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傅秋涛人物传,傅秋涛生平事迹,傅秋涛评价

Posted 2022-05-07 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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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傅秋涛人物传,傅秋涛生平事迹,傅秋涛评价

傅秋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民兵建设杰出的组织领导者。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一生①。

(一)

傅秋涛(曾用名傅旭高、武民) ，一九○七年八月三日(农历六月二十五) 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南乡安定区鸣山程家园的一个贫农家庭。程家园是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距离平江县城三十多里。两旁山峦起伏，中有大路通往县城，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从村边蜿蜓而过，汇入了著名的汨罗江。这里虽然水秀山青，风景如画，但是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而且大部分属于地主所有。他们把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收获，以地租方式剥削去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同时，还要强迫农民缴纳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致使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悲

傅秋涛家里地无一垄，只有一间半略可挡风避雨的茅草房。父亲傅辅臣，一辈子给地主当雇工，也未能使妻儿得到温饱。他有时不得不冒着地主要处罚的危险，到附近山上砍点柴，把它挑到不远的集市上去卖几个钱，然后买回一点生活必需品。再就是在宅边道旁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一点蔬菜来吃。傅秋涛的母亲寻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他们俩口起早贪黑的干，全家也只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

傅秋涛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大弟启涛，二弟慕涛，大妹年凤;二妹和三妹，因小时生病无钱医治，不幸夭亡。

傅秋涛从七、八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种地，并担负起打柴、挑水等较重的家务劳动。十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离家十几里的水南 (村) 姓田的地主家放牛。后来又换了两家。他在地主家，除放牛外，还得挑水、砍柴、扫院、做饭，什么活都要干，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可是，每天吃的却是剩菜剩饭，还没有任何报酬。只是到了过年，遇到地主高兴的时候，才赏给几个钱(可买一斤猪肉)，让他回家看看亲人。(十五岁那年，他到了离家三十多里的三眼桥，给地主兼商人开设的店铺干活。先在钱义松开的裕义恒商号，后又到姓毛的开的全福生商号，各干了一年多时间。

在一九二五年，湖南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兴起时，傅秋涛参加了三眼桥的农民革命组织——雇农工会。不久，被选为雇农工会委员长。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的小学教员钟期光。从此，他俩就一直是革命队伍里的亲密战友。

一九二六年，傅秋涛回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初，他来到平江东乡加义，给熊小凤开的公信商号干活。在这里，他开始搞工人纠察队，而钟期光则仍在三眼桥一带搞农民自卫军，相互之间常有联系。

(二)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傅秋涛参加了平江农民扑城暴动。这次暴动，是在平江县暴动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是一次平江的党组织和群众在“马日事变”后，奋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当时决定以城内一百名工人为内应，以善惠庵钟声为信号，以夺取县城为目标。那天晚上，年仅二十岁的傅秋涛，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积极地投入了战斗。他和其他农民兄弟一起，组成一支大约三百多人的队伍，开到平江县城附近，大家精神抖擞地等待着战斗的命令。但负责鸣钟的人因故延误了时间，眼看天色将亮，只好主动撤退。这次扑城，虽然没有成功，却在傅秋涛的心中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烈火。

一九二九年三月，放牛娃出身的傅秋涛，经周义高、邓楚青介绍，在加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他曾率领赤卫队参加配合红军攻打长沙城的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会遭到反动派严重摧残。经过党的艰苦工作，才逐渐地得到恢复。一九三○年年底，湘鄂赣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次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省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省赤色总工会，委员长是陈桂生。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根据中央代表团和全总巡视员陈佑生等的意见，召开了第一次省总执委扩大会议，改选了执委会，傅秋涛被选为委员长。

随着革命担子的加重，傅秋涛感到要作好领导工作，亟需提高自己的理论首先是文化水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省少先队队长张藩，念过三年书，有点文化。他就常常一个字一个字去请教。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他终于能够阅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了。后来，他在军队里成年背着两本书：《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孜孜不倦地捧着学习。

从一九三三年三月起，傅秋涛转入红军部队工作。他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当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于三月十九日，将全省红军二万五千人集中到万载高村一带，派傅秋涛等到前线加强领导。他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进行动员和政治教育。积极配合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小沅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傅秋涛任省委副书记。不久，敌重兵压境，小沅被占，省委机关和部队被迫向铜鼓、幽居转移。省委一方面派邓洪去找任弼时汇报情况，另方面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并决定由傅秋涛兼任浏、宜、万工作团书记和第三作战区政委，邱金生为司令员。傅秋涛等受命后，立即奔赴指定地区，积极宣传中央指示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全力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围剿”斗争。在斗争中，傅秋涛表现了杰出的工作能力和坚强的组织观念，做到党需要他去哪里，他就到哪里去战斗，并在哪里开花结果，出色地完成任务。

六、七月间，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在龙门山与国民党主力五十师等部遭遇。由于敌众我寡，加上指挥不当，我军损失重大。这次失败被称为“六、七月事件”。八月，省委转移到平江黄金洞，在何家垄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并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收集武装和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以恢复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据此，省委决定从浏宜万地区调回傅秋涛，然后又派他和黄加高去鄂东南收集部队和开展扩红运动。

傅秋涛接受任务后，马上率领了一支七人短枪队匆匆出发。他们路过通城县，在云溪山上的群众家里住下。当天傍晚，突然来了二百多个敌人包围了村庄。傅秋涛当时正在“打摆子” (发疟疾) ，当敌人乱喊乱叫“前进呀，抓活的”的时候，他毫不迟疑，立即带领大家一齐往外冲。一出门，就开枪打倒了前面的十几个敌人，接着便乘机突围出去了。

在突围战斗中，八个人冲散成为两部分，有四人冲出去后，回黄金洞找省委去了; 傅秋涛和另外三人冲出来后，绕过通城县，转移到湘鄂边的药姑大山，见了中心县委书记钟期光。在这里住了两晚，然后由县委派人护送他们到崇阳，又由崇阳县委派游击队员护送他们到通山。在通山的冷水坪，他们终于找到了湘鄂赣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等。傅秋涛随即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决定，经过讨论，确定了边打边扩红的行动方针。

会后，傅秋涛等率领部队，由通山、崇阳，向临湘、平江方向前进。沿途捣毁了许多国民党的区、乡政府，打击了土豪劣绅，消灭了南江桥驻敌一个排，击溃了敌新七旅一部，缴获了一批武器物资，还捉了七八十个俘虏。由于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又动员许多群众参加红军，部队很快就发展到了一千一百多人，红十六师又迅速地壮大起来。

正当傅秋涛等的部队向平江挺进之际，省委书记陈寿昌于十月间，在黄金洞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由陈寿昌等去前线指挥部队，调傅秋涛来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会后，陈寿昌等率领省军区独立营一百多人，从黄金洞出发，在平江斑鸠坳，同傅秋涛等相遇会师。陈寿昌向傅秋涛传达了省委决定。傅秋涛说，还是“我到前方去，我比你身体好。”陈寿昌不同意，并强调这是省委的决定。于是，傅秋涛即离开了红十六师，率领着一百多人的独立营，返回黄金洞去了①。

这时，红十六师从报纸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已由湖南西进。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拟向西南发展。部队从牛姑山出发，不料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同敌三十三师遭遇。我军虽击退敌多次进攻，但因陈寿昌负伤而决定撤退。当晚，陈寿昌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后来，省委决定由傅秋涛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

由于蒋介石忙于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进攻湘鄂赣边区的敌人一度减少。傅秋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根据省委决定，积极组织红军主动出击。一年中，共经过大小几十次战斗，特别是虹桥、高枧的战斗，取得一系列胜利。又经过成立扩红突击队，多次深入群众动员参军，全师一度发展到五千多人。

(三)

从一九三五年六月开始，蒋介石把原进攻中央苏区之主力汤恩伯等部，会同何健的西路军以及湘鄂赣三省保安团，共十几万人，向我省委驻地平江虹桥、长庆等地，发动大规模的包围“进剿”。面临敌人大举进攻的险恶形势，傅秋涛在长庆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决定突围出去，以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决定由咏生县县委书记江渭清率部分精干武装和干部留下坚持斗争，其余的咏生县、区干部和省级机关、保卫大队等组成特务团，同红十六师一起，由傅秋涛率领突围。省军区还制定了两个突围的方案。

六月十四日，傅秋涛率领特务团和红十六师开始按第一方案行动。当部队走到修水渣津西北一带时，因敌人火力封锁严密，使我伤亡甚大。这时，敌第四师又从通城赶来增援，使我无法按第一方案突围，乃连夜折回黄龙山。当部队刚到修水之石桥休息做饭时，敌人又追了上来。傅秋涛立即召开战地紧急会议，决定打击尾追之敌。红十六师与特务团迅速占领山头，敌疯狂向我进攻。到十五日下午，敌已增至三个师。战斗越打越激烈，一直打到午夜，我伤亡三百余人，被迫撤退。

省委分析形势后，决定采取第二方案，率领部队改向西行。翻过了幕阜山，由天岳关向北，到达通城之盘石、云溪。云溪原是苏区，我军在地方党帮助下，安置了二百多名伤员，然后分左、中、右三路突围。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为中路，因过分疲劳，在途中休息耽误了时间，当赶到麦市河边，天已大亮。河面被敌封锁，无法渡过。右路四十七团和左路四十八团的一个后卫连也未能突围过河。于是，傅秋涛率领这几支部队共一千多人向南行动，同敌人在幕阜山区迂回周旋。不久，又转入平江周坊、横江山区，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江渭清等会合。

这时，敌人又围攻过来。驻平江三眼桥的敌团长，强逼老乡送信给傅秋涛，狂妄地说： “本部队从三眼桥至献钟十五里，配置七个营，看你们从哪里过去。” “希你率部属人员携枪械前来投诚，才是生路”，“本团长还可嘉奖。”反动气焰极为嚣张①。

面对敌人的无耻威胁诱降，傅秋涛斩钉截铁地在战斗动员中指出： “对付敌人，一是斗，二是斗，三还是斗。没有坚决的斗争，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那怕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最后，他代表省委和省军区宣布突围命令： “谁害怕，犹豫动摇，谁就受军纪制裁。只有前进，才是出路。”②

部队按照傅秋涛的命令，天黑以后，马上出发。一千七百多人的队伍，屏气轻步，静静悄悄，一个紧跟一个，穿过敌人的碉堡群和重重路障，神速地从雷家滩渡河到达爽口，胜利地突出重围。突围中，傅秋涛的爱人曾相娥(省委妇女部长)不幸牺牲，还有保卫队轻伤一人，别无伤亡。碉堡里的敌人，夜里不敢爬出“乌龟壳”，只是有时乱放一阵枪或乱叫唤一阵，表示“送行”而已。

艰苦复杂的斗争，磨练着革命者的意志。几次突围，虽然使得红十六师损失很大，但傅秋涛等对革命前途仍然满怀信心，斗志不懈。他与大家相互勉励道： “不要灰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后来，傅秋涛在总结中指出：突围“给我们的教训很深”，“主要是我们没有看出红军主力长征，敌人大举进攻苏区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当红十六师取得几次重大胜利之后，有些麻痹轻敌”。“老的斗争方法要改变为新的斗争方法”，“这种及时的转变，是关系着我们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转得过来就能生存，就能发展，转不过来或转过来了行动不积极，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们被形势所逼，被动地转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①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后，湘鄂赣边区进入最艰苦的斗争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漏掉一人”的口号下，疯狂地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湘鄂赣边区许多地方变成一片荒凉。在这种情况下，傅秋涛率领的队伍，有时几个月甚至半年，都吃不上一顿饱饭。常常是二百人只有二升米，仅能熬米汤喝。指战员们成年吃野菜、住山洞，过着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但革命的斗志和信念却愈益坚强。

为了部署反“围剿”斗争，傅秋涛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平江黄金洞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提出创建十个独立营的计划。会后，傅秋涛即率领省军区独立团部分兵力，到平江芦洞、白水、义口一带，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 随后又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分散活动，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把从修水的清林，直到铜鼓的山溪坳、幽居、坦坑、?sup>③暌淮甘?座敌人碉堡全部拔除，一扫而光。

一九三七年一月，当傅秋涛率领的独立团在通山、崇阳交界处与红十六师余部会合时，正遇敌保安第十团。一场激战，我军受挫。二月，部队返回黄金洞，省委决定改红十六师为湘鄂赣野战军。

在反“清剿”斗争中，为粉碎敌人的“保甲联防”，傅秋涛等采取了一个有效对策：把附近的保甲长统统捉来，杀掉一、二个最坏的，其余的令其写保证书，保证不反共产党和红军，还要为我们购买粮食、医药等。结果，许多保甲长成了替我们办事的人。

在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环境下，革命群众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红军。有一次，傅秋涛率领游击队几百人，从平江加义与长寿街之间大水塅过河，准备到咏生县去。行至途中天已大亮，即进入附近村庄隐蔽。这一带敌堡林立，我军随时都有被敌发现的可能。群众为了保证红军安全，自动组织起来，派出部分人到敌人碉堡周围的地里轮流劳动，以注视敌人动静; 留下来的人、在家做饭、磨豆腐，热情招待红军。群众说： “牺牲我们一个人、一家人都没关系，只要红军和苏维埃在，大家就有希望。”湘鄂赣省的党和红军，就是依靠这样好的群众，才克服了一切艰难困苦，坚持着长期的革命斗争。

(四)

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的半年多时间里，湘鄂赣省委同党中央仍未取得联系。他们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和了解一些党的合作抗日政策精神。当时，省委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或者派交通员跑长沙、安源等地，找工人联系，搞报纸和传送消息; 或者派侦察员到公路上捉邮差，取一些报纸。同时，还写些传单，要邮差夹在信里送到城里去。这一送，很多人得到传单，影响颇大。

一九三七年二月，湘鄂赣省的党政领导进行了人事调整。省委常委由九人组成，涂正坤任书记，傅秋涛改任省苏维埃主席。五月，省委决定一面派人与党中央联系，一面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并于五月十日成立了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由傅秋涛任主席，涂正坤等任委员，统一领导、指挥所属各游击队。五月十五日，军委以“快邮代电”方式发表声明，主张和平合作，一致抗日。

为了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省委还制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合作方案，有四条：一、划湘鄂赣苏区为特区; 二、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 三、释放所有被捕革命者; 四、发给经费。二是停战方案，有五条：一、撤退对我围攻部队，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把加义让给我们，便于同武汉行营谈判; 三、我部集中时要通行无阻，不得捕杀; 四、发给经费; 五、停止诱降，叛徒来“招抚”，我们就杀①。

果然，在谈判开始前后，国民党拟派叛徒孔荷宠、方步舟，用“招抚”、“收编”来瓦解我部。傅秋涛当即愤怒地指出： “如果要派叛徒孔荷宠、方步舟来谈判的话，一见面就要杀掉他们。”并以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委会名义，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发出布告，严正指出： “近乃有破坏国内和平统一的不肖之徒，当我双方进行谈判时，胆敢欺骗落后民众，散布红军 ‘投诚’ 与‘收编’ 等荒谬离奇鬼话，……对于个别破坏国内和平统一挑拨内战者，本会坚决采取严厉的镇压与取缔。”这就给国民党的反动阴谋以有力回击。

六月间，省委先后派出邓洪、罗其南等去延安找党中央。八月中旬，他们带回来党中央的指示。这期间，党中央也派来了李涛等来向省委传达了有关指示。因此，省委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有了更明确的方针。

第一次谈判，于七月十五日在平江义江陈家大屋(祠堂)举行。我方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前述的四项合作条件与五项停战条件。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代表，只接受了部分停战条件。

第二次谈判，于七月十八日在平江加义的万寿宫举行。我方出席的代表是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为了防止意外，我军还在外线布置了警戒，做好了应战准备。谈判刚一开始，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就站起身来说： “我们中华民国必须贯彻一个主义，服从一个政党，拥护一个领袖，这是一个原则。我们的蒋委员长——”说到这，国民党的其他代表都刷地站起来个立正。傅秋涛和钟期光见此情景，彼此相对微微一笑，悠然地吸着烟。接着，傅秋涛以平静而坚定的语调，打断那个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长的话，说： “你累了，歇歇吧。你刚才说的话，我们认为都是多余的。我们还是直截了当地谈条件吧。”这一下，使得对方陷于非常被动，显得手忙脚乱。

我方提出，首先要划定特区，特区内的政权属于共产党领导。他们说： “这件事，我们无权同意。”

我方又提出，湘鄂赣红军要集中改编成抗日武装，仍由共产党领导。他们又说： “这件事，我们做不了主。”

我方再提出，一切在押政治犯，立即释放。他们还是回答： “这件事要请示浏阳师部。”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只好商定下次谈判改在浏阳举行。

七月二十日，驻浏阳的国民党五十师师长岳森，派了三个人，开了一辆美制旅行汽车，来邀请我方代表去谈判。省委仍派傅秋涛、涂正坤和钟期光为代表，随同前去的还有警卫组长吴泳湘等。临出发前，省委还特为他们赶制了七套藏青线布新军装。藏青的八角帽，把用红布剪成的五角星帽徽衬托得格外鲜艳。四个警卫员，一律打着淡青的绑腿，扎着黄色装满子弹的九龙袋，腰间挎着一式的乌亮快慢机，机柄上拖着一条火红的流苏，显得威风凛凛。

从义江到浏阳，须经过平江城。国民党的那几个人要求进城去休息并吃午饭，傅秋涛等经研究后表示同意了。这一行人入城的消息传出后，街上挤满了人，兴奋而好奇地看着他们，说：共产党和红军，并没有被国民党“剿尽杀绝”，相反却更加坚强了。

午后，汽车驶抵浏阳。谈判是在一个小山上的凉亭里举行的。傅秋涛开门见山说：“岳师长，抗战救国，全民大事。我建议，我们抓紧时间，就着手谈条件吧。” 岳森被动地表示：“对，对，岳某也是此意。”涂正坤接着提出了我方的要求，基本上是三条：划定特区; 改编红军为抗日武装，并解决经费; 释放政治犯。傅秋涛马上又追问了一句： “岳师长，你的高见?”岳森狡猾地回答道： “这三条确实是要紧的。……放政治犯，这明天就可兑现。……你们提出个名单，我们就按名单去办。”钟期光听了，立即予以反驳： “岳师长，你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请问，岳师长能不能列出一个十年内战中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军人名单?”岳森听了，只好以刺耳的假笑来掩盖他的窘境。最后，傅秋涛严肃地说： “我看就这样决定吧。……按现在的登记册全部释放你们所认为的政治犯。”岳森无奈，只好答应①。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红军集中改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岳森说： “我看这 ‘红军’ 二字实在是多余的。”傅秋涛等坚持说，如要取消“红军”二字，就必须加上“共产党”三个字，以免同其他队伍混淆。他还提出在浏阳设立我方办事处等。经谈判，双方均表同意。至于划定特区、驻扎部队和经费等项，因对方无权表态，遂留待武汉谈判去解决①。

不久，经费问题初步获得解决。国民党原驻嘉义的一个团也撤走了，嘉义、义江、谢江一带，划为我军集中区。国民党在这一带精心修建的碉堡，也成了我军的“营房”。以后新四军的一个办事处，曾经设在这里。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去武汉行营谈判。不久，董必武来到武汉并负责同国民党谈判。从此，省委同党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八月二十九日，谈判成功，从而标志着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九月，傅秋涛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委决定，派吴泳湘等去湘鄂赣边区东北分区执行任务。临行时傅秋涛嘱咐他们：“要特别警惕国民党阴谋，揭露其 ‘招抚’ 、‘收编’ 鬼花招，要保卫党和红军的尊严。”

位于五梅山南麓的潭山镇，是东北分区的中心。吴泳湘等在这里找到了东北分区特委宣传部长曾金山。随即召开了临时特委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把当地游击队命名为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九大队;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从干部每日四角伙食费中节约二角为扩军经费。接着，他们向军区写信作了汇报。傅秋涛很快给予回信说：因为你们基本上贯彻了中央指示和省委决议，所以工作进行得较好。特别是“第九大队”这个名称取得很策略。回信着重指示，下一步工作，斗争仍很复杂，要更好地掌握政策，保持高度警惕; 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的面目。十月，傅秋涛又派张藩去协助工作，并带去新的指示：由于何健十分刁恶，湖南处境更加困难，我们要在潭山暂时留驻，继续扩大队伍，并设法多筹经费。经过二、三个月的艰苦工作，九大队从原来几十人发展到了三百多人，于十一月奉命开往嘉义。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各游击区革命群众抗日热情日益高涨，红军力量和威信不断增强和提高。各分区、各县的游击队，按照省委指示，全部集中到嘉义并经过整训后，统一改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主要由傅秋涛率领的省军区独立营组成; 第二大队，主要是由吴泳湘、张藩的第九大队组成; 第三大队，主要是由江渭清、秦化龙的西北、西南分区游击队组成。支队司令员傅秋涛，副司令员刘玉堂。当时，因对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清，傅秋涛曾一度接受了国民党派人来担任副司令员等的条件。但经周恩来及时指出后，即已纠正。总之，经过三年艰苦游击斗争，湘鄂赣边区保存了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有近五百名党员干部和三百九十多名战士，共约九百人。

武汉谈判成功后，省委派傅秋涛去武汉，会见了周恩来、董必武、叶挺、项英等。他们在一起，着重研究了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和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在武汉，叶挺还举行盛宴招待大江南北各省的红军代表和党中央派来的干部，以扩大影响。至此，湘鄂赣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进行英勇卓绝、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时期，宣告胜利结束。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还成立了新四军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军委，项英为军政委员会书记，傅秋涛等为委员。军部决定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支队，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团长。该团有一千一百人，二百多枝步枪，三挺机枪，七百三十把马刀。

根据军部指示，傅秋涛率部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离开平江嘉义，奔赴抗日前线。沿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倍受群众欢迎。青年们纷纷参军，短短几天，就有四百多人入伍。当部队到达慈化时，接到军部紧急通知，获悉国民党派驻袁州(今宜春) 两个团，企图伏击我军。对此，广大指战员义愤填膺，准备迎击。傅秋涛面对现实，告诫部队：国民党同我党合作抗日的主张，蒋介石是被迫接受的，他时刻不忘消灭我们。因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部队在萍乡休息一夜，次日继续前进。傅秋涛下令把机枪架在火车头上，马刀亮出窗外。同时作火车司机的工作，让他在袁州不要停车。结果，顺利通过袁州，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部队到达江西玉山下车，即向浙江挺进。在抵达开化时，傅秋涛会见了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开化休息几天后，又继续前进，到达安徽屯溪岩寺，与新四军军部会合。

部队在岩寺进行了整训，然后驻防于泾县的三里店附近。六月，根据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指示，傅秋涛部奉命渡过青弋江，经寒亭、高淳，渡石泊湖，到达博望镇，顺利挺进江南。随即在高淳、当涂、江宁、句容等县，积极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些地区是水网交错的平原，部队从山区来到这里，面临着思想上和战术上的转变。为适应这种转变并鼓舞斗志，傅秋涛对指战员们说：钻山区我们有一套，现在钻水网也一定要有一套。学习嘛! 依靠群众嘛! 只要抓住这两条，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在江南“安家”。

有一次，国民党第三战区通过新四军军部，命令傅秋涛部限期破坏宁芜铁路，以粉碎日寇之“扫荡”。傅秋涛接到命令后，立即派一营营长熊应堂、副营长张藩、教导员汪克明等率领一支小分队去执行这项任务，结果第一次破路如期完成。过了一段时间，傅秋涛还直接指挥了第二次的破路战斗，取得了炸毁南京附近一铁路桥和消灭日寇一个班的胜利，获得上级的电令嘉奖。

当时，江南形势复杂，不少土匪头子或汉奸骨干拉了一些队伍，自封“司令”。有个自封“司令”的刘春发，拉了二百多人，名为“抗日”，实为汉奸，无恶不作。傅秋涛决心要“吃”掉他。经过周密的侦察与部署，一举就把这支土匪武装消灭，缴获了伪政权 “大印”一颗，步枪二百多枝，机枪二挺，手榴弹几百枚，还俘虏了二百多人，经教育后，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回家乡; 同时，解救了许多被刘春发抢来的妇女。

在坚持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傅秋涛还收缴了朱永祥部的枪。朱永祥原来是国民党的中士班长。南京失守后，他拉了队伍在上源铺一带称王，共有一千余人，其中有一支青红帮大刀队。当他听到新四军要来时，就冒称是朱德之侄，说新四军是自己人。群众一时为其所骗。后来看到新四军同朱部绝然不同，乃将朱部的种种罪恶报告给新四军。傅秋涛成功地开展统战工作，使朱部的电台台长携带电台归向我方，并及时送来一个重要情况：朱永祥要于明日把队伍拉到南京去投降日本鬼子。傅秋涛立即决定中途伏击。第二天，我军截住了已经开拔的朱部，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将其全部歼灭，朱永祥等被活捉，并缴获步枪、机枪等甚多。战后的一天，当地最大的青红帮头子陈玉庚前来求见傅秋涛，一见面就说： “兄弟我备了二匹马，二挺机枪，二枝驳壳枪，作相见之礼，望兄笑纳。”傅秋涛说： “有话请直说吧。”原来，陈玉庚的三弟是朱永祥的警卫连长，被我俘虏了，他来此是请求释放他的弟弟的。傅秋涛正想开展统战工作，遂利用此机会说明我军抗日主张及政策等，并答应了陈的要求。此后，双方保持了一定的联系。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寇入侵繁昌，傅秋涛曾调去一个营参加保卫战，消灭了日寇四十多名。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定于七月一日在泾县云岭军部召开。为迎接军党代会的召开，傅秋涛派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以突袭方式歼灭了日寇一个小队，缴获二个掷弹筒、二挺机枪和几枝步枪，还生俘了一名日本兵。

不久，队伍扩大了一千多名新战士，一团奉命扩编为一支队(即新一支队，以区别于原来陈毅领导的一支队) ，傅秋涛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下辖两个团。原一团一营扩编为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政委肖辉锡，政治处主任汪克明，参谋长刘世相。原二营的大部分补充到军部警卫营，小部分与三营一起扩编为新一团，团长张铚秀，政委丁岭章，参谋长李斌山。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寇三千余人向我繁昌地区进犯。这是敌人进行的又一次“扫荡”，历时二十天。傅秋涛指挥部队，配合三支队，在繁昌东郊的峨山头阻击，予敌重创，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毙伤敌中佐以下四百五十余人。

一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芜湖日军五千余人进占南陵，然后分两路进攻新四军。其一路两干余人，在空军掩护下向我军傅秋涛部所在的父子岭阵地进犯。

父子岭，在三里店与云岭之间。这一带群山起伏，连绵不断。傅秋涛命令部队在三里店父子岭一带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歼灭日军。战斗先从三里店打响，傅秋涛命李元率一个连先守卫分水岭，掩护川军撤退，再由广路坦到烟墩铺以北进行牵制，主力部队在父子岭杀伤敌人。经八小时激战，日军伤亡三百七十余名，不支而退。另一路三千余人向我第三团何家湾阵地进攻，也被我击退。

捷报传来，皖南人民深受鼓舞。他们纷纷给抗日战士送来猪肉、鞋袜、毛巾等，热烈慰问人民子弟兵，还创作了一首《父子岭战斗之歌》来热情歌颂。

十月四日，日寇第十五、十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再次大举“扫荡”皖南。其中一路五千余人，由铜陵、繁昌、南陵出犯，直扑云岭。我军傅秋涛等部奋勇迎战，从三里店打到汀潭，歼敌数百。叶挺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至下午五时，他指示傅秋涛在大、小岭一带放开一个口子，迫使敌人撤退，然后我军乘胜追击。当敌窜至泾县时，国民党五十二师弃城而逃，使泾县被敌人不战而占。待傅秋涛部追至城下，经奋勇攻击，又夺回了该城。残敌向南陵逃窜时，沿途继续遭我打击，伤亡惨重，敌之“扫荡”再次被我粉碎。

(五)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一月四日，傅秋涛奉命转移。他率领新一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营，以及所属部队新、老一团，踏上了北移征途。次日下午五时，到达大康王、风村宿营。

六日上午，国民党顽军在丕岭脚下的纸棚村，打响了皖南事变的枪声。军部命令傅秋涛部在原地构筑工事，防止顽军的突然袭击。傅秋涛当即主持干部会议，由江渭清传达了军首长在茂林召集的各纵队首长会议精神：以一纵 (傅秋涛、江渭清部，辖老一团、新一团、特务营)出求岭;二纵 (辖老三团、新三团、周桂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委) 出丕岭，博刀岭;三纵 (辖五团，军特务团，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委) 出高岭。三路纵队于七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当日傍晚，傅秋涛命令老一团参谋长刘世相率三营为前卫，轻装上阵，限于七日拂晓攻占求岭，待主力到达后，继续前进。刘世相率部经半小时激战，歼敌一个连，按期占领了求岭。主力部队亦陆续到达。

七日上午八时，新一支队占领顽军没有设防的榜山、出球坑、长村，零星敌人闻风而遁，支队部进驻梓坑。

距榜山西南方向约二里地的举山、是星潭镇的制高点、夺取举山，三路大军会攻星潭就胜利在望。黄昏时，按照傅秋涛的命令，老一团由团重机枪连在榜山掩护，全团顺岗而下，直扑举山。举山有三座山峰相连。我军一、二营和前卫营分别攻打三座山峰。其时，顽军约一个营已先我到达。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我即占领举山。这时已经可见星潭灯火。部队正要继续前进，却为支队副司令员赵凌波所阻挠，他下令要部队撤回梓坑休息。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提出异议，赵凌波竟以“不服从命令者，按军法论”相威胁。于是，老一团只好撤回梓坑宿营，只留一个连在榜山顶上警戒。

八日拂晓，从抓到的顽军俘虏的口供中获悉，顽五十二师已从泾县向我堵截。傅秋涛在上午召开了支队党委会，研究行动方案。江渭清提出打过榔桥公路，背靠宁国、宣城，既可以策应军部突围，又可以避免被敌包围。但这一方案，又被赵凌波借口要等军部出来而加以反对，未能采纳。

上午十时许，顽五十二师从榔桥方向扑来，直插新、老一团结合部。傅秋涛命令老一团挥师东南方向，配合新一团将敌击退。下午四时傅秋涛又召开支队党委会，研究突围路线，决定到苏南找罗忠毅、廖海涛和谭震林的部队会合。

会后，熊应堂奉命率老一团和特务营强攻梅树岭，攻至半山腰，赵凌波派来参谋传令撤退。熊应堂不肯。赵凌波竟下令吹起军号，强令部队后撤。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撤回梓坑。傅秋涛得知后，气愤万分。他大怒道： “这打的是什么仗?赵凌波搞的什么名堂?!警卫员，给我把赵凌波找来，我倒来请教请教他! ”结果，警卫员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来他已叛变投降了。

九日，部队撤至徽水河西。傅秋涛在求岭脚下长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新、老一团于傍晚分别向东突围，到板桥集合。突围开始，老一团以一营为前锋，集中轻重机枪开路，冲过了公路。敌忙以火力封锁，傅秋涛等被隔阻。他下令一团政治处主任汪克明等率领队伍，继续突围。

被隔阻未能冲过公路的老一团指战员，遵照傅秋涛的命令，以三营营长范连飞率部开路。孔诚的警卫连集中火力，很快就打开一个缺口。一场血战，傅秋涛等终于杀出重围。但这次战斗只冲出三百余人，缺口又被敌人封死。傅秋涛只好率领冲出来的这部分指战员，向着榔桥河以东方向前进，在一个山坳里，同熊应堂等会合了。傅秋涛即令韩石生点起三堆火，向新一团发出联络信号，但未取得联系。原来，张铚秀率领新一团在求岭激战后，退回到大康王。后来，他们与阙中一部会合，共有三百余人一起突围过江了。与此同时，还有李元率领三百余人，转战到石井坑军部，参加了坚守东流山的战斗。最后，他们也突围到达江北。

傅秋涛等当时冲出的只是敌人的第一重包围，因此必须继续战斗。他们在一两天中，聚集了被打散的队伍，带到一个荒山里进行整编，组成了一个三百多人的步兵营、一个五十多人的手枪队。然后，沿着一条长达二十多里的涌溪坑向东前进，出坑上了老虎坪。这个老虎坪，位于经、宁、宣三县交界处，群峰迭嶂，号称有九九八十一条沟。地理环境虽好，但仍在顽军之大包围圈内，加上深山老林，几百人的给养也无法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傅秋涛决定缩小目标，让步兵营独立行动到苏南，剩下短枪队，大多数是干部，伺机突围。一天，顽军来“清剿”，傅秋涛等正往后山撤退时，敌一炮弹飞来，炸伤我参谋长王槐生、三营营长范连飞等三人。这之后，傅秋涛决定再次分散目标。他同汪克明等十一人转移到了大斧山，这里同老虎坪可以隔坑相望。

如何突围?严重的问题摆在傅秋涛面前。他决定让爱人陈裴然带着刚满周岁的小孩 (傅国美) 以及黄吉民留下，以照看伤员。他对陈裴然说： “你留下来，不光是为了孩子，更主要的是为了照料伤员。”但是，当黄吉民和陈裴然去找到地下党时，得知伤员王槐生等已光荣牺牲，他们只好返回原处。为了尽快突出敌人重围，傅秋涛夫妇把自己的小孩寄托在一位老乡家里抚养。直到解放以后，长大了的姑娘才回到了父母身边，并改名叫傅还。

农历正月初七，傅秋涛一行经过化装离开了大斧山，第二天到达新岭。他们走进一地主家，傅自称是“五十二师陈副官”，是率领便衣队来“搜剿”新四军的。地主听了那敢怠慢，赶忙设宴招待一番。第三天，汪克明正在道旁看表时，有两个人见了，称赞说： “你这只瑞士表不错呀。” 经答话交谈，乃知他俩是青红帮的，并且是陈玉庚的部下。傅秋涛即利用那次同陈玉庚建立的统战关系，在他的帮助下绕过了五十二师的封锁线，然后从孙家埠渡河，进入当涂县的一个村子。谁知该村保长竟胡说他们是“土匪”，煽动了不少老百姓来抓他们。傅秋涛站出来大声地说： “乡亲们，我们是新四军，不是土匪。我就是傅秋涛，就是你们所喊的傅司令。这一带我们住过，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老乡们听了，仔细辨认，果然不错。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保安队闻讯赶来，直追到南漪湖边。湖边停泊两只船，船家不愿为他们摆渡。因情况紧急，汪克明乃掏出手枪说： “给你钱，不摆渡就枪毙你。”当船到了湖心时，傅秋涛才道歉说： “我们是新四军，因为后有追兵，来不及解释，请原谅。”船家说： “你不讲，我还真以为你们是五十二师的呢! 既然是一家人，就用不着说两家话。”过了湖，到了东坝。顽五十二师封锁了那里的渡口。他们迂回来到离下坝约二里处，雇了一只船渡过了河，到达溧水、溧阳。农历正月十五那天，终于找到了罗忠毅、廖海涛部十六旅。又过几天，傅秋涛等在谭震林部驻地，同江渭清等一行胜利会合。

一九四一年春，傅秋涛奉调到苏北盐城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并担住大队长。在那里，他听了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重要报告。

一九四三年二月，傅秋涛被任命为新四军七师副师长，到无为就职。在无为的石涧铺，我军抓到了赵凌波。这个在皖南事变中叛变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的叛徒，终于遭到了人民的处决!

这一年，傅秋涛被选为新四军出席党的七大的正式代表之一。动身前夕，陈毅建议他们把小孩带着，在路上可以起到掩护身分的作用。于是，傅秋涛夫妇扮成走亲戚的老百姓，携带一岁多的小孩傅宁和简易行装，在深秋的一天上午，开始登程。组织上还派了一名交通员随行。他们从蚌埠附近一个小车站上了北去的火车，至河北彰德下车。随后，在当地交通站同志的帮助下，越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进入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到达八路军前线指挥部驻地麻田。在那里，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向傅秋涛详细地询问了关于新四军坚持抗日斗争等情况，并盛情地邀请傅秋涛夫妇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饭，由李达等作陪。

在麻田休息几天后，傅秋涛全家又开始继续赶路。他们一路上风尘仆仆，过汾水，渡黄河，经米脂、延川，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向往已久的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根据党中央决定，来自各地的七大代表，均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傅秋涛参加了学习，并担任一部一支部的党支部书记。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央指定的有关文献、文件等。毛泽东、刘少奇等还经常到中央党校来作报告或视察工作，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傅秋涛同其他学员一样，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生活仍然很艰苦。他们吃的主食主要是小米，副食主要是南瓜、土豆。有时，几个老战友聚在一起，把自己生产的辣椒、西红柿和南瓜等弄来，做几个简单的菜，就算会餐了。他们相互间风趣横生，笑语盎然地畅谈革命斗争的经历或经验，以及在整风学习中的收获与体会。

从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党中央领导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的历史，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还组织曾经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过的同志，召开了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把总结全党历史经验同总结各地区革命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傅秋涛在来延安之前，曾于一九四三年三月，结合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向中央写了《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 (一九三一——一九三七)》。通过这次学习，他的认识水平更加提高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傅秋涛在七大期间，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的重要报告和发言。讨论中，他还在军队代表团及其小组的会议上发了言，衷心拥护大会制定的党的路线和政策，对争取全国胜利感到信心百倍和力量无穷。

(六)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傅秋涛和陈毅等一行，带着党中央部署的战略任务前往山东。当时，党中央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为此，中央命罗荣桓率领山东大部分主力和新四军一部去东北; 新四军主力由长江地区调山东，集中在津浦线上作战，以遏阻国民党军北上。傅秋涛等此行就是为了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陈毅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成员、山东军区司令员，负责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的部队; 傅秋涛是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在陈毅直接领导下工作。

傅秋涛到鲁南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受从徐州到兖州一线日寇、伪军的投降，保护工农利益，扩大解放区。当时日伪碉堡林立，他们受国民党唆使，仍负隅顽抗，拒不向我投降。傅秋涛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人民的意志，率领部队一个一个的拔除敌伪据点，先后解放了滕县、胶县、曲阜等地。

当时，蒋军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大肆抢夺人民胜利果实。他们日夜兼程，向山东蜂涌而来，抢占巳被我军收复了的地区，并且狂妄地叫嚣： “把八路军、新四军统统赶到渤海里去喝海水! ”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傅秋涛领导鲁南军民，一面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主力部队阻击蒋军; 一面开展生产斗争，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一九四六年秋，还成立了支前委员会。由于敌伪长期掠夺，加上自然灾害，鲁南人民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度日。一九四六年一月，傅秋涛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在鲁南区开展了反奸、诉苦和生产自救运动。七月十一日，他主持召开鲁南区党委会议，讨论了减租减息等问题。会议作出了结合支前，继续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反奸双减清算运动的决定。为了更有力地贯彻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还动员军区部队除打仗外，大力帮助群众生产，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经过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各项工作就取得了显著成效①。

傅秋涛很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曾经代表区党委发出号召，要求全区共产党员发挥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他还要求部队指战员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为人民立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鲁南某团一营全体党员上书傅秋涛等人，表示要在自卫战争中发扬共产党员为国为民的模范作用。傅秋涛等特复函嘉勉，说： “在这次伟大的自卫战斗中，我们相信一营全体指战员和共产党员一定会更加英勇顽强。希全体党员同志抓紧时机，提高技术，团结群众，在此次自卫战争中，发挥你们的英勇模范作用，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创造出更多的伟大的战斗英雄。”

十一月十日，山东南线蒋军为打通台枣铁路线，开始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特别是美式装备的整编二十六师和蒋纬国培植的第一快速纵队，气焰更为嚣张。傅秋涛向陈毅汇报了支前工作情况后问： “还需要什么东西? ”陈毅诙谐地说： “我只要一个马励武(整编二十六师师长) ，其他什么都不要。”傅秋涛回部后，立即发动群众，根据有利地形，挖了许多致敌坦克于死命的深壕、陷井。向我进犯之敌快速纵队被我诱入了这个“天罗地网”，又适天降大雨，结果，敌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坦克、装甲车、大炮等，统统陷入泥潭，动弹不得。除了七辆坦克仓惶逃跑外，绝大部分被我歼灭。接着我军又全歼了整编二十六师，活捉了马励武。整个鲁南战役开始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二十日结束，历时十八天，取得了歼敌五万二千人的重大胜利。陈毅曾写诗记载此役大捷： “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动，坦克变成废铁堆!”①

著名的鲁南重镇兖州，长期为吴化文所盘据。我屡攻不克，且几次受挫。傅秋涛同战友们反复研究后，决定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吴化文，原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委任他为济南“绥靖区司令”。同年十一月初，吴化文部在从徐州北上兖州途中，被我伏击“吃”了他一个军，俘军长以下官兵几百人。经过对被俘的军长、参谋主任等人进行关于形势和党的政策的细致教育，使他们提高了觉悟，再派回去做争取吴化文的工作。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傅秋涛派联络部长胡成放去兖州，通过释放回去的参谋主任和吴化文谈判，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和吴化文建立秘密的联系，二是吴化文答应了保证不抢粮，不欺压老百姓。我军也作出了一些让步，一是撤围，二是在城外划出一定的地盘给吴。

由于和吴化文建立了关系，我部在兖州只留下了少数部队，其余的都抽出来作机动力量。后来，在济南战役时，吴化文率二万人宣布起义，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胜利。吴化文的起义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傅秋涛长期的“攻心”战术也是分不开的。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经失败。四月初，蒋军纠集了二十五万多人，沿临沂、泰安一线，开始其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为粉碎敌之重点进攻，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分向敌两翼进行迎击。鲁南区的党政机关大部分已经转移，由傅秋涛等组成前方指挥部，统一指挥留下的十八、十九两团及各县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他们在鲁南山区，采取了昼伏夜行、“下跳棋式”的战术，同十倍以上于己之敌迂回周旋，牵制了三十五个团的蒋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

傅秋涛部不但同蜂拥而来的庞大的蒋匪军和还乡团斗争，有时还要同山区多变的恶劣气候作斗争。六月的一天，骤然风雪交加，冰雹倾泻，气温猛降。许多战士倒下了。解放区群众纷纷主动地把子弟兵抬回家，一口口地喂姜汤、稀饭，进行救护。群众如此热烈支持人民军队，使部队充满着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不管环境怎样险恶，条件怎样困难，傅秋涛总是把一些在反奸、双减和支前运动中涌现的群众骨干留在部队里，以免落到还乡团的手里被害。充分体现了民拥军、军爱民的鱼水之情。

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傅秋涛获得了情况万分紧急的情报。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牵制大量敌人的任务，遂决定突围出去，从山区转移到了滨海地区。不久，又返回鲁南。六月二十四日，傅秋涛主持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如何继续坚持斗争，以彻底粉碎敌人的问题。作出了为配合主力作战，歼灭蒋军，采用适合于群众的各种各样斗争形式，打击敌人; 军事斗争结合政治攻势，打击歼灭蒋军及伪化政权等七项决定。区党委还号召全体同志一致团结对敌，以独立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此后，鲁南形势日益好转。傅秋涛领导鲁南军民大力开展了收复失地、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等运动，使鲁南解放区迅速地巩固和扩大。

一九四八年秋季以后，全国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华东野战军在连续攻克张店、团村、泰安、兖州、潍县之后，于九月十六日开始发起济南战役，并在二十四日一举攻克已陷孤立之山东首府济南。傅秋涛在这次战役中，和战友们一起，共动员了五十万民兵参加战斗，还动员了数以万计的担架、挑子、大小车辆和牲口，以及亿万斤粮食等支援前线，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八月十五日，华东局为加强支前工作，成立了华东支前委员会，傅秋涛为主任。济南战役后，傅秋涛等及时总结了经验，并于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一日，先后以华支委员会和华支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了指示信等文件，强调各级党委对支前民兵、民工及干部要进行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在大规模的支前运动中培养大批干部与积极分子，有计划地发展党员，还要求半年内提拔二万以上区、村干部。这些措施的落实，使支前工作搞得更好，涌现出了许多先进的人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十月下旬，鲁中南区党委成立，康生为书记，傅秋涛为第一副书记。傅秋涛的主要工作仍是支前。他担任了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和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致力于组织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淮海战役中，每天需粮三百万斤，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华支司令部动员了几十万民工，以小车为主，及时地从华中地区向淮海战场运粮二亿三千万斤。山东方面，由鲁中南运第一线粮到粮站直接供应部队一亿斤，第二线粮食按规定运到兖州、济宁，有六千三百万斤。我军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后，很快就向徐州东南挺进，把几千辆小车的粮食，远远地抛在后头。于是，傅秋涛及时地调整了山东、华中的运粮系统及粮站的位置，从而保证了军粮的供应。

十二月一日，我军解放徐州。次日，徐州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傅秋涛兼任军管会主任。徐州之敌弃城以后向西南逃窜。我军神速追击，围敌于肖永地区。这时，万余辆运粮小车，散布于肖县至土山之间的几百里路上，一时无法更快地送到火线上。傅秋涛等研究后决定，一面从华支抽调二千余名干部配合部队，在当地筹借粮食，三、四天就借到了三百万斤;一面动员了徐州等地的商家汽车二百五十七辆，在十八天内，往前方赶运了四百三十余万斤粮食和大批弹药。

为了统筹安排、合理调度军粮的供应，傅秋涛在徐州召开了山东、华中、冀鲁豫、豫皖苏等战区和部队各后勤单位的联席会议。经协商确定：华中负责战场东南面供粮; 山东负责战场东北面供粮; 豫皖苏负责西南面供粮。冀鲁豫调来的小米，由华支统一调度。会上还落实了党中央关于过好新年的指示。在傅秋涛等努力、指挥下，白面、猪肉等大批节日物资及时运到前方。一九四九年的新年来临了。在战火和白雪一齐纷飞的淮海前线，我军指战员都吃上了肉包子。许多战士向敌喊话，叫蒋军士兵快快离开挨饿受冻的阵地，向我投诚。这样，肉包子又成了瓦解敌军的有力武器。

整个淮海战役，历时六十五天，歼敌主力五十五万五千人。华支委员会在傅秋涛领导下，共动员了二百多万民工和民兵支前参战。几亿斤粮食，全靠民工推着小车不远千里从各地运到前线。一九四九年二月，陈毅在徐州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人民支前的伟大作用。他说： “淮海战役是怎么胜利的，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蚌埠解放，傅秋涛率领华支进驻蚌埠市。三月间，谭震林在这里向他们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四月二十一日，我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二十三日，解放了南京。傅秋涛率领华支紧随大军渡江到达南京，指挥着华支机构，努力保证部队的军需供应。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六月，傅秋涛即从南京来到上海。这时，华东支前司令部已改为华东运输司令部，他仍任司令员。运输司令部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运输供应刚解放的大城市所急需的物资如粮食和煤炭等。为此，司令部相应地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比如，抽调三百五十多名干部，成立了一个煤炭供应部，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供应系统和组织机构。还调用民兵二千八百多人和近六百名民工，以负责押运、护厂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大量的煤炭从江北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解决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煤炭供应问题，对新解放区的接管、稳定和恢复工业生产，以及粉碎敌人的封锁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傅秋涛兼任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和山东军区副政委等职。他在上海紧张地战斗了几个月后，于一九四九年末返回山东，主持分局的工作。

(七)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六月九日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七届三中全会。傅秋涛以部分省市负责人身分，来京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中央组织部通知他暂时留下，以等候中央给予布置新的工作任务。

不久，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复员委员会(后改为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调傅秋涛担任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当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向他传达中央这一决定时，他立即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安排，努力完成中央交给的新任务。

中央复员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配合支持下，几年中安置了几百万复员军人，做出了很大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七日，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傅秋涛以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身分，在会上作了关于复员、转业工作的报告，对几年来的复员、转业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希望到会的积极分子今后要协助政府作好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并要互相帮助、互相勉励、互相教育，使全国的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和转业军人，都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①。

为了配合兵役法的宣传和贯彻，傅秋涛于一九五六年三月撰写了《实行义务兵役制，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兵役法产生的过程和条件，对于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优越性，对于义务兵役制的基本内容及其贯彻实施办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书中特别强调指出：“这个兵役法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保卫自己伟大祖国的坚强意志，保证我国能够建设起强大的国防力量。”

一九五五年以后，傅秋涛每年总要抽出一些时间深入实际，到民兵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他常说： “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不吃公粮，也不穿军装，所以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和干部更应深入到民兵群众中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疾苦。”他每到一处，都着重了解民兵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人武干部参加地方中心工作的情况，以及民兵在生产劳动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发挥情况，并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使广大人武干部和民兵很受启发和教益。

为了总结和交流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经验，加强民兵工作的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至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北京工业学院和河北省徐水县，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现场会议。傅秋涛(动员部部长)在会上就全民皆兵的问题发表了讲话。此后，他于一九五八年，在十月十五日和十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红旗》半月刊第十期和一九五九年的《哲学研究》第一期上，先后发表了《在实现全民皆兵中复员转业军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和《谈谈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兵制度》等四篇文章，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 民兵制度的革命传统及其优越性; 全民皆兵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等，并及时地总结了有关的新鲜经验。

一九五六年九月，傅秋涛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九年四月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傅秋涛两次当选为解放军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两次会上，均被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同时还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届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傅秋涛是雇农出身，一直没有离开过人民军队，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和迫害，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幸而后来周恩来总理出来干预，才使林彪一伙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五年一月和一九七八年二月，傅秋涛又两次当选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且两次均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有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傅秋涛被选为中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

傅秋涛不仅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而且是民兵建设的杰出的组织领导者。他热爱民兵工作，在长期从事民兵的组织领导工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部顾问。在这期间，他仍十分关心民兵建设，经常找有关同志了解情况，回忆我国民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建国后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所作出的显著成绩。他不止一次地说，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民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仍很重要。为此，他考虑在自己有生之年，找几个同志一起总结一下我国民兵的斗争事迹和经验，最好能编写出一本书来，以便对今后的民兵建设事业有所补益。他的这些想法得到了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徐向前知道后，也赞扬他的“自告奋勇”精神很好。

一九七八年秋，《中国民兵》 (起初定名为《中国民兵史》)编写组正式成立，从有关单位调来了一些人，由傅秋涛担任主编。为了掌握必要的史料，即搜集中国民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及其伟大作用的有关历史资料，他不顾年迈体弱，率全组同志以三个月时间走访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五个省的老革命根据地，共四十多个县、市，收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编写工作。他经常向编写组的同志强调说，要写好中国民兵史，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历史是客观的，是真实的，谁也不敢篡改，更不能捏造。”①

这时，傅秋涛身体患病，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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