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仪节之争，清政府如何破解觐见之礼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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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仪节之争，清政府如何破解觐见之礼难题
1861年3月之后，西方各国公使陆续进入北京，但觐见皇帝之礼一直未能进行。清朝的理由，最初是咸丰帝依旧制“北狩”热河，不便举行，后因咸丰帝去世，称皇帝年岁太小，太后因中国礼仪不见外人。驻京的各国公使也未将国书亲递，一些公使仅将录副本交总理衙门，还有一些公使赴任后甚至不提此事。 1865年7月5日，法国代理公使伯洛内(H.de Bello)照会总理衙门，对当时频频发生的教案不满，言辞中多有威胁之意。尽管英国参赞威妥玛曾作《新议略论》、总税务司赫德(R.Hart)亦作《局外旁观论》，呈递总理衙门，但都以个人身份婉言告劝。如伯洛内以正式照会提出，且锋芒直露，对清朝说来尚属首次。奕对此极为不满，复照中对伯洛内的指责处处驳斥，然对觐见一事却细心地不置一词。法方的照会也提醒了奕，随着同治帝年岁增长，亲政时间的到来，外国公使若再提出觐见，又将何以处之？ 总税务司赫德 1867年9月30日，距《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的期限已近，为早作准备，奕等总理衙门大臣请两宫皇太后下旨，命沿海疆吏及曾办过对外事务的大臣18人，共抒意见，以备在修约谈判中采择。同时发下奕等人的信函，提出了近年中外交涉中的6项事务，作为此次大讨论的纲要，其中第一项就是觐见，在讨论中，奕等人说出了中国旧有传统与近代国际社会衔接中的无奈，倒出了一肚子的苦水。但究应行何礼，却没有明说，却隐隐露出可不行“中华仪节”。 慈禧太后 由于湘、淮系的崛起，清朝权力下移。手掌重兵的各省大吏对朝廷政治有了一些发言权。然他们收到此谕后，大多数人沉默了很久。作为沿海疆吏，他们清楚敌手的强盛，作为“天朝”臣子，他们理应奉礼教为先。12月13日，总理衙门仅收到3份回折，不得不再次催促，当日下发的谕旨一一点名，让未表态的各大员迅速回奏。也恰在此时，奕派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为清朝出访缔约各国的使节，并派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榖为随员。他为此专门指示蒲安臣，到各国时，“无庸相见”各国君主，“或偶尔相遇”，“彼此概免行礼”，以免为今后的觐见仪节之争落下口实。 蒲安臣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相关参考
孝庄文皇后她辅佐了两代帝王，为清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她辅佐顺治和康熙两位帝王，康熙对她特别的敬重，她的手上握着很大的权利，但是她却不贪权，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手中的权利交出去，她是一位智慧的女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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