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高君宇人物传,高君宇生平事迹,高君宇评价

Posted 2022-05-07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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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高君宇人物传,高君宇生平事迹,高君宇评价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正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

高君宇，名尚德，字锡三，君宇是号，曾先后用过天辛、江越、记清修等化名。他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出生在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 的一个地主家庭。

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先在乡教学，后改营商业，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经常给儿女们讲义和团的悲壮故事，使幼小的高君宇萌发了一种朦胧的反帝爱国思想。因此，他常和本村的儿童们，手持木制刀矛，做着 “义和团痛打洋鬼子”的游戏。一九○六年，高配天和本县的一些绅士，经谷思慎、南桂馨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对国事的议论，使十岁的高君宇耳濡目染，渐渐地对清朝腐败统治产生了不满。

一九○九年，高君宇和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①的热望，于一九一二年春②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同学中，他的年龄最小。但他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尤以国文见长，“所作诗文，多有奇气”③，常被老师推荐“贴堂”，同学们争相传抄，视为范文。当时省立一中是山西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在这里阅览了孙中山、章太炎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 一九一五年后，《晨报》和《新青年》等报刊，更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他经常和进步同学讨论国事，“举动甚轩昂，言谈亦卓荦不凡”④，深受师友的赞赏。

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依旧处在黑暗之中。有一年晋西北大旱，赤地千里。高君宇假期返乡，亲眼看到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政府官员根本不理民间疾苦，他“愤懑填胸，嘘唏浩叹”⑤，返校途中，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部分银元和衣物，分赠给穷苦农民。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高君宇以极大的义愤参加了这一斗争。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他还将李大钊代表留日学生会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寄回家中，劝告父老兄弟要关心国事，奋起反抗。一九一六年夏天，高君宇在《各述尔志》的毕业试题中，挥洒笔墨，写下了自己的坚定志向： “当此之时，君宇已蓄革命之决心矣”①。

(二)

一九一六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进一步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五四前后，他赞同《新青年》提出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专制。他极力拥护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举凡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新闻研究会等组织，他都踊跃参加，被人称为进德会“出类拔萃的会员”②。在新闻研究会里，他听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演讲以及邵飘萍的办报经验的报告，这给他以后编辑《向导》准备了有利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传到中国后，对高君宇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九一八年，高君宇从李大钊那里看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了解到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形，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他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中，共同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等问题。

一九一八年五月，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旨在控制中国和干涉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警的殴打、拘捕。他们不畏强暴，组织救国团，推举李达等为归国代表，罢课回国，以便联合北京等地学生，共同向段祺瑞政府进行斗争。这一爱国行动立即得到北京爱国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二十日，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到车站欢迎归国代表。第二天，高君宇等组织北大、高师等校两千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新华门，包围了总统府，怒斥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使他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事后，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以及张国焘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叫“爱国会”) ，并派黄日葵、许德珩南下串连，扩大学生救国会的影响，并准备出版《国民》杂志，但遇到资金的困难。高君宇慷慨解囊，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并积极投入筹组《国民》的工作。在这前后，高君宇还加入了宣传新文化的《新潮》社，担任该社职员，负责广告工作，后在改选三届职员时，被推为文牍干事。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蛮横地将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并拒绝中国关于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正义要求。消息传来，全国震惊! 高君宇和《国民》杂志社成员于五月一日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行动部署。他还同邓中夏、黄日葵等同学将李大钊当天发表的《五一杂感》中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的口号，传到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中去。一场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五月三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在法科礼堂举行大会，高君宇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主张游行抗议当局。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游行; 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全国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统一行动。会议于深夜十一时结束，高君宇等彻夜未眠，为第二天游行示威进行筹备。

五月四日，高君宇和北大爱国学生勇敢地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带头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走到东城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门前时，高君宇和一部分爱国学生攀墙冲进曹宅，殴击了正在曹家的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曹宅。反动军警闻讯赶来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同学而日夜奔走。五月七日，北大被捕同学被释放归来，高君宇和北大同学在二院操场举行了欢迎大会。五月九日，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要传讯被释放的爱国学生，追究五四运动的“主使人”。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更大愤怒。高君宇受北大全体同学的委托，毅然担任了北大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广泛进行组织宣传工作，领导学生酝酿着新的更大的斗争。五月十八日，北京学联在北大二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开展街头宣传活动，并决定派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发动全国规模的斗争。许德珩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五四后我和黄日葵到各地串连，这是李大钊的点子，高君宇同志坚决支持。”后来，高君宇还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到天津组织抵制日货活动; 并专程回到山西指导太原的学生运动。

五四之前，高君宇通过王振翼 (仲一) 与山西进步青年学生贺昌、李毓棠①、武灵初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利用假期，召集进步青年进行座谈讨论，向他们介绍北京新思潮的传播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宣传爱国思想，启示和鼓励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山西学生闻风而动，立即成立山西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为了推动山西学生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回晋进行指导，使山西学生爱国斗争的烈火更加迅猛地燃烧起来。

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李大钊、高君宇等人立即奔走营救，并动员社会舆论强烈谴责反动政府，使陈独秀得以获释。

在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高君宇因四处奔波呼号，以致积劳成疾，曾两次吐血。但是，“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②

五四运动挫败了日本鲸吞山东权益的阴谋，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一九二○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竟然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高君宇当即著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直接交涉的罪恶目的，是要“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他义正词严地指出： “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宣言废弃中德间一切条约，山东一切物权租让都收归了” ，因此，“日本便也不能因为有攻取青岛的 ‘功劳’便占有青岛” ，“日本人不能拿我们没承认和约来强迫我们奉行”，这就“证明日本人要求直接交涉的没根据了”。他大声疾呼： “为了国权，为了人道”①，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浪潮中被迫通知日本，声明“未便与贵国开议” 。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使高君宇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改造社会。因此，他在一九一九年十月毅然参加了邓中夏主持的旨在 “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讲演团的主要骨干。

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在讲演团的第三次常会上，选出了以邓中夏为总务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的新的领导机构，并确定了“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的活动方针。四月三日至八日，他们利用春假的机会，组织团员分成数组，深入到以丰台、长辛店、通州为中心的乡村、工场进行讲演。

高君宇是第一组成员，到丰台向群众讲演，这是他首次与工农结合的尝试。从五月到十一月之间，高君宇和邓中夏、杨钟健、张国焘等还到北京南城模范宣讲所屡次讲演。每逢假日，特别是遇上庙会，他们就打着旗帜，敲着锣鼓，到街头闹市宣讲五四精神。高君宇先后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产制度与婚姻》等为题，进行了多次激动人心的讲演。在讲演活动中，他们经常遭到军警的阻拦，但是高君宇等不畏强暴，总是据理力争。五月三十日，高君宇和邓中夏、杨钟健等人在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时，遭到该管区警察的阻拦。高君宇对台下群众高声讲道：“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无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 ”立时激起了听众对反动军警的仇恨情绪，“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①。他们的宣传活动是很有成效的。

高君宇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深入工农中接受教育，很快成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三)

一九二○年三月，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当时，马克思主义书籍是被北洋军阀视为“异端邪说”而遭查禁的，高君宇和研究会的成员冒着危险，千方百计地寻找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学习、研究。他们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晚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交流学习心得，常常到深夜十二点过后才去安寝。在研究会里，有些同学阅读外文著作有困难、英文程度较高的高君宇便主动辅导他们。

同年五月一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这天，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以北大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组织上街讲演，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就在这一天，高君宇还发表了两篇关于工人问题的文章。一篇是高君宇应陈独秀之约，请其在晋的好友调查了山西大同、太原各行业工人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后撰写的长篇报告。该文揭露说，在阎锡山统治下工人的工资“比苍蝇的翅膀都薄了”①，童工更是食不果腹，过着牛马生活。另一篇题为《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高君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指出： “社会的种种组织都作根在经济组织上边。社会的争斗，压制、贫困……都是经济 ‘不平’使然。”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得首先“破坏政权”②。这表明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飞跃。

一九二○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高君宇跟随李大钊，多次参与了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与北大进步学生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李大钊等经过一段酝酿准备，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十月宣布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十一月首先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号召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从事实际活动。高君宇和邓中夏等根据小组指示深入工人中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这年冬天，他们又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白天为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工人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第一批骨干，为以后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逐步办成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外围组织，每逢星期天和假日，就到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他们的觉悟。十一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高君宇被选为书记。会后，他领导团员积极在工人和学生中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党团的建设工作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一九二一年三月，高君宇等与来华的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取得了联系。北京青年团根据格林的要求，于三月十六日召开特别会议，选举何孟雄为出席少共国际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三月三十日，在团的第四次会议上，高君宇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二院举行团的第五次会议，参加的有高君宇和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等十六人。这次会议安排了五一节的活动，并议决派人到唐山发展组织。会议在讨论如何营救被拘禁在黑龙江陆军监狱的赴苏代表何孟雄时，李大钊一方面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保释，一方面提出筹募营救资金的建议。高君宇不仅完全赞同，并当即带头捐款，表现了他对战友的深情。

会后，高君宇被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多次邀请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的进步青年座谈。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绝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座谈中，高君宇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在太原的流传及其危害情况，当即对其反动性予以揭露。他针对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核心论点，详细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指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家的，不过我们在消灭阶级之前，还是要国家的，只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才能彻底进行革命①。他的话击中了无政府主义的要害，使与会青年受到很大教育。高君宇在逗留太原的短短几天里，多次和进步青年商谈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这年的五月一日正式成立，成员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高君宇主持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②。

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报》编辑部。改组后的《平民周报》后来在宣传马列主义，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该报揭露阎锡山在山西巧取豪夺的罪行，反映人民的疾苦; 抨击胡适、江亢虎在太原散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谬论等方面，都是旗帜鲜明、颇有说服力的。因此，它引起阎锡山的忌恨，一九二二年五月被勒令停刊。高君宇得知此事后，把《平民周报》编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编印，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继续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高君宇在太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就回到北京，但他以后仍经常关心山西的革命斗争。例如一九二一年七八月间，他委托王防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和后来的《向导》等大批革命书刊，成了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后来高君宇在北京得知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时，便奔走于京、津等地为其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坚持下去。由于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已在山西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一九二二年冬，高君宇发动贺昌等在太原第一中学成立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并出版刊物《青年》，以教育团结进步青年①。后来，青年学会由傅懋功(彭真) 、王瀛等继续主持，把吸收会员的范围扩大到校外，教育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为山西培育了一批革命干部。

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也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阎锡山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除将《平民周刊》和晋华书社封闭外，还指令武植林利用与高君宇的同学、同乡关系加以拉拢，但遭高君宇严词拒绝。阎锡山恼羞成怒，下令缉捕，高君宇依赖进步青年和群众的掩护，跳出了魔掌。

高君宇在北京和太原紧张地组建青年团的同时，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观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二一年夏，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在北京作了《中国人的到自由之路》的演讲，鼓吹中国只有国际共管，才能走向“自由之路”。高君宇针对罗素的谬论发表了《到“自由之路”究竟在那里?》①的文章，质问罗素： “所谓国际共管是不是要把一个国家压在更大的国际资本主义之下?”接着他说： “这那里是指给我们的到自由之路?这不过是英国第三个半阶级的一位绅士指给我们不可识别的陷井! ”

一九二○年十月，高君宇由徐彦之、孟寿椿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由于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复杂，主张各异，目的不一，因而斗争相当激烈。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北京会员中的共产党人，曾多次同国家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北京的会员为了准备大会提案，于六月十七日召开了一次谈话会，围绕“本会应否采取某种主义”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高君宇等提出“有采取一种主义的必要”②。这一主张得到多数会员的赞同，大家推选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主义者为出席南京大会的代表。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在鸡鸣寺召开。因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尚未赶到，高君宇临时动议，将原定关于学会宗旨的重大议题与二日的议题互换，结果一致通过。在二日玄武湖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二十三位代表，围绕学会的宗旨及政治活动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国家主义者左舜生和陈启天顽固坚持学会只能做社会活动，而不能做政治活动的主张，借以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会员参加革命斗争。高君宇有力地驳斥了左舜生等的谬论。他说：“人不可无一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我不赞成先做各种事业，以求产生共同主义的话。因无共同主义，在先所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①他还以十月革命为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意义。他的发言得到南京分会代表沈泽民等人的赞同。这次大会虽然由于遭到国家主义分子的反对，未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但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会员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同国家主义分子作斗争，为了把少年中国学会引导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后来高君宇还参加过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在那次会议上，高君宇再次旗帜鲜明地倡导说： “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他明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除反对军阀以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②但是，这次年会声明，对各项决议只能表示意见，不要求多数人服从。因此，高君宇的意见只能起到宣传作用，未能彻底改变学会的方向。学会选举高君宇为候补评议员。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高君宇被吸收入党了。北京党组织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高君宇和研究会的同志在中央公园 (即今中山公园) 几经讨论之后，决定由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出面，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招收会员的启事。他们还自筹资金，购置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建立了一个附属于该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尼斋” (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 。后来，研究会和共产国际建立了秘密联系，又订购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外文原著和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高君宇等人认真研读了这些书藉，还定期举办了讨论会、讲演会，邀请非会员参加，以扩大影响。这样，研究会就由秘密走向公开，会员与日俱增，不久就由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四)

一九二二年一月，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由北京出发，经满洲里，取道西伯利亚赴莫斯科的。途经伊尔库兹克时，曾给家中去信，叙述旅途情况。

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远东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革命运动的情况。高君宇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伟大导师列宁虽未出席大会，但在百忙中仍接见了张国焘等人，对中国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大会闭幕后，高君宇和邓恩铭、王尽美等留苏学习访问一段时间。他们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面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经验，还参观了工厂、学校、部队和农村，并参加了 “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义务劳动。这一切使高君宇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一九二二年四月，高君宇等人为了避开白匪的袭击，便取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北京。五月，他到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七月，他又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和其他同志传达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了列宁和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希望，介绍了苏联的情况。会上，高君宇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他又参加了党中央八月在杭州召开的特别会议。他同意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出版《向导》周报，作为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舆论工具，由蔡和森担任主编，高君宇任编辑。

高君宇在致力于编辑《向导》期间，自己也写了许多论文，分别发表在《向导》和《政治生活》等报刊上。他在这些文章中，反复阐述了我党民主革命的思想，对唤起工人和人民群众参加民主革命斗争，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说：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公共的殖民地，他的经济生命被他们宰割了，同时支配政治的又是这些海盗们和他们扶植成的封建势力。”①因此，“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交相压迫下的中国，是决定他急于要做国民革命”②，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军阀，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但怎样才能打倒这两个敌人呢?他指出： “要想来推倒军阀的压迫”，搞什么请愿或示威是不够的，而是要把“群众立刻武装起来”，“把一切军阀官僚当一个整个，[对]准着他们一起开火起来! ”③在这里闪耀着武装斗争的思想。

其次，进行国民革命，必须由共产党这个先锋军来领导。高君宇在介绍印度革命经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有了一个阶级受压迫或是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就决定要发生革命了。”“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行动”。要革命，就“需要有革命的组织”，更“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军”④。在中国，真正能充当领导革命重担的，“只有一个共产党。”⑤

其三，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就对孙中山酝酿改组国民党一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 “国民党宣告改组，从新估定他的纲领，我们不能不赞许这是很合实际需要的一件事情。”①他认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②，不仅需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通力合作，而且需要“中国的工人、农民、智识者、学生、小商人以及一切派别的社会主义、民治主义者”的大团结③。只有这样，民族民主革命才能“迅速成功”。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④，因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革命的。他特别提醒人们不要误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的真意，他说： “联合” 绝不是“指大家滚和在一起来革命” ，不是将“工人和雇主混合”。他强调“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深刻地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不可“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⑤。

其四，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取得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高君宇根据列宁的教导，正确地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欧战后的世界大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猛烈的冲突和渐就颓败，一方面是工人与被压[迫] 民族的联合。”⑥他吸取了土耳其反帝斗争胜利的经验，认识到这一胜利“将使一切被压[迫]民族确认：只有苏俄是助他们得着解放的真正朋友。”⑦所以他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只有把反帝斗争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潮流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共同的敌人。

基于这一正确认识，高君宇针对北京政府迟迟不与苏俄派来的全权代表越飞谈建交问题，于一九二二年十月著文指出，苏俄是能够“助中国而又站在平等地位的”国家; “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是和他(指苏俄——引者)建立亲密的关系”①。后来高君宇又针对北京政府破坏与苏俄代理外长加拉罕来京会谈的行径，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再次著文论述了中苏建交的重要性： “与苏俄成立亲交的关系，共同来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得中国之独立与自由”，“是第一重要”的②。同时，他针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对中苏谈判建交所作的种种诽谤，指出中国“对外脱离帝国主义之羁绊而独立，对内消灭军阀之宰割而自由，为了此种使命而去联络苏俄，不但理论上是应当的，而且事实上是可能的”③。后来高君宇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各界千余人追悼列宁的大会上，报告列宁生平伟绩之后，再一次提出中国应与苏俄建交。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才在这年五月三十日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与苏建交。

《向导》自创刊之日起，就受到反动军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一九二二年十月，《向导》编辑部迁到北京后，更是充满危险和困难。但是蔡和森和高君宇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以巧妙的方式，使《向导》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得以顺利进行。他们把印刷厂设在偏僻的小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为掩护，来对付暗中窥视的密探。为了让《向导》迅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他们设法通过民信局和铁路工人发往上海、北京、广州、武昌、济南、南京和成都等地，再由各地书店经售。例如，发往太原晋华书社的《向导》等革命刊物，就是在高君宇的指导下，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往太原的。

在《向导》的编辑工作中，高君宇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身体不好，常常带病坚持工作。有时为了反映突变的斗争形势，要争取时间，他往往只买些芝麻饼和烤红薯，在写字台前边吃边写，甚至通宵达旦地挥笔疾书。他患有严重的肺病，每当劳累过度时，就剧烈的咳嗽、吐血。同志们看到他那日渐消瘦的面容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劝他休息一下注意身体，他总是一笑置之。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高君宇便将自己的生活费拿出一半来补充刊物的经费，自己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苦生活。

高君宇在编辑《向导》周报的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编辑，以后还兼任《政治生活》的编辑。在这些刊物上，他都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这些文章象锋利的匕首刺向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象响亮的号角鼓舞着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战斗。尤其是《向导》周报，在指引和鼓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进行斗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被读者誉为“把一般醉生梦死的人们惊醒”的“警钟”①。有的读者曾以“笔底惊雷万鬼苦，天昏月黑一星赤”①这样的诗句，高度赞赏和评价《向导》所起的伟大作用。

(五)

这一时期，高君宇还参加了其他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对当时已经开展的工人运动极为关注。他除随时撰文报道消息，揭露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的阴谋和罪行，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工人外，还直接参加了工人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中国海员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举行大罢工，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得到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人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等人的声援，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并邀请京汉、京奉、陇海、京绥、正太各铁路工人参加，长辛店工人决定每人捐助一日工资，其他各路也作了捐助。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友爱精神。

一九二二年八月，高君宇和缪伯英、蔡和森等根据党的指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便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和人士结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在八月二十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会上，高君宇、缪伯英、蔡和森、范鸿劼、刘仁静等八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筹备成立大会等各项事务②。接着，即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名义，在报上发表了《启事》，宣告“凡有志民权运动的兄弟姊妹都一律欢迎”①。二十四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四百余人，高君宇也出席了大会。

一九二二年五月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从而促进了北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人，以长辛店为中心在京汉铁路沿线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工人俱乐部，组织职工联合会，领导北方早期工人运动。他们通过长辛店铁路工会(俱乐部) 领导工人进行反工头、反帐房司事等斗争，取得了胜利。在长辛店工人斗争的影响下，京汉铁路各段工人纷纷起来组织工会，并推动了开滦等地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十月，著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爆发了，罢工工人遭到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屠杀。高君宇遵照党的指示，与宋天放到《晨报》社工作，口诛笔伐，声援工人。他还在《向导》上揭露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罪行，指出这是“军阀与外国的武力通力合作，谋巩固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呼吁中国人民对这种“联合着向中国苦百姓的进攻”，必须“一致的团结方能抵抗”②。

继开滦五矿大罢工之后，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军阀的野蛮压迫，掀起了震撼全国的“二七”大罢工。高君宇、何孟雄、李梅羹、罗章龙等冒着被军警逮捕的危险，经常驻守北京前门车站，昼夜不眠，随时与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地联络，了解斗争情况，掌握敌人动向，统一指挥罢工运动。二月七日，直系军阀对工人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通缉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高君宇也在被通缉之列。“市街要道，密布探捕”，而高君宇“镇定机警”，毫不畏缩，仍然四处奔走，处理惨案的善后工作。他一日数易其装，使“探者见亦不能识其为高君宇也”①。

二月十日，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颁布了一道颠倒黑白的命令，诬蔑“二七”惨案是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率尔罢工，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还气势汹汹地指责工人： “罢工为刑律所不容，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置身咎戾……”②。高君宇当即著文严加驳斥说： “明明是军阀破坏约法，工人为保障共和国民应享的自由而抗争，总统反说成是‘细故’，明明是军阀任意残杀工人，反说是工人 ‘竟与军警冲突’。照此命令，不但将军阀一场残杀的罪恶替他轻轻遮掩了过去，且将保障‘约法’ 的工人说成了罪戾，且要制造出新的桎梏，让军阀去做更大的摧残了!”③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黎元洪的总统府“只是军阀的政府”④。

为了全面记述京汉铁路工人斗争的光辉业绩和总结罢工的经验教训，北京党组织指示罗章龙和高君宇迅速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由《工人周刊》社出版。党中央在六月召开三大时，曾将此书散发给各代表，对总结“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起了一定的作用。高君宇在为该书写的后序——《工人需要一个政党》中，分析大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他指出，只有工会的组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计划和统帅全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的“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就是共产党”! 他大声疾呼： “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①高君宇在“后序”中还激励工人绝不要气馁，“应当比过去还勇敢努力”，那么，就一定能“打倒摧残我们的军阀，争到我们未获得的自由。” 《京汉工人流血记》于五月下旬出版后，在北京铁路工人中秘密广泛流传，对鼓舞工人的斗志和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扫除因反动派的高压政策而滋生的失败情绪，鼓舞工人重整旗鼓，继续战斗。高君宇不顾被反动派通缉、捉拿的危险，于一九二三年五一劳动节时，毅然参加了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的五一纪念国民大会。大会在天安门前召开，高君宇与何孟雄、缪伯英等相继在会上演说，历数当时内政的窳败、浑浊，呼吁国民“起而澄清”。同时他又在《工人周刊》上发表文章，再次总结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他说： “这些情形，证明军阀存在一日，洋资本国的势力存在一日，中国工人的团结便不得自由，便日日要受摧残危害，甚至根本不使其存在”。他呼吁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商人等一切被压迫者，都要来纪念五一，“不辟艰苦地团结起来，去打倒军阀和洋资本国的势力”，“一致的去争自由”。他结合二七惨案后的实际情况，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的要求： “(一) 恢复被封工会;(二) 立即释放因罢工被捕者; (三) 立即恢复因罢工被开革工人之工作; (四) 政府须拨一定的款抚恤被害工人之家属;(五)立即惩办屠杀工人的祸首——吴佩孚、肖耀南、曹锟、赵继贤……等; (六)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①高君宇这种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对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无情揭露，以及他提出的正义要求，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

(六)

一九二三年高君宇参加了党召开的“三大”。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以便贯彻杭州会议的精神。在会议的激烈争论中，高君宇坚决支持马林、陈独秀的意见，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后，高君宇担任了党中央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以主要精力投入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革命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高君宇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总务股主任。接着，高君宇又受北京党组织的指派，准备回山西筹建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等事宜。五月二十一日，也就是高君宇动身的前一天早晨，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他们的秘密工作地点——北京黄化门腊库胡同十六号。高君宇住的是门房和厨房之间的一间简陋小屋，因此，没有引起军警的注意。他急忙将党的秘密文件销毁，化装为厨师，手提菜篮，走出门去，机警地躲过了军警的搜捕。与高君宇同住一院的张国焘在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了李大钊、高君宇等的党员身份。北京当局下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①。但高君宇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乘车到了太原。

高君宇到太原后，秘密住在省立第一中学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这时，王振翼、贺昌已调到外地工作，高君宇便介绍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分子李毓棠、侯捷庵(士敏)②、潘恩溥 (字泽清，又名刘兰兴，山西文水县南齐村人，一九三一年叛党)三人于六月入党，建立了山西党小组，由李毓棠负责。这年秋天，又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乃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由张叔平③、傅懋功 (彭真) 和纪廷梓④三人负责，张叔平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从此，山西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高君宇这次到太原，还积极促成了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他来太原之前，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韩克温等人，已经由京回太原，以平民中学为据点，发展国民党员，创办太原《晓报》，鼓吹反共。高君宇到太原后利用和苗培成是省立一中同学的关系，向苗提出执行国民党 “一大” 决议，实行国共合作，为苗培成所拒绝。后经高君宇一再努力，双方才达成原则性协议，共同派人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

高君宇回太原后的秘密活动，很快被阎锡山的密探发现，阎锡山立即下令缉捕。高君宇在群众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司炉，机警地离开了太原。事后，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又伪善地托人转告高君宇说： “我是故纵不捕”。

高君宇从山西脱险后，经上海到达广州。这时，广东已呈现出国民革命日益高涨的景象，工农运动正蓬勃兴起。

七月，党领导沙面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歧视中国人民的“新警律”举行大罢工。根据党的指示，高君宇以学生联合会领导成员身份，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发动和组织沙面洋务工人进行斗争。罢工坚持一个多月，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沙面罢工胜利后，在国民党工人部之下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建立了工人武装——工团军。

这时，以谢持、张继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和批评后，又放出“防止国民党共产化”的谰言，来反对共产党。高君宇便积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他针对右派所谓共产党“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类的谬论指出： “要将各阶级合作的及带有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化为无产阶级独有的共产党，共产党人何至如此做梦?”并质问右派说，你们能拿出“要将国民党共产化之证据”①来吗?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斗争，高君宇语重心长地劝告革命分子： “现在国民党已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你们旧日一味只知合作的态度不能适用了! 你们亟需要起来做种拥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精神的奋斗：当了国民党要为一种恶影响所弥漫的时候，若革命分子不起来努力，坐听国民党革命精神消失，那便是对国民党怠工，那便是国民党莫大的罪人!”他还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事物总是要变化的，所以“对国民党分化，不但不要痛心他之不可避免，且当欢迎此种分化之已来。”因为只有经过革命洪流之冲刷和淘汰，“才能使他们组织上真正革命化”①。他还指出： “右派无论将离国民党而另立团体，或压服左派而主宰国民党，其所要团体，必是不革命的。”②

高君宇对右派谢持等人的无情揭露和严正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斗争。一年以后，我党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西山会议派以严厉制裁。

在此期间，高君宇受党的委托，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工作。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才能，深受孙中山的赏识和器重。苏联朋友几次会晤孙中山，都是由高君宇引见的。

同年十月，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陈廉伯、陈恭受等，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商团叛乱”，制造了武装骚乱广州全市的“双十惨案”，企图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毅然下令讨伐。高君宇立即和工团军一起投入战斗。在巷战激烈之际，他冒着枪林弹雨，乘着指挥车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料一弹飞来，洞穿车窗玻璃，伤及高君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裹伤奋战，直到胜利①。

商团叛乱平定不久，冯玉祥在十月发动“北京政变”，他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号召 “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高君宇等陪同孙中山北上，于十二月底到达北京。这时，把持政权的段祺瑞竟以善后会议来对抗国民会议。高君宇当时已身染重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当他得知我党和孙中山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抵制段祺瑞的阴谋时，便带病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等人，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

(七)

高君宇本来就有肺病，经常咯血，在广州的紧张战斗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加孱弱。随孙中山北上，一路劳顿，病情愈加沉重。他在北京住进德国医院后，仍一心想着党的事业，想着和段祺瑞的斗争，想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因此，当病情略有好转时，就一再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大夫可棣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但嘱咐他： “出院后一定要静养六个月，不然是很危险的。”

出院后，党组织为高君宇休养的安全着想，让他住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在这里，高君宇与前来探望的赵世炎、范鸿劼等多次交谈，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关事宜。在促成会筹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他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①，但仍然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战斗。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高君宇被推选为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虽重病在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参加了会议。对于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他是多么兴奋啊! 万没有想到，他这时又突患急性阑尾炎。三月二日突感腹痛，他没有介意，仍带病开会。四日，腹痛不支，急送协和医院，经抢救无效，延至五日凌晨与世长辞，终年二十九岁。

高君宇逝世后，《向导》、《中国青年》和《北京大学日刊》等报刊纷纷发表悼念文章，称赞他“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也是一个革命的议论家。”②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北京党组织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举行追悼大会，赵世炎、邓颖超、范鸿劼、贺昌、张叔平、舒大桢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等参加了追悼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等送了花圈、挽联。追悼会后，根据高君宇的遗嘱，把遗体葬于他生前从事过秘密活动的北京陶然亭湖畔，并树立了汉白玉纪念碑。他的爱人石评梅在墓碑上刻下了本文开头引述的高君宇生前最喜爱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那首诗; 并在诗的旁边写道：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石评梅还在墓周亲手栽植松柏百余株，以作纪念。其后，她又写了许多“缄情寄向黄泉”的悼念文章，寄托哀思。

石评梅原名汝壁，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名新文化战士，也是我国新文学创始时期的一位女作家，曾参与创办《蔷薇》、《妇女》等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鼓吹妇女解放运动，被誉为“女界杰出之秀”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才华、又向黑暗势力作过抗争的新女性，在人生的道路上曾一度踌躇徘徊，诗文中充满了忧伤、低沉的情调。高君宇于一九二二年春在北京山西会馆结识了她，为了引导她走出个人感伤的小圈子而投身革命，经常给她讲人生、讲社会制度、讲革命斗争。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针对石评梅的那种“说不出的悲哀”②，给她指出，当代青年苦闷根源来自社会，所以，要免除痛苦就要改造这个社会。他说： “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志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③高君宇还经常给石评梅送一些革命刊物，其中就有《向导》; 有时还带领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群众集会和讲演会等。石评梅后来在一篇散文中追述高君宇对她的帮助说： “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 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趑趄不敢进，你一手持宝剑，一手扶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④在另一篇文章中，石评梅追述道，有一次深夜，高君宇被敌人追捕甚急，他镇静地对石评梅说： “不要怕，没要紧，我就是被捕坐牢也是不怕的，假如我怕，就不做这项事业了! ”⑤在高君宇这位“人生向导”的教育、影响下，石评梅逐渐对人生、对社会、对革命有了认识，她同情革命，并给予高君宇不少帮助。“二七”惨案后，高君宇被北洋军阀“通缉”，石评梅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帮助他脱离险境。他俩在“改造”社会的共同目标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高君宇追求高尚的爱情，更追求革命的真理; 他忠于圣洁的爱情，更忠于崇高的革命事业。他曾在给石评梅的一封信中明确说道： “……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 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①高君宇这些炽热的语言，使石评梅感到温暖，受到激励。他们这样处理革命和爱情的关系，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大革命失败后，国事日非，石评梅愈加悲愤，也更加怀念高君宇，终于忧郁成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与世长辞。人们按她的遗愿，将她葬于高君宇墓旁，世称“高石之墓”。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日，周恩来在审查北京市城市规划总图时，就保留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葬、墓碑时说： “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教育青年人也有教育意义。”可是，高、石的墓碑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掀起的极左恶浪中被砸毁了。周恩来总理获悉，十分痛心，于一九七三年委托邓颖超主持，将高君宇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注释

①③④⑤高君宇墓志铭。

②高君宇墓志铭记为民国2年春,据高君宇胞弟高全德及高君宇一中同学回忆为1912年。

①高君宇墓志铭。

②萧超然等: 《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①李毓棠字叔荫,山西省忻县人,当时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派赴苏联东方革命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被党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1928年霍州会议期间,因受“左”倾路线排斥而脱离组织。

②高君宇墓志铭。

①《我们为什么反对直接交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0号,1920年3月1日。

①1920年6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①《山西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②《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5月1日。

①彭真1961年12月的回忆,存太原市委组织部档案科。

②《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五一特刊》,1922年5月1日出版。

①贺昌: 《太原青年团体》,《先驱》第12号,19922年10月15日。

①《觉悟》,1921年7月24日。

②《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 《学会消息》,1921年9月1日。

①《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 《学会消息》,1921年9月1日。

②《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 《学会消息》,1922年6月1日。

①《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②④《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③《勗江西人民》,《向导》第3期,1922年9月27日。

⑤《工人需要一个政党——<京汉工人流血记>后序》,1923年3月24日。

①《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

②④⑤《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

③《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工人周刊》第63期,1923年5月1日。

⑥⑦《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向导》第3期,1922年9月27日。

①《日俄会议及中俄会议》,《向导》第5期,1922年10月11日。

②《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向导》第42期,1923年9月30日。

③《“赤色帝国主义”吗?》,《晨报》副刊第285号,1923年11月9日。

①《读者之声》,《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①《读者之声》,《向导》第25期,1923年5月16日。

②北京《晨报》1922年8月21日。

①北京《晨报》1922年8月25日。

②《美国驻兵——英国巡捕——中国警察》,《向导》第7期,1922年10月26日。

①《高君宇传略》,《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3月28日。

②③④《助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向导》第20期,1923年2月27日。

①《工人需要一个政党》,《<京汉工人流血记>后序》,1923年5月北京《工人周刊》社出版。

①1924年6月19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密咨张国焘口供致各地电》称: “北方李大钊为首领,时常商量党务的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君宇(尚德) 、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见《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侯士敏字捷庵,又名侯成功,山西平遥县营里村人,当时为省立法政专科学校学生。1925年10月到苏联留学,1927年回国后,被党派到军阀张发奎部队任教导团营长,率部参加广州暴动时壮烈牺牲。

③张叔平,山西方山县大武镇人,太原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25年调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1927年任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参加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在杭州被捕,英勇牺牲。

④纪廷梓,太原市南郊小店镇人,当时为太原进山中学学生,1925年派赴苏联东方革命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曾担任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等职。1930年12月遭敌逮捕后牺牲于狱中。

①《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政治生活》第12期,1924年8月10日。

①②《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

①1924年高君宇给石评梅的信,原件存山西省博物馆。

①《高君宇传略》。

②《征求高君宇遗稿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4月3日。

①《石评梅纪念集》,1928年出版。

②③1922年高君宇给石评梅的信,原件存山西省博物馆。

④石评梅: 《墓畔哀歌》,载《涛语》,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

⑤石评梅: 《狂风暴雨之夜》,载《偶草集》,文化书局出版。

①高君宇给石评梅的信,原件存山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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