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张知本生平故事简介,张知本历史评价,张知本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17 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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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张知本生平故事简介,张知本历史评价,张知本怎么死的？

张知本，字怀九，号龙甲，又名礼恭，湖北江陵人。1881年2月20日(清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生。父亲张特章，字闇斋，晚清太学生，精理学，通医道，著有《闇斋字训》、《中医科学论》、《明论》等。张知本五岁发蒙，十三岁考中秀才，入县学。十五岁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同学。十七岁时，清政府选拔优贡，张知本参试，湖广总督张之洞评曰：“末艺引毛诗传最佳。”正取为第一名[1]。入京朝考，取为二等，以知县用，分发甘肃，因学业未完，仍回书院读书。1900年毕业于两湖书院，得官费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宏文书院习日文，拟按张之洞的安排学习师范教育，后痛感中国政治落后，决心学习西方法律，遂转入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学。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张知本三次会晤孙中山，经时功久介绍毅然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早期成员之一。同年，张自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先任湖北广济中学堂堂长，继任武昌官立法政学堂监督、武昌私立法政学堂及法官养成所教席等。1911年4月，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失败，张知本愤而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出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

10月，武昌辛亥首义成功，革命军政府诞生，张知本任政事部副部长。中华民国军政府司法部成立，遂任首届部长，开中国资产阶级司法之先。革命初成，社会动荡，司法部立即发布了第一号、第二号布告，痛陈封建王朝蔑视法律、滥定刑名的罪恶，声扬军政府崇尚法治、保护人民的宗旨。一月之间，他先后设立了湖北高等审检厅和汉口、沙市、宜昌等地方审检厅，并制定了《临时上诉审判所暂行条例》等一批我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刑律。时荆宜军政分府总司令唐牺支所部属员因敲诈未遂，竟将宜昌港一名水手无辜枪杀。张知本请示军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受理此案。唐牺支自恃是辛亥起义功臣，拒不到庭。张派员传拘唐至武昌出庭受审，给予唐牺支行政处分，判唐部参谋长处五年徒刑。此案之严正审理，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章太炎曾自上海致函黎元洪，盛赞：“怀九性刚而气和，民国司法庆得人矣!”[2]12月，张协助宋教仁起草了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鄂州临时约法》。

1912年初，南北议和，4月政府北迁，张知本到北京参加了司法会议，他拒绝了袁世凯之拉拢，回湖北任江汉大学校长。翌年2月，张知本以国民党员身份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7月，国民党发动讨袁失败，鄂省教育厅指江汉大学为国民党的机关，予以撤销，并且诬陷张“嗾使学生纵火”，张乃避往上海。11月，袁世凯非法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该党党籍国会议员资格。1914年，张回到武昌，受聘为私立中华大学教授。1916年，曾致函黎元洪，呼吁恢复《约法》和国会，信中引用胡林翼语：“是非不明，节义不讲，天下所以日乱也。”1917年3月，省议会临时会议选举张知本为省候补参议员，张没有接受。7月，孙中山南下揭橥护法，张知本南下拥护，参加“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李书城在湖南津市组织护法军总司令部，张前往担任秘书长。1918年春，孙中山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离穗赴沪，张知本亦去上海，嗣于1923年执教于上海法政大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经孙中山提名，张知本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大本营参议。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方针有所抵触，曾参加冯自由、刘成禺召集的“华侨招待所聚会”活动。嗣后，受任负责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作，主管陕西、湖南、湖北三省党务。同年，在湖北法科大学任校长。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林森等人于11月在北京西山开会，反对国共合作，继而在上海成立“中央”，制造分裂。会前，张继等人通知他参加会议，但是他没有去北京参加活动。会后，报纸上登载与会十四人名单中有张知本的名字。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出：“张知本虽未参加会议，然未声明脱离关系，殊有附和之嫌。”对张知本提出书面警告，并要求他在两个月内复函中央“略述原情”，争取自新[3]。张知本回函说：“余既未参加会议，不能指为附和。”予以否认;但信中又指责汪精卫等“取容于共”。不久，他还是与林森、居正、石瑛等八人一道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张知本在组织上虽不是“西山会议派”，但思想上确是附和他们的。

1927年春，上海法政大学复校，张知本被推为董事兼校长。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事变，“清党”、“分共”后，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合流，张知本重返政坛。时桂系李宗仁把握大权，张抵南京，经郭泰祺介绍与桂系中的湖北将领胡宗铎、陶钧等结识，组织“湖北清党委员会”，张任主任委员。10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程潜为主任，张知本任委员兼民政处长。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张兼任组织部长。省党部成立，张改任训练部长。为了抵消湘军程潜的影响，分任“清乡”督办和会办的胡宗锋、陶钧向中央电举张知本主持省政。11月，国民政府发表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1928年1月1日正式就职。他制定了三年施政计划：第一年侧重“清乡”;第二年开办“训政”;第三年举办地方选举。他还任命石瑛为建设厅长，张难先为财政厅长，严重为民政厅长，刘树杞为教育厅长，实行合议制。5月，国民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为主席，张知本与程潜、白崇禧、胡宗铎、张华辅为委员。1929年初，李宗仁离鄂，由张知本代理政治分会主席。未几，李宗仁在上海领衔通电反对蒋介石，并要求蒋下野。通电将张知本的名字署在第二位，但张本人事先并不知道。3月，“蒋桂战争”猝起，延至4月桂系失利，张受牵连，交卸湖北省主席职务，寓居上海，第二次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这时，张知本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尤其对蒋介石拥兵自恃的独裁统治颇为不满。他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既反对共产党，也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长期动乱，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经邦治国的根本大法。于是，他广搜资料，潜心著述，写成了《宪法论》一书，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为宏旨，极力推崇资本主义宪政，力主军政分职，实行地方自治和人民民主。《宪法论》观点新颖，立论严谨，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较深刻体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宪思想的著作。同年，他还完成了《社会法律学》的撰写。此后，张知本将精力投入对宪法的研究，写出了《宪政要论》，全面评述辛亥以来的各家立宪观点，被誉为“资政新书”。后来又相继撰成《宪法僭拟》、《中国立宪故事简编》等著作，在国内法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翻译了《民事证据论》、《土地公有论》等著作。他强调：孙中山提出的建国三时期都不能离开法律，“离掉法律，不能谈政治。法律不是政治的工具，而是政治的灵魂”[4]。张知本在法学上的成就，尤其是对宪法方面的独到研究，与王宠惠、董康、江庸一道，被当时的法学界推为中国近现代四大法学家。

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地区混战，国民党中各反蒋势力联合行动，7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方面对抗。邹鲁、覃振写信邀张知本北上。由于改组派陈公博等人提出的“反专制与反共并重”的主张与张的思想十分接近，又有“西山会议派”多人参与其事，他决定应邀前往。他化名张致远，扮成普通教师，经青岛、大连转往天津，秘密潜至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活动，任扩大会议委员兼宣传部委员。其间，他曾与邹鲁、汪精卫等人斟定了吕复起草的“太原约法”。10月，“扩大会议”由于阎、冯战败而散伙，张知本仍回上海执教。

1931年2月底，胡汉民遭到蒋介石监禁，国民党再次分裂，胡派人物林森、古应芬，两广军事首领陈济棠、李宗仁，以及汪精卫、孙科等各派联合开展反蒋运动，5月在广州组成“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形成粤、宁对峙局面。张知本又南下广州，参加了“非常会议”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呼声的压力下，宁粤双方被迫媾和，张知本被粤方推为代表之一到上海参加了“和平统一会议”。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广州、上海分别召开，张知本在广州出席了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国民政府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后，建立民众训练委员会，委任张知本为主任委员。张认为，当时的民众训练是“愚民政治”，并对蒋介石强迫他取消几十个抗日救国团体不满，不久辞职。

1933年1月，孙科就任立法院长，组织宪法草案委员会，自兼委员长，邀张知本担任副委员长，主持起草民国宪法。张以为多年追求的法律制度有了实现的机会，欣然受命。甫到南京，他便提出了宪法制定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阐明了自己对国家领土、人民权利、中央政府组织、地方制度、宪草程序等问题的观点，作为研讨的依据。在宪草讨论会上，他又提出国体问题，主张定名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建议在宪法上列举领土，以表示收复东北数省的决心;并特别提出“军人不得干政”，“军人退职未满三年，不为行政长官”，“现役军人，不得作政治主张”;还提出“武力御外，法律治安”的口号，试图以法律手段来消除专制统治。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国民党上层实权人物的不悦，纷纷出面攻讦。张知本不肯妥协，坚持己见。8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拟就，共计五章一百七十一条，补充完善了孙中山的“五权制度”，并使之进一步深化、发展，第一次成为切实可行的宪法文本。同时在草案中声明，此宪法必须在办好地方自治和训练人民行使权利的基础上实施。因为《草案》中专立选举一节，明确写上了“现役军人不能当选总统”，招致蒋介石等人的仇视，处处作梗，张知本愤而辞去宪法草案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草案》交立法院审查，后来经另一名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经熊修改后以其私人名义公开发表，将《草案》初稿的一些重要内容删去，特别是将限制军人从政一节改为“军人退役方能竞选”，并移入军事章中，与张知本的立法思想相去甚远，舆论批评很多。张知本为表明自己的观点，自行发表了一份“宪法草案”，评论者均认为较吴稿为优。但立法院仍决定以吴稿为样本，参照张稿予以修订，于1934年10月讨论通过。至此，张知本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统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曾多次当众批评蒋介石所作所为“不是为人民开生路，而是为人民塞生路”[5]。其政治思想也由“反共与反专制并重”转变为主要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他仍列名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

1936年，应居正邀请，张知本出任北平朝阳大学校长。1937年3月，任司法院秘书长，仍兼管朝阳事务。“七七”事变后，朝阳大学改称朝阳学院南迁湖北沙市，再迁四川成都。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推动下，张在朝阳学院延聘了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等进步人士执教，使学校成为国统区内一块具有浓厚民主气氛的地方。教育部长陈立夫曾指责朝阳学院是“共产党的窝子”，指使董事会另推江庸为院长，迁校重庆，直接控制。

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行政法院，任命张知本为院长。初到任时，张欲有所作为，在全国未沦陷各地遍设行政法院或行政诉讼法庭，以便老百姓对行政官员起诉，革除腐败现象。但是，国民党统治层层官僚机构多生窒碍，张无权无钱，只得维持现状了事。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离重庆东下，任“苏浙皖敌伪产业接收清查团”团长。

1946年，国民党声称要召集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张知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乃回江陵竞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旋兼任国务会议法制审查委员会委员，但是他的一些主张仍不被采纳。1948年，他又出席“行宪国民大会”，曾联络一千余名代表署名，提出《修正宪法案》，要求“提前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也未被大会接受。

在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之时，蒋介石等人谋划以“和谈”来取得喘息时间。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讨论“国共和谈”问题的磋商会上，张知本表示不反对和谈，然又称“对和谈不宜寄予过分之希望”[6]。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六十八岁的张知本应邀出任行政法院院长。在行政法院会议上，他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案，说：“这是我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如果不行，我就只有不干!”意欲体现法治，缓和国内矛盾。提案虽获通过，但不能认真贯彻执行。不久，因蒋介石暗中干预，行政院长何应钦通知此案停止执行，张知本气愤地把公文撕个粉碎。张知本热衷于资产阶级法治，既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不满，又想依赖国民政府施展抱负，他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这种抵牾之中。

1949年9月，张知本从广州去台湾、澎湖视察司法，此后，便羁留于台。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职，改组国民党“政府”，张知本卸却“司法行政部长”职，被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又历任“总统府资政”、“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常委。他还兼任台湾“中国宪法学会”理事长、“中国刑法学会”理事长等职。曾被台湾“中华学术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1976年8月15日病逝于台北。

注释

[1]张文伯编述,郭骥校订:《张知本先生年谱》,张知本先生奖学金董事会1975年版,第10页。

[2]张文伯编述,郭骥校订:《张知本先生年谱》,张知本先生奖学金董事会1975年版,第11页。

[3]《政治周报》第6、7期(1926年4月10日)。

[4]杨玉清:《张知本传稿》,江陵县志办公室藏,第14页。

[5]杨玉清:《我所知道的张知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8辑,1982年版,第79页。

[6]张文伯编:《民国张怀九先生知本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1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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