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王诤人物简介

Posted 2022-04-14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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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王诤人物简介

·王诤

王诤，电子技术专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一任部长。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领导创立了解放区第一个广播电台。我国电子工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对我国通信事业、广播事业、邮电事业、航天事业、气象事业、军用无线电侦察事业、电子对抗事业等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诤，原名吴人鉴，字凤岗，1909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戴西乡天井桥村。从1919年起分别在浙江省缙云县、江苏省无锡陆区桥读小学和中学。1924年考入苏州工专高中部，1927年毕业。1928年考入南京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 (后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9年王诤提前离校，先后分配到国民党第9师、第51师、第18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国民党第18师在龙岗战斗中被红军歼灭，吴人鉴被解放，改名王诤，并正式参加了红军。

193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亲切接见了王诤。同年1月6日，王诤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用 “半部电台” (发报机被损坏) 开始收听工作。随后，红军成立了无线电队，王诤被任命为队长，开始训练报务员。6月2日运用缴获的15W和100W电台沟通联络，完成了红军第一次无线电通报。当月红军成立无线电大队，王诤任大队长。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大会。12月任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队长。1932年5月3日改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通信主任兼无线电总队队长。1933年8月1日中央军委授予王诤二级红星奖章。1934年1月任中央军委三局 (通信联络局) 局长。8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王诤任团长。9月王诤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加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2月进驻延安。

1936年1月27日，王诤亲自上机操作，并创立了 “插入通信法”，恢复沟通了中央军委与红二、红六军团的无线电联络。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王诤奉命率军委三局主持八路军和新四军通信兵的编配工作，调配得力的领导干部、通信战士和器材，随军开赴敌后抗日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938年1月遵照毛主席指示，王诤实施了建立以延安为中心的通信中心基地的重要决策，组建了6个无线电通信网。为适应抗日战争对通信器材的需求，6月筹建延安通信材料厂。为普及宣传通信技术知识，交流工作经验，王诤于1940年1月创办了《通信战士》杂志。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央领导的关心支持下，1940年7月王诤又领导筹建了延安语言广播电台。1944年组织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1945年4月王诤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了 “七大”会议。

解放战争期间，1945年9月王诤迅速领导组建了东北各地电台网，1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全面负责中央和各大军事战略区的通信联络，有力地保障了部队的战略展开和作战指挥。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王诤组织领导三局迁往山西省临县，并建立接替广播电台。同年10月，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通信工作会议，部署新形势下的通信工作。1948年，组织领导三局在平山县筹建了两个2000W的广播电台。

1949年1月，王诤奉命进驻北平，负责筹划、组织领导全国电信接管工作。4月，成立中央军委电信局，王诤任局长。11月，中央任命王诤兼任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0年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兼重工业部电信工业管理局局长。10月赴沈阳组织志愿军入朝作战通信保障工作。

1953年，王诤主持制定电子工业发展规划，首次提出 “军用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 的方针。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王诤中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4月，任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1957年3月，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12月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二分院院长，五院党委书记，主持五院工作。1959年任自动化防空系统科研试制领导小组组长。1963年，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主持起草了《关于现代无线电电子工业的作用和我国无线电电子工业发展建设问题的报告》。其间还主持研究解决我军导弹制导的技术问题，为多次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作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 期间，王诤受到不公正待遇。1967年1月21日，四机部机关 “造反派” 夺权，王诤被迫停止工作，后又被送往 “五七干校” 劳动。正当林彪、“四人帮” 猖獗之时，8月17日，在一次批斗会上，王诤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针锋相对地写下 “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有错误” 等三张条子。结果，遭到更加残酷的批斗。直到1970年11月14日，毛主席亲自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 他才获得解放，于12月从 “五七干校” 返回北京。1972年9月2日，中央重新任命王诤为四机部部长、党组书记。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4月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第四部部长。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此前他还被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王诤生病。年初带病参加了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电子对抗演习。回京住院后，向中央领导邓小平、李先念、王震、罗瑞卿写了《关于电子工业28年来主要经验教训的报告》。7月2日在病房主持召开最后一次党组会，以高度的责任感交代了工作。8月13日，在北京逝世。

军队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评价王诤是 “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高度概括了他对我军通信工作建设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这一评价对王诤来说是当之无愧的。1930年，他投身革命的第三天，便用带来的收报机 (发报机被损坏)，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稿和从国民党军队通信中侦收到的重要情况，帮助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了解外部消息和敌军的动向。从此揭开了我军通信工作史的第一页。他参加红军半个月后，红一方面军就决定成立无线电队，并被毛泽东、朱德任命为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从此，王诤一直战斗在军队通信工作的最高领导岗位，终生为我军通信工作呕心沥血，以他的才华和智慧谱写了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他统领我军通信工作的全局，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亲自组织建立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战略通信工作保障体系，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各战略区党、政、军战略指挥的稳定、可靠、不间断，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科学的 “千里眼、顺风耳”。有的关系全局的战役 (如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特殊任务 (如重庆谈判)、抗美援朝战争的通信工作，也都是他亲自安排和部署的，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王诤一直把人才培养摆在首位，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支宏大的通信人才队伍。他任红军无线电队队长后，着手抓的三件事中，有两件是关于人才的问题：一是开办训练班，培养通信人才，1931年12月把训练班改为红军通信学校; 二是收留和集中被红军解放的懂得无线电的人员。延安时期，军委三局成立了教育科，多次举办通信人员培训班，为了重点培养通信工程技术人员，还把军委通信学校改为军委电信专门学校。他经常亲自为培训班学员讲课，并多次请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同志给学员作报告，从而使延安成为培养通信干部的摇篮。一批批通信技术人员被不断地输送到抗日前线，保证了作战指挥与根据地发展的急需。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军地通信战线和科研生产部门的领导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诤又统筹规划军队院校建设，并在他的建议下，在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保留或建立了通信技术专业，为新中国通信技术人才的培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诤千方百计地筹措和组织修理、制造通信器材，保障军队通信的需要。早在1931年11月，他就组建了一个无线电材料组，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装配修理无线电器材。特别是在蒋介石封锁抗日根据地，通信器材供应遇到严重困难时，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组织建立通信材料厂，使自修自制器材成为保障通信装备供应的主要手段，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囚笼封锁政策，改善了军队的通信保障能力，而且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闯出了自力更生为军队研制与提供通信装备的路子，对日后现代化通信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与推动作用。

王诤既是通信工作的领导者，又是电子技术专家，亲手解决了通信保障和技术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个难题。他在长征途中创造了以军委总电台相对稳定而又适应各部队的极大流动的联络方法，解决了指挥机关和各部队都处于急速行进状态下始终保持不间断指挥的问题; 他在中央军委与红二、红六军团中断联络几个月后，通过对无线电信号的日夜守听搜寻，从一个熟悉的发报手法，辨认出红二、红六军团的电台，与其沟通了联系; 他亲自组织技术人员开展通信装备的研制工作，研制开发出多种急需的通信装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通信兵的现代化建设中，从装备到体制 (如小型化、半导体化)，都是由他提出和积极推进才得以实现的。

王诤制定了我军通信工作的工作规范，创立了现代战争战场通信理论。从建立红军无线电通信开始，他就亲自编写、传授无线电通信语言，并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总结提高，发展创新，运用运筹学和逻辑思维方法，创造了 “单项通信法”、“插入通信法”、“网络分割法”、“盲收工作法”、“电台交替转移前进” 等通信组织方法，以及大兵团作战中电台群配置的理论原则，形成了系统的通信工作理论和全军统一的工作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通信兵现代化建设中，在他的建议下建立了独立、固定、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军用战略通信网，对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通信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并积极推进战略指挥网自动化系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我军通信兵发展建设的方针政策，谱写了通信兵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电子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诤兼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信工业局局长，先后组织接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12个电信器材生产小企业，与解放区的电信修配厂合并，迅速组织恢复了生产，创立了新中国的电子工业。1950年，在重工业部下成立了电信工业管理局，王诤兼任局长，提出了系统的电信工业发展方针，使中国电子工业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并组织刚刚诞生的幼小电子工业，自力更生研制生产了抗美援朝急需的通信装备，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在编制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王诤的努力下，列入了通信工业、航空电子、雷达工业、坦克电台、广播发射设备、收音机产品、电子基础产品、电子科研机构及电子院校等8个方面的内容，在 “一五” 计划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中，电子工业占了9项。这些项目的实施，构筑了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基础。

王诤自1953年5月起曾一度不直接管理电子工业，但他仍时刻关心着电子工业的建设，在参与制定 “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时，提出把计算机、半导体、空间电子技术列入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项目，对我国电子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63年3月，第四机械工业部成立，王诤任部长、党组书记，在此后的25年中，他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开拓与建设中国电子工业。

王诤任部长后，立即主持起草了《关于现代化无线电电子工业的作用和我国无线电电子工业发展建设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证了现代电子技术同国防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系，军品和民品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电子工业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方针，指出了实行 “军民结合”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久，在一次党组会上，他又对 “军民结合” 作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 “平战结合，以战为主; 军民结合，以军为主; 寓军于民，以民养军” 的方针，从而确立了电子工业发展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

王诤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地亲自主持总结经验，研究发展思路，制定了电子产品半导体化、小型化、系列化、标准化、专业化、自动化等一系列技术政策。在他的建议下，打破国防科研管理体制上的封闭，建立了科研与生产的横向与纵向联合，促进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对促进电子科技进步和新产品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发展半导体器件，推进通信设备的小型化，组织400瓦短波单边带电台试制，都是他亲自做工作加以推动的。这些突破性进展，使我国电子技术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基本保持了与当时发达国家的等距离发展，为后来电子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王诤的积极倡导和亲自关怀下，1956年开始筹建、1962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电子学会，组织一大批跨行业、跨部门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开展活动，对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编辑出版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当王诤全力以赴地投入我国电子工业建设，并在一个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使他提出并正在实施的战略决策和宏伟蓝图被搁置。在 “文化大革命” 中，面对 “造反派” 的批斗和林彪一伙的迫害，他高风亮节，以英勇无畏的气概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2年恢复工作后，又顶着 “四人帮” 的干扰和压力，领导电子工业再创辉煌，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一是围绕为 “四化” 建设服务的宗旨，亲自提出10个方面的电子技术推广应用，1973年提供的电子技术应用产品比上年增长了15倍，开创了电子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的新局面。

二是冲破搞民品是 “不务正业” 的思想束缚，大力发展人民生活需要的电子产品，加快了我国收音机、电视机发展进程，使我国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三是大打基础产品之仗，亲自提出20多条解决所谓元器材“过剩” 问题的措施，很快打开了电子元器件的市场，由 “过剩”变为供不应求，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电子基础产品的发展。

四是向周恩来总理立下 “军令状”，1975年底研制出我国自己的卫星通信地球站。尔后，他亲自调查研究，组织协调，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如期完成任务，于1975年12月26日向世界宣布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试制成功!

五是重视开拓国际市场，在 “四人帮” 搞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开创了电子产品进出口的新局面。

六是在粉碎 “四人帮”后，他面向未来，着手绘制新时期中国电子工业蓝图。不幸的是这时他因身患癌症，住进了医院。病榻上仍对电子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亲自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专题报告，对电子工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为电子工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了行动纲领。

人民邮电事业的先驱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邮电部，王诤任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各级政权建设、各项民主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都急需邮电通信来传达政令，指导工作。但是，当时我国25%的县没有邮政局，90%的县没有电信设施，全国只有31万门市内电话，2000多条长话电路。作为首任邮电部党组书记的王诤，肩负着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组建新中国邮电事业、建设全国邮电通信网络的艰巨任务。从1949年11月到1953年4月，他依靠广大邮电干部职工，顺利完成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邮电战线上的繁重任务，并主持规划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图，谱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事业的光辉开篇。

他领导改造了旧中国邮政和电信分开的管理方式，建立了邮电合一、垂直领导的管理体系。“邮电合一”促进了邮电网络的恢复与建设，1952年与1949年底相比，邮电所由2.4万处增加到4.9万处，电报服务点增加了85%，长话服务点增加了127%，农村局增加了160%，方便了人民群众，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种邮电管理体制一直延续了40多年，对我国邮电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王诤组织全面接管了旧通信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邮电部成立前，他就抽调万名通信干部对国民党遗留的电信、铁路、交通、民航、新闻、广播、气象等方面通信设施和电信企业进行了全面接管，配备领导班子，建立管理制度，使这些部门的通信设备恢复了正常运转; 邮电部成立后，在王诤的支持下，又进一步组织了对旧的邮政和电信企业的接管，有计划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邮电通信事业国家统一管理和统一经营。

王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信事业从政治理论、建设方针到实施办法，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规划方案。中央军委三局在邮电部成立之前就开始了全国电信网的筹建。邮电部成立后，他坚决执行党中央、政务院 “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抢建起以北京为中心的通达各地的邮电通信网” 的指示，亲自组织领导广大邮电干部职工，经过艰苦奋斗，从1950年3～12月，仅8个月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预定的计划，新建明线线路8134km，整修线路4027km。从1951～1952年，又新建明线8600km。从而使北京至各大行政区的干线全线联通，国内长途有线通信网初具规模。同时，沟通了北京至莫斯科的第二条国际干线，他亲自参加选址的北京国际收信台和国内、国际发信台，也先后建成，使北京成为我国国际无线通信的枢纽。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王诤就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政、军系统通信分立的方案，建议全国建立由一个公用通信网 (国家通信网) 和两个专业通信网 (军队和铁路) 组成的网络体系。这个建议获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为我国通信事业发展立了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创建航天事业呕心沥血

1957年11月，王诤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第二分院院长，肩负起参与组织导弹研制、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任。无论在抓中央所确定工作方针的落实，还是主持重大问题的决策、组织指导和解决研究发射中遇到的关键问题，都显示出他的卓越才干和奋斗精神。

发展导弹事业首要的是确定发展方针。王诤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认为导弹是战略武器，如果不立足国内，打起仗来将是致命的弱点。在仿制过程中，苏联专家要求事事都按他们定的框框办。在这种情况下，王诤坚决主张贯彻 “立足国内” 的方针，在他的协调下，解决了大量由国内产品代用的问题。有时与苏联顾问意见不一，相持不下，最后由聂荣臻元帅拍板。

导弹试制之初需要各有关单位大协作，于是王诤八方求援，组织协作，亲自解决协作中遇到的一个个困难，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仿制苏联导弹的过程中，与1400多个单位建立了长期定点协作关系，形成了从科研到生产的协作网，从而战胜了五院不具备生产条件和苏联撕毁协议造成的困难，为导弹的设计制造建立在国内资源条件和科研成果基础之上提供了保障。

人才是发展导弹事业的关键。王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诤得知有100多名国外学成回国的专家滞留在南京、上海，便立即把他们接到北京，保留原薪待遇，组建了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所 (后扩建为研究院)，国防部五院成立时，这个研究院整体划归五院，成为突破航天技术的骨干力量。他那爱惜人才、尊重专家的真诚态度，赢得了新老知识分子和许多苏联专家的尊敬。在他的领导下，专家们心情舒畅，各展所长，任劳任怨，千方百计去完成任务。

在试制中经常出现急需解决的具体困难。为此王诤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现场解决问题。在一次去陕西的调研中，先到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与专家教授一起研究解决了导弹系统中电子部件和控制系统的试制方案; 随即就到陕西兴平的工厂检查其试制的变流机样机，与工厂领导和技术人员经过连续几昼夜的研究，解决了所发现的重大技术问题; 接着又赶到宝鸡了解陀螺的试制情况，亲自与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解决检查中发现的疑难问题。他出差时经常是走到哪里就工作在哪里，一天也不休息。

搞导弹耗资巨大，容易造成浪费。为此，王诤坚决贯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为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科研生产上，他与政委刘友光商量，在导弹没上天、科研人员的住房没有解决之前，院领导不搞将军楼，也不搞新的办公楼。在设计上精打细算，努力节约材料，凡国内能生产的就不到国外订货。我国航天事业科研和建设所用资金不到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这与他在管理工作中坚持艰苦奋斗办科研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主持创立电子对抗事业

王诤抓电子对抗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当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雷达部队因受美军的电子干扰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带调查组到前沿雷达站进行实地调查，经反复研究摸索，提出了4条反干扰措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北京后，他便决定在通信部雷达处建立反干扰小组，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电子对抗工作的最早的组织机构。

20世纪60年代，王诤从三个方面推进了电子对抗工作：一是宣传呼吁，提出建议。他任四机部部长后在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电子对抗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的差距。二是1962～1965年，美制U-2高空侦察机频频侵入我国领空，当被我防空部队击落后，便采取了电子技术措施，使我导弹不能击中。王诤两次受命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取得了成功，使我导弹部队又先后击落了第3、第4架U-2飞机。三是积极抓了雷达的抗干扰措施、雷达侦察技术和干扰技术的研究，制定了科研规划，开展了科研项目的战术技术论证，组织监督研究所和工厂进行研制工作，利用从U-2飞机“免费引进” 的技术，改善提高了我们的侦察干扰设备。四是组织研究电子对抗的战略、战术与技术措施问题，系统地提出了电子对抗建设与发展的思路。他逢会必讲电子对抗，并把电子对抗设备的科研生产确定为四机部 “三五”计划的重点。这一事业后因 “文化大革命” 而被搁置。

1972年春，王诤刚刚获得 “解放”，尚未恢复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抓电子对抗，到中越边境雷达站了解被美军干扰的情况。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两次向叶剑英元帅汇报。恢复工作后即着手研究推动电子对抗设备的研究生产。1974年，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支持向中央军委、国务院打报告，推动电子对抗事业，并要王诤参与组织领导这项工作。王诤主持召开电子对抗三结合座谈会，提出了发展电子对抗事业的重大方针和对策建议，得到了各军兵种领导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会议报告》上报后，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刁难和反对。在电子对抗事业再次面临搁浅危险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的儿女亲家、炮兵司令员孔从洲找王诤商量后，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反映了这一情况，得到了毛泽东主席支持，作出了重要批示，排除了 “四人帮” 的干扰。毛泽东主席批示后，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王诤任副组长;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建立了负责电子对抗的第四部，王诤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第四部部长。在王诤直接领导下，总参四部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我军的电子对抗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广播事业的奠基人

王诤于1930年投身革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收报机抄收新闻。当时，红军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同外界不通音讯，利用缴获的无线电收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成为了解外面情况的唯一途径，受到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的重视。从此，王诤便以抄收的新闻稿为素材，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文字新闻电台。1931年5月16日，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缴获了一部100W电台，在王诤的建议下，除用于通信联络外，还兼用于文件新闻广播，并定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就此诞生，并正式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王诤是《参考消息》的创办人。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在大会筹备期间和举行过程中，王诤加强了对新闻抄收工作的领导，昼夜抄收国民党中央新闻通讯社的新闻电讯和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经翻译、编辑后，定名为《参考消息》，油印发给大会代表参阅，受到代表们一致好评。后来就形成一个内部出版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新华通讯社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

1940年春，运用共产国际给的广播机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王诤积极参与了筹建工作，他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勘察地形，选择台址。土建、安装完成后，遇到了缺乏动力的困难。他找有关人员研究，提出了用木炭炉产生煤气做燃料，带动汽车引擎发电的办法，经过反复试验，获得成功。他经常到广播电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广播设备和播音中的技术和业务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诤不再主管广播事业，但他仍一直关心着广播事业的发展。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同志遇到问题常常找他请教，他总是热情地予以帮助。他任四机部部长后，非常关心广播发射机和收音机的研制生产，亲自与有关同志研究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可以说我国广播事业的创建与发展，无不凝聚着王诤的心血。

气象事业的创始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气象事业始于1944年。当时，美军出于

对日本作战的需要，请求在我华北、华东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他们的气象观测网，以保证B-29Z重型轰炸机空袭冲绳、日本本土等战略要地的飞行安全。党中央同意了美方要求，责成王诤承办此事。王诤与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小组经过艰难的谈判，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熟练的英语会话能力，驳回了美方提出的一个个不合理要求，全部按我方提出的条件达成了协议。

协议签字后，王诤选调了21名年纪轻、业务技术好、文化水平高的人员，组成了气象训练队，由美军培训后，分配到华北、华东、晋绥、晋察冀等地区，建立了20个气象站和联通延安通信总台的气象专用无线电网。气象专用网建成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美军超远程轰炸机作战，同时也为毛泽东、周恩来与国民党多次谈判飞机往返延安，提供了气象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原解放区气象专业人员为主，加上一大批通信技术干部，很快接管了空军、民航、交通等气象部门，使之很快恢复了正常运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航空、航海提供了气象保障。与此同时，他又组织人力、物力，帮助建立国家气象事业，增设台点，建立通信网，担负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提供气象服务与保障的工作任务。

气象工作由部队移交地方管理后，王诤仍然十分关心气象事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他安排试制了高空无线电探测仪;60年代，他组织把军用雷达移植为测雨、测风雷达，建立专门生产厂，生产提供气象技术装备; 70年代，引进航空自动管制系统后，他又及时移用到气象处理与传输，提高了我国气象业务处理的自动化水平。

王诤在军队和国家的多项事业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创下了光辉的业绩。他曾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身边工作，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努力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在中央苏区反 “围剿” 战斗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艰苦奋斗，施展才干，立下了功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特别是在 “文化大革命” 中，对林彪反党集团和 “四人帮” 的种种诬陷和残酷迫害，坚贞不屈，针锋相对，坚持斗争，表现出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情操。他长期从事和领导我党我军通信工作、电子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均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发展我国电子技术和尖端科学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了他的卓越领导才干和渊博知识。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无私奉献，深受党的信任和群众的尊敬。他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刚直不阿; 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他的一生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愧是党内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令人信服地成为我国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

简历

1909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1928—1929年在南京国民党军事交通学校学习。

1929—1930年在国民党军第9师、第51师、第18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

1930—1934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无线电队队长、无线电总队队长。

1934—1944年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

1945—1949年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军委三局局长。

1949年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兼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1950年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兼国家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局长。

195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

1963年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67—1972年在河南 “五七干校” 劳动。

1972年任四机部部长、党组书记。

1977年兼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第四部部长。

1978年8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知名人物 王诤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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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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