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彭湃人物传,彭湃生平事迹,彭湃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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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彭湃人物传,彭湃生平事迹,彭湃评价

彭湃，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是广东海丰县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农历九月十六日)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壮烈牺牲，当时年仅三十三岁。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海丰位于我国南海之滨，北依崇山峻岭，南临汪洋大海，渔业和林业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海丰山多田少，土地瘦瘠，在封建剥削下，农业生产落后，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

鸦片战争后，海丰农民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生活更为痛苦。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皇帝，海丰人民以为有希望了。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统治，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更加残酷。辛亥革命中，海丰出了一个陈炯明，他利用当地群众秘密结社“三合会” 的势力，当了广东的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陈炯明握到广东政权后，海丰突然增加了许多军阀、官僚、新兴地主(指地主兼军阀) ，广大穷苦农民所受的压迫更加重了。“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①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彭湃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彭湃祖籍在陆丰的吉康，从他的曾祖父彭魁起，搬迁到海丰县城郊的桥东社，开了一个小商店，号为“彭名合”。彭湃的祖父彭藩当家后，家业日益发达，购置了许多土地，除“彭名合”经营杂货外，又开设了一个兼营长生板的木材货栈，还有六十多间铺面出租，成了桥东社的首户。彭湃谈到他的家庭时说： “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②

彭湃乳名天泉，学名汉育，到日本留学时才改名为彭湃。在十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三③。彭湃小时候，聪明伶俐，很逗人喜欢。六岁便进海城七圣宫读私塾，八岁转到林祖祠小学，十三岁进入海丰第一高等小学。小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优良。

在少年时期，生母周凤给彭湃影响很大。周凤原是海丰公平山区贫苦农家的女儿，当过婢女，十六岁嫁到彭家为庶母。她经常讲述穷苦农家的悲惨生活，使彭湃从小就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十岁那年，父亲彭新因病去世。在母亲的抚育下，彭湃对农民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越来越强烈。彭母回忆说：“彭湃小时，每当听讲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经过县里权贵门口时，也不喜欢。”①彭湃十五、六岁的时候，祖父叫他去收租。到了佃户家里，他看到佃户们的穷苦生活，便空着手回家来了。祖父问他，租收到没有?他说，我家有吃有穿，佃户家没吃没穿，还要收他的租干什么?祖父听了大发脾气，把彭湃痛骂一顿。

一九一三年，彭湃高小毕业，考进海丰中学。彭湃在学校里，“好谈论时事和参加社会活动，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②他爱和同学们到学校后面的方饭亭和表忠祠去，缅怀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英雄业绩，诵读他的爱国名篇《正气歌》③。他爱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和杂志，拥护孙中山，常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激烈的争论。一九一六年的“五七”国耻纪念时，彭湃和同学们一起，组织过反日爱国示威游行。

当时，海丰中学的进步学生组织起群进会，以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彭湃是群进会的骨干之一。一九一六年秋冬，群进会组织了一场反对袁世凯爪牙林干材的斗争。

林干材是龙济光任广东都督时，派到海丰的驻军统领。他专门“清剿”反袁的革命党人和三合会会员，屠杀了几百个农民。当地以陈月波、马剑郎为头子的豪绅地主，十分敬重这个凶恶残忍的刽子手，尊称为“统领公”，无耻地为他雕了一个石像，准备安放在“表忠祠”内，与文天祥配祀。群进会的成员对此非常愤慨，他们在海丰县城张贴标语，表示抗议。林干材、陈月波一伙扬言要武力对付，彭湃等人不怕恐吓，在竖像前一天的深夜，彭湃和同学陈复悄悄地来到表忠祠，乘看守的卫兵在大殿里边睡觉，迅速地把林干材石像的鼻子敲掉了。陈月波等人只好把没鼻子的怪像运往碣石，丢进大海。

反对林干材的斗争后，彭湃渴望离开海丰，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寻求真理，就拜托他家世交陈其尤向其祖父说情，允他到外地求学。由于“彭家虽富有但无势力，每逢题军需时常受官府迫勒”①，彭湃的祖父怀着读书当官、彭家将来可免受欺侮的希望，同时也省得彭湃在家乡再惹祸端，便答应了彭湃的要求。

彭湃随陈其尤经香港到了广州，在广府中学读书一个多月。一九一七年初，东渡日本求学。他先在为中国留学生进行预备教育的成城学校补习，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毕业。一九一八年九月三十日，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读于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三年制) 。

彭湃在日本的博物馆里看到从中国掠去的文物，在社会上看到有偏狭爱国狂的日本人竟然随意欺侮凌辱中国人的现象，便“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②。因此，在留学日本期间，他积极投入反日爱国运动。

一九一八年春夏间，日本与段琪瑞政府秘密谈判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留日学生获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慨，彭湃和同学黄霖生、陆精治合影，他们在照片上写着： “民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合摄此 ‘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①

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部，在东京神田区“维新号”中国饭馆，以吃饭为名，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回国挽救国难的办法。突然，日本警察“持械明矩闯入室内，不问情由，将在座诸人乱打，刀斫足踢，掀桌倒台……”②，接着，又将四十六名到会人员全部押到警署，进行辱骂、审讯。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将他们释放。中国留日学生满腔悲愤，痛切地感到，日本准许本国人结社集会自由，准许居住日本的欧美人结社集会自由，唯独不许中国学生结社集会，由干涉而驱赶，而逮捕，而侮辱。三千留日学生忍无可忍，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以示抗议。

彭湃回国后，由上海到广州，再回海丰，为反日救国事业东奔西忙。在广州，他和留日的广东同学发出《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痛斥中日密约是“直举吾国领土奉送之”的亡国条约，说明“大祸临头，大义在目，威力甘言，不值一顾，此吾人所以不旬日而归国者千余，奔走呼号，愿舍学，舍身而谋废约救亡也。”③回海丰后，彭湃发动青年学生，开展了“废约救亡” 的宣传活动。

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而卖国媚日的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却强令归国学生“务于六月十日前到达日本，返回各校继续留学，其后仍不回校者，经调查核实，取消留学资格”①。在反动政府的压力下，留日学生不得不忍辱负重，再行东渡。此后，彭湃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日爱国活动，“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②甚至，连彭湃因鼻窦炎住院动手术期间，也有两个日本“刑事” (便衣警察)“陪同”。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帝国主义者强将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东京，我留日学生无比愤慨，他们既仇恨得寸进尺的日本强盗，更痛恨那些奴颜媚日的卖国贼。四月三十日，报载驻日公使章宗祥将于次日回国。章宗祥参与签订中日密约，留日学生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得此消息后，彭湃等六十多个留学生，在章宗祥动身的那天，一清早就守候在东京车站，当章宗祥从地下楼梯上来乘车时，留学生一拥而上，高呼“打倒卖国贼! ”并把写着“打倒卖国贼”的小旗子，掷到章宗祥坐的车厢里去。

五月七日，是中国的国耻纪念日，而日本政府却专门挑定“五月七日”来庆祝太子冠礼，以中国的“国耻”作为日本的“国荣”，留日学生非常气愤。五月六日，日本报纸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他们决定在五七那一天召开纪念大会。但是，由于日警的预先警告，各处都不肯租借会场，想改在中国驻日使馆的俱乐部开会，又遭“事实上不过为日本外交部一附属机关”的中国使馆的无理拒绝。留日学生只好决定分成若干小队，分别向各国驻日使馆递送宣言书，然后到日比谷公园集中，再行解散。正当各小队向公园集合途中，又横遭镇压，日警“拔刀狂挥，马队亦纵横冲踏”①，受伤者甚众，彭湃被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②，被捕去三十五人。经过留学生的严正斗争，第二天释放了二十三人，六天后才又释放五人，其余七人竟被判处十天到半年徒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我留学生“呼吁政府既无持平之争，乞怜使馆每遭恶声之叱”③，彭湃悲愤交加，转而寄希望于唤起民众，激励同胞。他回到住处，在长约一米，宽约半米的白绢上，啮指血书“毋忘国耻”四个大字。血书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张挂在海丰中学的揭示板 (即布告栏) 上，大大地激发了海丰青年的爱国热情。“掀起了抵制日本劣货的轩然大波。海丰中学学生组织成队伍，在县城，特别到汕尾日货较多的商场搜查劣货，并把搜来的劣货全付之一炬，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行为的愤恨。”④

这一年的暑假，彭湃又回到海丰。当时，五四运动正波及全国各地。他把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组织了“海丰白话剧团”，演出过《打倒帝国主义》、《朝鲜亡国恨》和反对封建迷信一类节目，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抨击。

暑假以后，彭湃回到日本继续求学。这时，正在日本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深深地吸引了他。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原来已经比较活跃的日本思想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更广泛地传播开了，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团体也陆续出现。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颁布了新的大学法令，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有所放松，因此，在大学里研究社会主义的群众组织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不断涌现。彭湃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是著名的私立大学，有不少进步教师，素有关心政治的传统，对新思潮非常敏感。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就有了工人学生协会的组织，后来又有了“人民联盟”，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早大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生组织了“建设者同盟”。

建设者同盟的成员多来自农村，与农民联系密切，熟悉农民的困苦，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和研究，找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在大学期间就为毕业后的活动做好准备，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社会。他们学习和讨论过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苏维埃研究等种种问题。他们重视实践，强调从事实际的农民运动。建设者同盟支持过佃农反对地主的斗争，要求减租，保证耕种权利。而且还对佃农纠纷进行过实际考察。

彭湃是个对新生事物敏感的人。“及至一九一九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渐次普遍发达，彭湃思想又大受影响。”①在这以前，彭湃曾一度笃信基督教，很欣赏基督教的博爱思想，“认为基督教也可以救国。”②但是，在新思潮影响下，他认为基督教不能解决问题，“遂翻然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①，因此，在建设者同盟成立不久，他就参加了这个组织。建设者同盟重视农民运动，重视实践的特点，都直接为彭湃所接受。他在后来从事海丰农民运动时，还以极深厚的感情怀念着建设者同盟的战友②。

当时的彭湃和建设者同盟的许多成员一样，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都作为“鲜花”予以采纳。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很感兴趣，从《互助：一个进化的要素》这篇著作中，接受了克氏的“互助论”思想。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很赞赏，俄国革命的胜利，更使他振奋。他和李春涛、杨嗣震等留日同学在一九二○年组织了“赤心社”。“取名赤心二字，就是表示一心学习俄国”③。他们出版不定期刊物《赤心》，不定期举行学习会，学习过《共产党宣言》、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讨论过十月革命。他还直接到京都帝国大学去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讲课。

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彭湃批判了偏狭的爱国思想，认为“狭义的爱国运动是不彻底的，因为我爱我的国，你爱你的国，这就造成互相侵略”，主张“要解放全人类”④。因此，每逢“五一节”，他都参加日本劳动人民的纪念活动。他还“加入劳动者同情会，常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坂。”①一九二○年十一月，彭湃和赤心社的成员又参加了日人堺利彦韩人权无为发起组织的可思母俱乐部(Cosmo-Club)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交组织”，“接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②，参加这个组织的除日本、中国、朝鲜人以外，俄国(如爱罗先珂)、印度、南洋群岛及欧美诸国也都有人参加。他们多是一些左翼的文化人，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如高津正道，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如大杉荣。他们不定期开会，讨论各种国际问题。彭湃参加可思母俱乐部的活动，被日本警探侦知，“嗣后，遂时有‘刑事’尾随彭湃。彭湃姓名，亦遂列入淀桥警署内社会主义者‘黑表’上，为八百注意人物中之一分子。自是以后，至一九二一年归国止，彭湃始终是日本警察眼中一个注意人物。”③

一九二一年五月，因祖父、母病重，彭湃在早稻田大学参加毕业考试后，便提前归国，于五月二十三日，即他祖母去世的第二天，回到海丰。

丧事以后，彭湃一度到广州，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实践社会革命的理想，他回海丰后，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参加研究社的有七十多人，大多是青年学生，其中的郑志云、林苏、陈魁亚、李国珍等，后来都成了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助手。

社会主义研究社以座谈和专题讲演的方式进行学习。座谈过李大钊同志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专题讲演，主要由彭湃负责，他讲过《河上肇博士社会问题管见》、《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等问题，也介绍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①。

七月三十日，彭湃又组织起“劳动者同情会”。他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中，抨击现存的教育制度“不是贫民阶级——劳动者、农夫、贫民的教育，而是贵族、官僚、资本家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组织劳动者同情会的目的，就是“表同情于劳动者”，结束教育与贫民分离的现象。他提出： “凡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知识，以促成教育与贫民相接近，庶社会的革新，有些希望! ”这篇文章，是彭湃“反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宣言”②，反映了他革新社会的强烈愿望。

八月，彭湃写了一篇《告同胞》，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新海丰》创刊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指出了私有财产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罪恶，贫者耕不得食，织不得衣，造成屋宇而不得住;富者田园阡陌，高楼大厦，闲游无事而衣食住自足。因此，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文章还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驳斥所谓“社会主义是提倡公妻”的瞎说。文章最后说： “有志者事竟成! 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我们就应当赶快觉悟!……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彭湃又认为，“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是世界有史以来未曾经验的一大破坏时代! ”要实现社会革命，就“要破坏法律”、“破坏政府”、“破坏国家”，通过“互相研究! 互相团结!互相联络! 互相扶助而为之! ”这表明了彭湃正处在从“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到“对马氏发生信仰”①的转变过程中。

不久，彭湃开始了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

当时海丰的教育被原劝学所长陈伯华搞得一塌糊涂。陈伯华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劝学所的人员吃喝玩乐，不事教育。海丰的学生十分不满，群起反对，迫使陈伯华于八月九日借口“事繁不克兼顾本邑学务”而辞职②。

八月十二日，海丰学联会“学生请愿彭湃为劝学所长”③，陈伯华一伙仍想把持教育大权，便大造谣言，诬蔑彭湃提倡“共产”、“公妻” ，进行攻击。

那时，担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还没有背叛孙中山先生，“海丰要人钜公在广州者极多”。为了澄清是非，驳斥陈伯华一伙散布的流言蜚语，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八月中旬，彭湃和学联代表郑志云、陈魁亚等来到广州。他给李春涛的信中说： “湃到广州二月，镇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公妻。”④陈炯明虽然不同意彭湃的主张，但又觉得彭湃是个人材，想拉来为己所用，便指示海丰县长翁桂清，聘请彭湃担任劝学所长。

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彭湃就任劝学所长后，进行了许多改革：对劝学所的人事进行整顿，清除顽固守旧的老朽，吸收进步青年，如陈魁亚等; 聘请思想进步的留日同学杨嗣震、李春涛和北大毕业生黎越廷等担任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员; 革新教学内容; 发展乡村教育; 举办女子学校; 提倡体育运动等。

彭湃画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像挂在办公室里，又在住房里贴了一副对联： “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抒发自己的革命抱负。他兼任美术课，画攻打冬宫的图画和马克思、列宁的像，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

一九二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彭湃组织县城各校学生举行纪念游行。因为一号至三号下雨，遂延至四号举行，学生们高擎写着“赤化”二字的红旗，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唱着彭湃编写的《劳动节歌》，浩浩荡荡，穿街而过。这是海丰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游行，它使海丰的豪绅地主十分震惊，他们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这班豪绅地主早就对提倡社会革命的彭湃十分不满，“赤化”游行后，他们立即在《陆安日刊》上攻击彭湃“籍教育以宣传主义之谬妄”①，又向陈炯明告状，说彭湃搞“赤化” ，要实行 “共产” “公妻”。五月九日，彭澎便被撤去了教育局长的职务，“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的下台了。”②

彭湃想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彭湃并没有灰心。撤了教育局长的职务，“自谓如释重负”。①此后他逐渐认识到发动工农的重要，在《海丰农民运动》中说，五一游行“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实在幼稚到了不得”。②

五月十四日，彭湃和李春涛等办起了自己刻写油印的小册子《赤心周刊》，与《陆安日刊》展开论战。第四期发表了彭湃写的《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但它已透露出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他说： “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 ”他设想自己“真把家财拿出来运动社会革命”③。接着，彭湃在《赤心周刊》又发表了《告农民的话》。他母亲知道后说： “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彭湃却认为“这篇文章若是农民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他“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于是，“放弃与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④，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

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时，单枪匹马，遇到很多困难。初到农村，农民们有的以为他是来讨帐的士绅，有的以为他是来收税的官吏，应酬几句，便躲开了。尽管彭湃诚心诚意，不辞劳苦，一再宣传，但“农民被人欺骗的多，总以为湃的话是谎的。”①豪绅地主则乘机造谣中伤，说彭湃被撤去教育局长的职务，忧郁在胸，得了神经病。彭湃到农村去的行动，也得不到家里的支持。因为“他家里特地花了一笔钱送他出洋留学，及他回来，不特不去做官挣钱，反而说要拿家财去运动什么社会革命; 那他家里可就不答应了。”②他自己说： “除了三兄和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③彭湃一清早去农村活动，晚上回来，只能弄点残羹剩饭来填饱肚子。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彭湃说：重重困难“几乎把要到民间去的念头打消。幸而湃的决心是十二分坚决的，遂把这个形单影只的我，送到农村去作单独的奋斗。”④

彭湃一心要和农民交朋友，而农民却不愿和他接近。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细心思索，终于认识到：自己穿戴特殊，农民不敢接近，自己讲话太文雅，农民听不懂。于是，他摘下白通帽，戴上尖顶竹笠，脱下鞋子，光着脚板，带着农民爱用的旱烟筒，到农民中去，用通俗的语言和农民交谈。他选择了一个好地点——海丰城东郊龙山的天后庙前作为宣传阵地。这里是交通要道，许多农民进出县城，都从这里经过;庙前一棵傍溪生长的大榕树，郁郁葱葱，树底下，正是行人歇脚的好地方。在农民路过休息时，他主动和农民攀谈，有时还发表演讲。方法改变之后，马上收到了效果。彭湃说： “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说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⑤后来，彭湃的办法就更多了。他有时先表演魔术，有时用留声机播放唱片，有时教牧童唱民歌，吸引来许多农民，再进行宣传演说。他还到青年们爱去的拳术馆练武术，结识农村青年。

彭湃的宣传，越来越深入。他用“耕田亏本”的道理，揭示农民痛苦的根源。他对农民说： “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坵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 ”①怎样才能“拿回这笔账”呢?他说： “农民如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②彭湃的这些话，使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青年农民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和李思贤等成了彭湃最早的知心农友。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旧历六月初六日)的晚上，他们五个人来到彭湃的住处——得趣书室，和彭湃谈起农民的运动，越谈越融洽，接着他们进一步商量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动农民。李老四说： “喂! 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加入，那就不用说。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好不好?”彭湃高兴地说： “那好极了。”③于是，就在当天晚上，组成了一个六人秘密农会。这是后来赤山约农会的萌芽。它的成立，开始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彭湃对此极为兴奋，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 “成功快到了! ”

六人农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彭湃开展农运的信心。他热情地帮助张妈安、林沛学会演讲，张妈安和林沛则带领彭湃到农村宣传。彭湃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锄草翻地，车水挑粪，晚上又挑着留声机，走田间小路，深入乡村。“六个人的团结与奋斗”，①成绩颇佳，听众由原来的几个人、十几个人迅速增加到六、七十人，以至二百余人。彭湃等人的赤心还感动了一个名叫吕楚雄的医生，他也和彭湃等一起奋斗，他们一同下乡，边行医，边宣传，“食尽了四乡的茶饭，差不多日日是早出夜归。”②很受农民欢迎。

彭湃越深入农民，他的地主家庭对他就越不满。他的大哥竟因此向他提出分家。分家以后，彭湃把分给自己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彭湃便把他们召集到得趣书室门前，将田契当众烧毁。他对佃户们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从此，他和妻子蔡素屏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在蔡素屏的支持下，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农民运动。

在两个多月的串连发动过程中，彭湃耐心细致地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会。有的农民虽也赞成农会，但要等别人都参加了，自己才肯参加。面对这种情况，彭湃并不埋怨农民落后，而是反复耐心教育。他说：若是个个都等别人先加入，那在千年后还是没有农民成立农会。“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水淹死，都不愿先过，我委他，他委我，互相推委，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亲如兄弟的机关。”③经过耐心引导，加入农会的人逐渐加多。农会组织发展后，显示出团结的力量。云路乡一个农会会员的小媳妇上厕所溺死，娘家的人来打人命官司，会员们便集合起来和对方讲理，使对方不敢闹事，并宣传农会是贫人的会，大家团结一起，亲如兄弟，互相帮助的道理。农会针对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等情况，便及时定出条例，妥善解决农民之间的争端，团结农民和地主斗争。农会还向城市的土霸作斗争，取消了勒索农民的码头捐。农民从实际受益中体会到农会的好处，参加农会的人不断增加，到一九二二年农历九月时，会员已扩展到五百余人。这时，乡村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由绅士土豪之手移至农会，农会在农民中的影响和威望大大提高了。

十月二十五日 (农历九月初六日)，召开了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彭湃为赤山约农会草拟了组织章程，规定凡入会者，经本人申请，交纳会费，经谈话后发给会员证。会员证上面印着“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教育农民团结起来，为反对剥削而斗争。

从彭湃开始去农村到成立赤山约农会的实际斗争中，农民逐渐认识了彭湃，彭湃也更深刻地认识了农民。赤山约农会成立不久，彭湃在给李春涛的信中说： “他们 (农民) 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热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阶级的营垒。他们还能向别约宣传，教导别约快起。”①彭湃坚决表示： “湃也不愿和现在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切可爱的农民离开了! ”②

赤山约农会的建立，对于长期饱受压迫剥削的海丰农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又是一个实际的榜样。农会努力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创办农民医药房，优待会员治病，更受农民欢迎。农会威望日高，农民入会日众，很快形成了加入农会的热潮。“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①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彭湃计划到旧历年尾，“可以组织总农会于县城，可以向田主挑战。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现出于南部海丰一隅!”②

一九二三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达二万户，人口约十万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总农会设有文牍、农业、宣传、仲裁、财政、交际、庶务、教育、卫生等九个部，下辖海丰各约农会。总农会制定了黑赤两色分四角联合的会旗，象征原来被统治阶级分裂为红旗邦和黑旗邦的农民团结起来。彭湃为海丰总农会起草了《临时简章》，提出农会的纲领是： “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③，并详细规定了农会的各项活动。海丰农会“所取的政策： (一) 对付田主; (二) 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④海丰总农会还向全国发出报告总农会成立和关于时局的两个宣言。庄严宣告： “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可是，“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无智饥饿压迫的难关恶战苦斗以维残命! ” “所以，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①这个县级农会的建立，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了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

海丰总农会在《农会利益》传单中，对农会的作用阐述得十分详尽：一、防止田主升租; 二、防止勒索; 三、防止内部竞争; 四、凶年呈请减租; 五、调和争端; 六、救济疾病;七、救济死亡; 八、救济孤老; 九、救济罹灾; 十、防止盗贼; 十一、禁止烟赌; 十二、奖励求学; 十三、改良农业;十四、增进农民知识; 十五、共同生产; 十六、便利金融;十七、抵抗战乱。农会并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首先，把番茨市移到农会附近，把管理市场的权力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取过来，将该市的收入拨为农民医药房的经费，免费为会员诊病。举办学校，学生免费读书，“自是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②农会还发动农民广种山松，作为全县农民的公有财产。

海丰总农会还很注意斗争策略。当时的海丰县长翁桂清，既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或禁止农会，农会能比较自由发展。因此，农会政策虽有“对付官厅”这一条，但不把翁桂清作为斗争目标。在提斗争口号时，又分为内外两种。“对内(农民) 的口号：一、减租; 二、取消‘三下盖’③;三、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①; 四、不给陋规与警察。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 二、增加农业知识;三、作慈善事业。”②而且提出“对于实行减租一层，预备五年的训练之后实行，目前不能做到。”③

农会的这些政策和策略，避免了官厅的干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农会出现了“极盛之状况。”④为了进一步扩大农会的影响，一九二三年旧历新年时，举行了全县农民同乐会。到会的会员达六千多人，非会员三千多，共约一万人。会场上锣鼓齐鸣，歌声四起，燃炮舞狮，气氛非常热烈。大家高呼“农民万岁”，表现出农民组织起来后的巨大革命热情。“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自后入会者亦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友者有应接不暇之势。”⑤

海丰总农会的成立和发展，大大地鼓舞了毗邻的陆丰农民。成立海丰总农会时，有十多名陆丰农民自动前来参加大会，并当场加入农会，领取了会员证。后来，他们又请彭湃去指导陆丰农运。在彭湃的关心和指导下，陆丰县从一九二三年初开始，经过深入宣传，培养骨干，发展核心力量，组织起农会，到六月份，入会农户达八千多。六月二十三日召开陆丰县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县总农会，彭湃兼任该县总农会会长。

农会力量的壮大，引起了豪绅地主阶级的仇恨与恐慌。于是，他们纠合起来，妄图扑灭农会。一场地主与农民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终于爆发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的一天，海丰恶霸地主朱墨，无理要佃户余坤等六人加租，余等在农会的支持下，辞退了所耕的田地。朱墨以为依仗他们的势力，可以随便欺压农民，便向当地法庭诬告余坤等退田不足坵数， “佃灭主业”。法庭推事张泽浦慑于农会的力量，不敢袒护朱墨，据理判朱墨败诉。朱墨气急败坏，便串连地主豪绅，由陈月波领头，搞了一个专与农会作对的粮业维持会(农民称它为“斗盖会”) 。粮业维持会的土豪劣绅们，向张泽浦施加压力，逼着张泽浦再次开庭，几乎未经讯问，便把余坤等六人收监，还上了镣铐。总农会得知这个消息，决定发动农会会员到法庭进行请愿斗争。

第二天上午十时，六千多农会会员已在海丰城东的龙舌埔集合好。彭湃鼓动大家说：农友无罪，被法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这不是余坤等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整个农民阶级的事情。余坤等如果失败，就是我们十万农友的失败; 余坤等如果胜利，也就是我们十万农友的胜利。在这生死关头，希望大家奋勇前往，湃生死都和大家在一起! 听了彭湃的讲话，群情激愤。农会干部黄凤麟接着说：众农友不要怕。如果地主要与我们宣战，我们就宣布拆去田基，掘掉田界，使地主认不出自己的田地，让他们自相争吵打起来。大家听了，欢呼雀跃，情绪高涨。然后，大家挥舞小旗，列队出发，浩浩荡荡，冒雨前进。彭湃等二十名代表进了法庭，严词责问张泽浦，提出必须立即放人。张泽浦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群众，只好开镣释放了余坤等六位农民。斗争取得胜利后，大家十分高兴，一路欢呼“打倒地主”、“农民万岁”的口号，簇拥着余坤等回到总农会。

彭湃在总农会又发表演说，分析胜利的原因。他问大家：“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有人说是彭湃，有人说是农会，有人说是耕田同志的力量。彭湃对大家说： “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作甚么?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 ” “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团结，加紧扩大我们的势力……”①

反对拘押农民的大示威，矛头直指封建地主、军阀官僚的政权机关，并以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粮业维持会长陈月波不得不借故辞职，出走香港，维持会无形中解散了。这次斗争使农民更加认清了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②不仅海丰总农会的会员进一步发展，紫金、五华、惠阳、陆丰等县的农民加入农会者也逐日增多，这时，各县的农会入会户数约达二万六千八百户，会员约十三万四千人。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海丰总农会扩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到两个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遂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均设县农会。彭湃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长。执行委员有农民出身的杨其珊、蓝镜清、张妈安、万维新、黄正当、万清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劳工、林甦、余创之、彭汉垣、马焕新等。广东省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的职权。以海丰为中心的粤东农民运动出现了高潮。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时分，强台风突然袭击海丰。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狂风暴雨的吹打，“倒坏房屋无算，田禾完全失收”①。据海丰总农会调查部报告： “各灾区损失最大者为各种农产品，损失约百分之九十，牛猪等家畜损失百分之四十有奇，房屋之倒塌者约百分之四十，毁烂者百分之二十，人命之损失者未有确实调查，总有五百人以至千人之数，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大损失。”②灾情发生后，农民纷纷到农会商求解决办法。彭湃原来打算应约去广州找陈独秀，商量有关农会的事情，看到灾情这样严重，便改变主意，留在海丰。他和农会干部一起研究救灾办法，立即组织救灾队，奔赴灾区。同时，召开农会执行委员会议和县农民代表会议，决定“至多三成交租”，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如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农民抱着“生为农会人，死为农会鬼”的决心，团结在农会周围，为实行减租决议而斗争。

剥削成性的豪绅地主，不顾农民的死活，仍然坚持要十足收租。反动县长王作新伙同保卫团局长林斗文，劣绅丘景云召集地主开会，把沉寂了几个月的“粮业维持会”又恢复起来，由林斗文兼任会长，对抗农民的减租斗争。旧历六月底，林斗文的侄子到北笏仔乡收学租，说什么“学租”是“官租”，毫厘都不能减。农民则坚持要按农会的决议减租，于是发生激烈冲突。王作新借题发挥，派武装“游击队”围捕农民，捕去三个老年农民入狱。而且还张贴布告，“不准自由减租，违则严拿究办”。

当时的形势正如彭湃所分析的： “海丰全县分出极明显的两个阶级的营垒：一为地主阶级，一为农民阶级。在工人方面是甚与农民表同情，……土豪、烂葸、绅士、警察、法庭、行政衙门之官吏皆立在地主方面。”①

为了加强对全县减租斗争的领导，经总农会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于农历七月四日召开全县农民大会。那天，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谓“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并派出警察到大路口把守，不准农民参加大会。但是，愤怒的农民群众仍然象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二万余农民群众举行了使豪绅地主胆战心惊的声势浩大的集会。在这次减租的誓师大会上，彭湃等农会的领导人发表演说，当“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皆相感泣”②。大会对被捕农民的问题，决定依据法律诉诸法庭，采用和平方法解决。

彭湃和农会干部对凶恶的地主阶级缺乏足够的警惕，没有料想到“愈平和愈受压迫”③。反动县长王作新和粮业维持会的地主豪绅，勾结反动军官钟景棠，伙同县公署“游击队”长王益三，率军警三百余人，突然于八月十六日 (农历七月初五日) 凌晨包围农会，“被掳去职员及会员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郑渭净等二十五人。会中所有文卷器具以及会金九百余元，用马二匹，皆被没收。同日，又封锁会所，解散农会，四贴布告，通缉会长彭湃、余创之、林甦等。十七日早 (七月初六日) 复查封农民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旋又纵令各区警兵四出下乡逼租; 并查缴农会会员证章，多方苛勒，百般骚扰，农民生机全绝，惟有待死。”①这就是震动全省的“七·五农潮” 。

彭湃和其他脱险的农会干部集合在大嶂山边的小庵寺开会分析形势。他们认为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处境困难。为了稳住自己的地盘，他标榜“同情”农会，企图控制农运，还想拉拢彭湃作为自己的幕僚。因此，决定由彭湃、林甦、蓝陈润三人前往老隆找陈炯明，拟利用他对王作新施加压力，释放被捕农民。彭汉垣、李劳工等则继续留在海丰，组织农民武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到老隆后，彭湃以海丰农民代表的资格向陈炯明交涉，使陈不得不承认农会提出的“至多三成交纳”的口号是合理的，并给王作新发出电报： “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至于捕杨其珊等二十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然后，彭湃和蓝陈润又经五华到潮汕去，争取社会舆论对海丰农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潮安，彭湃请李春涛起草了《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②寄发各地，揭露海丰地主豪绅压迫农民摧残农会的暴行。

九月，彭湃秘密回到海丰，得知王作新收到陈炯明电报后，并不释放被捕农友。他和彭汉垣、陈修、郑志云、李劳工商量，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不宜组织暴动，而应继续深入细致地暗中联络各乡农友。对陈炯明可以利用，但不能依赖，因为陈暗中支持解散农会，希望他设法释放农民是不可能的。为了进一步争取外界援助，决定彭湃和李劳工到香港活动。

在香港，他们一方面做上层人士工作，如争取林晋亭的同情和支持; 另方面，又到人力车工人 (多数是海丰失业农民)中进行宣传和募捐，很快募得八十多元，立即寄回海丰，救济被捕的农友。他们还在香港发表文章，驳斥陈月波之流在《新闻报》上对海丰农运的污蔑和攻击。

一个多月后，彭湃和李劳工又经汕头到老隆，敦促陈炯明释放狱中农友，但陈炯明却一味敷衍，还想拉彭湃去惠州为他服务。至此，彭湃深刻地认识到： “要求陈炯明释放农友是笑话”，“根本方法”还是“发展农民运动”①，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农会组织，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彭湃和林甦在汕头发起组织了包括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安、潮阳、五华等十县的“惠潮梅农会”。彭湃亲自到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进行联络。陈炯明对农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十分不满，但表面上却电告农会，表示非常“赞同”。彭湃他们就故意将来电登在报上，趋炎附势的官僚们以为陈炯明真的支持农会，纷纷给农会捐款。彭湃将所得五、六百元汇回海丰，支援受难农友。

陈炯明担心日益发展的农运必将危及他的地主阶级利益，于是，他函电交驰，频促彭湃到惠州去“共商革命大计”②，以图利用彭湃，控制农民运动。但陈炯明没有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反而为农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十二月下旬，彭湃和李劳工回到海丰，在宣传惠潮梅农会发展规模和声势的同时，又透露陈炯明“支持”农会并电请彭湃赴惠一事。弄得反动县长王作新一反常态，说： “彭湃我是十二分拜服的”，“我是他的母舅”等等，又是捧场又攀亲。海丰驻军头目钟景棠也派亲信来找彭湃，表示奉承。当时，王、钟之间因争夺一笔赃款而互相攻击，彭湃利用他们间的矛盾，对钟景棠晓以利害，使被捕农民终于全部获释。

农友们出狱后，农民要求恢复农会的心情更加迫切。彭湃和李劳工等农会干部紧张工作，准备重新奋起，恢复海丰农会。这时，刚好陈炯明因办丧事回海丰，彭湃等乘此机会，组织群众夹道“欢迎”，由刚出狱的杨其珊在致“欢迎词”中提出农民要立会的要求。群众的“欢迎”，使陈炯明得意洋洋，他一口应承： “工商学都有会，农民那可无会。”于是，恢复农会的工作便能公开进行了。

农会的恢复，急坏了海丰的豪绅地主，他们纷纷向陈炯明诉说。这时，彭湃想进一步摸清陈炯明的态度，也到了陈家。冤家对头，不意碰到一块了。一见面，王作新就攻击彭湃“做事太过激了”。彭湃理直气壮地驳斥：做事过激的只是你们!去年狂风暴雨，农民损失惨重，尽人皆知。农民的血本被风刮掉了，被水冲走了，我们帮助贫而受损失的农民减纳租谷，而你们却帮助毫无损失的地主去勒索受灾的农民，这到底是谁过激呢?而且农会还有至多三成交租的规定，对地主可说是温和极了! 而你们又诬告农民造反，解散农会，还把二十多个农民监禁半年之久，这不是你们过激又过激了吗?接着，彭湃又当面揭露王作新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种种事实，王作新狼狈不堪，又不便发作，十分尴尬。海丰保卫团局长林卓存(即林斗文) 摆出老师的资格，责问彭湃： “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在报上骂我?”彭湃反斥道： “违背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是大逆不道! 即父母也不理他三七二十一，何况师生情分! ”驳得林卓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又是大绅士又是风水先生的陈展麟想打圆场，他说： “彭先生你是好人，办农会是好的，不过双方不可各走极端，应该和平解决。”彭湃义正词严，对这帮豪绅地主说： “你们天天剥削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迫得要死，现在农民已觉悟起来了，你们再不得去欺侮他们，如再欺侮他们，只有你们上当! ”一场激烈的论战，驳得豪绅地主们理屈词穷，陈炯明也无法为他们辩护。这伙人只好一个个都借故溜之大吉。陈炯明的两个护弁是农民出身，在场听了这场辩论，深受教育。他们看见座中只剩下彭湃时，便跑过来说：“彭先生，你真是骂得好! ”并表示要加入农会①。

论战以后，彭湃他们决定在农历二月十三日举行海丰总农会恢复典礼。

陈炯明已深感到彭湃不能为已所用，他的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他指使王作新贴出布告： “顷奉总司令面谕，尅日须将农会解散，如敢故违，定必严加究办”，准备实行武力镇压。

彭湃和农会干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取消农会的公开组织，转入地下。彭湃、李劳工等则离开海丰，向外发展联络，准备新的斗争。

“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在从事海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彭湃更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一九二三年我党“三大”以后，对农民问题也日益重视起来，并由此加强了和彭湃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彭湃于一九二三年底到一九二四年初这段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

一九二四年四月，彭湃到了广州。当时，广州的革命形势很好。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逐渐高涨。为了培养农运干部，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我党倡议，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议案。其名称先后称为：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中央农民部主管，委派当时担任农民部秘书的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第一届农讲所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开学。校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的惠州会馆 (现93号) ，学员共三十八人，都是我党团组织在各地选派来的先进分子，其中“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有女生二名”①。

在培训农讲所学员过程中，彭湃亲自讲课。他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揭露广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教育学员为农民群众的翻身解放事业而斗争。他着重介绍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并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搞农民运动必须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彭湃还聘请有关方面的著名人士来所授课，如请廖仲凯讲国民革命; 阮啸仙讲国民革命中的工农政策; 周其鉴讲广宁农民运动;罗绮园(后来叛变)讲有关农民运动问题;林苏讲农民运动的宣传问题; 鲍罗庭讲国际问题。丰富的教学内容使学员们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开展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

除组织正式授课外，彭湃还很注意所外活动，常利用假日带学生到郊区农村实习，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宣传，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等。此外，农讲所还有步行和马术训练。军事科目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一。

孙中山先生对农讲所十分重视，八月二十一日，他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自参加第一届学员的毕业典礼，发表了《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演说，强调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革命就没有基础。他指出，学员毕业以后，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

经过严格培训的农讲所学员，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他们对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届正式毕业的三十三名学员中，有二十四名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到广东各地领导农民运动。学员黄学增担任广东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主办了雷州宣传讲习所，培养了九十多名农运干部。他还在廉江、遂溪、海康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在斗争实践中，黄学增迅速成长，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齐名，被称为广东农民运动的四大龙头(领袖) 。学员陈伯忠担任广宁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农民自卫军军长，多次率领农军与反动地主武装战斗，保卫了农民利益，发展了农民运动。学员梁桂华在中山县开展农运，建立了上、下栅乡农民协会和九区农民协会。西江的韦启瑞，后成为广西农运负责人。鹤山的丘鉴志、陈式熹，顺德的李民智等也在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都是农民运动中的佼佼者。农讲所的开办为迅速培养农运干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一个创举。

第二、三、四届农讲所分别由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担任主任。这期间，彭湃忙于到广东各地去指导农运和参加东征。一九二五年四月彭湃又在海丰城郊的龙山准提阁开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他兼任所长。这些学员毕业后，奔赴饶平、潮安、普宁、惠来、五华、揭阳等县，促进了东江各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第五届农讲所开学，彭湃又担任农讲所主任。这一届共招生一百一十四人，学员来自湖南、广东、湖北、山东、广西、江西、安徽、福建等八省，其中湖南籍的学员最多，有四十三人。毛泽民、蔡协民等都是这一届农讲所的学员。他们毕业后为促进农民运动的中心从广东向湖南转移起了先导作用。

第六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彭湃仍兼任教员，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一九二六年，彭湃在汕头领导农运时，又在汕头开办了东江工农运动养成所。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又被聘为教员。为培训农运干部，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农民部部务会议上，决定在广宁县等六个地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会后，周其鉴带领三十多名广州油业工会工人前往广宁开辟农运。遵照中共广东区委指示，五月中旬彭湃也到了广宁。他和周其鉴一起，首先建立中共广宁支部，吸收农民运动积极分子高玉山、高树南、高金、詹庆等八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深入农村，向农民揭露地主剥削的罪恶，宣传佃农“耕田亏本”，说明农民只要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斗争，必将取得胜利。彭湃还介绍各地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的经验，提高农民争取胜利的信心。经过宣传发动，“不过十日光景，农民觉得理由也充分了，方法也实在了，团结果然觉得是必要了。”①广宁农会会员由原来的四千余户猛增至七千余户，十月，正式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同时决定在已成立农会的区乡首先实行四成减租。

地主豪绅为了破坏农会领导的减租运动，提出“武力反抗”的反动口号。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大地主江汉英、江淮英为头子的豪绅地主纠合组成业主维持会，筹经费，买枪枝，招民团，建立反动武装，相约“佩齐枪剑，虽打死不裁升合”②，硬是不愿减租，要与农会较量到底。

在双方短兵相接的紧急时刻，彭湃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次来到广宁。在农民群众大会上，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表示坚决支持农民群众向反动豪绅地主进行斗争。会后，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到县公署请愿，提出：一、解散业主维持会，二、缉拿祸首江汉英、江淮英; 三、告示地主不得违抗农民公决减租成数，严禁地主持械纠匪强迫收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右派县长蔡鹤朋不得不答应拿办江汉英等反动地主，承认请愿所提出的各项条件。接着，彭湃等又提出了区别对农会的不同态度而决定是否允其收租的原则，来分化瓦解地主阶级，以便集中力量，打击仇恨农会的反动大地主。

减租运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广宁的大地主竟指挥反动武装，攻打农会，杀害农民，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为了使广宁农运能胜利开展，孙中山大元帅府把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铁甲车队派往广宁。十二月十一日，铁甲车队一到广宁，彭湃就在当晚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攻打谭㘵地主民团的计划。次日，农民自卫军在铁甲车队的支援下，一举攻占了谭㘵大地主江淮英的老巢谭岭坑，夺取了首战胜利。

谭㘵被攻下后，地主民团退守江家炮楼，负隅顽抗。江家炮楼是广宁著名的封建堡垒，有五层楼高，可容纳几百人，储有大量粮食武器，周围还挖了水壕，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水楼。反动地主武装集中在江家炮楼，准备对农会和农军实行反扑。

这时，粤军三师的两个连由师副官长詹学新率领来广宁驻防。江汉英立即大摆宴席“慰劳”，且每人每日发银两块，使詹学新等人为地主说话。斗争形势骤然逆转。在此紧急时刻，彭湃和铁甲车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兵营拜访詹学新，力劝三师执行国民党关于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发动群众慰劳三师官兵。十九日，县农会又在社岗田垌举行“农兵联欢大会”，彭湃在会上演说，号召农民与士兵团结起来，号召士兵支持农民革命。通过一系列争取工作，三师官兵对农会的态度逐步有所转变，士兵对农会表示同情，军官保持中立，不再公开帮地主说话，也不敢公开阻碍农民运动。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孙中山大元帅府电令，彭湃等人组成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广宁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问题，委员会通过了《缉拿破坏农民运动的罪魁祸首江汉英、谭侣松等八人》、《收缴地主反动武装》两项议案。谭侣松是广宁县团保总局长，他不但不认罪，反而施展阴谋，邀请彭湃和铁甲队党代表寥乾五、队长徐成章等人到团保总局赴宴，彭湃等人则将计就计，依约赴宴。在席间乘机逮捕了谭侣松。同时，铁甲车队副队长周士第和教官赵自选带领铁甲车队直冲县民团驻地，迅速解决了民团武装，收缴枪枝四十多件。

奇袭民团，逮捕谭侣松，沉重地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反动气焰。但他们仍不甘心失败，继续在各地破坏农会，残杀农民。为了彻底消灭反动地主武装，一九二五年一月，大元帅府又增派卫士队一百多人，来广宁协助铁甲车队作战。卫士队长卢振柳是国民党右派，他居然违背帅令，勾结地主，压迫农民。彭湃又亲返广州，报告卢振柳的罪行，大元帅府遂将卢调离，卫士队长由谢升继代理。经过我党的一系列统战工作，使卫士队站到农民一边。接着，由彭湃、廖乾五、谢升继三人组成了广宁绥缉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铁甲车队、卫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军事行动。

二月一日，攻打江家炮楼的战斗打响了，彭湃亲临前线指挥。当决定用挖地道埋炸药的方法炸敌炮楼时，彭湃身先士卒，亲自参加挖地道，三天两晚不下火线。后因爆炸技术不够好，只将炮楼一边的墙震开了一道裂缝。于是又改为围困和火攻。铁甲车队和农军将炮楼团团围住，农民群众纷纷出动担运柴草，冒着枪林弹雨送到阵地。炮楼里的反动地主在炸炮楼时已被吓得魂飞魄散，眼看炮楼四周堆积起来的柴草越来越多，更为恐慌，最后不得不派人前来谈判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农民损失，接受农会减租的规定。二月十三日，铁甲车队和农军胜利进入江家炮楼。翌日，另一封建堡垒黄家炮楼也跟着向我缴械投降。攻下这两家炮楼后，广宁各地反动地主相继承认减租要求，答应解除武装，赔偿损失。

广宁的减租运动经过复杂、激烈、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减租斗争的胜利，又进一步促进了广宁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五年春，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取得了英帝国主义和段琪瑞政府的支持，乘孙中山先生北上之际，准备进攻广州。在中国共产党倡议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在二月一日进行东征，攻打陈炯明。

彭湃在广宁减租斗争胜利后，立即赶回广州，奔赴东征前线。东征军的主力，是黄埔军校三千多名学生军。周恩来任黄埔军校前方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东征。彭湃尽力协助周恩来工作，派手车工人俱乐部的三十多位海丰籍工人为东征军带路，带信给海丰坚持秘密斗争的农会领导人杨其珊、郑志云等，通知他们发动农民，接应东征军。饱受军阀陈炯明摧残压榨的农民群众在农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东征军的战斗，“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伕役，响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①在农民群众大力帮助下，英勇善战的东征军节节胜利，迅速前进。

二月二十七日，彭湃以中央农民部指导员名义随军抵达海丰。三月三日，海丰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林祖祠举行欢迎大会。彭湃和东征军领导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热烈赞扬海丰农民运动，高度评价东江农民群众对东征军的支援，指出这是东征胜利的保证。彭湃在会上当即宣布恢复农会，提出农会“在县代表大会未召集前，由旧时职员组织临时县执行委员会，行使会务。”①

彭湃回到家乡，得趣书室顿时又热闹起来，从四乡来看望彭湃的农民川流不息，有七、八千人之多。陆丰、惠阳、惠来等县农民也专程赶来，使彭湃应接不暇。他们向彭湃诉述受陈炯明和豪绅地主压迫的痛苦，磋商恢复农会的工作。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彭湃充满信心，认为“东江农会运动的发展当已不成问题。”②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彭湃于四月一日在海丰县城桥东的平民织造厂楼上，组织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党员有彭湃、郑志云、李劳工、林甦、吴振民、张威、林务农等，由彭湃任书记。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海丰特别支部，它以农工俱乐部的名义公开活动，成为党领导各项群众运动的得力助手。

在党的领导下，各区农民协会迅速恢复，三月，召开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海丰县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恢复了县农民协会。大会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大会作出了五项决定：一、在十天内恢复各级农会并加强其组织; 二、坚决实行二五减租; 三、设立农军总部，组织和训练农民自卫军;四、委任特派员到各区指导恢复农会的工作; 五、清算反动派的罪恶，给以应得的惩罚。根据上述决定，党派李劳工、吴振民负责组织和训练农民武装，建立了一支二百多人组成的农民自卫军; 派林道文、黄晓元、彭元璋、杨望等为县农会特派员，到各区指导工作。

同时，改组了海丰县政权，由彭汉垣出任海丰县长。新政权废除了乡里约正的旧制，取消陈炯明时代的苛政，实行禁鸦片、禁粮食出口、禁蓄婢，兴修马路，整顿警察，取消陋规，取消“伙头鸡”、“三下盖”。这些革命措施的实行，使海丰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海丰的影响下，陆丰的农会也相继恢复。但是，新任陆丰县长徐建行是个国民党右派。他竟然干涉农会事务，为地主豪绅撑腰，甚至追收陈炯明时期摊派的军饷，恢复苛捐杂税……。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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