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罗登贤人物传,罗登贤生平事迹,罗登贤评价

Posted 2022-05-0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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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登贤

罗登贤是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和东北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满洲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他为组织工人运动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武装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同年8月英勇就义，时年28岁。

在斗争中成长

罗登贤原名罗举，亲友叫他“河举”，在香港、广东工作时化名光生，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化名达平，党内报告中也称光生，在上海被捕时曾化名何永生，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南庄区紫洞乡隔巷村一个贫苦人家。3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姐姐、弟弟靠母亲耕种几亩薄田维持生活。由于生活实在艰难，他姐姐罗才很小就去香港当小贩，后来进南洋烟厂当工人，与在英国皇家太古造船厂当钳工的冯伯朝结婚。

罗登贤在家乡念过两年私塾。母亲去世后，他和弟弟罗广被姐姐接到香港，又读了两年小学。因姐姐家生活困难，1915年他11岁时就停了学，跟姐夫进入太古造船厂当学徒，学安装电灯和“打磨” (广东人称钳工为“打磨”) 。四年学徒期满后，又在该厂当钳工六年。长期的工人生活，使他饱尝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之苦; 增强了他爱护阶级兄弟和勇于斗争的精神。有一次，一个新徒工做坏了活，遭到工头的毒打，并有被开除的危险。他挺身而出，向工头说： “你不要打他，活做坏了是我的过失，我告诉错了，该打该罚由我承担! ”结果，他虽然也挨了工头的打骂，但保护了新徒工免遭开除。他的这一举动，使工友们深受感动。

1920年4月，香港5 000多名机械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罗登贤和太古船厂工人一起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罢工取得了胜利，罗登贤在斗争中也受到教育，使他认识到，工人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于是，他和厂里的工人积极分子共同筹划成立了本厂的华人机器工会。

1922年初，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领导下，爆发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为了支援海员大罢工，3月，香港各行业工人又举行了总同盟大罢工，人数达十余万。

罢工期间，黄色工会到各大船厂和运输业游说，说什么要等待“调停”，妄图阻止工人参加总同盟大罢工。罗登贤等人当即在太古船厂召开工人大会，揭露黄色工会的阴谋，指出“调停”的实质就是妥协，号召工人一定要将罢工进行到底。在罗登贤等的积极组织和领导下，太古船厂的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取得了增加工资15%的胜利。通过这次斗争，使罗登贤进一步认识到要争取罢工斗争胜利，工人必须团结、工会组织必须纯洁的道理。罢工胜利后，他和李连等人领导太古船厂的工人，改组了本厂的华人机器工会，他和李连都成了新工会的中坚。新工会成立后，继续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工人运动的发展，引起了资本家的恐惧。他们与香港当局勾结，借口罗登贤煽动工人闹工潮，把罗登贤逮捕，判刑六个月。罗登贤出狱后，又与工会的积极分子郭登、沈润生、袁超德等人，联合香港金属业工人，成立了金属业工会，并被推举为领导人之一。

1924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派共产党员杨殷、陈日祥到香港开展工作，经常在醒艺群俱乐部与机器工人一起活动。罗登贤在那里结识了陈日祥。1925年初，中共组织又派梁复然、罗珠去香港发展组织。这年3月，由罗珠和陈日祥介绍，罗登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中共香港支部成立，黄平为支部书记，党员有苏兆征、林伟民、陈日祥、罗珠、李连、杨开、梁复然和罗登贤等十余人。

罗登贤入党后，更加努力学习和积极工作。他住在姐姐家的一间又低又黑的小阁楼里，每天晚上都点着小油灯阅读书报和党的文件，常常到深夜。有时边吃饭边看书，由于精神过于集中，不管桌上有几盘菜，他只吃眼前那盘，而且常常吃完饭竟不知吃的是什么菜。

同年5月，罗登贤被调到香港海员工会任秘书，在苏兆征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五卅惨案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浪潮。为了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6月19日爆发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

罗登贤这时是香港机器工人联合会 (简称机工联合会) 的负责人。他作为香港金属业工会支部书记和香港机工联合会罢工工人代表团团长，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由于黄色工会的控制，香港各船厂工人在罢工开始时没有参加。罗登贤深入各船厂发动工人，揭露黄色工会的欺骗宣传，工人群众提高了认识，很快参加了罢工斗争。6月下旬，罗登贤带领罢工海员和金属业工人离开香港去广州。23日，罗登贤带领他们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到达沙基时，英帝国主义以武装镇压，制造了血腥的沙基惨案。罗登贤目睹爱国同胞被枪杀的惨状，愤怒地说：“帝国主义这样野蛮地对待我们，我们必须起来反抗。”为了打击英帝国主义，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封锁香港。罗登贤根据决定，发动香港机工联合会和金属业工会工人参加纠察队，武装封锁香港。

1926年2月22日，英国税务司贝尔借口罢工工人扣留的八艘货船，未经港方检查，要封闭粤海关。其目的是破坏省港工人大罢工。罗登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金属业工会和机工联合会工人声讨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帝国主义不仅杀害我国人民，还要断绝粮食、工业品入口，这简直是要我们广东人民的命，我们必须迅速起来反抗! ” 2月2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东大学广场上召开了十万多人的群众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封闭粤海关。罗登贤发动金属业、机器业工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和工人一起游行示威，高呼“废除不平等条约! ” “收回海关自主权! ” “打倒英帝国主义! ”等口号。在群众和国民政府抗议下，英当局在当天宣布重开粤海关。

在省港大罢工中，为了打破地区性、派系性及封建把头和黄色工会的把持，统一对罢工的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指示要按行业建立统一工会组织。罗登贤积极贯彻这一指示，于4月6日与罗珠、彭松福商定，以香港机工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为统一组织告金属业工友书》。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及其走狗，“必须我们的力量集中，组织坚固。我们欲改良我们的生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改良卫生条件，也要我们的力量集中和组织坚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说，打倒我们的敌人，改良我们的生活都是废话。”经过几天筹备，4月10日在广州召开了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376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邓中夏、黄平以及李森、冯菊坡等人到会作了报告。大会选举罗珠为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组织任命罗登贤为金属业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登贤在会上讲话说： “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它的目前任务是保障工人职业，改良工人的生活。而它的中心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争取将来完全解放。”新成立的金属业总工会包括机工联合会，华人机器工会，电车工会，巴士、的士司机工会，船主、司机工会等工会组织。6月19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纪念省港罢工一周年大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发表了《罢工周年纪念宣言》。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屡次唆使其走狗、反革命派散布种种谣言，捣乱广东政局，以及破坏我们罢工。……工友们要继续斗争，把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接二连三打个落花流水。

北伐战争开始后，罗登贤又派出演讲团，到罢工工人宿舍，宣传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动员了几百名罢工工人参加北伐运输队。这一行动，得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的表扬。

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北伐战争，1926年10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停止大罢工，开放对香港的封锁。罗登贤根据罢工委员会的指示，积极为金属业工人找工作，对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工人，仍继续为他们解决食宿问题。

同年10月，中共香港支部改为香港市委，罗登贤被选为市委常委，负责领导工运工作。1927年3月，苏兆征、邓中夏、罗珠等人离开广州去武汉出席党的五大会议时，罗登贤除领导中共香港市委工作外，还协助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何耀全、李森等人继续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

迎着白色恐怖前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反动当局又制造“清党”惨案，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被屠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在这危急时刻，党为进一步加强广州地区的领导，4月22日正式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吴毅任书记，罗登贤当选市委委员。6月23日，为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罗登贤和周文雍发动3万多名工人开大会。国民党反动当局调动军警包围会场，罗登贤、周文雍指挥工人冲出包围，走上大街示威游行。当晚，国民党军警又包围省港罢工工人宿舍，逮捕工人积极分子200多人。

在这血雨腥风的险恶形势下，罗登贤没有丝毫畏惧，他仍不断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进行秘密工作，继续领导工人进行英勇斗争。

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加强对广东等地武装斗争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广东省委，调张太雷任省委书记。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开成立广东省委的筹备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议讨论了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制定暴动计划、组织广州暴动委员会等事项。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东省委，并决定派罗登贤、李源、陈郁等回广州做暴动的准备工作。

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罗登贤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随时有遭到被捕的危险。但他始终坚定沉着，机智果敢，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不顾自己的危险，忘我的工作。每当发生危急情况，他都首先机警地把联络暗号撤掉，以免其他同志再误入虎口，然后把同志们一个个掩护走，他自己总是留在最后处理党的文件。他从不轻易毁掉党的重要文件，而是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次，他在香港家里和几个同志谈工作，他们住的是三层楼，忽然发现二楼的房间被搜查，那几个同志的手里有文件，都慌忙地烧了。而罗登贤却沉着地有说有笑，一面去掉警号，一面使劲地摆弄事先准备好的“麻将牌”。过了一阵，才弄清楚，原来是警察抓吸鸦片的，根本与他们无关。罗登贤叹息地说： “这是个很大损失，以后在情况未弄清以前，最好不要先毁掉党的重要文件，因为它是我们的方向和指针。”

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会上进一步讨论了武装暴动问题。罗登贤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广东省委委员。会后，他又去广州与周文雍一起做暴动的准备工作。他和周文雍把广州的工人武装——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海员义勇团队改编为统一的工人赤卫队。赤卫队又按行业编为七个联队，联队下设大队、中队、小队。罗登贤参加了赤卫队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是领导成员之一，并兼任第一联队队长。赤卫队还成立了秘密兵工厂，赶制手榴弹、炸弹和梭标。

1927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开始了。罗登贤带领的第一联队有600多人，战斗力较强，负责攻打公安局、保安队。起义的枪声打响后，第一联队的敢死队首先发起冲锋，其他队员在罗登贤指挥下，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叶剑英率部分教导团士兵赶来支援。罗登贤指挥赤卫队逼近公安局，敢死队爬上墙头，向公安局内投掷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和装甲车炸坏。然后，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一起，攻克了这个顽固的反动堡垒。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罗登贤被分配在人民外交委员会工作。在讨论苏维埃政府公布的革命政纲时，罗登贤兴奋地说： “革命政纲是维护我们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切身利益的政纲，我们一定要维护它，热爱这个政府。”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绝对不允许这个政府存在下去的，他们以几十倍的兵力反击起义军和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最后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失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几天之内就杀害5 700多人。在这种险恶形势下，罗登贤被迫转移回香港，隐蔽在一位工友家里开展秘密工作。1927年底，罗登贤在香港与几个同志约好，在一天上午8点钟到党的机关开会，研究上级指示。按要求，如无意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能准时到会。但这天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人还未到齐。罗登贤预感到情况有变，决定会议立即停止，把已到会的同志一一掩护走。待他自己准备藏起文件也要离开会议地点时，敌人已将会议地点包围起来，并冲进室内。罗登贤机警地把几张用薄纸写的文件揉成团吞进肚里。

罗登贤被捕后，在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未暴露党的机密。敌人找不到证据，党组织通过他姐姐罗才多方设法，把他营救出狱，之后，他去广州工作。

1928年初，他又化装回香港参加由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被选为省委常委。不久，罗登贤被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罗迈 (即李维汉同志)一起领导工人运动。5月间，在纪念“五卅”惨案三周年时，罗登贤组织和发动了上海纱厂、邮务、电车工人反对开除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者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屠杀。在游行中他与群众一起高呼口号： “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 “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罗登贤虽然在国内没有出席会议，但由于他杰出的领导才干，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①。当时他才24岁，是我党高级领导人中工人出身的最年轻的干部之一。

罗登贤不仅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还不断总结斗争经验，从理论上指导工人运动。1928年他在党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最近城市工人运动之开展》、《反革命统治下之最近职工运动概况》等文章中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散布的“阶级合作”、“劳资调合”等谬论，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只有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建立工农民主苏维埃，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才能取得胜利。同时，在罗登贤的建议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于12月1日正式复刊，这对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交流各地工运情况和经验有着重要意义。

1929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改组，罗登贤继续任省委书记。不久，因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病故，党中央又任命罗登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江苏省委改组后，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六大精神。在罗登贤领导下，这一时期江苏省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上海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都有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逐渐复苏，英电、法电、怡和纱厂等工厂的罢工都取得了胜利，丝厂的罢工规模也很大。

在此期间，罗登贤与六大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妇委周秀珠(周冷波) 结婚。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罗登贤以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提出：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红军，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等。会后，罗登贤代表党中央去香港，向广东省委传达了六届二中全会精神。

同年11月9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上，罗登贤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继续领导全国工运工作。与此同时，罗登贤还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工作。当时，从莫斯科回国大批干部，为了使这些干部尽快熟悉国内革命斗争形势，中组部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周恩来、罗登贤、李立三、恽代英任训练班的教员。

是年冬，中共广东省委为避开香港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去上海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罗登贤代表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中央任命罗登贤为广东省委书记，他与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妇女部长蔡畅一起回到香港工作。1930年春，按照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成立，与广东省委是一套干部，对广东省内仍用省委名称，对本省以外则用南方局名称。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五省及南洋群岛的新加坡特委(包括马来亚)、暹罗特委、安南特委 (在越南西贡)等党组织。罗登贤任南方局书记①。

罗登贤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积极领导广东的工人运动。1930年4月，粤汉铁路局无理开除工人20多名，并降低在业工人工资。此事引起工人不满，于黄沙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反对减薪。国民党派军警到会镇压。罗登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以广东省委名义指示粤汉铁路沿线工人进行反击。接着，国民党在潮安县庵埠征收船牌捐，激起广大船业工人不满，举行罢工，取得胜利。罗登贤指示罢工的领导者，总结斗争经验，藉以推动铁路、轮渡、市政、瓷业工人的斗争。

罗登贤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还创刊了《香港小日报》，亲自领导报刊的编辑和发行工作。该报对交流工人运动情况，反映工人呼声，推动苏区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该报遭到香港当局禁止出版后，罗登贤又于1930年6月秘密组织出版了《南方红旗》，以指导南方局所属各地的工作。

在这段工作中，罗登贤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帮助、教育，从不发脾气，不说怒言怨语，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指导。凡和他接触过的同志都有同感。一次外地来的同志向他汇报工作时提到干部少，要求省委多派干部到他们那里去。罗登贤回答说： “现在工作开展起来，到处需要人，大家都来向省委要人，省委又从哪里去找这么多人呢?所以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发现人才，培养干部。”有一段时间工作特别忙，省委秘书处油印科个别同志提出八小时工作制问题。罗登贤听完汇报后，严肃地指出： “注意劳逸结合是对的，但在革命还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万万不能在共产党的机关内来提倡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八小时工作是我们领导工人阶级向资本家作斗争的战斗口号，亦是斗争的目标和要求。共产党员向党提出实行 ‘三八制’ 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经过他的说明，提问题的同志才认识到，共产党员献身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哪还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从而使大家提高了觉悟，工作也更积极了。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罗登贤以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身分参加了会议，并为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罗登贤到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在改组中央委员会时，罗登贤仍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被留在中央 (上海)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不久，国民党颁布了 “工会法”、“工厂法”。罗登贤在“全总”会议上及时揭露了这两个法的反动实质是禁止工人罢工，不准工人反帝反封建。他号召工人阶级要坚决反对这两个法。在罗登贤和全总领导下，上海的纺织、电车、铁路、海员、邮务工人，积极斗争，反抗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对工人运动，他们在上海建立了市总工会，利用一些工贼、走狗、特务、暗探充当工会的委员。这个反动的黄色工会是专门反对我党领导的赤色工会，压制工人罢工和禁止工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向国民党政府及资本家提出合理要求的。罗登贤为了揭露黄色工会的真面目，曾派一批进步工人打入黄色工会，向工人指明黄色工会是“老爷工会”、“国民党反动派工会”、“老板工会”，要工人们不要上当，从而使黄色工会在工人中陷于孤立。罗登贤不管是任中央委员或省委书记，都一直抓工运工作，他对我国的工人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始人

1931年春，罗登贤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工作，化名“达平”。他以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身分，到沈阳协助省委工作，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时解决东北党内罗章龙派别制造分裂问题。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他们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更“左”，危害更大。中共满洲省委也贯彻执行了这些“左”倾错误政策。同年4月，中央又派魏抱一(即李实)来东北巡视工作，继续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罗登贤、李实和满洲省委的同志，当时已感到东北地区的情况和关内不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已十分明显，他们曾将这些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但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根据东北地区的实际形势改变斗争策略，仍然要求满洲省委继续执行他们那一套“左”倾冒险主义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我国东北。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22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 “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这次事变的性质，于9月19日、9月21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积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与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卖国罪行，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1月间，由于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叛变，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被捕。党中央立即任命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这时沈阳的形势非常紧张，敌人统治很严，党的活动困难，经中央批准，满洲省委机关于年底正式从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登贤住道里三道街。他到哈尔滨不久，即在道里松花江桥下边一个叫牛甸子的小沙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家里，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危急形势，号召东北全体党员与东北人民共存亡，坚持抗日到底。他怀着满腔的义愤，坚定地对与会同志说： “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 “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抗争。”接着他又庄严地声明说： “党内不许有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不是中国共产党员。”①罗登贤的这个指示，更加坚定了东北共产党人为祖国为东北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积极整顿各地党的组织，除设有东满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外，还直接领导磐石中心县委、海龙中心县委、伊通县委以及安达、巴彦、汤原、珠河、宁安中心县委等组织的抗日工作。在组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罗登贤和省委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在城市中进行反日宣传和发动罢工斗争;另一方面以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他经常奔走于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了解情况，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在他的领导下，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地的工矿区数万名工人举行反日罢工，长春砖窑工人、中东路、呼海路、吉沈路、哈尔滨电业工人及大中学校学生也进行大规模的反日斗争。磐石、珠河等地的农民曾多次举行反日大示威，东北各地农民进行了规模很大的农民武装暴动。

关于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罗登贤和满洲省委也从两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积极支持和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二是大力组织创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抗日义勇军，人数最多时达80余万。这些义勇军的组成大体可分四种：第一是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在广大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潮中，在一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强烈要求抗日的推动下，拉起队伍抗日。如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丁超、李杜等，这些队伍直接受国民党的影响，不发动民众抗日。第二是东北军与民众结合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如吉林省的王德林，辽宁省的唐聚伍、郭景珊、邓铁梅等为代表的抗日救国军或自卫军。这些义勇军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有部分工人。这部分抗日义勇军受国民党影响较小，在一定条件下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甚至允许共产党派人到他们的队伍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第三是农村的农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这些武装虽然也抗日，但封建迷信色彩很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农村地主阶级左右。第四是抗日 “山林队”。“山林队”是以报山头、报号为名义的民众抗日武装。

罗登贤和满洲省委根据各种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或者派党员去加强领导，或者派有经验的党员打进去做兵运工作。目的在于组织这些队伍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如对吉林抗日救国军的王德林及其所部吴义成、孔宪荣等队伍，满洲省委曾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李延禄、胡泽民、孟劲清、金大伦、周保中等进去开展抗日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李延禄担任了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参谋长和游击司令，胡泽民担任吴义成部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周保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议、抗日救国游击军总指挥等。

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延缓了日寇迅速侵占东北的计划，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抗日义勇军的人数发展很快，但成分庞杂，组织混乱，有时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罗登贤和省委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光靠这些义勇军是不行的，必须迅速创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

1932年初，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20期 (1931年10月21日出版) 传到东北，该期刊物上载有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写的重要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周恩来在文章中号召东北党要组织武装抗日，在东北必须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寇，驱逐日寇出东北; 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反日团体; 号召东北人民“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救国军、义勇军，进行游击战争。并提出中心口号是：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罗登贤组织满洲省委负责人，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明确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罗登贤和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等一起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提出我党必须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才能取得抗日救国的彻底胜利。同时还要联合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为了贯彻执行文件精神，罗登贤和满洲省委先后派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分赴各地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斗争。被派往各地的党员，罗登贤都亲自找他们谈话，交待工作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鼓励他们为东北的民族解放斗争做出贡献。

在南满地区，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支游击队，后来发展壮大成为抗日联军第三、四、五、六、七军。

罗登贤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把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组建起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建人。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写上了罗登贤的名字，肯定了他为抗日救国做出的历史功绩。

罗登贤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几次他到沈阳去差一点遭到逮捕。但他仍不顾个人的安危，继续忘我地工作。

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虽然很紧张，环境也非常危险，但他仍坚持马列主义学习，热情帮助同志们思想进步，使他们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他还用自己的经历去激励别的同志。他说： “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行动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从实际工作中去提高。我原来是一个学徒工，没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的帮助下，逐渐认识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队伍里，我慢慢学会了读传单、看文件，以后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工作。在这些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做一些工作。”①

罗登贤的倔强、坚毅、冷静、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对当时东北党内的许多干部有着很好的影响，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32年春初，罗登贤和负责军委工作的赵尚志准备组织哈尔滨伪警备队哗变。为了保密，有关哗变的宣传品没有送到地下印刷所去印，就在南岗河沟街冯仲云的家里印，由于印刷机声音大，罗登贤就装作哄孩子睡觉，用脚使劲踏地板，以此掩盖响声，完成了印刷任务。同年10月27日，罗登贤夫人周冷波 (满洲省委妇委)在哈尔滨生下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飞。他们为了不影响党的工作，在孩子不满三个月时，就忍痛送到香港罗才姑姑家抚养，从此罗登贤和儿子再没有见面。直到1948年，由廖承志和连贯同志安排，把罗伟飞从香港接送到大连，后去哈尔滨干部子弟学校学习。1949年国庆大典时，罗伟飞在北京才见到了母亲。

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罗登贤在东北工作期间，正是王明第三次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并继续发展的时期，他们“左”的错误政策给东北的革命斗争造成很大损失。1932年6月24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参加会议的满洲省委代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的形势已与关内和南方各省不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东北不应再继续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和红军，而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上来，这样做是符合客观形势的，是正确的。但却遭到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残酷打击，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满洲特殊论”的帽子。博古等认为罗登贤贯彻他们的错误政策不力，于7月间撤销了他的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满洲省委书记职务，并于12月间强行将他调回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罗登贤虽然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并未消极退缩，仍继续积极为党工作。他回到上海后，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调动50万兵力向苏区进行第四次 “围剿” 最激烈的时期，他为配合苏区反 “围剿”斗争，积极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展反对国民党“围剿”红军的斗争。

1933年3月28日下午3时，罗登贤在上海英租界山西路五福弄9号参加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由于叛徒、原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的出卖，不幸和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一起被国民党特务勾结英国巡捕所逮捕，先关押在老闸捕房，进行秘密审讯。罗登贤和廖承志等否认了他们的革命身分。

3月31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罗登贤、廖承志等进行了所谓 “公开” 审判。在敌人的法庭上，罗登贤昂首挺胸，怒视着法官，闭口不语。这时敌人让另一个叛徒张汉卿出庭对证，这个无耻的败类，像条疯狗似地狂吠乱咬，指证了罗登贤的身分和党内职务，并诬告罗登贤等的所谓“罪行”。法官按叛徒的指证，叫罗登贤供出他的“反动言行”。罗登贤愤怒地痛斥法官说： “你们加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 ，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与领导了香港罢工; 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同日本强盗作战; 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 的理由吗?”罗登贤义正词严，批驳得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赶忙摇铃制止罗登贤的控诉。旁听观众议论纷纷，对反动法庭无理审判表示不满。最后法官强行宣判，于4月1日把罗登贤和廖承志等解送到上海市公安局关押。

国民党对抗日爱国志士的无理迫害，引起了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为了营救罗登贤等被捕同志，宋庆龄于4月1日在上海发表了《告中国人民书》，号召各界人士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文中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指出： “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对罗登贤的坚强不屈精神给予了热情地赞颂： “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她呼吁： “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释放他，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呼声中，更加恐慌，于4月2日急急忙忙将罗登贤解送到南京，囚禁在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在狱中，罗登贤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打手们把他的双手吊起来，用沾水的皮鞭狠抽他的全身，又用铁杠压他的双腿，但他没有一句口供。灭绝人性的凶手们，又往他的嘴和鼻子里灌煤油，呛得他鼻口喷血，昏死过去。凶手们用冷水把他泼醒，他还是咬定牙关不说一句话。敌人又用火针刺他的手指，最后竟对他施以残酷的电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

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派赴南京营救罗登贤等人的代表宋庆龄、杨杏佛等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罗登贤虽然被折磨得遍体伤痕，血肉糜烂，但仍挺直胸膛，坚定地对朋友们说： “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与无产阶级。”“我将永远忠于国家民族与无产阶级，他们能打我，决不能屈服我。”

敌人看到用酷刑不能使罗登贤屈服，就改用阴险的收买利诱手段，并利用叛徒对他劝降。罗登贤大义凛然地痛斥叛徒，和同室难友一起把来劝降的叛徒胡鹤来打得抱头鼠窜而去，使这些败类再也不敢到他的囚室里去。罗登贤坚定地领导狱中的同志和难友，向敌人进行不懈地斗争，并对看守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6月，敌人把罗登贤从警备司令部又解送到另一处更加凶恶的魔窟，对他连续进行极其残酷的秘密刑讯。8月初又解回警备司令部。在牢狱里，他不仅遭受严刑拷打，还经受非人生活的折磨。每天吃的都是发了霉、掺着砂子的糙米和无油无盐的苦菜汤。再加上盛夏酷暑，苍蝇叮蚊子咬，罗登贤的刑伤全部溃烂，身体枯干消瘦。但他的坚强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依然对革命充满着胜利信心。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敌人决定秘密杀害罗登贤。当他被带出牢房时，他瞪着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怒视着敌人。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凛然回答： “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

党的忠诚战士罗登贤，昂首挺胸站在雨花台上，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罗登贤牺牲后，在上海公开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论坛》，于同年11月30日刊登了题为《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重要文章，进行深切的悼念，并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罗登贤永远是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①《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13页。

①见1981年3月12日李沛群回忆材料。

①仲云: 《纪念沉痛的“九一八”——我们永远怀念着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罗登贤同志》,1946年9月18日《东北日报》4版。

①见薛雯同志回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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