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郑位三人物传,郑位三生平事迹,郑位三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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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郑位三人物传,郑位三生平事迹,郑位三评价

(一)

郑位三，学名植槐，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农历九月二十日) 出生在湖北省黄安 (今红安) 县檀树乡马鞍山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中。父亲郑维翰原在黄安七里坪镇开中药店，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革命，曾任过黄安县紫云区第六乡苏维埃主席，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三年一月病逝。他有四男一女，郑位三是长子。

郑位三七岁时从郑锡云读书。郑锡云经常抨击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介绍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郑位三很受启迪。

一九一八年夏，郑位三挑着行李到离黄安有三百多里远的武昌，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他读书用功，成绩很好，生活艰苦朴素，给人的印象是“不为时俗所染，不为富贵所移，精数学，寡言语”①。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武汉后，郑位三积极地投入这一爱国运动的行列。他同其他学生一起，上街演讲、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

五四运动后，郑位三通过同乡、利群书社成员郑南宣的介绍，与书社发生了联系，因而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从此，他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太落后，不改造不行”①。

郑位三在武昌读书期间，还认识了肖楚女。在肖楚女的热心帮助下，他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在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又挑着行李从武昌步行回到老家黄安，开始了他战斗生涯。

郑位三回黄安不久，就到离家两里多路的程门畈(现为檀树乡熊家嘴村) 一个祠堂里教书。晚上，他同村子里的程绍续、程维荣、程楚光等几个失学失业的进步知识青年，到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斗争。

一九二三年冬，党的黄安工作组成立后，郑位三、程绍续等进步青年很快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不买洋货，不穿洋布，不吸洋烟，反对赌博和封建迷信，提倡剪发、放足，等等。还在青年中建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和青年夜校，进行宣传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黄安后，郑位三根据党的指示，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写标语，印传单，作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党的黄安工作组根据郑位三在斗争中的表现和他的请求，在一九二五年冬，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派遣他和吴焕先等共产党员到七里坪一带开展农民运动。

郑位三深入到七里坪及其附近的农民之中，通过开办夜校，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吴先恩后来回忆说： “郑位三同志经常利用晚上在农民中进行工作。有一天，他工作到深夜，吴焕先同志派我送他回家。一路上，他耐心地向我宣传革命的主张。他从问我家庭生活状况入手，进而谈到地主的残酷剥削，最后讲到要组织起来才能推翻地主剥削制度的道理。他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就可以把土豪劣绅打倒。”①

经过郑位三、吴焕先等人的深入宣传发动，七里坪一带的农民群众很快地组织起来了。一九二六年八月，刘家园建立了七里坪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接着，其它各区的农民协会也相继建立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冬，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黄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郑位三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从此，他参加了黄安县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正式成立了黄安县农民协会，郑位三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他根据县农民协会的统一部署，同吴焕先一起，再次深入到七里坪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黄安县委成立，郑位三被选为县委委员。不久，他又被推选为国共合作的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判决了李介仁、阮纯青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地主，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

农民运动的兴起，对豪绅地主的惩办，使整个农村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一些农民见到农会干部就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 ” “现在揭了盖子，革命要革到底。”①

(二)

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黄安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清剿”，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郑位三也是被通缉的一个。面对白色恐怖，中共黄安县委中一部分动摇分子先后脱离革命。郑位三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改选了县委，并代理县委书记。他同戴季伦、陈定侯、曹学楷、吴焕先、戴克敏等共产党员一起，“继续领导各区的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②。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郑位三根据黄安县委的决定，同陈定侯等人一道去武汉，“找党的机关取得联系，接受指示。”③他在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见到了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并向他详细地汇报了黄安县的斗争情况。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 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在谈话过程中，罗亦农还拿出 “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和中央临时政治局通告及一份鄂南秋收暴动计划给郑位三等看，要他们“立刻返回黄郑位三等听了罗亦农的谈话，明确了前进的方向，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当时虽然正值中秋佳节，但他们“已投有心思过节”②，不顾疲劳，日夜兼程，迅速回到了黄安。

郑位三回到黄安后，立即在七里坪文昌宫主持召集留在黄安坚持斗争的县委委员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吴先筹等人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拟定的武装暴动计划。大家听了深受鼓舞，高兴地说： “我们找到出路了! ”“我们有奔头了! ”③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对党中央的决议精神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制定了中共黄安县委的暴动计划，并组织了新的县委，郑位三任县委书记，吴焕先任组织部部长。

在县委的领导下，从九月下旬到十月间，黄安各区先后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举行武装起义。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拿起大刀、长矛，扛起锄头、扁担，架起土枪、土炮，到处搜捕土豪劣绅，掀起了著名的黄安 (农历) “九月暴动”。暴动农友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仅七里、紫云两区，在三、四天内便打死几十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当时，县委其他同志都分别到各区去发动群众，郑位三留在县城主持县委日常工作。县城敌人活动比较猖狂，郑位三又没有自卫武装，有些同志劝他早点转移。他说： “职务在身，不能离开。”④

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在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的疯狂进攻下，“九月暴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了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县委又决定派郑位三和戴季英等再到武汉向省委“请示工作”①。郑位三因身体不好，加上二十多天的旅途奔波，刚到武汉就病倒了，由戴季英一人向湖北省委汇报了情况。省委根据戴季英的汇报，决定组建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安、麻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派王志仁任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因病卧床四十多天，未能参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黄麻起义，但他在病中仍然很关心这次斗争。

郑位三病逾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武汉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他在武汉地下党的掩护下，隐蔽在武昌流芳岭一个老中医舒少轩的药铺里。不久，通过舒少轩的介绍，他又被转移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药店里当店员。一九二八年夏，郑位三打听到参加黄麻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已返回黄麻老区开展游击战争，便于同年七月经过长途跋涉，从九江回到了黄安柴山保。从此，他与吴焕先、戴克敏、吴光浩、吴先筹、王秀松、戴季英等在柴山保地区，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七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和黄麻地方党的领导人在柴山保的尹家嘴开会，决定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郑位三被推选为军政治部秘书长。尹家嘴会议还决定恢复党的黄安、麻城等县委和区委，以改变军队和地方党组织不分的现象，郑位三兼任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秘书长。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同年十月重建了鄂东特委，郑位三担任鄂东特委宣传委员会的委员。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搞政治宣传，日常工作是“规定宣传口号标语，撰写宣言，印刷并分发宣传品”①。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刻印标语、传单的事常由他一人承担，印好后再交给群众到处散发张贴。那时，“在黄安，我们的传单标语是贴满了各乡村的墙壁”②。他还发动部队战士，“经常三、五人组成一组，分散在鄂豫要道的凉亭、茶棚等歇脚处，向赶集的农民和行商、摊贩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军队。”③郑位三特别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根据鄂东特委的意见，对一些比较开明的上层分子争取他的中立，对于同情革命的分子则争取他们支持; 对红枪会，则派人打入其内部，争取一般成员。经过艰苦的工作，上层分子逐渐分化，红枪会成了有利于革命的武装，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九二九年春，鄂东特委举办了党务干部学校，抽调县委以下干部进行训练，每期二十余天。郑位三担任训练班的教育主任，多次向学员讲课，结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生动具体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郑位三对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非常关心，而且提出了很好的具体办法。他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和十二月先后起草了《鄂东北地区特委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和《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解决土地问题的文件，对党在土地革命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正确的说明。他还针对当时出现的侵犯中间阶级和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许多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具体政策。如，规定中小商人得享其资本企业，有营业自由权;凡豪绅反动派的家属，经当地革命团体证明无反动嫌疑者，也可以分配土地; 没收分配土地时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等等。它“是土地革命前期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中比较早的区域性的土地法令”①。

郑位三还特别关心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作为黄安县委书记的郑位三，为了贯彻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的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主持召开了黄安县七里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七里区苏维埃。接着，黄安各区、乡的苏维埃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一九三○年春，正式成立了黄安县苏维埃政府。

为了统一党对鄂豫皖边区的领导，一九三○年三月成立了鄂豫皖特委。同年秋天，在特委领导下成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至此，鄂豫皖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完全统一起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三二年十月，郑位三先后担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等重要领导职务。他在苏维埃政府内主要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为红军解决给养问题。为此，他狠抓了农业生产，并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和部队的工作人员投入生产，帮助农民抢种抢收。此外，他还发动群众因陋就简办起了兵工厂、红军缝纫厂和被服厂等军用工厂，不少地方还建立了盐厂、染坊、五金制造厂、造纸厂、铁工厂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投机商人的破坏活动，郑位三通过各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商业合作社，负责组织物资交流，开展商业贸易，还用免税、贷款、武装护送等方法，鼓励小商小贩通过各种渠道，从白区输入食盐、布匹和军用品，解决苏区军民的物资困难。

(三)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国民党军队在尾追红四方面军的同时，还在鄂豫皖地区留兵二十多万，加上数十万民团、保安队等反动武装，继续向苏区实行“清剿”。他们到处屠杀干部、党员和群众，并逼迫群众插白旗“反水” (敌人逼迫群众用白布做成旗子，插在门上，以示“归顺”，称为“反水”)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各地党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受到严重摧残，苏区处在一片混乱之中。郑位三这时留在苏区，任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并接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领导鄂东北人民配合吴焕先等领导的红军，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鉴于苏区当时的混乱情况，郑位三和苏区党的负责人沈泽民等，首先抓了安定群众情绪的工作。他说： “我们苏维埃负责人，是群众的领导者，领导越得力，群众越是多得利益。”①苏区党组织要求各级干部领导群众，配合红军打击敌人。

为了迅速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正规红军作为坚持斗争的骨干，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留下的五个红军主力团和部分地方武装，统一组织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郑位三为重建红二十五军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扩军活动。他说：目前我们“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扩大武装，尤其主要的是扩大主力。”①在省委和郑位三的积极努力下，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组成，全军共七千余人。这就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斗争力量分散的局面。

郑位三还强调建立地方武装，他说： “不仅扩大主力，而且还要扩大游击武装，……因为红军多是从游击队锻炼出来的，要扩大主力，同样要扩大游击武装”②; “我们只要有了群众，有了武装，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③因此，他以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的身分，除了领导各区、乡普遍建立游击队、游击小组外，还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和以各级党政机关人员组成的警卫部队为基础，扩编为六个游击师 (有的称独立师) ，总计五千余人。

作好边沿地区和白区的群众工作，特别是作好这些地区“反水”农民的工作，对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开始，有些同志受“左”的思想影响，对“反水”农民抓到就杀。结果造成赤白区群众的严重对立，苏区越来越小，部队和地方干部几乎搞得无处立足。针对这种情况，郑位三及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他说：要相信白区和边沿地区的群众绝大部分是好的，“群众只要有人好好的领导是不会插白旗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土地革命利益。”④因此，他提出不准毁坏白区和边沿地区群众的房屋，严禁打骂和杀害“反水”农民，对过去在敌人欺骗下做了错事的农民，只要改正错误，为革命出力，可以既往不咎。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编写传单、布告，到白区去散发、张贴，宣传反“清剿”的斗争形势和党的正确政策，号召白区群众暗地给红军送物资和情报，“使他们了解，只有斗争，搞起武装来才是办法。”①各级党和苏维埃组织按照道委和郑位三提出的要求，经过一段工作，很快安定了民心，赤白区群众对立的情绪有了很大的缓和，群众的革命热情逐步高涨起来，白区许多群众都说： “别看我们插了白旗，我们的心是红的。”②

在郑位三和鄂东北道委其他同志的积极努力下，不到半年的时间，苏区的混乱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变，鄂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各县党的组织也恢复起来了。红二十五军主力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已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苏区革命形势刚有好转的时候，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向鄂豫皖省委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省委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初作出了夺取黄安七里坪镇的决定。

当时进剿鄂豫皖苏区的敌人超过红军十倍以上，红军根本不可能夺取敌人设有重防的中心城镇。郑位三“认为红军没有攻打七里坪的条件，如不能迅速打下来，造成久攻不下的局面，鄂东北根据地无力支援红军作战。而且当时根据地内有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大批伤员、病号，治疗、生活供应都很困难，再进行大战，如再有大量伤员，更无法抢救治疗，所以他积极反对进行这次战役。但省委没有采纳位三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仍然决定攻打七里坪。”①

七里坪战役于五月二日开始，在打了四十三天后，我军损失大半，鄂豫皖省委被迫决定撤出战斗。这一战役后，敌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反扑，使苏区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红二十五军和鄂东北游击队所剩人员转移到黄安、光山和罗山交界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适应大山区的特点和敌人疯狂进攻的严重形势，省委决定部队分散活动。此后，随同郑位三一起行动的只有鄂东北道委秘书长程坦和秘书科长刘华清及一些交通警卫人员，最少时还不到二十人，斗争是极为艰苦的。这时，郑位三又染了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但他仍然和同志们一起参加战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还经常向战士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说： “多年斗争事实证明：敌人是不可能消灭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大别山的革命烈火是扑灭不了的，即使剩下几个人，我们还要战斗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②

为了加强对各路游击队的领导，郑位三经常到各县、区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当他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连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情况后，便及时地总结经验，提出建立便衣队的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便衣队是一种最有效的游击武装。他们熟悉本地情况，行动灵活、秘密，敌人很难对付。为了便衣队更快地在各地发展，郑位三在罗山卡房多次举办便衣队训练班，轮训各乡便衣队负责人。他在讲课时说： “便衣队的任务是作好群众工作，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红军一定要回来的革命形势，秘密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同时，还要侦察敌情、袭击敌人、筹集粮食物资和安置伤病员等工作。”①他还给便衣队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四位一体的活动方针，要求便衣队严格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做好保甲长的分化工作，争取他们中的一些人为红军和游击队服务。

便衣队的活动，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也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在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中，便衣队培养了一批熟悉游击战争本领的干部，锻炼了大批与红军有血肉联系的群众，供给了红军和游击队的武器弹药，打开了白区工作的门路，创造了便衣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鄂豫皖省委在评价便衣队这一斗争形式时曾指出： “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运动。”②

经过红二十五军和鄂东北游击队的艰苦斗争，在天台山和西高山地区恢复和发展了两块根据地，形势又慢慢地好转起来了。

(四)

一九三四年九月，程子华受党中央的委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他在罗山县卡房向郑位三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郑位三为了尽快地实现中央这一战略决策，当即写信给活动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说明这一情况。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向鄂豫陕转移的决定，并对红二十五军领导进行了调整，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郑位三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和鄂豫皖省委常委。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表《出发宣言》，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全国同胞要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天，全军二千九百多人，由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西征。十二月九日，部队到达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第二天，省委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建立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并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

郑位三在随军西征中，主要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住下，他就跟战士挤在一起，亲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几句风趣、幽默的故事。由于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同他接近。这就使他能及时地掌握部队的思想情绪，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西征路上，郑位三非常重视做好对豫陕边地方民团武装的分化、争取工作。当时，河南中西部地区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土围子。我军经过这些地方不时遭到他们的骚扰和阻拦。为了迅速摆脱险境，争取时间通过这些土围子，郑位三积极向省委提出开展政治攻势的建议。他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给寨主写信，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沿途勿加阻拦。他还编了一些通俗的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喊唱：“老乡老乡，不要惊慌。大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拦挡。”①经过宣传，许多围寨不仅没有阻拦我军通过，而且还在村口摆上茶水、香烟和食品，欢迎红军，使我军赢得了时间，顺利地摆脱了敌军的追堵。

郑位三对群众工作也十分重视。部队每到一地，他都找来当地老百姓和乡绅、教书先生、小商小贩等，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为了稳定群众情绪，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郑位三总是在部队到达之前，先行作好宣传工作。庾家河省委会议召开的当天，他就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说明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红军执行的政策等问题。这份油印传单“在红二十五军开创鄂豫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是位三同志留在鄂豫陕边区的一份珍贵的杰作”②。

红二十五军到陕南后，郑位三除了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外，还具体负责打土豪、筹款等工作。在他的建议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首长在组织主力红军反对敌军的同时，还派出了一部分干部和红军，分别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根据陕南的政治、经济特点，郑位三提出我党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应领导穷苦农民进行抗捐、抗税和反对抽丁拉夫的斗争，解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在此基础上，再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当时派到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战士，按照郑位三的意见，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抗捐军，开展抗捐、抗粮、抗税的斗争，逐步建立了游击队和革命政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成立了鄂陕游击司令部 (下辖六个游击师) 和豫陕游击司令部 (下辖四个游击大队) ，还有华阳地区两个游击队。游击队员达到三千七百多人; 同时还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党的特委和五个县的工委，有了数十个乡的革命政权和两个县级政权。郑位三先兼豫陕特委书记，不久改兼鄂陕特委书记。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接连打破了国民党军的两次重兵“围剿”，主力逼进西安城郊。这时，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并将继续北上的消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的率领下，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由长安县沣峪口西进，留下一个连的主力部队和一些负伤的干部、战士共六百余人，在郑位三、陈先瑞等的领导下，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的形势是很严重的，留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不仅人数少，而且分散在各地，彼此没有什么联系; 鄂陕和豫陕两个党的特委也是平行关系，没有统一领导。为了把各路武装力量集中起来，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在郑位三的提议下，两个党的特委负责人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鄂陕和豫陕两个特委合并，组建陕南特委，选举郑位三为陕南特委书记。会议还决定将留下的主力部队和各路游击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由陈先瑞任师长，原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任政治委员。根据当时敌军围攻的形势，郑位三和特委决定，我军行动方针应该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办法，在西起江口，东到卢氏，南抵汉水，北至终南山以北这个东西四五百里，南北一二百里的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主要打击地方反动民团和保安队，消灭小股敌人，避免同敌军主力作战。陕南特委的建立和七十四师的组成以及我军行动方针的确定，统一了陕南地区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为开辟陕南苏区，粉碎敌人的进攻，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此时，国民党集中了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我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红七十四师根据陕南特委确定的活动方针，在郑位三、陈先瑞的率领下，运用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先后粉碎了敌军三次大的围攻，给了敌军以沉重的打击。毛泽东后来对红七十四师的干部说：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听到你们的消息的。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①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因而对陕南苏区的进攻也较以前缓和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周恩来派李涛到陕南向特委和红七十四师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将红七十四师编为南路第二军，同时组成军政委员会，郑位三为主席，李涛为副主席。一九三七年一月，南路第二军同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在商县汇合。从此，红七十四师成了党中央直接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准备投入即将到来的伟大抗日战争。

(五)

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通知郑位三到延安开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从延安到大别山区，负责组织鄂豫皖地区人民的抗战。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他并作了重要指示，要求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自红二十五军西征以后，一直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是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郑位三到鄂豫皖后，针对红军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反复宣传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红二十八军于一九三七年底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开赴皖中、皖东参加抗战。

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战前线后，郑位三和随同他从延安到鄂豫皖的数十名干部，把留下的几十名伤病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新四军第四支队驻七里坪留守处，还以留下的一支二十八条枪的正规武装为骨干，建立了一个警卫排。经中共长江局的批准，成立了七里坪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郑位三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六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成立了鄂东特委，当时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的郑位三兼任特委书记。鄂东特委领导人民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成立了以郑位三为书记的鄂豫皖区党委。区党委根据刘少奇和中原局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决定，积极领导人民抗战，成立了独立游击第五和第六两个大队。到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第五大队发展到十一个中队、一千余人，第六大队也有三个中队、三百多人。七月，根据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放在敌人后方，向皖东、江苏地区发展的指示，郑位三同鄂豫皖区党委其他主要负责同志一起到皖中庐江县东汤池，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以新四军政治教导队的名义联合对外办公。年底，郑位三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后，郑位三又兼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他同师长张云逸在一起，领导二师部队在淮南定远、嘉山、盱眙、来安、六合等县开展敌后抗日战争，为创建以皖北、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针对皖南事变后广大指战员出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义愤，一度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不力的现实思想，抓紧部队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斗争策略，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郑位三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到李先念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战斗的鄂豫边区，参加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

郑位三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达鄂豫边区后，根据华中局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提出的“今后五师与鄂豫边区党委的任务，是整训部队，加强与发展抗日武装，严格建立各种组织与制度，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切实进行群众工作，改造政权机构，广泛地进行友军工作，并设法以适当名义向长江以南敌后地区发展，及沿长江而下，与七师联系。”①的指示，结合鄂豫边区的实际，提出了巩固边区，建立强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他说：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前一时期，把重心放在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发展方面是对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现在应该根据斗争形势，把工作重心放在组织群众，训练部队的巩固方面，边区党委在反攻前的方针应“以巩固为主”①，建立强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强调： “我们任何同志都要有根据地思想，我们部队好比是鱼，根据地好比是水，鱼脱离水是难得生存的，部队脱离了根据地也是无法长期存在的。”②他在为边区党委办的《党的生活》专刊的题词中说：“边区党委数年来完成了伟大的发展工作，现在正要进行更伟大的巩固工作。”③

为了更好地贯彻“以巩固为主” 的指导方针，郑位三强调要狠抓组织人民大多数的工作。他说： “巩固工作当前的中心是首先把人民大多数组织起来”④，“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党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⑤

鄂豫边区党委还根据郑位三的提议，作出了《关于巩固方针下的交朋友工作的决定》，要求五师部队积极开展对友军的统战工作，尽量争取边区周围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不论是正规军或地方军，不论是中间的或顽固的，都能与我们和平相处，以造成我们在将来总反攻阶段中更多的有利条件。为此，郑位三提出同国民党军队要“减少战斗频繁” ，一切不是敌、顽、我生死必争的重要地区，不妨暂时放松一些，在一段时间内同顽军作战的决定权要集中于高级领导机关。

由于指导方针正确，工作细致扎实，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边区参加农救会的会员已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多人。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边区第一次农救代表大会，郑位三在会上作了《迎接天光》的政治报告，号召边区军民作好反攻的战斗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郑位三还和边区党委其他同志一起，狠抓了边区的各项建设工作，如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整顿训练部队，进行减租减息，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领导党的整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等等。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他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领导边区整风运动时，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审查干部历史阶段，由于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的干扰，有些地方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郑位三则主张“要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①因此，区党委对每个干部经过审查都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大大增强了党的团结。

由于郑位三和鄂豫边区党委领导同志一起狠抓了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使鄂豫边区在巩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边区包括有湖北大部和豫、皖、湘、赣的各一部，解放了人口一千三百余万。我军活动的地区有五十多个县，建立了七个专区和三十九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第五师正规部队发展到近五万人，民兵达到三十多万。

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纠集二十多个师和九个游击纵队的反动武装，从四面八方向我中原解放区扑来，妄图歼灭我中原新四军第五师部队，以扫除其抢占华东、华北和东北的障碍。

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郑位三、李先念和鄂豫边区党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对付将来内战危险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①的指示，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人民，积极地进行了反内战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郑位三代理中原局书记 (书记徐向前未到职) 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辖三个军分区和两个野战纵队，组成了有六万余人的中原解放军。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包围。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至四月三十日，国民党军对我中原部队进攻达一千一百七十余次，占我村镇一千零七十二处。蒋介石还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底作出决定，要在五月四日至九日向我发起总攻，妄图一举歼灭中原解放军。由于郑位三、李先念等在获此确切情报后立即以中原军区名义发表严正声明，坚决予以揭露和谴责;加上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美方代表赴宣化店查处，才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但蒋介石并未放弃歼灭我军的企图。从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又向我中原部队进攻一百二十余次，向我进攻的兵力达三十余万，在我边区周围构筑的碉堡达六千余座，将我中原军区及所属三个军分区割成“品”字形，把我野战纵队包围在方圆仅二百余里的狭小地区，大搞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

根据这一严重形势，郑位三和中原军区领导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作准备突围的请示，一方面积极作好伤病员和干部家属的安置、转移工作。六月二十一日，中原局在关于突围问题给党中央的请示电中说： “国民党军队对我边区军事上的包围、封锁，最近已愈益加强”。“因此，我们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①党中央在复电中说：“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②郑位三和中原局党委接到中央复电后，立即抓紧突围的准备。他们首先利用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同国民党签订的《汉口协议》的规定，争取合法地转移了一千多名伤病员和干部家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使坚持斗争和最后突围的部队更加精悍。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拂晓，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原军区机关所在地——宣化店围攻，妄图在四十八小时内，将我六万余人的中原部队“一举包围歼灭”③。

为了粉碎敌人全歼我军的阴谋，党中央在六月二十五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中，要求中原部队“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如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留下部队至少万人，坚持原有地区。”①郑位三、李先念等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指挥中原部队于六月二十六日晚分数路举行突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北路的一支; 王震等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为北路的另一支;王树声等率第一纵队第二、第三旅，第二纵队第十五旅 (缺四十五团)为南路; 皮定钧率第一纵队第一旅为东路; 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一万多人原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

郑位三随北路部队，经过辗转战斗，于七月底突进到陕南地区; 其他部队也按计划突出重围，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中原部队突围战役的胜利，在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毛泽东在七月十三日给郑位三等的电报中说： “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②

郑位三由于身体不好，突围前夕中央曾打电报给中原局，要他先离开部队到延安去。但郑位三不顾个人危安，坚持要随大部队一路行动。他说： “我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不能离开部队。”③在整个突围战役中，他始终同广大指战员一起，参加并指挥部队的战斗。

中原突围到陕南后，郑位三、李先念等遵照中央指示，于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由地下党护送先后到了延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亲自到郑位三、李先念的住处看望他们，祝贺他们在领导中原突围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

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中原。突围到陕南的中原主力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奉命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等中原局领导人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先后在同年五、六月间到达晋城与中原主力部队会合。

在晋城，郑位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原中原局高级干部的整风会议。他在代表中原局作的《关于中原总结问题与整党问题》的报告中，全面地总结了中原地区的斗争。刘少奇在给大会的指示信中充分肯定了郑位三、李先念的工作，指出：郑位三、李先念的工作“一直是大有成绩的，他们的作风一贯是正派的，一般 (服从党) 来说，郑、李在中原是比较地最能代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①

晋城会议后，郑位三因身体不好，未能跟随部队行动。一九四八年秋，山东解放，郑位三由晋城到山东养病。一九四九年九月，郑位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六个代表之一，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于十月一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七)

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因身体关系，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他在养病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非常关心。他在一九五○年九月写的一首诗中说： “胜利勿忘烈士功，请将遗志记心中，终极目标共产制，大家努力莫放松。”充分表达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此后，郑位三曾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一直带病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在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中讲： “我的兴趣第一在研究工作，第二在干部教育工作”①。所以，他从一九五○年开始，就着手对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他表示：“学习意志坚，埋头拟十年，病身都不顾，荣誉放旁边。”②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他曾就农业问题、经济建设规律问题、发展科学教育事业问题和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写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和文章。他的观点，有些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采纳，有些则被某些人视为右倾。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孜孜以求，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不断努力。

郑位三为了掌握经济建设工作的规律，刻苦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他说： “不精通马列主义就不能系统的了解政策，不精通马列主义就不能系统的制定政策。”③由于对经济建设工作研究的比较深入，因而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他早在五十年代末就主张经济建设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反对脱离实际的“左”倾冒进。他对一九五八年那种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而轻率地发动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坚决反对的。他说： “万人以上的大公社以及农村食堂一开始我就不赞成”，“我不赞成报上登的亩产万斤的说法。”①郑位三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实行经济核算，他说： “为了计划法则和计划，客观上这就严重需要精确计算价值、价格，用新精神来处理价值、价格。”②他还特别强调要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他说： “按劳取酬 (劳与酬都要计算)”，“没有货币工资制就没有群众的计算价值的实践”③。郑位三还主张发展集市贸易。他在回答别人问到集市贸易的作用问题时说：集市贸易是“商品生产、零散性、地区性等特点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都需要，它对国营还有补充作用。”集市贸易“价格波动是不得已的，但不可怕，农民无怨，国家可以调节。”④郑位三这些意见是符合我国客观经济规律的，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郑位三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病逝。他逝世后，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会，李先念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悼词中说：郑位三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⑤

注释

①刘崇慎: 《郑位三同学记》(1950年2月10日)。

①访问郑南宣谈话记录(1980年5月20日)。

①访问吴先恩谈话记录(1980年7月5日)。

①②郑位三: 《红色的黄安》,载《星火燎原》第1卷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郑位三: 《黄安初期革命斗争情况》 (1960年3月22日)。安,参照鄂南的计划,组织暴动。”①

①②③郑位三: 《红色的黄安》。

④郑位三: 《黄安初期革命斗争情况》 (1960年3月22日)。

①郑位三: 《红色的黄安》。

①②《鄂东特委何玉林给中央的报告》 (1929年5月7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③王树声: 《从木兰山到柴山保》,《星火燎原》第1卷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①谭克绳等: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①郑位三: 《在鄂豫皖省苏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1933年3月29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①②④郑位三: 《在鄂豫皖省苏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③转引自程子华、郭述申等: 《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1984年6月25日《湖北日报》。

①郑位三: 《在鄂豫皖省苏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②程子华、郭述申等: 《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

①刘华清: 《忆鄂东北地区两年游击战争》,《星火燎原》1982年第1期。

②访问刘华清谈话记录(1980年8月7日)。

①老红军黄宏儒1965年5月的一次谈话记录。

②程子华、郭述申等: 《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

①②转引自程子华、郭述申等: 《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

①转引自程子华、郭述申等: 《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

①转引自《战斗在鄂豫边区》第1辑第1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①④转引自《鄂豫边区党委关于组织人民大多数的指示信》 (1944年2月17日) 。

②转引自边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 《为巩固根据地争取时间整训部队动员提纲》 (1944年2月26日。)

③《党的生活》 (整风专刊) 第23期 (1943年12月)。

⑤访问简文谈话记录 (1981年5月10日)。

①转引自《访问任质斌同志谈话记录》(1980年8月7日)。

①转引自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 《胜利的中原突围》(198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①②《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3、281页。

③1946年7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①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2、283页。

③访问蒲云谈话记录(1980年7月24日)。

①刘少奇给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陈少敏、刘子久的信(1947年12月26日)。

①郑位三1953年8月29日给刘少奇、饶漱石的信。

②郑位三1950年10月6日写的日记。

③郑位三1950年11月3日写的日记。

①郑位三1971年7月21日写的《思想汇报》。

②③郑位三: 《价值法则影响生产》(1958年8月27日)。

④郑位三1961年的一次谈话。

⑤1975年8月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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