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重远人物传,杨重远生平事迹,杨重远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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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杨重远人物传,杨重远生平事迹,杨重远评价

杨重远是红军晋西游击队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历任高桂滋部中共军委书记、红军晋西游击队政委、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参谋长等职，为发展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奋斗了一生。

(一)

杨重远，原名杨敬熙，号弘毅，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九日诞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四十里铺麻地沟一个雇农家里。父亲扛长工，母亲体弱多病，在重远三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姑母将重远抱去抚养，到八岁才送回家。杨重远在本村私塾断断续续念过两次冬学，农忙时帮助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和简单的农活。他从小就知道发愤自学，经常在劳动之余主动到老师处请教，并练就了一笔好字。杨重远十三岁那年，父亲又病故了。他孤苦伶丁，被迫出外自谋生路，先后在绥德四十里铺、三皇峁、县城等地打短工、扛长工、当店员，苦度十多年。他不甘心忍受财主的虐待，曾经多次反抗，几度失业。生活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使他越来越憎恨黑暗的旧社会，渴望受苦人有个出头的日子。

一九二四年冬，杨重远在绥德县城一家商号当店员。这时，共产党员李子洲、王懋廷用省立第四师范的名义，在绥德创建了四师附设平民夜校，作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杨重远积极参加了夜校的学习。他上课认真听讲，尽量记笔记，白天在商号抽空自学，晚上回到家，借助字典，苦读《共产主义ABC》和《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经常通宵达旦。他在马列主义的启示下，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投入了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

绥德县城有个劣绅被称为“高大老爷”，其大管家仗势欺人，抢占民妇，无恶不作。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杨重远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在绥德师范团组织的支持下，率领平民夜校的一些学员，冲进高家大院，质问大管家为什么胡作非为? 大管家气急败坏地威吓说： “姓杨的，你好大胆，高府是个衙门，你竟敢聚众闹事，不要命了! ”①杨重远激昂地回答说：“我既怕就不来，既来就不怕。别说是你这条走狗，就是你家大老爷，我也想教训他一顿呢! ”②学生们在重远的指挥下，狠狠地揍了大管家一顿，救出了被欺凌的民妇。这场斗争震动全县，大快人心。反动当局却以“通匪”嫌疑要缉拿杨重远。团组织和平民夜校的领导人闻讯，将重远安全地转移到农村，与绥师学生一起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冬，在李子洲和绥德团组织的帮助下，杨重远通过社会关系，打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 (不久扩编为旅) 韩其盛连，先后任司务长和文书。杨重远在这里结识了共产党员、连长李象九、谢子长等人。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经李象九、谢子长介绍，杨重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不久升任石部八连连长，先后驻防延川、清涧、宜川等地。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在连队积极发展党团员。在他的领导下，这个连队除坚持每天上操训练，上政治课、文化课以外，还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演新剧，民主管理伙食，实行官兵一致;提倡士兵自己缝衣服，做鞋袜;禁止抽鸦片和喝酒，一扫旧军队的恶习。杨重远很重视做驻军附近的群众工作。他同部队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联合当地进步士绅和师生，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放足和破除迷信，并且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手工业工会、学生联合会和妇女协进会等群众团体。

一九二七年夏，大革命失败，陕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杨重远受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石谦部从事兵运工作。

为了进一步扩充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杨重远曾携带筹借的六百多块银元，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家乡，托人买枪买马。一个亲戚劝他说： “你闹革命很危险，家里又很穷，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留下婆姨娃娃无依无靠怎么办? 还不如把这笔钱留下一些买点土地和住房，以后万一你不在了，家里的人也能靠这点产业生活下去。你出去闹革命也就放心了。”②亲友的“好意”杨重远是理解的，他自己常年在外，妻子刘恩培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确实非常艰难。但他不能接受亲友的“劝告”，说： “我提着脑袋闹革命，不只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家庭，而是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光景。我怎么能把为革命筹借的钱用在自己家里?这笔钱是分文不能留的，一定要全部用到革命上。”①杨重远这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至今为家乡老人们所传颂。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石谦部近千人在清涧城举行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次日清晨，起义部队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率领挥师南下，十五日到达宜川。杨重远领导的一个连和共产党员李瑞成、王振娃领导的两个连在宜川城内立即起义，接应清涧起义部队。在此之前，驻宜川之敌代旅长康子祥闻讯清涧起义部队南下，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杨重远、李瑞成、王振娃连发起攻击。杨重远、李瑞成、王振娃当即迎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康子祥率部弃城逃跑，两支起义部队遂在宜川胜利会师。附近很多进步青年纷纷前来参军，起义部队迅速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三千多枝枪，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革命武装力量。

起义胜利后，由于领导人不懂得同周围农民相结合的重要性，在行动方针上意见不统一，加之后来指挥失误，在强敌进攻下，起义部队被打散。这时，杨重远曾对同志们说： “起义虽然失败，但我们决不能泄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武装斗争必须坚持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②

一九二八年，中共陕北特委派杨重远利用社会关系去河北遵化，打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作兵运工作。他不畏艰辛，东渡黄河，经山西到天津，与中共顺直省委取得联系，被任命为高桂滋部地下党军委书记，公开身分先是该军刘捷三师的副官长，后为军部军需。他同该部的共产党员黄子文、朱侠父、陈一平、马汝骥、吴岱峰等人一起，在顺直省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杨重远十分注意对党员加强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和严守纪律的教育。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秘密发展了近百名党员，并在一些营连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他还利用同乡关系，做军长高桂滋及其部下的统战工作，介绍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到高部工作，或入该军办的军事政治干校学习。后来，这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晋东平定县的起义，成为组建红二十四军的基干力量。

杨重远在驻守遵化地区期间，利用参观游览的名义，亲自到喜峰口、热河一带，察看长城线上的地形，准备筹划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战争爆发，高桂滋部被蒋介石南调山东作战。杨重远等军委成员在峰县、枣庄一带驻防期间，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年，高桂滋参加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战争，结果损兵折将，所剩不到四千人，于一九三○年八月退到山西平定，被张学良收编为陆军第十一师。杨重远在山东作战中身负重伤。伤稍愈后，即化装突破蒋介石军队的层层封锁线，于是年初夏到了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适值乔国桢(北方局委员)要到陕北巡视工作，李杰夫要去陕西任省委军委书记，北方局便派杨重远以探亲为名，护送乔、李去陕。杨重远护送乔、李安全到陕后，还应邀参加了在绥德黑龙山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作兵运工作的经验。他还把自己的家作为出席会议的同志存放武器和文件的场所，受到同志们的赞赏。

(二)

一九三○年秋，杨重远回到高桂滋部，继续担任军需，并很快和中共山西省委 (书记刘天章) 取得联系。根据山西省委指示，他对高部党组织进行整顿，加强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注意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党员。这年冬，山西省委利用军阀混战刚结束的有利时机，决定在吕梁山区建立红军晋西游击队。杨重远受命参与筹建工作，担任省委汾阳联络站主任兼临时党支部书记。他到汾阳后，坚决贯彻执行省委的决定，以开设骡马店作掩护，在离石、汾阳、柳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积极筹集、转运武器弹药; 还设法同晋西各县地下党取得联系，积极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省委先后从太原兵工厂和高桂滋部以及农村，抽调了三十多名共产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这些同志都是由汾阳联络站护送转入到吕梁山区去的。临行前，杨重远都一一找他们谈话，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指明任务及应注意的事项。

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大麦郊娄底村举行成立大会，杨重远任省委军委代表兼游击队党支部书记，拓克宽、黄子文分任大队长和政委，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大队下辖两个中队。这是党在山西地区创建的第一支工农武装。杨重远在成立大会上带领全体队员庄严的宣读了誓词：

吕梁山上红旗飘，

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师导，

共产主义是目标。

队前宣誓决心表，

革命到底不动摇。①

杨重远非常重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在党支部设立组织、宣传、军事委员和候补委员，支部之下设三个党小组，规定党小组每半月过一次组织生活，支部会一月一次，遇有重要问题由杨重远随时召集开会。游击队每到一地，杨重远都要求部队严格执行革命纪律，爱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农忙季节，游击队组织战士帮助群众送粪、翻地、整田，对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除帮助他们种田外，还经常帮助砍柴担水。部队驻孝义县宋庄时，杨重远派党员协助农村开办列宁小学和农民夜校，并亲自去讲课，教唱《国际歌》，启发农民认识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和团结起来革命的道理。在游击队的帮助下，不少村庄建立了青年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儿童团，开展了抗粮、抗税、抗款和打土豪分财物的斗争。中阳县上桥镇土豪杜寿高，占有两架山的土地，雇工三十多人，残酷剥削农民，周围几十里的农民对他切齿痛恨。杨重远派党员帮助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斗争杜寿高，没收了杜家的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在孝义县攘头村没收了大土豪武世恭家的银洋三万元，使方圆几百里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贫苦人民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游击队，主动为游击队带路、送信、抬担架、救护伤病员。年轻的小伙子争相报名参军参战。

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事斗争。杨重远和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一起先后指挥了中阳县留誉镇、孝义县储家、石楼县水头镇和老鸦掌等战斗，歼敌数百人，游击队迅速扩大到百余人，威震晋西。八月上旬，新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派七十二师、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围剿”晋西游击队。由于村庄和交通要道被敌封锁，游击队被困在山里，同群众断绝了联系，只能以野菜充饥。这时，山西省委由于被叛徒出卖，遭到很大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也失掉了联系。与此同时，平定起义后创建的红二十四军，也离开了晋东，开向晋冀边界，游击队又失去兄弟部队的增援，因此处境极为艰险。为了解决队伍发展方向问题，杨重远和拓克宽于八月二十八日在高山顶上主持召开队委扩大会议，决定坚决突围，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打游击，以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并决定一部分山西籍干部战士要求回家乡的，发给路费，让他们回乡就地坚持斗争。游击队在杨重远、拓克宽、黄子文等的率领下，冲破重重封锁，终于在九月二日到达黄河边的中阳县三交镇，准备渡河。此时，全队只剩下三十人 (除一人外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指挥渡河，杨重远到山顶上察看地形。他俯瞰奔腾向前的黄河，感慨万端，和战友们热情洋溢地凑成一首《黄河颂》，其中有：啊，黄河，自古称天险，今日不过黄河非好汉;游击战士，播种晋西，转战陕、甘，三十健儿，驰骋祖国西北高原①。

过河的工具是羊皮筏子。一个筏子只能载几个人，还要会水的人浮在水里推着走。夜晚，天空没有星月，冷风刺骨，指战员情绪高昂，在水手的帮助下，一批一批地渡到了西岸。不料最后一批队员渡河时，装着枪弹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油篓沉入河底。杨重远心急如焚，当即派会水的吴岱峰、白锡林下水，从河中乱石堆里将油篓打捞上来。经过整整一夜的搏斗，游击队胜利地渡过了黄河。

过河后，游击队进行了整顿，由于杨重远的出色工作和领导才能，在全队大会上，当选为游击队政委，阎红彦当选为大队长。以杨重远为首的新的队委会派人积极寻找陕北特委，以便能尽快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游击队在到达安定县 (今子长县) 西区枣树坪时，找到了地下党员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通过谢德惠找到了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马文瑞对晋西游击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立即向陕北特委作了汇报。不久，陕北特委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等县开展游击战争。为扩充游击队的力量，陕北特委先后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游击队首先在安定地区开展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群众积极地送粮、送情报，并踊跃参军，使游击队很快扩大到六、七十人。随后杨重远、阎红彦带领队伍转战安塞、保安 (今志丹县) 、靖边等县，歼敌八十六师和民团百余人，缴枪近百枝，还第一次缴获了战马，成立了骑兵分队。他们将打土豪筹得的经费，除留一部分供游击队军需外，其余均上缴给陕北特委。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游击队打开了局面，威震陕北。为了扩大革命力量，杨重远、阎红彦重视做联合、团结和改造保运商货的武装 (简称保运武装，又称土客) 的工作。十月上旬，游击队先后与保运武装首领肖永胜、杨琪、师储杰等人率领的百余人达成协议，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双方联合对敌：一、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二、不抢穷人东西; 三、不强奸妇女;双方并约定成立执法队监督执行。同时由晋西游击队给肖、杨、师所部各队派去政治指导员。杨重远很重视作保运武装官兵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在每次战斗的前夕，政治思想工作更是做得深细。在杨重远、阎红彦等人的教育和帮助下，保运武装队员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后来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杨重远还十分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认真执行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十月六日营盘山一仗，游击队取得了全胜，俘虏敌万宝山营和横山县民团三四十人，缴枪五六十枝。杨重远亲自把俘虏集中起来，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指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表示欢迎他们参加游击队;对愿回家者每人发给两块银元作为路费，还把伤员送往安定县城帮助医治。不少俘虏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月中旬，杨重远、阎红彦率领的游击队与保运武装转战到安定县凉水湾时，接安定县委转来陕北特委关于避开敌人主力，必要时可转移到陕甘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为贯彻特委这一指示，游击队向陕甘边转移。途中，进行了野鸡岔、红柳沟战斗，歼敌数十人。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游击队胜利地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

(三)

两支部队会合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民族矛盾急剧上升。陕西省委充分估计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暂时无力对革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有利形势，要求各级党组织抓紧这一有利时机，组织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组织和发动农民游击战争。陕西省委对于会合起来的武装力量十分关注，授权谢子长到南梁进行整顿改编，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红军。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日，谢子长按照省委指示来到南梁。他首先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指示，要求南梁会合起来的部队经过整顿改编后，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使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与三水(今旬邑) 、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杨重远积极协助谢子长开展工作。他发现部队中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比较薄弱; 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匪; 在思想作风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抢劫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面对着这些情况，杨重远坚决支持谢子长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编。部队经过整顿后，于同年冬，转移到合水县柴桥子。这时，陕西省委根据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为参谋长。

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有关游击战争的文件，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使指战员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开始纠正了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和干部基础。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不久，就于一九三二年一日五日，在甘肃合水歼敌暂编十三师两个连。

二月十二日，根据陕西省委新的指示，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 (李是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后叛变) ，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杨重远是委员之一，各大队成立了党支部。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陕甘游击队决定以陕西的淳化、耀县、旬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为区域，开展游击战争。

杨重远沉着果敢，是个好参谋长。他把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无论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他都处理得很好。他平时话不多，开会时也不轻易发言，但一讲就能抓住重点，为大家所佩服。每次作战，杨重远总是亲自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协助总指挥制定作战方案，指挥战斗。

二月十九日晚，游击队南下旬邑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谢子长、杨重远率部先后歼灭了耀县照金镇、宜君地区瑶曲镇等地的民团，还两次袭击正宁县城山河镇。四月下旬，谢子长、杨重远又率部打下旬邑县城，处决了反动县长。这是陕甘游击队打下的第一座县城。

战后，执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 (后被捕叛变) 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对游击队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全盘否定，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两次攻打山河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谢子长、杨重远身上，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和杨重远等领导人，还撤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春末夏初，敌人又向陕甘游击队发动了新的“进剿”。五月十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游击队在清水原集结后，召开队委会议，确定了粉碎敌人“进剿”的方针。在半个月内，杨重远协助刘志丹指挥游击队挺进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大小九战，八次获胜，歼敌一千四百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枝，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游击队发动的“进剿”。

七月二十三日，陕西省委派李艮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到职后，主观武断，错误地给刘志丹、杨重远戴上“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等大帽子，并非法成立了秘密队委会，排挤刘志丹、杨重远等领导人。李艮完全不听刘志丹、杨重远等人的正确意见，强令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计划，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处境十分困难。

陕西省委为了扭转局面，八月底又派谢子长回游击队任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本着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在照金地区设伏，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四百余。照金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

一九三二年秋末，游击队两次攻打保安失利，被迫撤至甘肃合水县白沙川一带。敌人大军压境，游击队处境极端险恶，部分干部、战士情绪低落。杨重远和谢子长、刘志丹针对当时困难的局面，研究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按照队委会的决定，游击队分成三路，杨重远和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队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他们在照金以北老爷岭打了大土豪，除将部分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外，还为游击队筹得大批经费。十月下旬，杨重远、阎红彦率部返回南梁地区，接济留守在该地由谢子长率领的游击队和伤病员，受到战友们的热烈欢迎。随后，谢子长、杨重远率部挥师北上，在安塞县真武洞打了大土豪等，获马二十余匹和大批烟土，扩大了八十多名骑兵。谢子长和杨重远还将筹得的一批钱，派党员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送往陕北特委和河北省委。

(四)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杨重远、刘志丹、杨森分别率领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幕原、塔尔原地区胜利会合，准备南下到淳化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此时，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根据党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杨家店整编。十二月中旬，杜衡以中央和省委代表身分来到游击队。当时陕西省委极其错误地认定杨重远和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游击队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要杜衡将他们处决。杜衡到部队后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污蔑杨重远、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诽谤游击队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①，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阎红彦的领导职务，强令其离开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杜衡被迫同意将杨重远、刘志丹留在部队，但对他们根本不相信，不分配重要工作。

十二月二十四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军只有这一个团) ，杜衡兼军政委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燕清任参谋长，杨重远被降为团参谋处长，刘志丹被降为团政治处长。面对着这种错误的打击，杨重远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仍努力为党工作。他积极协助王世泰、郑燕清指挥作战。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一连打了几个胜仗，使红色区域扩大到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地区。随着斗争的胜利，红军的影响迅速扩大，青年农民纷纷参军，红二团很快发展到三百余人，并建立了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随后，部队由照金地区南下，在淳化通润镇、三原西北原等地游击，消灭北原铁王镇民团数十人，使根据地扩大到淳化北原畔。红二团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旬邑、照金、雨原、香山、宜君等五支游击队。

在根据地逐渐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杜衡被胜利冲昏头脑，冒险地提出“集中力量，一股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内一切豪绅地主武装”，主张攻打庙湾夏老幺民团。杨重远和刘志丹、王世泰等认为庙湾地形险要，碉堡坚固，该地民团又与红军订有互不攻击的协定，因而反对杜衡攻打庙湾的错误主张。但杜衡以“政委有决定一切的权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强令红军攻打庙湾，结果失利，红军同夏老幺的统战关系就此破裂。

庙湾战斗后，陕西军阀令骑兵团在当地民团的配合下，向照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杨重远和刘志丹、王世泰建议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杜衡一意孤行，不顾杨重远等人的反对，强令部队驻在根据地内进行所谓“正规训练”，结果红军又遭受很大损失。

三月下旬，杨重远协助王世泰、郑燕清率红二团在铜川北面打开金锁镇消灭民团三十余人，随后进入三原武字区，歼敌一个排。四月上旬，杨重远协助王世泰，南下渭北，消灭了淳化南村寨子民团后回到照金。四月中旬，又西出彬县，途中消灭了旬邑土桥镇敌河工队三十余人。接着又在龙马、高村消灭彬县民团三十余人。至此，杨重远参与创建的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东西五十余里，南北八十余里，面积达五千平方里。

照金根据地的建立，游击战争的开展，使敌人惊恐不安。陕西军阀于五月上旬急调特务团、骑兵团和八十六师的一个团以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宜君、铜川等六县民团，分四路“进剿”照金根据地。红二团根据省委的指示，由照金向西开进转移到外线，以打破敌人的“进剿”计划。

部队转移到旬邑县阳坡头时，遇到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刘志丹给一支队干部、战士讲了话，鼓励他们积极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并拨给一些枪枝弹药，派杨重远去一支队任政委。杨重远率一支队返回陕北途中，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安塞、安定交界之董家寺 (安定属) ，与敌民团遭遇，敌败我胜，缴枪二十余枝。五月二十九日，在安定县谭家崄又遭敌军两个连袭击，杨重远机智果敢，指挥部队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杨重远在转移中腿部受伤，战友们背着他继续撤退到扬沟村。这时敌人又蜂涌追来，情况万分危急。在这生死关头，杨重远不愿拖累战友，命令同志们不要管他，立即撤退。他以断墙为依托，沉着地痛击来敌，掩护战友们安全撤走，然后对准自己的胸膛开了枪。他以身殉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时年三十九岁。

杨重远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安定县城门楼上“示众”，妄图借此吓倒革命群众。安定县的人民群众，热爱红军和共产党，都为杨重远的牺牲而悲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头颅取下来送往城外，交给红军，秘密安葬。为了纪念杨重远，一九三四年底，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安定县的南区和延安、安塞、靖边三县各一部设立重远县。

注释

①②杨世让等人的回忆。

①冯又新的回忆(1981年6月10日);另据田有莘回忆,杨重远1925年在绥德由常汉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②杨世让、杨焕文等人的回忆(1982年8月16日)。

①杨世让、杨焕文等人的回忆(1982年8月16日)。

②吴岱峰、马云泽,《丹心化碧血,浩气壮千秋—杨重远烈士传略》 (1982年),未刊稿。

①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 《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0辑。

①吴岱峰、马佩勋: 《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9期。

①杜衡: 《陕西共党的沿革》 (1933年10月),存陕西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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