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根英人物传,王根英生平事迹,王根英评价

Posted 2022-05-0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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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根英人物传,王根英生平事迹,王根英评价

在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女党员王根英。在青松掩映的墓碑上，简要地记载着她那一生短暂而英雄的革命斗争事迹：

根英同志，上海申新纱厂①女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五卅”运动积极参加者，领导上海女工罢工，在广州被选为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②，上海市政府委员。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六月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是年与陈赓将军结婚。历任全国总工会委员、女工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一九三一年③在上海被捕，直到抗战开始方出狱到延安新华报社④工作，后又派到冀南军区供给部任指导员。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著名的香城古 (固) 战斗胜利结束后，日寇对冀南平原大举扫荡，根英同志冒险抢救公款，与敌遭遇，壮烈牺牲。

如今，王根英壮烈牺牲已经四十多年了，她那虽然短促却是异常壮丽的一生革命事迹仍然铭刻在人们心里，她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她在革命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她那战斗不息、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一)

王根英原名王庶心，一九○六年出生在上海郊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自幼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她的父亲为生计所迫而当道士，母亲做过纱厂工人，她与姐姐、妹妹和一个嫂嫂都是纱厂工人。关于她的身世，她自己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写道：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还种些田，田是有点自己的，有点租人家的，另外我父亲 (现已死) 是当道士去找点钱(这种钱是不正当) ，十几口人在生活上就这样 (母亲过去也是纱厂女工) ，我认为我是出身于贫民的家庭。我的家庭虽然贫寒，可是我的祖母总是要学富贵人家的模样，重男轻女的观念很浓厚，一直是禁止女孩子不要多说话，不要多笑，笑的时候不要露出牙来，再不要跑到外面去玩等等的束缚。所以，我小时常常见到大姨母来我家时，总要跟着她去她家住。她是最爱护我的，但是不久她就要把我送回家。在家里时，我也不愿看他们对我象是恶狠狠的，所以也就整天外出，和小朋友一起玩，那也就不免挨骂呢。这时我已八岁了，家里娶了个嫂子，她是个纱厂女工，于是我自己愿意跟着嫂子去学做工，一同还有我的一个姐姐。”

王根英在还不懂得忧愁的幼年，最爱听母亲自述童年的故事。母亲家里也很穷困，在她十一岁的时候，在家没法生活，就到纱厂里当了童工。因为年纪小，开始接纱头慢，时常挨工头的打。后来经过勤学苦练，成为熟练的纺纱工。

在反动统治下的旧社会，王根英同样逃不过母亲经历过的苦难生涯。八岁那年，她就跟着刚进门的在纱厂做工的嫂嫂，偷偷地到厂里练习接纱头。母亲知道了王根英想到纱厂里当童工的心思，就告诉她：想作纺纱工，先得学会接纱头。接头接得快，才能成为一个纺纱的好手。王根英把妈妈的嘱咐记在心里，在厂里苦练接纱头，进步很快。第二年，她和十一岁的姐姐王根妹，一起进了日商在上海开的恒丰纱厂当童工。一九二三年，她又顶替姨娘的名额，跟姐姐转到英商开办的怡和纱厂继续当童工。

这些纱厂的外国老板规定，每天早晨六点上工，工人必须准时进厂; 迟到者就扣发工资，严重的收掉工牌，甚至马上开除出厂。这些苛刻的规矩，弄得所有的工人整天忐忑不安。王根英和姐姐进厂后，每天不等天亮就得起床，喝一碗稀粥，便摸黑上路。雨季到来的时候，踏着满街的泥泞，一步一滑地走到工厂门口，经常被淋得象落汤鸡一样。到了寒风刺骨的冬天，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衫，又被冻得发抖。每天要干十几小时的活，还常挨工头的打骂。她就这样在两头不见太阳的黑暗中，年复一年地度过了悲惨的童年。

那时候的上海，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是外国侵略者横行的世界。纱厂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全副武装的巡捕——人们送给他们各种的绰号：在怡和纱厂的印度巡捕是“红头阿三”，在恒丰纱厂的日本巡捕是“垃圾鬼子”，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严防罢工，镇压“骚动”。而在那破旧、阴暗，棉花絮和灰尘不断腾成云雾的车间里面，手里拿着棒子的监工——不论是日本领班或是洋大班(外国经理)豢养的华籍走狗，不停地来往巡行，防止任何工作的停顿，如果发现有人打瞌睡或稍有疏懒，棒子就会劈头盖脑地打落下来。

王根英从清晨一走进纺纱车间，就累死累活地连续操作十二个钟头。她在装满纱绽的机器前面巡回移动着，整日神情紧张地盯着飞转的纱绽，装上空的，取掉满的，发现纱线纠结了或是断了的时候，马上用那灵活的小手指重新结好。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纱绽也一刻不停止转动，纱线还在继续伸展，绒毛和尘芥落在筷子上，粘和在饭粒里面。就是这样，王根英成年累月地在这里忍受着难耐的饥饿和极度的疲困，直到精疲力竭，骨头架子简直要散了的时候，才能拖着沉重的双腿离开工厂，回到家里喘息一会儿。

在外国资本家开办的地狱般的工厂里的囚犯式童工生活，使王根英幼小的心灵，逐渐产生了一连串难以解答的疑问：为什么洋老板、包工头这样凶残狠毒?为什么我们工人这样命苦?什么时候才能过点象样的日子? ……

(二)

因为家里贫穷，王根英小时候没有念过书。她在恒丰纱厂作了两年童工，渐渐感到不识字有许多不方便。在同资本家作斗争的时候，也感到读书识字的需要。那时候，因为工头虐待童工，不顾她们的死活，每天象牛马般做工，还经常随意打骂。在她们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对资本家及其走狗们的仇恨。每逢遇到天下雨时，纱特别容易断，小姐妹们就齐心行动让它断光，然后去找工头，要求他们把纱轮子换粗或换慢。大家都这样要求，他们也不能不给换。可是，外国资本家对工人心狠手辣，对工人的剥削越来越苛刻，运用的手段也越来越恶毒。有时遇到洋老板把工资压低，将工作时间延长，她们提出意见，资本家也不理睬。大家心里很气愤，又不晓得怎样同洋老板作斗争。这个时候，王根英越发增长了读书识字、学文化，长知识的愿望。

厂里有些年岁比较大的工友，遇到王根英的时候，也常诉说不识字的痛苦。经常这么提起，越发勾起王根英想识字的心事。但是，她又转念一想，每天不停点地连续做苦工十二小时，哪有机会去读书呢? “要读书就不能做工，也就是不能生活，只好叹口气算了。”

她的父亲是识字的，本来也可以向他学识字。但因重男轻女的旧思想作怪，父亲对她的态度总是恶狠狠的，使她没有心思去问。后来，有天她忽然听人说，恒和纱厂附近有个义和夜校，工人可以去读书，每天上课两三点钟，并且不要学费。她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要高兴得跳起来。可是，她家离这所夜校太远了，自己年纪小，社会秩序又乱，夜里单独不敢出来，只有轮到做夜工时，白天去读两个钟头的书。这是在一九一九年，王根英十三岁那年的事。她的时间不多，但是学习的劲头很大，进步还是挺快的。

一九二三年，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这一年，上海党组织发展很快，各区都建立了党的区部委。地处上海杨树浦区的老怡和纱厂，正是沪东区部委活动的重点。因此，在接近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区和工人居住区里，很快办起了一批平民夜校，其中一座校舍就座落在韬朋路 (今通北路) 、培凯尔路(今惠民路) 后思恩教堂边上的一幢两开间门面的小平房里，门口挂着“思恩义务夜校”的牌子。这是党组织利用教会的名义，以新、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的工人为主要对象，以普及平民文化为由而开办的夜校。王根英、王根妹姐妹俩和她们周围的十多个小姐妹，都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

夜校开学后，王根英和这群小姐妹，一直风雨无阻地坚持上学，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她们每天干完十二小时的活儿，晚上就赶到夜校上课; 遇到上夜班做工的时候，就在上班前去上课，然后再去工厂。她们的睡眠时间因为上学虽然比以前更少了，但是大家的精神更比以前振奋。她们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通过革命老师的讲课，她们开始懂得了工人、农民为什么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受穷受欺; 资本家、地主怎样靠着剥削起家，欺压人民; 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以及当时政府的反动腐败。同时，教师还向她们讲解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苏联人民怎样推翻沙皇统治，建立起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家做主的情景。

在这里，通过革命教师的讲课，使王根英晓得了怡和纱厂老板发家的丑恶历史：这个纱厂开办于一八九五年，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第一家在华投资百万元以上的外商厂。它的创办人查理顿和马地臣，是英国的两个流氓、鸦片走私贩，曾在中英鸦片战争中给英国侵略军提供过大量的情报。他们依靠伦敦某些金融寡头做后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每年获取暴利达百万元以上，几乎能重新开办一个象怡和纱厂这样规模的厂。怡和纱厂本身，开始投产只有棉纺，以后扩充为棉纺织厂、染色棉纺——一个综合性的纺织厂，并且在厂内又新开办了怡和毛纺织厂，吞并了杨树浦纱厂，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了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

在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掠夺及中外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制度的同时，夜校的革命教师还通过讲课，告诉工人阶级应该如何进行斗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王根英在夜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是自己一切苦难的根源，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逐渐地有了一定的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启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她心里点燃起反抗的怒火，增强了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一九二四年，地下党沪东区部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具备了条件的地方开始着手发展党、团员，建立基层党、团支部。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和培养，老怡和纱厂诞生了第一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王根英首先被吸收入团，并且担任了这个团支部的书记。当时这个厂尚未成立党的支部，团支部成立后，担任团支部书记的王根英肩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根据上级党团组织的指示，她深入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教育和团结了许多工人群众。从此，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和依靠，在共青团支部领导下，亲密地团结起来，机智勇敢地同英国资本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五月，英国资本家为了加重剥削工人，对于工人的微薄工资进行尅扣。这事引起全厂工人的愤慨，在车间里议论纷纷，一致反对。王根英和其他几个团支部委员开会研究，分析了当时厂内的状况，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广泛发动群众，举行罢工斗争，反对厂方尅扣工资。会后，她们把计划汇报给沪东区部委，得到区部委的支持，马上批准了她们的要求。这样，在中共沪东区部委的直接指导下，为了反对尅扣工资事件，由共青团支部组织老怡和纱厂工人，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

对于这次罢工斗争，团支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各支委深入车间，做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对于一些胆小怕事的工友，耐心地启发她们的觉悟，鼓励她们起来斗争; 另一方面，她们深入工人群众，反复宣传这次罢工斗争的重要意义、具体要求，以及斗争的策略，反复强调在斗争中工友们必须保持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 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预先作了统一的安排。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六月间才开始罢工。这场罢工斗争共有六、七千人参加，在老怡和纱厂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英国老板慌忙开会研究对策，决定采取高压手段，逮捕这次罢工的领导人，然后威胁工人复工。但当他们逮捕王根英等人以后，激起工友们的更大愤慨。全厂工人接连几天坐地罢工，坚决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要厂方答应这次罢工所提出的要求。全厂工人在共青团支部领导下紧密团结，坚决斗争，迫使哈尔波的阴谋宣告失败，被迫放出王根英等几位工人领袖，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

这次罢工取得胜利，对于资本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对工人则是极大的鼓舞，提高了大家同资本家斗争的信心。王根英在这场斗争中勇敢机智，充分表现了她的革命精神和领导才能。

(三)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的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 接着，发生南京路上的大屠杀，由此爆发了全国性爱国反帝的“五卅” 运动。

针对帝国主义制造的这些血案，中共中央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进一步放手发动各阶层群众，号召上海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坚决地向帝国主义者进行还击。五月三十一日晚，党中央决定，并由工会联席会议商议，一致通过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的第一个决议，就是要求全市各界从六月一日起开始总罢工。

六月一日清晨，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决议，怡和纱厂老厂的七千五百多名工人，在王根英等人的带领下，高喊着“报仇雪耻” 、“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等口号，冲出工厂，参加了全市各界十五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来到南京路上，与帝国主义派来镇压的巡捕遭遇，成群的骑兵穷凶极恶地向游行队伍扑来，企图驱散游行队伍。工人们奋勇直前，进行搏斗，把巡捕从马上拉下来，挥拳猛打。巡捕又用早已准备好的高压水龙，对着游行队伍冲射。工人们依然手拉着手，挺胸前进。这一天，王根英始终走在怡和纱厂队伍的最前列。她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面鼓励大家前进!

在厂里，党、团和工会积极组织工人群众同英国老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提出了保障工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十一项要求：一，工人工资每月至少不低于十五元; 二，工资应按物价至少每年调整一次; 三，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四，星期日要休息，工资照发; 五，不得无故打骂和乱罚工人工资; 六，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七，因公死亡应发给抚恤金;八，工人在病假期内，厂方应负责医治，并发给半数以上工资; 九，改善女工、童工待遇，妇女生产期内，应有一个月病假期，工资照发; 十，工人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 十一，改善工厂设备，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罢工期间，王根英废寝忘食，领导工人坚持斗争。作为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工会的负责人，她和党支部书记李时民及其他党团员一起，挨家挨户到工人家中访贫问苦，送去从中外各方面募集来的救济金，及时解决了工人群众的生活困难，鼓舞了工人们的战斗意志。广大工人坚决表示：一切按照上海总工会的要求去做，不获全胜，决不罢休，资本家不答应工人提出来的要求决不复工。

波澜壮阔的“五卅”反帝运动，象一股强劲的飓风，冲击着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本营，同样震慑了老怡和纱厂的英国资本家。怡和纱厂的七千五百多工人，在全国人民反帝风暴造成的有利形势下，齐心协力，经过四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迫使洋大班哈尔波答应了全厂工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同时，英国资本家还被迫同意，罢工期间每人发给三块钱的补贴。

持续四个多月的罢工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复工这天成了全厂工人无比欢乐的节日，他们兴奋地排着长队，高举着五色缤纷的标语，浩浩荡荡地绕厂游行，用大示威来庆祝这次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

但是，“五卅”运动过后，英国资本家、日本资本家就开始向工人反攻倒算，把原来答应的条件全部推翻。怡和纱厂老板哈尔波还借口厂方有“困难”，扬言要削减工人，同时雇佣了一批打手，在厂里到处寻衅闹事，在车间里欺侮女工、童工，恫吓、打击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并且积极准备迫害领导斗争的工人领袖。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直在暗中窥探工人斗争动向的洋大班哈尔波，通过工贼的侦察了解，终于搞了一份怡和纱厂的黑名单;并与租界巡捕房相勾结，制定了逮捕计划。在这份黑名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王根英。

十一月底的一天，王根英和邢红珠等带领一部分工人，到青云路去参加上海总工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回来后没有来得及上夜班。次日傍晚，工人正在交接班，纱厂总管孙富生领着一个绰号“打人老毛”的英国人，突然到车间里来，一见王根英就问：昨天夜班为什么许多人没有来?你们都往哪里去了?王根英见他们这副气势汹汹的模样，早知道来意不善，便沉着地回答说：昨天我们没有出去，有个工友病倒了，我们都去看她了。“打人老毛” 一声奸笑，指着王根英和邢红珠说：那好，我们大班请你们二位去谈谈。

她们来到哈尔波的办公室。诡计多端的哈尔波，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见她们进来，装出一副笑脸，妄想用加工资、当 “拿摩温” 来利诱、收买她们，要求她们以后不再带头闹事。王根英当场厉声驳斥说：别做梦了，你想收买我们做奴才，那是痴心妄想，永远办不到。只要有你们压迫和剥削工人的一天，就必然会有我们工人反抗的一日。哈尔波恼羞成怒，当场露出凶狠的目光，大声命令暗藏在里屋的打手，把王根英、邢红珠抓了起来，带上早已候在厂门口的警车，押解到榆林路巡捕房。

王根英和邢红珠被捕的消息马上传遍每个车间，激怒了全厂的工人。细纱车间共青团员王翠珍、姚素珍等带头关了车子，动员工友们起来斗争;粗纱车间共产党员马振开带了一批男工，团团围住哈尔波质问; 其他各车间的工人也都行动起来，人群象潮水般涌向工厂门口。随后，在工会统一号令下，全厂几千名工人，浩浩荡荡地朝巡捕房冲去。

这个时候，怡和厂党支部书记李时民和区部委工会负责人等，密切注视着这场斗争，及时研究情势的发展。涌向巡捕房的工人们，根据党支部的部署，由党员和积极分子带领，分成几个小队，从四面八方把巡捕包围起来，一面呼喊口号，一面向里头掷石头。那些被群众威力震慑了的巡捕们一个个缩着身子不敢露脸。手足失措的探长，虽然内心里对工人咬牙切齿，但是想起刚刚平息的“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心有余悸，岂敢再用武力镇压。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想了半天，才对缩头缩脑的巡捕大声叫道： “愕着干嘛，快拿水枪冲! ”

随着探长的命令，几支水枪马上接通了水源，劈头盖脑地直向工人头上射来。许多来不及躲避的工人，都被强烈的水注冲倒在地，浑身湿透。时届深秋，夜晚寒气袭人，工人们衣衫单薄，有的还赤着双足，经水一淋，更觉寒冷，特别是一些童工冷得直打哆嗦，但是大家毫不畏惧，爬起来坚持喊口号、掷石头。巡捕房使用了全部的水龙，未能驱散工人群众，他们又怕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便打电话给哈尔波，哈尔波万般无奈，只得要巡捕房 “放人” 。

经过两小时的搏斗，工人取得了胜利。当夜九时左右，巡捕房的大门打开了，王根英、邢红珠在一片欢呼声里回到了工友们中间。工人们怀着胜利的喜悦，高兴地跳跃、欢呼，热情地拥抱她们。

王根英和邢红珠由群众簇拥着回到工厂，党支部决定举行罢工，由工会向英国资本家提出：厂方必须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以后不准抓人; 停工期间工资照发。厂方必须老实接受，工人才能复工生产。罢工延续到第四天，哈尔波便被迫接受了工人们的全部条件。

刚满十八岁的王根英，在“五卅”运动的斗争风暴中经受了锻炼。这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全国性反帝斗争，极其深刻地教育了王根英，在她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后过了很久，她还曾非常兴奋地谈起这一段终生难忘的斗争经历：

首先由恒丰厂发起罢工，接着就是我们，六、七千工人也罢下工来了，宣传日本人打死了工友顾正红，然后我们也组织了工会，再宣传别家罢工，帮助(他们) 组织工会。当时罢工的一、二天内，只要见到马路上穿西服的，不问他是不是日本人，拉来就打。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运动也是多么热烈啊! ”过后两星期，由义和夜校的林先生夫妇介绍我入青年团。以后除了工会工作之外，经常找些青年女工来谈话，也把他们介绍给青年团。团员发展了，当时指定我当小组长，后来便发展到二十多，同志们都推举我当支部书记，我就不推托担任了。罢工数月之后，口头上马马虎虎答应了一点条件就复工了。这时候是工人更集中了，我们晓得资本家是很狡猾的，所以我们积极努力的发展团员，过了二、三个月，团员发展了六、七十，多是能起作用的。……

年轻的王根英领导团员们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她们的胜利引起别厂工友们的羡慕和效法。不久，她又被推选为这个厂的工会主席。一九二五年，王根英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四)

英、日资本家在“五卅”运动结束后对工人进行的反攻倒算，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向导》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为 ‘五卅’ 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的宣言，号召全国各界民众挺身奋起，高高举起反帝反军阀的旗帜，掀起革命斗争的新高潮。

当时，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以及沪东区部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以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的名义，领导怡和纱厂工人首先发动罢工，对英国资本家进行反击。

在开始罢工前，王根英领导工会组织了一批工人，拿着木棍、铁棍和斧头，对怡和厂内一些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厂内党员吴启杰和粗纱间钢丝车上的几个工人，在总管孙富生每日必经的薛家浜，用斧头将其砍伤; 接着又把代替他做大总管的原摇纱车间包工头“大和尚”，用木棒狠狠地揍了一顿; 还用铁棍将“大和尚”新选拔的拿摩温金凤、贵福痛打一顿; ……这些事情迅速地在全厂传开，那些包工头、拿摩温十分惶恐，暂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工人对抗了。反动势力的削弱，使得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发动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广大工人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紧密地团结在工会组织周围，再次显示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

赵世炎、汪寿华和沪东区部委十分关心老怡和纱厂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经常找厂党支部成员了解情况，商谈工作。他们看到老怡和纱厂的工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罢工的条件已经具备，便决定按预定计划由老怡和纱厂以纪念“五卅” 运动周年的名义首先发动罢工，然后推动沪东地区各界民众罢工运动的发展。

六月十日，总罢工正式开始。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王根英和李时民等组织并且带领党、团员分头到各车间的工人中去，把工人组成若干支队，统一行动。随后，党支部又派王根英和邢顺娣、范家宝等人，代表工会向英国资本家提出了包括“不准撕毁协议”在内的十二项复工条件。

十日这天，党支部组织全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工人们拎着浆糊筒、标语纸、传单等，从杨树浦路厂门口出发，一直到英、日帝国主义驻上海领事馆门前，高声呼喊着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共产主义的五卅烈士精神复活起来! ”这个时候，沪西日本纱厂、英商电车公司等单位的党组织，闻讯也派出工人游行队伍前来助威，几支游行队伍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怡和纱厂老板哈尔波接连吃了几次败仗，遭到怡和洋行董事长的严厉训斥，气急败坏地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只让他手下的那些工头、走狗出来同工人周旋。但他贼心不死，暗中策划新的阴谋。

罢工坚持了两个多月，哈尔波一直装着不理不睬。他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样的鬼胎，工会下一步应该如何动作，是王根英时刻在考虑的问题。

这一天，王根英冒着盛暑的余威，正沿着发烫的人行道，朝着设在厂外的怡和纱厂工会走去。路上，忽然工人纠察队队长吴启杰气呼呼地赶上来说： “工头陈毛毛，不知从哪里招来一批新工人，说要去开工，被我们纠察队拦住了，正在争吵呢! ”

“啊! ”王根英眼睛里一亮，马上猜到这就是哈尔波的鬼花样。她折转方向，跟着吴启杰向出事的地方走去。

怡和纱厂工人的纠察线就设在离厂不远的马路上。王根英走近来，只见留着细分头、镶着大金牙，身穿香云纱衫的陈毛毛，正站在纠察线外高声嚷叫着： “这是干什么? 自己不干活，还不许人家干活! ”说着，又转身挑动他背后一大群新招来的工人说： “他们不让你们去，你们不能冲过去吗?”

这一群人里面现出一阵骚动，工人纠察队也正一个个摩拳擦掌，气氛异常紧张。王根英见此光景，快步赶上，站在高处大声呵斥说： “陈毛毛，你在干什么?”

包工头陈毛毛曾经多次和王根英打交道，深知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见她来了，只得收藏起满脸的凶相，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是这样的，王师傅，大班要招收一批新工人，要我带他们去熟悉熟悉厂里情况，不料纠察队拦着不给走! ”

王根英一针见血地说： “大班倒是会用心计，早不招收，晚不招收，这会儿咱们工人罢工，他突然招了一批人来，明摆着是破坏罢工嘛! ”

陈毛毛听见她单刀直入，击中要害，不敢正面狡辩，回转身又去挑拨那批新招来的工人： “大班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失业在家没钱拿，大班招工是帮助你们解决生活问题，他们这伙人罢工有总工会分给他们津贴，可他们也不让你们上工，你们可要养家糊口。”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王根英说： “这是他们工会的头头，你们找她去评理! ”

这番歹毒的挑拨，暂时产生了一点效力，在新招来的人群里引起了一阵骚动。陈毛毛得意的闪在一旁，想在那里“坐山观虎斗” 。

王根英压住心头的怒火，向在场的全体工人大声问道：“工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罢工?”

吴启杰高声回答说： “洋大班和狗工头压榨我们! ”

王根英说： “对! 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我八岁就进帝国主义的工厂当童工，每天要从鸡叫做到鬼叫，所得的工资只有一角钱，别说养家啰，自己一个人都难以糊口，进出厂要抄身，上班不要说吃饭时间都没有，连上厕所都要受限制。在这里，洋大班每天在车间里巡视两次，在洋大班巡视的时候，拿摩温把所有的厕所门都锁上了。一个童工吐口痰在地上，被洋大班看见了，硬逼着她要把那口痰吃掉! ”

大个子纠察队员蔡文锦也站出来说： “我们车间里的一个童工，一次不小心，把筒管落到车肚子底下。洋大班逼着她去拣，结果辫子被卷进机器，人给轧得血肉模糊。洋大班仅仅看了看机器是否坏了，扬长而去。孩子的父母哭到厂里来，洋大班叫包工头陈毛毛把孩子的父母赶出厂外，并且把这个孩子的尸体用箩筐抬出厂外了事! ”

“你们看，我手臂上的伤痕! ”人群里响起一个童声，小纠察队员、童工小陈忽然登上高处，撩起袖子说： “就是今年夏天，一次绕了一些线，准备下班去放风筝用，在门口给包工头陈毛毛抄着了，把我一顿打，还罚我站在烈日下，晒得我头昏脑胀，汗水如雨淋，幸亏师傅们赶来，把我救了出来。”

听到这里，陈毛毛脸色顿时变了，吓得直发抖。正在这个时候，在他带来的这批新招来的工人里头，有个人愤怒地高声骂道： “工头陈毛毛说得多好听? 说什么英国人的厂文明啦，什么‘怡和’厂就是‘快乐’与‘和睦’的乐园。这样看来，开厂的洋鬼子都是一个样的黑心肠。”另一个新来的接着说： “陈毛毛这家伙，存心把我们朝地狱里送嘛!”

王根英望着激动的人群，继续大声说： “世界是我们劳动大众创造的，我们双手生产那么多财富，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 这些钱落到哪里去了呢? 落到帝国主义者的腰包里去了，落到陈毛毛这种狗腿子手中去了，咱们那一点低微的工资，经过三层尅扣：洋大班扣一层，包工头扣一层，拿摩温扣一层，到我们工人手里还有多少呢? 包工头陈毛毛每逢过年过节，还强迫工人给他送礼送钱，否则就要找个借口开除工人! ……”

她的话还没讲完，新招来的人群中又有人议论说： “这次招工，他还骗去我们每人两块钱，叫什么‘见面礼’!”

平日饱受陈毛毛欺侮过的工人，气得一个个怒不可遏，一齐拥上前去，拳头象雨点般落在陈毛毛身上。这个作恶多端的洋大班的走狗，不大一会儿工夫，就被打得气息奄奄。他被几个小狗腿子抬走，到医院就一命呜呼了。

包工头陈毛毛被工人打死的消息，马上在厂里传开了，工人们听到，无不称快。哈尔波串通租界巡捕房，开来了两辆消防车抓人 (他们怕警车抓人太显眼，特地改用消防车) ，强令工人复工。王根英带领工会的同志冲上前去拦住辩理，同时组织工人包围了消防车，砸坏了司机棚的玻璃; 房顶上的工人，还用梭子、筒管、砖头照准巡捕痛打，迫使消防车灰溜溜地撤走了。

党支部紧接着在厂对面的茶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仔细分析了厂内外的形势。为了再次粉碎哈尔波的反扑，还研究了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工人纠察队要加强巡逻，设置瞭望台，密切注视巡捕房的动向，组织小分队到厂外去寻求社会的舆论支援和物资支援，解决工人生活问题，等等。

这次罢工已坚持四个多月。哈尔波在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以后，不得不冷静下来正视现实，暂时认输，无可奈何地同工人代表谈判，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复工条件，其中包括每人每天增加三分钱米贴。

在历次罢工斗争中，厂里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比较复杂，党的活动还不易公开，英国资本家执意要求这些同志离厂。因此，江浙区委、沪东区部委决定把党支部书记李时民、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王根英等四十多名党团员撤离老怡和纱厂。

可是，王根英和她的战友们在这里领导工人长期进行的斗争，为这里的党团组织、工会组织都打下牢固的基础。以后老怡和纱厂一直保持着模范支部、模范工会的称号。

(五)

一九二六年夏天，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军阀统治，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头两次起义都因准备不足和国民党方面动摇，在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英勇的上海工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于二十二日占领上海，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王根英勇敢地参加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她离开怡和纱厂后，先被安排在沪东区部委负责妇女工作，不久又调到上海总工会任组织员。三次武装起义她都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工人武装纠察队队员，负责运送起义用的枪械等工作。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那天，当工人队伍到达华德路(今上海染印三厂附近) 的时候，王根英从家里拿出几支枪和一箱弹药，分发给起义工人。这些枪枝，是周恩来在起义前亲自到沪东区部委了解情况时送来的，弹药则是区部委秘密购买的。当时王根英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哥哥的反对，把这些武器藏在家里。她在同敌人周旋时很机警，斗争很勇敢。有次在商务印书馆同巡捕对抗，她曾奋勇夺过巡捕的手枪。在这次起义中，女工队伍还到虹口公园西北面的铁道上卧轨，以阻止吴淞口方向增援上来的敌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三十小时的激战，打败了军阀部队以后，在全市人民欢呼胜利声中，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王根英当选为市政府委员。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工人遭到残酷的屠杀和镇压，上海又处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参加临时市政府的共产党员和左派成员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蒋介石通缉。开头，王根英在工人中间隐藏起来，根据上海总工会的命令，领导工人继续罢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但是正象王根英后来所说那样： “军事上的失败，就使工人失去了保障，资本家就乘势收买走狗去工会捣乱，破坏罢工，我就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了”。

因为王根英在历次罢工斗争和武装起义中冲锋陷阵，总是站在最前线，在上海的反动营垒中，很多国民党警探、流氓以及租界巡捕房的暗探，都知道她的名字，要跟踪抓她，使她无法公开活动，而且在家里也不安全，总有人盯梢。到了晚上，王根英东躲西藏，时常住在别人家里不回家。在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内要转移七、八个地方。过了不久，她便怀着对反动派的深刻仇恨，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前往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她一起当选为上海党的代表的，还有她在怡和厂的小姐妹邢仁娣。

就在这个时候，经人介绍，王根英和陈赓相识。陈赓于一九○三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其后参加了广东的两次东征战争，一九二六年前往苏联学习保卫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回到上海，辗转来到武汉，任北伐军将领唐生智总部的警卫营营长。陈赓听到王根英苦难的身世，晓得她的勇敢斗争精神，深受感动; 陈赓多年以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心，也使王根英衷心敬佩。共同的革命理想、革命的深情厚谊，把他们亲密地联结在一起。两人就在当时全国革命中心武汉，结为伴侣。

“五大”会后，王根英又和邢仁娣一起，作为上海派出的代表，于五月间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但是，当她们到这个大会筹备处去报到的时候，由于白色恐怖弥漫全国，各地已经来到武汉的代表只有十五人，暂时无法开会。党组织决定：各地已经报到的代表先去长沙，各自介绍自己的斗争情况，交流斗争经验。当时分配给王根英的任务，就是要她宣传工人阶级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她们到达长沙不久，国民党何健所部第三十五军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突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动“马日事变”，叛变革命，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以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王根英等一行到长沙的十五人，在敌人发动疯狂屠杀的环境中，只得分别隐蔽起来。王根英和邢仁娣藏在一个共产党员家里。这时陈赓曾经派人到长沙接她，没有找到。及至长沙至汉口的火车恢复通车，她们两人由陈公庆陪同，悄悄登上一节货车厢北上。同车厢还有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老婆，王根英等主动跟她搞好关系。火车到岳州站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拦车检查，曾说陈公庆贩卖人口。陈公庆说，他同王、邢两位是亲戚; 那个军官老婆说：她们几个人满规矩的。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一夜才到武昌，下车后在黄鹤楼稍事休息，就乘船渡江到汉口，陈赓曾请他们三人吃饭，以示对陈公庆的谢意。后来，王、邢两位参加了第四次劳动大会。

尔后，王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又出席了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并且被调回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六)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其后，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途中，陈赓于八月二十四日在会昌战斗中负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他历尽千难万险，经过汕头、香港来到上海，已是十月中旬。

陈赓一到上海就和王根英会面。自从在武汉二人分别以后，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信息。她在报纸上看到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的消息，非常兴奋;不久又得到了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利的消息，担心和悬念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强烈地折磨着她。如今，忽见陈赓拖着重伤的腿，备历艰险来到上海，便非常高兴地把他安顿在家里，尽心照料，并且马上帮助他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党组织了解陈赓的伤势严重，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当时王根英正在党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常到医院探视、照料陈赓。牛惠霖大夫和他弟弟牛惠生的医术高超，按照陈赓的愿望，把折断的腿骨重新给他接起来，保住了这条多处负伤的腿。

在陈赓住院治疗的时候，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倡议正在上海筹划成立中央特科，以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陈赓曾于一九二六年冬天，被派往苏联学过保卫工作，因此，一九二八年四月，陈赓受伤的腿还未彻底治愈，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

这个时期，陈赓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他的工作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王根英就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还把她的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带来，组织了一个象样的家庭，以免敌人疑心。第二年，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每次都须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先后在霞飞路、辣斐德路、保定路等地住过。在此期间，王根英努力地掩护陈赓，保障他的安全，使他能正常地进行工作。她自幼生长在上海滩，很早就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平素，她细心而巧妙地观察房前屋后的动态，注视着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紧张局面。无论是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或是遇到便衣特务的打探，她都能够机敏地对付过去。她对同住的弟弟、妹妹，也经常进行保守秘密的教育，弟弟王心昌还帮助陈赓送过信。知非逐渐长大一些的时候，自个能说会跑，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下面。在知非三岁的时候，有天独自个悄悄地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爸爸藏在床头的手枪，天真地说： “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知非，紧跟知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问她： “你家有枪吗? ”她便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机密，马上机警地回答： “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 因她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就把印度巡捕支使走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发生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由于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李克农及时地掌握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陈赓、李强等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彻底粉碎了顾顺章及其主子妄图破获党的中央机关的阴谋诡计，使上海党在千难万险的局势中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顾顺章叛变以前，陈赓同顾顺章工作关系密切，不仅陈赓工作上的来往关系顾顺章都晓得，陈赓的亲友顾顺章也全都认识。因此，这事发生后，周恩来便叫陈赓隐蔽起来，免遭敌人的暗算。不久又派他去天津工作。

这年六月十六日，陈赓便和陈养山北上天津，王根英和知非随同前往。他们到天津后在法租界交通旅社住下，对外宣称要在这里开设商店; 陈赓是老板，王根英是老板娘，陈养山是伙计 (账房先生) 。

陈赓来天津的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同志，清查叛徒，同时研究在天津能否建立特科工作，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当时天津党组织遭受的破坏异常严重，许多同志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他们冒着盛夏的酷热，紧张地同叛徒密探周旋了三个月，由于时间短，营救工作未能完成; 又因共同工作的一个同志被捕，被迫离开天津。这年九月，陈赓装作一个病人，带领全家同陈养山从天津乘火车绕道青岛，改乘一艘日本邮船返回上海。

不久，陈赓就被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

(七)

一九三一年十月陈赓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红色区域以后，王根英带着孩子留在沪东区坚持工作。当时，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上海也正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九一八”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祖国大地，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每一个中国同胞。中国共产党号召发动群众，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到处响起抗日救亡的呼声。党在这时候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区找到王根英，转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且指定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此，王根英投入紧张的抗日斗争，她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日夜不停地奔忙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旨意，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个时候，上海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王根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 (担架队、护士队) ，直接开到前线服务。王根英和工人们一起，在炮火中抢救、运送伤病员，夜以继日地奔波，常常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她和同志们每天夜晚都到沪西自鸣钟附近的一个亭子间里碰头，向帅孟奇汇报情况。往往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感到肚子饿了。王根英便设法去借钱，买几碗阳春面让大家充饥。最后，上海抗战虽然被蒋介石出卖了，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投降的《上海停战协定》，十九路军也被调往福建去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但是党所点燃起来的抗日救亡大火，却越烧越旺，成为熊熊烈焰。

“一·二八”抗战结束后，王根英回到工厂做工。她先到香烟厂当临时工，为时不久，就被厂方解雇。她又进套鞋厂做工，进厂二十多天后，厂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资本家为要加强对工人的管理，强迫工人拍照片存档，遭到工人强烈反对。王根英根据全厂工人的情绪，向党组织请示后组织工人进行斗争，要求厂方取消拍照片的规定。由于工人内部没有团结好，这次斗争失败了，她和几个积极领导斗争的工人都被开除。

当时适值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调去担任部长，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夏之栩任女工部秘书。她俩带着知非，同住在英租界的一个亭子间里。王根英几乎每天都往工厂里跑。她走了，孩子就由夏之栩照管。她经常回来很晚，孩子等急了，就哭着要夏之栩带他找妈妈去。在此期间，上海丝厂工人由于生活太苦，活不下去，就自发地举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王根英得到消息，便去帮助丝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因为丝厂党组织的力量很薄弱，又因当时丝业萧条，老板破产，丝厂工人的斗争没有得到胜利。

这年秋天，组织上又要王根英和夏之栩到全国总工会办的训练班去培训工会干部。训练班的任务是进行政治教育，同时教育工运骨干学会如何在秘密情况下做工会工作。党很重视训练班的工作，刘少奇亲自到这里讲过几次课，王根英每次都和学员一起听课。

王根英对党赤诚，为人忠厚，深得大家的赞扬。这时同她朝夕相处的夏之栩说：“我和根英同志相处不到一年，对她的印象很好。她待同志诚恳、亲切，不分彼此，生活很朴实。我们在一起时，吃饭是我俩用一个打气的汽炉子做。为的是不同外人一起做饭，以免泄露秘密。喝水，就到老虎灶去打开水。做这些事，她很熟练。陈赓同志多次提到这只汽炉子，好多党内同志都熟悉这只汽炉子，听说现在还保存在知非的姥姥家里。”

在此期间，王根英患过一场猩红热病。开始发高烧，还以为是白喉一类的病，一直由夏之栩在家里照顾，不敢到医院医治。当时党的机关所以全都安置在租界里，就因为租界不报户口，可以随时搬家，改名换姓，便于隐蔽。但是租界里有一个规定，如果谁家有人患了传染病，巡捕晓得了就要到患者住处去消毒。王根英害怕巡捕到她们的住处来，泄露党的机密，忍着病痛坚持不去医院。直到病情恶化，连续几天发高烧不止，才到医院诊治。到医院后，对医生说是刚从乡下来医病的。医生确诊是猩红热，就住院治疗。王根英病愈出院，党又调她到全国总工会办的另一个训练班去工作，夏之栩这时调到中央组织部驻沪机关。

过了不久，陈赓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来了。原来，陈赓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到达鄂豫皖后，曾经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任第十二师师长、方面军参谋长。在第三次、第四次反围攻中，他率部英勇奋战，多次取得重大胜利。一九三二年秋天，在新集 (今新县)胡山寨战斗中，陈赓右腿膝盖处负重伤，还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同年十月，当红四方面军越平汉路西进的时候，陈赓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医治腿伤。

陈赓这次来到上海，又是经过王根英找到党组织的，也还是在牛惠霖医院里治疗的。陈赓腿伤治愈后，准备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前往中央红区工作。组织上原决定王根英和他一同前去，王根英得知党的决定，能到中央红色区域工作，心里非常高兴。陈赓出院前后，她已经把动身有关的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她人虽还在上海，心早飞到红色首都瑞金。不料在他们动身前夕，陈赓突然因叛徒出卖被捕。当时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顾白区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三天两头搞飞行集会，强令组织游行示威和发动罢工，致使许多党、团员与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王根英眼看着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忽然又得知陈赓于三月二十四日被捕，受到很大刺激。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四月一日敌人又将陈赓押解到南京去。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越发焦急，霎时间一阵头晕眼黑，支撑不住，竟和怀里抱的知非从酒楼上摔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知非摔下来的时候，被下面的人抓住一只脚，因而保住了性命，但却把脑袋摔破了，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至今头上还留下一个疤痕。此后，王根英在妈妈家里住了几天，害怕出事，又到上海郊区乡下杨家浜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才又回到上海，设法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陈赓从南京狱中逃到上海的时候，王根英正隐蔽在杨家浜。他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时候，曾到通北路底王根英的娘家找根英，根英不在，他已来不及再找，便对岳母说： “这次走后，短时间不会回来，根英有病，孩子只好留在外婆这里，委托外婆抚养。”

(八)

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间，王根英的病已渐渐好了，便从乡下回到上海市区通北路底家里，一面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一面谋求职业。当时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王根英奔波数月，两件事都未能办成。

这年十二月间，由于叛徒出卖，王根英在家里被捕。出卖王根英的叛徒是张小妹和她的丈夫陈月先。张小妹是“五卅”运动时期和王根英一起闹罢工的恒丰纱厂女工，曾是这个厂的党支部干事。她的丈夫陈月先先叛变了，叫张小妹去打听王根英的住址。一天早晨，张小妹的母亲买菜时看见早先同张小妹、王根英一起在纱厂做工时的小姐妹，辗转打听到王根英的住处。当天下午，张小妹就到王根英家探明路径。第二天早晨，王根英和弟弟在家里正准备吃早饭，一个穿长袍的瘦长个子特务来了，在外面还有好几个狗腿子守着。特务气势汹汹地进来，叫王根英跟他“走一趟”。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说。王根英的弟弟说： “我跟你去吧! ”那人不肯，一个劲地缠住王根英不放。特务如此蛮横，弟弟和家里的人都很气愤，想把特务打死。但王根英考虑到不能连累弟妹，示意他们不要莽撞。结果，这天的早饭没有吃成，王根英就跟随瘦长个子特务走了，再没回来。后经多番打听，知道她被关在提蓝桥监牢，也不让家属探望。

王根英在上海经过会审公堂①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后引渡给上海市公安局，马上又被押解南京宪兵司令部转送到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这时早先被捕的帅孟奇、夏之栩等人，已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转到这个监狱里来了。在这个监狱的女牢房里，关押的女政治犯有二十几个，除一两个党的外围组织的革命群众或家属外，都是共产党员。当时三号牢房里住的是被判无期徒刑的帅孟奇、夏之栩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的耿建华、十五年的何宝珍等，隔壁二号牢房里是钱瑛、纪钧、肖敏等人。王根英被押解到这里，和熊天荆等一起被关在八号牢房里。在二号和三号之间的墙壁上有一个小洞，安一盏小电灯，容易传音。三号的几个人，有事就和钱瑛商议。这样就以这两个号为中心，自然形成了以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为中心的领导核心，而在其他号子里，每处也至少有一个骨干，王根英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监狱的看守多是雇佣来的，并不懂得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区别，她们看到这些女政治犯斯斯文文，说话和气，从来不同她们吵闹，因此内心表示同情。常在中午或晚饭后，私下里把牢门打开让大家透透气，通点风。于是，大家利用放风、倒马桶、洗衣服和饭后洗碗的机会，抓紧传递消息，有事就分头通过骨干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由三号的同志和钱瑛一起研究以后，再把决定传给大家。狱中的几次绝食斗争，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当时，泛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国际互济会东方支部的波兰人牛兰，范绿意丝夫妇，被国民党逮捕送来模范监狱。他俩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社会人士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国际舆论也大力声援，但国民党仍不理睬，牛兰夫妇就在狱中宣布绝食。三号牢房的同志和其他牢房的骨干得知此事，经过酝酿，一致同意以绝食的行动支援他们。她们向监狱当局提出的要求是：一、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 二、允许亲友向监内送书、送食品; 三、牛兰夫妇应当无罪释放。接着就开始了绝食。要在狱中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大伙齐心，否则不是饿死人，就是坚持不下去，使斗争失败。开始狱方对她们不加理睬，还把几个判无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了一顾，然后由典狱长钮传琦对其余的人进行挑拨，阴谋分化，他说： “你们别跟那几个无期的闹。她们是没指望的，你们还有希望。但是大家团结得很好，没有一个动摇的。俗话说： “七日不食则死”。大家坚持到第七天，监狱当局慌了，怕饿死人，被迫答应了大家提出的条件。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先期开始绝食已经奄奄一息的牛兰夫妇由狱方送进医院治疗，治愈后即行释放，牛兰夫人范绿意丝在出狱前还来看望了声援她们夫妇、共同绝食的难友们。此后不久，又取得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的胜利。女监里的普通犯人深受感动，对政治犯的坚强意志非常佩服，有些看守也产生同情，私下里延长晚饭后洗碗的时间。

女牢房政治犯出出进进，由二十多人增加到三十多人，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一九三五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几乎把取得的胜利全部葬送掉。有个政治犯不是党员，也不识字，但她参加过前次的绝食斗争，认为胜利很容易取得。有天晚饭后的洗碗时间已经过了，别人都已回号子了，她还在外面蹓跶，并且和看守争吵起来。看守报告了最凶狠的“二科长”，二科长不问青红皂白，便下命令：此后除放风外，不准政治犯出号子，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由普通犯人代做。针对此事，党员们利用放风的时间，和骨干们商定，准备再次绝食，决心争回失去的权利。事先还同大家说好，绝食绝喝自愿参加，但参加后即不允许中途退出。绝食开始以后，年老体弱的同志头晕目眩，有的呕吐黄水。大家忍着难耐的饥渴，面对着狱方送来的饭和水，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毫不动摇。这种坚强的斗争行动，震动了整个女监。到了第四天，狱方感到问题严重，只得由典狱长出面宣布：一切恢复原状，希望大家复食。这场搏斗又获得了胜利。

王根英在狱中积极参加绝食斗争，表现得坚决、勇敢，在自己的号子里起了带头作用。她一面自己绝食，一面还跟其他女政治犯一起向普通犯人宣传绝食的原因，取得多数人的同情。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主动帮助难友，和同志们相处很好，由于陈赓这时远在中央红色区域，她母亲的家里极度穷困，别人都有钱寄来，唯独她没有。因她自幼过惯了穷困生活，也不以为苦，还常为大家做些洗衣服一类杂活。

共产党员总是把监狱视为一种学校，利用坐牢的时间学习政治和文化，而不让时间白白地空度过去。模范监狱女监的政治犯也是这样。王根英和其他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抓紧这个时机学文化，请文化水平高的当教员，熊天荆、帅孟奇给她以很大帮助。熊天荆是上海大夏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学生，负责教她算术。王根英非常用功，学得不错 (都是利用倒便桶和饭前饭后以及放风的时间学的)。她在狱中还学会了刺绣、挑花这门手艺，曾经给知非绣了一对老虎枕头，托人带出来给知非留为纪念。

一九三六年秋天，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调出，都转移到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到了这里，院方按每人的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帅孟奇等都说自已是工人，不识字，结果被分配在三班，以“学文化”为主。院方规定，全体犯人每天都得去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课，分在三班的同志故意叫喊听不懂，拒绝听。闹得教员没办法，只好改教他们文化课。她们刚到“反省院”的时候，本来是两人住一间房，因为有个叛徒告密，说女犯人调皮，结果改成“单人牢房”，每人住一间，单独关起来不许和旁的犯人一起生活; 平时上课、吃饭、洗脸，也都是一个班集体活动，随时有人监视，不准互相谈话，以致大家很少有机会联系。

王根英就这样被敌人关押了三年多时间。面对着敌人的酷刑和牢狱生活的折磨，她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对党忠心耿耿，坚贞不屈，和难友们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九)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和叶剑英等一起，直接同蒋介石及其代表人，先后在杭州、庐山、南京、武汉，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正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 “五项国策”中的一项，是历次谈判斗争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这个时候，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回宁的学生并且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 (她和王根英同时在怡和纱厂做工，并且一起参加了当时的历次罢工斗争) ，听了报告后，向周恩来说：王根英仍在狱中，还被关在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会把她接出来的!

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王根英所在“反省院”的情况也已有了很大改变，国民党再也封锁不住外面的消息了。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情况变化更快，这里的看守对政治犯的管理也有些松动。周恩来要到监狱来的消息，王根英和在这里的许多女政治犯也都事先听到信息了。只是这些消息来得太突然，她们有点将信将疑，乍一听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

八月十九日上午，周恩来和叶剑英、童小鹏等一起来到晓庄“反省院”。周恩来看了 “反省院”全部政治犯名单，点着王根英和夏之栩、张琴秋三个人的名字 (其他同志，在被捕后改了姓名) ，对这个“反省院”的院长说： “今天我们要见见她们。”院长满口答应，马上派人把她们三个叫出来。

王根英她们三个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时候，都被这意外的会见惊呆了。叶剑英先开口说： “怎么，不认识我们了? ”她们才都如梦初醒非常高兴地迎上来，还把关在这里的其他同志的真实姓名，一一做了汇报。

周恩来同她们略事寒暄，亲切问好后，转向这里的院长说：今天先把她们三人带走。对方立即表示同意。站在一旁的特务却说：张琴秋是俘虏，若要出去，须得经过顾祝同的命令。这时，夏之栩向周恩来建议：熊天荆有病，可以让她顶替张琴秋先出去。院长又同意了。特务却又提出：要走，还须有保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院长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担保，可以吗?院长连连点头说：行，行! 周先生要保还能不行!

于是，马上填了保单。周恩来又说：我能不能和大家见见面?院长又是满口答应，立即就叫关在这里的政治犯都到礼堂集合。周恩来和叶剑英向这里的全体政治犯作了形势报告，讲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一致抗日;还说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也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并且在南京、重庆、西安、武汉等地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周恩来还告诉大家：不久，你们即可奔赴抗日前线。他们的报告鼓舞了全体政治犯的抗日热情，受到热烈的欢迎。

报告会结束后，王根英等三人到牢房收拾好了东西。周恩来等回去后就派车来，把她们接到南京付厚岗一号——这座小楼原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住宅，临时借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她们一到八路军办事处，就忙着营救当时关在各处监狱里的政治犯。夏之栩、熊天荆和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几个男同志出面，一起办理了出狱同志的手续。以后，从南京的“反省院”、“军人监狱”、苏州监狱和上海的监狱里，陆续出来了二百多个难友，其中有许多人陆续到了延安。

这个时候，红军正在陕西省的三原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和他的部队也驻扎在这里。所以，王根英出狱不久，周恩来就带她到西安来。八月二十六日，她又由西安转往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喜出望外。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里写道： “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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