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伟大”的提法是怎样出炉的?

Posted 2022-12-30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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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伟大”的提法是怎样出炉的?

　　1970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又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我还是当教员，其他一概辞去。

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

　　“四个伟大”的提出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会议并第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给毛泽东加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于是，毛泽东头上又多了一个“统帅”的头衔。

　　可见，“四个伟大”的提法在18日确实都有了。但在第二天即19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中，还未将这“四个伟大”并列在一起，而只综合了林彪和陈伯达的提法，并列了“三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社论，第一次并列提出了“四个伟大”。这篇社论开头开宗明义地宣布：“1966年8月18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最后并列在一起时，把“伟大的导师”排在了最前面?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他是这样回忆的：“康生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

　　“四个伟大”提出和形成表明，这不是林彪一人的“功劳”，而是经过了8月18日至20日3天时间的调整和完善。

　　于是，在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即第一版右上角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也就第一次出现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这样，“四个伟大”就铺天盖地地在全国流传开了。

　　1967年5月1日，林彪为庆祝五一劳动节题词时，赫然题上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天，林彪的这幅题词手迹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毛泽东像的下面。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5月4日，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原址上，全国第一座大型毛泽东塑像正式落成，在塑像的底座上就刻上了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手迹。

　　“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不断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宣传品和建筑物，甚至生产和生活用品上。

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

　　毛泽东对于林彪倡导和题词的“四个伟大”，开始时还是默认或者说是认可、赞同的。

　　例如，在8月31日下午举行的“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讲话开头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都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并没有划掉“四个伟大”的提法。

　　又例如，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过：“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但是，过了不久，由于这种做法越来越庸俗、越肉麻，毛泽东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又表达出对这种提法的不满。他曾指着报刊上经常刊载的“四个伟大”，轻蔑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谁封我四个官呀?我不要这四个官，我不要!”

　　有时，还冒出一句：“永远健康?还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啊!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要宣传个人。”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老朋友斯诺的谈话中，再次说“‘四个伟大’，讨嫌”。

　　此时，刚开过九届二中全会，正在批陈伯达的“天才论”。毛泽东说，个人崇拜要“降温”，要去掉“三个副词”。

　　斯诺也对毛泽东说：“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否真心诚意。”

　　毛泽东回答：这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溜，“因为大家都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ZX，我不当国家ZX。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名曰树我，不知是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四个伟大”是在一定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成为历史，但作为政治斗争的产物，自然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来证明其政治和历史作用。对此，历史必将而且继续做出回答。（作者：唐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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