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三国之一“祭天地桃园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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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重读三国之一“祭天地桃园结义”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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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三国之一“祭天地桃园结义”
重读三国之一“祭天地桃园结义”
文/墨影剑心
通行本增加的开场白
毛氏父子在小说的一开始，增加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段开场。事实上，整部三国从结构上的确有很多有意的复现，比如曹魏篡汉和司马氏篡魏，也有很多人物的复现，比如主要人物和他们的第二代，曹操和司马懿，诸葛亮和姜维。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时代的文人小说大多脱胎自话本小说，在叙述结构和篇章布局上本就有着循环复现的必然——这一点在《西游记》中更为明显——而这种复现和循环的结构本身也大有深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历史本身的确存在着惊人的重复，究其原因，是因为兴衰更替之间，总有很多相似的原因导致衰败的产生，如宦官、外戚、权臣、豪强、起义，而道统、天命的意识又使得历史无论如何改变，在西方现代性入侵之前，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是确定的，推倒重来的只是并不那么稳固的种姓、门阀，是黄天更换青天，而非基本的规则。因此，尽管后世的进步史观批判这种循环论史观，但在文人小说开始出现并成熟的当时，这至少体现了文人对历史的一种更为自觉的评判态度。
中涓吕强
蔡邕上疏抨击宦官妇人干政，结果被宦官曹节看到，构陷问罪。通行本是由此被“放归田里”；而嘉靖本中，却有一名“中涓吕强”怜惜蔡邕才华，“奏请免罪”。毛氏父子删掉这一情节，显然是想突出宦官专权的危害，不想少数“好宦官”削弱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历史上的吕强和曹操名义上的曾祖父曹节（与构陷蔡邕者并非同一个曹节）一样，都可算是宦官中的贤良，曾上书灵帝请求斥奸佞，任忠良，薄赋敛，厚农桑，开言路，黄巾起义爆发后，建言应赦党人，诛杀贪官，考核地方官吏是否称职，结果被赵忠等人诬告贪污，忿而自杀。
嘉靖本中保留他力保蔡邕的情节，客观上，一来为后来出身宦官家庭却反对宦官的曹操提供了一种解释——宦官内部也有清浊党争；二来突出了蔡邕的才华，连宦官都来保护他，这为日后董卓厚待蔡邕的政治正确和王允妄杀蔡邕的极度愚蠢都埋下了伏笔。
张角的治病法
嘉靖本中，张角治疗疫病的方法，除了散施符水，还有被删去的一段“令患者亲诣座前，自说己过，角与忏悔，以致福利”。
忏悔己过……原来信仰疗法在中国同样历史悠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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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军的宦官内应
黄巾军居然有宦官作为内应，而且还是十常侍之一的封谞，原先总以为这是史家故意抹黑，但嘉靖本中写到的另一人徐奉也是起义爆发后被发现的内应之一，言之凿凿，也许确有其事——甚至《后汉书·宦官列传》中写到连张让等人也与张角多有往来。
这一细节至少说明两件事：（1）所谓的“替天行道”往往不过是变天的口号，内里脱不开肮脏的政治交易和阴谋；（2）没有子嗣的宦官果然大多没有家国观念，更为看重的只有利益，看到当时势力庞大、组织结构严密的黄巾教，即便是位高权重如十常侍，也很可能会在收受贿赂、许以厚利的情况下，做必要的政治投资，甚至是政治冒险。
封谞给反汉的张角做内应，为日后蜀汉、东吴败亡的责任更多推卸到宦官身上预留了前例，黄皓贪贿误国的叙述，是这一事件的复现。同时，黄巾军的格调也因此被瞬间拉了下来。
重读三国之一“祭天地桃园结义”
首位出场的汉室宗亲——刘焉
小说中首位出场的“汉室宗亲”——幽州太守刘焉。这个称呼本身包含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史实错误：（1）幽州为州，州长官应为州牧或刺史，郡长官方为太守，这是省长和市长的差别，不过考虑到这类错误书中还有很多，应当不是有意为之；（2）刘焉绝非当时的幽州刺史，倒是担任过冀州刺史。
作为史上闻名的人，按说小说作者没道理弄错，就算是讹传为刘焉，也完全可以将后面出现的正牌幽州刺史刘虞的任期提前，同样是汉室宗亲，效果不是一样？何况看刘虞为人，更符合刘备“仁义”的道德追求，为何故意不用，偏要换成刘焉呢？
联系史实，若不是传抄中的讹误，那么这个明显的差错就是另有深意了。因为刘焉正是首位向朝廷倡议，应由宗亲、重臣担任州牧的人（嘉靖本中刘备初见刘焉，禀明宗亲身份时，刘焉所说的话便是：“即是汉室宗亲，但有功勋，必当重用。”），而汉室正是因为采纳了他的意见，才加剧日后军阀割据，地方不受中央节制的情况，而深谋远虑的刘焉，正是他自己这一提议的最大受益人之一：原本想要到交州避难的他，听说益州牧郄俭被黄巾军所杀，便恳请朝廷任命自己为益州牧。结果到任后便派张鲁盘踞汉中，阻断交通，直接造成了东川、西川的事实割据。董卓改立献帝后，刘焉甚至蠢蠢欲动，阴谋称帝，若不是因为伤心长子左中郎将刘范和次子治书御史刘诞被李傕所杀，提早逝世，早于袁术自立也是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此人绝对是汉室宗亲当中的伪君子、阴谋家。
如此看来，小说将刘备最早投靠的人设定为刘焉，用意实在有些不善良：首先很难避免熟悉历史的人联想、比较二人是否存在相似性；其次写刘焉认刘备为侄，那么刘璋便是刘备的兄弟，情分当比刘表更亲，可日后二刘相见，却并未提及这次认亲，而不久刘备袭夺刘璋的益州，也就愈发加重了背信弃义的色彩。这种“改编”附加的道义谴责，其实比直接批评更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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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相
“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刘备相貌的这种描述，便是传说中的“帝王之相”。姑且不论如果真有这幅尊容的人，实在诡异的很，也不说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马凡式综合症”的病症，且说前有刘邦后有司马炎都是类似的描述，首先足见佛教佛陀菩萨的形象已经颇广，才会成系统地出现这种“天赋”异相，其次就是在明白无误地，从一开始就把刘备往帝王的方向塑造。而他年幼时便对乡中小儿戏言“我为天子”，更是再度确认了这种叙述趋势。
然而听到此言，刘备叔父在嘉靖本中的反应是“汝勿妄言！灭吾门也！”而通行本中却成了“奇其言”，这种改动实在有悖常理，当时天下尚未大乱，作为汉室宗亲之后，刘备叔父断不会鼓励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而刘备十五岁就声称要当皇帝，说好听些是“素有大志”，可结合他日后在被让州郡，被劝自立为王为帝时的反复推辞，这种表里不一便形成了绝妙的反讽。
威震华北的公孙瓒为何败给了袁绍？ 重读三国
东汉末年皇室衰微，军阀割据。出身卑贱的公孙瓒凭借军功一路高升，官至前将军。他驱逐乌桓、大败黄巾，雄踞幽州、青州及冀州大部，当时锋芒远胜四世五公之后、豪族名士尽附的袁绍，曹操就更不在话下。
公孙瓒为何最终输给袁绍、兵败自焚？
幽州突骑与乌桓叛乱
西汉末年，高桥马鞍出现，这种马鞍能包裹住骑手臀部并支撑腰部。有了稳定的支撑与良好平衡，骑兵能将自身与战马重量以及冲锋时的巨大冲击力传导到手中的长矛马槊等穿刺武器上，从而形成极强的杀伤力，冷兵器时代威力无穷的骑兵正面冲锋战术问世。
两汉之际得名的幽州突骑人马皆披铠甲，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真正重骑兵。这支劲旅追随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扫荡群雄，一统天下。幽州突骑的兵源是幽州一带较胡化的边地汉民和少量乌桓游牧民，后由于东汉不断抽调幽州突骑精锐补充中央军，东汉中后期时汉民已不是这支骑兵的主力，乌桓和鲜卑人后来居上。
到了东汉末年，重骑兵集团正面冲锋战术完全成熟，而且幽州突骑与拜占庭重骑兵一样，也擅用弓箭，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公孙瓒正是凭借幽州突骑屡败强敌，称霸华北。
幽州突骑里的乌桓人在东汉晚期不受东汉政府管束，多次叛乱，屡屡袭击劫掠汉地。当时公孙瓒的上级、幽州牧刘虞主张怀柔政策，但公孙瓒认为乌桓人骄横难制，坚持武力围剿。公孙瓒的幽州突骑基本是边郡汉人，其中三千精锐号称“白马义从”，悍勇善战。乌桓人皆知交战“当避白马”。
乌桓人在幽州汉人骑兵猛攻之下，逃窜塞外。不过，幽州突骑这支精锐部队也由此彻底分裂，平定判乱的军事行动也逐渐蜕变成汉地边民与乌桓人、鲜卑人的民族冲突，这为公孙瓒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界桥战役：公孙瓒初败
公元191年，挟大破青州、徐州三十万黄巾军之余威，公孙瓒进驻河北界桥，袁绍率军迎战。公孙瓒军队以三万步兵居中，幽州突骑万人分居左右，白马义从为先锋。袁绍军以大将麴义领八百精锐重步兵为前锋，其后方布置一千强弩手，袁绍本人率步兵数万结阵于后。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形势图
公孙瓒欺袁绍前锋兵少，令白马义从立即突击，两翼突骑随后跟进，他企图以惯用的重骑兵集团冲锋战术碾压袁绍前锋，甚至连其中军一起横扫。麴义令重步兵伏于盾牌后，以防白马义从的骑射杀伤。待敌骑距离数十步时，这些步兵突然扬尘大叫、发起反冲锋，左右侧后方则千弩齐发，交叉火力阻击白马义从。
白马义从完全没有料到这一手，强弩密集打击下惊慌失措，又遭到对方重步兵长戟猛攻，重骑兵在非冲锋状态下白刃近战的弱点暴露无遗。同时后方的幽州突骑前进道路被阻，与白马义从挤作一团、无法施展，随后大部分骑兵溃败奔逃，被迫撤退的公孙瓒主力试图守住界桥，又被麴义击败。
袁绍见前锋获胜，令大军随麴义一起追击公孙瓒，自己身边仅有几十强弩手和一百长戟步兵。被击溃的幽州突骑余部两千人重新集结，采用迂回战术，绕过大军正面，直扑袁绍。一时间弓矢雨下，袁绍危在旦夕。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重骑兵
谋士田丰急忙扶袁绍躲到附近矮墙后面，强弩手也利用这种简易工事顽强抵抗。突骑并不知道袁绍在军中，故而没有迅速拼死进攻、擒杀袁绍，否则这次战役将顷刻逆转。麴义得知袁绍被袭后，放弃追击，回军救援，公孙瓒的骑兵撤围而去。
界桥之战，袁绍军以弱胜强，充分发挥了兵种协同配合的优势，更有令敌方措手不及的战术突然性。反观公孙瓒军，集团冲锋战术被抑制，未能及早运用骑兵机动优势，而且运气不佳。如果一开战公孙瓒就以两翼骑兵绕过正面、突袭敌前锋的侧后，白马义从再趁敌混乱时发起正面冲锋，袁绍军必败无疑。
是役，白马义从损失惨重，但公孙瓒主力犹存，次年还与袁绍军进行了龙凑之战和巨马水之战。此后两军互有胜负，相持不下。公孙瓒败亡的根本原因是袁绍与公孙瓒的幽州内外之敌联合起来后，双方实力由旗鼓相当逐渐转变为强弱分明。
杀掉刘虞，促成反对势力联手攻击
豪族在两汉时期极具影响力，他们控制当地经济、私藏人口、发展部曲武装，成为地方州郡之外另一个权力中心。西汉武帝猛烈打压后，豪族一度衰落，但刘秀依靠出身豪强的将领打下江山后，豪族势力愈发不可控制。东汉末年，很多割据的军阀本身就是世家豪族，无论北方的袁绍、曹操，还是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权集团，背后都有豪族大姓在政治、军事、人才上的大力支持。
幽州牧刘虞是汉室宗亲，有较高威望，更有幽州豪强的忠心拥护，渔阳郡的鲜于辅和鲜于银是其中代表，这两人也成为刘虞的重要下属。因一贯的怀柔政策和爱民举措，刘虞受边郡汉民爱戴，在乌桓和鲜卑等游牧部族中也有广泛的支持者。
公孙瓒因母亲地位卑贱，自幼被豪门子弟歧视，留下心理阴影。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后，公孙瓒反过来鄙视豪族，所以他的支持者只能是河北的富商，虽物资不愁，却缺乏豪族名门的政治号召力、关系网络和人力资源(比如优秀谋士)。
刘虞和公孙瓒在乌桓政策上的长期分歧令两人决裂。公元193年公孙瓒击败刘虞并将其杀害后，后者在幽州内外的拥护者很快结成同盟，鲜于辅成为联结各方势力的关键人物。
195年，鲜于辅和鲜于银通过燕国(幽州的一个郡)人阎柔，招募胡汉步骑数万人，在渔阳大败公孙瓒军。同年，鲜于辅又联合拥有七千乌桓鲜卑骑兵的乌桓峭王，共举刘虞之子刘和，并与麴义合兵共十万再败公孙瓒于鲍丘，杀敌二万余。代郡等幽州四郡也纷纷杀掉公孙瓒派驻的长官，与鲜于辅等合力攻打公孙瓒，公孙瓒屡战屡败。
此后公孙瓒也打过一两次胜仗，但袁绍为首的联盟实力明显占优，重整的乌桓鲜卑突骑更远强于缺乏兵源、长期损耗的汉人突骑。困守河北易京的公孙瓒凭屯田成功解决粮食问题，但外围阵地尽失，手下将士也离心离德。其后黑山军(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的余部)援兵赶到，但为时已晚，199年公孙瓒兵败自焚。
公孙瓒不乏军事才能，但没有豪族支持是其割据政权最严重的缺陷，他能获取的资源和援助来自与他基本属于同一阶层的河北商人和黑山军。公孙瓒结怨乌桓鲜卑、杀掉刘虞得罪豪族、拒绝与袁绍和解，妄图仅凭武力平定所有敌手。在东汉末年如过江之鲫的枭雄豪杰中，他注定是一颗耀眼却短暂的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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