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朱德海人物传,朱德海生平事迹,朱德海评价

Posted 2022-05-08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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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朱德海人物传,朱德海生平事迹,朱德海评价

朱德海，原名吴基涉，还用过吴永一、金道训、吴东元等名。一九一一年三月五日出生于俄罗斯东双城子道别河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吴禹世，是个农民，母亲许氏，是个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兄妹五人，他排行第二。

朱德海家原籍朝鲜会宁郡八乙面。因生活困苦，他祖父带领全家于一九○五年移居俄罗斯务农。一九一八年八月，朱德海七岁时，父亲被土匪打死。一九一九年秋，全家老小只好返回故里。当时的朝鲜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生活无着，无法度日。翌年三月，全家渡过图们江，到我国东北和龙县 (即现在的龙井县) 智新乡胜地村定居。

胜地村原叫水东屯，位于龙井县东南，距龙井县城二十华里，道路四通八达，原为清王朝的禁区，后为汉族地主董汉所有。往常越境来此居住的朝鲜农民，大都成了董姓地主的佃户或雇工。朱德海一家原靠二叔吴季默租种地主土地过活，一九二二年二叔不幸患病去世，一家的生活重担，便落在他母亲的肩上。生活困难，全家睡的是铺着几块破席的土炕，盖的是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秋天打完场，交了佃租和杂税，剩下的只有一些瘪谷，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四处拣拾谷穗、豆粒，糊口充饥。

朱德海八岁时，曾进和龙县公立第十四小学校 (四年制)读书。他性格温顺诚实，同情穷孩子。有一次，母亲为他买了一个笔记本，没几天，他把这笔记本送给了一个穷伙伴。他学习成绩好，常常受到同学和老师的赞许。他喜爱劳动，每天放学回家，都要上山打柴。十二岁那年冬天，他主动要求替哥哥吴基河去拉脚，同村里人一起，赶着牛车，往返百里外的会宁，给人运货运粮。一九二三年冬季，朱德海小学毕业，没有再上学，在家帮助哥哥和母亲种地，有时还赶车拉脚，或帮人运送烧柴。这时他只有十三岁。

胜地村是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朱德海的三叔吴元世①，在一九二九年前后，曾在这一带进行反日活动，对朱德海参加革命有过一定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春，胜地村有个名叫金光珍的小学校长，是一位革命者②。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组织讲演和开办夜校，向群众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以及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的道理。朱德海很敬重这位老师，因为这位老师使他懂得许多革命道理，懂得要怎样革命。后来，他回忆说： “当时，我常去拜望金光珍校长，从他那里知道了苏联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剥削、压迫，没有了民族压迫，也懂得了要想建成象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走革命的道路，必须打倒日本鬼子、军阀和地主。”①

从这时起，朱德海成了金光珍的助手，常常帮他站岗和做通讯工作。每到星期六，朱德海便带着《笼中鸟》、《网里鱼》、《劳动读本》和《弱肉强食》等小册子，到周围村子进行宣传，常常深夜才赶回家来。

“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即一九三○年，金光珍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要带一批骨干分子到北满去建立新的革命基地。二月的一天，金光珍把组织的决定告诉朱德海，这时朱德海正准备同勇新乡杨木顶子的一个姑娘结婚。当他听到组织要他去北满的决定后，经过再三考虑，决心退掉这门亲事，并对母亲说： “这是革命工作要求我这样做的”。他的行动得到母亲的支持。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刚满十九岁的朱德海同金光珍的家属一起，从胜地村出发，经过一个月的徒步跋涉，来到了宁安县花脸沟。先期抵达的金光珍告诉他，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已不可能实现原定在宝清设立军事训练所的计划，改为在花脸沟安排工作。他们把来自延边各地的四十多位同志，分别组成四个集体农庄，一个农庄好比一个家庭，户口也以家庭形式进行登记。朱德海被分配在缸窑沟的第四农庄，边务农边从事工作。当时，在海林有个民族团体叫“新民府”，其头目金佐镇勾结日本领事馆，破坏当地的革命活动，杀害了一些革命同志。为了发动群众揭发金佐镇的罪行，金光珍等于四、五月间组织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朱德海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宁安县新安镇时，被当地保安团包围，将他们押到一所小学校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才释放。

八月，朱德海由金光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当时正是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在东北地区推行的时期，党组织曾准备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举行武装暴动。朱德海在自己住房的地下室，紧张地印刷传单并发到各地。后因保安团不停的搜索和监视，无法继续活动，他只得随第四农庄的同志，转移到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花脸沟第三农庄。一天，总指挥黄基范派他去给宁安县旧街水田村的方同志送信，当他第二天返回时，发现花脸沟村子里到处布满了敌人。他在山里转了一天，深夜下山找到组织，才知道花脸沟遭到保安团的袭击，黄基范等两名同志壮烈牺牲，武装暴动部队转移到了马场沟。不久，朱德海根据共青团县委组织部的指示，与一位女同志扮成夫妻，到宁安县南湖头汪沟落户。后来，南湖头共青团区委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共青团区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五月，经中共南湖头区委书记全凤来的介绍，朱德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悍然发动了 “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东北军张学良部几十万军队撤入关内。九月十九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二十一日，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和组织农民反日起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一九三二年一月，朱德海任宁安县东京城于家屯共青团特别支部书记，这时他的名字叫吴东元。他与其他三位同志组成一个“家庭”，一面在董姓地主庄园干活，一面进行反日宣传活动。五月，日本鬼子占领了东京城，朱德海立即将一些党、团员和反日积极分子转移，自己一“家”留在原地，应付局面。一天，一批亲日分子闯进他的“家”里，追问村子里的青壮年都上哪里去了，问他为何昨天没去欢迎皇军进城?朱德海说： “去欢迎皇军，抗日军来了，会说我们是亲日分子，我们不干。”亲日分子说朱德海的回答是共产党言论，对他进行毒打，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并扬言要把他带到县城交给日军处置。但朱德海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情况。这些家伙无可奈何，只得把他绑在马厩里，然后离去。

当时，密山虽然是中苏边境地区，但抗日力量却很薄弱。北满特委预见到日本鬼子必然不会放过密山，决定派朱德海等十多名同志前往密山，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开辟抗日游击区。朱德海等于九月初出发，途经牡丹江、东沟、九站、穆棱等地，月底抵达密山县委所在地哈达河。根据密山县委书记朴凤南①的指示，朱德海又经锅奎、大城村和柞木台子，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在二人班落户，担任新组建的党支部书记。五、六月间，他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对亲日势力组织所谓“朝鲜人民会”的斗争。八月末，朱德海根据白泡子区委的指示，到西大林子担任党支部书记。

西大林子原有不少党员和团员，但在开展反“朝鲜人民会”斗争中，大都暴露了身分。十月末的一天早晨，正当他们忙于转移时，伪满军的一个连，由密山特务杨在官引路，突然闯进村子搜查，拿着名单拘捕共产党员。朱德海在天亮徒步去河南的路上被捕。趁敌人的警戒松弛之机，他从一个反日会的会员那里，得知吴东元这个名字上了黑名单。所以他在回答敌人的审问时，改用朱德海的名字 (朱德海，原是他在反日会证明书上用的假名，从这以后，便用这个名字) ，并说自己是小商人，是来这个村子讨债的。敌人把村子里的人都赶到场上，威胁交出吴东元等共产党员。大家虽明知朱德海就是吴东元，却都装聋作哑说不知道，使朱德海得以安全脱险。被敌人抓去的四名同志，在押往县城途中都被枪杀了。第二天，朱德海及时将遇难同志的家属转移到安全地方，然后自己寄居在汉族娄景明家里，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经过朱德海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西大林子反日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三四年，反日会已拥有二十多名会员。后来，这个组织还发展到半拉城子和穆棱河南岸一带。

反日会是党的外围组织，是由反日积极分子组成的群众团体。他们一面侦察敌情，募捐支援游击队，一面对抗日山林队①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在西大林子的北面山里，有山林队员三十多名。一九三三年十月，山林队首领冯佩华表示愿与地方反日会同志拜把子，结为兄弟。反日会会长朱德海答应了这一要求，同娄景明一起进山，与冯佩华结成了把兄弟。此后，他收编了这支山林队，使他们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一九三四年春，朱德海和几个同志居住在西大林子水田村东侧的一座小房子里，坚持工作。八月，他组织一部分同志到八十多里之外的杨岗沟盖房子，将所有的家属和不懂汉语难于开展群众工作的同志集中到了那里去。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好长时间弄不到盐，粮食也吃光了，朱德海得了严重的浮肿病。这时，密山县委得到情报，说城里的敌人将要搜山，决定将西大林子的人全部转移到二团后方留守处，只将带不走的八名孩子和腿脚受伤行动不便的妇女留在当地。这些孩子，最小的不满周岁，大的才六、七岁。他们的母亲用布条写上孩子生日和父母姓名缝在孩子衣上。朱德海再三叮咛负责安置这些孩子的反日会员，说： “最多不会超过十五年。十五年内，我们一定会回来。哪怕是遇到天大的困难，你们也务必把孩子抚养成人。”①这八个小孩现存的还有三名。其中娄景明负责抚养的那个五岁的孩子，是金汉植烈士的儿子，现在是东北工学院矿务系的系主任。

这时，朱德海因病无法继续工作。四军党委先安排他任第四军第二团后方留守处党支部书记，后安置他在勃利县小西站水田村治病。秋天，他又被安置在依兰县湖南营吉星屯的太昌洙家里。他虽然患病在身，仍与吴万福一起，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四月，朱德海接到上级指示，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与李春根一起，经由林口、密山、哈达河进入了苏联境内。

一九三八年夏，朱德海在莫斯科学习期满。根据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他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离开苏联，九月经新疆乌鲁木齐到达抗日圣地延安。此后，他担任过延安八路军三五九旅第八团特务连指导员和八团供给处指导员，并在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和中央海外研究班学习，主要研究革命的历史和形势。这期间，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认真学习了党中央指定的学习文献，特别用心精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的著作。他说： “文献里面讲的都是结合实际的革命的理论。”①

一九四三年，党中央派朱德海等参加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学校党委委员、教务委员兼总务处长。革命军政学校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大部分学员是在敌后根据地进行过抗日斗争的朝鲜义勇军官兵，一部分学员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里工作过的朝鲜族同志。校舍建在离延安十多里的罗家坪，一切费用全靠自力更生。当时，正是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党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朱德海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指示，积极开展建校工作。从一九四三年末到一九四四年初，先后来校的干部和学员已有二百多名。朱德海在学员中组织基建队，自己制造镢锹筐担，在垴畔山入口处挖修了一个很大的食堂 (兼做教室和礼堂) ，还挖出二十多孔窑洞。他组织的蔬菜队，开垦出五十多垧荒地，种上了西红柿、茄子、大葱和黄瓜，解决了吃菜问题。学校还种了谷子、豆类，解决了部分粮食供给问题; 办起了砖厂和糖厂，兼搞些贸易。冬季，他组织学员进山烧木炭、挖煤，解决取暖御寒问题; 还带领学员编草鞋、搓羊毛线、织毛袜子，做到了衣鞋自给。在这些工作中，充分显示他出色的经济组织能力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革命军政学校的干部和学员，根据朱德总司令的第六号命令，开赴东北。朱德海也随部队从延安出发，经过五台山、张家口、承德等地，于十月末到达沈阳。按照总部的决定，由他带领十六名同志于十一月抵达哈尔滨，着手做义勇军第三支队的建军、扩军工作。

早在一九四三年，晋东南解放区党组织就派同志到哈尔滨搞地下工作。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些同志在哈尔滨建立了保安队朝鲜独立大队，队员达八百多名。这是建立第三支队的基础。哈尔滨光复后，政治形势复杂，斗争极为激烈。特别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来到哈尔滨后，国民党的松江省保安队与我党直接领导的哈尔滨市保安队相互对抗，势不两立。这时，苏联红军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与国民党政府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国民党接管了哈尔滨，于是保安大队在朱德海等率领下，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撤离了哈尔滨，开到滨县蜚克图。十二月二十八日，独立大队整编为义勇军第三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六个连，共六百余人，朱德海任支队政治委员。整编后，三支队与兄弟部队配合，在滨县、木兰、通河、东兴等地，打击了李华堂和谢文东的土匪部队; 以后又在方正、延寿、尚志、亚布力一带继续剿匪，建立了以延寿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巩固了后方根据地。

朱德海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部队的整顿和训练。一九四六年初，三支队的战士外出剿匪时，发生了个别战士烧房子的违纪行为。朱德海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他说： “剿匪是件好事。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怎能去烧毁人民的房子呢?”①从那以后，这支部队的指战员无论开到那里，都非常爱护人民的财产，保护人民的财产，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朝鲜族的八路军”。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苏联红军撤离哈尔滨。第三支队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的指示进驻哈尔滨。这时，三支队已扩大到二千多人，部队政治素质很好，战斗力很强，在奉命消灭了国民党保安队，整顿和维持好社会秩序后，于七月改编为松江军区第八团，负责执行哈尔滨市内的卫戍任务。朱德海除担负这支部队的政治、军事、后勤等领导任务外，还协助哈尔滨公安局镇压了隐藏在市内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和特务。如一九四七年初，三支队逮捕“高丽人会”头目韩光洙、“韩国民主党”军事部长金元淳、“韩国青年团”的头目及特务等，并取缔了他们的反动组织。

为了克服三支队指战员中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错误思想，朱德海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向指战员进行教育，反复讲明朝鲜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国内解放战争，彻底解放全中国。朱德海领导的三支队，还派出许多干部在朝鲜族集居的县、区 (主要有阿城、滨县、方正、延寿、尚志、五常以及牡丹江地区) ，负责建立县大队和区中队，协助松江军区和牡丹江军区，肃清土匪，维持社会秩序，保卫革命成果。一九四七年，三支队又受省委委托，负责领导了这个地区的土地改革。为了满足地方上民族干部的需要，朱德海在三支队教导队办起了政治训练班和妇女干部训练班，培养了四百多名地方民族干部。现在尚在工作的不少朝鲜族干部中，有许多是由这两个训练班培训出来的。

朱德海很重视地方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对自己身边的干部说： “要想进行革命和建设，便得有掌握丰富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材。我们应当多培养这样的人材。”①在当时复杂而又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由他建议办起了不少学校，出版了《人民新报》，组织了文艺团体。一九四六年初，他建议把哈尔滨市的两所朝鲜族中学合并，搬到朝鲜族集居的尚志县后方根据地，更名为松江省立朝鲜中学，即现在的尚志中学。

朱德海很尊重知识分子，极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他十分重视提高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帮助他们克服对现实分析研究不够的偏向。在他写的一篇题为《自己充分启蒙了吗?》的文章中，强调指出我们每一个干部，要想认清事物的本质，从事科学的研究，便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接近广大群众，多学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水平去研究最好的技术，但这又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他认为，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抛弃一切俗气，置名誉地位财产于不顾，置生死于度外。”②

朱德海领导的三支队继承和发扬延安大生产的革命精神，在千里村、三棵村、铁力等地办起了部队农场，组织部队家属和职工种了八百垧水稻，实现了支队粮食的自给有余。一九四六年初，他请示上级组织了北兴公司，开办啤酒厂，还与民主朝鲜进行贸易，解决了部队的衣、鞋等生活用品。这不仅使部队的经济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部队与地方、群众的关系。

一九四八年初，松江省军区第八团参加了解放长春的战斗。同年四月，朱德海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处长。

朱德海在民族事务处工作的九个月里，除处理民族事务外，还建议出版《民主日报》和设立朝鲜族干部学校，培训了不少民族干部。同时，又组建了一支文工队，广泛进行宣传活动。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四日，朱德海参加了由吉林省委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他针对有的人借口学习苏联，提出要在朝鲜族聚居的东满(即延边)建立加盟共和国的错误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能建立加盟共和国，只能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他说，中国的朝鲜族，定居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同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开发山区，垦荒种田，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因此，只有实行党所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朝鲜族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他再三强调说： “朝鲜族的祖国，只能是不久即将诞生的各族人民的大家庭新中国。”①他的讲话，受到了省委领导同志的完全肯定和与会者的赞扬。

座谈会结束后，为了加强延边这个民族地区的领导力量，东北行政委员会取消了民族事务处，决定朱德海等民族干部到延边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朱德海来到延边，担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和延边专员公署专员。

一九四九年六月，朱德海代表延边各族人民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参加磋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九月，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十月一日，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

一九四九年冬，朱德海从北京归来。针对有人片面夸大“延边的特殊性” ，横生枝节，吵嚷不休的情况，他指出：“延边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朝鲜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一定要按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设新延边。”①他通过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学习会和座谈会，反复宣传党和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指示，畅谈朝鲜族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作斗争的光荣历史，指出了延边各族人民大团结，搞好边疆的革命和建设的规划。

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德海对地委干部说：“美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而我们延边又地处边境，为了国家的安全，我们党在当前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民族团结的工作。”他把手握成一个拳头说： “只要我们各族人民象兄弟一样，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防止敌人搞民族分裂，制造内乱，我们一定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①在那些日子里，朱德海经常深入到朝、汉族干部家里去谈心，鼓舞他们带领延边地区各族人民，团结战斗，万众一心，积极支援前线，直至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二年八月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二十九日，在延边召开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经过代表充分酝酿和协商，正式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并宣布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九月三日为自治区成立日。朱德海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主席②。他代表中共延边地委明确指出： “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边自治区人民政府是一级地方政权，根据共同纲领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决议、指示和法令，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吉林省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按照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在自治区内行使自治权利，进行工作。”③他还意味深长地说： “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延边。我们要饮水莫忘挖井人。”④

朱德海经常教育朝鲜族干部、群众，要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一九五八年，在“民族整风运动”中，由于 “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挫伤了一部分朝鲜族干部的思想感情，在一些人中又产生了对民族和祖国的模糊认识，加上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致使一些人想要外流。在这段时间里，朱德海经常到各高等院校去作报告，找干部谈话，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祖国观进行教育。同时，他还认真了解一些知识分子的生活情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九六○年春节前后，朱德海在省里参加会议。除夕那天，他主动向省委提议，召集在长春各高等院校的朝鲜族学生开会，给学生讲民族问题和祖国问题，讲时事政治，号召学生树立坚定而明确地祖国观，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光荣和骄傲。

朱德海在延边十分重视培养民族干部。他认为，这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州内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建立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紧密团结，共同繁荣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环节所在。他指出，如果我们有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从事建设的才能，密切联系群众的民族干部，特别是有了一批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就可以把区域自治推向前进。早在自治区成立之前，他就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吉林省委倡议兴办延边大学，他兼任了延边大学的校长。以后，又建议办起了延边农学院、延边医学院、延边汉语师范学校、延边卫生学校、延边财贸学校和延边艺术学校等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了大量朝鲜民族所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材和干部。与兴办学校的同时，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十分重视本民族知识分子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一九五六年六月，延边医学院院长、教授卢基舜博士因病去世，他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为卢基舜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件事在延边的知识分子中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还有计划地对一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进行培养，分期分批送他们到党校、大学和工农速成学校学习。一九五七年，他在延边大学还办起了老干部文化学习班，经常鼓励朝鲜族干部要克服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虚心向汉族干部学习，很好地学习汉语。他还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在中央民族学院增设朝鲜族班。经过几年努力，到五十年代中期，延边就已经实现了干部民族化。

朱德海在大力培养朝鲜族干部的同时，也积极培养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干部。他认为，州内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是相对的“少数民族”，要求朝鲜族干部和群众多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他一面努力培养延边地区的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一面几十次建议省有关部门多派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来延边工作，并为他们创造各种有利的工作条件。

在农村，他根据朝鲜族农民和汉族农民的特点，提倡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办民族联合生产队，以便互相学习，全面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朱德海的倡议下，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共延边地委作出《为纪念“九·三”，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与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成立而大规模开展民族政策宣传的决定》，规定每年九月为民族团结宣传月。此后，全州每年九月都要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广泛深入进行民族政策教育，检查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召开民族团结模范代表会，表彰先进，宣传民族团结的模范事迹和先进人物，从而不断增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在延边工作的十七年间，朱德海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繁荣了民族经济，发展了民族文化教育，尤其是为提高朝鲜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开办各级学校和业余教育，到一九五二年普及了小学教育，一九五八年普及了初中教育，并在青壮年中扫除了文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朝鲜族知识分子。

朱德海为发展延边的农业生产，在不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因地制宜的重要措施。如必须在提高单产创造高产的同时，有计划地开挖水源，扩大水田，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 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 必须搞好护林防火，倡导合作造林，根据气候条件，大量栽种果树; 必须开展有销路的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促进城市和农村的物资交流; 培训农业和特种作物的技术干部，在农村设技术推广员和技术研究小组等。他强调指出，完成好这些任务，是组织农民有步骤有计划地稳步走上集体化的道路的途径。

延边是老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互助组。朱德海来延边后，听说金时龙互助组有个别人想退组，便来到英城村，讲解互助组的优越性。一九五三年合作化运动刚兴起时，他又来到英城村蹲点，帮助金时龙制定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具体方案，办起黎明集体农场(高级合作社)。这是吉林省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成了推动全省和全延边的农业合作化的榜样。对于汪清县百草沟那样的偏僻山区，由于土地分散，怎样走合作化的路，他亲自去那里作调查研究达半个月之久，走访了每家每户。在加强思想教育和帮助解决一些具体困难的同时，为他们制定了因地制宜的农副业生产初步规划，使他们看到了发展农业的光明前景。

在水利建设上，为了解决延边最大的河流——海兰江水量逐年枯少的威胁，朱德海同有关部门的人员一起，到现场勘查，大胆提出了 “西水东调”的设想，把第二松花江支流古洞河的水引入海兰江。以后，他又要求有关部门在海兰江和布尔哈通河上游修起了亚东水库和安图水库，并且选定了水库的地址，帮助制定了施工方案。安图水库是延边最大的水库，储水量达四千七百万立方。这两个水库的建成，从根本上解决了延边各地用水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朱德海还大力推行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他经常说，延边的耕地大多数是山坡地，水土保持搞不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在平原、丘陵地区大力植树造林，以彻底改变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 ①他提倡农林并举，绿化延边的荒山秃岭，绿化整个边疆。他形象地把一棵树比喻为一个水库，提出要“穿鞋，带帽，扎腰带”。他亲自制定全州的植树造林规划和绿化规划，并拜果农崔日鲜老人为师，把他栽培苹果梨的方法推广到延边各地。龙井果树农场、延吉园艺农场和大苏苹果场的建设方案，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制定的。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总理来延边视察时，对荒山秃岭的“穿鞋，带帽，扎腰带”称赞不止，连声说这个办法很好，并指出，治山治水要有个规划，一定要保护森林，坡坡岭岭都要栽树，要为子孙后代着想②。

朱德海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敢于大胆反对和制止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农村刮起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认为这些做法不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九五八年，自治州有个领导干部下到延吉县 (现在龙井县) ，大搞所谓“拔白旗”运动。朱德海知道后教育他说： “不懂农业的人会做出蠢事来。”①在州委的一次会议上，他针对安图县是山区的具体情况，提出： “安图县是不应以粮为纲，应以发展林业和畜牧业为主。”②有的同志认为这一意见违背党中央的方针，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那年，中央在青岛召开了民族工作会议。当一位领导干部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经济指标，让他表态时，他沉思良久之后，感到这种作法有悖于党和毛泽东的教导，没有表态。对于农村搞平均主义刮起的“共产风”，他认为必然会使社员的生产情绪低落。一九五九年，他来到延吉县智新公社进行实地调查，针对大办集体食堂的情况，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食堂要“有条件办，无条件不办; 自愿办，不自愿不办; 有利于生产办，不利于生产不办”。他对报社报道办集体食堂的优越性表示异议，当面对记者说：党报要实事求是，不应有脱离实际的虚夸的报道③。他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 “共产风”，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延边比其他地区损失较少。

正因为坚持原则，坚持按党的实事求是方针办事，朱德海曾一度被戴上了 “右倾”的帽子，并在“民族整风运动”中，错误地遭到了批判，使得他一段时间无法工作。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纠正“民族整风”中“左”的偏差，一九六二年六月，党中央派周恩来来到延边。朱德海陪同周恩来先后视察了延边农机厂、延边三所高等院校、长白公社新丰大队和图们市，详尽地汇报了延边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育和鼓舞下，朱德海迅速放下包袱，重新大胆地工作，充分体现他对革命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在国民经济暂时处于困难时期，朱德海狠抓《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即六十条)的贯彻执行。他反对只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和乱发号令的工作作风，提倡干部下到农村调查研究，听取意见，根据延边的实际情况，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他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从来不从本本框框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他带领调查组下到延吉县依兰公社柳菜大队，蹲点两个多月，同干部、社员一起坚持调查研究，帮助这个大队建立了“四固定” (固定劳动力、固定土地、固定牲畜、固定工具)、“三包” (包工、包产、包财务) 、“一奖””制度，实行了定额管理，并采取公有公养、公有私养、私有私养的耕牛饲养管理办法。这些措施经省委批准后，由州委下发文件，推广到了延边农村各地。

延边黄牛是我国役畜中四大优良品种之一。当时延边的机耕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农村耕地和运输基本要靠黄牛。但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黄牛饲养不好，瘦弱多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为了解决役牛问题，朱德海同基层干部、饲养员和老农一起，就黄牛的饲养管理制度、饲养形式、饲养员队伍的建设和加强领导等问题，制定了一套办法，并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写成《关于延边黄牛问题的调查报告》，呈送省委。在一九六三年召开的全州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又就牲畜、粪肥、种子等问题作出了三项规定，具体提出了有关牲畜的饲养形式、饲养管理、使役、繁殖等要求和措施。一九六四年秋天，他在珲春县马川子公社五二大队蹲点，又提出了关于兴建标准牛舍的问题。一九六五年夏天，他直接指导这个大队烧出红砖，盖成了一座五百平方米的牛舍。他总结经验，绘制标准设计图，然后在图们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把这种牛舍推广到整个延边地区。通过这些有力措施的贯彻执行，延边黄牛由一九六三年的五万头，增加到一九六八年的十五万八千多头，其中一级以上的黄牛占百分之五十，创造了延边黄牛总头数的历史最高水平，发展速度居全省第一位，不仅满足了本地区的需要，每年还支援兄弟省、兄弟地区公牛一千多头。

朱德海在自治州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延边的每一个农村，最熟悉农民的要求和希望。他反对干活“大帮哄”，经常说： “现在 ‘放羊’ 的地方不少，越放羊越不行。平均主义使人都变懒了，不劳动了! ”又说： “成帮成伙 ‘赶羊’ 式的劳动方法，我就看不惯”，“采取 ‘赶羊’ 办法，只能向中间看齐，谁也积极不了。”①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克服平均主义，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九六四年，他到汪清县西崴子第九生产队蹲点，总结了 “包工到户”、“三年不变”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并且提出： “土地和劳动工具由生产队包给个人，这样，负责性加强了，领导不被动。地不要交给一个人种一年，让他一连种上几年。因为头一年铲干净了，第二年就省工，原定工不变，这就能激发社员的积极性和作业质量。”②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些措施未能在全延边彻底实行。

朱德海从延边的生产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他认为，科学实验对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他不仅很重视崔竹松、吕根泽、柳昌根等劳动模范的科学实验，自己也在延吉县(现在龙井县)东盛公社英成大队搞了块科学实验田。在他的倡导下，到一九六四年，在全延边五千多个生产队中就有三千多个队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有一万八千多名基层干部、老农和知识青年参加了科学实验活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德海作了《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发言，把延边农业科学实验的经验介绍给全国。

朱德海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从来不搞特殊化，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刻也不可脱离群众，我们只能为群众谋利益，决不可当官做老爷。”①每年，他除了开会，绝大部分时间蹲在基层。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全会结束后，组织上给了他一周左右的休息时间，然后参加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但他利用假期赶回延边，向州委传达了中央全会的精神，然后又下到珲春县农村四、五天，在家只呆了一天，便又启程赴京了。他认为下基层为的是工作，不应给群众添麻烦，一贯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他在珲春县马川子公社五二大队蹲点时，大队为他准备了鸡蛋和其他菜肴，都被他谢绝，每天同房东老人一起吃饭。他常说： “当领导的放下架子，打掉官气，平等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于群众之中，只有这样，群众才会向你交心，才会把你看作是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朋友。如果你同群众吃两样饭，就不能说一条心的话了。”①

他十分关心群众，为群众解决了许多困难。一九五一年，延边成立供销社，他要求搞供销工作的同志密切注意各族人民的特殊需要，连老人们爱穿的鞋子也不可忽视。一九五七年夏天某个晚上，天宝山铜矿有位工人身负重伤，救护车开到朝阳川时出了故障。护送人员到处挂电话，找不到车辆，最后只好挂电话给朱德海。朱德海从熟睡中醒来接过电话，立即让警卫员派车。当警卫员和司机来到车库时，朱德海已等候在那里了。他叮嘱司机把车开稳开快，让警卫员告诉延边医院采取急救措施。由于治疗及时，这位工人才脱险得救。象这样的事不至一件两件，他用车子护送过无数负伤的工人、生病的农民和办急事的干部。

朱德海对干部说，关心群众生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地处长白山高寒地区的安图县二道公社奶头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至今津津乐道地谈着朱德海给他们带来党和政府的关怀的情景。一九六一年秋季里的一天，朱德海来到奶头大队了解高寒山区社员的情况。他听说这个大队刚刚搬来了八户汉族社员，便先去一家一家地访问。他说： “汉族同志的生活习惯同我们不一样，我们首先关心他们。”他也到朝鲜族社员家庭访问，并把全体社员请到一起促膝谈心。他了解到这里一没装电灯，二靠人力捣米，三无医院治病，看病得往返一百三十多里路去公社医院，便把这些问题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不久，州委派人送来了医生和发电机等，为这里的群众解决了困难。翌年，他重访这个大队时，群众很感谢他，把一头小野猪悄悄放进他的车里。朱德海回到延吉市后才发觉，忙命警卫员把野猪送到宾馆招待客人。

朱德海从来不接受礼物。五十年代初，他参加新疆、西藏自治区庆祝活动归来时，主人送了他许多礼物，其中有两块高级手表。有的人认为这是送给私人的，劝他留下自己用，但他执意不肯。他说： “这是公家的东西，怎能个人占有?”困难时期，组织上想给他一点物质上的照顾，他断然拒绝。有关部门决定为他修住宅，他坚决反对，还说： “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如果今天接受照顾，明天要求照顾，后天就会强调照顾，渐渐就会贪图安逸，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就提不到革命了。”①朱德海对群众关怀备至，对自己的家属和亲属却要求得十分严格。他说：领导干部只有为人民着想的义务，丝毫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权。他有一个侄子，高中毕业后，由于身体条件不能报考大学，一直在家待业，希望他帮助找一个适合的工作。他对侄子说： “这种事只能通过组织来解决。你身体不好，应安心养病，家有困难，我来帮助就是。”②朱德海不仅这样严以律己，并要求州委其他领导同志也要这样做。

朱德海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他说： “我们为人民服务，即使办了一百件好事，只要有一件是错的，便应该检查。”一次，他的车子在夜里经过龙山大队时，后轮碾死了社员的一条狗。他知道后，感到很难过，自己拿出三十块钱，让秘书专程送到龙山赔偿，并赔礼道歉。

朱德海既是一个求实的人，又是一个苦干的人。一九五二年以后，他担任州委书记、自治州州长，又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吉林省副省长、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州政协主席，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十分繁忙，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都不得空闲，甚至在饭桌上也要接待干部，常常是边吃边谈。他的身体并不好，有胃炎和高血压病，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的工作。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他在农村参加“社教”，由于长时间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身边的同志和组织上曾多次劝他回去养病，可是他怎么也不肯。最后没办法，由省委做出决定，要他去治疗。直到省委把决定送到他手中，他才离开了敦化农村。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海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他们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给他强加上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特务”、“卖国贼”、“叛徒”等种种罪名，妄图把他打倒。朱德海同他们的诽谤和迫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外地来了不少的“串联队”，到处煽风点火，矛头指向了各级党委。看到这种情形，朱德海很气愤地说： “他们来干什么?不是搞乱了吗! ”当时，有的领导拿出江青的“指示”，向他请示。他明确地表示： “江青说了不算，江青的话不一定对，她代表不了党中央，错了她自己负责，我们还是听中央的。”一九六七年初，所谓“夺” 《延边日报》社领导权的事件发生时，有些人逼他表态。他严肃地指出： “《延边日报》是党报，报社的权不能由某个群众组织随意夺! ”

党中央和周恩来一直关心并保护朱德海。一九六六年九月，周恩来派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和马明方来到延边，向州委传达了中央关于保护朱德海的指示。一九六七年春，周恩来又对有关部门的领导说： “朱德海同志是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我党的优秀党员和优秀民族干部。应该让他继续跟随毛主席干革命。”①周恩来的这一重要指示，完全体现了延边自治州各族人民的愿望。但是，林彪、江青对抗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派出自己的亲信来到延边，百般煽动打倒朱德海。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到四月，周恩来多次督促沈阳军区将朱德海转移到北京加以保护。四月十八日，朱德海离开延边到达北京。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一伙疯狂对他进行中伤时，他在北京写信告诉家中说： “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和群众会正确处理我的问题”。他表示，如果组织上让我回到延边，我一定服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下达了第一号《命令》。朱德海与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一起，突然被疏散到湖北省五三农场。在恶劣的条件下，朱德海依然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论晴天雨天，都与职工一起，坚持在农场的蔬菜队和糖厂劳动。职工们信任他，都叫他朱伯伯。

朱德海在湖北期间，江青及其亲信又派人到农场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朱德海在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右上肺癌手术，三月一日转到湖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住院。在这期间，他们仍然逼迫朱德海认“罪”，采取各种恶劣手段，强加种种罪名，致使朱德海的癌症进一步恶化。一九七二年四月，朱德海亲笔给周恩来写信，一方面汇报自己的病情和个人历史，一方面迫切要求中央早日给他下结论。信中最后写到： “现在我唯一的希望是中央专案组直接了解我的问题的调查情况，早日给我做出历史问题的正确结论，使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党的事业奋斗余生。”

朱德海在弥留之际，仍然相信党和群众会正确处理他的问题。他对爱人金永顺说： “你要相信党和毛主席一定会对我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他给子女留下遗书，要他们永远跟党干革命，永远忠于党。他对子女说： “有了党和毛主席，才有新中国，才有你们的今天。”这就是一个无限忠于党，无限信任党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广阔胸怀。

周恩来接到朱德海的信后，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派人到延吉调阅朱德海的案卷，并在批示中指出： “如果所写情况经调查属实，即应结案，恢复朱德海过党的生活。”①中央组织部于五月十四日派人来到延吉，对朱德海的全部材料进行了审查，传达了周恩来五月六日对朱德海信件的指示，要求地方组织抓紧进行朱德海问题的复查结案工作。

六月二十日，周恩来指示湖北省委，尽最大努力延长朱德海的生命。这时，朱德海的病情更加恶化，心脏跳动已十分微弱。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晚九时十分，朱德海怀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愤恨离开人世，享年六十一岁。

朱德海逝世后，中央组织部再次派人对朱德海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写了报告，并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是，“四人帮”及其亲信仍然大耍阴谋，设置障碍，不仅不给朱德海洗刷“罪行”和公开恢复名誉，反而继续打击和诬陷。

但历史是公正的。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们诬陷朱德海的阴谋也跟随破了产。一九七八年六月十日，根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中共延边州委作出了为他恢复名誉的决定，彻底推翻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六月二十日，州委隆重召开大会为朱德海平反。

巍巍长白山，悠悠海兰溪。

山河依然绣，同游难再期。

别来日月转，伏虎报君知。

是非重颠倒，政策喜落实。

沉冤终昭雪，生者得安慰。

君绩有公论，户户竟传喻。

伟哉总任务，壮哉新时期。

四个现代化，各族绣手跻①

。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延边人民在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高度评价了朱德海在延边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指出：朱德海同志是很有党性的同志，是个有贡献的很好的同志，他在延边是很有影响的。朱德海的一生，是光荣的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优秀民族干部，是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

作者附记

本文资料的来源，除注明出处者外，还先后在中央组织部、黑龙江省党史研究所、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吉林省委档案室、宁安县委、密山县委、延边档案馆、延边历史博物馆、延边日报社等单位，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档案材料、各种报纸和访问记录; 还在北京、太原、延安、武汉、易家坡(五三农场)、广州、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汤原、尚志、密山、宁安、延边等地调查访问了朱德海同志的亲属、生前的同学、战友和知情者吴基河、陈钟国、申东奎、南春善、池若俊、冯佩华、太昌洙、马相友、文正一、黄光学、萨空了、刘成光、刘孝礼、钟子云、黄戴然、金明、权宁夏、李锅龙、朴允赫、李贤俊、赵庆衡、金容文、朴海龙、彭光烈、张明和、刘小末等人。

注释

①吴元世是1930年延边“五卅”反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运动失败后,转移到宁安一带继续进行反日斗争,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密山县平安镇被捕牺牲。

②金光珍,又名金垠,1902年1月生,为原和龙县光开乡光昭村人,很早就参加了朝鲜共产主义团体,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密山抗日游击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后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参谋处长、第八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7年12月牺牲。

①《朱德海自传》 (1971年11月3日),未刊稿。

①朴凤南,原名金万兴,又名姜哲山、吴万福,1907年3月4日生,原系和龙县开拓里普成村人,曾参加早期朝鲜共产主义团体,于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宁安县委宣传部长、中共密山县委书记和抗日联军第四军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1936年3月英勇牺牲。

①山林队,原是由多数贫苦破产农民自发组成的武装队伍。“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中的多数曾经程度不同的参加过抗日斗争。

①1981年11月22日访问娄景明记录。

①1982年1月5日访问朱红星记录。

①1981年9月29日访问崔东光记录。

①在哈尔滨的原三支队部分同志回忆朱德海同志座谈会纪要 (1981年10月28日)。

①1982年4月9日访问崔采记录。

②1946年5月6日《人民新报》。

①1981年10月13日、1982年2月11日访问金世均、池喜谦记录。

①田仁永:《回忆朱德海同志》 ,1978年6月16日《延边日报》。

①崔林: 《发扬光荣传统,搞好民族团结,把延边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1982年8月26日《延边日报》。

②1955年1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经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为自治州,改自治区主席为自治州州长。

③《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 (1952年8月) 。

④1978年6月23日《延边日报》。

①《朱书记在林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59年3月10日)。

②197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①1982年4月9日访问崔采记录。

②1981年12月17日访问金明记录。

③田仁永: 《回忆朱德海同志》 ,1978年6月16日《延边日报》。另见1982年11月10日访问金永奎记录。

①1982年11月11日访问金明汉记录。

②1982年11月15日访问李仁鞠记录。

①金永顺在朱德海平反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6月23日《延边日报》。

①1981年9月25日访问朴甲成记录。

①1978年7月22日《延边日报》。

②1981年9月1日《延边日报》。

①1982年9月1日《延边日报》。

①中共延边州委: 《关于朱德海同志冤案的调查报告》 (1978年6月10日) 。

①宋任远: 《怀故友朱德海》,1978年6月22日《延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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