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刘谦初人物传,刘谦初生平事迹,刘谦初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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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刘谦初人物传,刘谦初生平事迹,刘谦初评价

刘谦初，山东平度人，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八月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英勇就义。

(一)

刘谦初，原名刘德元，字乾初。“谦初”是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到济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后改用的名字; 笔名有潜初、卤夫等。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日 (农历丁酉年十一月初九)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刘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兄妹七人，他排行居长。幼时常随父参加农业劳动，自小养成了勤劳、质朴的品德。

刘谦初八岁时进本村私塾就读，后转入邻村潘家埠其姑父家塾，二年后升入黄土岭村由基督教会资助的高等小学堂。在学校强制下，他和同学一起接受教会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一九一三年春，刘谦初考入平度南关基督教美国浸信会主办的旧制四年的知务中学。在这里，除国文、圣经课外，他开始接触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先后学完《形学备旨》、《形学拾级》 (均为《几何》) 、《地理志略》等课程。他刻苦好学，注重实验，曾在教科书《动物学详考》上批注道： “读此书慎勿空谈，当亲手解剖物体，潜心察验。” 与此同时，在课外广泛阅读文学和历史书籍，尤其喜欢梁启超呼号救亡图存、充满爱国激情的时论文章，常将《饮冰室丛书》一面阅读，一面摘录成册，从中汲取西洋新学知识和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他对中国历史上表现了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英雄，如矢志“精忠报国”、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为变法图强而甘愿流血牺牲的谭嗣同，以及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奋勇赴敌的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都十分推崇和景仰，称他们为“救国的俊杰，作人的风范”①。

刘谦初从中学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一九一四年九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德宣战之机，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从龙口和莱州强行登陆，经过、侵占平度等十四县。刘谦初目睹日军在平度县城张贴杀气腾腾的布告，残害无辜的中国农民的暴行，异常愤慨。某日，两名闯入知务中学的日军军官在教室的黑板上用中文书写了“勉强”二字，狡猾地表明他们是“为和平”不得已而来，妄图掩盖其侵略罪行。刘谦初愤然地对同班同学说：“日帝和德帝之间是虎狼之争，受害的却是中国人; 将德国驱逐出中国，本应是中国自己的事，而袁世凯政府却引狼入室，其后果不堪设想! ”②

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复辟帝制，立号“洪宪” ，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刘谦初闻讯，义愤填膺。后从同学王心平处获悉中华革命党人居正等受孙中山的委派，已来青岛组织讨袁军事并秘密召募青年学生参加讨袁军。他怀抱忧国之思，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毅然弃学，决心参加讨袁战争。在二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他邀约同学数人，背着学校当局，悄然翻越学校围墙，星夜步行九十华里，黎明前赶到蓝村，乘火车前往青岛，投入讨袁队伍，被编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三支队(支队长吕子人) 炮兵团。五月初，讨袁军沿胶济线西进与北洋军第五师张树元部作战。刘谦初参加了攻打潍县的战斗。五月九日，三支队挥戈回师攻打高密县城，他直接投入攻城战斗，奋勇向前。当天正值高密“庙会”，讨袁军用里应外合的战术，一举攻克了该城。接着，大部分部队继续西进，刘谦初则跟随一支部队留守高密县城。六月，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帝制失败，山东讨袁战事结束。刘谦初荣膺银质“义勇奖牌”①一枚，于十一月复员回到平度。不料在其投军后，知务中学当局因害怕学生中的革命影响，在部分顽固、保守的牧师的操纵下，借口“违犯校规”，将该校先后参加讨袁的十二名学生“开除学籍”。刘谦初无法回校复学，只好转入县立师范讲习所读书。翌年，知务中学校长易人，在一些思想开明的教员的帮助下，他重返知务中学读书。

据刘谦初中学时期的同学回忆：他为人耿直，谦恭温和，处事果断，热心公益活动，同学皆乐于与其友善。他曾在学校青年会发表以《言》为题的演讲，引用《诗经·大雅》中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议论风生，强调一个人谨慎言行，注意道德修养的重要。又曾写《贪财》一文，抨击贪官污吏搜括民脂民膏，不顾国家安危，聚敛民财的丑行。他熟悉历史典故和民间轶事，文思敏捷，擅长言词，在同学中颇有吸引力。由于品学兼优，深受师生器重，被推选为学校青年会干事。

刘谦初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八年春到济南入齐鲁大学预科附班暂读，暑假后考入文预科。翌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刘谦初怀着忧思国难的灼热心情，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五月二十四，济南大、中学校学生在学生联合会领导下，举行总罢课和游行示威。刘谦初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队伍，高呼“誓死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 、“立即释放北京被捕学生”等口号。他踊跃参加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六月初，齐鲁大学英籍校长巴慕德为防止学生运动进一步扩大，宣布学校暂时停办，勒令学生在三日内离校。刘谦初被迫离校回家。他邀约于迺镇、孙策功、邵廷珍等平度籍同学步行东下，拒绝乘坐当时日本占领和管理的胶济线火车，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制和抗议。

五四运动后，齐鲁大学于一九一九年秋又开学了。这时，新文化运动也进一步发展。刘谦初热心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他曾在读过的《新潮》第一卷第三期上，写过几段“书后”。他摘录有关文章的提要说： “近世物质文明之进步，徒增大多数人之痛苦，仅供少数人之快乐。”这表明当时他在接受新思想方面是十分敏锐的。他更不放松学业上的努力，一九二○年署假，取得了在全班作文第一名、总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

刘谦初考进齐鲁大学时，家境已很困窘，弟妹们都先后辍学务农，父亲忍痛借债供他读书。及至一九二○年底他在文预科结业时，家中已负债累累，只好中途辍学。一九二一年春，经知务中学教员侯述先①介绍，刘谦初到黄县崇实中学任国文教员。

(二)

一九二一年十月，刘谦初因撰文参加李提摩太奖款征文获奖②，得到基督教会的奖学金，被允准进入北京燕京大学深造。一九二二年暑假，他在崇实中学聘期届满后，于九月十五日免试升入燕京大学文理科，插班二年级，主修历史，兼修地理，开始了他在燕大三年的学习生活。

刘谦初在燕大读书期间，学习十分勤奋。他每天黎明即起，在晨光熹微中开始读书，常年不懈。他利用学校图书馆，大量阅读了中外历史典籍，课余经常向指导教师简又文和学者陈垣等人求教，先后在《燕大周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中国国民性的观察》③和译作《泰戈尔纪实》④等。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初，他和熊佛西、董秋斯(原名董绍明) 等人发起、成立燕大文学会，被推举为该会负责人之一。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刘谦初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的华北六大学①学生演讲比赛大会上，作了《武力不能统一今日的中国》的演讲。他面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现实，无限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针对当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顽固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交通状况和军阀武力自身的分裂等三个方面论证封建军阀所追求的“武力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迷梦”。他指出： “段祺瑞当势焰熏天的时候，也曾做过武力统一的梦，但是没有等他的梦做完，早被另一个强有力者把他赶跑了。老实说，当时的袁氏、段氏的武力比起现在直系奉系的武力来，恐怕还要凶险些呢?但是他们的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一武力推倒了，另一武力代之而起; 少数的作武力梦者推倒了，多数的作武力梦者又继之而起……。”②他的演讲，语言犀利，感情充沛，论辩滔滔，猛烈地抨击了北洋军阀各派代表人物，不啻是一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斗檄文，一篇反对军阀混战的宣言书。这篇演讲在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当时《燕大周刊》主编熊佛西将它破例地发表在“向来不载政治文章” 的《燕大周刊》上。

一九二三年六月初，熊佛西等因即将毕业离校，辞去周刊社职务，董秋斯、刘谦初等接办了周刊，刘谦初任编辑部副部长。在他们的主持下，周刊发扬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发行量在原有数千份的基础上续有增长，受到校内外读者的欢迎。一九二四年十月，周刊社为筹集出版经费，组成以刘谦初为主席的临时经济委员会。他不辞辛苦，四处奔走，向师生和校友募捐。他还一手组织了校内空前规模的募捐游艺大会，为周刊解决了经费问题。刘谦初等连任两届周刊社职务，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临近毕业时，始由焦菊隐、蔡詠裳、于毅夫、张放等人接任。

一九二四年三月，华北六大学举行国语辩论会，论题是当时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专门以上学校学生是否应当干涉政治。以刘谦初为首的燕大学生辩论组，参加了这次辩论。他明确指出：“政治是人民权利的结合体，用以决断国家的政策，发表人民的意志，为人民谋幸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我们认为干涉是对于一种与我们有害关系的事体，当他措施不当时，使用种种手段去加以阻止，反抗，改革或建立，使就于适当。……干涉的手段自言论上的反抗，以至革命流血都包括在内。……我们的答案是：专门以上学校学生理合干涉政治，……第一，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干涉政治是应该的，这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不是所谓多管闲事; 第二，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不但应该干涉政治，并且有这种干涉的能力; 第三，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干涉政治是必须的，有重大责任在他们身上，是必要他们去干涉的。”他还对“读书救国”的主张进行了批驳，指出： “读书诚然是重要。若是躬逢政治清明的时候，所谓内无忧患，外无侵扰，四海升平，万民乐业，就是很愚的人也不能主张无理取闹地去干涉政治。何况专门以上聪慧的学生?但是，遇到政治混乱的时候，教育固以不能振兴，实业固以不能开发，万事凋蔽，民不聊生，甚且置之不顾，可陷于国破家亡的时候，是何者急，何者缓?何者先，何者后?不待明言，谁也都能断定了。”①这些议论出语惊人，雄辩有力，不仅驳倒了那些以为学生不应当干涉政治的谬论，而且使那些不问政治的学生从昏睡中惊醒。

刘谦初在燕大读书期间，有力地抵制了教会的奴化教育，在教职员中的帝国主义分子面前，始终保持民族的尊严和气节。一九二五年春，他主持燕大文学会同学排练、公演洪深改编的以揭露和讽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和伪善本质为内容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①。这就触犯了燕大的外国传教士。英国教授说什么此剧污辱了“大英帝国”; 美国女教授也说它“有伤风化” 。排练刚刚开始，学校当局就没收演出广告，封闭礼堂，禁止排演。文学会同学公推刘谦初作代表和校方办理交涉。他不怕开除、不怕取消奖学金，不想得到教会的提拔(出国留学) ，毅然带领同学据理力争，把批评校方无理决定的文章张贴在盔甲厂的校墙上。终于迫其让步，撤销了禁令。文学会向北京市民公演了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名剧，斗争得到了胜利。

刘谦初以其勤奋、纯朴、正直、诚实的品德和出色的宣传、组织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他和董秋斯、张采真、张放等人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怀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由于教会学校对进步思想严密封锁，学生很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些热血青年，曾为找不到民族复兴的出路而苦闷。

这时侯，刘谦初身在燕大，心却向往着北京大学，并想方设法去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进步书刊。在那里，他读了李大钊的《新纪元》、《唯物史观研究》等文章，还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著作，视野大为开阔。一九二三年冬，他结识了刚由日本留学回国的山东同乡、国民党左派青年路友于，后又经路友于介绍，结识了共产党人方伯务和范鸿劼。刘谦初非常兴奋，经常与方、范等一起讨论时事和学习马克思学说的体会。不久，范鸿劼送给刘谦初一本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反复阅读，受到很大教育。一九二四年六月，经方伯务、范鸿劼介绍，刘谦初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方伯务直接领导下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为了便于秘密工作，避开燕大校方和同学们的注意，刘谦初从盔甲厂校内搬到校外西单卧佛寺街九号居住。此后，这个住所就成了他与方伯务等接头工作和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

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奋起响应，而燕大学生却遭遇到来自教会的阻力。英、美传教士声称：“不能反对自己的祖国”，并以“关闭学校”相威胁，企图瓦解学生的爱国斗志。六月二日，刘谦初以极大的民族义愤，首先站出来大声疾呼，提出实行全校罢课、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声援上海受难同胞。在他的倡议下，当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告成立燕大沪案后援会。他和董秋斯被选为该会主要负责人。六月三日，刘谦初作为燕大学生代表前往东城铁狮子胡同北洋军阀执政府(今地安门东大街一号) 请愿，并于当晚出席了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成立大会。四日，燕大学生奋起投入北京大、中学校罢课、游行示威的联合行动。从这天起，燕大男、女学生四百人组成演讲团，每人手执白旗和传单，走向街头，呼吁同胞奋起救国。他们深入东城区一带市区商店，动员商界参加一致行动; 还分赴各戏院、粮行、洋庄进行宣传、募捐; 分头在电车上讲演，组织自行车队到郊区通县向农民宣传。刘谦初在这些日子里，整日奔忙，担负着极为繁重的组织工作。六月十一日，他主持全校大会，在特邀的上海学生代表介绍“五卅”事件实况后，悲愤难抑地发出号召：凡有血性者当奋起救国! 这时全场为之失声痛哭。十七日，又邀请学者马寅初来燕大作关于外国在华租界史的演讲，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还直接参加演讲队到群众集中的街头发表演说。

六月二十四日，北京各校学生沪案后援会代表四十八人，前往执政府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坚持对英、日交涉，维护民族权益。刘谦初被推举为六位发言代表之一。他作为主要发言人，向接见学生代表的代理外交总长沈瑞麟、陆军总长吴光新面询政府对外交涉情况。沈瑞麟极力应付、回避，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政府对外交有相当之运用，此时未便宣布”。刘谦初当即严肃指出：“上海案件未了，汉口事件又生，英国对我之恶机，无在〔处〕不潜伏。将来例似此类事件，尚不可缕述。请当局明令禁止内乱，电令全国军人作相当之准备。”①这言简意赅的发言，表达了爱国青年为保卫民族独立和权利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意志。刘谦初在燕大三年的表现，尤其是他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所起的突出作用，使学校当局惊叹不已，连燕大教务长洪煨莲也承认： “刘先生(指刘谦初——引者) 无疑是北京最杰出的学生领袖，在上海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缘故，我们的学生团体才参加学生运动。”②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分子特别忌恨刘谦初，千方百计要把他挤出北京。同年九月，刘谦初燕大毕业。在校长司徒雷登等的作梗下，他被迫离开古都，应聘去镇江教书。

(三)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六日，刘谦初来到镇江润州中学。这是一所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教会学校。校中除了三个美籍校长、教员外，华人学监和教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当地的前清秀才。学校奉行的是一套基督教义和封建教育相结合的制度。刘谦初是来此任教的第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生，学校当局器重他，分配担任高年级初三班 (旧制四年) 国文教员。

刘谦初在教学中，打破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着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领导学生成立课外读书会，每周聚会一次，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自由讨论、切磋琢磨，极大地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在他的提倡下，学生们争相阅读《中国青年》、《语丝》等刊物以及鲁迅、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的新文学作品，打破了学校的落后、闭塞状态。他指导学生在课余成立了润州中学第一个进步文学团体木瓜社，并仿效《语丝》的风格，出版刊物，先后印行了《木瓜》和《流萤》各二期。学生们通过写作，干预生活，针砭时弊，既提高了学习兴趣，又推动了思想的进步。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使刘谦初无心安然于镇江一隅的教书生活。他决心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到广州去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报效祖国。恰在这时，他接到了挚友董秋斯、蔡詠裳从北京来信，说他们暑假后将一道去广州工作。这封信更促使刘谦初毅然辞去教职，于八月下旬赴上海转乘海轮前往广州。到广州后，他和董秋斯一起寄居在西关观音桥乐贤坊二十八号蔡詠裳家中。

时值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刘谦初正拟前去报名，获悉该校表示不拟招收已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于是，他要求黄埔军校介绍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并为此而加紧学习日文。终因无人介绍，此愿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岭南大学附中的聘书，到该校执教。九月十五日晚，他和钟敬文、冼星海等新聘教职员出席了岭南大学的迎新会。会上，在爱国人士钟荣光监督致欢迎词后，刘谦初等人致简短答词。

当时，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到处弥漫着革命气氛。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人民书店公开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刘谦初在这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等书，《向导》、《中国青年》、《少年先锋》是他经常阅读的刊物。当时，工人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而举行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刘谦初目睹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中显示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他的思想在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急剧地转变。

刘谦初在搬进岭南大学以后，首先与毗邻而居的历史系学生兼附中教员杨成志相识，后通过杨又结识了在岭南大学半工半读、从事国文部文牍工作的钟敬文。杨、钟两人都是思想激进的左派青年。共同的理想、抱负和文学志趣，使他们三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在刘、钟之间更为投合，“邂逅之下，一见如故”①。他们聚首谈心，暮郊散步、互相切磋，交流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的心得，探讨国民革命和青年运动的理论，不断地撰写文章。他们共同过着清贫的生活，吃、穿、用都十分俭朴，而对岭南大学贵族化的环境、教会学校的制度和习惯则深为不满，“觉得比较在瀚海里尤为难过”①。刘谦初随时准备离开这里。

一九二六年十月初，钟敬文、刘谦初、杨成志等人并邀约在广州的董秋斯、蔡詠裳发起建立革命文学团体倾盖社②，创办《倾盖周刊》③，钟敬文担任主编，每月汇集社员作品，在当时广州市党部国民党左派主办的《国民新闻》报副刊《国花》栏内刊出。刘谦初先后在《倾盖周刊》上发表《寻求》、《试猜 ‘广州的学生那里去了’ 》 (第一期) 、《革命是一种艺术》 (第二期) 、《才百万分之一》 (第三期) 和《决心》(第四期)等作品。这些作品表现出他在探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的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他要求参加革命实际斗争的急切心情。

十月二十日，岭南大学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同时发表征集民间文艺启事。刘谦初积极参与其活动。二十二日，刘谦初应岭南大学文学研究会邀请在该会举行的第一次演讲会上作题为《我所认识的几位当代文学家的轶事》的演讲，介绍他在主编《燕大周刊》时期熟识的新文学作家许地山 (落花生) 、冰心、周作人、鲁迅的生平轶事。演讲中“凡彼等之出身、品性、容貌、态度、作风、作品，……俱刻画尽致，令听者如见真人然”①，取得很大成功。

刘谦初还利用课余时间研读苏俄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等书籍，他陆续翻译了英国文艺评论家蔼理斯著的《舞蹈的艺术》一书和一些外国诗歌作品，如《我爸爸是个社会主义者》②等。这期间，他应钟敬文的请求，参与民间文学遗产、清代学者李调元编纂的《粤风》的整理工作。两人合作翻译了其中的俍歌和僮歌共二十七首少数民族情歌，编成少数民族语音和汉文对照的《俍僮情歌》一书。这本开拓性的译作后来由创造社作家王独清作序，于一九二八年四月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列为民俗学会丛书之三，正式出版③。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从广州北迁，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为准备北伐出师河南讨伐奉系军阀，决定将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主力第四军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刘谦初闻讯，遂应董秋斯邀约，决定去武汉参加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十二月十五日，他和董秋斯、蔡詠裳等启程离开广州，“抱着不可压抑的雄心，乘风破浪到武汉去了。”④

(四)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刘谦初在武昌黄鹤楼出席了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欢迎第十一军政治部全体新任人员的大会。十五日，第十一军政治部在武昌司门口军部内成立，刘谦初被任命为宣传科社会股股长。

当时，在武汉，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第十一军担负着卫戍武汉的任务，因此军政治部兼行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的职权。军社会股主要担负着对军外的宣传任务。刘谦初在从事社会调查、发动组织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军队与民众相结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他具有突出的宣传和组织才能，颇为政治部倚重，常为军部草拟宣言、告民众书、宣传大纲、军长训词等文件，并被推举为十一军接待新闻记者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设的长江书店出版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刘谦初获得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机会，坚定地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对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和政治部内的共产党员王海萍等人共同工作和学习，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

一月三十一日，刘谦初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各军社会股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在全军加强慰劳士兵工作意义的宣传和解决负伤士兵的待遇问题。刘谦初建议各军社会股参加武汉地方工商经济研究委员会以加强对工商界的工作。此项建议为总政治部所采纳。

二月七日，武汉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七十万人，隆重举行纪念“二七”大罢工四周年大会，向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屠杀的死难烈士林祥谦、施洋等致祭，同时为树立“二七”烈士纪念碑举行奠基礼。大会会场分设在汉口江岸和武昌洪山。李立三、刘谦初等列为九人大会指挥团成员。大会愤怒控诉北洋军阀统治的暴行，振奋了广大军民继续北伐讨奉的战斗意志。

同一天，十一军政治部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血路》周刊，由编纂股长董秋斯任主编，刘谦初兼任副主编。在二月十五日出版的《血路》创刊号上，刘谦初发表了《“二七”四周年纪念告革命的民众》的论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指出： “ ‘二七’ 惨案之经过的情形，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之勇猛地表现阶级斗争最浓厚的一幕。” “ ‘二七’ 惨案京汉路工人之流血，是代表各阶级民众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谋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的。”他明确地写道：中国工人阶级“不但能担负起中国国民革命之责任”，同时也是“促进世界革命的主力军。”他进而批驳“机会主义者”和“妥协家”对“二七”罢工的责难，指出：“ ‘二七’ 惨案之发生，不是人为的，不是一般唯心论者的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客观事实——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治压迫、文化侵略——所形成的大爆发大惨案。”这是一篇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在纪念“二七”四周年的宣传中，刘谦初还代表十一军政治部深入武汉地区各工厂发表演说，宣传“二七”罢工的革命传统。他曾应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林育南的邀请，到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宣讲“二七”罢工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他的演讲深入浅出，通俗动人，受到当年罢工参加者的热烈欢迎。

在此前后，刘谦初就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英国政府企图出兵干涉的严重局势，为全军政治工作人员撰写《政治报告——特〔别〕注意外交问题》一文，条分缕析各国统治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揭露英国侵略中国的炮舰政策。指出： “处此世界革命的潮流中，有为我们说一句好话，助我们一点气力的，都是我们的好友。”“苏俄这种仗义的举动 (指第三国际发表声明，阻止英国出兵干涉中国——引者) ，我们至为感激，然而一般军阀的走狗们，偏偏说这正是 ‘赤化’ 之据! ”①

刘谦初在思想、理论和行动上的表现，引起政治部内中共党组织的注意。经王海萍与其面谈，知道他在燕大读书时已经入团，遂派人赴北平与北平党组织联系，并取得了方伯务、范鸿劼的证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由王海萍介绍，刘谦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十一军政治部为准备出师河南，讨伐奉系军阀，二月十二日在武昌水陆街四十号开办宣传员训练班，从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区二百五十名投考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录取四十五名学员，进行短期训练。刘谦初应聘兼任训练班教官，主讲《社会进化史》和《中国近百年史》两门课程，为十一军各师、团政治机关培养了一批宣传骨干。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日益暴露。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发起了提高党权 (指国民党) 、反对独裁的运动，罢免了蒋介石的党、政、军重要职务。在十一军政治部内，斗争也异常激烈。亲蒋的国民党右派、政治部主任余心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革命领导权问题，企图拉拢刘谦初等人向右转。刘谦初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阴谋，在会议上勇敢地阐明了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观点，批驳了右派言论，使余心一未能得逞。由于武汉反蒋空气浓厚，右派陷于孤立，三月十七日，余心一借故辞职，追随军长陈铭枢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四月四日，十一军政治部内开展了审查亲蒋分子、缉捕潜逃人员的运动，刘谦初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此后，一批国民党右派相继离去，在政治部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

这一年初春，刘谦初在武昌结识了当时在京山县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张文秋，两人志同道合，于四月二十六日在武昌结婚。他俩在三月二十八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读到了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刘谦初细加研读，从中获得了深刻的启示和教益。四月四日，他和张文秋参加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隆重的开学典礼，后经朋友介绍，刘谦初怀着景仰的心情，拜访了主持农讲所工作的毛泽东。四月下旬，京山县委为发展农民武装，委派张文秋在武汉为农民协会购取枪枝，但因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作出许多反对、限制武装农民的错误规定，无法办理取枪手续。刘谦初和王海萍就设法通过十一军取得买枪证明和运枪护照，购得汉阳造长短枪一百支，在湖北省委董必武、陈潭秋的帮助下运回京山，有力地支援了那里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

四月二十七日，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讨奉战争爆发。刘谦初在新婚的第四天就随军出发。五月一日，他参预军政治部在河南确山南山坡筹备召开了庆祝“五一”军民联欢大会，到会各界群众达万人，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军民的斗志。五月间，军政治部随军部在流动作战中先后抵达汝南、上蔡、临颍、许昌等地。刘谦初领导军社会股每到一地，都大力发动当地的农民群众支援北伐军。五月四日，部队到达汝南县境，刘谦初会同当地县党部 (国民党)在十八里庙召开了汝南各村庄代表五十余人的会议，成立汝南农民协会筹备处和人民讨奉委员会; 同时又联络、团结农民武装“红枪会”，协助北伐军包围盘据汝南县城的敌人、封锁敌人给养、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援助国民革命军。五月十三日晚，他和社会股人员在汝南老君庙温庄召集当地农民代表开谈话会，组织农民慰劳队，深入战壕慰问士兵。五月二十八日，北伐军以巨大的伤亡强行攻取了临颍城，第十一军政治部奉命负责看护伤员工作。六月六日，刘谦初随军政治部进驻许昌。

六月上旬，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河南奉军土崩瓦解。中旬，刘谦初随军班师返回武汉。接着，第十一军、第四军、第二十军组成第二方面军，在总指挥张发奎指挥下开始沿江东征讨蒋。这时革命形势迅速逆转，在“七一五”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后，七月下旬张发奎也决定“清共” 。中共中央在此紧急情况下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同月底，在九江十一军政治部的刘谦初等人，接党组织指示，赶往南昌参加起义，但此时南浔线已被张发奎亲信部队所阻，无法通过。刘谦初只得折回武汉，旋与孟用潜等人奉党组织指示，前往上海。

(五)

一九二七年八月，刘谦初到上海，党组织分配他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曾先后在沪西区委和闸北区委从事工人运动，经常到工厂活动，恢复和组织秘密工会。当时上海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为了安全，党组织指示他在公共租界隐蔽。他和孟用潜、董秋斯、蔡詠裳、张采真等合租施高塔路 (现山阴路) 四达里的一幢二层楼的前楼共同居住。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组织上只能发给极其低微的生活津贴，需要自谋生计。他们就用写文章得到的一点稿费来维持生活。

十月，由于福建党的工作需要，党中央调刘谦初、孟用潜偕同张采真、苏国才等人离开上海，前往福建漳州，由闽南临时特委分配工作。福建省的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当时正在逐步地恢复和发展中。按党中央指示，已在漳州和福州分别建立了闽南临时特委和闽北临时特委;闽南临时特委管辖福建南部包括兴化、泉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等地党的工作。刘谦初到漳州后，临时特委分配他任漳州地区党的书记，负责领导漳州市区、石码(在漳州东南三十华里处)和漳州南乡南靖县一带党的工作。党组织鉴于刘谦初初到闽南，人地生疏，又不懂闽南方言，特地分配原在漳州从事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王德协助他一道工作，为他翻译和带路。他们两人当时均无职业掩护，为了安全隐蔽，往往是利用晚间两人同时外出活动。他们首先在漳州汽车工人和印刷工人中间恢复、发展党组织，也常去附近农村开展工作。不久，刘谦初担任了闽南临时特委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中共闽南临时特委和闽北临时特委及各县、市党和共青团代表，在漳州召开联席会议，遵照党中央指示，宣告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刘谦初在参加这次会议后，调任石码党的书记并兼管海澄县党的工作。十二月中旬，他受临时省委派遣，作为省委巡视员前往福州恢复党组织。他到福州后，通过隐蔽在佛教功德林里的党的老交通员傅炳恭，联络失散的党员江木煊、郑乃之、黄源等，恢复了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福州市执行委员会，筹建了福州市总工会和市农民协会。

一九二八年一月，刘谦初继续留在福州指导工作。这时，福建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黄展云在闽侯县营前区创办“营前模范农村”①，推行改良主义的所谓“三民主义”实验。刘谦初认为这是开展党的工作的有利时机，便和中共福州市执委书记杨适研究，决定派共产党员黄源(黄展云的堂弟)打入“模范农村”，担任民团主任。在其掩护之下，党派进了一批共产党员接办了营前区玉田乡桃源小学校，白天办学，晚间开办农民夜校，向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打倒土豪，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刘谦初还直接在玉田乡“桃源支祠”创办了一所农运干部训练班，亲自为学员上课，为当地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他深入群众，和农民打成一片，受到当地群众和从事农运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的爱戴。一九二八年春，他给桃源小学题赠了这样一副对联：

桃红柳绿，锦绣山河谁作主。

源清流洁，革命事业我与君②。

四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罗明等人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月间，发生了临时省委代理书记、原省委组织部长陈祖康等叛党投敌事件，一时引起福建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为此，临时省委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决定调刘谦初来厦门临时主持省委工作。八、九月间，上海党中央派巡视员郑超麟到厦门整理福建党的组织，召开了福建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城市工作、农运工作、军事工作等决议案，选举刘谦初、陈昭礼、谢汉秋等十人为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刘谦初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刘谦初从七月间开始主持临时省委工作后，异常紧张而繁忙。他不断地到外地巡视、指导工作。在厦门，他没有固定的住处。为了工作，他不断地跑工厂、机关和学校。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是当时厦门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地点，他经常到集美学校活动。

九月十五日清晨，刘谦初和省委组织部长谢汉秋两人离开鼓浪屿安海角十七号共青团省委交通站，渡海到厦门参加省委会议。当天上午八时半，国民党地方军阀张贞勾结鼓浪屿外国领事团、工部局，出动大批警特，破坏了十七号交通站，捕去学生共青团员数人(后经南洋侨商营救，全部获释) 。刘谦初则因行动机敏，幸免被捕①。十七日，在漳州石码继续发生党组织被破坏的事件，漳州、厦门一带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九月二十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从厦门迁往福州。随后，刘谦初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出席党的“六大”的福建代表罗明等人回到福州。刘谦初立即召开省委会议，研究传达和贯彻“六大”精神的步骤和方法。旋照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议，由罗明传达“六大”决议精神，与会同志精神振奋，思想活跃，极受鼓舞。会后，省委派吴亚鲁、罗明、杨适、谢汉秋等人分赴闽南、闽西、闽北、诏安等地传达“六大”精神，并巡视、指导工作。刘谦初则留在福州主持省委工作并开办党员训练班，培训福州市党和共青团负责干部及工运、农运骨干。这些措施保证了党的“六大”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以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策略思想在福建党内的贯彻。

刘谦初在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于一九二八年底主持创办了省委机关刊物《烈火》月刊。这个刊物在反映福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工运、农运、学运的斗争形势和经验，推动福建党内教育和训练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

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中央在致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正式调刘谦初到山东工作。福建省委书记由罗明接任。当时，山东党内由于叛徒王复元、王用章兄弟的叛变，前省委书记邓恩铭等人先后被捕，省内各地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受重大损失。为保存、隐蔽山东革命力量，党中央决策将原省委负责人卢福坦等六人调离山东，重新组建山东省委。当此危急之秋，刘谦初受命回到济南，担负起恢复、重建省委，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的重任。

二月下旬，刘谦初离开厦门到上海，接受党中央委派来山东工作的任务。他三月上旬到青岛，着手筹建省委并书面报告党中央，请求增派干部。下旬，到济南与留守的前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①接头，开始了新的战斗。他化名“黄伯襄”，经人介绍谋得齐鲁大学代课教员作职业掩护 (未曾到职) ，取保承租大明湖附近东西菜园子街四号 (现门牌五号)后院的三间民房，以私人住房掩护设立省委机关。

四月初，党中央增派刘晓甫、党维蓉、张文秋(化名陈孟君)等四人来山东，以刘谦初、刘晓甫、王进仁组成省委常委，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文秋任省委妇女部长兼机要技术工作。

刘谦初、张文秋这一对革命夫妻，二年前在武汉刚结婚，就因革命的需要而各奔东西，音讯杳无。刘谦初到济南后，始从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张采真的来信中，获悉她在上海中共闸北区委做地下工作。党中央应刘谦初请求将张文秋调来山东，不仅便于保护省委机关和应付环境，而且使夫妻得到团聚。刘谦初在工作上也获得了得力的助手。

当时，由于党内叛徒的告密，敌人在济南、张店、潍县和青岛等地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狂，山东各地的白色恐怖益加严重。刘谦初面对不利的斗争形势，没有退缩和畏惧。他领导着山东省委党的组织一面严密隐蔽，一面机警地开展党的活动。在济南顺贡街刘晓甫的住处设立了省委秘书机关，他本人则与家住在老东门附近的一位周姓失业工人保持单线联系，通过这位工人与济南一些工厂、学校党的组织联系。他领导省委机关不定期地油印秘密传单，在更深人静时送往工厂和学校，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行，宣传党的主张，使广大人民群众在黑暗中看到希望和光明，提高斗争的勇气。

一九二九年四月底，党中央巡视员任弼时化名“秋”，来到济南巡视工作。刘谦初等省委负责人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五月初，省委在任弼时指导下，在济南千佛山下一处僻静的小学校里，召开了有济南和外县党组织代表二十余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刘谦初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工运、农运、学运、兵运工作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鉴于山东党组织迭遭破坏，干部缺乏，党员政治素质急待提高，敌军中的士兵工作陷于停顿等问题，他向会议提出开办党校的计划和成立省委军委的建议。任弼时为会议作了总结发言。六月十六日，省委根据扩大会议决议，向党中央作出书面的《鲁委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①。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党中央指示山东省委根据实际斗争形势，及时发动胶济铁路沿线城市以青岛为重点的同盟罢工斗争。刘谦初在接到指示后，立即典当衣物，筹措路费，动身东去。他在博山、潍县作了适当布置后，于六月下旬赶到青岛。这时，在青岛各日本纱厂里，由于厂主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工人罢工接连不断。刘谦初和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深入各工厂，做了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七月二十一日，爆发了青岛工人反帝同盟大罢工。罢工首先在日本资本家经营的大康、内外棉(银月) 、隆兴、钟渊、富士、宝来等纱厂开始，很快扩大到民族资本开办的华新纱厂，四方机厂工人也相继投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被称为中国现代工运史上著名的青岛“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青岛反帝同盟大罢工开始后，刘谦初为了筹款援救罢工工人的生活，于七月底回到了济南。不料，早在七月二日，由于叛徒王用章、李应臣告密，敌人破坏了顺贡街省委秘书机关，省委秘书长兼共青团省委书记刘晓甫夫妇和前来取文件的张文秋同时被捕。月底，刘谦初走进住处大门，从房东处得知陈孟君(张文秋) 已有多日没有回来。他料到其中有变，遂借词退出，直奔齐鲁大学广智院 (博物馆)一位地下工作同志处暂且隐蔽。这时，被敌人捕去的已近六十人。敌人也已侦知刘谦初回到济南，便派出侦探，密布罗网，进行搜捕。刘谦初决计去青岛布置工作，以应付当前事变。他剪去长发，身着对襟短衣，化装成一个农民，于八月七日踏上了东去青岛的火车。途中在明水车站停车时，两个手持刘谦初照片的密探走进了车厢，立刻盯上了刘谦初。接着，便恶狠狠地将他绑下火车，拉上警车向济南驶去。刘谦初不幸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七)

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敌人军法执行处的头目，连续审问刘谦初，逼他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共产党省委负责人身分。刘谦初怒目而视，针锋相对：

“你是不是刘谦初?”

“我叫黄伯襄。”

“在济南干什么?”

“齐鲁大学教书。”

“你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怎样派你来山东搞推翻国民政府活动的?”

“我不是共产党，我是一个教员。”

匪徒们见审问无效，就动用各种酷刑来逼供。压杠子、坐囚笼、上老虎凳等等，每次都打得刘谦初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这些酷刑只能摧残他的身体，却丝毫不能动摇他共产党员的钢铁般革命意志。他经受了种种痛苦的折磨，严守党的秘密，坚不承认自己的政治身分。

和刘晓甫同被关押在济南南关公安局看守所里的张文秋，表现也很坚强。她按照预先和刘谦初约定好的应变言词，只承认自己叫陈孟君，是从乡下来济南看丈夫的，丈夫叫黄伯襄，在齐鲁大学教书。敌人对她也施以酷刑，但她始终坚持上述口供不变，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见她的口供与刘谦初讲的一样，遂将她和刘晓甫一起押解至警备司令部，同刘谦初合案审讯。在候审室的院落里，刘谦初与张文秋会面了。当张文秋看到他双手紧铐、脚拖双镣、面容憔悴的形象，悲苦难禁，热泪盈眶。刘谦初缓步移近张文秋身边悄声地说： “我是用照片对出来的。早下定为主义牺牲的决心了。你不要难过，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啊! ”又说： “一定要为妈妈 (指党)着想，万一我死了，你还要为我孝敬她老人家，还要为我报仇。你要做个很孝敬很贤慧的人，对得起妈妈。”①这些话给张文秋以无比的力量，使她对敌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敌人见酷刑对刘谦初也无济于事，便转而采取拉拢软化的手段来利诱他。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国民党省、市党部头目，“改组派”分子殷君采、吴保甫出面指认、诱降。殷、吴两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曾与刘谦初共事，知道刘谦初的一些情况，并一起合过影，密探追捕刘谦初时所持的照片，就是他们提供的。现在，他们在敌军法执行处头目的陪同下来到看守所，对刘谦初说： “你看我们是谁?你还能不承认你就是刘谦初吗?”刘谦初用轻蔑的目光朝殷、吴两人看了一眼，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共产党员身分已经无法隐瞒，但也清楚这两个人并不了解他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情况和这次来山东的任务，便昂起头，大义凛然地说： “我是刘乾初，共产党员，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敌军法执行处的头目以为“指认”发生了效用，就紧接着迫问： “你是不是共产党派来山东颠覆国民政府的?”刘谦初胸有成竹地答道： “我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已与党失掉联系，是来山东教书的，你们可以到齐鲁大学去调查。”殷君采和吴保甫再也拿不出什么证据，遂以“党国珍惜人才”，“我们是以老朋友的身分前来援救”之类的鬼话进行诱降。刘谦初严词拒绝，怒斥敌人，坚持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十二月初，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军法执行处判决刘谦初、刘晓甫死刑，上报南京政府候复。

一九三○年初，山东的国民党“改组派”在敌人内部的斗争中失利，纷纷逃离山东。党领导的“互济会”通知狱中刘谦初等立即“翻供”，上诉控告“改组派”陷害，争取案情好转。经上诉和特聘律师李化南辩护，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将此案移归省高等法院审理，将刘谦初转押到普利门外省高等法院监狱，结果改判为八年徒刑。

狱中生活极其恶劣。刘谦初被视为“要犯”，先覊押在单人牢房里，不久又关入集体牢房。牢房阴暗潮湿，不见阳光，臭虫血污涂满墙壁，秽气熏天。政治犯每餐伙食仅有高粮窝头和一小盆盐水。但刘谦初为了重获自由，争取出狱继续为党工作，坚韧地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利用狱中允许犯人看旧小说、唱本的旧例，通过“互济会”和狱外战友的帮助，巧妙地把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进步书刊伪装成小说、唱本弄到狱中。他决心把监狱变成学校，鼓励和组织难友们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一九三○年旧历年节那天，刘谦初给关在女牢的张文秋送来一盒糕点，盒子底下藏着一张小纸条，张文秋打开一看，上面是刘谦初亲笔写的一首诗：

无事不必苦忧愁，

应把真理细探求;

只要武器握在手，

可将细水变洪流①。

这首诗迅速地在难友们中间传播开来。它充分表现出刘谦初在危难中矢志追求革命真理，乐观而坚定地献身革命事业的高贵品格。

张文秋以“共党嫌疑”被判刑半年，于一九三○年二月出狱，行前经特许与刘谦初会面、话别。刘谦初深情地凝视着即将重返党的怀抱的妻子，叮嘱张文秋说：回到母亲(指党)身边后，要好好地照顾母亲、听母亲的话; 要搞好家务(指为党工作)。最后他取出了事先写好的两封信，要妻子分别带交给党中央和挚友董秋斯。信中证明“陈孟君受我牵连，没有丝毫埋怨我，在狱中时刻想念母亲”; 并委托董秋斯对她多加关照。张文秋出狱后，在中共山东省委派人护送下，回到上海党中央，被分配担任中央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在秘书长林育南直接领导下工作。

一九三○年九月，军阀韩复榘接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为了巩固在山东的统治地位，他一上台就疯狂镇压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地下活动，从重审理共产党案件。刘谦初面对案情恶化的局面，心境十分坦然。这期间，他给党、给亲人写过不少书信，表达自己献身共产主义的决心。十一月初，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事已如此，没有营救的可能，请不必进行营救工作。”并且说： “我心里很平静，正在加紧读 ‘社会进化史’ ，争取时日，多懂一些真理。”①那时，党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都在“苏准会”张文秋的办公处——英租界卡德路(现石门二路) 和爱文义路 (现北京西路) 交叉口的二幢楼房里，读到过刘谦初的来信。任弼时一边读信，一边说： “刘谦初雄辩滔滔，是一位搞政治宣传的人才。”周恩来看完这些信后，深情地说： “谦初是党的好干部，他象猛虎关入囚笼，无法施展威力，这是党的损失，应当通知互济会，继续想办法营救。”瞿秋白把读过的信交给张文秋，感慨地说： “这是真正的铁窗风味啊! 你把这些信编上号码好好保存起来，将来我要写部小说教育后代。”②林育南还派人将御寒的毛毯、衣物等用品和书籍寄给狱中的刘谦初。党中央同时仍在竭力组织营救。

一九三○年十一月，刘谦初在狱中收到挚友董秋斯、蔡詠裳合译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名著《士敏土》一书①。在该书的扉页上印着： “献这译本给我们最亲爱的朋友C·C”。这“C·C”即是“谦初”二字的英文缩写。书中描写了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无产阶级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所表现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量。这使刘谦初深爱感动。他以无限向往的心情，写信给董秋斯说：

这本书我是这样地读的：我在模拟书中的描写和对话，指手划脚地读，难友们便都围在我身边听。每读到一个紧张的地方，我们常是一齐低声地喊起来——因为这里是不准大声的啊! 这样经过几天的功夫，才把这本书读完。我们简直忘记了一切，眼前但有一所庄严灿烂的士敏土厂①!

这些话使董秋斯感到“这译本已经得到无可量计的报酬，再不需要其他任何什么”，为自己的译作能在“被难者中燃起这样伟大的解放的力”③而感到莫大的慰藉。

此后，刘谦初继续狱中的斗争。他曾将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的主要章节翻译成中文，组织难友们阅读。他还在监狱的士兵中发展党的组织。曾经计划组织越狱斗争，但未能实现。

刘谦初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没有徘徊犹豫，没有悲苦忧伤，大难当头，处之泰然。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他给张文秋写了这样一封信。

珍妹①：

雪业②信已由张兄③转去，如此次无办法，则万事俱去矣。得有消息时请即告我。

我病④月余以来，虽无严重变化，莫以为危期已过。实则三月以来还日在增剧。许久未与妹书，别无他因，惟恐我病传染他人耳! 吾妹体质自前年大病后，甚为虚弱，偶一不慎，再罹危灾，诚至易也!嗣后如无严重变化，月余一信往还已足，不须过事频繁，招致不测。请转告母亲⑤，目前我无什需要。钱尚足供月余之用，夹衣前想置备，今觉亦无必要，俟有急切需要时定当函告，希勿挂念。

前托方文⑥代购金冬新隶一册⑦，系送友人之物，即望速购一册，迳寄我收可也。

采病①结果如何?大哥病②怎样?景虚夫妇③不知尚在澳门否?得有消息时望即告我。张兄待我热诚，非言可喻，唯其如此，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元书

一九三一、三、十七④

从这封信中看出，刘谦初已预感到形势日益恶化。但他镇定自若，关心他人的命运远远胜过自己。他担心偶有不慎会危及妻子的安全; 他念念不忘党的关怀; 他时刻关注同志和挚友的安危，表现了共产党人光彩照人的高尚情操。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下午二时，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作出了处决在押的刘谦初、邓恩铭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的罪恶决定。五日凌晨，在济南“第一模范监狱”的牢房里，刘谦初从容地站起来，又急忙取出身边的纸笔，写下了就义前给妻子的遗书：

我现在临死之时，

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

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

望你不要为我悲伤，

希你紧记住我的话。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

都要好好爱护母亲!

孝敬母亲!

听母亲的话!

你的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

你的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①!

当天早晨六时整，三辆囚车载着二十二名优秀共产党员，在武装警特押送下，向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疾驶而去。临刑前，刘谦初毫无惧色，神态自若，高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而后，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谦初从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赤子般的感情热爱党，最后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愧为党的忠实儿子。在他殉难后，遗体归葬平度故里。一九三八年春，党和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会见张文秋和刘谦初的女儿刘松林时深情地说： “刘谦初同志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位好同志啊! 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①全国解放后，一九六○年三月，山东省优抚局主持将刘谦初遗骨迁葬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来到刘谦初墓前凭吊，永远纪念这位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

作者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张文秋、刘进中、钟敬文、杨成志、于廼镇、杨文德、侯训诂、刘维汉、刘景超、杨方益、王德、郑乃之、乔天华、于道泉等同志;查阅了《燕大周刊》、《汉口民国日报》、《晨报》、《京报》等报刊。

注释

①②于廼镇: 《忆同学刘德元烈士》 (未刊稿)。

①即“山东三支队义勇奖牌”,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①侯述先,山东平度人,是一位爱国、正直的基督徒,任《真光杂志》撰述人,曾著《民话》一书,记载民初至“洪宪”年间时事。

②李提摩太奖款征文是基督教上海圣教公会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生前赠款作基金,为发现、培养基督教写作人才而设立的。1921年首次发起。

③见1923年4月21日第9期《燕大周刊》。

④见1923年11月24日第24期《燕大周刊》。

①当时华北六大学指: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②见1923年5月26日第14期《燕大周刊》。

①刘德元: 《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合理干涉政治》,见1924年4月12日第38期《燕大周刊》。

①原作为英国作家王尔德著《温特米尔夫人的扇子》。

①1925年6月25日北京《晨报》。

②洪煨莲给镇江润州中学校长查斯·伊·彼尔的信,原件系英文,现藏北京大学学籍档案室。

①钟敬文: 《潜初去后》,见《荔枝小品》,北新书局1927年版。

①钟敬文: 《潜初去后》。

②“倾盖”在广州方言中是谈天说地、聊天的意思。

③1926年10月16日《南大青年》第15卷第4期介绍,《倾盖周刊》是“广州表现实感的反抗的新鲜及人间味的唯一刊物。”

①1926年11月7日第15卷第7期《南大青年》。

②该诗刊于1926年11月15日第3期《南风》半月刊。

③据〔日本〕直江广治: 《中国民俗学》,林怀卿译,1980年10月台南庄家出版社版第214页。

④钟敬文: 《请达夫吃酒的事不果了》,见《荔枝小品》,北新书局1927年版。

①见《血路》周刊第2期,1927年3月18日出版。

①1928年5月19日福州《求是日报》。

②苏建积: 《回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革命情况》 (1958年1月),存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①1928年9月18日上海《申报》刊载《鼓屿破获共党机关》报道称: “……又捕时,有共党闽省党部执委会秘书刘某,山东人,逃脱”等语,即指刘谦初此次脱险事。

①丁君羊,即丁基实。

①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74—78页。

①张文秋: 《党的忠实儿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26页。

①张文秋: 《党的忠实儿子》第48页。

①②张文秋: 《党的忠实儿子》第55页。

①《士敏土》,苏联格来考夫著,蔡詠裳、董绍明 (董秋斯)合译,上海启智书局印行,1929年初版。原著作者名字后来再版时均作“革拉特珂夫”。

②③转引自董绍明: 《〈士敏士〉再版题记》,上海新生命书店1932年7月版。

①张文秋原名张国兰,小名全珍。

②雪业,即于毅夫,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张学铭的助理秘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预营救刘谦初,未果。

③张兄,指狱卒中的一位革命同情者。

④病,指案情恶化,或称革命者被捕事。

⑤母亲,指党中央。

⑥方文,即张放,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刘进中。

⑦金冬新隶:应为《冬心先生隶书》,冬心是清代著名书画家金农的号。

①采病,指张采真被捕事。张采真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1930年11月14日被捕,12月27日在汉口英勇就义。

②大哥病,指林育南被捕事。林育南原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苏维埃准备会”秘书长。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

③景虚,董秋斯号景天,蔡泳裳字步虚,当时在澳门做地下工作。

④张文秋: 《党的忠实儿子》第74页。书中原信不完整,采访时经张文秋补全。

①张文秋: 《党的忠实儿子》第78页。

②张文秋:《难忘的教诲——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1983年12月18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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