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吴先清人物传,吴先清生平事迹,吴先清评价

Posted 2022-05-04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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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吴先清人物传,吴先清生平事迹,吴先清评价

吴先清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小沙渡 (沪西区) 领导过纺织女工运动，是中共早期的优秀妇女干部。一九二五年八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初冬，吴先清由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三○年春，奉调回到上海，在浦东做女工工作。一九三○年夏调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因公牺牲”①。

(一)

吴先清，一九○四年七月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城关。乳名荷香，曾用名吴德芝、吴仙清，在苏联时改名罗莎 (玫瑰)。拉库洛夫。

吴先清的父亲吴义夫、母亲王桂英在城关镇上开设一爿糕饼店，渐渐地富裕起来，置有田地和房屋。吴先清有一兄长和四个弟弟，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因而特受宠爱。但父母以旧礼教束缚她，不让她上学念书，要她做女工、缠足。吴先清坚决反抗家庭的束缚，坚持不缠足，要求上学念书，父母无奈，只好同意她的要求，并送她进入当时台属联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书。

一九一七年，吴先清小学毕业。一九一八年春，又跟从哥哥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 (以下简称“蚕校”) 。

一九一九年，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爆发后，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吴先清是“蚕校”最早的响应者，被选为学生代表，成为“蚕校”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五月十二日，各校学生三千余人，齐集湖滨第二、三公园开大会，会后列队出发举行示威游行。吴先清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①。这年十二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爆发了全国著名的“一师风潮”。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反动当局竟出动军警包围“一师” ，强令学生回家，以破坏“一师”的斗争。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下，吴先清组织“蚕校”同学加入杭州女子职业学校队伍，作为中等以上十三所学校队伍的前导，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一师”校门，与“一师”师生并肩斗争，直至当局收回成命、撤走军警，“一师风潮”取得初步胜利为止。吴先清在斗争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新的启迪，开始把妇女的解放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投身政治运动。但是，吴先清的爱国行动，却被校方某些守旧分子视为好闹风潮，不守校规，不让她按时毕业，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

一九二○年夏，吴先清在“蚕校”毕业后，又进入哥哥任教的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翌年秋，在带有戏剧性的机遇中，吴先清结识了宣中华。有一天，吴先清坐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写生，宣中华路过，见她专心画画，便停下来，站在她后面看画。吴先清不愿让别人看自己的画。于是故意把手中的画笔吸足水彩颜料，用力往后甩，把水彩溅在宣中华的衣服和裤子上，宣中华便“哎哟! ”叫了一声。随着叫声吴先清回头一看，被溅者竟是自己熟知的、五四运动中浙江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吴先清很不好意思，站起来道歉。这件生活中的趣事发生后，他俩密切交往，并深深地相爱。吴先清在宣中华的带领下，经常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一九二二年暑假，吴先清随宣中华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这是浙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一次盛大聚会，邀请了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朱光潜等人来讲学。吴先清有机会与杨之华、唐公宪等许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起学习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一九二四年，吴先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为伉俪。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后，吴先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一九二四年“杭州工界五一节运动”①，是国共合作后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这天下午一时半，由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主持，在湖滨运动场召开纪念会，吴先清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宣传了五一节纪念活动的意义，号召女工奋起争取妇女的解放，“语极痛快”①，与会者都夸她口才很好，很受鼓舞。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婚后，即转上海工作，在上海小沙渡 (沪西区) 工人学校教书和从事妇女运动，活跃在曹家渡和小沙渡各工厂中，做纺织女工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底，中共为配合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在全国发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立②。它的成立与吴先清等“为日甚久”的“暗中活动”③，发动妇女群众是分不开的。吴先清“以工人运动领袖身份参加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她工作努力，很有魄力，深入群众，平易近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④，被选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负责庶务股工作⑤。此后，她利用这一公开组织，更广泛地组织妇女投入“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女子”的国民会议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由于内外棉⑥第八厂开除一批男工，用养成工代替，并且拘捕了前去领取工资的工人代表，因而引起了全厂工人的罢工。事情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沪西工友俱乐部，立即组织了专门领导罢工的委员会，中共中央也指示上海百余名党员全部投入这次罢工斗争。吴先清执行党的指示，积极组织工人进行反帝斗争。她具体工作的地区，上海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在罢工发生后，短短几天内就由一千人猛增到六千人。

在开展工人运动的活动中，她善于当机立断，沉着、勇敢地对付险境。有一天，她和刘清扬在街上散发传单，被反动当局拘捕。她环视周围情形，敏锐地感到反动当局是把出事圈里的人全部拘留，认定他们并不知道究竟是谁散发了传单。在被审讯时，她一口咬定自己是过路人。反动当局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好放了她。脱离虎口后，她仍大无畏地组织工人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她在革命工作中卓有成绩，中共上海区委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指定吴先清等五人为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①。

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党临时浙江省党部的右派沈定一，与戴季陶勾结，在萧山衙前沈定一家，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企图通过这次会议来控制浙江的国民党组织，使其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大本营。吴先清跟随宣中华赶到萧山参加会议，并在宣中华的领导下，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右派分子戴季陶、沈定一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致使戴、沈阴谋未能得逞。

在革命工作紧张的时期，吴先清常常顾不上照顾自己的身体，就在足月临产的前期，还坚持天天外出工作，而且那时她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难。她和宣中华住上海闸北联盛里，夫妻俩合穿一件棉衣，一个外出穿上了棉衣，另一个就只好坐在被子里等着。然而这样艰苦的境地，未能减弱他俩的革命意志，双双在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出了贡献。

(二)

一九二五年初冬，党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以下简称“东方大学”) 学习。时逢吴先清刚生下孩子，当她接到通知后，想到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毅然放下了出生仅十二天的襁褓婴儿 (这个小女孩，因无人照管，不到满月就夭折了) ，离开了宣中华，乘坐苏联船，由上海直达海参崴，年底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吴先清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了两年，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她克服自己理论基础差和语言上的障碍，虚心向懂俄语和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学习，并且注重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进行学习。因此，她在学业上进步很快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传来了宣中华英勇牺牲的噩耗。吴先清悲痛万分，以坚强的意志抑制自己的感情，更发奋地学习，誓为死难者报仇②。

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她负责青年团的宣传工作，工作积极负责，很有魄力，为人热情，同志之间相处融洽，“旅莫支部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共产党员”③。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同学阚尊民 (即刘鼎) 结婚。一九二八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以下简称中大) ，他们两人都转中大工作。

一九二九年冬，吴先清和刘鼎奉调回国。吴先清得到通知后，把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送进苏联的保育院，踏上了归途。在途经中苏边界时，恰遇中东路事变，吴先清等人滞留伯力。逗留伯力期间，他曾担任伯力俱乐部主任，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团结外国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三○年春，吴先清秘密化装，经大连、天津回到上海。

(三)

吴先清回到上海后，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深入浦东地区开展女工工作。

一九三○年夏，党中央把吴先清调到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从此以后，她开始了特殊的斗争生活。为了开展工作，她必须乔装打扮，时而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时而布衣布鞋，活跃在工人住宅区; 时而装扮成土里土气的乡下农妇，出现在乡间。为联络各方，传送文件、情报，她一贯遵守纪律，积极勇敢地完成任务，工作甚为得力。

吴先清曾利用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桔，在小街巷口开设一爿小水果店，为秘密工作作掩护。那时刘鼎负责以无线电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收藏、传送中央文件和情报，夫妻俩一个在小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生意”，配合得很好。

吴先清具有秘密工作者特有的工作能力和灵活性，她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关系”开展工作。一九三○年，吴先清调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她的弟弟吴全源由浙江陆军监狱获保得释，到上海来找她。吴先清与弟弟长谈中，知道他的被释放是得到身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等要职的陈宝骅的担保。陈宝骅还保荐她弟弟在反动当局发行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吴先清想利用这一关系来开展工作，征得陈赓同意后，把党的秘密联络站，设在该刊发行处的楼上。她通过与陈宝骅的“密切”交往，设法从其周围的重要人物中，获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秘密和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曾通过另外一些重要关系，为贺龙的部队弄到一批军火。由于国民党对黄浦江的严密封锁、监视，贺龙派来接应的船只到不了江边，没能成功。

吴先清善于观察周围环境，行事谨慎、灵活。一九三一年十月，刘鼎在公园被捕。当她外出回家时，立即觉察到周围情况异常，便当机立断，不进家门，得以脱险。此后，吴先清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同时负责与狱中的刘鼎联络。

吴先清的嫂嫂孙儒珍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京念书时，结识了当时在保定军校念书的一些同乡，这些人到三十年代都在国民党军队内任要职。吴先清认为这些关系可以利用，于是就请嫂嫂到南京去拜访她熟悉的那些要人。嫂嫂先找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说明来意，得到这位官员的帮助，以自己的小汽车护送探监。第二次姑嫂俩来到南京，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李进德。李进德怕她们有危险，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住下，然后再找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他出面疏通。因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与周是同乡，又当过周的机要文书，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也知道她是共产党。当周一见到吴先清便哈哈大笑地说： “绿客婆①来了”。吴先清也坦然地说： “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起来。”①当然，放出刘鼎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这次“探监”却非常起作用。吴先清一方面利用这些关系，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使刘后来(指一九三二年秋)得以取保获释，回到上海。另一方面，自己在这些关系的“保护”下，也得以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

在白色恐怖下，吴先清曾多次沉着、敏捷地摆脱了叛徒的跟踪。一九三二年，有一天，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学，与吴先清相对而行，吴先清知道她已叛变，就十分警惕地坐上一辆黄包车，飞快而去，摆脱了这个女叛徒的跟踪②。一九三三年，她与刘鼎的二妹同回二妹住所，与一叛徒狭路相逢，要避开已来不及了，只得若无所知的搭讪。叛徒急于知道她的住所，吴先清灵机一动，讲了二妹的住处。分手后，她立即买好船票，送二妹回四川老家去了，自己也从同学陈宣昭家搬出③。

在这期间，吴先清还有这样一段惊险经历：一九三二年入冬季节，吴先清怀孕了，她与刘鼎商量，决定等孩子生下后，送回四川南溪刘鼎的老家，由父母抚养。为此在春节前，她和刘鼎一起回四川老家。没想到，刚过春节，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亲戚来报信，说有人来警察局告密阚家来了一对“共匪”，正在布置抓人，叫他们连夜逃出县城。那时每个县城都筑有城墙，城门在夜间关闭，仍靠这位亲戚，他们坐在箩筐里，用绳子慢慢地从城墙上往城外放下去，然后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离开了家乡，回到了上海。不久(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刘鼎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由吴觉农送至南码头，出发去苏区。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四)

一九三三年，吴先清经中央批准，调出中央特科，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任谍报组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又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自己家去，请母亲抚养。由于工作的需要，她每天都以贵妇的打扮大摇大摆地进出于上海一些重要人物的家中，其中有几家还与她来往特别密切，如陈宝骅夫妇就经常驱车前往吴先清的住所拜访，使住在隔壁的上海市公安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怀疑。吴先清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来往给革命工作做了有效的掩护。她深深地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她的行迹必须象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什么脚色，就要演得逼真，不能露出马脚，稍有破绽，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她为革命，冒过无数次危险，见过许多大场面，即便在一次又一次听到有人说她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时，她也要忍耐着，承受着凌辱和痛苦，仍以坚毅姿态，机警、勇敢地去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一九三四年夏，陈修良在日本东京，得知吴先清仍在上海负责一个组织的领导工作，即托人带口信给吴先清，把自己在东京的情况告诉了她，要求与中央接关系。吴先清一面约陈修良到上海来会晤，一面向上级汇报，讨论了陈修良今后的工作安排。陈修良一到上海就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并派她在东京工作。时隔不久，吴先清与陈修良又在东京会面了。陈修良对吴先清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独自大胆地跑到人地生疏的东京来的勇敢精神，十分敬佩①。

一九三五年五月，吴先清所在组织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这一事件牵涉到吴先清和在日本工作的一些有关同志。当时党中央打电报通知吴先清，要她“迅速撤离回国”。吴先清一面立即购买回国的船票，一面迅速通知有关同志，要他们“速即离开东京，免受牵连”②。六月，吴先清回到了上海，然而，此时此刻的上海亦非吴先清久留之地，敌人到处在搜捕有关人员，党中央又立即送她去苏联。

(五)

一九三五年九月，吴先清到达苏联莫斯科后，改名罗莎·拉库洛夫，入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一九三六年九月，吴先清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期满结业后，来到莫斯科近郊一个名叫“马拉霍夫卡”的招待所，以等待安排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在这里她受到早已住着的四位 (三男一女) 中国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们也是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的。吴先清的到来和相处，给他们以极好的印象，有的说她“性格非常爽朗，而且是饱经风霜的比较老练的革命家”③。有的说她是个“很能干的人，工作很积极，斗争性、正义感强，敢于向领导提意见。”④大家都很尊重她。

在招待所等待的日子里，吴先清把大家组织起来，请苏联翻译教俄语，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同志教英语。此外，每天早晨八点钟《真理报》、《新闻报》一到，就请俄语学得较好的李正文给大家边读边翻译，让大家及时了解苏联国内和世界各国的大事。吴先清在招待所时，还在管理人员帮助下，找到了一九二九年回国时，留在苏联的儿子(莫阳) 。母子的团聚，使她非常高兴。

一九三七年是苏联肃反扩大化极为恐怖的阶段，肃反扩大化也波及到莫斯科近郊的马拉霍夫卡招待所，使招待所的气氛与苏联整个社会气氛一样紧张起来。那个翻译一反常态，不来教俄语了，吃饭时也改变了往日有说有笑的情景，铁板着脸孔，一言不发，甚至中断他们每天早晨坚持读报的活动，就是他们已经在读的报纸，也被强行夺去。吴先清代表大家对此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这一切使吴先清预感到自己和其他同志有受不白之冤的危险，曾对李正文说： “苏联的政治空气这样紧张，我们会不会因他人的诬陷，被冤枉而被逮捕。”①果然不出所料，那个翻译以女同志房间不能住男孩子为理由，开始要她把孩子交男同志管，后来一定要她把孩子送回国际儿童保育院。接着在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来了一位苏联大校军官，叫吴先清多穿点衣服，多带点东西，有首长找谈话。其实所谓“谈话”，就是宣布吴先清是“日本间谍”而被逮捕。开始吴先清被关在监狱里，不几天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至此，再也没有吴先清的音讯。时吴先清年仅三十三岁。

注释

①国家民政部优抚局(1984)民抚字第66号文件。

①陈宣昭: 《对吴先清同学的一些回忆和怀念》。

①1924年5月2日《申报》。

②⑨1924年12月22日、12月5日《申报》。

④1984年6月27日访钟复光记录。

⑤1924年12月11日《申报》。

⑥日本“内外棉株会社”总共有十九个工厂,在日本国内有三个厂,在上海有十一个厂,在青岛有三个厂,在东北有两个厂。所谓“内外”即指日本国内国外而言。

①《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存上海档案馆。

①访问刘鼎记录。

②管启蕴: 《回忆吴先清烈士》。

③访曾涌泉记录。

①“绿客婆”是临海方言,即土匪婆之意。

①孙儒珍老人回忆。

②陈修良: 《缅怀吴先清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集》1981年第2辑。

③陈宣昭: 《对吴先清同学的一些回忆和怀念》。

①②陈修良: 《缅怀吴先清同志》。

③李正文: 《吴先清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的一段生活》,未刊稿。

④1982年6月访罗静宜记录。

①李正文: 《吴先清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的一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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