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罗荣桓人物传,罗荣桓生平事迹,罗荣桓评价

Posted 2022-05-05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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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旧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现衡东县杨林区鱼形乡) 。他的祖父罗汇吾，以教书为业。父亲罗国理，二十岁时当过童蒙教师，后来借钱在南湾开了一个“永隆”杂货铺，兼卖中药，家境渐渐好转，添置了一些田产，并担任了黑田罗氏的征首 (即族长) 和乡里的团总。一九○八年以后，因受人诬陷，打了几年官司，家境开始衰落。罗荣桓的母亲姓贺，为人宽厚，勤劳善良，亲友称誉她“外柔内刚”，是“寒林一枝之秀”，她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非常爱护，对罗荣桓影响很深。

罗荣桓原名镇慎，字雅怀，号宗人。在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荣桓。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六。六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读书，八岁入私塾。他学习刻苦，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还翻出家里的藏书，废寝忘食地阅读。十二岁，罗荣桓进本村罗氏岳英小学读书。他对学校开设的国文、算术、博物、历史、地理等课很有兴趣，学得很认真，对历史上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非常景仰，曾写过一篇《论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①的作文，称赞大禹公而忘私的高贵品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被老师选为范文。一九一六年夏，罗荣桓高小毕业后，又在家乡读了三年私塾。

一九一九年秋天，罗荣桓离开闭塞的南湾到长沙，考进协均中学 (原名谊群补习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新旧思潮斗争激烈：一方面，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读经”复古的逆流也在泛滥，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和学说纷纷出现。罗荣桓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其中，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他影响最深。他从毛泽东充满革命精神的文章中，受到了感染，吸取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这年底，他参加了长沙人民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一九二一年署假，罗荣桓由长沙回家，遇到寒水乡地主萧罗仙不顾天旱歉收，率众到南湾刈禾退佃，他父亲罗国理为了保护族人利益，出面制止，双方争吵，引起械斗，受地主诬告再一次吃了官司。这件事使罗荣桓进一步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重要。于是，他以长沙学生联合会为榜样，邀集衡山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当时衡山县按十七个字划分地区) ，在南湾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②。罗荣桓被选为会长。联合会的一项主要活动是开展平民教育，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校舍，因陋就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罗荣桓教算术。夜校还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深受农民欢迎。

一九二三年三月，罗荣桓和同学们在柳直荀带领下，参加了长沙各界六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否认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四月，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上街头积极参加了演讲和搜查日货。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长沙湘江边向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二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罗荣桓以极大的愤慨投身到这一反日爱国运动中，参加了六月一日晚和第二天工人和学生举行的抬尸游行和六月四日召开的追悼大会。湖南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准备镇压。罗荣桓被列入“不法学生”黑名单，不得不回乡暂避。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他不坐从长沙开往衡山的日本轮船，走了几天旱路回家。

一九二三年暑假，罗荣桓来到北京。他和几个同学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里，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湖南的反动政客易家樾，曾到湖南会馆召开同乡会，鼓吹“联省自治” ，为赵恒惕歌功颂德。罗荣桓和同学一起揭露易家樾的骗局，并高喊口号把他轰出了会场。

在北京的一年里，罗荣桓通过读书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一九二四年六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他考上了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七月中旬离开北京去青岛入学。

在青岛大学，罗荣桓进行过“实业救国”的尝试。为了抵制日货，他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三民实业社，吸收投资，每股五元，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自己动手生产出纱布、药棉、墨水、肥皂等日用品。罗荣桓看着这些刚出厂的产品，十分高兴，立即给南湾老家寄了一大包肥皂，写信说：这是同学们自己做的，不要再叫它“洋碱”了，应该叫它肥皂。但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几个青年学生仅凭一腔爱国热情办起来的小小手工作坊，怎能经得起风浪，不到一年就夭折了，连股本也没有收回来。

一九二五年四月，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青岛日本纱厂的三万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五月二十九日，胶澳督办温树德秉承日本人的旨意，调集军队镇压，打死八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青岛惨案，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青岛大学在学生会组织下，于五月三十一日开始罢课。罗荣桓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慰问死难者家属，募集救济金支援青沪两地工人。学校成立了义演话剧团，他到处劝售戏票。他还受青岛学联的委托，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揭露青岛惨案真相，呼吁青沪各界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整个“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和卓越的组织工作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

罗荣桓在青岛大学读书时，思想活跃，考虑的问题很多，例如：怎样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怎样摆脱帝国主义的瓜分，怎样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总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谈论人生观时他表示： “我也想当工程师，当建筑师，但是现在看来，首先要和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①。在谈到对政党问题的看法时，有的同学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争权夺利，假公济私，因此还是不参加政党为好。罗荣桓则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能把以往政党不好的一面改正过来，在对付恶势力方面还是必要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和同学张沈川一起乘船经上海、厦门去广州。八月，罗荣桓到广州后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因第二外语德文没有考好，未被录取。这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报上不断传来北伐胜利和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消息，罗荣桓决心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

同年秋，罗荣桓回到家乡南湾，积极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先到县城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及县农民协会联系，听取指示，接着召集积极分子在鱼形山上开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此后，他又挨家访问宣传，动员农民参加农协。十一月 (旧历十月) ，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成立，罗荣桓是农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大会上宣传革命形势和农会成立的意义与任务。会后，全体会员高举“打倒土豪劣绅” 、“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和旗帜游行。罗荣桓还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他起草章程，挨户动员，并出席了两个组织的成立大会，还在会上讲了话。他还领导群众斗争了杀害儿童团员的反动地主罗凤梧，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南湾的农民运动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地主豪绅的仇视和反抗。一九二七年二月，湖南国民党右派、地主“保产党”头子刘岳峙组织“左社”，诬蔑农民协会是“地痞流氓”组织。各地土豪劣绅闻风而起。南湾地主罗凤梧、肖罗仙等一面造谣中伤，骂罗荣桓是“罗痞子”，一面搜罗流氓地痞另立假农会与农会对抗; 并密谋暗杀罗荣桓。罗荣桓对这些诬蔑、恫吓毫不畏惧，写文章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号召贫苦农民坚持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罗荣桓在武汉读书的同学来信，谈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要他到武汉去。四月十四日，在农友的护送下，罗荣桓摆脱了地主豪坤的监视，离开衡山经长沙到达武汉。

罗荣桓到武汉后，一面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一面从事学生运动。他积极参加了声讨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集会游行、街头演讲、化装宣传等活动。这时，罗荣桓在青岛大学的好友彭明晶也在武汉，由彭明晶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支部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红军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根据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他指挥农民自卫军智取了通城，缴了反动民团的枪枝，随即组成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由王武扬担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九月初，罗荣桓等率领崇阳、通城农民武装一百余人到达江西省修水县，同没有赶上八一起义而转来修水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合编，农民武装编为该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罗荣桓任党代表。

罗荣桓不熟悉军队工作，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当好党代表?他向警卫团的老战士谭希林等请教。谭希林向他介绍了士兵爱戴的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罗荣桓听后很受感动，知道卢德铭指挥部队，不仅是依靠发号施令，更不是依靠打骂惩罚，而是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所以大家都尊重他，服从他。罗荣桓便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榜样，同其他党代表一道，在我军历史上，开创了连队党代表的实践道路。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四个团; 武昌警卫团为第一团。秋收起义受挫后，该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调往一营，由朱建胜接任连长。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建胜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浏阳文家市。前敌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决定改变原来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两省边界的农村进军。在文家市，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到毛泽东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话。在起义受挫折后，毛泽东把革命力量比做一块小石头，把蒋介石比做一口大水缸。他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罗荣桓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增加了坚持革命战争的信心和勇气。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前委决定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和特务连。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连长曾士峨。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罗荣桓后来回顾说：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三湾，当天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十月七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下的茅坪，不几天，又在毛泽东率领下沿湘赣边界南下进行游击活动。途中，罗荣桓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在士兵中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了该连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有了我军最早的这批士兵党员，才使“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决定能够实现。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湾改编，到一九二九年底古田会议，在两年零三个月中，罗荣桓曾历任特务连、九连、八连和三营的党代表。他是我军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党代表之一。

他在九连工作时，始终坚持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时，他和连长并肩冲在队伍的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被子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而战士们有了病，他却一天几趟问寒问暖，还要伙房给做好病号饭。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

罗荣桓调到八连后，十分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了加强党支部的建设，他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当时战士们的家庭大部分在白区，要了解清楚他们的家庭成分十分困难。罗荣桓反复向当时在八连当班长的党员张令彬等交代： “你们当介绍人要特别注意通过谈话把被介绍人的家庭成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本人政治表现搞清楚。”他特别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每个党员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时连队吃的主要是红米饭，吃饭时没有碗筷，饭熟了，由炊事员捏成饭团，一人一个。因为经济困难，饭经常不够吃。每逢开饭，罗荣桓就带着几个党员去站岗放哨，等大家分完了饭团才回来，有就吃，有时分完了就饿一顿。罗荣桓还要求全连党员分工，对非党员特别是情绪易于波动的战士给予具体帮助。连队的政治教育也抓得很紧很及时。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八连的党员在巩固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原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编为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罗荣桓任三营党代表，伍中豪任营长。八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附和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致使该团和二十八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等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接回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已逃散) 。当三营夜间通过桂东地区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第二天清晨集合队伍清查人数时，只少一个担架兵。等部队回到井冈山，发现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三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好成绩，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三营在巩固部队方面所以取得显著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部队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坚持肃清封建残余，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当时，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军官中的军阀主义习气仍然相当严重。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是家常便饭。罗荣桓不同意这种作法。他从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从不打骂士兵。即便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说： “响鼓不用重锤敲”。他任三营党代表时，曾对一个打了战士的班长谈话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这个班长承认并改正了打骂士兵的错误。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上对于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党如何领导军队以及建党、建军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出现了争论。当时任支队(营)党代表的罗荣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有一些人持反对态度，会议最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九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这次会议毛泽东、陈毅都未参加。这个会开得不好，“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①。在这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许多代表都同意，有人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大会还为此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十月底，红四军攻打广东梅县时，罗荣桓率九支队打进北门，腰部右肋下负重伤，谭政等把他抬下火线。当时部队缺医少药，撤到寻邬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下旬红军收复汀州后，罗荣桓住进傅连璋的医院治疗。

十二月初，罗荣桓伤愈出院归队，随即率领三纵队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这期间，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他多次召集党代表座谈，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座谈，并积极反映了部队情况，介绍了政治工作经验。十二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镇召开，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罗荣桓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前委委员。前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罗荣桓等“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调任二纵队政治委员 (这时党代表都已改为政治委员) ，二纵队司令为曾士峨。罗荣桓来到二纵队，首先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要求部队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他还建立了经常性的党的教育制度，按时上党课，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的思想建设。到三、四月间，二纵队在罗荣桓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贯彻古田决议，又经过不断的摸索实践，总结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①。

一九三○年六月，罗荣桓调任红四军代理政治委员，军长为林彪。罗荣桓到四军后，十分重视部队的青年工作。当时部队刚开始设专职青年工作干部。他找军部青年委员肖华谈话，要求“首先把各师、各团的青年团组织建立起来，要调一部分年轻的党员作团的骨干，将师团的青年委员配齐，然后经过他们，将连队的团支部和团小组建立起来，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还对肖华说： “要把部队搞得活跃一些，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要符合这个特点，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在各级政治机关的努力下，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同年八月，罗荣桓被正式任命为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十一、十二月间，一方面军各部队普遍开展了肃清 “AB团”的活动。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估计敌情的错误，出现了扩大化，使许多无辜同志被捕被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对待这一事件比较注意实事求是，坚持政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挽救释放了许多被捕的同志。红十二师根据他的指示，一次就放了三十多人。当时部队中就流传着“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尽管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批评为“肃反不力”，“右倾”，但他却减轻了肃清 “AB团”对部队造成的损失，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粉碎即将来临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创造了胜利条件。

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后

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四军召开了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他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个有利条件。这八条中，前两条讲的是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 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 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 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罗荣桓讲完话又领着部队高呼;“勇敢冲锋! 拚命杀敌! 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昂扬斗志，扫除了不久前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恐不安情绪。大会之后，部队即准备进入战斗。按照统一部署，罗荣桓与林彪指挥四军向龙岗西北斜插过去，切断敌师部和后备旅的联系，与红三军联结起来，使敌人陷入重围。三十日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乘胜追击，又歼敌五十师一半，第一次反“围剿”至此胜利结束。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对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我军主力由边沿区移至广昌、瑞金地区做反“围剿”的准备。这期间，罗荣桓以全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他又召集了有驻地人民代表和广大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粉碎敌人“围剿”。四月下旬，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东固、龙岗一带隐蔽待机。这时，由于几万大军集结在大山中，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在这种艰苦环境下，罗荣桓一面抓训练，一面抓生活，带领干部战士想方设法解决吃饭问题。同时，他始终抓紧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四军部队经常上政治课，召开党、团员会议，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反“围剿”战斗中党、团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三十日，红军一、三军团由江西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支，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这次战役中，红四军参加的各次重要战斗，罗荣桓都亲临前线指挥。

一九三一年八、九月，红军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的良村战斗中，红四军曾抓了一些俘虏，缴获敌人大批枪枝。部队转移时，敌军紧追上来，把一些俘虏、枪枝又重新夺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在四军军委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这件事。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深刻的检讨。随后，他被免去了四军军委书记职务。

一九三二年三月，组成一军团新的指挥机构，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四月，由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的红军东路军，向福建进军并攻占了漳州。罗荣桓很重视城市工作。在红军入漳州之前，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并要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他还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 “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穿长袍、戴礼帽的人都当成土豪。”进入漳州城后，罗荣桓首先抓纪律，红军良好的军纪，给漳州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赢得了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拥护。接着，罗荣桓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组织，分别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成立了漳州市工农民主政府。不久，撤离漳州。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对于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建议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会后，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罗荣桓等也随之受到排挤。一九三三年春，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不久，有一段时间罗荣桓身体不好，经常发疟疾，不能下部队。有的人就批评他“官僚主义”。五、六月间，罗荣桓被调离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在受到排挤、身处逆境之时，罗荣桓仍然坚持原则，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利益。他离开一军团到宁都时，遇到两个也受排挤的老战友。他们向他倾吐了心中的不快。罗荣桓对他们说： “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一九三四年四月，罗荣桓在五次反“围剿”中，在广昌前线遇到因对李德的指挥不满而被撤职的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罗荣桓对满腹委屈的唐天际说： “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

罗荣桓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对人民武装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一九三三年六月，为了贯彻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他兼任了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带领扩红工作人员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做动员宣传工作。他强调在工作中要讲清武装保卫苏维埃的道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反对强迫命令，要注意协同地方做好优待军属的工作。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很快就形成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群众运动。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给予罗荣桓领导的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等几个先进单位以“扩大红军的模范”奖旗，并决定把罗荣桓等人名字登在苏区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广泛宣传他们的经验，以教育全党同志。一月十日，《红色中华》发表了表扬罗荣桓、罗迈、毛泽覃等的“红版”。一月下旬，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的优异成绩，在大会上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八军团在江西兴国县崇贤镇组成，罗荣桓调任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坚持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方针，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十月，被迫长征。十二月，红八军团在行军作战中减员很大，全军团只剩下一千多人，后经军委指示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并入五军团，罗荣桓被任命为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以后，罗荣桓曾短时间到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在长征途中，罗荣桓跟随干部团行动，不论环境多么艰苦，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精神。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部队工作，罗荣桓又调回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筹粮和群众工作。九月下旬，红一、三军团攻克腊子口，翻过岷山，到达甘肃南部岷县的哈达铺。罗荣桓在这里嘱咐部队的领导干部：“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十月，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主力战胜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

一九三六年二月，罗荣桓根据党中央决定，带领一军团渡河东征。三月初，一军团在山西中阳县以南的关上村战斗中，消灭了进攻红军的阎锡山主力独二旅。罗荣桓随即在汾河流域一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款、扩大红军，取得了显著成绩。五月，罗荣桓随东征部队返回陕西。六月，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成立，罗荣桓调红大学习，并任一科(主要收师以上干部)政治委员。在红大，他一面参加学习，一面抓思想工作。

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迁往延安，罗荣桓调延安，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这时，后方政治部主管着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独立师的政治工作。他同时还到红军大学第二期讲授中国革命史和红军的政治工作，深受学员欢迎。

一九三七年五月，罗荣桓与林月琴在延安结婚。

同年七月十日，中央军委主席团任命罗荣桓为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月二十五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合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十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恢复我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此后，罗荣桓即随一一五师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艰苦曲折的八年抗日战争中。

向山东敌后挺进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一一五师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根据毛泽东“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六连，抵达晋冀交界的阜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十月，一一五师骑兵营收复了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这是我八路军出师抗日后，从敌伪手中收复的第一座县城。罗荣桓派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潘振武率领宣传队，赶赴曲阳县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委任潘振武担任曲阳县县长。接着，在罗荣桓领导下，我军又乘胜东进，收复了唐县，并一度攻进平汉线上的定县城。十一月，晋察冀军区在阜平成立，中央决定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即率一一五师政治部南下，于一九三八年初到达晋南的赵城一带，同一一五师司令部会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控制吕梁山地区，巩固战略枢纽的指示，二月中旬，一一五师移至汾阳、孝义地区。三月二日，林彪被阎锡山部队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此后，一一五师的全面领导工作，即由罗荣桓负责。三月中旬，罗荣桓和陈光指挥三四三旅在晋西大宁的午城、井沟伏击日军，连续战斗五个昼夜，歼敌千余人，毁敌汽车七十余辆，粉碎了敌人西渡黄河、威逼陕甘宁边区的狂妄企图。九月中旬，文在汾阳至离石的公路两侧，三次伏击扫荡吕梁山根据地的日军，三战三捷，毙敌一千二百余人，俘敌十六名，缴获汽车三十余辆。显示了我军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巨大威力。

九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他着重谈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两个问题。

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去山东敌后建立根据地。十二月二十日，罗荣桓与陈光率领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向山东进军。部队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铁路，从介休越过积雪的绵山，到达晋东南的屯留、长子一带，在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地，迎来了一九三九年元旦，听取了朱德作的形势任务报告。经过短期休整，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名义，在罗荣桓率领下，向山东进发。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罗荣桓率东进支队从濮城、鄄城一带渡过干涸的黄河故道，进入鲁西郓城地区。东进支队一到山东，罗荣桓就和陈光商定，首先要打一个胜仗，以扩大我军影响。三月三日夜晚，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杨勇，指挥全团把驻郓城西北樊坝的伪军一个团全部歼灭，俘团长以下五百余人，并打退了增援的日军。这是一一五师入鲁后的第一个胜仗，我军声威由此大振。樊坝战斗后，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罗荣桓与陈光决定，由杨勇、何德全、张国华等率六八六团三营等部队留在郓城地区，称东进支队第一团 (后改为独立旅) ，在这一带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三月六日，罗荣桓率师部及六八六团一、二营继续东进，渡过运河，进入泰山以西地区，同中共泰西地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罗荣桓到达泰西后，先召开一一五师高干会议，传达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十二日，他又在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新阶段以后的形势，说明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东进支队总的任务是创造泰山以西的抗日根据地，依山 (泰山) 伴湖 (东平湖) ，向外发展。他指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帮助发展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加强党在农村及下层的基础，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罗荣桓特别强调：主力部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权，关心群众利益，要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纪律，去影响和团结兄弟部队①。

罗荣桓来山东时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受党中央委托，向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三月下旬，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深夜越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到达驻在沂水县王庄的中共山东分局，会见了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等人。罗荣桓向分局主要领导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正在这时，传来了顽固派秦启荣指使部队在淄川以东太河镇残杀我过路干部战士多人，制造“太河惨案”的消息。罗荣桓听到此事，极为愤怒。他亲自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会议，明确指出，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党的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非常及时，非常英明。他认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政治上必须彻底揭露，在军事上应当狠狠打击，绝不能心慈手软。四月二十日，我军向太河镇顽军发起反击，歼敌一部，收复了太河镇。

四月下旬，罗荣桓回到泰西。五月五日，他在一一五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创造泰西根据地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武装问题，二是政权问题。他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游击部队应在各级地方党委领导之下，加强政治工作，依靠党来保证统一指挥，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克服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他在讲到政权建设时指出，“泰西是一个战略区，我之政权必须统一。”建议由各县政府或办事处的代表组织泰西联合办事处，逐渐发展成为泰西的统一行政机关①。

深入泰西的我军，好似插入敌人心腹的一把尖刀，严重威胁着泰安、济南和津浦路中段的敌人。一一五师师部从四月十二日到五月八日，一直驻在肥城以南的中古城。这里距泰安不过五、六十里，六八六团已经活动到距津浦铁路只有十几里的地方。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同志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罗荣桓在五月五日的报告中，及时告诫说： “敌人虽然受了打击，然而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会到来。”②果然如他所料，一一五师在泰西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重视。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二军团长尾高龟藏，亲自指挥调集五千余人，并配有战车、汽车、坦克百余辆，大小炮百余门，兵分九路，于五月九日开始向我泰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十一日，将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包围于肥城以南陆房地区。罗荣桓当时去东汶支队，不在师部，陈光指挥我军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当晚突出重围，十二日拂晓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在这里会合了罗荣桓。由于我军在陆房战斗中处于非常被动和危险的境地，伤亡了一些同志，丢掉了许多东西，因而部队思想波动，并有埋怨情绪。罗荣桓回到师部后，听到这些议论，详细了解了战斗情况，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师的领导干部会议上，他强调战后的主要问题是正确地总结经验，进一步鼓舞士气，而不应埋怨指责。在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说明我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有的同志埋怨我们的一些骡马驮子在战斗中丢掉了，这等于是敌人替我们搞了一次轻装，使我们丢掉了包袱，这就能够更加轻便灵活地在平原地区作战，更加有利于机动地打击敌人。现在丢掉一点家当，将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还可以重新建设起来①。罗荣桓的讲话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增强了内部团结。

陆房战斗之后，罗荣桓安排师直属队大部分人员过了津浦路东，他自己与陈光继续留在路西，指挥其余部队坚持鲁西平原的游击战争。七月下旬，罗荣桓到达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回来，与罗荣桓会合。八月一日，部队正准备在前集召开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时，突然接到情报：有一股敌人正从汶上直奔梁山而来。据侦察报告，这股敌人属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率领，约三百余人，配有十多挺轻重机枪，一门九二式步兵炮，两门野炮，准备到梁山一带进行“扫荡”。当时，一一五师师部所掌握的兵力不足一个营，但附近到处是青纱帐，便于我军隐蔽运动，在梁山南边二十余里还有杨勇独立旅的部队可以调来参战; 而这股敌人没有后续部队，人数不多，孤军深入，指挥官长田敏江是日本天皇的亲戚，十分骄横。罗荣桓与陈光分析了上述敌我形势，认为我军兵力虽不多，但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消灭这股敌人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决定由陈光指挥这一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于八月二日上午，将敌人全部歼灭，俘日军十三人，缴炮三门，骄横一时的长田敏江也被我军击毙。梁山战斗的胜利，震动了鲁西，传遍了山东，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也坚定了我军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不久，中央军委发来贺电，表扬参战部队。蒋介石也发来一封嘉奖电报，还送来三万块钱表示慰劳。这样一来，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合法存在。

梁山战斗后，罗荣桓率师直部分人员在东平湖中的小岛上隐蔽，指挥我军反“扫荡”战斗。

九月，根据十八集团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特务营等单位，开始分别越过津浦路，东进至鲁南。教导大队已于五月先到鲁南费县。罗荣桓也于十月份到达鲁南。十月二十七日，他在抱犊崮附近的上大炉召开的师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详细地分析了欧洲大战的起因和前途，欧洲大战与中国抗战的关系，日本和英、美、法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中国抗战的困难和危机，着重强调： “中央指出当前时局最大的危险，是反共现象与倒退现象，这是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要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三大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①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罗荣桓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

正当罗荣桓为开创鲁南根据地的新局面而紧张工作的时候，从湖西传来大批干部在“肃托”中被害的消息。他忧心如焚，立即与率领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和一支警卫部队，星夜赶赴湖西。

微山湖畔力挽狂澜

湖西地区处在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战开始后，湖西人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成立了抗日武装，初步开创了湖西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开了湖西的局面。后来，苏鲁豫支队同当地抗日武装合编，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正当湖西抗日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三八年八月，突然发生了“肃托”事件，短短一个多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数百人，被杀害者二三百人。湖西地区的党组织——苏鲁豫区党委，除了一名书记，其余负责人全部被杀、被关①。

湖西“肃托”事先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开始都不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罗荣桓从靠近湖西的冀鲁豫支队杨得志的来电中，得知湖西在“肃托”中杀了很多人;同时还接到苏鲁豫支队关于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逮捕的报告，他感到问题严重，立刻发电报，命令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立即停止捕杀，并将杨得志的来电转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郭洪涛发电报同罗荣恒商量一起去处理此事。罗荣桓在出发之前，再次发电报通知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①。罗荣桓带领保卫部干部及警卫部队十一月从鲁南抱犊崮山区出发，与郭洪涛、张经武会合后，昼夜不停地赶往湖西。罗荣桓亲自决定行军路线，部署沿途警戒，采取一切措施，加快行进速度。他们穿过津浦路，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这时，四大队也已由鱼台县转移到单县朱集一带。为了防止王凤鸣捣鬼，罗荣桓决定不进王凤鸣的驻地，而驻在附近一个村子里，将随行部队部署在周围警戒，而后派人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同时，把带来的保卫部干部组成两个小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的家属，调查事件真相。

经过调查了解，湖西“肃托”首先是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起来的。原来，湖边地委办了个干部学校，学员多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干校青训班毕业的时候，有些学员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统一分配。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在干校处理此事。他向地委汇报说，学员 “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将魏定远调到地委来，由王须仁亲自审讯，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供出了第一批“托派”名单。王须仁搞的所谓“肃托”，得到了王凤鸣和湖西区党委书记的支持、王须仁便有恃无恐，用种种残酷肉刑进行逼供、诱供、指供。湖边地委的部长和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打成“托派”。

“肃托”的恶浪，从地方又卷入部队。四大队的营、连干部，大多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许多人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送进监狱。至此，王凤鸣一手独揽了湖西的党政军大权，王须仁成为他的高参和打手，区党委书记也变成他们的帮凶。

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听到湖西“肃托”的消息，兴高彩烈，都等待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内乱”和“崩溃”。而湖西群众则人心惶惶，失去了对我党我军的信任; 部队干部、战士人人自危，怕被捕杀，有的被迫回家，有的逃到友邻部队。几年来党在湖西地区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几乎全被摧毁。

罗荣桓派人把王凤鸣叫来后，不屑看他事先编造好的那些材料，也没听完他繁琐的汇报，就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振振有词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厉起来，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你有没有打人? 有没有逼供? 有没有用刑?”

这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使得王凤鸣一下慌了手脚，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

罗荣桓气愤地说：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 ?如果别人的历史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穿了十几个窟窿。还有那个‘苗子’ (指的是二营副营长，因为是苗族，人们都这样亲切的称呼他) ，他是个奴隶娃子，十四岁就跑出来当了红军，来到湖西才几个月，也被你打成了 ‘托派’ ! ”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把桌子一拍，厉声责问道： “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 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凤鸣，浑身无力的瘫在椅子上。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这时也悔恨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教育他说; “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张如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是托派，能这样干吗”?①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天就去看望被囚禁的梁兴初、李贞乾等同志。衣衫褴褛、面色憔悴的梁兴初，看到罗荣桓走进来，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他的双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来，看着他身上的伤痕，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胡闹! ”罗荣桓向梁兴初问了些情况，告诉他是专门处理这个问题来的，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接着，罗荣桓和郭洪涛又去看望了受刑最重的湖西地区专员李贞乾，派人将他转送卫生队，并亲自叮嘱卫生队负责人，要细心看护，精心治疗。他们又去看望了前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并立即将他释放安排了工作①。

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一致认为，湖西的“肃托”是靠逼供信搞起来的，这个基本事实己肯定无疑，因此，不需要再一个个的调查，决定快刀斩乱麻，除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统统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然后分别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善后处理。

几百个“囚犯”一下得到了自由，好象春风融化了冰冻，黑夜突现了光明，人们掩不住万分激动的心情。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 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 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②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接着是一片激动的哭声。罗荣桓的眼睛也被泪水蒙住了，他激动地说：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 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一次惨痛的教训。”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受冤屈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帮助党把问题搞清楚③。

郭洪涛和去延安开会的同志，在湖西住了几天，继续上路了。行前，罗荣桓要保卫部的同志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由他审阅修改后，交给郭洪涛带往延安。

许多受迫害的同志被释放以后，揭露了王须仁大量骇人听闻的罪行。罗荣桓解除了王须仁的职务，交由保卫部门进行审查，然后将其处决。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从根本上扭转了由于“肃托”而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制止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大逮捕、大屠杀，为挽救湖西的党组织，恢复和巩固湖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重大功勋。

十二月下旬，罗荣桓回到鲁南，立即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并建议分局派得力干部去湖西继续进行善后处理。十二月二十六日，罗荣桓在师直干部会议上，报告湖西事件的经过，指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

对于那个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负有严重罪责的王风鸣，当时未能给他应得的处分。罗荣桓考虑到他经过长征，还能打仗，是被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后，调离湖西分配了其它工作。到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决定给王凤鸣判处徒刑。罗荣桓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回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检讨自己对王凤鸣过于姑息。而王凤鸣偷听到中央对他的决定后，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王凤鸣逃走的第二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上讲话时，又就这个问题公开作了检讨。他这种光明磊落、严于责己的崇高品德，给了到会同志极为深刻的教育。

建立独立自主的根据地

一九四○年一月六日，罗荣桓在大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建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动员报告，他指出，鲁南山区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及建立后方，创造八路军的山区根据地; 能配合厂大平原游击战争，成为苏鲁游击战争的依托。他还指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对具体的对象，取具体的方针和办法，不能失掉自己的立场。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打开鲁南局面，创建独立自主的根据地，罗荣桓狠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工作。

团结万春圃，争取孔昭同，正确对待于学忠的东北军，是开展统一战线的重大成果。

万春圃是鲁南山区很有名望和影响的开明士绅，人称“万三爷”，家就住在抱犊崮东北的大炉。他是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的负责人，掌握着四县边联的军政大权。他性情豪爽，讲义气，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与我党有了接触。苍山暴动时，他曾掩护过被敌人追捕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前，中共地下党员李韶九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经常去他家做工作。万的三个得力助手——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在他掌握的四县边联办事处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住在万春圃家里，经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我军的历史。罗荣桓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使万春圃深受感动。他常对人说，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有了八路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在和罗荣桓的不断接触中，万春圃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和我党我军的感情更加亲近了。他一再向罗荣恒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有几百条枪、几万发子弹、并有机关枪和迫击炮装备的武装，全部交给我军指挥。后来，这支武装正式编为八路军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争取孔昭同，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又一个成功的例证。孔昭同是滕县的著名士绅，十八岁中秀才，曾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当过中将师长，还在福建做过镇守史。北伐战争以后，回到滕县老家开药店、办学校。韩复榘请他做官，他不肯出来。“七七”事变后，当日军侵入山东、韩复榘不战而逃时，他在滕县同别人一道拉起了一支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一九三八年冬，进驻沂蒙山区的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委任他为第一纵队游击司令，不久又把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六师。罗荣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孔昭同部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的部队号称三千多人，活动于邹县、滕县、泗县、费县之间，对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中段构成很大威胁; 这个地区也是我军打通鲁南与鲁西联系的必经之地。孔昭同本人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爱国心。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飞机轰炸滕县时，炸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在自己的白绸子背心上写了 “为国尽忠、为子报仇”八个字，天天穿在身上。石友三反共后，曾想把孔昭同的部队调到河北去，他拒绝北调，坚持在鲁南抗战。他还聘请在山东教育界很有名望的彭畏三做他的高级参议。根据这些情况，为了争取孔昭同，罗荣恒曾同他派出和我军联系的代表彭畏三作过多次深谈，一再阐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增进了相互了解。后来，应孔昭同的要求，罗荣桓又把黄玉昆派到孔师作政治部主任。黄玉昆到职后，孔昭同专派他的儿子孔宪韶给黄玉昆当秘书，以便直接联系。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孔昭同与我军关系日益密切，终于在一九四○年春，断然与国民党割断关系，决定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一一五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为此，一一五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罗荣桓在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

在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之前，被蒋介石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的于学忠，率领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进驻鲁中、鲁南一带。罗荣桓一进山东，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党的团结友军政策，确定了正确的策略。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西安事变前后，他同我党建立过友好关系。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对于学忠既不放心，又不得不用。于学忠既要服从蒋介石，又要效忠于张学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这就是在东北军中流传的，反映于学忠政治态度的一句名言。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虽然也是东北军出身，但他积极投靠蒋介石，深得蒋的信任。罗荣桓根据于学忠、沈鸿烈不同的政治表现，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早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一次会议上，罗荣桓就指出： “八路军的影响，可以促进东北军的进步。我军与于学忠的东北军互相配合，可以使沈鸿烈省政府的局面更形缩小。”根据这一方针，罗荣桓在鲁南积极领导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东北军驻鲁南的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与我一一五师驻地靠近，有时两个师部相距仅六十里。为了团结一一二师，罗荣桓曾几次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拜访一一二师中将师长霍守义，向他表示，我们希望与他们团结抗日，请他们顾全大局，珍重友谊，避免摩擦，以免渔人得利。当时霍守义对我军态度较好，王秉璋每次去时还带给他一些革命书报等材料。有一次，王秉璋带去一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守义看了非常赞赏，并给全师发训令，要大家都学唱这支歌。罗荣桓还通过在一一二师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谷牧 (当时叫刘曼生) 、李欣等人了解情况，对霍守义进行团结工作。

开展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罗荣桓在一次干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搞统战不能拍人家的马屁，而失掉自己的立场。对于东北军的一般军官和国民党掌握的政工人员，应当加以区别。对于反动顽固势力的挑衅，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李长胜，趁我农民自卫团开会时，打着检阅抗日队伍的幌子，强令我自卫团架起枪枝，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我干部、战士六人，打伤数人。此事发生后，罗荣桓及时指示： “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向霍守义请愿，揭露和声讨杀人凶手李长胜。”在近万名农救会员、自卫团员和死难者家属向霍守义请愿后，罗荣桓又指出： “通过请愿已经达到了揭露顽固派的目的，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鼓起来了，我们在政治上主动了，现在要及时转入武装斗争，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讨伐投降派。”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地委组织了二十四个农民自卫团，兵分五路把李长胜盘踞的费县南部的崮口围得水泄不通。最后，李长胜狼狈逃窜，崮口被我收复。

打下崮口以后，罗荣桓和陈光于二月七日给中央军委发一电报，汇报了对顽固派进行反击的情况。电报中说： “顽固分子企图造成东北军与我破裂、对立，我们必须改变对东北军的态度，给他们中下级干部及战士以好的影响，并密切与他们上层的联络工作，但不放弃我之独立立场，要于我有利之下打击反共反八路活动，收集地方顽固派的一切破坏行为，向东北军主官提出控告，向东北军全军揭露。”中央及军委接到上述电报后，在二月十一日复电，肯定罗荣桓等“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并指出：对反共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 对一切尚有希望的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

由于罗荣桓坚决执行了对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的方针，团结了东北军，因而在抗日战争前期，于学忠在山东基本上保持着中立态度。

解放郯 (城)、码(头) ，三打白彦，巧妙粉碎敌伪军扫荡，是建立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几次重大胜利。

郯码平原是联系山东和苏北、华中的枢纽。拿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国民党顽固分子阎丽天任郯城县长。他公开反共，制造摩擦，取缔我党在郯码地区的抗日活动，并妄图消灭我临郯独立团。经过争取与我联合抗日无效，一一五师遂派出东进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举攻占了码头镇。此后，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郯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到迅速发展。

白彦，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是西北与东南的交通枢纽。盘踞在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是当地一霸。罗荣桓到鲁南后，曾派人去争取孙鹤龄一道抗日。但孙顽固不化，与日伪勾结，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组织反动民团，断我交通，破坏我根据地的民主建设，致使白彦成为我军向北面的天宝山发展、与沂蒙山区打通联系的严重障碍。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一九四○年春节刚过，罗荣桓与陈光就率领师部离开大炉，冒雪向白彦进发。二月十四日，六八六团迅速攻占了白彦，成立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打开孙鹤龄的粮仓，救济白彦的贫苦农民。过了几天，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都相继组织起来。部队也抓紧战斗间隙，进行休整训练，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果然，不甘失败的日、伪军，接连在三月七日、三月十二日、三月十九日对白彦发起三次进攻，均在罗荣桓、陈光亲临前线指挥下，将敌击溃。在三次争夺战中，我军歼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粉碎了日伪占据白彦的企图。白彦战斗的胜利，给鲁南根据地军民很大鼓舞，使鲁南的敌、顽、友三方都受到很大震动。

一九四○年四月中旬，敌人集中了近八千人的兵力，从邹县，滕县、枣庄、临沂、费县等据点，分十几路出动，向我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春季“扫荡”，企图乘青纱帐未起之前，一举消灭我军。各路敌人在我边沿区“扫荡”了一个星期后，从二十一日起，对我大炉中心区形成了大的合围。这时，罗荣桓正在主持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他沉着冷静地说，尽管敌人兵力众多，计划周密，但他内部还有许多空隙和缺陷。我军应把主力运动到敌人后方去活动，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络，以高度的胜利信心坚持斗争。在罗荣桓与陈光指挥下，六八六团等主力部队迅速转到外线，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狠狠打击敌人; 罗荣桓则带领师直属队坚持在内线迂回穿插，与敌人周旋，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天拂晓，罗荣桓和师政治部在核桃峪附近发现了敌人。他命令警卫排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自己仅带两个警卫班监视敌人，直到敌人距离数百米时，他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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