又不尽相同。但中心县委已经执行了 “左”的方针，不顾各个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同情况，过分的强调要搞统一的群众斗争，要扩大党的影响，即使只有少数觉悟群众、几个党团员，也要发起暴动，并用共产党、共青团的名义公开号召。这样就很快引起敌人的注意，群众斗争遭到残酷镇压。结果，群众的斗争热情受到挫折，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党员只剩下六十余人，零星地分散在各地，仅有的十几个干部，因过于暴露，无合法的职业作掩护，站不住脚根，只能东躲西藏，难以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邹风平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到达泸县，与留在城内的唯一交通俞明华取得联系后，第二天便化名周文华，以做杂货生意为掩护，奔赴农村调查研究，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作准备。每到一地，他首先向那里的党组织宣传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并结合全川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同大家一起讨论工作安排。他还以遂安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教育大家：要注意向群众作宣传，发展组织，巩固组织，积蓄力量; 注意利用合法形式作斗争; 重要的是不要随便轻易地发动斗争和暴动，如搞斗争或暴动一定要有周密的计划，作好充分准备，并对各方面条件作客观的分析，不能单凭主观热情，要记住，盲目的进行斗争或暴动，必然会遭受失败。他强调最好多搞合法斗争，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党团组织领导人，尽可能隐蔽在群众中，不要轻易暴露。邹风平的这些用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给泸县地区的党员和干部以很大的教育。经过他的努力，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基本上纠正了各地区的盲目行动。并给以后党团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邹风平从调查研究和斗争实践中，逐步注意把工作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改变了过去着重在城市青年学生中进行工作的状况，有意识、有组织地把党员派到农村去。他强调党的力量要向川、滇、黔边界一带发展，因为那里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军阀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工作容易开展。他自己就具体参加并领导了叙永、古蔺、古宋、赤心、合江等地区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开展了农村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 另一方面又避开了城市里的叛徒、特务的追踪破坏，使党的组织得以保存和巩固。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中心县委在川、滇、黔交界的叙永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把中心县委机关迁到叙永。

一九三四年春天，中心县委在邹风平(书记) 领导下，在叙永南区的黄泥嘴、两河口分水岭一带和赤水福兴场靠近土城一带，以及古宋部分地区，发动了一次春荒斗争。他们利用贫苦农民易于接受的斗争形式，先组织农民“吃大户”。接着，根据运动的发展，又适时地领导群众“破仓分粮”。最后，再引导农民拿起武器，同地主阶级展开武装斗争。由于领导得力，政策对头，群众发动得充分，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共四川省委及时肯定了泸县的工作成绩，并且对川南今后的工作作了布置。但就在这时，省委发生了马如龙卷款潜逃、投奔军阀刘湘的事件。接着，省委组织部长史伯康等又被捕叛变，致使四川的党组织遭到空前的打击和破坏。泸县中心县委因此失去了上级党的关系。在困难中坚持斗争的邹风平和他领导的泸县中心县委，得知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进抵贵州婺川、正定一带，便两次派出交通前往联系，却未能接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邹风平等只好根据省委过去的指示精神，独立地领导群众开展斗争。他们深入山寨农村，推动农民运动，深入工厂作坊把赤水兵工厂和泸县的织布工人、码头工人发动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还建立起一支有十余人的游击队。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斗争取得成效，摧毁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反动政权，为革命筹得了不少经费，使干部和群众都为之振奋。

不久，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叙永，游击队的同志见到主力红军，心情无比高兴。经彭德怀批准，红军给游击队赠送了五十多支枪，还派了几名红军干部到游击队工作，使原来的黄泥嘴游击队迅速地扩大为叙永县游击队。此后，中央又拨给人、枪四百多，将这支武装扩编为川南红军游击队，并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指定徐策为书记，邹风平等为委员，负责领导整个川南地区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春，中央红军离开川南，挥戈西进后，留在川南的国民党军队和肖镇南的四、五千民团，就乘机加紧围攻我地方武装。由于敌我力量过份悬殊，游击队指战员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大部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十人。在此艰难时刻，叛徒史伯康又带着一伙特务赶到泸县，逮捕了中心县委的秘书陈继光。陈继光叛变投敌后，伙同史伯康等到处追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整个泸县城乡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革命斗争，邹风平与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亚群商量决定：将川南地区的所有干部暂时转移到川滇边境的山区; 派人赴上海筹借经费; 与自贡、内江等中心县委联络，共同组成川南临时特委领导今后的工作。按照这个决定，邹风平亲自到内江、自贡等地联络，大家都赞成尽快把川南特委建立起来，并相约四月二十八日在自贡牛佛渡召开三个中心县委的联席会议。不料事不缜密，开会时间与地点被叛徒侦知。二十八日那天，邹风平等赶到牛佛渡时，史伯康为首的一群叛徒特务早已等候在那里。邹风平急中应变，临时通知大家改变计划，很快离开该地，他自己也星夜返回泸县，打算在党员卢泽民 (后被捕叛变) 家暂避。可是，邹风平刚进卢家门，史伯康等即尾随而入。此时满街警笛齐鸣，狂叫捉拿共党要犯。他赶紧从卢家的前屋转到后院，然后爬上临街的院墙，再转上街房，飞跑到城边，跃身翻上城墙。在后面边喊边追的敌人越来越近，情况十分危急。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活着，就不能让敌人抓走。于是，便纵身从城墙的缺口处跳了下去。城高沟深，漆黑的夜晚看不见地面，加上跳得过急，落地时撞伤了脊骨，身子无法直立，疼痛难忍。他脱下身上的长衫将腰紧紧缠住，咬紧牙关，顺着城墙艰难地向前走，走不动时就爬着向前挪。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毅力，竟在黎明前来到了连云洞下的一个村庄。两位好心农民把已经精疲力尽的邹风平抬到了江纳泸特区大渡口山上的黄克永家里。黄是特区委员，邹风平住在这里，有群众掩护，安全暂时有了保证，但因为缺医少药，他仍然继续忍受着伤痛的折磨。不久后的一天，他的住所又突然被反动派包围起来。幸得黄大嫂的弟弟紧急报信，由同志们在危急中把他扶至密林深处隐蔽起来才幸免于难①。

邹风平对屡遭挫折的革命形势十分焦急。由于与上级党长期失去联系，他当时还不懂得是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把革命推向险境，也不知道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已经纠正了革命的航向。但他坚决相信，挫折是暂时的，革命必胜，共产主义必胜。在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的情况下，他根据当时的实际，于五月二十九日把已经所剩无几的泸县中心县委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会，提出了暂时“解散泸县中心县委” 、“宣传抗日” 、“保全干部”等坚持革命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遂把保留下来的干部分散到云南去，坚持川滇边界的斗争①; 并派李亚群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

会后，邹风平由侯建成护送，于六月四日离开大渡口，准备到云南边境的周一戎(后发展为党员)家养伤，并在那里逐步聚集干部，开展活动。他拖着伤未痊愈的身体，忍受着难以忍受的饥饿和疲累，跋山涉水一千余里，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到达了目的地。

邹风平到周一戎家后，为了活动方便，改名为周子和。几天之后，他就按原计划派侯建成返回四川江安，迎接留居川南的干部来滇会合，共谋斗争事宜。但不幸的是，这些在艰苦斗争中保存下来的干部，又在途中被叛徒特务全部捕去。至此，原泸县中心县委所属的所有基层组织均被破坏无余。原来设想的在川滇边聚集力量，开展活动的计划完全无法实现，邹风平只好在周一戎舅父王应嵩 (镇雄第六区区长) 家当家庭教师。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一年多②。

一九三六年底，邹风平收到了李亚群的来信，说他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要邹风平“好好养病，病愈时即到上海。” 随后，邹风平又收到了党组织寄来的报纸和杂志。这一切，使他万分兴奋。他积极做好准备，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动身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党组织告诉他，党中央经过长征，已经到达陕北延安，并决定让他到延安去。邹风平高兴地再上征途，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重新建党

邹风平到延安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第五班学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他参加了由中央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的四川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分析研究了四川的形势，确定了党在四川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并指派邹风平为四川省工委书记，带领一批同志立即赴川，组建省工委，积极恢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全川的革命斗争。

邹风平等肩负党中央的重托，离开延安南下。他们翻越秦岭行至四川广元时，在一家旅馆里召开了 “广元会议”，确定了回川后的工作任务。决定现有人员分成两路，一路是邹风平、廖志高等人，直接到成都，会合早已在那里工作的张曙时、罗世文，组建省工委; 另一路是于江震、王子模和彭世荣三人，到南充建立川北工委。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邹风平等到达成都。新的四川省工委很快由他和廖志高、张曙时等人组成。

建立一个精干而安全的首脑机构，是省工委的首要大事，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决定省工委先设在平安桥街南口的一个独院里，由邹风平和廖志高、并请赵世炎的老母亲夏娘娘一起常驻机关，以作掩护。后来，省工委又迁到焦家巷，由邹风平与甘棠、赵利群三人同驻机关。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省工委能始终安全、隐蔽、在敌人的鼻子下从容指挥全川各地的斗争，是与邹风平的精细和机智分不开的。

省工委建立后，立即着手清理和整顿各地党的组织。邹风平等一方面将同延安保持组织关系的党员韩天石、陶焕馥等很快找到，给他们布置任务，帮他们建立党的组织; 一方面又对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党员进行考察，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成都党员饶孟文，在同上级党失去联系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联络同志，自发建立起“中共成华特支”，做了很多工作，对推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不少作用。邹风平对其所属成员，逐一进行考察。分别将他们重新吸收入党。川南的万敬修、廖寒非也建立了类似的自发组织，但内部情况比较复杂。邹风平等通过认真考察，吸收了其中的优秀分子，而将有问题的人予以淘汰。刘连波、刘文哲建立的组织，过去与上海党 (特科) 发生关系。邹风平为了弄清他们的情况，专程跑到武汉，通过长江局了解，然后加以接收。由于这一工作做得认真细致，既保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也使党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清理和整顿原有党组织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省工委强调要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逐步壮大党的力量。省工委领导人进行了分工，由廖志高到川东、重庆一带，于江震仍在川北，邹风平坐镇成都统筹全川并兼及川康一带。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各地党组织相继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到一九三八年春，全省党员已有三百四十人; 同年十月，又增加到约四千人。

在邹风平的领导下，省工委对宣传舆论工作十分重视，他从延安到成都不久，就将有文字工作经验的李亚群派往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以加强那里的工作;又抽调杜桴生到《四川日报》，以增强党在该报社内的力量。此外，他还经常关心深受读者欢迎、由党员创办的《时事新闻》、《星芒社》、《全民社》等新闻刊物的工作。这些报刊宣传抗日、教育群众，影响很深广。在检查和布置各中心县委的工作时，他也总忘记不了过问各地方的报纸工作。因此，各中心县委都直接掌握了当地的一些宣传舆论阵地。

对于群众的宣传教育，邹风平也很重视。协进中学是党在成都进行活动很有成绩的一个据点。为了推动那里的工作，他化名周子和，前去兼任课程，利用机会对学生进行教育，给党员上党课，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使该校被誉为“小延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对革命斗争的领导，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撤销原四川省工委，分别成立川康和川东两个特委。罗世文任川康特委书记，邹风平为副书记，特委机关仍设在成都。

当时的川康特委，辖十个中心县委、近五十个县委或特支。邹风平十分重视党员的教育和培训，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特委所属县以上干部已基本轮训完毕。每期轮训班，都仿照中央党校的几门课程开设。邹风平主讲“党的建设”和“支部工作”。

四川党组织在邹风平等人的领导下，经过曲折艰苦的斗争，学会了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为了保证党组织的安全，邹风平等领导人把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

一九四○年三月，蒋介石派康泽到成都，一手泡制了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式的“抢米事件”，使白色恐怖笼罩蓉城。邹风平等川康特委的负责人在认真检查各方面应急措施及其落实情况后，自己也立即隐蔽起来，移居乡间。尽管敌人指名要捉拿邹风平，前后曾进行了六次搜捕，均以落空而告终。在罗世文、车耀先等被捕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邹风平等疏散回延安。六月二十四日，邹风平与张曙时等随同董必武告别成都，返回延安。

含恨而死

邹风平从四川返回延安后，一面治病，一面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一九四○年底，康生在陕北公学搞试点，正式开始审查干部。他用逼供信、车轮战等办法，搞出了许多所谓的“特务”和“特务组织”。在他的操纵下，四川的地下党组织也被诬陷成国民党特务、内奸政策制造的“红旗党”，许多党员被打成了“特务”、“内奸”。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在四川从事多年地下工作、担负四川党组织重要职务的邹风平，也就成了重点追查和逼供的对象。

邹风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主动讲清自己的情况，并检查自己曾经出现过的缺点和错误。但随着康生逼供手段的不断升级，他的这种检查总难以达到要求。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终于走上了绝路，自杀了。但他并不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就在他走上绝路之前，还曾三次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倾诉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衷情。他在信里依然关怀着四川党的发展，他不希望因为他的死使国民党高兴，使托派幸灾乐祸，使自己的同志沮丧。他相信，随着革命的胜利，随着四川的解放，他的问题一定会水落石出，“终有为党知道的一日”①。

党中央对邹风平的问题非常重视，当即责成程子健和梁国令进行调查审议。程子健等经过长期认真的调查研究，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审议报告，对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全面评价了邹风平的一生，否定了康生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之后，中央又进一步作了结论，充分肯定了邹风平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贡献，彻底纠正了对他的各种诬蔑不实之词。

注释

①②《邹风平自传》。

①赵利群的回忆。

②1932年3月20日《四川晓报》。

①《邹风平自传》。

①③《邹风平自传》。

②王波: 《回忆我同邹风平同志的接触》。

①②《邹风平自传》。

①《邹风平自传》。

①②《邹风平自传》。

①邹风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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