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陈少敏人物传,陈少敏生平事迹,陈少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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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面对艰难困苦,懦弱者被磨去棱角;勇敢者将意志品质磨砺得更为坚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 陈少敏人物传,陈少敏生平事迹,陈少敏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 陈少敏人物传,陈少敏生平事迹,陈少敏评价
陈少敏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长期坚持党在白区的秘密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是名驰中原、威震遐迩的巾帼英雄。建国后,她领导工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英勇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走上革命道路
陈少敏,原名孙进修,曾用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为坚持秘密斗争,改名陈少敏,后又化名老方。她一九○二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一个无田无地的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人先以结发网的手工劳动为生,后靠佃种土地过活。
陈少敏有兄弟姐妹五人。一九一五年,她十三岁,因家里生活困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童工。半年后,父亲又设法把她接回。此后,她在从事推磨、碾米等家务劳动的空隙,跟随父亲读书识字。父亲孙万庆,辛亥革命时曾在山东潍县组织革命军并任连长,失败后回寿光老家一边务农,一边创办范于小学,宣传民主革新思想。陈少敏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对提倡妇女放足、男女平等、女孩子上学读书等新思想接受很快,从小就坚持不裹脚。有人故意叫她“孙大脚”,她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要打柴、挑水,有一双大脚,长大了更好干活,有什么不好?几十年后在鄂豫边区,当有人称她为“陈大脚”时,她抬起双脚,十分自豪地说: 我这双大脚是我从小反抗封建旧道德的见证,没有这双大脚,我就不能到鄂豫边区来和你们一起进行抗日斗争!
陈少敏勤奋好学,父母很喜爱她,后来送她到离家二十里以外的黄家庄教会学校读书。在那里,她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她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楚,每逢假期回家,便把自家的西屋当教室,办起妇女识字班,教本村的十几名妇女学习拼音字母、唱歌、诵诗。有人讥笑她“傻气”,指责她“异样”。她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很有一股不屈于旧势力的倔强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寿光县相继遭到德国殖民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战祸加上灾荒,逼得陈少敏一家逃荒要饭,父亲、哥哥和姐姐、妹妹四人,相继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一天,母亲把她和弟弟叫到身边,含着眼泪说:伢伢,俺养不活你们,弟弟去帮人家于活,你到有钱人家去做媳妇,谋一条生路,要不,在家里会饿死的。陈少敏哭着回答:决不到有钱人的家里去。
一九二一年冬,陈少敏带了几件旧衣裳和一点干粮,又步行五百多里来到青岛,进了日商纱厂当纺织女工。在这里,她每天要干十二小时以上的活,晚上和同伴们挤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睡觉,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牛马生活,还经常挨资本家和工头的皮鞭。
一九二三年以后,邓恩铭和王尽美先后来到青岛领导工人运动。陈少敏参加了秘密工会和工人夜校,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她积极串联工人,为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而斗争。一九二五年四、五月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先后举行反对日商资本家的大罢工。陈少敏参加了为反对资本家开除五十名工人代表和摘掉工会牌子而举行的罢工,和一批女工、童工在厂内坚持斗争。反动兵士冲进工厂进行镇压,不少女工遭枪杀、水淹或被抛入海中,陈少敏幸免一死。她目睹这种惨状,更加激起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深仇大恨,不顾反动当局的种种迫害,继续发动工人坚持斗争,因而被厂主开除。
中共青岛市委鉴于当时的恶劣环境,把很多工人派回农村开展革命工作。陈少敏离开青岛返回寿光、潍县等地进行活动,后到潍坊进了美国人办的文美女中读书。这所学校是美帝国主义从思想上、文化上奴役中国人民的据点,它严格规定圣经是学生必读的主要课程,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这就激起了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①。
一九二五年秋,到潍县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庄龙甲,在文美和文华两所中学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演小组。最初参加讲演小组的共七人,内有女生三人,陈少敏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小组中,她从《向导》、《新青年》等刊物上学习了不少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深入工厂、农村向群众进行宣传。当一九二七年三月潍县党组织在文美女中开始建团时,她第一批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担任了团的寿光县委妇女部长。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文美女中的美国人校长李恩惠,趁机宣布不准学生出校门,强迫学生们做小礼拜、大礼拜,禁止她们和文华中学的男生接触,不准学生订阅报刊读物,严禁学生集会活动①。对于学校这种无理限制,文美女中的学生无不愤慨万分。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董汝勤、陈少敏、牟秀珍等进步学生骨干开会决定,以要求信教自由、读书自由、出入校门自由等为条件,派代表与校方谈判,上述条件得不到完满答复,即举行全校罢课。在谈判中,校方不但拒不答复学生的正当要求,李恩惠还把董汝勤叫去说: “你是共产党分子,不相信上帝,破坏校规,反对师长,不求上进,学校决定开除你回家。”②董汝勤回宿舍马上与陈少敏研究对策,决定校内、校外配合进行斗争。她对陈少敏说: “我出去后与党联系,你们坚持斗争,直到夺取胜利。”③
董汝勤离开了学校之后,陈少敏发动已经罢课的同学,在校内同反动校长坚决斗争,吓得那些美国人不敢出宿舍,慌忙指使校方又宣布开除陈少敏、武克清、刘浩义等同学。这一下,激起了学生们更强烈的反抗。陈少敏怒不可遏,组织一部分同学痛打了美国牧师美道等坏家伙。李恩惠不敢再在潍坊停留,只好声明将文美、文华两校停办。
大革命失败后,陈少敏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且向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党组织经过考察,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批准她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坚持白区斗争
一九二八年冬,党派陈少敏重返青岛,参加中共青岛市委下设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任工委委员兼街道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工人运动。为便于工作,她在华北酒精厂 (当时名打蛋厂) 当了工人,以这个厂为据点,直接领导大英烟草公司和日商各纱厂的工人斗争。她和市委把指挥机关秘密设在甘肃路三十三号徐子兴家里。徐子兴的爱人李毅(即李文美)后来回忆说: “那时,陈少敏领导全面工作,她不仅指导妇女运动,工人运动,还直接深入工厂,组织宣传,散发传单。我的家被称为‘市委之家’,她和市委的同志常常到我家来开会,会后就在我家里吃饭。他们写的文件和传单也在我这里刻写油印,然后带到工厂去散发。她工作深入,胆大心细,当时我们就叫她陈大姐。”①
陈少敏经常走家串户,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为唤醒工人觉悟、建立工会组织而辛勤奔波。一九二九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早晨,她来到工人周兰英家里,同周兰英和来周家拜年的赵秀兰、于金魁、马玉琴等,进行了一次亲切地交谈。
陈少敏问大家: “咱们工人为什么祖祖辈辈都受穷?”
赵秀兰回答说: “咱没有钱,还能不穷?!”
“资本家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他开工厂挣的。”
“你们为什么不开工厂挣呢?”
“没有机器。”
“资本家的机器是他一生下来就带来的吗?”
“他老子留下的。”
“他老子的机器又是怎样来的呢?”
“………”
这一下把大家问住了。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答不上来。陈少敏笑着说: “你们的说法不对。人的穷富,不是有没有本钱的问题,更不是命中注定。资本家是依靠剥削我们工人才发财的,我们工人是因为受了资本家的剥削才贫穷的。‘洋鬼子’剥削工人的方法更狠,所以我们的痛苦更重。”说到这,陈少敏又问: “我们就这样甘心受‘洋鬼子’压迫吗?”
大家说: “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时气极了,就拿东西出气,磨磨洋工,或者故意浪费材料。”
“光这样还不行,这是消极的办法,资本家会想出更毒辣的办法来对付你们的。”陈少敏因势利导,谈话步步深入,“咱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工会,大家一条心,同‘洋鬼子’作斗争,才能得到胜利。”“工会是干什么的?”她进一步讲道: “工会就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它和工人一条心,处处为工人办事,和工人站在一起,工人有什么要求,都可以通过工会去办。例如,我们成天受气,工会就会帮助我们出气。”
这次谈话持续到午后二时,给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秀兰在三十年后,仍然能把陈少敏的话复述出来。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陈大姐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路子,我们恨不得立刻把工会成立起来①。
一九三○年七月,青岛人力车夫在反对车行老板提高车租而举行的罢工中,有一百三十多人被反动派逮捕。陈少敏认为要营救被捕工人,必须争取社会上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还要发动被捕人力车夫的家属起来斗争。她和街道党支部委员董汝勤、李文美等,分别去串联和发动人力车夫的家属。在一个车夫的家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向陈少敏哭诉了儿子被抓、全家老小生活无着的痛楚。她安慰老人说: 你家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一定想法把你儿子救出来。
七月下旬的一天,陈少敏带领几百人的家属请愿队伍向市政府走去,其中就有那位年已古稀的老太太和她的儿媳妇。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街上的行人无不责骂市政府丧尽天良。这支家属请愿队伍来到市政府门前,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反动市长派出会见车夫家属的一个秘书,想用欺骗的办法把大家支走。家属们在党支部和陈少敏的领导下齐声高喊: “不答应条件,我们死也不走! ”那位秘书溜回市府请示。过了一会,他出来说: “为照顾你们的生活,被捕的人很快放出来。”家属们提出: 人放出来之前,要管我们的吃饭问题,每天要给每户发四角钱的生活费。市政府也只得答应。生活费发了一个星期,市政府感到不划算,只好将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家属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
正在这时,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山东省委贯彻了这一“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决议,在给青岛市委的指示中说: “从一厂一部分暴动,可以引起全厂的暴动; 全厂的暴动可以引起全市的暴动; 全市可以引起全省,全省可以引起全国,于是革命就可以成功。”青岛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于一九三○年八月二十日,即“全国苏维埃运动日”,举行全市工人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不成,就开“飞行集会”。鉴于陈少敏在大英烟草公司等工厂领导过工人运动,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市委遂决定由她以过路人的身份到现场去具体指挥。
陈少敏坚决执行上级决定。那天,她带着装有传单的柳条箱于上午十一点左右来到大英烟草公司附近,但等到十二点钟后还是不见各厂工人集合。原来,保安队已把七大纱厂和四方机厂等工厂包围起来了,使工厂游行队伍没有集合起来。陈少敏按照市委关于搞不成游行就开“飞行集会”的指示,打开柳条箱,抓起传单,向大树下正在吃饭的一群工人中撒去,并高呼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 “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 ” “共产党万岁! ”刹那之间,洋槐树上飘起了一面斧头镰刀红旗。工人们顾不得吃饭,都争着看传单、望红旗,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陈少敏和互济会的张子颖,站在人群中间先后发表了演说,突然,厂警挤进人群,抓走了张子颖,有的工人很快把陈少敏保护起来。她指着张子颖说: “人家不是为他自己的事来的,他说的话代表了我们大家的要求,不能让他一个人吃亏,要坐牢大家一起去。”①工人们遂一拥而上,把老张夺了回来。
这次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飞行集会”,使党的组织和干部暴露了,市委遭到了破坏。总指挥张路亭被捕后叛变投敌,供出了党的组织和陈少敏等干部名单,不少领导人被捕牺牲。陈少敏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于第二天 (八月二十一日)离开青岛到寿光老家暂避。一星期后,陈少敏又秘密返回青岛,当晚在原“市委之家”李文美处,见到了董汝勤和市委书记唐汝贤。她提议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前段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斗争策略。但作为领导这次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唐汝贤,不仅不检查自己执行“左”倾错误的责任,反而对陈少敏进行批评和指责。这时侯,敌人仍在四处追捕陈少敏,这就迫使她于八月三十日又化装离开青岛去潍县。九月底,再次返回青岛。中央鉴于当时的情况,决定派陈少敏到党的北方局去工作。
一九三○年十二月初,陈少敏和爱人任国桢一道先回寿光老家住了几天,于十二月二十日来到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党先派任国桢任北平市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春,又调他回天津作工人运动; 九月,再派他往唐山任市委书记。在这期间,陈少敏伴随任国桢作党的机关工作,往返战斗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协助他处理大量党内事务和职工运动问题。十月,中央派任国桢任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陈少敏因生小孩住北平协和医院没有随同前往。这时敌人正在到处搜查陈少敏,她在医院里生活极为困难。正当她处境十分危险的时刻,不幸的噩耗接连袭来: 与她并肩战斗的亲密伴侣任国桢,于十月十八日被阎锡山匪徒逮捕,不久即惨遭杀害; 他们留下的唯一小女孩,也因疾病无钱医治而夭折。这对于陈少敏是多么沉重地打击! 然而,她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也没有因为自己频遭不幸而沉溺于悲痛之中,她化悲痛为力量,以革命为重,英勇地坚持战斗。
一九三二年,组织上调陈少敏到河北省委秘书处工作,负责天津职工运动。她只身来到天津,同市委组织部一位同志接上关系后,住在周家祠堂一位工人的家里。一星期后,她到天津和记打蛋厂当了工人,通过拜把子、拜干姐妹联络了一群女工,常在周家祠堂、大王庄一带工人居住区开展革命活动。
不久,省委决定陈少敏担任天津市委秘书长,她联系的面更广了。两个月后,她被和记打蛋厂开除,又设法进了美国资本家办的宝成纱厂。这个纱厂的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把工人分为南方上海派和北方东北派,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陈少敏针对这种情况,通过拜干姐妹,把工人团结起来,并组织大家同厂主进行了坚决斗争。
党组织考虑陈少敏担负的工作较多,决定让她离开工厂,专做党的工作。此后,她利用做临时工的机会,先在周家祠堂建立了党的支部; 又在日本人办的裕元纱厂工人中发展党员,使这个原来连工人群众组织也没有的日商纱厂,很快成了有党的领导,有党、团组织和工人组织的红色基地。
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正统治着党中央。河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要天津市委搞工人苏维埃。陈少敏不同意这种作法,她说: “什么叫苏维埃,我们也不懂,怎么搞呢?”在天津,党的力量还很弱,有些工厂,“连个小组都没有,怎么搞苏维埃。”①她主张现在还是向工人作宣传组织工作,以不断积蓄革命力量。为此,她被市委某些领导人指责为 “机会主义”。陈少敏对这种不深入了解工人实际情况,盲目指导运动的领导作风很不满意。她说:“我深深地感到,党要做工作就要到群众中去,和他们一起劳动,这样就可以吃得开,你说话人家才会听”; “站在局外那是搞不好活动的。”①
一九三二年七月,有一批青年学生从北京到天津,在宝成、裕元等纱厂搞工人运动。有一次,他们中一个叫小刘的女同志病得很厉害,陈少敏知道后,决定把她接到城南治疗。当陈少敏来到小刘的住处时,看到屋里坐了许多人,暗暗责怪这位不懂秘密工作规矩的年轻人。不一会,又来了一个叫小吴的,一进门就东张西望,神色很不对头。陈少敏好象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便机警地把自己的假发整理了一下。正在这时,一个持枪的汉子闯了进来,对陈少敏进行了搜身检查,因一无所获,只好作罢。事后,陈少敏立即向市委作了汇报,并对那个叫小吴的提出怀疑,建议市委采取必要措施。
陈少敏有比较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她当时联系的面比较广,还结识了国民党张宗昌部下一个旅长的六姨太太王静宜。此人经陈少敏的教育,后来入了党。陈少敏利用这个关系,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她家里,并常到她家去作客。通过王静宜的关系,陈少敏又认识了她的房东朱老先生。朱老先生对陈少敏很好,当知道陈少敏没有房子住时,就要她搬到自己家里来。由于她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这次到天津以后,还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危险。但从在小刘家里被人持枪搜查后,就开始有特务跟踪她,党的机关也连遭破坏。
一天,陈少敏打算约几个支部的负责人,到朱老先生家去开会。她到朱家一叫门,哭得眼睛通红的朱老太太出来,示意她马上走开,因为王静宜的家被搜,现在特务正在里屋和朱老先生纠缠。陈少敏当即向市委汇报了这一情况,但市委一位负责人仍要她照常外出联系工作。第二天,陈少敏一出家们,就被特务盯上了。当她上船过河到达对岸时,特务们在码头上大喊: “捉女共产党! 捉女共产党! ”陈少敏无法走脱,被一伙匪徒逮捕了。
陈少敏被带到市警察局。当时的警察局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矛盾很深。局里有一位官员不相信陈少敏是共产党,竟和特务们吵起来了,问他们为什么要捉人。他还问陈少敏带了什么东西。陈少敏说: “几本书,我不识字,也不晓得是什么书。”他接过看了看说: “这不是共产党的书。”接着又关照陈少敏: “你以后要小心! ”但是,特务们既然把陈少敏抓来了,警察局也只能将她收监关押。陈少敏看出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她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保护党的组织,掩护同志。
一天,特务机关来人提审陈少敏。上次到小刘家持枪搜查的那个人果真是特务,也参加了“审讯”。他对陈少敏说:“你姓孙,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很坚强的共产党员,我们并不打算争取你,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今后不在天津活动就行了。你说话呀?”
“我没有什么说的。”陈少敏答道。
特务要她离开天津。她反驳说: “你们没有权力叫我走。”特务们气急败坏,声言要杀她。她轻蔑地说了声: “杀吧! ”
整个下午的审问,特务们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好把陈少敏送回班房。
不久,警察局提审陈少敏,有一个局长也参加听审。到小刘家搜查的那个特务上堂控告陈少敏是共产党,硬逼着陈少敏承认,还很得意的说: “小吴是我们的人。”
陈少敏的回答还是那一套,特务们也拿不出其他证据。听审的局长看没有什么证据,认为是特务机关给警察局找麻烦,就宣布“退庭”。
后来,陈少敏被解送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军法处。在这里,她每天两次被审。但是,由于她坚不吐实,加上东北军中一些进步军官的同情和帮助,最后终于被释放①。
当时和陈少敏关在一起的张桂英 (现任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顾问) 回忆说: “我和陈大姐关押在一起的这些时间里,大姐怕我年纪小,在法庭上顶不住敌人酷刑的折磨,就抓紧一切机会对我进行教育,她一再谆谆嘱咐我: ‘小张同志,你可千万要顶住敌人的一切酷刑呀! ’我说: ‘大姐放心吧,我头可掉,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决不会丢! ’大姐听了,满意地笑着说: ‘我放心!’”②
陈少敏出狱后,于一九三三年秋,被河北省委派往唐山任市委宣传部长。她一到唐山矿区,就“向着背负沉重煤炭的矿工们大力宣传,帮助他们认识受压迫被剥削的原因。她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她把革命的思想传播到了工人们的心坎里。”③
一九三四年三月,河北省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办一个油印小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指导工人运动,并决定由陈少敏负责这一工作。陈少敏接受任务后,由唐山返回天津,在小白楼租了一间房子,购置了腊纸、钢板、油印机和纸张等物品。她和一起工作的赵仲研究并报请省委同意,把小报定名为《实话报》,五日出一期。一切筹备就绪后,由她负责组织稿件、画版面和印刷; 赵仲刻写腊板,《实话报》很快就与读者见面。
天津当局发现《实话报》后,追查很严。陈少敏和赵仲商量,每次将印好的小报拿到三不管的地方分给卖报的小孩,每份卖一、二分钱。工人们见了都争着买,每期七、八百份,有时上千份,一下就卖光了。报童很喜欢卖这种报纸,警察也把小孩没办法,《实话报》继续出版,还配合斗争出过 《罢工策略》专号。
陈少敏主办的《实话报》,对宣传党的政策,激励工人群众的斗志起了很大作用。上级党组织夸奖说: 这个小报“内容丰富,油印精巧”①,鼓舞了人民,打击了敌人。
这期间,党派陈少敏去济南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她到济南不久,便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两个特务死死跟着她,她借上厕所之便,化装成一个长辫子妇女,继续在街头行走。可是狡猾的特务随后又跟了上来。此时,她想到了在济南女子中学任教的同村老乡李成章,便大步进了女中。那时的女中有个规矩,不经学校许可,外面的男人不许随便入内。所以,特务追到校门口,只好呆在外面监视。陈少敏找到李成章说明原委,李深明大义,让她留下躲避,还给了她十元大洋作生活费用。陈少敏在李成章的宿舍里又化装成一个老太婆,手拎包袱,大模大样地走出校门然后乘车去了。两个特务一直等到傍晚,没见出来大辫子姑娘,便回去向特务机关报告。特务机关立即出动一批特务去女中找人,找不着又传讯李成章,李坚持不说真情,只好不了了之。而陈少敏却于第二天完成了联络任务,胜利地返回天津了。
九月,河北省委派陈少敏以妇女代表的身份到冀鲁豫边的沙区工作。这里以濮阳为中心,包括濮阳以南的两门、桑村,濮阳以西的千口、化村、井店,内黄以南的马集、张固、太平,以及滑县以北的齐村、邵村等地,其中内黄、滑县一些地方归河南省委领导,其余则归河北的冀南特委领导。由于是冀豫两省交界的“叉花地带”,敌人统治势力较弱,但土匪蜂起,“司令”遍地;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也特别残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陈少敏来到后,积极开展工作。她在去各村进行串联,或到某地开会时,都在自己的行李包中夹带一些简单的药品和几本耶稣教的圣经,假扮医生和传教的教徒,掩护自己的革命身份。有时,她也化装成当地的农村妇女,与群众同吃同住。她用这种办法,在太平村先串联了十多位中年妇女积极分子,又通过她们去发动妇女群众。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她们讲述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重要性,讲述穷人都是地主剥削穷了,根本不是命穷的道理。她们都把陈少敏看作亲姐妹,纷纷向她倾诉自己的苦痛。后来,陈少敏把她了解到的妇女受压迫的事实,编成革命歌曲,教给妇女们广泛传唱,进一步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鼓舞她们起来斗争。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的:
纺花车,哼又哼,
雪花落到当院中。
大人没衣穿,
孩子光吵冷,
都叫地主剥削穷。
穷人难,穷人难,
塌的窟窿大如天。
到麦天,要本钱,要利钱,
逼得穷人泪涟涟。
帝国主义、国民党,
剥削群众如豺狼,
咱们穷人团结起,
打倒这些狗豺狼①。
一九三五年春,河南省委遭到破坏,河北省委指示,将卫河以南、黄河以北的三角地带改称冀鲁豫边区,并成立党的特委,陈少敏任特委组织部长 (后任特委副书记) 。为了工作之便,又在上述“叉花地带”建立濮、内、滑中心县委,王立人、张增敬先后任县委书记,陈少敏以特委代表身份参加县委的领导工作。沙区群众生活苦,普遍缺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和县委的同志决定,在太平、野庄、江村、次范等村建立“好人会”和“讨饭队”,组织贫苦农民向大户借粮,或趁黑夜武装抢收田里的庄稼。旧历年前,县委的同志曾带领几十个“讨饭队”和“好人会”的会员,到王告村向一户地主借了一批粮食,使贫苦农民每户分得二三十斤,让大家过了一个好年。
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和奴役人民,在冀鲁豫沙区建立了不少天主教堂,以传教之名,行破坏革命之实。陈少敏等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对教会破坏革命活动的斗争。
有一天,清丰县一个叫杨玉子的铁匠来千家村打铁,闲谈中说了句对教会不满的话,被教会头头知道了,把他叫进教堂,打得遍体鳞伤,还罚请客两桌,取保发誓不再说“坏话”才算了结。这件事,激起了群众极大义愤。
陈少敏抓住这个机会,发动党团员,组织了几百人的“叩头会” 。一九三五年旧历正月十三,“叩头会”带领群众,潮水般地涌进教堂大院,拉出教会头头,进行说理斗争。在群众的强大声威和事实面前,教会头子只好低头认罪,向群众赔礼道歉,并退还了强占群众的财物。这一胜利使人民群众看到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他们在大街上鸣放鞭炮以示庆贺!
但是,狡猾的敌人却乘机向濮阳县反动当局告密,说共产党要组织农民暴动,女共产党员老方 (陈少敏的化名) 是指挥暴动的负责人。反动当局立时张榜悬赏通缉,并命令各地民团搜捕。一时间,濮阳城乡到处都传言要捉拿“共党女匪首大脚老方”。
党教育下的人民群众掩护了陈少敏。在敌人悬赏通缉的日子里,她饱食千家粗茶淡饭,身穿百家褴褛布衣,不仅没有被民团抓住,还照样开展工作。她到马家村,王秀花把自己纺线赚来的钱给她用; 她到了化村,王秀芝、王宪荣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馍馍拿来给她吃,舍不得穿的布衫送给她穿; 她到了千村,张栋老汉嘱咐他的女儿云凤给她做袜子、做衣服。在觉悟群众的热心帮助下,她有时女扮男装,穿一件大棉袄,戴一顶三块扣的大风帽,蹬一双大沙鞋,在乡间奔波; 有时又穿一件长大衫,头戴礼帽,手柱文明棍,象一个教书先生到四处活动。当她和党的干部在硝河西岸三孔桥秘密开会时,群众主动送吃的、用的,邻近的妇女装成挖野菜、串亲戚、走娘家的样子,为他们站岗、放哨。这种情景,陈少敏一直难以忘怀,解放以后她回忆起来,仍然深情地说: “群众是水,我是鱼,只要不脱离人民群众这个汪洋大海,就能海阔任鱼跃。”①
一九三五年冬,河北省委指示冀鲁豫特委,在大名、磁县、井店一带组建一个红军师,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陈少敏和王从吾、王立人、张增敬等坚决贯彻省委指示,立即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军参战,很快就有一大批人报了名。有了人,没有枪怎么办呢?陈少敏和特委的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一方面筹划买一些,一方面组织力量从敌人手里夺,“夺取地主武装,建立工农武装”。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冀鲁豫沙区建立了一支拥有长枪三十支,短枪三支,抉把百十支,造枪所一处,三百多人的红色武装。后来,这支革命队伍,正式编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武装第四支队。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逐渐形成。斗争需要大批抗日干部,党组织决定派陈少敏到中央党校学习。不久,她来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一天,组织上通知她去见毛泽东主席。她高兴地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热情招呼她说: 现在先派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徐特立同志要回湖南工作,你假扮徐老夫人,送他到湖南后再回延安。开始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想到是党交的任务,便满口答应了。毛泽东叮嘱说: “陈少敏同志,你一定要扮得很象,象个贤妻良母的样子,要那样才能完成护送任务。”陈少敏爽快地回答: “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当她把徐老送到湖南自己又返回延安时,党中央领导同志赞扬了她,毛泽东、张闻天等亲自送她去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欢迎新学员的开学典礼大会上,毛泽东特意对党校负责人说: “给你们送来个好学员,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陈少敏同志。”①
陈少敏被分在党校第十二班。这个班的学员大多来自白区,他们有的搞工人运动,有的搞农民运动,有的搞学生运动,有的搞情报工作。她和大家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多次聆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的报告,对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党校十二班学员中,有一位中年同志叫涂正坤,原先是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他和妻子化装转移,途中妻子被敌人逮捕,随后与许多革命群众一起被敌人集体屠杀。陈少敏和涂正坤常在一起学习、讨论。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同样不幸的个人遭遇,把他们的感情紧紧连结在一起。学习结业时,他俩结婚了。
不久,党分配他们一起去南方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陈少敏在南方工作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涂正坤的前妻在那次反动派的集体屠杀中并未牺牲,她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辗转到了延安,还给涂正坤写来了一封信。陈少敏接到这封信,又喜又愁。喜的是革命队伍又多了一个阶级姐妹; 愁的是自己所处的困难处境。她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抉择。她把信交到涂正坤手上,坦然地说: “俺已经想好啦! 这位同志和你出生入死,现在又死里逃生,她更需要温暖,更需要爱情,更需要你的关怀。你快给她回信吧,咱俩马上办理离婚手续,俺这就回延安去,请组织上把她调来南方。”涂正坤用泪眼望着陈少敏,仍不知如何是好。陈少敏郑重地说: “你看,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难道你还不了解俺?俺可不是在情人怀抱里成长的,俺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俺马上回延安,找党啊! ”①为了战友和同志的幸福,她甘愿自己忍受感情上的最大痛苦。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和无产阶级的崇高品德啊!
领导抗日救亡
一九三七年底,党派陈少敏随曾山到江西建立省委。省委建立后,她担任妇女部长,并参加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的领导工作。为了开展妇女统战工作,她提出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任务,以爱国的先进妇女为骨干,争取一切愿意抗日的社会力量,把妇女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的工作部署。根据她的意见,妇女部选派大批优秀妇女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四十多个县里动员组织了五十多万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陈少敏的名字在江西很快传开,进步妇女都对她怀着敬仰之情。南昌市妇女生活改进会的女青年刘桂英和妇女干部潘玉梅,就曾慕名来访,她同她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她还以新四军办事处的名义,设宴招待了潘玉梅和雷洁琼教授①。
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妇女运动的深入发展,陈少敏领导创办了江西的《妇声》双月刊,并为该刊撰写过重要文章,对全国妇女同胞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任务、要求和希望②。不久,她利用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的地址,又举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聘请进步教授雷洁琼担任训练班第一、二期的班主任,选派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培训工作,她亲自给训练班讲授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史等重要课程③。
一九三八年五月,陈少敏奉命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洛阳特委书记。她在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举办教导大队,培训抗日干部。这些干部培训结束后分别派往各县开展工作,建立抗日游击队。陈少敏兼任了一支游击队的政治委员,直接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武汉沦陷后,鄂豫地区的局面极为混乱。党中央决定派李先念和陈少敏分别率领一部分武装力量南下,到靠近武汉的鄂豫边区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创建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李先念率领一部分武装力量先行南下。随后,陈少敏又带两个连队和一部分从延安来的干部共二百余人,离开确山竹沟,经四望山,于六月六日到达鄂中安陆的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师。这两支队伍和由陶铸、杨学诚等领导的当地武装部队一起,成为以后坚持和发展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根据中央指示,由陈少敏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六月十一日,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大山头召开会议,按照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武装部队,以巩固我党在鄂中的领导地位”①的指示,决定统一整编鄂豫边区及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十月一日,陈少敏到竹沟向中原局汇报鄂中工作,刘少奇听了后指出: “形势很好,要大发展。”②此后,中原局作出决定,把鄂中、鄂东、天汉党的组织统一起来成立鄂豫边区党委,由陈少敏住书记。一九四○年一月,又将鄂中、鄂东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至此,完成了边区党和武装力量的统一和整编工作。
边区的党和武装力量统一后,陈少敏根据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明确指出: “为了把中国人的子弹对准日寇射击,为了使中国人的部队集中抗日,不要把中国人的抗日力量消耗在自相残杀的战场上,我们一面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新四军,一面命令自己的部队忍痛向后撤退。只要各部队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愿意和任何抗日军队共同坚持敌后抗战,保卫边区抗日根据地。”③她同时强调: “我们为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自然要采取一定限度的自卫战争,坚决抵抗反共军的进攻。”④
一九三九年十月,陈少敏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支队,由平汉线路东向路西挺进。夜经东双河时,由于我部军马受惊突然嘶叫,被东边的日寇岗哨发觉,随即开枪射击; 在车站炮楼内的日本兵也打出照明弹,向我放枪。陈少敏一边指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一边召集干部分析敌情,她说: 日寇虽然敢在国民党军队面前逞凶,但害怕我新四军,特别是不敢同我进行夜战,所以,他躲在“乌龟壳”里乱放枪,不敢出来活动。我们先不理他,继续过河。部队按照她的部署继续西行。敌人等了一会见没有动静,一百多鬼子兵乘轻便火车向南探索前进。此刻,陈少敏命令部队隐蔽在铁路两旁的山上,待敌人火车回返时,乘机予以痛歼。根据指战员的建议,她决定由党团员带头组织一个突击队,准备近战伏击,速战歼敌。向南搜索的敌人没有发现我军踪影,遂在天亮之前乘车北返。当轻便火车进入我军埋伏地段时,陈少敏一声令下,指挥员率领部队一跃而上,一阵手榴弹轰隆爆响,打得敌人猝不及防,一百多鬼子兵全部被消灭。
在边区,伪军也是人民的一大祸害,李又唐部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有二千多人枪,仗势独霸一方,残害百姓,群众称之为黑匪。一次,陈少敏指挥我军攻打另一支日伪军时,李又唐趁机向我攻击。鉴于李又唐等坚持反共立场,陈少敏决定消灭这支日伪武装。九月二十一日,她命令我军一、三团和“应(城) 抗 (日) ”一支队从京山大山头出发,猛扑应城杨家河、两河口李又唐伪匪巢穴。那天上午,大雾迷漫。我军在浓雾之中一面冲杀,一面开展政治攻势。战斗进行了两天一夜,李又唐怕被我军活捉,丢下部队仅带几个随从逃进了云梦县义堂镇敌伪据点。陈少敏指示我军按原计划留在五家山一带就地争取分化和围歼伪军。在我强大攻势下,该部除一个大队逃走外,其余七个大队全部被歼,而我军则无一伤亡。
陈少敏等领导我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在狠狠打击日伪军的同时,还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施展的反共阴谋进行斗争。一九四○年初,国民党政府第五战区前敌指挥部通知我纵队司令部,要我们派负责干部去参加军事会议。
陈少敏认为,顽固派的突然“邀请”,决不是真心要召开抗击日寇的军事会议,不过是蒋介石指使他们搞的阴谋诡计。但为了表明我方团结抗日的诚意,她还是决定派王显周、丁文俊等前去参加。
会议的主持人声称,这是奉蒋介石之令召开的“反攻信阳的军事会议”①,要求我军担负保护京汉铁路的任务,在北起两河口南至武胜关一带牵制和堵截日寇,“协同收复国土”。陈少敏听了王显周等的汇报后,立即洞察出顽固派的阴谋所在: 他们想要我们把主力集中到铁路线上,好来个一网打尽。纵队首长同意陈少敏的分析,决定将我军主力向远离铁路线的应山一带转移,派孔化率一个中队到国民党指定的地区,相机对付。事实果然不出陈少敏所料,当孔化率队来到铁路线上时,国民党顽军即以预先设好的袋形包围阵势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陈少敏接到孔化送来的报告,当即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同时命令我军主力对两河口的顽军坚决打击。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我军击毙了顽军总指挥包刚。国民党阴谋败露,不敢公布实情,只好自欺欺人地说这是一场“误会”。陈少敏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给顽军以狠狠打击后,率领部队挺进鄂东,去开辟新的抗日战场。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兼副政委。由于部队流动性大,党委机关不便随军行动,因此,陈少敏主要肩负边区党委和地方政权建设的领导重任。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边区召开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陈少敏担任大会主席。在她的主持下,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区党委提出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 (草案) 。她向代表们详细解释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不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而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希望代表们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拥护二五减租和党的各项政策。她的话浅显易懂,代表们听了心悦诚服,最后一致通过了施政纲领。
大会以后,陈少敏组织各级党政机关认真贯彻施政纲领,应城、京山、汉川、安陆等十多个县普遍实行了政权民选,参加选举的人数达三十万以上,使鄂豫边区得到进一步巩固。正如她在后来的一份总结中指出的: “边区的民主政权,经过一年的斗争,普遍地建立起来了,边区的根据地就成为有武装、有政权、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抗日根据地。”①
陈少敏根据人民战争的思想,狠抓了边区人民武装的建设。她说: “单靠新四军这个力量,还不能给敌人致命的打击。要想粉碎敌人的新进攻、新掠夺,还必须要全民武装。”②她明确提出: 要“把全边区人民,组织到保卫家乡、保卫边区的斗争中来,每个保组织一个游击小组,一个自卫队,一个少先中队。”①由于全民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配合了我新四军第五师主力部队对日伪顽的作战。
这期间,国民党对我抗日部队停发经费并实行经济封锁,给边区的财政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边区党委成立以陈少敏兼书记的财经委员会,学习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军队打仗保护老百姓,老百姓搞好生产支援战争”②的口号,要求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用主要力量抓好财政、粮食和统战工作。在区党委领导下,边区的机关、部队、学校,上自党委书记、师长,下至每个干部、战士和老百姓,人人动手,大搞农副业生产。陈少敏带头开荒种菜。她赤脚下田,送肥拔草,为干部、战士树立了榜样。“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和“陈大姐的纺车响,一天纺四两”的歌谣,传遍鄂豫边区。
一九四二年,边区党委接到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的决定》后,立即成立了总学委会,开展整风学习。陈少敏为总学委委员,参与领导边区的整风运动。她深入部队了解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对地方党组织的复杂成份进行了调查研究,联系边区实际,先后撰写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后》、《加强部队中干部的学习》、《在斗争中建设党》、《在斗争中整风》、《加强党性》等重要文章,正确地阐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整风、建党的指示精神,总结了边区建党建军的经验。在这些文章中,她强调“调查研究工作,是全部工作深入、工作转变、克服主观主义的关键。”③ “学习是培养干部的主要工作,是进步的基础,是克服错误的有力武器,要求我们的党政军全体干部加紧学习,造就出大批坚强的干部,去担负那很多的重大任务。”①她号召大家向毛泽东学习。她说: “在长征的时候,毛泽东生着病,坐在担架上,叫人到处找书看,因为环境关系,自己的书报少,不够他看的,外面的报纸又找不到,所以逼的毛泽东同志叫通讯员、特务员到处找破字纸来看。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尚这样虚心学习。(这种) 不自满求进步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②
针对封建主义毒素对我们党思想上的侵蚀和组织上的破坏,她提出: “改造党也必须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从组织上改造,一方面从思想上改造,改造思想是治本的,改造成份是治标的。”③她亲自带领四十多个干部深入农村支部,开展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推动了边区党的建设。当时的边区党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曾发表文章,号召 “各地地委、县委、区委要学习 (区) 党委陈少敏同志亲自深入支部的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领导支部党员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毫不妥胁地向它 (指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引者) 进行艰苦的斗争。如果边区成千成百的支部内展开这个艰苦的斗争,则我们的支部一定不断向着巩固的路上迈进! ”④
一九四四年初,为贯彻中央关于鄂豫“边区在反攻前的斗争方针以巩固为主,巩固工作当前的中心是首先把人民的大多数组织起来”①的指示,陈少敏带领党委机关干部,到礼南县安来乡抓点,并兼任该乡乡长。她发动群众从组织生产入手,在短短七天中,就把全乡十四个保的农救会组织起来了。在抓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乡、保政权,开展拥军活动,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战爱国教育。她说: 要团结抗战,“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②只要是抗战,执行边区政府法令,不反对农救会,不论他是地主、富农、商人、士绅、流痞,农救会都要和这些人交朋友,大家团结起来打敌人,对破坏分子则决不能妥协,要坚决斗争。”③区党委推广了陈少敏在安来乡抓点的经验,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边区召开了第一次农救代表大会,陈少敏被选为全区农救会主席。她代表边区党委作了《一年来农救工作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开展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全面具体地准备反攻等战斗任务。在她的主持下,制定了农救会斗争的纲领和农救会简章,发布了全边区准备大反攻的战斗宣言,为迎接大反攻,积极作好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准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少敏立即和李先念、郑位三等开会,讨论中央关于“五师集中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的指示。五师各部队和边区所属各军分区的全体指战员,按照李先念、郑位三和陈少敏的命令,迅速向被敌伪盘踞的大小城镇、交通要道进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
中原突围前后
早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南征。陈少敏忙着布置扎彩门,贴标语,发动群众准备慰劳礼品,象迎接亲人一样的欢迎大军的到来。
八路军指战员早就听说过陈少敏的事迹,这次来到鄂豫边区耳闻目见,果然是一位名不虚传的巾帼英雄。有的指战员从群众送来的慰问袋中,取出边区生产的“女将军”牌香烟,久久凝视着印在烟盒上的跃马举枪的新四军女将军形象,都说这就是中原人民爱戴的“陈大姐”。于是,广大指战员对陈少敏更生敬佩之情!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下支队和五师举行了会师大会。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在会上说: “新四军五师在李先念师长、郑位三政委和陈少敏同志的领导下,创立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你们功勋卓著,中外驰名,你们辛苦了!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①陈少敏代表边区党委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两军会师后力量壮大了,但是还要在此基础上更加壮大。”她指着台下老百姓送来的一篮篮红鸡蛋,风趣地说: “在我们这里,老百姓只有在生伢时才送红鸡蛋。你们看一看,今天群众挑来那么多红鸡蛋拥军,这是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多多地‘生伢’,大大地发展呀! ”①
第二天,陈少敏和李先念、郑位三等,共同签署了《为庆祝大会师慰问八路军兄弟书》,再一次表达了鄂豫边区全体军民对八路军的真挚情谊。
在欢送八路军为解放江南人民继续南征时,陈少敏对王震说: 我们一定遵照中央指示,发动边区人民积极支援你们。区党委决定,将边区积存的黄金全部拿出来,支援南下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少敏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处抢城掠地,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中央指示五师: “内战迫在眉睫,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应付内战。”②遵照这一指示,陈少敏一方面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同时对武汉外围的秘密工作也作了部署。
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中央又紧急指示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南下,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北返。当李先念、陈少敏得知艰苦转战的南下支队全军指战员初冬季节还没有棉衣、棉被的情况后,立即作出决定: 五师所有部队一律停发棉衣,把已经做好的新棉衣和被子,全部留给即将北返的南下支队指战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和新四军第五师三支大军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三十日,中央决定将原鄂豫皖中央局改建为中原局并成立中原军区。中原局以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王首道、王震为常委,郑位三代理书记,陈少敏担任组织部长。
中原解放区及其武装部队,是插入国民党反动派心脏的一把利刀。蒋介石为了发动全面内战,调集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连同地方武装共三十万人,在刘峙指挥下,不断向中原解放区进攻。
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的我中原军区部队,严格遵守国共双方停战协定,对国民党的挑衅一忍再忍,并按照中央指示,从一九四六年一月起,陆续向宣化店地区集中。蒋介石利令智昏,四月底亲自飞到汉口,直接谋划中原内战,阴谋突然袭击宣化店,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党中央在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的同时,决定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五月五日,周恩来来到宣化店,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什么时间转移、如何转移和转移时各部队的行动路线等问题。陈少敏还向周恩来汇报了边区党的工作以及动员群众为部队筹集粮食、鞋袜等情况。当她说到边区群众宁愿自己少吃,也要把粮食拿出来支援部队时,周恩来高兴得连连点头。
在紧张的转移准备阶段,陈少敏主要负责党务和群众工作,包括布置秘密工作、整顿组织、调整干部、安排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人员、组织干部撤退等等。她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夜以继日地忙碌着。眼睛熬红了,身体拖病了,仍然在拚命工作。李先念等十分关心她的健康和安全,曾考虑派人先送她撤走。她坚决不肯,说: 不能为了个人的安全离开部队,就是死我也要和大家死在一起。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有一大批非战斗人员,其中县团以上千部就有两千余人,还有不少眷属。如让这些非战斗人员和眷属随军转移,不仅党的这一批宝贵财富可能蒙受损失,而且会牵累主力部队的作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陈少敏多次召集会议,想尽千方百计,把他们先送走。她把多数干部分成许多小组,让他们化装分散转移: 把一批女同志和眷属组织起来,送往华北解放区,或通过武汉先到上海,再转往苏北解放区; 有的则利用送伤病员的列车带出去; 一部分高级干部,则坐军调处的飞机撤走。对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干部,她又采取沿途化装疏散隐蔽的办法,以减轻部队的压力。
为了给转移部队筹集粮食,陈少敏组织地方干部向群众一升一升的借。她还同张体学一起,仔细研究,部署了留下的一部分武装如何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等到她离开时,已经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能通过敌人的包围圈了。”①
那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以六倍于我的兵力向宣化店地区大举围攻。全面内战开始了。蒋介石狂妄地宣称,要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我中原军区全体将士,“创造”什么“惊人的胜利和奇迹。”②
我军主力在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等指挥下,于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奋勇突围,向西转移,粉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又严令他的围攻部队对我追击,并调胡宗南部由陕南堵截,叫嚷要在七月二十日前,“于荆紫关以南地区,将李部包围歼灭”③,“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等人”④,并悬赏一百万到二百万元,收买他们的人头。
我突围部队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加上山高路险,粮秣断绝,处境极为艰险。作为中原局副书记和中原军区副政委的陈少敏,既要和大家一起行军打仗,又担负着运筹指挥的繁重工作,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身边的战士们凑了一小把炒米给她煮了一小碗稀粥,她不喝,说“送给伤病员同志吧! ”战士们搞了一副担架,要抬着她冲出重围,她挣扎着伸出一只手,说: “给我一支手枪,你们走吧! 你们年轻,要留下来继续革命,不要让我连累了你们。”①患病期间,她柱着一根树枝艰难地随军行进,依然充满着胜利的信心。部队强攻荆紫关时,在她的建议下,把剩下的一批干部编成两个干部团 (四十一团、四十二团) ,和司令部的警卫团组成十四旅,即干部旅,由她直接指挥。经过艰苦转战,十四旅终于和主力一起突破敌人包围到了陕南,为党保存了大批有丰富经验的干部。
突围后,根据党的决定,陈少敏化装为串江湖的医生,于同年八月到了延安。康克清回忆说:“我第一次听到她的事迹是在延安的时候。她不仅有很强的组织才干,而且也具有和男同志一样指挥战斗的能力……。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当她回到延安时的情景来,那时她留着短发,穿一身男人的军装,她的这种打扮使我对她更为崇敬。”②
陈少敏和随后到达延安的李先念、郑位三等,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举行了会议,总结五师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关于五师的工作,刘少奇在给陈少敏等的信中,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 “过去五师在十分困难的斗争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它完成了当时极为重要的牵制敌人的任务,他们损失是有代价的,正如在胜利的战斗中有损失一样,是光荣的。”①毛泽东对中原突围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它“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继续起更大作用。”②
中原突围到陕南的五师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奉命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陈少敏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之前,也东渡黄河到晋城与部队会合。随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将五师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由刘伯承、邓小平统率南下挺进大别山。在我军解放中原的伟大事业中,陈少敏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领导工会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青岛刚刚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解放出来,党中央即派陈少敏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那里主持工作。陈少敏到青岛后,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眼睛“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她依靠工人阶级,教育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动员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积极搞好生产。她以当年做过工的纺织厂为试点,组织管理人员和工人代表商讨恢复和发展纺织生产的各项措施,向各工厂明确提出: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废除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 、“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等口号,深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使这座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的海滨城市,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少敏奉命到北京筹备成立全国纺织工会。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陈少敏等四十九人为全国纺织工会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陈少敏为主任委员。她在总结报告中对“公营工厂管理民主化”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再次强调指出搜身制度是侮辱工人人格的东西,必须坚决废除。同年三月,她在纺织工业部召开的全国公营纺织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工厂管理民主化、合理调整工资、积累资金与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等问题,号召与会代表要坚决拥护人民政府统一财政经济的一切措施,努力搞好生产,为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作出贡献。
在陈少敏的主持下,经过半年的积极筹备,中国纺织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年七月在北京举行。陈少敏向大会作了《关于半年来中国纺织工会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她指出: “组织生产竞赛是工会组织领导群众生产工作的基本方法。”①会议选举陈少敏担任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为了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纺织工业,陈少敏在青岛、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组织纺织工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增产棉纱的号召。对于投机商人企图以囤积棉纱垄断市场的手段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活动,他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坚决斗争,大力发展棉纱生产,粉碎了奸商的阴谋。她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经常和工人们在一起劳动,受到工人们的热情赞扬。她虽年过半百,身体又不好,但仍坚持学习纺织科学技术,在秘书和技术员的帮助下,每天都要读几小时书,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纺织生产的有关知识。
有一次,她从一位技术员送来的报表数字中,发现某车间违反生产规章制度擅自提高工人劳动强度,于是,她便把厂长找来进行严肃的批评。陈少敏的业务知识使那位技术员大为惊讶。事后,那位技术员问厂长: “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①
陈少敏领导纺织工会,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使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人民政府给纺织工会四万元奖金。根据陈少敏的提议,这笔奖金用来为纺织工人修建了一座疗养院,她还亲自参加了疗养院的设计和修建工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陈少敏主持召开了全国纺织工业会议。她在向大会的报告中,就增产节约及推行新工作法两个重大问题,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批评了某些保守思想及严重的浪费现象,给到会代表以极大的启发和鼓励,各地代表随即开展节约用棉的友谊挑战。会后,在全国纺织工业战线上,掀起了增产节约和推行新工作法的高潮。
陈少敏获悉青岛纺织厂女工郝建秀的先进事迹后,立即派技术人员帮助她对其工作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经陈少敏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广,不仅使郝建秀工作法在纺织工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年之中就为国家增产了四万包优质棉纱; 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她亲自培养的郝建秀小组,一直是纺织工业战线上的先进标兵。为了使郝建秀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纺织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陈少敏和郝建秀所在的国棉六厂的党组织研究决定,保送她到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又进华东纺织工学院深造。
建国初期,陈少敏还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增加工人的福利,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的纺织女工们,每当想到她们在生产条件方面的今昔变化以及诸如享受保健、工厂幼儿园和托儿所、工间喂奶等等各种福利的时候,她们总不免要想到为她们创办这些条件的陈大姐”①。
一九五四年九月,陈少敏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在会上就工会工作发表讲话,阐明了党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党同工人群众的血肉关系,以及工会的主要任务。她说: “工会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人民政府的支柱。”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广大职工群众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引导他们切实地遵守宪法、遵守劳动纪律,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深入地开展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厉行节约,增加生产,保证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集中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
陈少敏坚决反对脱离工人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她自己处处以普通劳动者要求自己,生活仍和战争年代一样简朴,从不允许别人对她搞特殊照顾。在食堂吃饭,她和大家一起排队。后来,她还把积蓄的一部分工资拿出来,支援家乡人民搞基本建设。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少敏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又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为社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继续战斗。
一九五八年以后,陈少敏因身体不好,医生建议休息,但她仍带病坚持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医生一再要她住院治疗,她却很少考虑自己的病痛,一直悬念着人民的疾苦。一九六二年,她坚持要到鄂豫边老革命根据地去搞调查研究。她带着氧气瓶,拖着胸背上着钢架的病体来到武汉时,许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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