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陈昌人物传,陈昌生平事迹,陈昌评价

Posted 2022-05-08 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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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陈昌人物传,陈昌生平事迹,陈昌评价

(一)

陈昌，一名章甫，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四日生于广西梧州。八岁，随父母回到故乡旧居——湖南浏阳土桥炭坡陈家大屋。

陈昌先在其叔祖所设蒙馆中念书，后就读于附近的金江高小。陈昌容貌俊秀，聪敏好学，善长诗文，尤擅演讲，颇为师友所重。十六岁毕业，因贫辍学，在家务农。次年夏，考入湖南全省中路师范学堂。翌年，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学校，不仅校舍宽敞、图书丰富，且拥有一批思想开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学生多系家境贫寒、学业优秀的农家子弟，生活朴素，学习勤奋，故校风良好，为他校所不及。有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加之不收学宿膳费，免去了经济上的顾虑，陈昌更专心一致地刻苦学习，自强不息。课堂之外，不是在阅报室读报，就是在自习室读书，往往读至学校熄灯，才回寝室睡觉。他在日记中写道： “人不能天生聪明也，发愤就是聪明。人一知之，吾十可知也，人十知之，吾百可知也。”他好学兼深思，读书思考有得，必记之笔记。遇有特别喜爱的文章，辄整段摘录，不惮烦劳。尤重实践，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先生，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 “阅熊、肖、陈三生笔记，均有长进。焜甫多记读书讲论所得，子升多记思虑所得，昌甫多记行事所得。一重博学，一重深思，一重力行。”陈昌重气节，轻财货，见义勇为。他常说，“赴义恐后，见利莫先。” “为人要以事为目的，不要以钱为目的。”当时在一师教授历史的黎锦熙先生，对他和毛泽东曾有这样的评语： “在润之处观其日记，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其为师长见重如此。

一九一四年春，毛泽东来到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英姿勃发的进取精神，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学习态度，以及他那不平凡的才具、胆略，都使陈昌无限钦敬。时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等，也在一师读书，他们都是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就成为声应气求的挚友。他们时或同去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家中，讲求治学或为人处世之道;或时聚于岳麓山畔、爱晚亭中，纵论天下大事，臧否人物。毛泽东纵横捭阖的雄论，深刻精辟的见解，常使陈昌心胸豁然开朗，受益甚多。

那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图谋恢复帝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侵略，企图变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湖南则处于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的统治之下，革命人民惨遭屠杀。加之兵连祸结，苛政如虎，湖南人民生活于水深水热之中。面对着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满怀忧愤。中国如何能富强起来?如何解除人民的痛苦?为了求得正确的答案，他们对明末乃至近代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家学说，无不网罗，认真研读，从中撷取有益的东西。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他们都成为《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新青年》上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给他们思想以极大的启发。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他们——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青年》上所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陈昌在探索真理的程途上，向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跨进了一步。

为了将来能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们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他们有意地实践孟子上的一段话： “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大雨滂沱，赤膊冒雨跑步;寒风凛冽，单衣短褐当风而立; 炎夏烈日当空，赤膊在骄阳下曝晒?咕＝性蹲恪⒂斡尽⒌巧降榷嘀窒钅康?锻炼。陈昌毕业以后，虽不能如在校时那样锻炼了，但仍有意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如外出遇雨，坚持冒雨步行，不乘肩舆。

和在金江高小一样，陈昌的演讲才能名闻全校。每日清晨或傍晚，同学们常见他独自一个跑到猴子石旁，面对湘江，大声练习演讲，如对千百群众一祥，风晨雨夕，恒未中辍。他声音宏亮，演辞逻辑周密，说理辟透，且极富文采，加之顾盼神飞的丰采，俱令听讲者为之心折。时学校经常举行各种活动，如成绩展览会、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运动会等，陈昌常是辩论会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人称雄辩部长。他的富有感染力的演说才能，后来成为他在革命斗争中的锋利武器。

(二)

一九一五年秋，陈昌于第一师范毕业，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担任级任。年末，返回家乡。十二月，袁世凯在各地所谓劝进声中宣布：明年改年号为“洪宪元年”，定于元旦正式即皇帝位。陈昌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除夕的日记： “今日是民国四年之末日，或谓乃共和之末日。今日可恋，今日可悲。呜呼一去几时归，烈士空劳举世悲，沧海桑田成幻影，万民齐上帝王徽。”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和惋惜，以及对袁世凯称帝的憎恨。

当时袁世凯拥有军事实权，为帝国主义所支持。在他称帝前后，为了装璜门面，也曾学历史上夺国奸雄的样，玩弄所谓“收揽名流”的把戏。一时反动官僚政客、无耻文人，争相趋附，甚至有些革命党人也变节在袁的帐下趋之若鹜。陈昌对这种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名流”、“第一流人才”非常鄙视，他在一九一六年元月二日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 “自五七以后，始知中国之真弱，自恢复帝制之后，始知中国致弱之因。昔之士大夫，不过心死，今日一发连脸面都不要了”;“夫亡国必有一班亡国之士大夫，败家必有一班败家子。今日败亡之材料，丰富充塞九州，虽有掌火焚山者出，莫能尽此妖孽也。”他沉痛地说： “禹域虽广，举目无人，有人则有土，今既无人，土将安附?宜乎国之亡矣。” 日记中固然反映了陈昌对趋附袁氏的无耻之徒的憎恨，但也反映了当时陈昌思想的局限性，他只看到了“士”的作用，没有见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因之才会有“禹域虽广，举目无人”之叹! 当然，对于中国致弱的原因，当时的陈昌也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

陈昌预见到，袁氏虽然一时貌似强大，然终究不过是一座冰山，遇到太阳就要融化，不会久长的。当一帮士子纷纷卖身投靠时，陈昌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宁可寒窗读书，也不同流合污。他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日记中写道：“生乎今之世，不可趋时，纵令得志，能发展几何事业?不若埋头读书之为益也。”同年二月三日，即农历正月初一这天，他更写下了“处乱世，贵独善其身”的誓言，当时曾一度误传正在北京的黎锦熙被袁世凯所罗致，毛泽东于一九一五年十月九日曾致函给黎，信中说： “今方恶声日高，正义蒙尘，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时，不可急图进取。……凯臣舜，服善也，杨、刘臣莽，附势也。辩夫今之为舜欤?为莽欤?则何以自处明矣。”事后证明事属子虚，但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在政治上坚持操守，不肯随波逐流，陈昌和毛泽东是何等相似。陈昌后来成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得力助手，并不是偶然的。

然则，陈昌并非愤世嫉俗、超然物外，他之认真读书、锻炼身体，正是为了“以待有时” 他在一九一六年五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读书之要，在体察人心，留意军国，所谓居水边林下，志不忘世道民生。”又说：“ 非有强力之精神手腕者，不足以当今日之书生，故读书、体育先焉弟日夜奋张空拳、摩挲武器，良以百重强敌有待武攻之驱逐也。虽属九牛一毛，敢荒匹夫之责。”这一时期，陈昌读了不少书，特别认真研读了《通鉴辑览》。他每天去“北溪草堂读书，朝去暮归，……自朝至昃，未尝释卷，夜辄近三更。”还写了不少诗，从这些诗中，亦可看出陈昌无时无刻不以洗雪国耻、振兴祖国为念。如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八日月下怀友： “中原方逐鹿，东海又扬波，为问幽燕客，何时一枕戈?”又五月一日写的感怀诗： “唯有强权足自豪，兴邦雪耻在吾曹，挥戈直渡朝鲜峡，爱国头颅等弁毛。”

一九一六年上期，陈昌在徐特立主办的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 “此时读书颇乐，为教亦有方针。法人某氏曰：战争为一大教育场。吾亦利用之而施其教也。”他在授课时，经常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混战给中国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痛苦，结合课文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在自编的一篇教材中写道： “中国雄踞亚洲之东南，土地辽阔膏腴，罕有能比，诚世界大国也。然自清末道光以来，外交失败，丧权割地，时有所闻，……东三省已在日人势力之范围，……他若旅大割，我国失东北第一之军港; 香港让，我国失欧亚要冲之商场?饭酥性?强邻虎视，非独撤我藩篱，近且蚕食腹地，势必裂而吞之不已。诸生睹此，能不痛心。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绍祖先之丕烈，洗百年之奇耻也。愿与诸生共勉之。”

袁世凯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首义讨袁，揭开护国战争序幕。次年六月，袁世凯在四面楚歌声中死去。但护国战争后的中国，形成了更加混乱的封建割据。湖南的驱汤，也不过是由此一军阀变成彼一军阀的统治而已。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着朝云暮雨、风云变幻的混乱局面，陈昌偶尔也感到悲观失望，“愧无击楫匡时略，极目遥天空自悲。”所幸他有毛泽东这一良师益友，每当他感到苦闷彷徨的时候，只要一接到润之兄的信，他的心情就会立刻开朗起来。一九一六年元旦，他正为袁世凯登基称帝感到无比悲愤的时候，忽接毛泽东信，他在日记中写道： “读罢甚感，少去其萎靡气，故人贵有师友也。”从仅存的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六年五月陈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和毛泽东常有书信往来。毛泽东还常寄书刊给他，如《中华杂志》、《时事痛言》等。这些书信可惜都已亡佚，可以想见，必是议论时局及互相策勉之意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帮助下，陈昌始终坚定地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三)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长沙岳麓山荣湾市侧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是毛泽东、蔡和森，陈昌也是发起人之一。

早在两年前，毛泽东就有组织团体的考虑。他深切地感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联合许多有为的、勇于为国为人民献身的青年，共同奋斗，才能有所作为。第一师范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但数量毕竟太少了，必须突破一师的圈子，向社会上广大青年群中去物色，方有可能联合更多的同志。陈昌是他这一想法的积极赞助者。一九一五年暑假之后，毛泽东发出了有名的以二十八划生署名的征友启事，这一征友活动的联系人便是陈昌。启事寄到长沙各个学校，也在长沙城门口和通衢要道上张贴出来，一位女校校长收到这张启事，怀疑征友者是位登徒子，想藉此找女学生搞恋爱。于是按照启事上所写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来到一师附小找着了陈昌。经陈昌再三解释，说明二十八划生是一位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青年，老校长方才放心而去。

这种征友方式效果并不很理想，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应征者只有三个半人。于是他转而有组织团体的考虑。他和他的朋友们——约十五人内外，其中有何叔衡、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及陈昌等，经过为时两年、上百次的讨论，终于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一个革命的青年组织——新民学会，便象一盏明灯一样，在漆黑如夜的中国中南一隅——长沙升了起来。

新民学会成立后，实际上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陈昌则是这个核心的重要骨干之一。它曾团结湖南的青年和各界人民，发动了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如五四爱国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新民学会会员在运动中，都曾起了先锋作用。

从学会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学会的建设。为了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探求新的思想学说，以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主张会员多到国外去学习。因此，当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时，毛泽东极力倡导并大力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不少会员，如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等，相继到了法国?褂行┗嵩钡搅四涎蟆⑷毡尽Ｊ背虏嘤卸扇?本的计划。毛泽东考虑到国内工作的需要，学会的巩固与发展，不主张陈昌到日本去，希望他留在长沙，以学校为阵地，为学会同时也是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从蔡和森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可以知道，毛泽东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商之于他。蔡和森和毛泽东一样，非常重视学会的建设问题，他认为培养和造就人才是学会的长久之计。因此，也不同意陈昌去日本，建议陈昌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一同提携会中大事，为学会立其基础。蔡和森给毛泽东的另一封信中再次表示，希望陈昌于毛泽东在湖南时不要外出，留在长沙极力办小学。陈昌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放弃了自己的出国计划，直到一九二五年底，他始终坚守教育这块阵地，从事各项革命活动。

会员分散到各地后，为了互通情况，毛泽东以通讯方式和会员联系，并将这些通讯按内容编印成集，发给会员和少数爱读者阅读，其中重要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来在会员中间用通讯方法进行讨论。他日益明确地认识到： “学会必须是主义的结合，不可以徒然是人的聚会，感情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树立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有所趋赴。”因此，在组织大家讨论时，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陈昌的思想又向前跨进了一步，逐渐地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化。特别是，一九二○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昌是研究会的成员。在毛泽东指导下，他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及苏联十月革命情况的书籍，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促进了陈昌这一思想的转化。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五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关于学会宗旨的讨论，则是陈昌这一重大思想变化的标志。

一九二○年七月六日至十日，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蔡和森主持下，在蒙达尼连开了五天会，就会务方针——改造中国和世界，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会务方针为“改造中国和世界”大家基本同意，但在革命道路和方法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种意见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另一种意见以肖子升为代表，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以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泽东对蔡和森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同时认为“蒙达尼开会情况及会务发展意见颇关重要，是会友人应该注意的”; 决定邀集在长沙的会员开会讨论蒙达尼会上所提出的问题?嵘?毛泽东做了重要的发言，他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社会政策，认为这些都是办不到的，“只有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陈昌赞成毛泽东的见解，谈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 “以前单从贫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用布尔什维主义。”发言虽然很简略，但表明陈昌思想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四)

一九二○年七月，湖南人民驱张胜利之后，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随即开始了以建党为中心的活动。他一方面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反复进行建党问题的讨论，一方面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建党准备。这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陈昌也从北京学完国语注音回来，在一师附小教书兼一师国语注音教员。他们同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房屋内，还有两位教员也住在那里。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陈昌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生活并做饭，四家同在一处吃。毛泽东喊毛秉琴为大姐，陈昌女儿一元喊毛泽东为舅舅，相处如同家人

为开展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和何叔衡、易礼容、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大力经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陈昌也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为使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迅速普及到全省，毛泽东等还计划在各县建立分社。陈昌和宋先觉一道，在浏阳西乡建立了浏西文化分社，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己刻印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广为印发，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浏阳的传播，起了推动的作用。毛东泽知道以后，特地送给他们一副梨木刻版。

一九二一年春，根据毛泽东建议，陈昌偕陈作为等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时进步知识分子黄甫生长校。当地习俗，每年旧历正月初十，由学正主持召开一次大会，乡里头面人物都要参加。先祭孔，吃酒席，然后研究浏西三镇教育问题。这年大会，祭孔、吃酒毕，首由黄甫生报告一年来教学工作，次由陈昌演讲，历数旧教育积弊，倡导教育改革，获得进步知识界的拥护，公举陈昌为校长。陈昌为更好地团结知识界，仍推黄甫生长校，自任训育主任，一起进行教育改革。

陈昌等进校后不久，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如学生不再着长袍马褂，改着短衫。学校有数千石谷的土地，辟作了农场，学生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是读书之外，还要从事劳动生产。为破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树立“劳工神圣”思想，在学生们上课必经的地方(老师吃饭的房间前) ，竖立了一块上书“劳工神圣”的木牌。陈昌还亲率学生参加劳动。学校周围原是一片荒地，乱石堆积，杂草丛生，遇有雨雪，泥泞难行。陈昌率领学生修筑了一条环校马路，还自编了一支修路歌，教同学们边劳动边唱。原在金江高小读书现仍健在的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得这首歌词：

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

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

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

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

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大家起来，大家起来!

做一个真正的劳工!

为增加学校进步力量，并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其他各乡，陈昌又向毛泽东请求从自修大学派一些人来充任教师。随之，夏明翰、傅昌钰、潘介棠、陈飘飘等，先后来校执教。不久，又分别赴洞溪、蕉溪、枫林、上东等乡，担任各该乡高小教师，或为当地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由于浏西文化分社就设在金江高小校内，同学们可以自由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加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革命教师的循循诱导，对一些同学要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如一九二三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旅大，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金江高小同学们曾组织起来到西乡普迹镇上街游行，并且积极参加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有的同学还在作文课上撰写反对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文章。

当时浏阳各校都不招收女生，更没有女学。妇女受着封建宗法的压迫，被剥夺了读书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陈昌不顾社会的非难，排除封建势力的种种阻挠，卖掉学校农场几百担积谷，筹措了一笔经费，创办了浏阳第一座女学——金江高等职业女子学校，校长便是夏明翰的姐姐。次年，为使更多妇女就学起见，金江高等职业女子学校改为三座女校，分设在普安、崇义、枨中三镇。当西乡女学蓬勃兴起时，东乡的永和、上东;南乡的明章;北乡的乾乾等高等女子职业学校，也都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开办起来了。

陈昌等还创办了金江农民夜校，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觉悟。

为了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陈昌还组织了浏西文化促进会，自任会长，引导知识分子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陈昌等还把浏阳在省城读书的学生约数百名，组织起来，成立浏阳驻省同学会，并创办了《浏阳旬刊》，由陈昌、陈清河、陈飘飘、陈作为担任首届主编。旬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以驻省学友和小学教师为对象，内容包括国内外新闻、马列主义介绍、学术讨论及文艺小品等，曾经转载过毛泽东早期著作《民众的大联合》及李维汉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演讲辞等。由于刊物能反映时代精神，满足青年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不仅为浏阳驻省同学和小学教师所欢迎，且销行到醴陵、平江等县，在知识界中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陈昌等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浏阳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另委思想反动的邱培钧去金江高小当校长，黄甫生被迫辞职。随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也相继离校。同学们曾为此事进行过一次罢课斗争，以示对反动当局和邱培钧的不满和反抗。

(五)

陈昌于一九二三年回到长沙，此时，毛泽东由于赵恒惕省政府的通缉，已经离开长沙，毛泽东所创办的自修大学及其附属补习学校，也被赵恒惕下令解散，部分教职员在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领导下，奋起重新组织湘江中学，陈昌积极参加了筹办工作。首先组织湘江学会(即校董会) 。最初校董只十二人，即毛泽东(名誉校董) 、李维汉、何叔衡、罗学瓒、夏明翰、曹典琦、熊瑾玎、姜梦周、廖锡瑞、陈昌、易礼容、夏蔓伯。当时，经费至为困难，由校董每人出洋五十元，凑合补习学校剩余之款，做为学校开办费用。陈昌还把自己的两橱书连同书橱一起捐赠给学校。

湘江中学和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性质一样，主要任务是培训革命干部。一九二四年又增设了农村师范，为农民运动准备干部。因此，它除了一般文化课外，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引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如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为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屠杀青岛、上海工人，以及同年十月，为抗议赵恒惕屠杀安源路矿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在湘区委领导下，都曾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当时，赵恒惕有所谓四斩令(即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 ，且派军警特务，日夜在学校周围侦伺。时陈昌就住在湘江中学校内，但他毫无惧色，始终和湘江中学师生一起，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陈昌还把自己的亲弟弟陈安怀送到湘江中学学习。陈安怀在学校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毕业后被派到株萍铁路做宣传员，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时年十六岁。

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末这一段时间里，陈昌除在金江高小从事新文化运动及在长沙筹办湘江中学并在湘江中学执教外，他还先后在醴陵师范讲习所、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长沙师范(女部) 、兑泽中学等校教书。在教学中，他热情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不少学生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他好比一粒酒药子，在他所到的地方，起着革命的发酵作用。

一九二二年秋，陈昌在醴陵师范讲习所教书，团结进步知识分子、讲习所所长张啸霞一起进行教学改革，使醴陵师范讲习所第一次实行男女合校，并把顽固士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庙，辟作了女生宿舍。在教学方面，增设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科目，陈昌自任教员?苟┝诵矶嘟绞榭?如《新青年》、《解放》、《改造》等，供学生们自由阅读。

他依靠张啸霞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易足三等，领导全校师生展开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赵恒惕在取代谭延闿而统治湖南以后，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推行所谓省自治，在省县各级建立选举事务所，限期选举出省县议员。首由选举事务所伪造名册，按照名册将选票分给城乡豪绅，豪绅们即持选票与竞选者大做其交易，每张选票价一、二角至二、三元不等，演出了一场把持选务，争夺选票的丑剧。八月，醴陵开始“选举”，讲习所本应有选票六十张，但选票为劣绅——觉民书店老板刘宗感所把持，不发给讲习所。为了揭穿赵恒惕所谓选举的欺骗性，经陈昌等商议后，由张啸霞向全体学生说明真象，学生们异常愤慨，当即推易足三为代表，率领同学直奔刘宗感家，把六十张选票全部追回，当众撕毁，掷在地上。经过这次斗争，同学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进一步认识了赵恒惕政权的反动实质。

陈昌讲课最受学生欢迎，他能很巧妙地把课文同当前时局联系起来。有时讲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往往泣不可仰，堂上堂下一片唏嘘。他在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讲授地理时，有一次讲到汉冶萍公司，他从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利用汉冶萍公司掠夺我国煤铁资源，一直讲到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深刻而通俗地讲解了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最后归结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同学们听了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又一次讲到上海，他讲了上海沦为殖民地的历史以后，说道：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上海一方面是冒险家的乐园，一方面是劳动人民的地狱，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他举着地球仪，指着莫斯科的方位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最光明，那就是莫斯科。接着他给大家介绍苏俄十月革命情况，激起大家对莫斯科的向往，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类似事例很多，他的一些学生说，他们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通过教学和实际斗争，陈昌在宁乡甲种师范还培养和发展了一些党员，为在宁乡建立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一九二四年下期，在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建立了中共宁乡直属支部，代号宁觉，支部书记就是甲师的学生胡辉。支部成立那天，湘区委书记李维汉亲来参加，并讲了话。支部成立后，甲种师范成了党在宁乡的活动中心，推动全县革命斗争更加有力地向前发展。

(六)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湖南共产党员亦多参加国民党组织。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第一届执、监委员，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陈昌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他曾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改组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促进了国民党的革命化。

一九二六年春，北伐前夕，为了争取湖南境内民军参加北伐，陈昌受党的委派前往湘西贺龙部驻地，进行工作，卓有成效。

九月，湘区委派以周逸群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到常德贺龙部工作，同时在醴州举办政治讲习所，为贺龙部培训骨干(包括袁枢铭等部)，以备早日开赴北伐前线。陈昌曾任讲习所政治教官。政治讲习所共办了两个月，受训学员结业后，均派往贺龙部担任连、营指导员，成为贺部在北伐和南昌起义时的骨干力量。

(七)

一九二六年夏，党派陈昌及总工会特派员刘汉之等前往水口山，重建党的组织及工会，深入开展工人运动。陈昌还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负责筹备建立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

水口山矿是我国最大铅锌矿，约三千多工人，是湖南经济命脉之所在。清末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压榨下，工人生活极其痛苦。一九二二年，党派蒋先云等去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大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赵恒惕也更加凶残地摧残水口山工人运动，派军队一营进驻水口山，封闭工人俱乐部，追捕工人积极分子，解雇一千多名工人，蒋先云被迫离开水口山，党组织遭到破坏。

陈昌等来到水口山后，首先重建了党的组织——中共水口山县委员会，由刘汉之担任书记。十二月，湖南区委派何寅修(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来水口山担任县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一月，县委改为地委，仍由何寅修担任书记，地委下设九个支部，工会和工人子弟学校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由刘汉之担任，陈昌、刘汉之俱为地委委员。同时，陈昌也筹建起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自任书记。

党委成立后，即着手成立工会的筹备工作。他们一面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发动; 一面组织工会筹备处，向矿方提出恢复一九二二年大罢工时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发清欠饷，容纳失业工人，释放在押工人，赔偿工人俱乐部损失等要求。矿局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首先他们收买工贼朱科益、戴子和组织所谓“同乐会”与工会相对抗，同时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陈昌等在群众中的威信。陈昌、刘汉之等领导全矿工人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揭露了他们的工贼面目，指出“同乐会”的非法性质，使他们的阴谋很快地破产了。继之，他们又指使朱科益等率领一批歹徒，手持钢钎、斧头，闯至陈昌住处，假借工人名义，反对成立工会，胁迫陈昌等离山。以后，甚至派人暗杀陈昌等。但暗杀者俱被在暗中?さ墓と?秘密组织的义勇队拿获，押送至正在召开的湖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处理。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和革命形势所迫，矿局当局不得不承认工会提出的条件。

九月七日，矿工举行工会成立典礼，除工会会员六千余人全部参加外，附近商民协会、砂船工会、湖南第三师范学校，以及衡阳、衡山、安源等地工农团体也各派代表前来参加，岳北白果农民来了五千多人。当年由一位姓康的老工人秘密保存的工人俱乐部大旗，重新飘扬高空;工会门口用松柏枝扎了一个牌坊，上书“重见天日”四个大字。陈昌、刘汉之相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沿途向群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欢声震天。游行队伍长达十里，观者塞途，真是盛况空前。

工会成立后，刘汉之兼委员长，黎海云为秘书长。为提高工人文化、政治水平，先后成立了工人师范班、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夜校等。工人夜校不仅是工人学习文化的场所，还是党组织进行活动的地方。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共产党人大都以工人子弟学?蛞剐＝淘蔽诨そ谢疃?

为巩固北伐后方，保卫工人斗争胜利果实，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工人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一九二七年二月，又举办工人纠察训练班，对工人纠察队骨干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四月份，又组织工人纠察队夺了矿井队八十多支枪，武装了自己。马日事变以后，这支工人武装会同附近农民约万余人，在党的领导下，攻打车江，计划“占领衡阳，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但因缺乏战斗经验而告失败。后来在一九二八年，这支武装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在宋乔生率领下，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湖南省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三十八条，号召湖南农民起来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斗争。十月十三日，何叔衡来到水口山，向全矿党员传达了省代表大会的精神，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水口山党组织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十二月一日，省农协和省总工会在湖南区委领导下，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他指出： “中国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对抗他们。”还指出： “湖南现在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仍由国民政府与赵恒惕余孽——土豪劣绅共同统治。他们的势力还很大。”号召大家加强阶级斗争。

根据毛泽东指示和湖南省委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陈昌、刘汉之等在水口山大力开展了农民运动，使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先后派出了大批党团员和工人骨干，到常宁及水口山周围农村进行宣传、协助组织农民协会，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止，水口山周围已建立起十八个农民协会，会员达二万余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减租减息退押、阻运禁粜，打击团防，建立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运动，实现了“一切政权归农会”。凡是成立了农协的地方，都建立了党、团组织，革命形势高涨。

为了进一步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巩固工农革命联盟，促进工农运动更加深入发展，陈昌等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第一次工农联合大会，同时组织特别法庭，公审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烟州的何遥卿和官庄的谷玉衡。大会在矿区四十八间前面大坪上举行。矿区工人和十八个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全来参加。陈昌、刘汉之等俱在会上讲了话。公审开始，农民们争先恐后上台控诉两犯罪行，当陈昌代表特别法庭宣布两犯死刑时，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次大会，大大地显示了工农群众联合的威力，土豪劣绅威风扫地。

(八)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陈昌自水口山回到长沙，参加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五月二十一日，反动军官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省工会、农会、省党校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悉被摧毁，党的组织亦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长沙陷入极度白色恐怖之中。陈昌隐蔽在长沙郊区一位亲戚家中，后来呆不下去了，又转移到附近一座名叫飞龙亭的破庙中躲藏。这期间，他一面设法寻找组织，一面读书，有时做诗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如一九二八年除夕有感： “壮志未酬身尚健,豺狼当道志弥坚。鸡鸣起舞迎新岁,披衣秉剑划长天。”表达自己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

一九二九年春，他终于接到上海党组织来信，要他即赴上海工作。在上海，他曾在一所湖南人办的群治大学教书，作为掩护，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年底，党中央军委决定派他去湘鄂西，与贺龙一起扩大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陈昌和另一位名叫李季庸的同志，带着党的指示，昼夜兼程，奔赴湘鄂西。行至澧县，被伪县长唐佑越——他从前的一个学生诱捕，押解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在法庭上，敌人用尽种种威逼、利诱等等无耻手段，企图使陈昌说出党的秘密，但陈昌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只是无言的蔑视，或义正词严的怒斥。敌人又把毛秉琴找来，企图用骨肉之情软化战士的心，但这一着也失败了，陈昌平静地对毛秉琴说：献身党的事业，是我生平志愿。今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叮嘱毛秉琴千万不要悲伤，好好抚育三个女儿，继承父志。

两个多月过去了，敌人始终一无所获，而浏阳、长沙的保释信却如雪片飞来。敌人惊恐万状，于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将陈昌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陈昌绑赴刑场时，沿途讲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之罪行，指出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就义前高呼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场群众无不为之感泣。

李季庸和陈昌同时罹难。

陈昌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在他短短一生中，为党、为国、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将与衡山湘水一样，永世长存!

毛泽东得知陈昌被害的消息后，非常悲愤。后来，他在和宋任穷等谈话时，曾经无限深情地谈起过陈昌，赞许陈昌 “是个好同志”，“死得很英勇”。对陈昌家属也非常关怀，解放以后，曾多次亲笔写信给陈昌的女儿，要她们好好照料母亲，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和工作?勾幼约旱墓ぷ手屑墓僭?们，以为生活补助之资。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党的抚育之下，陈昌的三个女儿，都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勤奋地劳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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