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席泽宗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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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席泽宗人物简介
·席泽宗
席泽宗，天文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发表的《古新星新表》 被各国天体物理学研究者广泛引用。首开 “实验天文学史” 的先例; 对中国古代宇宙理论、马王堆出土和敦煌卷子中保存的重要天文资料的研究做出突出贡献; 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在科技史的综合研究上也颇有建树。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研究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 的创建者之一。
席泽宗，1927年6月9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家境在该县颇称富有，他又是家中惟一的孩子，从小聪颖好学，6岁起开始读私塾。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早早结束了他平静的童年生活。日本侵略军占领垣曲县城后，席家房产被焚，只好举家迁往乡下，席泽宗也被迫辍学，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日军的暴行和战争带来的生活巨变，使他从小就深刻意识到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深刻地思考人生。随后，他到大后方投奔亲戚。在陕西洋县国立七中上初中时期，他从新式教育中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1944年，他又只身去了兰州，在兰州西北师院的附中读高中。西北师院是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平沦陷后迁往后方组建的，其附中在北平时即为一流中学，在这里，席泽宗接受了完善的基础教育，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他阅读了许多课外读物，其中张钰哲的 《宇宙丛谈》使他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7年，他从附中毕业后，又赶赴上海考学。
少年时代辗转大半个中国，他终于走上了天文之路。这年，他在上海考入了中山大学天文系，随后，靠同乡、同学的帮助前往广州入学，成为天文系的三名学生之一。虽然语言不通，生活艰难，但艰苦的环境并未减弱他的求知热情。1948年，他在广州 《越华报》 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预告今年日月食》，此后他一面学习，一面写作，并参加勤工俭学，度过生活的难关。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他很快就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5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 《恒星》。当时他还只是个24岁的学生。
在中山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出版社前身)，任 《科学通报》 的编辑。这时他认识了主管编译局工作的副院长竺可桢，1952年，由竺可桢安排，席泽宗被派往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 (现为黑龙江大学) 专修俄语两年。后与戴文赛合作翻译了前苏联阿米巴楚米扬等人的 《理论天体物理学》。此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曾长期被作为研究生的教材。随后在竺可桢的指导下，席泽宗确立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方向。
1954年，以竺可桢为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席泽宗成为下设研究小组的兼职成员。1956年国务院制定的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科学史部分即由叶企孙、谭其骧和席泽宗起草。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他是当时的8名成员之一，以后担任该室最大的一个组——天文、工艺、化学、物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 中，研究室被全体下放河南，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依然坚持不懈，尽可能争取到一点 “合法”地位进行科学史研究，他与严敦杰等合写的《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 1973年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1975年，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此，他个人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投身于中外天文学史、科学史的研究，撰写了大量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同时，他也为中国科学史事业的组织和发展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大量贡献。从1978年起，席泽宗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并负责筹建了该所的近现代史研究室，1983～1988年担任所长。1983年，他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80年代以来，他曾10余次出国访问和讲学，足迹遍及美国、前苏联、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罗马尼亚等地，曾任第十六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远东组主席，为国际中国科学史系列性会议做出了贡献。1983年被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93年被选为院士，1995年被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991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是当今中国科学史界惟一的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如今他仍笔耕不辍，培养后学，并经常前往各地出席会议，努力推进着中国天文学和科学史事业。
席泽宗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三次担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学史委员会组织委员，曾任或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名誉主任、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山西大学客座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任等。
古星为今用，作出有国际影响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射电天文学诞生。天文学家发现1572年和1604年出现的超新星，它们的遗迹都是射电源。著名的蟹状星云，当时已通过中国史书的记载被认证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它也是个很强的射电源。这些现象使人设想： 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长久存在的射电源。而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在现代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所以这个设想的验证就显得极为重要。但是，银河系内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要验证这一点就必须借助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中国不间断的天象记录在这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各种记录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国外学者不可能有人能全面整理。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推荐下，席泽宗埋头于浩瀚的古籍海洋中，开始了这项艰难的工作。很快写出了第一阶段报告。1955年，他把自己从古籍中整理、钩沉、校订的从殷代到1700年的90次新星、超新星的爆发记录编写成《古新星新表》 发表。由于《古新星新表》 中资料的空前完备性和权威性，立刻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视，很快被译成俄文和英文，被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
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超新星遗迹的研究和证认越来越显得重要。于是席泽宗与薄树人合作继续考订，于1965年又发表了 《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此文对《古新星新表》 做了进一步修订，又补充了朝鲜和日本的有关史料，同时确立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7项根据和区分新星与超新星的两条标准，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这篇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40多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在研究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X射线源等高能天体时，引用上述两文竟在千次以上。竺可桢曾把《古新星新表》 和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 并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史研究的两项最重要的成果。美国著名天文学家斯特鲁维 (O.Struve) 等人在编写 《二十世纪天文学》 一书时，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席泽宗的 《古新星新表》。1977年，爱尔兰丹辛克天文台副台长、英国出版的 《中国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 (Chinese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杂志主编江涛为美国的 《天空与望远镜》 (Sky and Telescope) 杂志撰文评论中国天文学成就时说： “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发表在中国《天文学报》 上的所有论文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席泽宗在1955年和1965年关于中国超新星记录的文章。”
以今验古，首开 “实验天文学史” 先例
1981年，席泽宗在 《天体物理学报》 上，以一篇2000多字的简短论文《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再次轰动了天文学界。早在1957年，他就注意到 《开元占经》 中所引的一条战国时期关于木星的史料： “甘氏曰： 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席泽宗怀疑，这 “小赤星” 即是木星的卫星。这条史料想必很多人都读过，但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卫的历史，已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定见： 木卫只能用望远镜才能看到，所以人们对这种史料大都轻易放过了，没有思考它的含义和价值。席泽宗却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努力寻找其他的佐证。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经过多年的查询之后，他在弗拉马利翁 (C.Flammarion)的著作中找到了木卫可用肉眼看见的说法; 后来又在德国地理学家洪堡 (B.A.Humboldt) 的记述中发现了肉眼看见木卫的实例。于是他开始着手研究，经过周密的考证和推算，他证明： 上述甘德的记载是公元前364年夏天的真实天象，甘德确实用肉眼发现了木卫。
随后，他又作出了天文学史界首创的举措： 将这一结论交付实测检验。他安排了北京天文馆天象厅的模拟观测、组织青少年在河北兴隆作实地观测、在北京天文台用望远镜加光阑模拟人眼观测等。这些实验一致表明，在良好条件下，木卫确实可以用肉眼看到。席泽宗的这项工作把人类认识行星卫星的历史一下子提前了2000年，因此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外报刊作了大量报道，英、美等国都翻译了全文。以毕生经历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日本学者薮内清为此发表 《实验天文学史的尝试》 一文，认为席泽宗的做法是 “实验天文学史” 的开端。美国谢拂(B.E.Schaefer) 教授在 《太平洋天文学会会刊》 (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1991) 上发表长达15页的论文，论证木星的4个伽利略卫星，目力好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仿制中国古代窥管用以观星，竟然能看到8等星，证明甘德确实能观察到木卫。
横参中外，介绍整理四面开花
数十年来，席泽宗在天文学史、科学史领域内辛勤探索和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
中国、西方宇宙理论的发展是席泽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最早介绍评价了西方当代宇宙学，他的文章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70年代，他与人合作的 《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书中对古代盖天、浑天、宣夜等学说做了历史高度的总结，是国内这方面惟一的专著，很快被译成意大利文。在中西宇宙学比较的有关论文中，他指出，现代西方宇宙学中的有限无界、时空、度规、膨胀宇宙、物质从虚空中创生等思想，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中找到萌芽(当然也指出两者本质的不同)。席泽宗首次把 “气” 的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来研究。他从 “气” 的含义和演变出发，探讨了 “气” 与天地起源、四季变化、律历等方面的关系，指出： 与中医的情形相仿，“气” 的思想也贯穿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各个领域。
从1958年起，席泽宗参加了 《中国天文学史》 的编撰和组织工作，交稿后因 “文化大革命” 耽搁，直到1981年，这部书才以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 的名义出版。这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蓝皮书” 的著作，因其简明完备、脉络清晰而广泛流传，成为天文学史专业的必读书。
对于当代出土的古代天文学文物文献的研究，构成席泽宗天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中国敦煌星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且星数最多的星图，1966年，席泽宗详细考订并首次全部发表了这些星图，他认证出全图共有1359颗星，用类似麦卡托投影法画出。他还对敦煌卷子中的星经、玄象诗和历书等天文史料结合历史典籍进行系统考察，作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全面总结性研究成果。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他对帛书中的 《五星占》 和彗星图作了大量的考释和研究，他的成果在 《文物》 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被各种不同的版本和文本重印过多次。这些成果一直是研究马王堆帛书中天文学史料的必读文献。
席泽宗在综合研究中国天文学史时，对中国天文学的特点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明确指出：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致用性，这种致用性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前者表现为重视日月运动，即制定历法; 后者表现为在 “天人合一” 理论基础上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记录。他还深刻指出：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衰是与封建王朝同步的，因而它不可能转变为近代天文学。” 席泽宗在世界天文学史以及综合科技史领域也十分关注，颇有建树。如朝鲜天文学史资料的发掘整理、西方现代天文学史的论述等。作为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 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中埃及古代天文学、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希腊古代天文学、阿拉伯天文学、欧洲中世纪天文学等大条目均为他一人的手笔。1990年，席泽宗赴台湾讲学，受到热烈欢迎，听众踊跃，盛况空前，后来他的讲稿结集为 《科学史八讲》 出版，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在此书的序中说： “从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科学史上的学问广博，不仅限于得以成名的天文学史。”
1996年国家开始实施重大科研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合攻关。席泽宗受聘出任首席科学家兼专家组副组长，主持研究这一时期的天象记录，以求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确切年代。经过200余位历史、考古、物理和天文学家的努力，一份有科学依据的 “夏商周年表” 已经公布。席泽宗主持的天文课题在确定商王武丁在位年份 (公元前1250～1192年)、武王克商之年 (公元前1046年) 和懿王元年 (公元前899年) 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份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治学严谨，宇宙人生一以贯之
席泽宗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己任。从清代开始到现代，包括竺可桢、陈遵妫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都认为一行在唐代已经发现了恒星的自行，比西方领先了1000年。但席泽宗经仔细研究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于是纠正了前人的误解。再如，清初学者王锡阐很长时间以来曾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预先推算了金星凌日的人，席泽宗通过对王锡阐深入、全面的研究，用无可辩驳的证据也否定了这一说法。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这是中华学人中的一种十分宝贵的性格。
席泽宗在学术上一贯主张百家争鸣和宽容精神，反对文人相轻的陋习，能够由衷地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认为无论是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还是同龄人之间，都不可相互鄙薄。1986年，他应邀在全国青年科技史学术讨论会上作了 《谈谈青老关系》 的讲话，特别指出： 老年人应该正视思想差距，承认后来居上，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己任。而青年人应该尊重老年人，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并加强自己的修养。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许多青年人感到心悦诚服。他常对后学说： “处处留心皆学问。如欲办成一事，要经常把各种其他事与此联系。所以也要关心旁的事，这样可获得启发。” 他还经常提醒后学读书要勤于思考，融会贯通，否则一味刻苦也未必能成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对其中科学方法的领悟到达很高的境界，我们从他的讲演录中对传统文化 “学、问、思、辨、行”，“格物致知” 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他担任领导职务时，在科研管理和学科建设工作上投入大量精力，为研究所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待人忠厚宽容，做事身体力行，处世淡泊名利，起居安贫乐道，这些品质素为科技史的同行所称道。
席泽宗还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今天，他撰写了大量科普作品，这些作品扩大了天文学和科技史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广泛的欢迎。50年代时，他经常到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进行科学普及演讲。他曾长期担任北海 “少年之家” 的辅导员，还曾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少年天文夏令营。他把这一切都当成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简历
1927年6月9日 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
1941～1944年 在陕西洋县国立七中学习。
1944～1947年 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学习。
1947～1951年 在中山大学天文系学习。
1951～1956年 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编辑。
1952～1954年 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 (现为黑龙江大学) 专修俄语。
1957年至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8～1982年 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主任。
1983～1988年 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1991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 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
2000年 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主要论著
1 席 泽 宗. 古 新 星 新 表. 天 文 学 报，1955，2： 183 ～ 196;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йжурнал. 1957，2： 159～175; Smithsonnian Contribution to Astrophysics，1958，6： 109～130
2 席泽宗. 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 天文学报，1956，2： 212～218
3 席泽宗. 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 科学史集刊，第6期 (1963)：53～65
4 席泽宗. 宇宙论的现状.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2： 42～45
5 席泽宗，薄树人. 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 天文学报，1965，1： 1～ 22; Science. 1966，vol. 154，No.3749，pp. 597—603; NASA TTF—388，1966
6 席泽宗. 敦煌星图. 文物，1966，3： 27～38
7 席泽宗，严敦杰，薄树人，等. 日心地动说在中国. 中国科学，1973，3： 270～279
8 刘云友 (笔名).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 “五星占”. 文物，1974，11：28～39
9 郑文光，席泽宗. 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7;(意大利文译本) Le Cosmologie Cinesi. Roma. Ubaldini，1978
10 席泽宗.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 文物，1978，2： 5～9; Chinese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1984，1： 1～7
11 席泽宗. 伽利略前2000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 天体物理学报，1981，2： 85～88. Chinese Physics (USA). 1982，3： 664～667
12 席泽宗. “气”の思想の中国古代天文学～影响. 东洋の科学と技术.京都. 同朋舍，1982： 154～169
13 席泽宗.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史论集.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 89～96
14 席泽宗. 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科学，1989，2： 90～96
15 席泽宗，邓文宽. 敦煌残历定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2期(1989)： 12～22
16 席泽宗. 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玄象诗. 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探胜. 科学出版社，1992： 45～66
17 席泽宗. 科学史八讲.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8
18 席泽宗.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8
19 席泽宗.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 18～29
20 Xi Zezong. A Survey of 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2002，1：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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