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吴守贤人物简介

Posted 2022-04-02 天文台

篇首语：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知名人物吴守贤人物简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名人物吴守贤人物简介

·吴守贤

吴守贤，天文学家。参加主持建立我国独立的世界时系统，技术上全面主持建立我国授时中心的短波授时工程和远洋授时工程。有关太阳活动对地球自转轴调制模型的研究和利用中国古代日食纪录研究地球自转长期变化得到国际上好评，关于夏仲康日食的再研究成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参加组织国际地球自转联测的国际合作，是我国天体测量学与高精度授时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

家庭背景

吴守贤，1934年11月2日生于湖北省沙市 (现为荆州市)的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庭，其祖父吴盘圃 (实际上是外祖父) 为当地富商，当吴守贤尚在襁褓之中即由外祖父做主，随母姓过继给三舅父吴仙洲。吴盘圃生于1870年，在那个时代因受 “公车上书” 和戊戌变法的新思潮影响，接受了实业救国的理念，于1915年把商业资产转向投资创办沙市电气公司，任董事长，此举在当时民国政府沙市海关税务司的《沙市海关贸易报告》上评论说“沙市现有人创办一电灯公司，曾在农商部注册，资本六万元，电力能供八万支烛光，此诚沙市前途兴盛之兆也”。由于吴盘圃年逾花甲，膝下有子无孙男，遂领养外孙吴守贤，显然有继承宗祧之传统动机，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动机，就是他创办并经营了近20年的电气公司需要有足够专业知识的继承人，所以他为吴守贤设计的前途是读新学，学电机专业出国深造，他把电气公司当作发展沙市工业的基础，希望吴守贤扩大规模，继续他实业救国的志愿。

可惜，吴盘圃的美好愿望随着中华民族的灾难而全部破灭。吴守贤尚未启蒙读书，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就踏入了荆楚大地。1939年吴盘圃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担心在刺刀威胁下强制 “合作” 沦为汉奸，遂毅然携家避难于四川万县。由于他对于抗战的持久性认识不足，年年都盼望着尽快回转故乡，丝毫没有在四川重新创业的兴趣，一待就是8年，坐吃山空。1945年抗日胜利后回沙市时，商铺房屋已被夷为平地，固定资产已被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洗劫一空，只留下德制发电机残骸一部，可称家徒壁立。本来还抱着抗战后重新复兴民族工业的希望，又被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乌云遮蔽，民族资本进一步受到摧残，就连创业之初国民政府给予沙市电气公司的50年经营权，也为当地被老百姓称之为 “五毒八害三条蛇” 的社会恶势力勾结国民党公署专员强行 “收购”。他经过创业的兴盛，经历了民族灾难中的勉力维持，最后徐图再振的希望终成泡影。吴盘圃于1948年，在国民党政府经济大崩溃导致的金融风暴和对人民最后一次大搜刮中宣布破产，他一生奋斗成果全部湮灭，带着有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对吴守贤只说了 “好好读书、孝敬父母” 的一般性遗嘱，当年的宏愿已无从再提，是年吴守贤是14岁的中学生。而摆在吴守贤面前也不是电机工程师的蓝图，而应该是从零开始，自己去寻找发展空间。

动荡中启蒙

逃避日本侵略军铁蹄，在四川万县董家岩避难时，吴盘圃与友人一起聘请原沙市树人小学校长李东屏设馆，形式上同于私塾但内容则开设语文、算术和自然等科新学课程，吴守贤在6岁时即随其兄姐陈家齐、家树、家芬、家松等入学，开始了启蒙学习。大约不足两年，李东屏离去后才进入附近公办的小学董家乡中心国民学校，经考试插班三年级，足见李东屏身兼数科教学相当成功。尔后，在这里吴守贤一直读到六年级，还没有读完就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月余，顾不得三峡险滩，随其祖父携全家乘木制小船匆忙返回故乡。

1945年秋正值学期之中，无法插班入学，其父吴仙洲恐其荒废学业，遂令他在一位前清邹姓举人开设的私塾学馆中补习，读了3个月的古书，计有《孝经》、《论语》，纯熟背诵也只能略解其意。不期这一次短暂的补课，竟对半个世纪后吴守贤涉猎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吴守贤在20世纪90年代为国家著名的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了一个子课题《夏代仲康日食再研究》。还撰写了《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和《司马迁与中国天学》两部专著。就其源头而言，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和功力，则与这位邹老夫子当年无意插柳的教诲有重要渊源。

吴仙洲不忘乃父嘱咐，力促吴守贤继续就读新学校。1946年，吴守贤考入沙市民权镇中心国民学校 (现为沙市二小)，插班六年级，1947年以优秀成绩考入沙市私立晴川中学 (现为沙市二中)。他就读初中三年，正是国民党政权最后挣扎而最终灭亡的三年，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深渊，苛捐杂税、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他经历了家庭破产陷入的贫困，学校的老师为衣食而奔走，又极不稳定，学校对学生毫无培养计划可言，各式各样目的的学潮发生。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吴守贤渡过了宝贵的但并不快乐的三年，学习成绩平平，家庭破产筹措学费的困难使他时而萌发辍学的念头，但年龄尚小又无一定主见。1949年7月沙市解放，在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时吹来的春风已经涤荡污垢，使吴守贤这一代青年开始沐浴到希望的曙光。

初中毕业时，其家庭已经不能担负私立中学的高昂的学费，吴守贤面临辍学就业。当年具有初中文化的青年找一份工作非常容易，而且还被美誉为参加革命。只有15岁的吴守贤还是不愿放弃求学的机会，只得转入公立中学。从前沙市没有公立中学，恰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市改建为省辖市，省人民政府决定把原来在邻县的一所中学重组改建为初高中齐全的省立中学落户沙市，即湖北省立沙市中学。这就提供了吴守贤继续读书的机会。1950年春，吴守贤与几位好朋友为了摆脱命运的影响，相互勉励，考入沙市中学。

重组后的沙市中学虽然不乏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但主导学校方向的则是在革命洪流中投身于革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带来和推动了以艰苦奋斗为荣的校风，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给予吴守贤这一代青年以极大感染。学校特意组织学生参加了许多社会服务，如在假期中全市户口登记申报工作，通过对每一个家庭变迁的记载而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社会背景。在这种艰苦奋斗革命的气氛中吴守贤渡过了三年高中生活，学业大进，特别是数学成绩优秀，于是萌发了继续深造的愿望，但又有经济支撑不足而办不到的疑虑。正在此时，1952年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国务院决定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高三春季班学生提前半年毕业统一高考。更重要的是，从1952年秋季起，国务院决定全国大学生实行全额助学金。这一决定把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很多青年由国家全部接受过来培养。吴守贤就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得以顺利地走向深造之路。

就当时的数学物理成绩，他很自然地选择了数理学科。恰值前苏联科学院施密特院士发表了地球的起源和演化一个新学说，吴守贤从报纸上看到了对它的介绍，更加上在高中期间读过张钰哲的《宇宙论丛》一书，它们对吴守贤都深深吸引，于是吴守贤选择了报考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志愿。

沐浴新中国的阳光

1952年9月，吴守贤被南京大学录取。他溯江东下到达六朝故都，开始了对其终身有决定意义的大学学习生涯。

南大天文系是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由广州中山大学天文系和济南齐鲁大学天算系合并重组的一个小系，教师员工不足20人，而1952年新学生就有50人，盛况空前。中国天文学会为欢迎天文系落户南京，在玄武湖组织了联欢会，开创中国现代天文学的老一辈天文学家张钰哲、李珩、陈遵妫、赵却民、邹仪新、孙克定观此盛况，抚今思昔激动不已。他们的激情深深感染了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李珩教授讲了一个法国的古老故事 “打炮对钟”，以启迪青年学子认识天文学的应用价值。这个故事本来就以幽默而闻名于世，凑巧的是四年以后，吴守贤毕业时就在李珩教授领导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步入了观象授时的行列，终身不渝。可见这个故事对年轻的吴守贤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1952年院系调整后，天文系完全搬用了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天文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其数学和物理学课时很重。这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53年秋，天体物理学家戴文赛教授从北京大学调南大，不久又出任天文系主任，使以经典天文学为主体的天文系向国际前沿的天体物理学方向靠近，这对我国新一代天文学家的成长有深远的影响。戴文赛教授以学术民主，兼容并包，擢拨青年学子而著称，所以吴守贤这一代学生都以出自戴文赛门下而庆幸。1955年，国务院制定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把提高授时精度作为天文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戴文赛毫无学科偏见，也非常重视天体测量学生的严格培养，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向南京大学提出了输送天体测量专业学生的要求，于是吴守贤等四名学生被确定随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邹仪新完成 “纬度变化与极移” 的毕业论文。1956年毕业时，正值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准备启动，这个项目是国际地球物理年 (IGY)，于是吴守贤被分配到紫金山天文台，一个月后被派往紫台所属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当时徐家汇、佘山两观象台从法国天主教会接管不久，李珩教授总负责，而徐家汇部分则由刚从英国归来的天体物理学家王绶琯领导。从此，吴守贤在这里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高精度授时生涯。

授时工作的起步

徐家汇观象台在20世纪30年代授时领域内曾经是国际上颇负盛名的天文台，1926年与1933年两次国际经度联测中它是国际上的一个天文经度基地。1950年中国科学院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手中接管该台后，隶属于紫金山天文台达12年之久，1962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主持使其与佘山观象台合并重组为上海天文台，直接隶属于学风严谨，学术气氛浓郁的中国科学院。它对于年轻科技人员有良好的熏陶作用，吴守贤在这种环境下也逐渐成熟。

1957～1959年徐家汇观象台参加了国际地球物理年 (IGY)合作的一个子项目，即第三次国际经度联测。这个合作得到了政府的重视，配置了国际上先进水平的天文测时与守时仪器，其中之一是王绶琯受命赴前苏联普尔柯沃天文总台与光电中星仪的发明人巴甫洛夫教授合作为徐家汇观象台改装的一架中星仪，即安装半自动化光电纪录终端。王绶琯改装成功后回国装调，吴守贤作为王绶琯的助手参加了这个项目，并作为观测者在这个仪器上参加了国际经度联测。在这期间吴守贤被紫金山天文台任命为徐家汇观象台业务秘书，这在客观上为他全面深入地进入授时领域创造了条件。1959年初吴守贤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和国家计量局钟林局长召集的工作会议，讨论国务院把包括时间计量在内的四种计量基准委托给中国科学院的实施细节。在这次会上紫金山天文台业务秘书黄建树与吴守贤共同提出一个建立我国时间计量基准的草案，后被国家科委接纳并反映到著名的国科周字185号文件之中。这个文件对我国时间基准建立和应用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次年国家科委在中苏合作156项协定中，选派吴守贤赴前苏联学习时间计量。他1960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不料一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公开化，合作中断，出国留学计划取消。留苏未成吴守贤没有灰心，他决心以掌握俄语的条件自修前苏联天体测量专业研究生课程，1962～1963年读了《基本星表》、《基本天文常数》、《基本天体测量学》和《经纬度变化》等专著。至此使吴守贤对本专业的知识掌握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为进一步独立开展研究创造了条件。

1961年，吴守贤参加了叶叔华创建的综合时号改正数项目组。这个项目的研究目的是集中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四个天文台站的观测资料，建立我国独立世界时系统，期望克服拥有40余个台站的国际时间局要推迟两年才能提供精确世界时的缺陷，又期望摆脱对拥有18个台站的前苏联 “标准时刻” 系统的依赖。吴守贤是这个项目组的主要成员。这项研究成果使我国世界时精度于1963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1965年通过了由吴有训、夏坚白两位学部委员为首的专家委员会的国家级鉴定。不久在 “天文大地测量规范” 等国家级文件中，明确规定天文大地基点的归算必须使用我国自己的综合时号改正数。以叶叔华为首的研究集体获郭沫若院长签发的奖状，1982年我国世界时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成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6年国家科委第一号白皮书写道： “从1963年起，我国世界时服务的精确度就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96年，在吴守贤调离上海台26年以后，世界时服务的主持单位上海天文台对吴守贤这一工作给出的书面评价是 “1960～1970年期间吴守贤同志担任综合时号改正数组的组长，综合时号改正数是建立我国世界时系统的核心课题，该组的研究为我国世界时系统的建立及各项科研成果作出了主要贡献，而吴守贤同志是实际承担此项研究的组织者和完成者，许多研究及报告由他完成，若干重要的报告由叶叔华院士与吴守贤共同署名”。1970年吴守贤奉中国科学院之调赴陕西参加创建我国新的国家授时中心。他虽然怀着对上海天文台的深情眷念，还是毫不犹豫地服从国家召唤举家西迁，贯注全力投身于新的国家需要的重大任务之中。

我国授时中心的开拓与创业

事实上，新建国家授时中心即陕西天文台的起因，要追溯到1965年由吴有训、夏坚白两位学部委员主持的对我国综合时号改正数国家鉴定的结论。它明确指出从战略考虑建议中国科学院在西部地区迅速增设一个授时台。不久，在国家人造卫星计划所属的时间统一勤务系统初步方案中，又指出要在西安地区建立授时台，满足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需要。1966年中国科学院在其所属的西北分院 (西安分院与兰州分院的前身) 成立了326工程指挥部，按照上海天文台提出的方案和计划由西北分院主持了基本建设。

吴守贤奉调入陕时，326的土建工程已进入尾声，仪器设备正在逐步到位。不久，他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组长，负责短波授时台的联调与试播。1970年12月，中国科学院在检查了工作进展后，报请国务院于12月15日开始试播，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 “照办”，于是以BPM为呼号的我国专用时间频率发播台开始向全世界发播。

建立BPM短波授时台的任务包含两个方面，也就是在周总理批示中指出的那样，其一是与上海天文台BPV授时台相互配合，其二是在紧急情况下要代替上海天文台的时间频率工作。

“相互配合” 实质上就是尽快进入以上海天文台为中心的世界时服务网，其目的是为了改变该网的台站组成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局面，内容包括测时、守时、收时的工作必须连续运转。在吴守贤的主持下，充分吸收了上海天文台的实践经验，短波授时台的这一部分工作于1972年底就顺利完成，被接纳加入了以上海天文台为中心的我国世界时服务网。改变了台站偏东的状况，也作好了迎接上海天文台移交的准备。

在代替上海天文台授时任务中，主要是BPM时频信号必须有取代BPV时频信号的能力。这一条开始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其实它的内涵就是要求BPM无线电时号覆盖全国 (其覆盖半径为3000km)。按照地理位置BPM比BPV优越许多，因为BPM电台位于我国腹地，而BPV要覆盖全国，则应该达到4000km的覆盖半径。但是，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特殊时代，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行政 “干扰”，就是任何电台必须使用 “小天线”，据说这是备战的需要。在当时要突破这个 “禁区”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大学物理教科书上的原理，即无线电波波长与天线尺寸的比例要求竟成了 “异端邪说” 而被排斥。吴守贤和他的合作者们当然都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在试播中又不能实施，实在陷于困惑与苦闷之中。为了略作改进，曾经试验物理研究所的介质天线，但因天线尺寸不合理而效果甚微。为了打破这种僵局，陕西天文台提请中国科学院组织包括国防应用在内的专家组来作技术检查。1972年，以中国科学院二局天文处处长李荣镜为组长的专家组来陕台技术检查，吴守贤作了测时、守时、收时、播时的全面报告，并与专家组一起赴兰州和乌鲁木齐进行了实地监听，最后专家组同意陕西天文台对两年试播工作的评估，并建议为了解决覆盖全国问题，提出加大发射功率，恢复高铁塔天线阵的方案 (此时 “小天线” 禁区也随国内一次重大事件而不复存在)，增加原子时控制信号和改进信号波形等措施。BPM实验得出了有益的结论后于1973年12月停播，继续进行工程扩充建设。恰好在这个时期，国防部门又提出覆盖半径要增大2～3倍的远洋授时任务，这一任务自然与陕西天文台工程扩建一致，只是在增大发射机功率中要求更大，于是陕西天文台把两项任务合并在一起施行，由吴守贤作技术抓总。扩建工程于1975年开始，1978年又进行了试播与监听，并在试验期间顺利地完成了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的授时任务。1980年12月中国科学院在临潼对BPM短波授时台进行了鉴定，得出可以交付使用的结论。吴守贤、漆贯荣、边玉敬为应用部门提供了30万字时间测量的技术资料，会后该资料由科学出版社正式以专著出版，深受应用部门欢迎。BPM短波授时台和远洋授时工程分别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根据国务院决定，BPM时频信号发播于1981年7月1日零点正式启动，上海天文台BPV信号则在完成了30年的光荣任务后奉命关闭。短波授时台是一个工程性项目，它必然是集体努力的成果，陕西天文台从一开始就拥有一支电子学、无线电通讯、计算技术和天体测量专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组成的技术队伍，这是完成该项任务的基本条件。吴守贤团结和依靠这一批青年专家才得以不辱使命，顺利完成。在20年后的2001年，吴守贤为漆贯荣、郭际主编的《陕西天文台 (1966～2000)》志书的前言中写道 “我还回忆起1986年中国科学院李薰副院长与数学物理学部王绶琯副主任视察陕台时，深为在处于 ‘十年浩劫’ 的恶劣环境中艰苦奋斗，不辱使命建成此台，并按期完成了历次空间技术的重大实验任务而感动，深情地说应该为建台者们树碑纪念，我想这本书正是献给在陕台建设中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战士和干部组成的集体的无形纪念碑”。可以看出吴守贤已经把自己作为普通一员深情地融入这一光荣的集体之中。

为祖国争光

1977年10月，吴守贤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天文地球动力学赴法国考察团 (团长为上海天文台台长叶叔华，此时吴守贤已被任命为陕西天文台副台长)，一行五人，这是在与外国学术界联系中断10年后，中国天文学界第一次组团赴欧洲。它的目的是全方位地了解西方的最新进展。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与国际时间局 (BIH) 进行科学家间的接触，试探恢复合作的可能性，以配合当时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IAU) 中争取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斗争。由于上海天文台与BIH的合作中叶叔华与吴守贤一直是具体执行者，对于其历史背景和全过程非常熟悉，中国科学院的委派是深思熟虑的。在访问中代表团提出拜会巴黎天文台授时研究室主任Guinot博士，而他实际上也是BIH的局长。Guinot对这次会见非常重视，因为他一直对曾经与BIH合作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天文台 (合作名称是Zi-ka-wei) 16年前单方面突然中止了资料交换感到困惑，他更不明白，在中国中部崛起的一个全天候的新的短波授时台 (BPM) 工作了7年竟与BIH毫无交流的意愿的原因。当代表团向他解释了问题根源是中国科学院坚持反对出现“两个中国” 的局面，他表示了友好的理解并愿采取措施尊重中国科学院的意愿，并希望尽快得到中国的授时资料。这次会晤实际上是吴守贤奉命代表陕西天文台把已经工作了7年的BPM短波授时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Guinot也向吴守贤表达了与陕西天文台合作的愿望。Guinot等还透露了实际上由BIH牵头并已酝酿成熟的 “国际地球自转联测” (MERIT) 计划，并期望中国的天文台参加这项合作。MERIT计划是把用于测定地球自转参数的经典技术与新技术的大规模联合实测比较，为向新技术过渡做准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国科学院及时地作了汇报，得到了支持，不久即成立了以叶叔华为组长，吴守贤为副组长的MERIT计划中国组。经外交部批准决定申请由上海、紫金山、北京、陕西、云南等天文台和武汉测地所正式参加联测。经过1983年和1984～1985年的实测，取得了优秀的结果，在国际上MERIT总结中得到了很好的评介。该项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它是近百名中国天文工作者集体的智慧结晶。

地球自转研究与天文时的确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原子时进入后，地球自转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建立新授时台任务繁重，吴守贤不得不暂时中断了他自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研究，1977年BPM短波授时台的任务基本完成，只有少量收尾工作，等待国家验收，更兼访法后对国际新动向有进一步了解，吴守贤重新根据新的发展恢复了对地球自转的研究。他首先用快速Fourier变换对国际极移中央局发表的近80余年归一化的极移坐标系列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得到Chandler分量的双峰分裂具有很好的对称性，不久他和合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太阳活动为背影的调制模型，试图解释这种分裂现象。该论文于1981年在《中国科学》正式发表，引起了国际重视，1982年IAU一次大会上，第19专业委员会主席在总结地球自转研究中引用了全球300余篇文献，其中引用了吴守贤在《中国科学》上的论文，它是惟一的一篇中国文献。1979年吴守贤注意到，从1970年起国际上掀起了用远古的日食纪录研究地球自转长期变慢的高潮，外国人先后使用了30几个中国古代日食纪录，有见识的外国人在赞扬中国古代日食纪录丰富宝贵之时，提出只有中国人自己来介入这种研究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果。吴守贤发现外国人使用的纪录竟有1/3使用错误，因此他开始着手建立根据中国纪录特征的方法，重新整理古代纪录并以此研究方向招收了第一位研究生刘次沅。刘次沅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创造性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中国古代天象纪录应用的专家。

1985年，IAU正式恢复了中国天文学会的合法席位，我国派出了数十名天文学家组成的阵容雄厚的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IAU第19届大会，吴守贤当时已经是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参加了这个代表团的领导小组，协助团长王绶琯理事长进行组织工作，并在大会的No. 19、31专业委员会联合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中国古代日食资料研究地球自转长期变化方面的报告，受到外国同行的欢迎。

1989年，吴守贤以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身份应前苏联普尔柯夫沃天文台台长的邀请，参加该台成立150周年的庆典，同时应邀的中国天文学家有紫金山天文台童傅台长和陕西天文台漆贯荣台长。前苏联天文学家对于阔别了20余年的中国同行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对老一辈的中苏天文学家的合作有美好的回忆。会后吴守贤与漆贯荣特别拜访了前苏联 “标准时刻” 的资料中心，即设在莫斯科郊外的无线电物理与电子学研究所，在那里吴守贤再次看到20多年前在上海天文台亲自经手每半月向这个授时中心提供的大量的交换资料，对那一段岁月执著的合作和追求感想万千。

1995年国家启动了著名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吴守贤应项目首席科学家席泽宗院士的邀请参加并承担了夏代仲康日食的再研究的子课题 (该工程共分36个子课题)。吴守贤等分析了历代天文学家对这次日食发生年代的13种不同的结论，进行了复算，并利用现代的天文常数和日食计算方法对公元前2250～公元前1850年的400年间的洛阳发生的日食进行了普查计算，发现其中有公元前2043年B. C. 10月30日，2019年B. C. 12月6日，1970年B. C. 11月5日和1961年B. C10月26日的日食记录可以作为夏仲康日食发生的参考。这成为工程专家组确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的重要参考结果。该结果后来被评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12个标志性成果之一。

学科全局中的合作者

如果从1952年进入南京大学天文系读书起作为吴守贤参加天文学领域奋斗的开始，那么在这个领域里，他驰骋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不仅在天体测量、高精度授时领域中锲而不舍地完成国家任务和进行研究，还在有关中国天文学发展全局规划和组织方面奉献了相当的精力。由于他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以及和同事的亲合力，与同事们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深得同行的信任。众所周知，中国的科技工作在1966～1976年的10年期间，曾经受到相当的负面影响，1977年 “拨乱反正” 时，中国科学院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成立了若干学科规划小组，以提出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家需要的新规划，任命王绶琯为天文学规划小组组长，吴守贤为副组长。在王绶琯主持下召集了全国有代表性的天文学家会议，通过充分的学术讨论提出了规划，吴守贤执笔起草了这份集思广益的文件，后经国务院批准付诸实施。1978年吴守贤被聘为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成员。

1982年中国天文学会在陕西天文台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庆祝中国天文学会创建60周年，并且为陕西天文台举行挂牌典礼。吴守贤作为陕西天文台副台长参加筹备和组织这次盛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第五届理事会，吴守贤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4年后在武汉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继续连任。在这8年期间他多次参加或主持了时间、星表与天文学常数、天文地球动力学的学术会议，并作为中国天文学会的代表参加了1985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天文学会第十九届大会。

1983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吴守贤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不久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被任命为陕西省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又被任命为院长并兼任党组书记。这样，吴守贤就必须用主要的精力从事非天文学范畴的科技领导与组织工作，在 “科技兴陕”、“秦巴山区生物资源开发”、“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方面他曾经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但是，吴守贤没有脱离天文学领域工作，他仍然是陕西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位委员会主任，1992年被陕西省任命为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重点放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上。他早期的几位博士研究生都在国内外的天文机构成为了骨干力量。

吴守贤抓住一切机遇，推进天文学研究。1994年，他以陕西天文学会理事长名义邀请台湾省嘉义市天文协会理事长林芳雄和常务理事陈俊榕访问西安，同时邀请北京、南京、上海的几位天文学史专家访问西安，探讨海峡两岸合作编纂《中国古代天文学大成》的可能性，并以省政协常委的名义邀请台湾省嘉义市两位来宾参加了祭扫黄帝陵大典。为推进两岸天文学家的友谊和了解，次年他应嘉义市天文协会邀请与刘次沅博士一起回访台湾省的嘉义、台北和高雄等地方天文学会并参加嘉义市天文协会的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1996年吴守贤还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 “二十一世纪中国天文学发展研讨会”。香港、台湾和海外华裔学者与大陆的天文学家欢聚一堂，共同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天文学事业而共同努力。

由于吴守贤的努力和贡献，他1986年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0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1998年获陕西省优秀博士生导师的表彰。

简历

1934年11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1952～1956年在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天文专业学习。

1956～1970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

1960～196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

1970～1983年在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工作。(1977年为副研究员，1978年为副台长)

1981～1988年当选为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

1983～1996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与陕西省科学院工作。(1983～1986年为副院长，1987～1996年为院长)

1985～1986年兼任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党委书记。

1988～1998年当选为陕西省天文学会理事长。

1990～2000年任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组组长。

1992～1997年任陕西省政协常委，经济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1992～1997年任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1986年任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论著

1 叶叔华，吴守贤. 我国的综合时号改正数. 测绘学报，1966，9 (1)

2 Ya Shu-hua，Wu Shou-xian.The Joimt Corrections of Radio Time Signals in Chian. 科学通报外文版. 1966，17 (9)

3 吴守贤. 确定瞬时极坐标的台站最佳分布. 天文学报，1961，12 (2)

4 吴守贤，王叔和，华英敏. Chandler极移的特征. 天文学报，1979，20(2)

5 吴守贤，华英敏，王叔和. 在极移的Chandler分量上的调制现象. 中国科学 (A)，1981，7

6 吴守贤. 在研究地月系加速中应用中国古代交食纪录的某些问题. 陕西天文台台刊，1980，3

7 吴守贤，漆贯荣. 高精度授时新进展. 中国测绘学会第二届年会文选，1982

8 吴守贤，漆贯荣. 新天文学常数系统. 天文学进展，1983，1 (1)

9 吴守贤，刘次沅. 古代交食观测对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研究进展. 天文学进展，1987，5 (2)

10 吴守贤，刘次沅. 中国古代月掩犯的纪录得到的地球自转长期变化.天文学报，1993，34 (1)

11 吴守贤. 夏代仲康日食记载再读.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17 (3)

12 吴守贤. 夏仲康日食年代确定的研究史略.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9 (20)

13 吴守贤 (译)，库里柯夫著. 新天文常数系统.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14 吴守贤，漆贯荣，边玉敬. 时间测量.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5 吴守贤. 飞向太空.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16 吴守贤. 司马迁与中国天学.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7 吴守贤，郭盛积，徐世忠，等. 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 石家庄：河北科技出版社 (待出版)

知名人物 吴守贤人物简介

知名人物 吴守贤人物简介

·吴守贤

知名人物吴守贤人物简介

知名人物吴守贤人物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