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李春涛人物传,李春涛生平事迹,李春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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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李春涛人物传,李春涛生平事迹,李春涛评价

李春涛,幼名清荣,曾用笔名景山、赤鳞,一八九七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城内的刘察巷。

李春涛的祖辈经商,开了一间“祥和糖行”,做土糖的经纪生意。他的伯父李季秾,字荫庭,继承祖业,生意有所发展。其父李秀升 (字云阶) ,虽然也分有糖行的股份,但主要是以教书为业。

一九○五年,春涛进入潮州城南讲堂 (又称城内书院,今西平路小学) 读私塾,他的父亲就在这里执教。春涛勤奋好学,父亲对他严格要求,因而成绩优异,特别是有较好的语文基础。一九一二年,进入金山中学读书。

辛亥革命前夜,潮汕一带已有好些人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开展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潮汕的革命党人起而响应,放火烧了潮州府衙,市民群众拍手称快。潮汕革命党人的斗争,在李春涛的幼小心灵里也产生了影响。后来,他用“景山”做笔名,就是为了表达他对孙中山的景仰,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拥护。

寻求建立新社会的道路

金山中学毕业后,春涛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要求更加强烈。一九一六年,他到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准备赴日留学。一九一七年九月,他和彭湃等人一起,进入了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就读于三年制的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早稻田大学一些要求进取革新的学生,为了探索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寻求建立新社会的道路,创立了建设者同盟。不久,李春涛和彭湃一起参加了这个组织。他在一九二三年所写的介绍彭湃的文章中,谈到他们这一段的活动时曾说: “彭湃与一二友人同入早大学生组织建设者同盟,研究劳动运动诸派别及其学说……。后来,建设者同盟改组为晓民会; 会中人物,如高津正道等,皆在从事实际运动。彭湃数与往来,因与大杉荣、堺利彦、近藤荣藏等相识”①。建设者同盟着重研究农民问题,进行过实际斗争,试图把他们学习的社会主义原理与农民问题结合起来,这些,对彭湃与春涛的思想很有影响。在早稻田大学期间,他俩为了追求真理,曾如饥似渴地“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②。共同的思想,把他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展,春涛认为有必要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于是,他又和彭湃一起,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参加者除他和彭湃外,还有杨嗣震、林孔昭、王鼎新、李孝则、陈卓凡、彭泽、林泉、洪达等,共十人。这个团体的名称,“春涛提议叫赤心社,大家都认为恰当。”③ “取名‘赤心’二字,就是表示一心学习俄国”④。赤心社组织起来后,学习过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和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著作,他们“对阅读的社会主义书籍有疑问时,互相提问、互相研究,并共同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传达及研究日本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况等”①。赤心社还出版不定期的油印刊物《赤心》。赤心社的活动后因李春涛和彭湃、杨嗣震等相继毕业回国,中心从东京转移到海丰,但两地赤心社成员之间仍然保持联系。彭、李在海丰编印的《赤心周刊》按期寄往东京,而且还向东京的赤心社成员组稿。

一九二○年十一月,日人堺利彦、韩人权无为等在东京发起组织“Cosmo-Club” (可思母俱乐部) ,彭湃与春涛等“因与堺、权相识,遂首先加入。”②该组织成员田汉回忆说,Cosmo-Club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交组织”,“接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③,参加的多是一些左翼的文化人,其中有社会主义实行家,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定期的开会,讨论分析各种国际问题。

一九二一年夏,李春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取道北京还乡。是年秋天,他应聘出任潮州金山中学教务长,不久,又代理校长。据金山中学校史记载,李春涛“亦有朝气”,曾“购机器,自办校用电灯百余盏,选免费生二人练习司机,颇著成绩。”④他大力宣传进步思想,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斗争结合起来,大力支持社会青年的进步活动。那时,土豪劣绅的子弟在金中毕业时,其家庭常依封建旧例,借子弟学成之名,演戏谒祖,勒索乡民贺仪。潮州青年图书社的进步青年,为了揭露和鞭挞豪绅们这种变相敲诈民财的行径,利用潮州闰音字母短训班学员毕业之机,也发出谒祖请帖,并申明干礼 (贺仪)请助。那些土劣官贵,想和新派人物联络感情,居然送来不少贺礼。书社把活动费用一一公布,余款悉数捐给医院,清单收据贴在通衢上,闹得土劣官贵们十分狼狈。李春涛对书社这一活动大力支持,在报上发表专文,高度赞扬了这种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使金中的学生也从中受到教育。在李春涛的影响下,金中不少学生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如参加了“左联”的洪灵菲烈士,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

然而,当时的潮州毕竟还是旧势力的天下,春涛因“他的进步思想,也不适应这旧社会环境,不久也去职”①。一九二一年十月,彭湃就任海丰教育局长后,聘请李春涛到海丰任教。为了实践从教育入手革新社会的理想,李春涛欣然答应。一九二二年初,他前往海丰,担任第一高等小学的国文教员。

一高的校长杨嗣震也是李春涛的留日同学。他安排李春涛既担任高年班也担任低年班的课。春涛对低年班学生讲课时,着重字词解释,每字每句都讲得清清楚楚,深入浅出,易学易懂,使同学们对学习古文的畏难情绪,一扫而空。春涛对高年班同学讲课,则很注重思想内容,他只从教科书中选讲二三篇好文章,而另取《新文精华》作为教材,讲授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人的作品。教学时,他联系社会实际讲革命道理,同学们越听越爱听,争相传颂春涛的课讲得真好。后来,每逢春涛上课,都有很多别班的学生来听,课室里坐不下了,就围集在窗口、门边,一直站着听到下课。有的学生说:“我看戏也没有这样认真! ”海丰中学的学生听说一高来了个好教员,也纷纷要求春涛去那里兼课。春涛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学生介绍课外阅读书刊,讲述各种革命故事,引导学生关心社会问题。他还把自己和彭湃、杨嗣震等在日本拍摄的照片,拿出给学生们看,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帮助同学们开阔视野。

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到来了。春涛协助彭湃和杨嗣震,积极筹备在海丰举行劳动节纪念游行。因五月一日至三日有雨,纪念游行延至四日举行。那天,由彭湃高擎红旗作前导,各校列队依序随行; 沿路散发传单。第一高小散发的传单指出: “学生虽然现在机会好,得在学校读书。可是一毕了业,跑进社会里头,依然要和别人一样似的感着生活困难。所以今日的学生,就是他日劳动者的后备队,无产者的后补员。”①短短的几句话,把当时青少年学子的生活,与无产者的命运紧密的联系起来,显示出春涛和彭湃、杨嗣震等在海丰实践教育革命的深度。游行之后,李春涛在公共运动场露天演说,号召学生,“为谋取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奋斗!”②

这次纪念游行,吓坏了海丰的土豪劣绅,他们诬告彭湃等人将要实行共产公妻。五月八日,海丰《陆安日刊》刊登了一篇攻击彭湃等人的文章: 《借教育以宣传主义之谬妄》 。结果,“彭湃遂得了与二三友人在海丰借教育宣传社会主义的罪名”①。这“二三友人”指的就是李春涛、杨嗣震等。于是,陈炯明撤去了彭湃的教育局长职务; 海丰县中所有主张教育革新的校长、教员们,也都被迫离去。

革新教育的实践受到了挫折,但春涛和彭湃等宣传新思想的活动并未停止。“不数日,(彭湃) 与其友所办之《赤心周刊》创刊号,遂于五月十四日出版于海丰。”② 《赤心周刊》是十六开的油印刊物,由春涛主编,并由他亲自刻印,彭湃除撰文外,还负责封面和插图。“周刊之目的,在向学生宣传”③,它以鲜明的政治态度,与陈炯明的《陆安日刊》展开了论战。周刊的文章精湛,字体工整,图文并茂,很受青年学生欢迎。余汉存回忆说: “使我萦绕脑际,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其一:画了一座宝塔,最底层是工人、农民,受压迫和剥削最惨。在工农背上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再上一层是军阀,最顶峰是帝国主义。其二: 绘一工人,身材高大魁梧,被资本家的铁链捆缚着。他觉悟了起来,愤怒地两手大力一挣,挣脱捆在身上的铁链,一节一节的落地,工人兄弟解放了。”④

《赤心周刊》第六期出版后,“因种种原因,同志星散,遂竟休刊”⑤。李春涛回到家乡潮州,不久又前往北京,经杜国庠介绍,先后在中国大学、平民大学、高等女师讲授唯物主义,深受许广平等进步学生的欢迎。

坚定支持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

在北京,李春涛和杜国庠、李沧萍合住在地安门内织染局胡同十三号,杜国庠是户主。他们把屋命名为“赭庐” (红楼之意) 。“赭庐表面是一所普通住屋,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方。来往于此者不少。……赭庐内研究马列主义热情极高。主人与往来者互相交流马列主义学问经常到深夜。此外,还编了几种宣传马列主义新思想的小册子。一九二四年编印一本名为 《列宁逝世纪念册》 ,封面印有列宁照片,印刷达数万册,分送北京各文化机关团体和国内有关方面,因而赭庐就为人们所注意。同时通过成员购买进步书刊,分寄亲友。”①在赭庐期间,李春涛一直和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彭湃保持密切联系。

一九二三年暑假,李春涛南归探亲。是时,海丰农运因受到陈炯明爪牙王作新、钟景棠的镇压,彭湃前往老隆,找陈炯明进行说理斗争后,经五华、梅县、大埔到了潮安。李春涛在刘察巷自己的家中,热情接待了彭湃。彭湃要求李春涛为海丰农民起草一份告同胞书,揭露封建势力的压迫,李春涛马上答应,并亲切鼓励彭湃: “这是一个革命运动必经过的途径,再干吧!”②他立即奋笔疾书,写出了 《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 。这份《泣告同胞书》 ,以鲜明的态度,悲愤的语言,控诉了地主豪绅阶级的罪恶,叙述了海丰农运的发展过程。它一开头就说: “我海丰农民之不聊生也久矣! 然生活之悲惨困苦颠连而无告,则未有如今之甚者! ” 《泣告同胞书》接着指出: “查我海丰农民,有田可以自耕者,百不得一。余则皆就田主领田佃耕按季纳租奴于田主为活耳,幸遇丰年乐岁,尚可温饱,不幸年凶岁歉,则不免于饥寒冻馁。于时,我海丰农民,为自卫计——为欲防田主之无理升租计,为欲弭消农民之内部纷争计,为凶年可以呈请减租计,为救济天灾人祸死亡计——遂于去年八月组织成立海丰农会。一年以来,农会之范围,由海丰而陆丰而归善,近且延及紫金、惠来、普宁; 而农会之名称,亦由海丰农会而惠州农民联合会,近且扩称为广东总农会。凡若是者,皆我农民自觉悟其生活之悲惨,知非自卫将无以自存,故不约而共同谋之者也。然不意因此竟见忌于当道! 且不意最先受压迫摧残者即为我生活最惨之海丰农民! ”

《泣告同胞书》还叙述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 (农历七月初五) 反动县长王作新与粮业维持会的绅士们,勾结反动军队钟景棠所部,武装袭击海丰农会,捕去农民领导人杨其珊等二十五人,封闭会所,解散农会的罪恶事实。“七五”农潮后,反动派又继续纵令各区警兵四出下乡迫租; 并查找农会会员证章。多方苛勒,百般骚扰,农民生机全绝,惟有“待死”。最后,大声疾呼 “幸我同胞父老兄弟诸姑姐妹有以援助其后!”①

《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陈词痛切,寄发各地后,激起人们对海丰地主豪绅阶级的愤恨。共同的斗争进一步加深了李春涛与彭湃的友谊。他们自 “一九一七年,在东京认识; 嗣复同校同科同级,且尝同住亘二年久。”②回国后,在革新海丰的教育实践中,又并肩战斗。彭湃从事农民运动后,“时有信来讨论农会组织及进行事宜”③。在这些信件中,彭湃向李春涛详述自己的思想和活动,而且附送了有关农会的各种章程、文件。李春涛假期回乡或返校路经上海时,必替彭湃去找当时团中央的负责人施复亮,听取意见或汇报海丰农运情况。李春涛与彭湃身处异地,但他们同样认真研究农运的发展。从来往的书信和接触中,李春涛积累和保存了彭湃早期从事农运的宝贵材料,而且对彭湃指导农运的思想也有深刻的了解。《泣告同胞书》面世后,地主豪绅阶级和香港的反动报刊,继续对海丰农运进行造谣诬蔑。在这种情况下,李春涛又挺身而出,在赭庐写下了长篇论文《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全力支持彭湃从事农运的革命事业。

《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发表在中国大学校刊《晨光》第二卷第一号上,标题之后,加有一个醒目的附注:“ (注意) 海丰农民运动,有主义有组织,是研究中国劳动问题者所应当特别注意的。李君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人,而海丰农民运动首领彭湃君又是李君的知己,材料真确,判断公平,可想见了。”李春涛在这篇论文的《缘起》 中,首先说明他的写作目的,在于捍卫彭湃的事业,捍卫海丰的农民运动: “海丰农民运动,自去年七月廿九日 (旧历六月初六日) 在海丰城外桥东龙山 (一名赤山) 成立赤山农会起,至今年八月十六日(旧历七月初五日) 被海丰县长王作新带同军警围捕解散止,前后一年。此一年中,其运动区域由一二乡扩大至五六县,其加入员数由数十人增加至二十余万人。进步之急速,殊足惹人注意。最近出版界之记载此事者,有香港《华字报》九月五日所登载之 《海丰农会的组织及最近状况》 ,及《建设周报》第四、五两期所发表雨我君的 《评海丰农会运动》 。雨我君所据以批评者,系本自超君赴海丰调查的报告。……而超君之调查报告,复多涉及成见。不得已,乃始搜集彭君年来信扎,编成此文……。”

李春涛在这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彭湃的思想发展和海丰农运的经过,客观地评价了彭湃在海丰农运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 “彭湃并非英雄,亦非教主。原来‘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不过没有人来唤醒和挑拨’,故而尚潜伏着尚沉默着,未能形成为阶级意识及发展为阶级斗争。彭湃一经明白这个道理,便能毅然牺牲自己在现社会上的优越地位,走入农民中间,去唤醒和挑拨他们起来反抗;从这一点骤然看去,似乎彭湃当真是一个英雄。然若细察其思想和行为之变迁进化,则彭湃盖完全是一位极平凡的人物。试看: 初时农民尚不相信彭湃,后来‘农民之趋农会恍如二十年前乡人之趋向天主教’(超君评语见《建设周报》第四期),并非彭湃前后做人二样,实是因为初时农民的阶级意识尚各潜伏着,及经了唤醒挑拨之后便不约而同的把阶级意识形成起来的缘故。故彭湃实非英雄,尤非教主。农民运动之成功失败,完全是以农民的阶级意识之能否形成,决之。”他在文章的结尾中,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在于推翻现代的资本主义组织以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组织。实现此目的之唯一手段,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之完成者,当属劳农阶级。而劳农阶级在未完成其社会革命的事业时,莫要于鲜明其阶级的意识,整饬其先锋的队伍,发挥其斗争的精神。”

一九二五年六月,李春涛离开北京,经南京、上海、杭州,回到广东汕头,再由汕头沿陆路前往海丰。一路上遇见许多同志和朋友,都向他探问海丰农会的近况,因为反动舆论说了很多海丰农会的坏话,外界不了解海丰的真实情况。李春涛说:“海丰农会真是建筑在农民阶级的意识上,这是我所敢保证的; 至于那些坏话,必是反动派的谣言,切不可误听误信。” ①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海丰农运情况,并用事实驳斥反动派的谣言,李春涛决定进行实地调查。七月七日,李春涛到达海丰时,正值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开会。七月九日,彭湃介绍春涛和一百二十六位代表见面,就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观念,用举手法进行调查,结果是:

认为土地该归地主所有的 无

认为土地该归农民所有的 一十二人

认为土地该归农会所有的 二十九人

认为土地该归社会共有的 八十人

无表示的 五人

春涛和彭湃看了农民代表的表决情况,十分高兴。春涛对代表们说:“今日各代表列席者共一百二十六位,内无一人承认田地该田主所有,这是我们意料中应该如此的。此外承认田地该归农民所有的,计一十二人,约占全数十分之一; 承认田地该归农会所有的,计二十九人,约占全数十分之二; 承认田地该归社会所共有的计八十人,约占全数十分之七。这样的,大多数都能明白田地不该归一个人——不管是田主或农民——私有,且不该归一个团体——农会——私有,而应该归全社会共有,这样的对于土地的观念,算是极为正确。这样的农民运动的前途,才算是光明远大。我们以后,更须努力的照这条路做去,不达到我们的目的不止。”②李春涛将调查结果写成文章,说明海丰农会是农民的阶级组织,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强大的生命力。

大力宣传革命理论

一九二四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一九二五年底,国民党宣传部创办《政治周报》 ,由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李春涛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参加了 《政治周报》的工作。他不仅积极协助毛泽东处理编辑部的事务,还按照政治周报的宗旨,认真撰写文章。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第二期 《政治周报》 中,在“反攻”的总题下,刊登了三篇短文,有两篇是毛泽东写的时评,另一篇是李春涛写的《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 。那时,陈炯明挑拨青年学生和我党的关系,造谣诬蔑,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共宣传,其中有一篇叫《敬告青年学生》的文章,胡说: “共产党的政策,还要灭绝知识阶级,我青年学生,总算知识阶级,共产党成功时,便要把知识的青年学生,一个一个杀尽”①。李春涛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鲜明的阶级观点给予批驳。他说: “要知陈炯明的话对不对,应先把中国知识阶级的地位作一个分析。我们觉得有知识的人们不能承认他们是一个阶级,只能承认他们是一些有知识的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们联合成一个阶级。他们有的做了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等的秘书或参谋; 有的做了张謇穆藕初陈廉伯等的辩士或书记,说农民不该减租和工人不该罢工,但同时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投入农工阶级的战线里了。”李春涛说: “依此,我们很可明白每个有知识的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跟着近世产业进步必然的结果,早已失去了他们所谓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证,由中间阶级暂沦为无产者,势非死心塌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若他们竟忘却了自身在现存社会上的地位,而情愿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才算是有知识的青年被人杀尽。被谁杀尽呢?直接被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坤冤杀,间接被帝国主义毒杀。”一篇不过四百来字的短文,不仅阐明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革命前途,而且辛辣地揭露了诬蔑共产党要杀尽知识青年学生的陈炯明之流,才是真正杀害知识青年的刽子手。

《政治周报》第三期,刊登了李春涛撰写的重要文章《东征记略》。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专文,详述了第二次东征的经过,分东征军出发、下惠州、占领海陆丰紫金老隆、东江全平、追击闽边残敌等五个部分。文章深刻地分析了这次东征胜利的原因,指出“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们军队内面的政治工作,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的好。” 《东征纪略》说: “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高度评价了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工作。李春涛还强调了人民群众在东征中的重大作用,他说:“此次战役之成功,除党军之忠勇善战外,东江人民之拥护革命军,竭力帮助,实为一大原因。”

李春涛直接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在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东征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二十五县的政务。李春涛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委派,负责接收汕头的反动报纸《平报》,筹办《岭东民国日报》 ,随后被正式任命为《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在我党的帮助下,改组汕头国民党组织后,李春涛当选为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委员、宣传部长。潮汕各县国民党改组后,为统一领导,又成立了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李春涛又被选为特委委员。这一时期,彭湃也在汕头,指导农民运动,兼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的农民部长,他俩又在一起战斗。

李春涛工作十分繁忙,常常废寝忘餐,有时通宵达旦工作。他除了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的大量工作外,还到中共汕头地委主办的震东学校的社会科短训班①去兼课,对学员进行唯物主义的教育。而最主要的精力,则放在办好《岭东民国日报》上。

《岭东民国日报》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出版,是有十版篇幅的大型日报,有《工农》 、《妇女》、《教育》、《文艺》等内容丰富的副刊。它名义上是潮梅地区国民党的党报,实际上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反映我党政治主张的舆论工具。正式出版时,周恩来以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名义,行文各县署,指出: “潮梅人民,历受洪林诸逆蹂躏,对于革命真谛,都未了解,该报负有指导之责,期在唤起潮梅民众革命精神,以扫除一切障碍”,令饬各地订阅劝销,“所有一切广告文件,务须登载该报”②。

当时曾在《岭东民国日报》工作的许美勋回忆说,为了依靠党的领导,李春涛除了自己经常与周恩来、彭湃等保持联系外,还指定他定期与周恩来的秘书关学参联系,通过关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宣传内容,使报纸真正成为我党的公开喉舌。周恩来对《岭东民国日报》的工作十分关心,除经常过问、指导外,还应李春涛等的请求,为报纸副刊书写了“革命”二字的题词①。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李春涛紧紧把握住报纸的革命方向,自己动笔撰写重要的评论和文章,使《岭东民国日报》在指导潮梅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六年前,汕头市的工人运动未能很好开展,“汕头工联会过去的历史,组织幼稚,不能够统治汕头各工会,对各工会没有给以统一计划和指导,任从各工会自由奋斗,工会好歹,全不顾虑,至同样性质之工会有分裂几个至十几个的,工会的力量不集中,……致过去的汕头领导罢工委员会,都被借公营私的工贼,和几个坏领袖所把持,常有越轨的行动”②,违背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东征胜利后,东江革命政权决定将过去的工联会改组为总工会,以扩大工会组织,集中工会力量,训练工人群众,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岭东民国日报》在这方面进行了大力宣传,春涛亲自写了《本市工友应有的觉悟》一文,精辟的论述了工会的性质和任务。

他说:“工会是同一职业的工人为欲拥护其阶级利益的组织团体,所以每一工会,必须具有下列三个条件,始配称做工会。

“那三种条件?第一,是同一职业的; 第二,是有阶级意识的;第三,是有组织的;如果‘非同一职业’、‘没有阶级意识’而‘无组织’的工人团体,只能称做一群工人,不能称做 ‘工会’ 。

“这样的‘工会’是操同一职业的工友,本着他们的阶级利益,团结组成的组织团体。此团体——工会——的作用,对内是保障本阶级的利益,对外是图谋本阶级的完全解放——简直说,工会就是工人作战的机关,但工人在作战之先,首要认清敌人。

“工人的敌人是谁?工人是被压迫阶级,故敌人就是压迫阶级。压迫现代中国工人的,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故现代中国工人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而负有国民革命的主力的中国工人阶级,尤不可不认清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

“欲工人能够认清敌人,必先把工会组织得好,如果工会的组织不好,则工人将因为没有阶级意识的缘故,不单把真正的敌人丢忘,有时自家兄弟反行阋墙起来。这一回人力车工友自相冲突,和前一回联安工会工友与罢工纠察队工友的冲突,就是证明上述理由的事实”①。

什么是工友应有的觉悟呢?李春涛指出: “工会扶导工人,使由经济斗争进到政治斗争,因为现代中国的要求,是在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故在国民革命时代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应认清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与一般民众共同奋斗,共倒公敌。此一点,即是本市工人阶级应有的觉悟。”②他在明确论述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后,号召全市工人“联合起来,立在国民革命的前线”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春涛虽然还未能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应处在“前线”的地位。这篇文章对于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汕头工运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岭东民国日报》在李春涛的主持下,消息报道的政治倾向性也十分鲜明。例如,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岭东民国日报》广泛地报道了东江各地举行的纪念活动,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一则题为《澄海民众纪念列宁之热烈》的消息说:

“到会者有学生、工人、农民、士兵、警察等共约数千人,至十时开会,由七团党代表许继慎主席,会众向列宁遗像行三鞠躬礼,高唱革命歌,继主席宣布开会理由,政治特派员李春蕃报告列宁一生奋斗历史。八连党代表演讲《我们为什么追悼列宁》 ,金中校长杜国庠讲演《纪念列宁之意义》 ,蒋振南演讲《革命之国际性》 。次,县署代表许统臧演说,有 ‘列宁主义是不适于中国,中国革命不应过激,不应流血,不应暴动,不应破坏’ 等语。语甫毕而众大哗。即由特派员李春蕃登台劝止,并解释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顺民而是革命的民众,应不怕有目的之流血暴动及破坏云云。众大鼓掌,秩序始渐恢复。黄铮苏女士及一士兵,复继起演说,迨至散会,听众有呼 ‘打倒反革命之许统臧’ 、‘拿来游街’ ,声势汹汹。乃由主席提议 ‘咨请县长将反革命之许统臧革退’ ,以缓和众怒,经众一致通过,遂呼口号巡行而散。”①类似这样旗帜鲜明的报道,其作用实在不亚于一篇政论文章。

李春涛在大革命时期对革命理论的大力宣传,促进了潮梅地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也说明李春涛在思想上已经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忠诚的“非党布尔什维克”

革命斗争的实践,不断加深了李春涛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他恳切地向组织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中共汕头地委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李春涛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开展工作,对革命事业更为有利。因此,彭湃便向李春涛解释: 你是很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你是有条件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但是,你作为国民党左派的身份与共产党合作,在目前情况下,对革命更有好处。李春涛听党的话,一心一意干好革命工作,深得同志们的信任和热爱,大家都称他为“非党布尔什维克”①。

李春涛在领导和主持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工作时,经常在市党部会议厅召开各界会议。每当左右派在会上激烈斗争,李春涛总是用娓娓动听的言词,充分说理的论证作总结,阐明左派的正确主张,挫败右派的阴谋。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活动越来越猖獗,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李春涛坚定地站在广大工农群众一边,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当揭阳的反动分子绑架了潮汕工人运动领袖杨石魂后,他在《岭东民国日报》上采用我党掌握的“潮通社”发的消息,揭露国民党右派的这一罪行,有力地配合了我党领导的营救杨石魂的斗争。由于我党坚持原则,善于斗争,又有潮汕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终于迫使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将杨石魂释放。

一九二七年春,斗争更加尖锐。国民党右派到处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的政纲和历次决议背道而驰。对此,李春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当东江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汕头召开之际,李春涛便在《岭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 《党的 ‘决议’ ‘政纲’ 和东江农民代表大会——我们所愿望于农代大会者——》。文章详细陈述了国民党历次“决议”、“政纲”中有关农民革命的正确论述,强调“无论何时,本党应站在农民利害方面奋斗”是国民党的“党策”。文章高度评价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亦最努力”,“讨伐杨刘,统一广东,赞助北伐,皆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之不可磨灭的伟绩。” “而东江农民,于二次东征肃清陈 (炯明) 、林(虎) 、洪(兆麟) 、刘 (志陆)之役,及去冬由潮梅出发征闽之役,乃至平日在各乡村镇压反动派以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其功绩尤为伟大。”李春涛通过正面阐述,鞭挞那些摧残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右派,说明镇压农民运动的人,就是背叛了国民党的“政纲”,背叛了国民党的“党策”,其实质就是背叛国民革命。

由于《岭东民国日报》积极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勇敢捍卫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对它的刻骨仇恨。不久,李春涛被免去了 《岭东民国日报》社长的职务。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撕下伪装,在上海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十四日,香港报纸登载了上海继续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广州也有山雨欲来之势。在香港的中共党员梁工甫看到危急的形势,用特约的假名和隐语,急电中共汕头地委外层联络站站长吴梦龙: “先为哥,父亲在沪坠马折足,母亲在省病危,请诸兄弟来港会商善后。”①“先为”是当时中共汕头地委的代号,电文暗示事变已经发生,要汕头方面作好准备。但是,中共汕头地委负责人对形势估计不足。当时,潮梅警备司令部以解决澄海农军教练彭丕被杀问题为借口,通知我党负责人前往警备司令部开会,企图把汕头共产党领导人一网打尽。我党主要负责人虽未前往,但仍派李春涛、廖伯鸿 (中共党员) 、梁德明去参加。李春涛等一到开会地点,即被逮捕。接着,代绥靖主任何辑伍 (何应钦之弟) 于十四日晚十一时宣布全市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国民党汕头市党部 (同益西巷) 、总工会 (旧公园右巷) 、工人罢工委员会(同济医院),一百多名革命同志被逮捕。

四月二十七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把李春涛、廖伯鸿等装进麻袋,用刺刀刺死后,抛入汕头石炮台的大海中。海潮上涨时,烈士们的尸首被冲上海滩,汕头运输工会的工人认出后,冒着生命危险,把李春涛等人的遗体葬于“义冢”。李春涛烈士,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时年仅三十岁。

注释

①②李春涛: 《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4年1月30日中国大学校刊《晨光》第2卷第1号。

③陈卓凡: 《关于彭湃留日时的忆述》(1963年8月24日),未刊稿。

④李孝则: 《彭湃同志在日本》,1980年10月28日访问记录。

①陈卓凡: 《关于彭湃留日时的忆述》(1963年8月24日),未刊稿。

②李春涛: 《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

③引自田汉给海丰红宫纪念馆曾文同志的复信。Cosmo是四海为家的意思,也可译为“全世界的”。

④《金中概览》,1935年编印,存汕头地区档案馆。

①吴雄华: 《潮州社会主义运动纪略》 (1964年) ,油印本。

①李春涛: 《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

②《李春涛传略》,未刊稿,存汕头市民政局档案馆。

①②③⑤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

④余汉存:《关于彭湃同志的二三事》(1979年8月),油印稿。

①李韶清: 《赭庐的回忆》,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8辑。

②彭湃: 《海丰农民运动》 (1926年10月)。

①②③李春涛: 《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

①②李春涛: 《田地究竟是谁的呢?》,载《农工周刊》第2期,1925年7月29日。

①转引自李春涛: 《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

①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为了培养工、农、学运的青年干部,我党在汕头震东学校内举办了社会科短训班,由李春蕃 (即柯柏年)主持。后来,短训班的学员许多成为我党的优秀干部。

②《县署劝销党报》,见1926年1月25日《岭东国民日报》。

①1981年1月14日访问许美勋谈话记录。

②汕头总工会: 《汕头工联会改组为总工会宣言》,1926年1月30日 《岭东民国日报》。

①②③李春涛: 《本市工友应有的觉悟》,1926年2月1日 《岭东民国日报》。

①1926年1月23日 《岭东民国日报》。

①柯柏年: 《关于李春涛》,载《党史研究资料》 1980年第2期;1981年1月15日访问刘斌谈话记录。

①转引自汕头地区档案馆: 《汕头市百年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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