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辛焕文人物传,辛焕文生平事迹,辛焕文评价

Posted 2022-05-04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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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辛焕文人物传,辛焕文生平事迹,辛焕文评价

(一)

辛焕文，号质彬，一九○一年六月出生于湖北省安陆县辛家榨。父亲辛余三，清末秀才，曾任湖北圻水知县。长兄辛焕甫，湖北新军测绘学堂学兵。次兄辛达文，耕种经营数十亩土地并操持全家生活大计。

一九○七年，辛焕文入塾启蒙。他喜读《左氏春秋》和《东莱博议》。稍长，便模仿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叙事作文，褒贬乡风民俗。其聪明才智深为塾师赞许。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成功。辛余三被推举为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辛焕甫也在湖北军政府测量局任职。辛焕文在其父兄的影响下，逐渐萌发着革命意识。

一九一六年，辛焕文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董必武、陈荫林、刘子通先后在该校执教，组织读书团体，传播革命思想，辛焕文因而眼界大开，学习异常勤奋，各科成绩优良，并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武汉地区在恽代英领导下，学界一片沸腾。六月一日，辛焕文和省立一师学生冲破反动当局阻扰，上大朝街一带游行演讲。他痛述“亡国惨祸迫在眉睫，青岛主权快要丧失”，号召“凡有血性的爱国同胞，都要激励士气，抵抗强暴，以争回青岛，灭除国贼，即有牺牲亦在所不惜。”①军警“四面包围”游行队伍，但数千游行者仍“驻足泣听”，不为强暴所动。是日，反动军警开枪打死和无理拘捕武昌高师和文华大学演讲学生数人，酿成流血惨案。湖北督军王占元害怕学潮扩大，特令各校于三日内严禁学生出校回家;同时通饬各县知事，一体查禁学生集会演讲。六月四日，辛焕文与安陆籍私立法政专科学校学生朱益吾等七人，离省返乡。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种种禁令，在安陆各乡镇举行巡回演讲，每至一镇，必先到该地驻军处，“详述山东外交之失败，凡属国民万不可漠不关心，坐视危局而不救”。各士兵“聆其言论皆为之感动，痛诋省垣军警摧残之非是”②。

(二)

一九二二年，辛焕文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理化部。入学后，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广泛交游，鼓吹反帝反封建爱国思潮，深得同学们的爱护。不久，他被推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

一九二三年，回国不久的中法大学陈毅，担任了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积极在北京各校学生会的干部中发展党员。这一年，辛焕文加入中国共产党③，并同陈毅一起，参与北京学生总会的领导与组织工作。他“经常出席北京各团体代表会议，共同讨论当前形势，斗争任务。……有时与出席会议的西山会议派针锋相对地辩论起来，他词严义正，压倒对方，……不愧为北师大进步学生的代表。”①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辛焕文正在故宫参加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祭奠仪式，突然传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天津，炮击驻守大沽口的冯玉祥国民军的消息。三月十六日下午四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借口 “辛丑条约”，纠合英、美、法、意、荷、西、比等国，由荷兰首席公使欧登科领衔，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抵抗，撤除津沽防务，并限四十四小时内作出答复，否则以武力扫除，大有重结“八国联军” 之势。这激起了辛焕文的极大愤怒。三月十七日，他在李大钊、陈乔年的布置下，作为北师大和北京学生总会代表，出席在北大三院召开的北京各院校、团体代表紧急会议，提出了驳复“最后通牒”、敦促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和十八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等几项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会后，代表们分为两组，分赴外交部、国务院请愿。辛焕文同陈毅、陈日新 (留日归国代表团) 、王步仁(留法工人代表) 带领六十三人到铁狮子胡同，要求见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②。不料辛焕文等进去未及五分钟，“穿军服之某员，忽然喝打”，卫队士兵便向请愿队伍“用枪柄并刺刀，向退走的各代表乱打乱刺”。许多代表被刺伤，其中以四川国民外交代表团杨伯伦受伤最重。辛焕文等冒死向接谈之王科长和卫队团长武九清发出种种质问，坚持到深夜十一点半，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终于出来，应允“容纳民意”①，转呈所提各条。离开执政府前，辛焕文等郑重声明： “段祺瑞政府如欲自新，不自绝于民众，则当驳回八国通牒! ”②

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和各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到会团体、学校二百多个共一万余人。主席台上，辛焕文拿着被刺伤代表的血衣数十件，“报告昨日向执政府交涉经过及执政府卫队枪伤代表情形”，当宣读受伤最重的杨伯伦致大会群众书时，台下群众一致高呼： “坚持到底，誓死不屈!”③大会通过了反对八国通牒的八项条件，即出发前往执政府。当代表正与卫兵交涉，请见总理贾德耀时，遭反动军警残酷镇压，“一时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其凄惨之情，不堪久视”④，计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辛焕文以北京学生总会名义，派代表到各校慰问; 对外发出代电，通告事件真相。三月二十四日，北师大举行公祭。辛焕文主持大会并致词，他号召全校学生“对卖国政府惨杀群众一致声讨”，“为烈士复仇”⑤。

段祺瑞为了推脱罪责，嫁祸于人，命京师警察厅通缉各校参加示威游行的骨干，辛焕文亦因“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被通缉。他便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转入地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三)

四月中旬，辛焕文接到陈日新传达陈毅意见的通知，叫他们立即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并带来沿途的介绍信和“济难会”资助的一百元路费。

翌日晨，辛焕文同陈日新、王步仁、杨某(北大学生代表)等人，乘火车，离开北京，首途南下。在路经上海时，得知杭州正筹备纪念五四大会，于是辛焕文、杨某和陈日新决定，分别以北师大、北大和留日归国代表团三团体代表名义，前往杭州，声援浙江革命运动。五月四日，辛焕文等在杭州群众游行集会上，“阐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最近的 ‘三·一八’事件原委，呼吁与会者发扬五四精神，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前进”①。然后他们折返上海，与沈雁冰接头，从海路南下广州。

在广州，辛焕文由党组织分配到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党务秘书。九月十九日，总政治部随第三、第六军进入江西省高安县城。根据总司令部命令，部队在此就地整顿和补充，待命进攻。辛焕文一面做好部队工作，一面积极参与地方党务事项，支持以共产党员聂思坤为常务委员的县党部，揭露国民党右派黄用中等勾结县长刘振群、警察局长毛正先，放掉被农民协会捉来的土豪劣绅，破坏农民运动的事实，领导各界群众向大土豪陈筱国等“高安五虎”展开了清算斗争②。

十一月六日，总政治部随军进入南昌。这时，身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要求，并截留从广州迁都来汉口的国民党要员和党政军机关。十二月十日，辛焕文和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摆脱了国民党右派的监视和封锁，“秘密逃出”反革命势力麋集的南昌①，来到武汉，在汉口新市场 (今民众乐园) 重新设立北伐军总政治部，以此作为武汉国民政府和我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等地，用重金收买流氓打手，捣毁各地党部机关和革命团体，残杀工农群众领袖，制造了一系列流血惨案。三月十九日，辛焕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到达安庆，协助正在那里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发动北伐军和各界群众遏制蒋介石的叛逆行径，相机将政治工作推向长江下游。不料第二天蒋介石也到了安庆，安庆杀机四起。三月二十二日，郭沫若，辛焕文接到武汉国民政府电令，要他们到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蒋介石得悉，即与总参议张群、军务处长陈焯密谋，命郭沫若、辛焕文去上海组织“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 ，许以每人每月丰厚津贴。郭沫若、辛焕文将蒋介石的叛逆“早就密电了中央”，并根据武汉国民政府的回示，继续与蒋“虚与委蛇”，伺机脱离蒋介石的控制②。

当时，安庆是安徽省府，拥蒋的武力只有陈调元两营人，反陈的武力有蔡文彬的一个旅。蒋介石令参谋长朱一民强迫蔡部出城。蔡文彬意欲倒蒋，但想得到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的支持。三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辛焕文去“游说”李宗仁，指出“蒋介石残杀工农群众，有良心的人都应起来反对他”，“希望他在安庆举事，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势力”①。李宗仁心有所动，但因亦在蒋的“虎肘”之中，意存观望。

三月二十六日，郭沫若、辛焕文根据武汉国民政府指示，准备去上海筹设总政治部上海分部。蒋介石也一面催促他们快丢长江下游，一面派朱一民监视他们的行动。是日，朱一民派来一只兵舰，要他们率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出发到南京。幸好船载不下全体人员。辛焕文见朱一民上了船，便佯称还有几十担宣传品和几十名人员没有地方安置，迫使朱一民答应他们再弄一只差船赶去。这样，他们脱离了蒋介石及其爪牙的控制。

三月二十八日，郭沫若、辛焕文候船等得焦灼难耐之时，总政治部南昌留守人员杨正宗等，也瞒过了张群，乘坐一只差船来到了安庆。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回九江找朱培德军长，因所乘之船过九江未停，也拖到安庆来了。郭沫若、辛焕文欣喜万分，决定乘杨正宗所坐的差船，先送朱克靖去九江，再一起去上海。

三月二十九日，差船到九江停泊。根据变化中的情况决定，辛焕文回武汉请示行止。四月三日，辛焕文向郭写信，“传达邓主任的意思”，要郭“火速赴沪”。四月五日，辛焕文率领着许多赴下游工作的同志，坐着原来的差船，从武汉来到九江，与在那里等侯的郭沫若一起，驶向上海。

四月八日，因长江风浪太大，辛焕文和郭沫若乘坐的差船被迫在南京靠岸。辛焕文改装进入市内，从报纸上得知总政治部上海分部被查封!原来，辛焕文到达安庆前后，总政治部已差遣秘书李民治(李一氓) 和蔡文彬去上海进行分部筹设工作。

辛焕文考虑，李民治、蔡文彬可能遇着不测，便立即打发赴下游工作的同志乘原船返回武汉，自己则与郭沫若于当日深夜乘兵车赶赴上海。不料兵车到达苏州突然不开了，郭沫若便在胥门外一家客栈住下，辛焕文化名“文焕星”，只身改乘去上海的火车。

辛焕文首先在上海一家银行找着了李民治的妻子，然后到静安寺路的一个弄堂找到了李民治，得知他们在上海工作的情形。四月十一日晚，辛焕文又返回苏州。

四月十四日，郭沫若、辛焕文乘火车到达上海，找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指使暴徒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真相。这为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增添了重要依据①。

会见了周恩来后，郭沫若、辛焕文连夜改装，离开了血腥的上海，乘船溯江而上，直赴武汉。随即踏上了第二次北伐的征途。

(四)

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主力在东湖誓师。辛焕文受命担任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于四月二十七日随队进驻河南驻马店。五月八日，辛焕文在驻马店开办了党务研究所，他和所属军、师政治部主任每日下午轮流授课，为地方培养党务干部。辛焕文还分别到驻军所在地的驻马店、凉亭、界牌、顺和店等处，帮助筹建地方党部，做好民众工作。

五月下旬，奉系张作霖派张学良亲赴前线督战，将其五个军集中临颍，准备反攻。北伐军第一纵队紧迫奉军，辛焕文随张发奎率十一军二十六师作总预备队从正面跟进。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时，黄琪翔率四军十二师于十里头一带向敌开火，遭敌阻击。相持到翌日拂晓，辛焕文率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部开赴辛庄，抄敌左翼，配合前线发起攻击。战斗中蒋先云重伤阵亡。张发奎率二十六师七十六团、七十一团，相继接力猛扑过来，与奉军白刃格斗。辛焕文率七十七团冲进敌阵，与敌拼死相搏。至下午四时，奉军撤退，七十七团首先进入临颍①。

辛焕文立即组织力量散发传单和书册，张贴“打倒军阀张作霖! ”“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 “打倒土豪劣绅! ”的标语，组织救护伤兵委员会，建立武装农民组织，肃清奉军残部。

此时，武汉国民党反动倾向日渐严重。由河南班师回武汉的张发奎，已升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有个警卫团，是刚刚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的基础上扩建的，团长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卢德铭，参谋长是原十一军教导营营长韩浚，当时也是共产党员。马日事变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也将两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搜捕而逃到武汉来的一批地、县级干部和大学生，如何长工、何挺颖、宛希先等，调到警卫团当班长，因而这个团的政治基础很好。为了牢牢掌握这支革命武装，党中央又特地将辛焕文调到警卫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加强对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以适应紧急时期的斗争需要①。

七月上旬，张发奎率部沿长江东进时，对警卫团很不放心，一再催促随大军出发。恰好，张发奎为警卫团在广东招募的第四营新兵，正在来汉途中。辛焕文、卢德铭则以警卫团正等待接收新兵为理由，滞留武汉，静观时局发展，等候党的指示，相机投入革命。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八月一日，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了。八月二日晚，警卫团同时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是张发奎从九江打来的，命令警卫团乘船迅速开到九江待命; 一份是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逸群打来的，要警卫团迅速赶到南昌，投入起义大军。辛焕文、卢德铭接到电报后，共同分析研究，认为南昌起义已经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朝夕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警卫团必须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迅速开到南昌参加起义; 而张发奎要部队开到九江，其目的是要缴警卫团的械; 警卫团又只有奔赴南昌，才能摆脱张发奎的控制。“他们作出了三项决定：第一，坚决响应南昌起义，不回张发奎的电报; 第二，立即组织兵力去南昌; 第三，只带一、二、三营走，把四营留在武昌，因一、三营营长是共产党员，二营营长不是党员但思想进步，只有四营营长是张发奎派来的。”①为了保守机密并争取时间，决定部队出发时，仍用船舶输送一段路程，计划到湖北阳新县的黄颡口上岸，再徒步前进，经江西武宁、涂家埠，直奔南昌。

八月三日，辛焕文、韩浚到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争取该校师生同警卫团一起行动，以壮大起义军声威。辛焕文找到该校地下党党委书记陈毅，得知该校党团组织在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关怀下，经过整顿，已“团结一致，待机而动”，“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大革命成果，把革命进行到底”②。韩浚找到由该校师生组成的中央独立师师长侯连瀛，侯不赞成国共分裂，主张“哪个革命就拥护哪个”，但对南昌起义半信半疑，只勉强答应随警卫团一起行动。辛焕文又将韩浚找侯连瀛的经过及侯连瀛对参加这次起义的态度，回头转告了陈毅，以防紧急时之不测③。

八月四日，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计五千人，分乘租用汉口招商局的四条船舶，从武昌徐家棚出发。上船时，何键的三十五军在汉阳龟山上虎视耽耽，威胁着警卫团。第二方面军宪兵营，也奉张发奎之命赶来上船，名义上是交警卫团指挥，实际上是来监视警卫团。辛焕文、卢德铭安排行船的路线是：第一条船警卫团，第二条船军校，第三条船警卫团，第四条船军校。每条船相距一华里。他们这样安排，是考虑到军校旧军官太多，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不牢靠，如果情况有变化，便于采取必要的措施。

船到黄石港，辛焕文、卢德铭向军校宣布起义的决定和行军路线。果然，军校的船因总队长杨树松要去九江找张发奎，不按号令靠岸，并径直向下开去。于是靠岸的船又返回江心。辛焕文召开团党支部扩大会议，认为如果追赶，势必发生火并，影响起义大局，不如让他们去九江; 但警卫团的船必须加快航行速度，赶在军校至九江之前登岸。

船到黄颡口，辛焕文、卢德铭决定解决宪兵营，因宪兵营上船图谋不轨，其手枪连又是张发奎的旧部。待宪兵营上岸后，韩浚突然向他们宣布起义的消息。该营营长是张发奎亲信，执意要去九江，不愿参加起义。辛焕文、卢德铭决定，每连发五支枪，每人发足粮食菜金，其余枪枝留下，让他们去见张发奎，从而消除了隐患。

八月七日，部队翻过幕阜山到达江西省武宁县，与从涂家埠折回的余贲民平江工农义勇队“合在一处” ，方知南昌起义大军给敌以重创后，已于八月三日离开了南昌，正向广东潮汕方向转移; 张发奎在九江缴了军校的械后，已率部进入南昌并派出两个团于涂家埠一线堵截警卫团。辛焕文决定与余贲民“由修水同回平江” ，同时派人赶到瑞州，通知刚与余贲民分手的苏先骏浏阳工农义勇队，“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①。部队经奉新、靖安间，警卫团仍试图从南浔路突出东进，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因此派何长工带领一个侦察组，去靖江附近侦察敌情，未果，不得不放弃去广东的计划，仍决定“暂时把部队带到江西、湖南、湖北结合部的修水、铜鼓一带，再向上级请示如何行动。”①八月十二日，警卫团进入高安县城。这时，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派兵一部，死死咬住警卫团; 警卫团内一些旧军官，害怕艰苦，思想动摇，连长史宝亨乘机煽动士兵哗变。辛焕文眼看警卫团四面受敌，内外交困，立即召开团党支部会议，分析情势，确定对策，指出高安不是久留之地，必须迅速转移。接着，他又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干部会，传达团党支部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和全团干部，团结一致，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带好部队。会上逮捕并枪毙了煽动兵变的连长史宝亨，获得全团的一致赞同。会后，辛焕文又找到高安地下党员胡毓秀等人，动员他们利用社会关系，为部队筹措了一些给养，同时将沿途招收的散兵，补齐了第三营。

八月十九日，部队进入修水县城，警卫团团部驻凤书院。这时，罗荣桓率领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也因奔赴南昌起义途中受阻，折回了修水县城。警卫团扩编至五个营。修水县内有两股武装：一股是西乡的靖卫团，其头子是上源的大土豪曹祖烈，外号“曹老虎”，有六十多名家丁，勾结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横行乡里，收租逼债，镇压农民运动，罪大恶极; 一股是北乡的渣津、马㘭一带的邱国轩一个团，是蒋介石所杀徐州战役败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残部，他们经常下山抢粮，奸淫妇女，闹得当地群众一夕数惊。辛焕文召开团党支部扩大会议，分析了这两股势力的实力和处境，确定了争取邱国轩、消灭曹祖烈的方针。首先由韩浚去与邱国轩谈判，给该部送去一些粮食和武器，指出上山为匪是没有出路的，要革命就要站到人民一边来。邱国轩到警卫团来，辛焕文、卢德铭热情接待他，给他讲革命道理，对他的部队军纪败坏也提出严肃批评。经多次争取，终于达成协议，邱国轩团被整编为警卫团两个营，仍驻渣津、马㘭一带训练。接着他们决定由余贲民、李腾芳率领第二营，攻打曹家据点，消灭靖卫团，将其反动武装全部缴械，活捉了曹祖烈，为修水人民除了一大害。

(五)

收编了邱国轩，镇压了曹祖烈，修水得到了安定，部队也扩大到七个营。辛焕文、卢德铭认为，部队战斗频繁，形势瞬息万变，为保存和发展自己，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决定将部队编为一个师，师长卢德铭，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辛焕文，副师长兼参谋长韩浚。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卢德铭兼; 第二团，团长余洒度; 第三团，团长邱国轩①。部队扩编以后，他们一面申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一面继续整训部队。

他们没有找到江西省委，而与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派人来到修水，传达他的意见：赞成警卫团扩编为师，但暂不打出师的番号，以免目标过大，不易立足;同时决定辛焕文、卢德铭、韩浚离开部队，经武汉、上海到广东东江或福建南部，去找起义大军，理由是起义军战事在即，需要有作战经验的干部。

辛焕文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诧异。他认为部队主要领导人突然全部离开，部队可能会有波动，尤其是邱国轩刚刚收编，思想不成熟，弄的不好，甚至可能产生严重恶果。但又考虑，既是上级党委决定，就得服从。于是辛焕文一面向夏曦派来的代表反映情况，一面表示服从命令，离开部队。

八月三十一日，辛焕文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后，在凤书院召开了团营干部会议，宣布湖南省委关于辛焕文、卢德铭、韩浚离开部队的决定，任命余洒度接任师长兼第一团团长，李腾芳接任第二团团长，要求他们团结一致，服从指挥，打仗避实就虚，灵活机动，把这支革命武装带好。会议结束后，辛焕文、卢德铭、韩浚换上便衣，与大家告别启程。全体团营干部热泪盈眶，依依惜别，一直送了几里路程。不久，余洒度“为灰色态度起见”，将部队番号改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①。

九月一日，辛焕文等取道长沙赴武汉。他们原计划经武汉乘船到上海，再去广东或福建。但对夏曦突然通知他们离开部队，心中总不免有些蹊跷，想找党中央汇报情况，听取指示。而当时，党中央已迁往上海，长江局亦难找到。辛焕文等在汉口见到了坚持斗争的向警予 (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长) ，汇报了警卫团从成立到扩编为师，以及湖南省委夏曦要他们离开部队的全部过程。向警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就他们提出的问题请示了上级党委。次日，向警予告诉他们，夏曦在环境险恶、起义大军去向不明的情况下，要他们离开部队、追赶起义大军是错误的，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准备搞秋收起义的计划，要他们迅速返回部队，与正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取得联系①。鉴于部队已扩编为师，余洒度担任了师长，又决定他们返回部队后，成立一个指挥部，卢德铭任总指挥，辛焕文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韩浚任副指挥兼参谋长。为建立指挥部，还派遣了六名干部，发了三千元经费。于是辛焕文一行，又离开武汉，重返征途。

九月三日，辛焕文等到达武昌东站，与派给的六个干部接上头，一起上了火车。他们在蒲圻赵李桥车站下车，计划经崇阳、通城、麦市，转平江到达修水。九个人分三部分走，辛焕文走在前面，韩浚走在中间，卢德铭走在最后，每人各带两名干部，彼此相距十五华里路程，以保证安全，又互相照应。

九月四日，辛焕文带着两个干部朝麦市方向走，走到崇阳大沙坪，已是傍晚时分。他们打算在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镇南兴发客栈歇息一夜，第二天再走。不料几天前，崇阳、通城两县国民党警备队开展“联防” ，破坏了这个联络站，地下党负责人已经被捕。辛焕文等进入客栈，即被敌逮捕盘问，他沉着应付，声称是过境商人，瞒过去了，但那两位同志由于都带有手枪，不能让其搜查，不得已直冲关帝庙哨卡。结果，双方开枪射击，辛焕文不幸中弹牺牲②，时年二十六岁。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者外，还有：

1. 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2. 《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3. 卜庆华：《真挚深厚的友谊——读周恩来给郭沫若的四封信》，见《历史知识》 1984年第4期。

4. 《平江县革命历史文献集》 (未刊本) 。

5. 访问刘洪茂、刘洪付、刘汉明、辛焕玉、刘烈根、刘裕黑、韩浚、吴奚如、杨实人、胡毓秀、杨春洲、周祖羲、陈涛、何长工等同志记录和湖北省政协、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妇联、武昌中央农讲所、崇阳县文化馆、江西省宜春地区文化局、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高安县革命历史纪念馆、湖南省平江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北京师范大学、河南省政协、四川省政协等单位提供的文字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

注释

①③辛焕玉回忆材料(1982年4月10日)。

②1919年6月11日《汉口新闻报》; 辛焕玉回忆材料(1982年4月10日)。

①②陈涛: 《缅怀辛焕文同志》 (1984年11月17日) 。

①1926年3月19日、20日《京报》。

②周祖羲: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陈毅》,见1984年10月6日《团结报》。

③1926年3月19日《京报》。

④1926年4月1日—6日《上海民国日报》。

⑤胡治煕:《校友辛焕文烈士行状》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室藏)。

①陈涛: 《缅怀辛焕文同志》 (1984年11月17日)。

②杨实人: 《高安大革命回忆》 (江西省高安革命历史纪念馆藏)。

①[苏]亚·伊·切列潘诺夫: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89页; 辛焕玉回忆材料(1982年4月10日) 。

②郭沫若: 《脱离蒋介石以后》,见《革命春秋》第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①郭沫若: 《脱离蒋介石以后》,见《革命春秋》第151页。

①周恩来: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见《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晁凌音: 《二次北伐临颍战役调查》(河南省政协藏)。

①何长工:《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见《红旗飘飘》第19辑第22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①《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烈士》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94页。

②袁继成、刘继增、毛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见《湖北文史资料》第5辑第48页。

③韩浚: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响应南昌起义前后》,见《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第109—110页。

①潘心源: 《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1927年7月2日)。

①何长工: 《红旗插上井冈山》,见《革命回忆录》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韩浚: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响应南昌起义前后》。

①余洒度: 《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 (1927年10月19日)。

①蔡博: 《怀念母亲,倍觉党亲》 ,见1978年5月4日《长江日报》。

②丁汝凡: 《关于辛焕文遇难的调查》 (湖北省崇阳县文化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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