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 苏联·联共(布)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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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苏联·联共(布)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争论
苏联·联共(布)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争论
20年代后期联共(布)内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多数和以布哈林等为代表的少数人就苏联农业集体化问题所发生的一场争论。2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农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农业基础仍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粮食产量很低，到1927年秋，粮食收购出现了危机。由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危机引起，联共(布) 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斯大林等认为，造成粮食危机的原因在于农民个体小生产的束缚和富农的破坏，富裕农民不愿意按国家规定价格出售粮食，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对苏维埃的一次严重进攻，因此解决粮食危机的出路是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建立能生产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大农庄和大规模的国营农场，必须加强向富农进攻，用不断加强阶级斗争的办法米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布哈林等认为，出现购粮危机的根源主要不在于个体小生产的束缚和富农的破坏，而是新经济政策没有很好地贯彻，军事共产主义影响尚未肃清，以及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农业发展的速度造成的。因此，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彻底肃清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残余，坚决贯彻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认为，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加速商品流转，提高农民生产兴趣，增加农业积累和国家投资，改造农业; 解决粮食问题，必须提高粮食价格，改变粮食价格同其他农产品价格比例失调的状况，促使谷物业的发展; 中农是农村中的中心人物，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来强行搞大规模集体生产组织，而只能通过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不会一下子停止，要采取排挤、竞争和改造等一系列过渡形式消灭资本主义。由于购粮危机直接影响了生产和社会安定，联共 (布) 中央于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先后发出指示，限期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为此决定派遣大批征粮队下乡收购粮食，普遍推行 “非常措施”包括没收富农粮食等。布哈林不同意这种做法，并于1928年6月致函斯大林，认为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正在脱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找不到广泛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根据。”与此同时，财政副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不同意过快的工业化速度和过分地限制私商的行为。6月20日，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名义致信中央政治局，严厉地指责弗鲁姆金的信是 “一封要求宽容富农，取消对富农限制的申请书。” 7月，联共 (布) 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布哈林分别在会上讲话，双方在对经济状况的估计和农村政策方面展开了争论。斯大林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他的 “贡税论”，布哈林对此进行了批评。到了1929年初，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很不顺利，农村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3名政治局委员联合反对继续在农村执行非常措施的政策，并提出辞职要求。是年1月底2月初，联共(布) 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斯大林在会上公开指责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组成的 “特殊的布哈林集团”。4月份，在再次召开的中央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再次谴责了布哈林的观点。会议决定解除布哈林、托姆斯基在《真理报》编辑部和全苏工会担任的领导职务。8月份，《真理报》发表文章公开批判布哈林的“右倾错误”。1929年1月，联共 (布) 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撤销了布哈林政治局委员职务。11月25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自我批评”的声明，宣称： “我们有义务声明，在过去一年半中，在一系列政治和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在这场争论中，正确的是党和中央委员会。”本来，在党内发生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是正常的，而且布哈林等人的意见中也确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由于斯大林容不得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并利用自己在党内日益形成的特殊地位，对不同意见和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实行压制和打击，于是党内发生的这场争论，终于演变成为一场对所谓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清算和批判，这就直接导致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左”倾冒进倾向的滋长和泛滥，给苏联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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