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朱既明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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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朱既明人物简介
·朱既明
朱既明，病毒学家，预防医学家，生物制品专家。研究流感病毒近40年，首次提出病毒的结构图像，对流感病毒的理论和应用均有发现和发明;他成功地研制出高度减毒麻疹活疫苗; 推动中国病毒学研究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在中国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
朱既明，曾用英文名Chu Chi-ming。1917年9月12日(农历7月26日) 生于江苏宜兴县城。自幼家境清贫，其祖父读书仕进无成，自学中医为亲友治病，一生贫困。他只要求子孙克勤克俭，常说乱世不应做官，也不应发财。这些教导给朱既明幼小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父年幼失学，随其祖父学中医，并曾在上海医院中见习西医半年，以后全凭刻苦自修，终于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医生。其父亲秉性温和，也是祖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晚年自号“安贫”，又自称“医匠”。因痛感自己幼年失学，后来也无正式医生资历，备受同行倾轧，于是发愤供给子女上学。到1930年代家境始臻小康。朱既明的姊弟4人均因家贫未能从大学毕业。朱既明从小刻苦奋发，锐意进取，以读书救国。1931年他在原籍读完初中; 1933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附属高中。从小学起他经常参加反帝游行，“九一八”事变后更加关心国事。1937年，他正在上海医学院读书，八一三事变时亲身投入救护伤兵的工作达半年之久。在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实习时，教授黄子方看了他写的 “上海难民所卫生状况调查”一文后大为欣赏，动员他毕业后到卫生科工作。朱既明经过临床实习，也深感当时的医学能治疗的病不多，需预防的病不少，欣然同意。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半个多世纪的预防医学事业。
1939年朱既明毕业后随上海医学院迁昆明，与卫生科的同事一起到离昆明不远的曲靖县开办“卫生实验区”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同时在黄子方教授的领导下创办《中华健康杂志》。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村卫生和杂志编辑工作。1940年他接触了一个病兵医院。该院约收容一二百名以抗日名义被抓来的壮丁，由于饥饿和虐待而病倒。他们躺在??个庙宇大殿的稻草里，衣衫褴褛，长满虱子，或骨瘦如柴，或浮肿溃烂，天井和厕所里横七竖八地倒卧着几个赤裸的尸体。他和同事们为病兵募捐了几百条毯子，送豆浆给他们改善营养，但不久发现毯子被官长收去，豆浆被勤务兵拿走。在事实教育下朱既明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但又看不到别的出路。于是萌生了不如学一门科学独善其身的想法。此时黄子方因胃癌病故，他通过老师应元岳的介绍，进入昆明汤飞凡主持的中央防疫处从事生物制品工作，并开始研究微生物学，直到1945年为止。1942年昆明发生霍乱流行，他主动进行病原菌分离和定型研究，同流行学资料对照，发现初期流行的霍乱弧菌都是稻叶型，末期的都是小川型，从而推论这次流行的来源可能分别来自缅甸和贵阳。汤飞凡看了他的文章十分赞赏，推荐他到印度孟买哈夫金研究所进修鼠疫防治。在昆明时期的几年内，每星期五晚上汤飞凡坚持在家中举办文献报告会，报告后自由讨论，这对激励青年从事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事业起了很大作用。汤飞凡有强烈的事业心，爱护人才，在科研上坚韧不拔，锲而不舍，这些品质和治学精神都使他在无形中受到了熏陶，师生间一直相处很融洽。
朱既明在昆明期间 (1943～1945) 从事青霉素的研制工作并获得成功，这是中国自制的第一个抗生素。1945年他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先后在剑桥大学病理系及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病学院进修，1948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间主要从事病毒血凝机制、酶与受体的研究。他根据自己的实验结果提出 “病毒受体不是一种单一的物质，而是一类密切相关的物质”的假说，为其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9～1950年他接受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病毒系主任C.H.Andrews之邀到世界流行性感冒中心工作，其间发现流感病毒丝状体，首次证明同一病毒可以变异而呈不同的形态，研究结果在Lancet(柳叶刀) 发表后轰动一时。其间他又发现“朱氏抑制素”，并将流感病毒裂解为有生物活性的亚单位，首次提出病毒的结构图像，这成为1950年代后阐明病毒结构的先导。他留英期间埋头治学，又结识了曹日昌、黄新民等民盟成员，常在一起议论国事，越发忧国忧民。1950年汤飞凡回到北京，写信约他回国到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当时他和Andrews的两年合同也将满期，觉得在新中国草创之初，疫病盛行之际，生物制品非常重要，自己所学大有用武之地，这也是大好的报国之机，故欣然同意约请。花了半年多时间，到英国有关科研生产单位学习，收集图书资料，并用自己的存款购买了几箱药品与器材，于1950年11月7日携妻带子乘船回国。
1951～1955年他任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第二研究室主任兼检定科长。其间1951～1952年借调负责生物制品检定所建所工作。这虽然有违其从事科研的初衷，但他欣然承担。在这段时间内，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制造与检定规程》，举办了两期生物制品人员训练班。训练班课程中除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免疫学外，还安排了较多课时的生物化学和统计学，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至今各生物制品所里相当一部分骨干是从这两期训练班出身的。
1955～1963年朱既明奉调到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任副所长、兼病毒研究室主任。当时长春所是从日伪接管过来的单位，中层骨干大部是解放区招收的知识青年，工作热情很高，但文化技术水平较差。到1950年代中期，该??明显落后于其他生物制品所，迫切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改变生产面貌，建立科研基础，这任务比建立检定所更为艰巨。朱既明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知难而进。不但完成上述任务，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他领导的科研工作，如甲2型流感病毒和伽玛抑制素的发现、小儿腺病毒肺炎的研究、高度减毒麻疹活疫苗的研制成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工作中他培养了一批科技与生产管理干部，自己也积累了领导生产与同时抓科研的可贵经验。
1963年他奉调回京任中国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1981～1983年任病毒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84年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科技顾问。1985年，任《病毒学报》主编、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兼生物制品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7～1998年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68～1984年他领导流感病毒变异的研究，先后发现甲3型和新甲1型流感病毒，并首次发现自然界大量存在甲型流感病毒的温度敏感的减毒株。1981～1988年参与领导乙型肝炎哺乳动物细胞基因工程疫苗研究。1984～1993年领导以痘苗病毒为载体的多价活疫苗研究。1997年被授予美国微生物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朱既明自1950年归国后，历次调任几个单位担任领导工作，担任这些职务虽有违他自己从事科研的初衷，但他面对任命均觉得自己是义不容辞而欣然接受，并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所负责的工作。
他多次获奖。1989年因哺乳动物细胞分泌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和试用获卫生部科技成果??等奖。1991年因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自然温度敏感株的发现以及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3年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哺乳动物细胞表达和痘苗表达) 的研制和中试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因天坛痘苗病毒高效表达载体的研究及其在基因表达和基因工程活疫苗研制中的应用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何利科技进步医学奖。1997年因天坛株痘苗病毒高效表达载体的研究及其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1987年被英国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国际名人录》)收录。1990年他的名字被列入Who’s Who in Australia and the Far East《澳大利亚及远东名人录》。
1998年1月6日因患膀胱癌于北京逝世。
中国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的诞生
1929年Fleming发现青霉菌的产物能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的Florey等才获得半提纯的青霉素。动物试验和临床观察证明其毒性很低，对一系列革兰氏阳性菌感染有很高疗效。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是治疗战争创伤极为重要的药物。由于英国正处在法西斯德国的日夜轰炸之中，Florey等所采用的玻瓶表面培养方法显然难于适应大量生产的要求，因此英国将这项发明转移到美国，利用美国强大的发酵工业基??进行开发，在制备方法上也采用表面培养与深层发酵并举。到了1943年美国已制成纯度较高的浅黄色注射用青霉素，然而供应量仍然有限，粗制品仍然广泛用于局部治疗。1943年汤飞凡到印度考察，带回12株国外药厂的青霉菌菌种，想亲自动手研制青霉素，但他忙于行政事务，工作时断时续，就将这项工作委托给朱既明。朱既明又从昆明当地分离收集了30余株菌种，进行了比较，发现产量最高而稳定的是当地分离的22号菌种，每毫升产量达30单位左右。当时他能看到的主要资料只有Florey等1939年在Lancet上发表的原始报道，工作人员只有他和一名技术员。他们土法上马，很快就用克氏瓶表面培养法制备出几批每毫升约250～500单位的棕红色液体。文献上检定青霉素单位的标准方法是“杯碟法”，他们有碟无杯，就用琼脂打孔法代替。用这种棕红色液体在昆华医院治疗了一些骨髓炎、脓胸、子宫内膜炎、背痈、蜂窝组织炎、新生儿眼炎和创伤感染，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疗效。1944年樊庆生从美国回到昆明血库工作，带回一箱培养瓶、一些试剂和资料，他主动提出与朱既明合作，并每周一天到位处西山的中央防疫处讨论工作。这时条件稍有改进，朱既明亲自动手安装了简陋的恒温室，提纯装置和自制的冷冻干燥机，比较了各种培养和提纯条件，一面奋战，一面对付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空袭和停电。几个月后终于试制出几批注射用的每支5万单位的棕黄色粉末青霉素，少量临床试用后证明肌内注射无不良反应，在多数病例中有明显疗效。当把制品送给牛津大学的Heatley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检定时，他们都表示惊奇。此后汤飞凡几次向重庆卫生署报告，请求扩大生产，但皆未得到支持。抗日战争胜利后汤飞凡回到北平，就在天坛防疫处建立起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室。中国著名的抗生素专家童村、马誉徽、张为申等都曾先后担任过该室主任。1950年代后期抗生素研究室改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直到1950年代初天坛抗生素研究室内还保存了昆明时期经朱既明制备的5万单位的青霉素。
近40年研究流感病毒
从1945年留英起到1984年止，朱既明在从事其他研究工作的同时，从未中断对流感病毒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有三个方面：一是从病毒凝集红细胞出发研究病毒酶和细胞受体的性质; 二是将病毒裂解为有生物活性的亚单位; 三是自然界病毒变异与疫苗的研制。
1941年C.K.Hirst发现流感病毒能凝集多种动物的红细胞，到1940年代中期不久又提出了病毒酶受体等概念，但在病毒是否具有酶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各种病毒引起血凝的机制是否相同?流感病毒血凝过程中是否确实有酶参与?所谓“受体”或酶的底物是什么?1945年朱既明进入剑桥读博士学位时，导师E. T.C. Spooner给他出的题目就是病毒血凝机制的研究。他不久发现痘苗病毒的血凝机制与流感病毒完全不同： 痘苗病毒血凝素是一种新的可溶性抗原，可与病毒分开，没有酶的作用，也并非感染所必需; 而流感和新城鸡瘟病毒的血凝素则是与病毒本身结构不可分的，这与许多细菌的酶相似。多年后澳大利亚学者Gottsalk证明这是神经氨酸酶。朱既明的研究证实，F. M. Burnet提出的抑制素和受体实际上是同一类物质。1948年朱既明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 “所谓病毒受体(或抑制素) 可能不是一种均一的物质，而是一类密切相关的物质。……这个假设既运用于同一病毒对不同种类动物红细胞的受体，也适用于同一种红细胞上对不同病毒的受体。”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继Francis抑制素 (后称为α抑制素) 之后，朱既明于1949年发现了另一种抑制素——称为“朱氏抑制素” (后称β抑制素)。它与Francis抑制素不同，能中和病毒而不为病毒酶所破坏。1957年分离了甲2型流感病毒后，他又描述了第3种抑制素即γ抑制素，它只抑制及中和某些甲2型毒株 (Ⅰ相) 而对另一些毒株 (Ⅱ相)无作用。在报告中他又重申了几种抑制素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观点，提出如果病毒或其底物略有改变时，就可能表现不同性质的抑制现象。这一观点已为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证实。
朱既明在留英期间另一项较重要的工作是对病毒结构及其裂解的研究。1940年代末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同病毒的大小形态不一，但一般认为同一病毒的大小形态是基本上不变的。对病毒形态是否可变，病毒粒子是否同原子一样有其内部结构，还只有一些推测，缺乏明确的实验证据。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的物理化学家W. J. Elford从1930年代起就用他发明的分级超滤膜测定了一系列病毒的大小。战后电子显微镜刚问世不久，朱既明对它也很感兴趣。两人兴趣相投，这促使他们合作研究了几种病毒的形态。1949年当朱既明用Elford首创的红细胞皮膜吸附法观察新分离的甲1型流感病毒时，意外地发现流感病毒只有少数球形颗粒，绝大多数呈不同长度的杆状和丝状，最长的可达数微米。这是新分离病毒的特征，在鸡胚或小鼠中多次传代后就会全部转变为球形。这样他首次发现同一病毒可以变异而呈不同形态。此项工作在Lancet杂志发表后曾轰动一时。Elford在用乙醚处理提纯病毒时发现丝状体统统不见。但Elford不是生物学家，对此现象并未追踪下去。朱既明抓住了这一现象深入研究，发现乙醚和其他去污剂处理可大大降低流感病毒的感染性，同时病毒被裂解成为小得多的单位，其中之一是大约30nm大小的玫瑰花样颗粒，具有特异性的血凝素活动，另一是甲型流感病毒共同的可溶性抗原，在电镜下看不到。用血凝素亚单位免疫家兔能诱发血凝抑制抗体。朱既明在此基础上设想病毒是由类脂膜包裹，外面是血凝素; 内部是可溶性抗原。这是首次将病毒裂解为有生物活性的亚单位，也是首次提出病毒的结构图像，这些认识已成为1950年代以后阐明各种病毒结构的先导，并为后来研究亚单位疫苗提供了原理和方法。这项工作曾在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1949年年报上摘要刊登，并在英国皇家学会上展览过。当时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 D. Bernal正在用X线衍射技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晶体结构，他听到朱既明的介绍时大为惊叹。
自然界的流感病毒变异和疫苗研制是朱既明1948～1984年长期研究的课题。1933年首次分离流感病毒后不久，人们就发现每年各地分离的病毒株抗原性总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对变异有无规律可循，有何流行学意义并不清楚。1947年甲型流感病毒发生显著变异 (当时命名为甲1型)，这使以前的疫苗完全失效。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的病毒系主任C. H. Andrews计划成立一个世界流感中心，用以经常收集从世界各地分离的流感病毒株，并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1948年朱既明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接受Andrews的邀请到世界流感中心工作。1949年流感又从意大利开始向北席卷全欧，他检查了欧洲各地流行中分离的毒株，发现其抗原性非常一致，但与1947年分离的病毒虽均同属甲1型，却有明确差别。这是首次确证抗原量变 (或称抗原漂移) 是从一地发生后在向别处传播扩散的。当时少数国家分离出的病毒与1930年代的WS或PR8(当时称A0型) 抗原性相同，他证明这是实验室污染所致，于是初步建立了流感病毒变种新旧交替的规律。
1957年朱既明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时，从中国开始发生了一次世界性的流感大流行。他和同事们研究了长春分离的病毒，发现其抗原性和一系列其他性状都同以前的甲1型完全不同，马上理解到这是一次质变 (或称抗原转变)，后该型命名为甲2型。他从流行学上追踪，搞清它首发于贵州西部，然后向全国散播，经香港而传播到全世界。这是首次有病毒学证据的新亚型引起的世界大流行，在报告中朱既明首次提出了甲0型→甲1型→甲2型抗原漂移和抗原转变的过程。后来的研究证明甲0型与甲1型虽有很大差别，但仍属同一个亚型，统称为甲1型。这一概念是经过近十年的悉心研究才确立的，后已被公认为甲型流感变异的一般进程。以后他又与同事们证实了1968年的甲3型和1977年甲1型流感流行，并证明它们都首先从中国发现。
由于流感病毒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异，全世界流感疫苗的研究始终处于艰难的境地，不论是活疫苗或灭活疫苗都不能控制流行，而且需要随自然界病毒变异而不断更换毒种。朱既明从1953～1983年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课题。1959年在长春建立了灭活疫苗制备工艺。196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鸡胚传代减毒法”，1970年代提出了“温度敏感株重组法”选育活疫苗毒种，都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后一项工作却导致了自然温度敏感株的发现。所谓“温度敏感株(简称温敏株)”是指只在39℃以下温度才能繁殖的病毒，以前只有人工诱变才能产生，其致病性弱于野病毒株，因此温敏株也是减毒株。1973年朱既明首先发现了一株甲3型流感病毒的自然温敏株并将它用于疫苗研究。1977年甲1型病毒重新出现后他和同事们发现了大量自然温敏株，用甲1型温敏株接种人体，证明它们确实是减毒株，这与“甲1型病毒在完全易感的儿童中也只引起部分人发病和引起大量隐性感染”的流行学观察完全符合。他们进一步追查1930～1970年代分离的甲1、甲2、甲3型流感病毒，也发现许多温敏株。他们还对几株甲1型和甲3型自然温敏株进行了基因缺损定位。这是首次证明自然界存在着毒力强弱不同的流感病毒，说明在自然界甲型流感病毒不但经常发生抗原变异，同时还经常发生毒力变异。这项结果后来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证实，对解释流感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表现有重要意义，并有可能利用自然温敏株制备疫苗。温敏株的研究也使朱既明的工作进入遗传学领域。
研制成功高度减毒麻疹活疫苗
1957年汤飞凡等分离了中国第一株麻疹病毒后，朱既明与其同事们就在长春开始研究麻疹疫苗。1959年全国麻疹大流行，死亡率高达39.7/10万。当时国内外麻疹疫苗的研究存在着三条不同的技术路线： 灭活疫苗、强毒与γ球蛋白联合应用和减毒活疫苗。朱既明根据多年研究的经验和科学判断深信麻疹免疫必须走减毒活疫苗的路线，而且应该研制反应尽可能小的高度减毒活疫苗。1961年他们获得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协作和吉林医科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的临床合作，方始大规模地开展工作。那时国内外有些报告认为麻疹病毒很顽固，不易完全减毒。朱既明等也发现麻疹病毒在一个系统中传代，达到一定减毒程度后，即使再连续传代毒力也不再下降，必须更换另一个宿主系统，才能进一步减毒。他们沿着这一思路经过半年多的摸索，终于在鸡胚细胞中选育出人体接种后发热率很低而抗体阳转率仍在95%以上的一系列毒株。但朱既明认为这些毒种阳转率虽高，抗体滴度仍较低，免疫力可能只能维持一个短时间，坚持要继续研究。又经过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63年选育出反应低而抗体阳性率和抗体滴度都较高的高度减毒活疫苗毒种 (长47)。后来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又在此基础上制成沪191毒种。这两个毒种自1966年投产后??直沿用至今。由于计划免疫的推广，麻疹发病率已从1963年的125/10万降至1986年的50/10万，死亡率从1959年的39.7/10万降至1986年的0.08/10万。其后免疫持久性的研究证明，接种后的抗体滴度越高，免疫力也越持久。1966年卫生部组织成果评定时，朱既明又提出消除鸡胚细胞中带有的鸡白血病病毒的问题，并组织了病毒所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协作，发展了检测技术，准备进一步建立无白血病鸡群。可惜这项计划被文化大革命时期打断而未能完成。这是中国麻疹活疫苗只能内销不能出口的一个主要原因，朱既明终生引为遗憾。
推动中国病毒学研究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
1972年朱既明综述“国内外病毒学进展”时，看到国际上已进入分子病毒学时代。对流感病毒温敏株的遗传学研究也促使他认识到中国在分子病毒学方面落后太多，必须急起直追。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实现这一愿望的条件。1978年他趁赴美开会之际有意识地考察了美国部分分子病毒学机构，并开始筹备独立的遗传研究室。1980年，他写了 “病毒与重组DNA”一文，选定了基因工程作为发展分子病毒学的核心和突破口，这构成了1981～1983年期间朱既明任病毒所所长期间的业务指导思想之一。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两个研究方向——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表达外源基因和利用病毒作为基因工程载体，后来这成为病毒遗传室的两个研究主题。那时侯云德已开始研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干扰素，朱既明一方面为了避免重复大肠杆菌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朱既明深信基因工程必将从细菌向高等生物发展，而且这样做也有利于将病毒学研究所在病毒学知识和细胞培养技术方面的专长结合起来。任贵方亦多年与朱既明在此项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并尊之为师。
在起始阶段朱既明曾研究腺病毒载体，后来为了响应防治乙型肝炎的急迫需要，从1981年起转向研究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表达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研究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传统疫苗必须用原代细胞或二倍体制备，但基因工程疫苗只能采用传代细胞。1983年初朱既明获悉世界卫生组织已多次组织专家研讨能否用传代细胞生产疫苗这一问题，法国并已启用非洲绿猴肾传代细胞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时，立即研究有关资料并与肿瘤专家一起讨论。讨论结论是采用传代细胞制备疫苗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将来的发展方向。在以后数年的研制过程中，他们先后解决了细胞转化技术、强启动子的运用、转化细胞中乙型肝炎基因的扩增、受体细胞种类的选择、细胞检查及其培养条件和连续培养方法、产物提纯和疫苗检定等一系列技术关键，终于选育出可以连续培养两个月以上，每升产量在5毫升 (Abbott标准) 以上的细胞系，于1988年末该技术通过鉴定进入中试。最初每升培养液只能产几微克的细胞系。1984年当每升能产1毫克时所里有人建议上报成果，朱既明坚持不同意，理由是如此低的产量是无法生产的。经不断改进后始达每升产量5毫克以上，满足了生产的需要。在研制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菌质体(支原体) 污染的问题，朱既明判断这是实验室中各种传代细胞之间的交叉污染所致。切断污染源并加以严格控制后确实根绝了菌质体污染。最后申请药品审评时产品中多了??个30kD的不稳定蛋白质，尽管已有证据表明它是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评委们仍然要求查明其本质。后来果然证明这确是多一个糖化位点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主蛋白。
腺病毒载体工作暂停后，朱既明始终没有忘记病毒载体的研究。痘苗天坛株病毒载体是先从侯云德的实验室开始的。1984年初决定由朱既明负责组织三室协作，应用痘苗病毒作载体研制多价基因工程活疫苗。当时因手里克隆的基因有限，所以设计了乙型肝炎-EB-单纯疱疹三价疫苗为目标，后来在获得其他基因后，又增加了甲型肝炎、麻疹、呼吸道合胞病毒等。1986年以后这项工作转入863计划，改由阮力负责，朱既明仍以技术指导身份参与。经过10多年的努力，该疫苗终于研制成功，由试生产转为正式生产。1984年，他又领导研究以痘苗病毒天坛主轴株为载体的基因工程多价疫苗，已培养出几株重组疫苗病毒，进行了小量人体试验，并取得良好效果。
简历
1917年9月12日 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城。
1933年 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附属高中。
1939年 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士学位。
1939～1940年 任昆明国立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助教。
1945～1948年 在剑桥大学病理系及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病学院进修，1948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9～1950年 参加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世界流感中心工作。
1951～1955年 任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第二研究室主任兼检定科长。其间1951～1952年借调负责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工作。
1955～1963年 任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兼病毒研究室主任。
1963～1981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
1980年 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1981～1983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筹建病毒遗传研究室。
1983～1987年 被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
1984年 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科技顾问。
1985年 被选为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任《病毒学报》主编、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兼生物制品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7年 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8年1月6日 因患癌症于北京逝世。
主要论著
1 Tang FF，Chu CM，Wong YW. A study of Vibrio cholerae isolated from the 1942 Kunming epidemic. Indian J Med Res，1944，32：1～8.
2 Chu CM，Wong YW，Fan CC，Tang FF. Experimental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in China. Chin Med J，1945，64 (5～6)：89～101.
3 Chu CM，Tang FF. Experimental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in China.Chin Med J，1946，64 (5～6)：89.
4 Chu CM，Coombs RRA.Modification of human red cells by virus action.Lancet，1947，1：484～487.
5 Elford WJ，Smiles J，Chu CM，Dudgeon JA. Electron-micrograph of staphylococcus bacteriophage“K” and the viruses of vaccinia and Newcastle disease. Biochem J，1947，41 (1).
6 Chu CM.Studies on vaccinia haemagglutinin 1. Som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J Hyg，1948，46 (1)：42～48.
7 Chu CM. Studies on vaccinia haemagglutinin. 2. Some immunological properties. J Hyg，1948，46 (1)：49～59.
8 Chu CM. Agglutination of red blood cells of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by influenza and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J Hyg，1948，46 (3)：239～246.
9 Chu CM. Inactivation of haemagglutinin and infectivity of influenza and Newcastle disease viruses by heat and by formalin. J hyg，1948，46 (3)：247～251.
10 Chu CM.Enzymic action of viruses and bacterial products on human red cells. Nature，1948，161：606～608.
11 Elford WJ，Chu CM，Dawson IM，Dudgeon JA，Fulton FI，Smiles G. Physical properties of viruses of Newcastle disease，fowl plague and mumps.Brit J Exp Path，1948，29 (6)：590～599.
12 Chu CM，Dawson IM，Elford WJ. Filamentous forms associated with newly isolated influenza virus. Lancet，1948，1：602.
13 朱既明，汤非凡. 菌苗变色之研究. 中华医学杂志，1948，34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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