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右木人物传,王右木生平事迹,王右木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篇首语：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王右木人物传,王右木生平事迹,王右木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王右木人物传,王右木生平事迹,王右木评价

王右木是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也是四川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

(一)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旧历九月二十七)，王右木出生在四川省江油县城关镇 (即现在的武都镇) 的一个贫民家里。在兄弟中，王右木排行第三，曾取名王丕昌、王燧，从小聪明伶俐，四岁就在大哥身边识字读书。当他读中学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不得不先后两次休学去教蒙童 (即初小) ，挣点钱再做学费。就这样，他先后在江油县立登龙书院和龙安府立匡山书院念完初中。

辛亥革命前夕，王右木考入成都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数理科。当时的成都，是四川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基地，通省师范又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大批留日学生在此执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这种环境使王右木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产生留学日本的愿望。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又不得不中途退学回到家乡，应聘到县立龙郡中学任教务长。后来，他又回到通省师范学堂去完成他未竟的学业。在此期间，王右木经常和一些进步师生，研讨国家政治局势、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九一四年，王右木考取了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中国官费生。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诱使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我国留日学生迅速召开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四出奔走呼号，竭力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径，王右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他还加入了李大钊等在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的“神州学会”，并结识了李大钊，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当他得知自己的一位友人司君加入袁世凯的筹安会时，立即愤怒斥责，并表示： “如不退出，即断往来。”①

王右木在日留学期间，经常聆听进步学者山川均夫妇和上杉荣讲经济学，还去京都帝国大学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河上肇讲《政治经济学史》，並结识了俄国的革命诗人爱罗先珂。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其它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同时对无政府主义理论也较为欣赏。

一九一八年秋，王右木获得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第二年春，王右木回到四川老家，他大哥因他得了学士头衔，坚持要他参加当时的省议员竞选，借以光宗耀祖。王右木拒绝了大哥的这一主张，并因此同大哥弄僵，遂于一九一九年端午节后携妻带子来到成都，在实业街租房住下。不久，应聘于高等师范学堂 (原通省师范学堂)任学监，教日文。从此，他以成都高师为基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二)

一九二○年八月，正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王右木去上海，于高师开学前夕回到成都。年底，他邀集亲友和同乡成立了读书会，起初有四十余人参加，经过几次集会后，都不肯来了，只剩下一、两个人。这件事，使他很快意识到，要组织好读书会，非邀集具有革命意志的人不可。于是他重新物色对象，于次年春，再次组织读书会，主要学习日本森平寿男著的《克鲁泡特金研究》和其它各种新杂志。他自己也认真阅读《新青年》和《社会问题总览概观》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注视着第一次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並从陈独秀、李达等人发表的论述中“得着不少教益”①，加深了对社会革命的认识，懂得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挽救中华民族的真理，什么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通通都没有前途。他在高师附中、法政专门学校、成都女子师范、农业专门学校教学时，常常教育学生关心时局，注意政治，不要只是埋头读书。为了“把当前的文化运动更深刻更向前推进一步，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它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他认为“亟需要组织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队伍”②。于是，他首先将高师学校的“爱读新书者合而一之，木以心得暗中指导”①，并将读书会正式改名为马克思主义读书会。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对外只称读书会，具体工作由袁诗尧和童庸生负责 (以后是王右木自己负责) ，每周星期日集会一次，地点在老西门外万佛寺，有时也在王右木家中或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处。后来参加读书会的人数渐多，就借皇城明远学校的教室或高师致公堂集会。读书会的主要任务是：一、自行阅读，无时间地点限制; 二、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组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 三、利用纪念日、节日举行大型讲演会，结合学习内容作有指导性的报告。参加讲演会的，不仅有读书会的会员，有时也邀请非会员参加。王右木自己则给读书会主讲《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中的有关理论问题②。他“发言激昂，鼓动性强，颇能打动听众的思想感情，是一位很好的革命理论宣传家”③。此外，他还指导学生学习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以及《新青年》、《晨报副刊》等进步书刊，并动员读书会会员，在自己的所在地开展宣传工作。

王右木为人和蔼可亲，对学生不摆架子，在课堂上是良师，在课外是益友。有一次，他发现高师附中的学生刘孝祜、肖崇述等编了一张小报，名为《黎明》，出了两期，内容主要是“不满当时的社会制度，不满军阀作威作福”。他觉得这些学生很不错，于是亲自到附中去请这两个学生到他的办公室座谈，鼓励他们要“多写社会，多写农村，多写穷苦人，多写帝国主义和兵匪在农村造成的残破和悲惨情况”①; 并吸收他们参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后来，这些人都参加了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年冬，在王右木的指导下，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起来。团组织建立以后，他又想到应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巴山蜀水。他给高师毕业后到南充教书的袁诗尧、张秀熟写信，指示他们“要多多散布革命种子，建立川北据点”。他自己还打算带领一些活动分子到川南去宣传革命，组织群众，开展革命运动。

一九二二年二月，王右木主持建立了马克思学会，同时将高师内部的读书会改为各校共同的读书会。同年十月十五日，十三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聚集在王右木家中，正式宣告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当选举执行委员时，他以最多数票当选，因他的年龄超过团章规定而不能担任团的领导工作，但是，王右木以革命工作需要，仍然义不容辞地以特殊团员的身分指导成都团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加强团的纪律和战斗力，王右木抓紧对团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对于个别顽固坚持错误立场和追随无政府主义的团员，经过反复教育仍不改正的，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 对于改正了错误的团员，则欢迎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为了扩大团的组织，他动员读书会里的团员，每人负责介绍三个青年入会，再从这些会员中，选择和考验入团的对象，并规定“要以信仰坚定，遵守纪律，积极工作作为考核团员和吸收新团员的标准”①。

(三)

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王右木主持的《人声报》出版了。该报的前身是《新四川旬刊》，创刊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他曾任该刊编辑，当时主要是以“研究学术，改进社会，建设新四川为宗旨”，配合四川自治运动，后因多方面的原因停刊。这次，他决定在《新四川旬刊》停刊周年之际重新复刊，并更名为《人声报》。他在《人声报》的创刊号上明确宣告办报的任务是： “一、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二、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的揭露和批评。三、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的改善方法。四、注意此地的劳动 [工]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五、注意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为此地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准。六、注意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行动。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并说： “上面八条，就是本社对诸君所表示的最诚恳，最鲜明的态度，至于本社为什么要取这种态度，就是全为了我们的最终目的，为全人类得均等幸福。”②

《人声报》的编辑部设在王右木家中，他一身兼任社长、主笔、编辑，一些内外杂务也都是他一人去干，只邀约了刘先亮等三人组成精干的校对和发行小组;并规定投稿一律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不能以文言文的体裁投稿。

《人声报》的出版，给徘徊不前的四川革命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人声报》出到第三期时，反动当局指示警察厅命令停止出版。王右木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则启事，说“本报第三号业由警察厅命令停止出版，谓‘本号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谨向爱读本报诸君道歉，已订报者准于后期出版时补送。”①这短短的几十个字，既揭露了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罪行，又明确告诉读者，《人声报》以后还要办下去。果然不久，《人声报》又恢复了，从三月二十七日起，以每天发行一张同读者见面。

为了向群众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王右木在《人声报》上发表了他的日本友人、革命活动家山川均的《十年后之日本》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山川均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发展、阶级分化和政治现状，指出： “现在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明明白白看见他们的反对阶级了……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现在有了明确意志了。他们不是无意识的 ‘会成什么样子’的要素，完全是成了‘如何去做’的要素了。” 王右木在这篇文章后面特地加上一段附言说： “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在明白看见他们的反对阶级之后，而又有明确的意志，读者诸君，你说他们会如何去做?可怜中国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人们呵，你们明明白白的看见你们的反对阶级没有? 军阀、政客、地主、房主、商店主、工场主，这些都是天天在剥你们的皮，吸你们的血的人呀! 你们应该把他们怎样?”

《人声报》还发表新诗进行阶级教育。在题为《“新”与“朽”之不两立》和《生日》的诗中，就号召青年要抱“绝对改造的观念”，要“把现在所有一切旧社会——腐朽势力所凭借的制度，一齐打倒，作根本改造”，要“歼我的仇人，救我和我的朋友! 头可断，身可毁! 再也不敢放弃这份人的责任”①!

《人声报》创刊不久，有几个青年学生创办了《平民之声》，宣传无政府主义。王右木对此极为重视。一天晚上，他亲自邀请《平民之声》的编辑吴先优和张拾遗到他家里座谈，给他们讲中国革命只有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道路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要求他们放弃无政府理论的宣传，共同集中力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语重心长地肯定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时又严肃指出实现无政府主义为什么只是幻想。他的生活虽很俭朴，还准备了点心来招待年轻的客人。这次诚恳的谈话，虽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最后还是达成“分道扬镳，相互协助”的协议②。事后，他继续对他们做细致的思想教育，还要求读书会会员和社青团员，都去帮助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最后使成都许多青年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由于经费十分困难，王右木被迫将《人声报》由日报改为周报③。一次周报在《地方通信栏》中，揭露了驻防江油县的军阀刘膏腴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的罪行。刘膏腴恼羞成怒，便将王右木的两个哥哥抓去，二哥惨遭酷刑致死，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王右木悲愤异常，更激起了他对敌人的憎恶，更重视《人声周报》的战斗，使得大小军阀都把他视为眼中钉。《人声周报》终于因经费奇缺，被迫停刊。在停刊时，他对同志们说： “军阀恨我十分，就是我等工作做到十分; 彼辈不恨我等，就是我等没有做工作。”① 《人声报》和《人声周报》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它坚持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唤起千百万人的觉醒，在中共四川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

一九二二年春，四川的自治运动还在有气无力地进行着。王右木已表示要与这一运动彻底绝缘了。这年夏天，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一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当时由于四川军阀防区战争的加剧，教职员的薪水越来越少，每月只能领得其中二、三成，有时一两月分文不发。于是，王右木领导成都各校师生员工，开展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他首先在高师附中召集各校青年团员会议，提出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四川学生联合会也决定全力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在教职员和学生的代表会上，王右木被推举为这次运动的代表团总指挥，一些团员和读书会员也被选为代表。同时还创办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五日刊，将运动的进展情况及时向全川各界通报，以便造成各地支援的巨大场面。

一九二二年六月五日，教职员联合会决定成都各校一律罢课，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十日，成都各校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举行游街大会。青年团发表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号召教职员和学生要积极行动起来。《宣言》还号召“成都、重庆、泸州、顺庆 (南充) 各大埠组织教育大联合会……余县设分部，一律罢课”，反对军阀摧残教育①。六月十二日，王右木率领学生代表到省议会请愿。省议会议长熊烨(又名晓岩) 拒不到议会办公，引起学生的气愤，决定派八名代表去熊宅。熊烨命令家丁拘押八名代表。在省议会等候的许多请愿学生和教职员闻讯，更加义愤填膺，在王右木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奔赴熊宅质问，并救出代表，熊烨闻风逃窜。六月十三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又组织数百学生到省议会请愿，熊烨及其同伙收买大批暴徒，冲入请愿的学生队伍，用棍棒、铁器，石头袭击手无寸铁的学生，当场打伤学生三十余人，其中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读书会会员数人。事件发生以后，王右木号召人们要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斗争，慰问并照顾好受伤学生。反动派在打人之后更加猖獗。他们大造谣言，说王右木以马克思主义“麻痹”青年，专和政府“捣乱”，企图实现个人的“阴谋”，要求政府将王右木逮捕②。反动派还在市面到处张贴传单，妄图通过迫害王右木来达到镇压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目的，并强行命令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会刊停止出版。在这紧要关头，王右木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继续指挥运动。他在高师附中“召集教职员和学生代表紧急会议”①，鼓励大家要坚持斗争到底，决不要半途而废。他那果敢、坚毅、沉着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给大家增添了力量。为了支持成都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重庆教职员联合会于六月十八日召开会议; 六月二十日重庆各校学生上街游行; 六月二十一日重庆各校举行罢课。省议会迫于形势，终于通过了划拨肉税作为全川教育经费的议案，斗争取得了胜利。但事后，王右木也被高师解聘。这对他来说，也是预料中的事。

(五)

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于反动派的压迫，王右木辞别蓉城，和刘先亮一起，奔赴重庆。他们在“大东江旅馆”找到正要动身去上海的林如稷。林是《人声报》通讯员，王右木作了自我介绍后，要求林在上海给他找一住处，晚上，他又在朝天门码头找到正要上船的林如稷，直说“我们要去上海，你先别让别人知道”②。这种来去匆匆情况，可见他当时的处境相当困难。

王右木到了上海后，和林如稷同住贝勒路“法租界”鸿仪里寓所二号。据林如稷回忆说，第二天一早，王右木便去渔阳里找人。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王右木在上海，除去每一两天要出门去会人外，常常是紧关着小门伏在条桌上写东西，来访他的人也很少，只有恽代英，李达等几位偶尔来过，来了就在房间里低声谈话。夏末，王右木又回到成都。

九月二十日，高师开学后，王右木仍受聘回高师任教。他与高师校长吴玉章和团的骨干“为改良社会，促进文明”，在校内指导青年团积极分子筹组平民教育社。十月十日，平民教育社在高师校门左侧设通俗讲演室，每晚七至八时讲演，凡属平民人等“均表欢迎”，同时又在校门右侧设平民阅报室①。他们还经常在校内举办报告会，讲演会，各校学生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地方当局为阻止学生到高师开会，在校门增加“值班警士”，并声言要各年级学生“谨守范围”，“不许各校学生再往该校开会云”②。

这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文人、政客，也跟在军阀、官僚的后面，“平乾白地都以道出王右木之罪恶，以为买好权要之材料”③。在这艰难的形势下，有个别团员、甚至团的一些负责人，对工作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缺乏进取精神，受到王右木的严厉批评。由于他的方法欠妥，使一些青年退出了团的组织。长期的劳累和重重的压力，使他病倒了。在病中，他认真、细心地回顾了几年来的工作，严格地解剖了自己，表示要改正急躁情绪，注意工作方法，团结更多的同志一道工作，并倚枕给团中央写了报告信。在信中，他表示要进一步在群众中作基础工作④。

在这一时期，王右木一方面从事理论工作，一面同青年团员一起在工人、商人中从事革命活动。他还组织学生举行黄爱、庞人铨的追悼活动，对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斗争也进行了声援。河北开滦工人罢工惨遭屠杀的消息传到成都后，他通过青年团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召开大会，提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等口号，声援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①。

这年十一月，经王右木与吴玉章筹划，由吴玉章出面保释并聘请被泸州当局无理拘押的恽代英到成都高师任教②。一九二三年二月下旬，恽代英和他的学生张济帆、余泽鸿等到达成都，住在臬台四川公立警监专门学校 (后移住西南公学) 。王右木前往会见并邀请恽代英给青年团和读书会成员讲《阶级争斗》。随后，他把同恽代英一起到成都的团员余泽鸿、张济帆和外语专门学校的黄君尧编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他还经常邀请恽代英到家中作客，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和吴玉章、恽代英三人建立了革命友谊。在他们的努力下，高师的校风大为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风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③

(六)

一九二二年冬，成都团地方执行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把团的工作转向劳工活动和建立革命的劳工组织方面。王右木组织青年团员认真讨论了成都工人队伍的状况。成都只有兵工、造币两厂可算产业工人集中地。但是，该两厂军警控制严密，又有工头把持，加之工人待遇比其它厂稍好，暂不容易发动; 一般手工业工人比较零星分散，工作既难开展，影响亦小; 只有长机帮①工人人数最多，待遇低劣，以往就有过零星的斗争，并且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但长机帮工人曾因罢工受骗，惨遭失败，因而需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基于这种分析，王右木派团员钟善辅、刘亚雄负责工人运动。他自己也换上工人服装，到工作较难做的长机帮工人中去，通俗地宣传组织工会的意义。他指出：“要求自己生活的改善和本阶级的解放，只有努力奋斗，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不要依靠他人，也不要幻想现实的政府能帮助你们，因为现实的政府都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②。

经过他耐心地工作，和几十名苦大仇深的工人成了知心朋友，受到了工人的信任和爱戴。为了扩大影响，王右木又借成都皇城内的明远学校教室开办夜校，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他多次到夜校讲课，内容和方法都很适合工人的口味，工人喜欢听，也听得懂。因此，参加夜校的工人思想进步都比较快。

一九二三年一月，成都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举行届时选举，王右木再次以最多数票当选。为了培养四川革命人才，全体团员一致同意王右木举荐的高师学生团员蒋雪邨任书记，他任执行委员。他积极支持蒋雪邨的工作，使成都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先后建立了二十余个行业工会组织，为成立统一的成都联合工会准备了条件。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王右木等发动成都有组织的工人进行全市性的罢工和游行，并以团员为核心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声讨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罪行。这次浩大的示威运动，是对工人队伍的一次检阅。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在成都召开劳工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会上散发了《人日宣言》和《劳动五一纪念大会宣言》的传单，通过了关于工人正当利益的四种提案，以长机帮、生绉帮、牛骨业、刺绣工人等为骨干，正式成立成都劳工联合会。《川报》称劳工联合会是“成都破天荒之工人盛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真正的工会”①。

为了促进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恽代英于一九二三年六月给团中央写了《关于请团中央给予四川青年团工作的指示信》，信中说： “但我望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指王右木) 得合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②推荐王右木担任四川团的主要领导工作。同月下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三届选举会议，王右木被选为书记。此后，团组织发展很快，建立了十余个支部。

这时，王右木又在群众中开展民权运动。陈毅(仲宏)也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四川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这个运动。七月一日，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在成都东大街公所召开改组代表会议，王右木被选为文书股主任③。

(七)

一九二三年，王右木派邹进贤等几位团员负责创刊《青年之友》杂志。为了掩护刊物，成立了青年之友社，作为社青团的外围组织。

在这一年，读书会员已发展到九十余人，流动听讲的达百余人，团组织的人数也发展到三十余人。

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这时，王右木到了上海，很快又赶赴广州①。九月下旬，他回到成都后，看到当政者们正在歌舞升平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十二周年，心中极为痛恨。他在日记里写道： “照例的庆祝又来了，仍然是命令式的挂国旗，除官厅方面在表面上表示喜庆外，人民的痛苦，还是十二年前所过的日子，不稍减轻……这样的国庆，值得我们庆祝吗? 名共和而实专制的中国，到了今天也是痛苦极了，国内各地的战争，相继而起，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日甚一日，这些军阀流氓们，反说今天很可庆祝，欺谁呢! ”②四川的匪患也在军阀混战中蔓延，各地士绅筹办团练自保。王右木听了社青团的负责人之一康明惠汇报家乡士绅办团练的情况时，认为很可以利用这一武装。他认为“若能招募有职业之工人、农夫当门户、团丁……，不难将各外州县无产阶级之农工青年立刻化为有枪阶级，劳工专政为自握军权始，此为最可信赖者”③。为此，他还向团中央写了报告。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决策，不容反对，要求团员遵守纪律，并反复讲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指出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要同志们以大局为重，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十一月初，王右木应聘任四川国民党总支部的宣传科副科长①。

王右木这次出川还从党中央带回了新的喜讯，就是中共中央已同意在四川成都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决定。他在团员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秘密组成中国共产党成都支部②，直属中央领导，他暂时任书记，下分学生组和工人组，每周开会一次。工人组开会的主要内容是由他作浅显的政治报告和讲一些社会科学中的问题，结合讨论工会的活动方向等。

一九二三年冬，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右木为成都党组织的书记，同时命他辞去团的职务。鉴于成都团组织正在发展，学校的寒假又即将来临，改选会影响团组织的发展。因此，王右木决定把改选推迟到次年春天，他继续负责团的工作。

国共合作后，革命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使党组织能健康发展，王右木提出了“对同志教育第一，发展党员第二”③的方针，减少了投机分子在革命高潮中混入党内的可能。

(八)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盘踞重庆的军阀刘湘和逃亡湖北的杨森，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联合进攻成都。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杨森攻下成都，怂恿军队在城内烧、杀、抢、淫，无恶不作。王右木对此无比愤慨，亲自率领部分社青团员和积极分子散发传单，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罪恶的军阀战争。

一九二四年二月，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二十三日，王右木主持召开邹进贤、钟善辅等九人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如何隆重召开列宁追悼大会的问题。会议决定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同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起，在各报征求意见，要求各团体参加筹备”①。会后，各方的积极筹备，为五月一日在少城公园 (现人民公园) 召开的列宁追悼会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由于军阀压迫，王右木未能参加这次大会。

杨森占领成都后，北京军阀政府委任他为四川督理，军政大权独揽一身。为了收买人心，杨森提出了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委督署秘书秦正树筹办报纸，为他的“新政”呐喊。秦政树是留日学生，和王右木有深厚的交往，回国返川后，又加入了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接受杨森的办报任务后，即找王右木汇报情况，王右木很快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会议，并且指出，利用反动派的东西来为革命事业服务是有先例的。目前我们的力量太单薄，没有力量自办日报，即使办起来也难于维持下去。为了把革命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去，一部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需要加入进去。经过热烈讨论，统一了意见，决定将办报的事承担下来，以当年的甲子年为刊名，就叫做《甲子日刊》，社址设在成都三倒拐 (原川汉铁路公司的旧址) ，秦政树任社长，王右木为总编辑，从编辑到报丁杂役多是中共党员、团员，“似乎报纸成了我们党办的一样”①。宣传方向是利用杨森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宣传反对防区制，反对军阀混战，主张还政于民，有时也在报纸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颂扬苏联革命的成功，介绍社会主义制度等新事物。这样的办报，当然不适合军阀的意图。不久，杨森就迫令停刊。

杨森在成都为了达到长期统治和发展他的势力，以便统一四川，还特别制定了一个延揽人才的计划，一些五老七贤，封建余孽，失意文人，他都纷纷网罗集聚。这时，主右木正在从事《甲子日刊》的编辑工作，杨森知道他在成都工人、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如能得此人相助，有利于实现其个人的野心。三月下旬的一天，杨森派他的四个副官，提着一箱银元来到王右木家中，恭恭敬敬地递上一张委任王右木为督办署顾问的委任状，说什么杨督理久仰大名，请出来共理川事。王右木心理明白，这是军阀在玩弄卑鄙的收买伎俩，若马上严辞拒绝，必遭暗算; 即虚与周旋，叫他们把银元带走，只留下委任状借以稳住敌人。同时，王右木积极争取时间，处理团务，交代工作，准备前往上海暂时躲开军阀的压力。

一九二四年三月，王右木召集团员大会，改选第四届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会上，他特别强调加强对团员的考查和教育工作。三月二十四日，王右木和黄钦共同给团中央写了《关于改选团组织给团中央的报告》，汇报了推迟改选的原因①。这是王右木在川给团中央的最后一次通信。

随后，王右木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离开成都，前往上海。

王右木到上海后，不久又去广州。他在给家中亲人和同志们的信中谈到，他在广州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为节约路费，他准备进行沿途实地考察，从广西、贵州步行回四川。一九二四年中秋节前夕，他在贵州赤水县土城还给家里和同志们写了信，说不久就要回到成都。可是从那以后，就听不到有关他的信息了。党组织和同志们四处打听，均无下落。后来传说王右木在路过贵州土城宣传革命时，被当地反动派杀害。

王右木虽然为革命牺牲了，但是，他传播革命理论，创建党团组织的活动，为四川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他的革命事迹，将永远流传在人民的心中。

注释

①王大德: 《叔父王右木烈士》,(1962年于武汉),原件存江油县文化馆。

①1922年2月7日《人声报》 (创刊号)。

②张秀熟: 《四川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峨眉》1959年10月(创刊号)。

①王右木: 《给施存统的信》 (1923年2月2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访问刘弄潮,记录原件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公室。

③吴汝柏: 《回忆王右木同志》,原件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公室。

①肖崇述: 《回忆五四时期四川的几个革命先烈》,见《五四运动回忆录》 (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89页。

①张秀熟: 《四川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②1922年2月7日《人声报》 (创刊号)。

①1922年2月1日《国民公报》。

①1922年2月7日《人声报》。

②《吴先优谈话记录》,原件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公室。

③《王右木给家中的信》,原件存江油县文化馆。

①王大德: 《叔父王右木烈士》。

①1922年6月12日《国民公报》。

②裴紫琚: 《四川马克思主义初期运动及中共党、团组织建立史略》 (1950年5月12日),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①《访肖崇述记录》,原件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公室。

②林如稷: 《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1959年6月9日《四川日报》

①②1922年10月12日《川报》。

③④王右木《给施存统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吴汝柏: 《回忆王右木》,原件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公室。

②杜钢伯《回忆王右木烈士》,见《四川文史资料》第28辑第47页。

③《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页。

①长机帮: 长机是当时成都织锦工人手工操作的机器: 帮是旧式工人组织,合称为长机帮。

②梁国龄: 《关于四川党组织情形的回忆》,载《四川现代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2期。

①1923年5月8日《川报》。

②恽代英:《关于四川团的情况给存统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1923年7月3日《川报》。

①林如稷《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②见《王右木日记》残页,原件存四川省志办公室。

③王右木、康明惠、钟善辅: 《关于四川省青年团的组织问题给团中央的报告信》 (1923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1923年11月15日《国民公报》。

②梁国龄《关于四川党组织情形的回忆》。

③张秀熟《四川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①《邹进贤日记》(1924年2月23日),复印件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公室。

①裴紫琚: 《四川马克思主义初期运动及中共党、团组织建立史略》(1950年5月21日)。

①王右木、黄钦: 《关于改选团组织给团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人物传 王右木人物传,王右木生平事迹,王右木评价

中共人物传 王右木人物传,王右木生平事迹,王右木评价

中共人物传王右木人物传,王右木生平事迹,王右木评价

中共人物传王右木人物传,王右木生平事迹,王右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