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邓乾元人物传,邓乾元生平事迹,邓乾元评价

Posted 2022-05-07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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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邓乾元人物传,邓乾元生平事迹,邓乾元评价

邓乾元，名兴坤，化名董清，生于一九○四年五月，湖南省溆浦县新坪乡车头村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学运、农运、工运、兵运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工作。曾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武汉军委委员、红八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等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一九三四年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不幸牺牲于江西瑞金，时年三十岁。

投身革命洪流

邓乾元的父亲邓绍叶，别号迎丰，略识文字，精明能干，其母为一农家妇女，为人淳厚朴实。他家以种田为主，亦农亦商，开一爿 “迎丰商号”，经营小本生意，常年磨豆腐。由于经营有方，二十年代初，已有田地三十余亩，成了一个小康之家。绍叶有三子，乾元居大，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父母对他寄望甚厚。

一九二二年秋，邓乾元从溆浦二区高级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常德隽德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邓乾元学习勤奋，对英语很感兴趣，憧憬着将来当一名出色的翻译。学了不到两年，就能口译笔译，堪称全校的高材生。

常德是湘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湘西的革命摇篮。一九二二年，这里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反帝反封反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从此蓬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二三年上学期，邓乾元在旅常德读书的溆浦籍团员同学的帮助和启发下，冲破学校当局的重重阻挠，应邀参加了常德省立第二师范的团组织主持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基督教的宣传队。他中等身材，长得眉清目秀，红润的脸上透出一股英气，戴一副咖啡色眼镜，显得文雅大方; 且思路敏捷，能说会道。他的演技甚佳，常扮演女主角，演得惟妙惟肖，活龙活现，深得观众和同学的好评。这期间，他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及其它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联，不改变军阀混战、列强横行的局面，不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自己的美好愿望终将化为泡影。在斗争实践中，他从一个一心想当翻译的书生，变成一个热心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立志投身于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

一九二四年夏，邓乾元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委为隽德中学团支部书记。这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特委作出一项决定：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必须在下学期开学之前瓦解隽德中学，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邓乾元。隽德中学是美帝国主义者苦心经营多年的一所学校，要摧毁它，谈何容易! 而邓乾元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与学校团支部的同志们一道，利用暑假期间学校教师大都回家度假的有利时机，日夜奔走于同学家中，做同学及家长的思想工作。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揭露帝国主义者利用教堂和教会学校作工具，进行文化侵略，麻痹、毒害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 并以常德学生联合会的名义，请省学联出面，把退出隽德中学的学生全部转到其它学校。邓乾元的爱国行动，使许多学生和家长深受感动。经过将近一月的努力，隽德中学这个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反动堡垒，终于土崩瓦解了。

随后，邓乾元转入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 (湖南大学前身)学习。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选为省学联负责人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常德的国民党右派与我党争夺青年学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在青年学生中，我党、团领导的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之间的矛盾也异常尖锐，这集中表现在争夺对常德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问题上。这种斗争，在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尤为突出。该校的反动学生自从在一次学联代表大会上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争夺学联领导权失败后，经常采取打架斗殴等手段，来破坏团的组织及其对学联的领导，双方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一九二六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常德第二师范内国民党右派的一伙爪牙，趁该校团支部秘密开会之际，手持刀棒，打伤并抓走了四位党、团员同学。在反动校长张伯良的操纵和策划下，四位同学被送到常德地方法院关押，蓄意制造了震惊全省的“二师事件”。

事发之后，学校当局又借故开除了滕代远等三十多名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的学籍。接着，常德地方法院电告伪省长叶开鑫，说被他们关押的四位同学是“过激党” ，“聚众闹事” ，“伤害人命”。反动省长叶开鑫复电：就地处决。与此同时，常德的共青团组织以常德学联的名义派代表赴长沙请愿。中共湖南区委闻讯后，立即派邓乾元率十余人以省学联和济难会的名义出面，前往常德进行营救。当时，敌人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情况危急，刻不容缓。邓乾元到常德后，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到处奔走呼号，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伪法院不敢轻率判决，反动驻军亦不敢贸然行动。时值北伐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对此，常德的反动派惶恐不安，迫不及待地强迫伪法院对四位同学作出极刑处置。时间就是生命! 为了争取时间，邓乾元废寝忘食地与党、团员们商量对策，研究营救的办法，最后决定请律师出庭辩护。可是，对于这样一件生命攸关的案子，地方上那些挂牌的律师都不敢接手，唯恐招致祸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出庭辩护的律师姚某。他却提出必须先交二百元大洋，否则不干。为了把自己的战友尽快救出虎口，邓乾元四处奔波，辗转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终于凑足了这笔钱，如数交给姚律师。姚根据当时的法律条文和案情，对伪法官强加在四位同学头上的罪名一一予以辩驳，弄得伪法官哑口无言，尴尬不堪。在众目睽睽之下，伪法官理屈词穷，只好暂缓判决。是年八月，北伐军攻克长沙，贺龙挥师逼近常德，政治局势为之一变。常德驻军师长贺耀祖迫于形势，表示同情被捕的四位学生; 伪法官也只好宣布将被囚四个多月的四位同学无罪释放。这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终于以革命者的胜利而告结束。

一九二六年初，邓乾元在长沙邀集四百多名旅省溆籍学生组织了“溆浦学友会” ，以学友会的名义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他们投入革命，他被推选为总务主任 (即会长) 。他领导溆浦学友会会员一并加入了反帝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并代表学友会撰写了《本会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宣言》，刊载于溆浦学友会主办的《溆浦月刊》第一期之首。在《宣言》中，他写道： “最狡猾最残暴之帝国主义者即利用其先锋队侦探系——基督教——插足其间，以自由实行其非革命之奴隶教育，既假借名流，恐吓官吏以遂其武断乡曲，包揽词讼之兽欲; 复罗致娼妓，利用金钱以成其引诱良民，收买教徒之目的。……对此民族革命前途之障碍物，禁止爱国之帝国主义的宣传品，自不能不奋全力排诸于太平洋之外。”他号召广大群众一律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掀起“反基督教大运动”，“驱彼伧奴”;对于那些“奉迎洋人，狼狈为奸以欺吾父兄，以残我兄弟姊妹者，誓与溆民共诛之”。他还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现状和当时青年学生苦闷、彷徨的思想状况，写了《解决“前途茫茫”的两条汽车路》，明确地提出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才能拯救濒临危亡的祖国，中国人民才能从受剥削受压迫的绝境中解放出来。他写道： “学生的使命是要替社会谋利益的，单只为解决个人生活而求学的人，便不是真的学生，是人类的米虫。” “学生最宜注意的就是看社会上需要甚么?然后学生给他们找起来，才是学生应尽的责任。那么，现在社会到底需要什么呢?若果我们放眼一看，便可见整千整万的饥民正在惨风凄雨中嗷嗷待哺。再看乡村中不知觉的极困苦极可怜的农民，虽日夜不辍的耕作，也是朝不保夕的，所以妻离子散。更有工厂里一日做近二十点钟工作的工人，等到血汗出尽，便驱出工厂以外，绝不会有人顾恤的。” “中国处此半殖民地位，事事被外国人奴视，而我国的军阀，由是甘心受人指挥——干他继续不断的压民政策，‘二七’、‘五卅’便是两个实例。由以上种种的情形看来，我们纵少已经看见社会上的需要是打不平了。” “到底怎样才可以使经济问题解决呢?据我的意思，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条路。”他的精辟论断，象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涟漪一样，打动了青年学生的心，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这年暑假期间，旅省的溆浦学生和党、团员纷纷回县，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开展农民运动。“打倒帝国主义! ” “打倒军阀! ” “打倒天主堂! ”的口号震撼大地。随即，天主堂被捣毁，神甫被赶走，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溆浦城乡。

领导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冬，邓乾元与刘英等一道赴武昌两湖党校学习。结业后回长沙。是年底，由湖南区委派赴汉寿，以省委特派员和中共汉寿特支书记的双重身份，负责筹建汉寿县委，指导以农运为中心的各项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继任汉寿县委书记。在以他为首的县委领导下，汉寿县各级党团、工会、农协等组织迅速发展，斗争土豪劣绅、减租退押、清理公产、封仓平粜、阻止盗卖粮食出境、严禁盗匪、禁吸鸦片、不准打牌赌博、扫除封建迷信等活动在全县城乡普遍开展。同时，经过他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很快成立了。并先后打垮了鸭子港团防局及镇龙庵团防局，赶走了反动的县团防局长，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还制造了上千把梭镖、大刀。不到半年，工人纠察队发展到三百多人，农民自卫军多达四、五千人。

在异常尖锐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邓乾元还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在汉寿西南乡修筑了沧港义护堤，并修复了鸭子港的大障废垸。

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和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的危急情况下，邓乾元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决定：全体党员和干部立即下乡，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詹乐贫等率领工农武装撤往笑腾港、云台山一带，加紧扩大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 帅孟奇去武汉与中央取联系; 邓乾元亲赴长沙，打听省委的消息。各项工作安排停当之后，他匆匆离开汉寿，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秋收暴动中

为了避免敌人注意，邓乾元扮成商人，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他不知费了多少周折，经历了多少艰险，才找到了省委。他被安排在省委组织部，负责全省地下党、团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尽管这里的环境异常险恶，他却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为党的事业顽强地战斗着。

马日事变之后，衡阳女师共青团员董彩云、董彩霞姐妹因被反动当局通缉而辗转到长沙，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后，董彩云被分配在省委组织部，与邓乾元一道工作。在朝夕相处中，他们之间产生了纯真的爱情。不久，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有情人结成了革命伴侣。翌年夏，董彩云在株州工作时不幸被捕，解回衡山监狱关押，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她临产前夕，反动当局才允其亲属保出分娩。彩云出狱两天后，生下一男孩，邓乾元曾在与彩云临别时嘱咐说： “今后我们可能很难见面了，也许只有梦中相见。你生下的不管是儿是女，叫 ‘梦莲’ 好了，愿他 (她)象莲花那样纯洁无瑕，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这一男孩取名梦莲。随后，彩云逃亡他乡，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几年之后，因贫病交加，离开人间。邓乾元与儿子始终未曾见过一面。解放前夕，梦莲已成长为一个英俊彪悍的棒小伙子。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安新邵溆边区游击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组织和部署秋收暴动，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八日回到长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会上讨论了秋收起义的有关问题，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确定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安源、岳阳等县于九月十一日同时暴动，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同时，指派邓乾元为中共醴陵县委书记。

九月初，邓乾元参加了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部署秋收暴动，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二团由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和我党掌握的部分矿警队及萍乡、醴陵、安源、莲花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王新亚任团长，邓乾元为政委。会议还指定二团自安源一带出发，经东门市进攻萍乡、醴陵，向浏阳前进，然后逼近长沙。

会后，邓乾元回到醴陵，立即决定在西一区雷钵山召开区委书记和各区、乡农运特派员会议，传达省委决定，部署秋收暴动。由于开会通知被交通员不慎丢失，只得改为个别传达。但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反动部队窜到醴陵，“大杀特杀，杀得醴陵成了一个血县，比较革命的人及家庭，无人免于难者，死者一千多数，伤者不计其数”。因此工农革命团体被封闭，党的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短期内组织武装暴动，绝非易事。然而，邓乾元并未因此而退缩。他紧紧依靠原有的五百多名党员，深入群众，秘密串连，层层发动，很快发展了六百多名新党员，全县有十三个区先后恢复、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农民武装。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传达后，各区乡立即开始筹集武器，侦察敌情，部署武装力量。仅几天时间，就搜集到梭镖七百多支，驳壳枪七支，步枪三十多支，机枪一挺。同时，摸清了敌军在醴陵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 并派人深入敌巢，进行策反，争取到伪警备队在暴动时保持中立。为了配合革命军合攻醴陵县城，还组织了二百余名党员和武装农民;并计划于部队攻城时劫狱、组织出狱的同志参加战斗。

九月九日晚，城区工作的同志秘密处决了马日事变后在醴陵疯狂清乡的刽子手、清乡委员彭成美。十一日晚上八时许，全县四乡农村掀起总暴动。十二日下午，农民武装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向守城顽敌发起猛烈的进攻，一举攻克醴陵城。当天傍晚，邓乾元同县委其他同志与部队一道，着手建立红色政权“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召开军民联欢会，公布有关政策和军队纪律，号召市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秩序; 公开成立工、农、商、青、妇革命群众组织。县农协发出通令：恢复各级农协，征调武装农民保卫县城。县总工会召开各行业工会联席会议，决定重新建立工人纠察队。同时，成立了宣传队、慰劳队，广泛宣传秋收暴动的伟大意义，慰劳革命军队，散发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土地革命和反对国民党的行动大纲。一时，“暴动! 打倒国民政府!”“暴动! 杀土豪劣绅! ” “暴动! 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农民夺取土地! ” “暴动胜利万岁! ”等标语口号，贴满全城，蔚为壮观。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场面，到处的欢欣鼓舞的人们!昔日死气沉沉的醴陵，经过这一番革命的洗礼，气氛全变了!

秋收起义极大地震惊了湘赣两省的反动派，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它锻炼了党和人民，壮大了革命军队，使我们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坚持边界斗争

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断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八年春，邓乾元离开醴陵不久，湖南省委派他到井冈山，一度曾担任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同年十二月，湘赣边界特委改组，组成了以邓乾元为书记，滕代远、陈正人、宛希先、朱昌偕为常委的湘赣边界特委。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主持召开了前委、特委、红四军与红五军军委及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南进军，以调动进攻井冈山之敌，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 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坚守井冈山，领导和发动根据地军民作好反“会剿”斗争的准备工作，以便打破敌人的“会剿”，巩固边界政权。邓乾元在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的第二天，就召集边界特委和红五军负责人在下庄开会，具体研究如何坚守井冈山，巩固根据地的问题。

一月二十五日，湘赣两省的敌人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举进攻。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及地方武装，英勇顽强痛击进犯之敌，激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被敌人攻破。二月，敌人占领了井冈山。特委随五军撤退至遂川边境时，被敌人冲散，邓乾元被迫转移到酃县大院，继续坚持斗争。

四月，邓乾元返回边界，与陈正人、朱昌偕、宛希先等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恢复特委，成立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随即进行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邓乾元身先士卒，带领全体特委常委深入各县直至支部，帮助基层整顿党的组织、清理投机动摇分子。到一九二九年八月，永新、莲花、宁冈、茶县、遂川、恭陵等县都相继成立了县委或临时县委、区委、特别区委，党员发展到五千人左右。这不仅为整个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领导骨干，而且为以后湘赣省委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邓乾元先后几次以特委的名义指示各级党组织：赤卫队集中指挥，以打击分散的敌人; 尽可能地武装赤色区域的群众，领导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并尽量进行黑夜游击，扰乱敌人，使其不能驻扎;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策略：对于转为灰色的区域，在不失掉群众的原则下允许其尽量灰色; 不能灰色的区域尽量武装、积极备战，准备在敌人搜山时四面打击敌人。虽然敌人乘根据地兵力空虚之机占据了边界大部分地方，但邓乾元却在这些艰难的情况下，领导边界军民坚持斗争，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逐步地恢复和发展了边界各县的红色政权。永新、宁冈都有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存在; 莲花、茶陵、酃县、遂川有公开的割据区域; 永新还有秘密的苏维埃政权。湘赣边界在没有正规红军的情况下，经过艰苦奋战，先后恢复了井冈山、九陇山两个重要军事根据地。地方武装在斗争中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五月初，红五军奉前委命令重返湘赣边界，边界的力量顿增。为了重新布置边界的全盘工作，改变边界的工作方式，与五军共同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邓乾元于五月十日在宁冈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军事、土地问题及特委本身的工作，讨论了前委给特委的信，根据东固根据地的经验和边界斗争的实际，决定对边界的工作采取由公开割据转为秘密割据的方式; 对地方武装采取集中统一指挥和分散游击的战略战术; 制定了游击工作大纲，并规定了游击政策，划分了游击工作区域。根据客观形势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决定把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由宁冈转到永新，从此大力经营永新。以邓乾元为首的边界特委，为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的行动纲领，具体体现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建立湘赣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会议作出的集兵政策，不仅适应当时的时局，而且充分再现了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在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邓乾元领导边界军民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牵制和打击了大量的敌人，为红四军主力顺利地进入赣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使其发展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九年八月，邓乾元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途经汉口时，向湖南省委写了《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情况和经验教训，为湖南省委于同年九月六日作出的《湖南省委关于湘赣边界工作决议案》提供了依据。他在报告中，根据边界党的现状，就如何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提出了鲜明的、很有见地的看法。指出： “如欲改造边界党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其基本工作有两项：第一是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之意识领导，……第二是要严密党的组织，认真执行列宁党的章程，不按选举程序参加支部会议、交纳党费及不努力工作者，应严格洗刷。”这些见解，是很有意义的。

组织大冶兵暴

一九二九年十月，邓乾元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与柯庆施、石仲伟一道，风尘仆仆地奔赴鄂西，寻找宜昌起义的部队，将该部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七军，由他们三人组成该军前敌委员会，负责第七军的军事行动。但到宜昌后，由于当地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无法联系，又找不到起义部队，只得返回汉口，请示中央军委。军委改派以柯庆施为书记，邓乾元、石仲伟为委员的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武汉军委，领导湖北、湘北、豫南地区的军事组织工作，开展游击斗争。

武汉军委成立不久，即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秘密交通站设在武昌北郊的一所小学里，共产党员赵品三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负责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一天，赵品三同程子华在汉口的一个旅馆里会见柯庆施、邓乾元、石仲伟等人。程系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独立十五旅任排长，全旅有三十多名党员，他是负责人。程子华汇报说，独立十五旅奉命将开往大冶、阳新一带去打红军，他们准备趁机在大冶举行兵暴，组织前线起义。柯、邓、石听了当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派石仲伟回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和请示兵暴的有关问题; 邓乾元随部队前往，负责沟通鄂东南特委和红军同起义部队的联系。

邓乾元经过许多周折，打通了同鄂东南特委和红五军第五纵队的联系。红五纵队随即开到源湖东岸兴隆铺、曹家院一带。大冶中心县委与五纵队负责人还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讨论和制定兵暴的战斗部署，决定程子华率起义部队在城内暴动，五纵队在外面攻城，并规定了有关的暗号。十二月十四日晚，大冶兵暴的枪声打响了! 程子华带领五、六连的党员同志，按照预定的计划，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连里的一些反动军官，喊出了“兵暴，当红军去”的响亮口号。红五纵队紧密配合，向城内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里应外合，很快打垮了敌人的反抗，一举攻克大冶城，胜利实现了兵暴计划。这一仗，我军俘敌千余名，活捉敌营长和伪县长，缴枪九百多支。随后，起义部队与红军会合，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李灿担任五纵队司令员，何长工为政委，邓乾元为五纵队政治部主任，柯庆施为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五纵队由一千多人扩大到六千多人。

大冶兵暴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的继续。大冶兵暴的胜利，使得敌独立十五旅进剿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扩大了红军队伍，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为真理而战斗

一九三○年六月十六日，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在大冶刘仁八召开，传达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及鄂省党的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五纵队扩编为八军，军长李灿，政治委员何长工。七月，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为政委。并将红五军和红八军编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兼五军军长，滕代远为总政治委员兼五军政委。旋即挥师南下。七月三日，五、八军紧密配合，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中旬，部队开到平江，军团在这里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命令，决定红三军团与湘鄂赣边境地方武装配合攻打长沙。会上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大多数人认为，眼下蒋、冯、阎、李等军阀内战打得正烈，长沙城内兵力薄弱，且杂牌部队多，战斗力不强; 而我军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打下岳阳后，武器弹药又得到了补充。因此，纷纷要求乘虚攻打长沙城。邓乾元力排众议，认为，尽管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就全国政局而言，大革命失败后所形成的敌强我弱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国民党控制了全国政权和经济，又与各帝国主义相勾结; 各大中城市都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其部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先进。在这种情况下，攻打长沙是徒劳无益的，是军事冒险主义的行动，是英雄式的拼命主义; 要夺取武汉，红军的力量也还不够，倒不如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积极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只得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留个人意见。

七月二十二日，红三军团在平江天岳书院草坪举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二十五日离开平江城，向长沙挺进。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冲破敌人层层防线，粉碎了敌人的重重阻截，于二十八日攻占了长沙城。八月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长沙疯狂反扑，形势顿时逆转。红三军团不得不退出长沙，转战浏阳、平江一带。

英勇的红军虽然一举攻克湘军何健盘踞的老巢长沙城，威震湘鄂赣，影响到全国各地，大长了红军的志气。但是，正如何长工在《难忘的岁月》中说的那样：“攻打长沙，虽然不是按照立三同志的直接命令去打的，但却不容否认，是在上海会议 ‘左’ 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产物; 它的胜利，在客观上又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毛泽东在回忆红军攻占长沙时也指出： “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建立国家政权，那末这种行为也许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在革命运动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期，企图把长沙当作一个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略上的错误。”如果按照邓乾元的意见，那将对革命更加有利; 很可惜，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

红八军退出长沙撤到浏阳县城的当天晚上，军团部和五军也赶到浏阳。军团领导同志要八军继续前进三十里，让五军在浏阳城宿营。由于连日作战，指战员们非常疲劳，都已就地宿营。于是，何长工要邓乾元去军团部请示，让部队休息至拂晓再走。经请示后，未获同意。由于何长工坚持要休息到翌日拂晓，因而八军当晚没有行动。军团领导认为邓乾元不执行命令，第二天，突然下令撤销了他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派保卫队缴了他的枪，牵走了他的马。这一处置，显然是不妥的。正如何长工在《红三军团的建立与两战长沙》中所说： “邓乾元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县级干部，后任湘赣特委书记，工作和思想都很有水平，到八军任政委后，在维护军团领导和五、八军团结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虽然那天晚上和军团领导吵了几句嘴 (以后才知道) ，未坚决执行命令，是不对的。但军团部当时也没开什么会，把问题讲清楚，就撤销他的职务，并缴枪牵马，此事处理得过于草率。以后并说，八军当晚开会要和五军分家等，我和健在的八军几位老战友都不知道有这个会。”

邓乾元被撤职后，虽经受了无数次批评，忍受了不少委屈，但仍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从不懈怠。八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召开五、八、十六各军党的代表大会改选前委。邓乾元致信，肯定了攻打长沙在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成绩，同时陈述了自己反对攻打长沙的种种理由，仍然坚持进攻长沙是军事冒险的拚命主义。因此，受到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并令其脱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

一九三二年初，邓乾元调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一九三三年，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邓乾元被平白无故地打成AB团分子，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一九三四年长征前夕，被迫害致死。

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作出决定：凡被当作AB团误杀的，给予平反昭雪，作为革命烈士看待。从而推倒了强加于邓乾元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在七大会上，毛泽东对邓乾元表示了深切的怀念之情，说：“邓乾元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 ”

邓乾元对党忠诚，始终不渝，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无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或是在腥风血雨笼罩的地下斗争时期，还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临危不惧，一身正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议，勇于同党内的错误倾向进行理直气壮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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