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田波扬和陈昌甫人物传,田波扬和陈昌甫生平事迹,田波扬和陈昌甫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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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田波扬和陈昌甫人物传,田波扬和陈昌甫生平事迹,田波扬和陈昌甫评价

(一)

田波扬，又名佐储、佐渠，笔名易水，一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二月初八)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区乌龙乡良陂村。父亲田茂昭是个不得志的乡间知识分子，科举不第，家道衰败，又见国家受到列强的凌辱，对晚清的反动统治和丧权辱国十分不满，常在夏天乘凉的瓜棚下，或冬天烤火的堂屋里，与一些潦倒的文人聚谈，称颂本县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及共和英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的壮举，用松竹比喻他们的品格。他还赞扬当地在同盟会影响下掀起的萍浏醴起义和湖南光复运动，并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在他的影响下，田波扬从小就发奋学习，立下了为国出力、为民除害的崇高志向。

一九一○年，田波扬未满六岁，开始在本乡私塾发蒙。三年后，父亲又将他转入邻乡的琼瑞学校读初小三年级。琼瑞学校是个开明绅士私办的，它别出一格提倡新学，教师的思想也比较活跃，对田波扬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九一五年，田波扬升入高小部学习时，学校聘请了一个同盟会的老会员彭霞仁作老师。彭霞仁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熟悉历史，常在课堂上向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和列强的爱国教育，课后还讲述一些“林则徐虎门禁烟”、“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故事。在他的熏陶下，田波扬注意关心国事，思想逐步倾向革命，曾与几个同学志约“以天下为己任”。

一九一六年，琼瑞学校停办，田波扬转入当时浏阳北乡的最高学府卓然高小读二年级。这里的师生思想更加活跃，是浏阳北乡进步力量的摇篮，加上治学严谨，课程安排合理，内容新颖，对田波扬的学业提高很快。他酷爱史地，长于写作，常利用作文针砭时弊，抒发爱国之情。他在一篇题为《敬告同胞勿忘国耻书》的作文中写道： “乃我国建立五千年，国非不占也; 人民四百兆，民非不众也; 二十二行省地，地非不广也。以此论之，自必能独立于世界，称雄于五洲，何致如此受辱乎?”任课老师陈菊霖审阅后，喜不自禁，先提笔写下了 “不平则鸣，是亦有心于国事者”的旁批，仍觉言犹未尽，又在文后写下“少年有此峥嵘之才，实是难得”的赞语。尔后，田波扬很受陈菊霖看重，师生接触频繁。待田波扬高小毕业，陈菊霖便委托另一名教师李裴僧联姻，把他视为掌上明珠的侄孙女昌甫，说给田波扬为妻。

陈昌甫，字爱贞，一九○五年六月四日 (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五月初二)生于今浏阳县沙市区秀山乡。她出身在几代都以开馆教书为业的书香门第，随祖父在馆学文习字，成绩颇佳。一九二一年新春，陈昌甫与田波扬结了婚，夫妻俩不但性格爱好相似，并且志同道合。两人朝夕相处，常常研讨文章，评议国事，探讨未来。一天，田波扬对妻子说： “花盆难养万年松，我还是出外求学去吧。”陈昌甫沉思许久，默默地点点头。这年暑假，田波扬告别了妻子，离开马兰山冲，踏上了去省城的路途。

(二)

二十年代初，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湘江怒吼了。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湖南，新思想奔腾澎湃。迎着时代的浪潮，不满十七岁的田波扬，第一次来到湖南的革命中心——长沙，开始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田波扬考入了学膳费用较低的楚怡工业学校，编在乙九班学习。这时，他的好友潘心元①也考进了长沙岳云中学。入学后，他们在进步师友的指导下，常相邀去潮宗街文化书社看书读报。他们最喜欢的是《新青年》杂志，以及一些宣传五四新思想和介绍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册子。文化书社是当时湖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外地同志联系的联络站，是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田波扬在这里结识了易礼容、郭亮、肖述凡、夏曦、夏明翰等革命同志，不久，即由他们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由于楚怡工业学校的学究味太浓，没什么革新气息，而且课程较多，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二年秋，田波扬转学到思想活跃、革命活动较多的兑泽中学，插入该校第十八班。田波扬和潘心元等人学习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的榜样，联合驻省会的同学三十余人，成立了一个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浏北新民社，还自筹资金，办起了不定期的《新民》刊(十六开本铅印杂志)，由他和潘心元共同担任该刊的主编。

《新民》从创刊起就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以宣传马列主义为己任，创刊号开卷第一篇文章就转载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无产阶级写的《共产党宣言》。田波扬和潘心元还特约郭亮写了一篇《列宁记》，介绍和歌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列宁。田波扬除搞好本身的学习和编好《新民》外，还常在夜间利用走廊里的路灯写作。他的“易水”的笔名，就是以《荆轲刺秦王》中“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句取的，用以激励自己推翻旧世界的义无返顾的决心。他在《我要》的小诗中，发出雷鸣般的呼喊：

我要放出更强烈的火花，

照亮人世间的虚伪和欺诈。

我要锻炼成尖锐的小刀，

刺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①。

这首诗表达了田波扬疾恶如仇，向往光明和进步的愿望。田波扬和潘心元主编的《新民》，以它鲜明的旗帜，与陈昌、陈清河、陈作为、陈飘飘等浏阳学友会创办的《浏阳周刊》(后改旬刊)等一道，受到了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肯定和表彰，发挥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兑泽中学是湖南学生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由于这里进步师生日增，利于开展革命活动，不久，省学联由湖南自修大学迁到这里办公。田波扬和他所领导的浏北新民社成员，都积极投入了省学联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兑泽中学读书期间，田波扬还经常利用节假日回浏阳作社会调查，引导家乡人民与反动派开展斗争。有一年寒假，他听到乡亲们反映当地的土豪劣绅操持团局，乱派捐税，敲诈勒索，便与潘心元等邀来精通武术的周化驯，带领一批群众冲进团防局，收了团总赵俊吾的烟枪，把他揍了一顿，打得他跪下磕头，连叫饶命，发誓再也不敢干坏事了。这次大闹团防局，迫使团防局一度关门。乡亲们扬眉吐气，都夸田波扬是个“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好后生”。而当地那些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地头蛇，受到这次教训，也老实多了。

一九二三年初，田波扬开始负责兑泽中学学生会的工作，并被选进省学联执委会，经常往返于长沙各校之间。这期间，他曾协助省学联负责人夏曦、夏明翰等领导长沙学生给予长沙泥木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以有力的声援。

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后，乌云笼罩着全国，工人运动被迫暂时退入低潮。然而，就在“二七”惨案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田波扬与夏曦、夏明翰和省工团总干事郭亮等，发动长沙二十二个工会团体、五十余所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六万群众举行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到期拒不归还旅顺、大连两港的罪行，并向日本政府驻长沙领事馆递交了《警告书》。在这一活动中，田波扬参加省工团、省学联组织的纠察队，与臂带袖章、手提木棍的纠察队员日夜封锁码头。巡查商店，禁运和查销仇货，每查出日货即予销毁。日本驻湘领事为此大伤脑筋，请求军阀赵恒惕的省政府出面保护。斗争坚持到六月份，才被赵恒惕用武力压抑下去。此后，田波扬和一批先后在长沙读书的浏阳籍学友，如潘心元、欧阳晖、彭道良、彭晓人等，又回到家乡，在浏阳的东乡官渡镇、南乡枫林铺等地成立外交后援分会，并组织演讲团上街演讲，散发革命传单，还进行化妆宣传，演出《二七惨案》、《旅大始末》等节目，使浏阳的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帝爱国教育。

一天，田波扬正在讲台上向群众慷慨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突然，一个同学挤进来悄悄对他说： “波扬，你家里来人了，说你的妻子临产，要你赶快回去。”他点点头，坚持讲完，带领大家呼过口号，才踏上回家的小路，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赶到家时，孩子已经哇哇坠地了。

为了照顾昌甫，在潘心元等同学的力劝下，这段时间田波扬回家多一些。他利用这机会坐在床头给昌甫读进步书刊，讲述在长沙的所见所闻和乡下发生的变化，引导她走向革命。陈昌甫被革命的理论和沸腾的生活所吸引，征得田波扬父母的同意，在一九二三年夏末，冲破封建陋习，毅然把刚断奶的孩子留在家里，跟波扬到长沙去求学，考入了崇实女校。从此，这对革命队伍里的战友，两人互相勉励，共分忧患。陈昌甫很快便成了田波扬从事青年运动的有力助手。不久，她也被吸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三)

一九二三年五月，经郭亮(湖南省委书记)和夏明翰(省委常委兼平浏两县的特委书记)两人介绍，中共湘区委员会接纳田波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田波扬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以更高的政治热情，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一九二四年冬，田波扬受中共湖南省委的派遣，回到浏阳北区，开展农民运动和从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筹建工作。经他和潘心元的努力，在当地农民和小学教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浏阳第一个农村特别支部。他和夏明翰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出席了特支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

这年底，湖南各教会学校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举行罢课。赵恒惕政府唯洋人之命是听，饬令军警严禁这场“非基督教运动”。省学联在田波扬、肖述凡、曾三的领导下，连夜召集会议，决定举行非基督教运动节，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们发动长沙各校组织了十个宣传队，沿街散发《为非基督教运动节檄告同胞》等传单，提出三条响亮的口号：一、“推倒杀人不见血的基督教”; 二、“取消制造洋奴的学校”; 三、“制止丧灭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传单各色各样，不下百种，如雪花飘落，飞满街衢，表现了空前的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热潮。这次斗争持续了五周之久。赵恒惕命令士兵用刺刀威逼学生复课，田波扬挺身而出，闯进警戒森严的赵恒惕衙门，当面找赵评理，弄得赵恒惕理屈词穷，狼狈不堪。

湘区团委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一九二五年二月增设了学生运动委员会，由肖述凡、田波扬、何铮夫、柳家汉等人组成，肖述凡任书记。五月，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学生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省学联，由肖述凡担任省学联主席; 田波扬为总务委员，负责处理省学联日常工作。

新的省学联领导机构刚刚建立，马上迎来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区团委的部署下，由省工团和省学联出面发起，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发动社会各界联合行动，实行全面罢工、罢市和罢课，敦促北洋政府对英日帝国主义采取强硬态度。省学联负责人田波扬、曾三当选为湖南雪耻会的执委，负责领导学生方面的斗争。六月五日，雪耻会组织了一次社会各界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当时天下大雨，田波扬和陈昌甫走在队伍前面，领着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雨水淋湿了衣服，他们一手抹着头上的水珠，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反帝运动，使得赵恒惕政府坐卧不安。反动派立即对长沙实行戒严，军队荷枪实弹，岗哨分布全城，并派出马队巡街。霎时，“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触目惊心。赵恒惕最担心学生不易控制，派军警到学校剪断了对外联系的电话线，并不许学生出校。田波扬与兑泽中学的师生们没有理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他们与前来阻挠破坏反帝斗争的军警进行说理斗争，终于冲出校门，走向街头，汇同省工团代表张汉藩等人，继续带领部分工人、学生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

这年六月，全国学联在上海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田波扬被推选为湖南省学联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总结各地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经验，协调今后的斗争行动。田波扬报告了湖南学生运动的开展情况，并着重提出要把学生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要和工农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还选登在会刊上。大会选举时，他被选为全国学联的常务委员，分工负责湖南学区工作。

(四)

自沪返湘，已近酷暑，田波扬在长沙兑泽中学修完了中学课程。毕业后，他决定到北京去继续深造; 同时学习外地学生运动的经验。

一九二五年七月，田波扬与彭晓人等几位同学同车北上。田波扬喜欢政法和哲学，因此，到北京后考入了私立中国大学的文科。这所学校收费昂贵，田波扬的家境衰落，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古城的建筑名胜、园林风景，对他有无限的吸引力。但因为经济困难，他仅到过中山公园二次。然而，他为了学习北京学生运动的经验，了解各校的情况，却多次去参加北京学联举行的活动。

当时北京的学界，新旧思想交锋异常激烈，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各种学说亦应运而生。田波扬在学校坐下来，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同学中力排众议，帮助他们克服各种资产阶级思潮，还组织他们参加党领导下开展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北京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兵舰炮轰我大沽、侵略我国主权，反对段祺瑞的执政府的卖国政策。田波扬与一部分中国大学的同学随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时，突然遭到卫队开枪射击，造成流血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北京的“三一八”惨案。

在田波扬离开长沙赴京求学期间，陈昌甫为了从事业上支持田波扬，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从一九二五年下期起便缀学回到浏阳北乡。这时家乡革命形势很好，党组织在进一步发展，已先后建立了北盛、蕉溪等三个支部，并成立了北盛总支。在党组织领导下，群众发动起来了，酝酿秘密建立工会、农会、妇联等团体。陈昌甫回来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党的负责人潘心元分配她做妇女工作。她热情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从这时起，陈昌甫背着小孩，在捞刀河畔，在马兰山冲，走东家，串西家，向妇女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一些年轻的妇女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成了她做妇女工作的有力助手。陈昌甫为了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在家里办起了识字班，每天夜里许多老嫂子也来听课。陈昌甫结合识字学文化，把穷人为什么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妇女为什么受封建宗法统治最深的道理，讲给他们听。大家感到搬开了一块压抑在心头上的石头，回到家里说话也硬朗多了。陈昌甫的婆婆起初对媳妇走家串户，早出晚归，很看不惯。在昌甫的耐心启发帮助下，后来，婆婆也支持并参加了妇女活动。每当夜幕降临，她的婆婆便把灯罩擦得透亮，等候识字班的姐妹们的到来。

由于家庭经济不支，田波扬无力修完学业，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不得不忍痛退学，回到离别数月的长沙，被兑泽中学聘请为教员。他以此身分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从此，二十二岁的田波扬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五)

在北伐战争前夕，南方各省的工农群众运动不断高涨，湖南人民开展的驱赵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将这一运动更好地开展下去，田波扬与驱赵运动的领导人谢觉哉、周以栗等紧密配合，联合省工团、省学联、湖南省总商会、湖南教育界等四百五十七个团体，发出《对最近时局的通电》，并在教育会坪召开三万余人的市民大会，提出《对湘局主张之二十四条》，警告和敦促赵恒惕迅速离湘。全省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不断高涨，加速了赵恒惕军阀内部的分裂。唐生智率部逼近长沙，终于迫使赵恒惕连夜逃往岳阳，随后又逃去武汉。这时，吴佩孚调集北洋军精锐部队南下，唐生智退守湘南; 田波扬等驱赵运动的领导人也只得离开长沙，避走衡阳。

六月间，北伐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分别自粤、桂开进湖南，湘军唐生智部在衡阳正式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起北上进攻吴佩孚。田波扬等人随军行动，沿途发动民众支援北伐战争。七月，北伐军攻下长沙。八月，叶挺独立团和第六军一部入浏阳。田波扬组织浏阳人民为部队带路，侦察敌情，运输粮草，发动妇女做护理和慰劳鼓动工作。他还直接参加战斗，截击敌军，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由于工作和战斗紧张，他路过家门而不入，仅与陈昌甫在征途见过一面，父母和小孩都未看到。陈昌甫每天带领妇女慰劳队运药品、送军鞋，废寝忘食，也顾不上回家。部队进驻浏阳城后，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会上，林伯渠和田波扬都讲了话。潘心元代表浏阳各界向北伐军献了锦旗。在民众的配合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叶开鑫部队全线崩溃。田波扬受命回到长沙，省委派他到夏曦、谢觉哉主持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担任省党部的青年部长，并兼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十一月下旬，田波扬受湖南省委的派遣，以省委巡视员的身分回浏阳检查工作。此时，中共浏阳地方委员会(即县委)已正式成立。田波扬到达县城的第二天，就与担任浏阳县委书记的潘心元以及县农会委员长罗纳川①等人一道，邀集部分农民和青年座谈。接着，又在罗纳川的陪同下，深入到乡下各农民协会了解情况，共同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发展农运工作的计划。他回到家乡时，动员在农村的父母和亲戚带头减租减息，把多余的田土拿出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周围的农民无不交口称赞，说田波扬是“北盛地方最好的人”。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浏阳的工农群众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空前高涨，尤以北盛区为甚，各项工作进展得很快。陈昌甫也在革命洪流中迅速成长。她被选为北盛区妇联主任，成了妇女运动中的一名坚强战士。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她带领妇女们清算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减租退押，禁止高利贷，反对封建陋习和虐待妇女的行为。田波扬看到妻子工作上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不久，由田波扬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罗巍振介绍，陈昌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春，田波扬和陈昌甫一起来到县城。田波扬应邀出席指导共青团浏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昌甫参加浏阳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湖南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运动的发展，使阶级敌人坐立不安，痛恨至极。反动派四出活动，蓄谋反扑。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右派刘岳峙，利用自己所窃据的省党部农民部长职务，组织了一个反动团体“左社”，恶毒诋毁湖南的农民运动，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他的所谓农民运动纲领—— 《农运计划》，以扰乱视听，企图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田波扬看到后，异常气愤，挥笔在所谓的“左社”上端批了

“右社”、“极右社”等字，并在《农运计划》的旁边写上“此乃反动计划”的批语，然后找刘岳峙当面辩理。为了粉碎刘岳峙等的倒行逆施，田波扬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和《浏阳周刊》上发表了大量歌颂农民运动，批驳反动谬论的文章，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田波扬忘我的工作，突出的成绩，得到了省委的好评，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拥戴。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原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肖述凡因长期操劳，患病去世，代理书记李求实一九二七年调党中央机关工作后，组织上决定田波扬正式接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不久，组织上又将陈昌甫调到长沙，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通讯处的联络员，协助田波扬做团的工作。她看到田波扬日益消瘦的身体，感到很心疼，便在努力完成本身工作之余，经常深夜帮田波扬抄写文稿，分担他的劳累。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形势十分危急，她为田波扬的身体担心，更为机关的安全忧虑。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她常彻夜不眠，担任警戒。机关的同志们赞扬他们夫妻俩是“生活上的亲密伴侣，工作上的革命同志，斗争中的真挚战友。”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那张珍贵的合影①，正是当时他们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写照。

(六)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新军阀开始篡夺革命胜利果实。武汉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下的两湖地区，局势也不稳定了。

在这紧急关头，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南代表团一行九人，在团长、省委书记李维汉的率领下前往参加;田波扬是九人代表之一。会上，在针对要不要与国民党右派开展斗争的问题上，田波扬发言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的意见，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田波扬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会议期间，夏明翰又向毛泽东介绍了田波扬领导湖南青年和学生运动的情况，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田波扬的内弟陈昌霖时，还提到过此事，并对田波扬夫妇的牺牲深表痛惜①。

党的“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即五月十日，共青团在武汉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田波扬出席了团的“四大”，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大会选举结果，任弼时为团中央书记，田波扬为团中央委员②。

党的“五大”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革命危机一天天在加深。“五大”还没有结束，五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就在宜昌叛变，率部进逼武汉。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捣毁了省市党部及工会、农会、学联等革命机关团体，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及附近各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出席五大的湖南代表不顾个人安危，匆匆从武汉赶回长沙。田波扬是与易礼容一起化装成工人，乘坐一列运煤的火车回到长沙来的，由陈昌甫秘密去车站接回。

本来，在出席“五大”前，田波扬夫妇曾相约，待田波扬从武汉回来后，一起回家去看望父母与孩子。几年来，由于工作的繁忙，家人很少在一起团聚，父母有些牵念他们，而孩子也很少得到他们的抚爱。但由于时局剧变，现在又顾不得回家了。他们立即投入了反抗国民党新军阀屠杀政策的斗争。田波扬当晚找到先期返回的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研究对策，参与布置和发动平江、浏阳、醴陵、湘潭等县农民自卫军围攻长沙。浏阳农军接到通知后，于三十日集中，进逼长沙小吴门、南门口等处，但由于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由武汉政府调处解决，湖南其他各地农军又没有预期赶到，未能形成统一行动，浏阳农军陷入孤立，不得不撤出。这次围攻长沙没有取得胜利。

事变发生后，省委负责同志因身分暴露，不宜留守，均先后离长。为了其他同志的安全转移和组织下一步的斗争，根据上级决定，田波扬留在长沙城内坚持地下工作。敌人到处搜捕他，几次都是在工人和学生的掩护下，由虎口脱险。面对这种情况，同志们劝他离开长沙，他坚定地回答： “斗争需要我留下，即使死了也值得。”他日夜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周旋，始终没有离开长沙一步。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在亲人最危急的时候，陈昌甫一直陪伴在田波扬身边，一同坚持在斗争前线。她冒着生命危险，四出侦察敌情，通知战友转移，找临时省委请示工作。她还化装出城，将农军会师的命令传到浏阳。因此，浏阳农军在围攻长沙的战斗中，一马当先，首先投入战斗。在危难的环境里，陈昌甫胆大心细，沉着应变，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成为机要工作战线的一名英勇战士。

五月三十日夜晚，由于叛徒蔡增准①告密，国民党反动军警包围了设在学宫街的中共湖南省委秘密机关。这时，田波扬、陈昌甫等还在伏案工作。他们闻声赶紧销毁了手中的文件，正准备越窗脱走，但敌人已经破门而入。田波扬、陈昌甫和省民会议代表李异云、省党部青年部秘书贾荣吉等八人不幸被捕②。

(七)

人称“许屠夫”的许克祥在“马日事变”中杀人如麻，血债累累。他逮到革命者一般都不作过多审问，也无须宣布什么“罪行”，就下令随意处决。但是，田波扬是大名鼎鼎的湖南青年和学生运动的领袖，是个“大有油水”人物，许克祥一反常规，要亲自出马审讯，企图降服田波扬，将湖南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一网打尽，好向上司报功领赏。

那是田波扬等人被捕的当天晚上，许克祥先摆出一副菩萨面孔，假惺惺地叹田波扬“走错了路”; 说什么“青春可贵，要百般珍惜呀! ”他许某人“很爱惜人才”，只要能公开在报纸上发个声明表示“悔悟”，“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便可以“马上得到释放”，还可以“当青年部长、省参议员”云云。

田波扬理直气壮地说： “我走的道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背叛革命才绝对地错了。” “青春是可贵的，但只有在革命者的身上，青春才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你不配谈什么青春，你的一切加起来，只不过是一堆臭狗屎! ”许克祥气得七窍冒烟，咆哮如雷，立即露出了本相，令手下人对田波扬施以重刑。

竹签扎破了十指，大杠压烂了双腿，田波扬痛得死去活来。但他意志比钢坚，口里只重复着一句话： “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移! ”这就是田波扬的“供词”，这就是田波扬对敌人的回答! 经过七个昼夜轮番不断的审讯，敌人的伎俩用尽，仍没有从田波扬口中得到一个需要的字。

敌人在田波扬身上无计可施，又想起了陈昌甫，想利用他们深厚的夫妻感情和生死离别进行恐吓，要陈昌甫代替田波扬在自首书上签字。陈昌甫牢牢记着波扬“一心为党，宁死不屈”的教导，抓过敌人手中的笔，在纸上写下： “我宁可以代替他死，但决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血债一定要偿还! 打倒国民党反革命! ”①话虽不多，字字千钧，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在田波扬被捕期间，中共湖南临时省委曾多次组织营救，但未能成功。凶残的敌人在各种阴谋都失败后，终于下毒手了。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凌晨，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把田波扬、陈昌甫等八人叫出牢房，押到老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刑场上。临终前，他们集体高呼： “打倒国民党新军阀!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湖南青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党的好儿女田波扬英勇就义了，这时，他刚满二十三岁; 他的妻子陈昌甫才二十二岁，且身怀有孕。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

田波扬等牺牲的消息传出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立即组织群众收殓了他们的遗体，并且和他们的亲属一起将遗体护送回家乡。当田波扬、陈昌甫的遗体路过浏阳永安镇时，潘心元闻讯率领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赶来迎柩，沿途鸣枪致哀。人们立下誓言：一定要为烈士报仇，藉慰忠魂。不久，这支队伍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参加了毛泽东等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田波扬、陈昌甫夫妇的遗体被合葬在山青水秀的马兰山冲。落葬那天，四乡群众纷纷赶来洒泪悼念。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他们重新修整了陵墓，每年清明节都有青少年和当地群众前来凭吊祭扫。烈士的浩然正气与日月长存，激励着当代青年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注释

①潘心元1926年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秋收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和军事指挥员,后任红三军政委、中共巡视员,1931年牺牲于浙江温州。

①原诗存湖南省博物馆。

①罗纳川,湖南平江县人,省农运特派员,1927年调回平江县工作,不久牺牲。

①这张照片收印在本书卷首。

①陈昌霖与田晃的谈话记录。

②团的“四大”文件和湖南出席团的“四大”代表叶向荣的回忆。

①蔡增准,原共青团长沙市委书记。“马日事变”后背叛革命。

②《向导》1927年6月《马日事变专号》。

①田晃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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