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蔡确生平简介？蔡确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6 太后

篇首语：人生就像骑单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宋朝蔡确生平简介？蔡确历史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朝蔡确生平简介？蔡确历史评价？

蔡确

蔡确，字持正，祖籍泉州晋江(今属福建)，其父亲时徙居陈州(今河南淮阳)。

蔡确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少年时机智多谋，崇尚气节，不拘细行。二十多岁时，蔡确家中甚贫，穿的衣服又破又脏。传说有一次，他和同郡贫儒张湜在街上走着，遇见一位道士，那道士盯着蔡确看了许久，说： “你的相貌极似唐朝李德裕。”蔡确以为是戏弄自己，问： “能做宰相吗?”答：“能”。问： “也与李德裕一样会贬往岭南吗?”答： “会的”。道士走后，两人大笑其狂。蔡确没有想到，他的终生命运竟真如道士说的一样。

一

蔡确进士及第，授邠州(今陕西彬县)司理参军，刚到任就因受贿被人告发。转运使薛向前来审理，要依法治罪，但见他仪表秀伟，状貌不俗，与他交谈，侃侃而言，遂大生爱意，竟转而为之辩白延誉。

韩绛任陕西宣抚使，召属官饮宴，蔡确作酒令，有“儒苑首推唐吏部，将坛令拜汉将军”之句，韩绛大喜，说： “蔡司理非池内之物。”向担任开封知府的弟弟韩维推荐，将蔡确召至开封，授为管干右厢公事。

不久，韩维离职，刘庠继任知开封府。按惯例，蔡确亦要前往庭参。所谓庭参是属吏在衙门公庭谒见长官的礼节，因要跪拜，很为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所耻，陆游曾有一首诗说到：“庭参亦何辱，负职乃可耻”。所以当同僚们都到幕府防阶向刘庠庭参时，蔡确却坚决不去。刘庠大怒，奏报宋神宗。蔡确上疏辩解： “京朝官著令没有防阶上下之别，本朝只有太宗、真宗皇帝做开封牧时才行过此礼。如今辇毂之下，群僚百官都一样地比肩事主，即使是旧制也不可用。”宋神宗高兴地说：“蔡确明悉典故，岂可只作幕僚!”正巧王安石推荐蔡确，遂升为三班主簿，又因邓绾推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

这时候，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运动正方兴未艾。变法既为富有勃勃生气的奋发有为之士跻身政治舞台施展才华大开了方便之门，也和任何一次大变革一样容易出现鱼龙混杂、沙泥俱下的问题。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政客，遂利用新旧两种政治势力斗争交替的时机，以支持变法之名，行侥倖躐进之实。

蔡确就善揣人意，惯于随波逐流。王韶主持对西夏的战争，因借贷了很多公使钱，被秦州主帅郭逵弹劾，宋神宗派杜纯查核属实。王安石支持王韶，退回杜纯的奏牍，改派蔡确前往审理。蔡确秉承王安石的意见为王韶辩白，使郭逵、杜纯皆遭贬责。但后来蔡确发现宋神宗和王安石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竟又借王安石骑马入宣德门与守门卫士发生争执一事，反过头来上疏弹劾王安石以猎取耿直不阿之名。

蔡确加官直集贤院，迁御史知杂事。从此他更加抓住一切机会，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黄河多次泛滥，决口改道，熙宁六年(1063)，朝廷设置疏浚黄河司，由虞部郎范子渊为都大提举，加强治理。但熙宁十年黄河仍在澶州决口，改道南徙。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文彦博说： “河势变移，四散漫流，两岸俱被水患，但都水监只顾治理东流北岸，希图节省费用，未曾增修南岸，所以导致南岸决口。今之水患，并非天灾。实是人力不至之咎”。知制诰熊本前往勘察，也认为范子渊的治河方法有问题。范子渊上疏批驳熊本。因为治河是宋神宗十分重视的大事，蔡确便也弹劾熊本是党附文彦博，阻挠治河大计。终将熊本贬黜，蔡确代为知制诰、知谏院兼判司农寺。

三司使沈括在谒见宰相吴充时谈起了一些免役法中的问题。蔡确上书弹劾说，沈括身为近臣，看见朝廷法令中有不便之处，不公开进言，反而私下谈与执政大臣，大概是以为王安石罢相，新法可以动摇而已。无中生有地把支持变法的沈括说成是鼠首两端的投机小人，使沈括因此黜知宣州(今安徽宣城)。蔡确还搞文字狱，广南转运使汪辅之上的谢表中有一句“清时有味，白首无能”的话，蔡确说这是在讥讪皇上无能，使汪辅之被贬知虔州(今江西赣州)而死。

元丰元年(1078)，一桩旧命案的复审，使十数位朝官牵连进去，并被蔡确利用，成了他进一步攀升的阶梯。相州(今河南安阳)有3人合伙为盗，被邻里驱散。头目吩咐其徒说：“今后抢劫时若有人来救，先杀死他。”一天，3人闯入一老妪家捆住老妪又打又骂，逼她交出钱财。邻人听见老妪痛呼，过来对强盗说： “此妪并无财货，放掉她吧。”盗贼刺死邻人。案发后，相州签书判官陈安民、法司潘开等将3个盗贼判死刑，并上报朝廷。

中书的刑房堂后官周清本来是江宁府法司，后被王安石提拔进中书，王安石说： “如果刑房能够从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所断案件中找出违法失当的事例，一件事例就可升一官”。所以刑房的官吏天天搬出旧案来吹毛求疵，以寻其失。相州的这件命案已判决数年了，周清却说： “新法规定，凡杀人已死者，其协从者若能先服罪，皆依律减一等判刑。此案中匪首对其徒说： ‘有救者先杀之’，则是匪首为元凶; 其徒按匪首之言杀救者，则是协从，被捕后又先服罪应减等判刑。但相州判死刑，刑部又不驳正，皆是量刑失当。”案件移交大理寺，大理寺详断官窦苹、周孝恭、检正官刘奉世则认为匪首说的“有救者先杀之”，是指执兵杖来斗者而言的，邻人以好言相劝，并非是救，其徒亲手杀人，不属协从，相州原判正确。移交刑部，刑部则同意周清的驳正，大理寺不服，双方争执未决。

陈安民听说此事，害怕因量刑失当而获罪，忙写信令外甥大理评事文及甫设法周旋。文及甫是文彦博之子，又是现任宰相吴充的女婿。陈安民又令相州法司潘开携钱3000余缗往大理寺打点，被皇城司告发，批下开封府鞫治。开封府追查发现，潘开把钱交给担任司农寺官吏的相州人高在，托高在行贿大理寺，而高在贪财，把3000余缗全部自己挥霍净光，并无一文贿赂大理寺。蔡确知道陈安民与吴充是亲戚，便密奏宋神宗，说此案与大臣有关系，不是开封府可以了断的，请求移交御史台审理。宋神宗命蔡确和御史台一同审理此案。

蔡确把大理寺官吏窦苹、周孝恭等逮到御史台。一般胥吏都施酷刑，因窦苹、周孝恭是朝官，不用刑，而是戴上枷锁，曝晒于烈日之下，达57天之久，逼他们承认受贿之事。御史中丞邓润甫听见御史台夜间传出囚犯被打的叫声，以为是窦苹、周孝恭等在挨打，不知道挨打的实际是别的案犯，便和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密奏说：大理寺实际未曾受贿，而蔡确深治其狱，榜掠诸囚，把窦苹等打得体无完肤。宋神宗大惊，派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前往验视。这之前，蔡确已将别的同案囚犯屈打成招，每有翻供即行笞掠。现在囚犯们不知黄履等是奉诏来审，害怕再挨打，都供认不讳。只有窦苹不服罪，但看他身上，却丝毫没有被打的痕迹。黄履、李舜举回奏，宋神宗怀疑是邓润甫、上官均在说假话。蔡确随即上书，说邓润甫、上官均“动摇狱情，阴结执政，欺下罔上。”宋神宗大怒，元丰元年四月把两人贬出朝廷，而提拔蔡确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

但蔡确并不肯就此罢休，他的目的是想攻倒宰相吴充，便将文及甫、刘奉世等人也逮下御史台狱，供词逐渐牵连到吴充之子吴安持。吴充被迫上章请求罢相并4次居家待罪。三司使李承之出面为吴安持说情，宋神宗召蔡确等训斥说： “大臣子弟因亲戚故旧请讦办事，不得已而应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何足深罪?你们一心想攻吴充去位，此何意也?”但文及甫、陈安民、刘奉世、吴安持等仍被贬职，牵连在案者达数十人。

不久，太学生虞蕃状讼学官受贿，蔡确再次借题发挥，广行株连，自翰林学士许将以下全被逮捕械系。这次蔡确觊觎参知政事元绛的位子，企图利用鞫治许将等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蔡确对这些朝官们既不打也不骂，而是令狱卒和许将等人混住在一起，吃喝痾撒睡都在一间屋里，中间摆一只大木盆，汤菜饭饼都倒在盆中，用杓子搅一搅，像喂猪喂狗一样分给诸人吃，关了一个多月也不提审。

许将等人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朝廷大臣，何时吃过这等苦头?直折磨得他们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蔡确偶而提审一次，没有不承认的。于是蔡确奏劾学官受贿是元绛为了把族孙元伯虎，通过太学直讲孙谔、叶唐懿升补为太学内舍生。元丰二年(1279)五月，元绛被贬知亳州(今属安徽)，蔡确代任了参知政事。

就这样，蔡确从知制诰经御史中丞、一直爬上参知政事的高位，都是靠制造狱案夺人之位而居之。对他的这种恶劣行径，士大夫们交口嗤骂，而蔡确却洋洋然自以为得计。

二

王安石罢相后，新法在宋神宗的主持下虽作了一些改变，但基本上依然执行。此时的蔡确对新法也持维护态度。宰相吴充几次对宋神宗说新法不便，想废除其中的一些内容，蔡确说： “曹参与萧何虽然有矛盾，但曹参代为汉相之后，却继续实行萧何的做法。而且新法是陛下亲手建立起来的，有一人赞成就实行它，有一人反对就废除它，天下百姓将何以适从?”

正由于蔡确旗帜鲜明地维护新法，也就更加赢得了宋神宗的赏识。尽管前宰相韩琦上书说蔡确是小人，不宜大用，宋神宗仍于元丰五年(1082)四月正式拜他为宰相。

这时候，蔡确想的最多的依然是如何巩固扩大自己的权力。

元丰三年开始，宋神宗进行了一系列官制改革。元丰五年，仿《唐六典》所载官制，颁布三省、枢密、六曹条制，依新制任命三省长官，实行新官制。宰相，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三省原有的正官，即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并不任命，而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门下省副长官)，行侍中之职，为左相(首相); 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中书省副长官)，行中书令之职，为右相(次相)。新官制中，三省的工作程序和职责是按唐代的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来分工的。三省分班奏事，各司其职，而决策权显然归于中书省，因此，朝政实权便主要掌握在了右相手中。

在新官制颁布前夕，蔡确曾对宰相王珪说： “公久在相位，必拜中书令”。王珪深信不疑。但有一天，蔡确向宋神宗奏完事后，单独留下来，密言： “三省长官位高，恐怕不便于设置，只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各主两省之事就可以了”。宋神宗深以为然。实行新官制之后，王珪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左相，蔡确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由于制度上的关系，蔡确名为次相，却实际控制了中枢决策的大权，王跬虽位居首相，只是拱手摆样子而已。

蔡确果然利用制度上的这一优势，独专政柄。凡任免官吏，都是蔡确拿主意提方案，王珪皆不预闻。过了几个月，王珪觉察到自己被架空，颇为不满，对宋神宗说： “臣备位宰相，岂能连进退百官这样的大事都不参与意见?请求凡更动尚书省及诸道帅臣，许臣同议。”宋神宗同意。

蔡确还欲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地位，要求尚书省送交中书省的文件，一律加“上”字，以显示自己是高于尚书省的上级长官。王安石的弟弟、尚书右丞王安礼反对说： “三省，都是直属天子、决策执行政事的部门，礼仪上理应均一。蔡确却想因人而为轻重，这是法随人变，非敬重国家之所为”。又严肃地问宋神宗： “陛下用蔡确为宰相，是因为才术卓绝有超人之处呢?还是因为论资排辈恰好到了此处?”宋神宗说： “因为恰好到了此处”。王安礼转脸对蔡确说： “陛下说你恰好升到此位，而你怎能如此自大!”

宋神宗回答王安礼的话，表明了他对蔡确的基本评价。他认为蔡确当宰相不过是熬年限、排资序的结果，并非有了不起的才干。因此宋神宗平时便对蔡确不太礼重，多次因蔡确有些细微过失而向他处以罚款，而且每次处罚都要求蔡确到宫门谢罪。宰相罚金并门谢，宋朝历史上前所未有。

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改革运动，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增强了宋朝的国力，也因为触犯了豪强兼并之家的利益，引起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造成了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两种政治势力的分裂。变法派(又称新党)高居庙堂之上，反变法派(又称旧党)则被摒居江湖之远，双方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神宗，从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尽管在一定时期曾支持、重用变法派，抑制、贬斥反变法派，但他终究不愿失去反变法派对自己的拥戴，总想调和两派的矛盾，弥合裂痕，稳定政局。这种倾向，随着元丰年间变法重点的逐步扭转，变得愈加明显。策划实行新官制时，他甚至公开说： “官制将行，我欲新旧之人两相皆用”。还说： “御史大夫一职，非司马光不可。”这一动向，对于靠支持和维护新法起家的蔡确来说，是非常警惕和恐惧的，所以当听到宋神宗的话时，他联想起宋神宗平日对他的态度，不由得和王珪相顾失色。为了在新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自己能依旧稳居相位，蔡确认为必须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元丰七年(1084)冬，宋神宗患病，翌年正月过后，更加沉重，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此时宋神宗年方38岁，尚未立太子。自古以来，立储君常常会成为一些政治野心家投机的良机。宋神宗的长子延安郡王赵佣年仅10岁，而宋神宗的母亲皇太后高氏53岁，身体健康。如果此时宋神宗病死，按照父死子继的传统，由赵佣继位，便极有可能出现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即使不垂帘也会在政治上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投机的价值总是体现在反常的结果上。如果顺理成章由赵佣即位，这结果没有什么稀奇;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按兄终弟及的传统，由高太后的另两个儿子岐王赵颢或嘉王赵頵继位，这定策之功可就非同小可啦! 因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得到新皇帝的感恩戴德，而且可以讨得高太后的欢心，毕竟儿子比孙子亲嘛。

打着这样的算盘，蔡确开始了他的投机，并很快物色到了一个得力助手邢恕。邢恕，字和叔，郑州阳武人，他博贯经籍，能文章，喜功名，议论古今成败之事，有战国纵横家之气势。邢恕喜交游，他既是司马光、吕公著的门生，又曾为王安石所欣赏，还是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的朋友。邢恕另一个特点是好为人师，动不动教人如何如何，人送绰号“邢训”。宋神宗病重时，曾说要让赵佣出阁就学，请司马光、吕公著做他师傅。蔡确担心宋神宗复用吕公著、司马光，因邢恕曾是他们的门生，急忙结纳邢恕，邢恕也深自附托蔡确，为他出谋划策，从此两人打得火热，如莫逆之交。随着宋神宗病情加重，两人遂密谋在立太子的事上作文章。

邢恕找到高公绘、高公纪，说： “我家有棵桃树开了白花，据《道藏》记载白桃花能治好皇上的病，请二位一起去看看吧”。两人随他前去，见桃树上盛开的分明是红花，问：“白桃花在哪儿?”邢恕干笑几声，拉着两人的手说： “蔡丞相让我向二位说句心里话，皇上看来不行了，延安郡王幼冲，太子之事应早有定论，岐、嘉二王都是很贤明的”。两人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话! 君难道想贻祸我家吗?!”慌忙跑了出去。

邢恕计未得逞，便反过头来谬称岐王赵颢有觊觎皇位之心，皇太后要舍弃延安郡王赵佣另立赵颢，与王珪共谋其事，而蔡确则是力主立赵佣为太子的。邢恕让蔡确请王珪到枢密院南厅议论此事，假若王珪稍有异议，就由事先安排好的知开封府蔡京率领刀斧手将王珪杀死。蔡确一再追问，王珪说： “皇上自己有儿子，这事还讨论什么?”蔡确和邢恕更加计无所施，但仍自称有定策之功，四处传播其事。由于他们真正的阴谋活动踪迹诡秘，当时人亦难辨底蕴。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病死，赵佣改名赵煦即皇帝位，是为宋哲宗，高太后升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五月，左相王珪死，蔡确升任左相，韩缜拜为右相。韩缜用自己的两个侄子为朝官，蔡确授意御史中丞黄履弹劾韩缜是不可大用之人。诏令规定，凡领取旨令之事及处理台谏官的章疏，须宰相与门下、中书侍郎及尚书左、右丞等执政大臣一同进拟，不再专属中书。《宋史·蔡确传》说，这项政策的出台，大概是蔡确担心失权，又复改制也。我们认为，这固然有蔡确升任左相后，不想丧失其原任右相时的实权的因素，但这项重要制度的变更，在更大程度上应是高太后等人欲分取身为变法派的蔡确所拥有的权力的一个步骤。

蔡确为讨好高太后，提议恢复高太后的叔父高遵裕的官职，高太后板起面孔说： “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生灵，先帝半夜得报，焦虑得起床来回踱步，达旦不寐，终于病故。遵裕招此祸端，得免一死已是万幸，先帝尸骨未寒，我岂能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蔡确悚然而退。

事实已经证明，尽管蔡确的官位有所提升，尽管蔡确刻意讨好高太后，但是由于政治见解的分歧和政治派别的对立，蔡确迟早会被卷土重来的反变法派踢出政治舞台的。

蔡确作为首相，按惯例担任山陵使，主持宋神宗的丧葬事宜。葬事结束，蔡确一回朝廷，连篇累牍的弹劾奏疏就像冰雹一样砸将下来。当时规定，灵柩启程前的5天夜里，宰执大臣必须入宿宫中守灵，蔡确不知何故没有来，侍御史刘挚就说这是“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右正言朱光庭说，灵柩出发时，蔡确不跟在后面扈从，却先骑马跑出去数十里自寻方便，“为臣不恭，莫大于此”。文章一从眼前小事上做起，很快就深入到实质性内容。刘挚明白地说：正由于蔡确是变法派人物，所以若不早罢蔡确之职，“则善人终不可立，邪党终不可辨，弊法终不可改，善政终不可行，疲民终不可安，士大夫怀畏贰之心不得尽忠于朝廷”。十分清楚地把蔡确当成了废除新法的绊脚石。

面对日益激烈的抨击，蔡确终于坐不住了，开始上表辞职。但他并不甘心就此下台，表章中罗列了一些自己当宰相以来的功劳，甚至说司马光、吕公著废除新法的措施也是他早就建白过的，不惜把自己说成是反变法派的同志。

如果说，反变法派以往对蔡确的弹劾主要是出于政治派别的对立，那么，蔡确自己的这道辩解奏章却暴露了他草随风倒、反复无常的投机嘴脸，因而更加招致了反变法派的鄙夷和反感。右司谏苏辙就一针见血地说： “先帝之所肯定的，蔡确也跟着肯定; 陛下之所否定的，蔡确也跟着否定。随时反复，略无愧耻，天下传笑，以为口实”。监察御史王岩叟则对他的辩解逐条驳斥： “在熙宁、元丰时，冤狱苛政，事事蔡确都参预其间。及至今日，蔡确竟对人说： ‘当时我岂敢言其冤苛’?其意是欲固窃名位，把过失推到先帝头上”。

王岩叟甚至搬出了蔡确的籍贯，作为攻他下台的理由。王岩叟面见宋哲宗，说： “祖宗遗训，不可用南方人做宰相，现在蔡确、章惇都是南方人，恐有害于国”。宋哲宗说： “他们都是旧臣”。王岩叟说： “谁不是旧臣?”宗哲宗说： “近日颇旱。”王岩叟说： “皇上如此圣明，无致灾之理，只因朝廷中有蔡确这样的大奸小丑，所以天才旱。”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二日，蔡确终于被罢相，以观文殿学士之职贬知陈州(今河南淮阳)。

三

蔡确到陈州不久，其弟弟军器少监蔡硕因盗用官钱，依法应判死刑，宋哲宗特诏免死罪，除名押送韶州(今广东韶关)编管。蔡确因此遭到了御史中丞傅尧俞等人的弹劾，给事中顾临说： “蔡确凶险奸贪，通过治狱当上宰相，与弟弟蔡硕合伙议论国事，进退官吏，收受贿赂，应予显责”。元祐二年(1087)二月，蔡确被褫夺观文殿学士之职改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元祐三年(1088)正月，移知邓州(今河南邓县)。元祐四年(1089)正月恢复观文殿学士之职。

正是此时，一件轰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把蔡确推进了进一步挨整的深渊。这便是“车盖亭诗案”。

安州城西有座石岩山，下瞰涢水，南流汇入汉江。山上有座车盖亭，是当地名胜。元祐二年夏，贬至此地的蔡确登山游玩，览江山胜景，抚今追昔，诗兴大发，遂作《车盖亭诗》十首。这些诗缘何构成文字狱的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蔡确进士及第前住在陈州，任陈州通判的郑獬是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科状元，蔡确便随他学习诗赋。有个邵武(今属福建)人吴处厚是郑獬的同榜进士，来拜访郑獬，和蔡确叙上了福建同乡关系，也曾在作赋方面对蔡确有所指点。后来蔡确的官职青云直上，而吴处厚在朝中只是个普通小官，便写信给蔡确，请求汲引，乞怜颇甚，但蔡确丝毫没有举荐他的意思。等到蔡确做了宰相，还是王珪把吴处厚提拔为大理丞。王安礼和同僚舒亶相互攻讦，事归大理寺处理。吴处厚知道王安礼和王珪关系不错，便袒护王安礼，上章弹劾舒亶擅用官烛是监守自盗。蔡确却想保护舒亶，暗中派人授意吴处厚放过舒亶，吴处厚拒之不理，蔡确怀恨在心。不久，王珪又提议升授吴处厚做馆职，蔡确就说吴处厚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可重用，所以吴处厚终神宗之世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宋哲宗即位，王珪以首相之职担任宋神宗的山陵使，把吴处厚任命为掌笺奏官。王珪病死，蔡确代任山陵使，竟首先罢免吴处厚，将他赶出朝廷，出知通利军，又徙知汉阳军(治今湖北武汉)。吴处厚对蔡确更加恨入骨髓。

这时蔡确已贬知安州，有一批禁军应从安州移住汉阳，蔡确留住不遣。吴处厚怒道： “你在庙堂时屡次陷害我，如今被贬在外，和我一样都是州郡守臣罢了，还敢这样横行霸道吗?”有一次，汉阳的僚吏到安州公干，蔡确问起吴处厚的近况，那人背诵了吴处厚在秋兴亭新作的诗： “云共去时天沓沓，雁连来时水茫茫”。蔡确撇嘴一笑： “他还是这样胡诌乱道啊”。僚吏回去禀告，吴处厚更加恼怒： “我的诗文，蔡确敢讥笑吗?”

不久，安州一个姓吴的举子贩米到了汉阳，郡中派县令陈当到汉口籴米，吴某拜访陈当，闲谈中说起离乡时，蔡丞相作了《车盖亭》十诗，舟中适带有抄本一套，送给了陈当。陈当无暇细看，随便塞进了袖中。当晚吴处厚在秋兴亭宴请陈当。

陈当解带之际，露出诗稿。吴处厚问： “怀中何书?”陈当说： “一个安州举子刚送的蔡丞相的诗”。吴处厚忙要过来看，假意篇篇称善，默记心中，窃喜复仇的良机来到了! 回家后，仔细推敲了一夜，第二天，写成奏折，把蔡确的诗一一作了笺注。

吴处厚的奏折大略说：蔡确的《车盖亭》十诗，都是讥讪君亲、非所宜言的诽谤之作。其中五篇，尤为恶毒。“何处机心惊白马，谁人怒剑逐青蝇”，意在讥讽朝廷谏官;“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是在诬蔑朝中新上任的大臣; “睡起莞然成独笑”，如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所事?至于“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用心尤为歹毒——唐朝的大臣郝处俊，封为甑山公，上元初年，唐高宗多病，欲逊位于武后，郝处俊说： “过去魏文帝明令不许皇后临朝，陛下岂可传位皇后! ”谏阻了唐高宗。臣窃以为，如今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用的是仁宗朝章献明肃(刘)太后的旧例。皇上事奉太皇太后，极尽孝道，太皇太后保护圣躬，极尽慈爱，与前朝荒乱之政完全不同。而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然讥谤，形于诗篇。作诗之际，处今之世、思古之人并非不可，但古人那么多，他蔡确为什么不思别的，单单思他郝处俊?其居心何在?难道是把太皇太后比作武后吗?另一首“暄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既然茫茫沧海都会扬起尘土，那么人的寿命又有多长?此亦尤非佳语! 莫非是说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微不足道，而他蔡確会活到沧海扬尘的那一天吗?

据说，吴处厚写好这道奏折过了两天，其子吴柔嘉进士及第后到汉阳省亲，吴处厚迎着儿子喜气洋洋地说： “我二十年深仇，今报之矣! ”吴柔嘉问明情况，哭着说： “这不是人做的事，大人平生学业深湛，做这种事，将何以立于世?我为大人之子，亦将无所容于天地间了”。吴处厚听了颇为后悔，急忙派人追回奏折，但奏折已经送走，追不上了。

奏折送达朝廷，立刻被一班痛恨蔡确的反变法派谏官抓住，前宰相吴充之子右司谏吴安诗首先奏闻其事，大张挞伐，随后右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也弹章交上。

对于这些利用吴处厚注解弹劾蔡确的言论，朝廷有一些人很不以为然。中书舍人彭汝砺、侍御史盛陶都上密奏劝解，认为吴处厚开了以文字加罪于人之路，此风决不可长。高太后起先似乎没并怎么重视此事，降懿旨令蔡确上奏辩析，并令知安州钱景阳搜集蔡诗的原稿奏进。

钱景阳的报告很快送到，说蔡确题完诗后，已把题有诗句的木牌刮洗干净了。第二天，蔡确辩解的奏章也送到，说：“诗意是说郝处俊上元年间有敢言之直气，并非只是谏传位皇后一事。《神仙传》说蓬莱水浅及海中扬尘，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语，李贺在诗中亦曾用此典故，其《天上谣》说的‘海尘新生石山下’，也是述仙人寿长、能见海上生尘之意。如此说来，谏臣所谓的讥谤君亲，其诬罔之处并不难晓”。彭汝砺据此再上书为蔡确救解。高太后诏令将蔡确降职为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治今河南商丘)，彭汝砺驳回。等到王岩叟值班，遂起草了令蔡确分司南京的制词。但梁焘、吴安诗、刘安世等人仍对蔡确参劾不已，嫌贬得太轻。

此时，又一件对蔡确不利的消息在朝廷上传播开来。梁焘早先自潞州进京经过河阳时，见到了在那里做官的邢恕，邢恕向他极论蔡确有策立宋哲宗之功，盛称蔡为社稷之臣。梁焘想起此事，遂在弹劾奏疏中新加上了这一内容，说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有。

原本对《车盖亭》诗案并不感兴趣的高太后，一听此事，顿时大怒，竟哭着对宰执大臣们说： “当时谁曾有过异议! 官家岂不记得”? ①当即宣谕梁焘秘密呈上如何处置蔡确的意见。梁焘密奏了丁谓、孙沔、吕惠卿被贬谪的故事——丁谓曾被流放崖州(今海南岛)、雷州(今广西海康)，孙沔曾安置于宿州(今安徽宿县)，吕惠卿则被安置于建州(今福建建瓯)。这三个人都是被“安置”监管，丧失了活动自由，尤以丁谓的处罚最重，因为宿州属于中原内地，建州尽管偏远，并不算很落后，只有崖州、雷州处于岭南蛮荒之地，是当时的死地。

于是，宰执大臣奏对时，高太后忽于帘中传旨： “蔡确可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执大臣忽闻此言，愕然相视，一致觉着处罚太重了，因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同样是岭南蛮荒之地，瘴气氤氲，潮湿闷热，人极易生病而死。刘挚说：蔡确有老母在堂，不要像唐朝柳宗元、刘禹锡那样把他整得太惨。左相吕大防也说蔡确毕竟是先帝大臣，应贬得近一些。人们七嘴八舌悉力开陈了很长时间，但帘中又传出高太后厉声怒喝：“山可移，此州决不可移!”众人不敢再说而退。右相范纯仁示意尚书左丞王存一起留下再行劝谏，高太后很不高兴。范纯仁说： “臣姑且奉诏，但仍请不要派内侍押解而去。”高太后问： “为什么?”范纯仁说了仁宗朝大臣曹利用被安置房州时，宦官杨怀敏押送，在途中逼迫曹利用自杀的事。高太后说：“决不杀他”。范纯仁只得退出起草制词。当夜，宫中忽然传说御批，差宦官裴彦臣押送。范纯仁忧心忡忡地对吕大防说：“这条路自丁谓之后，已荆棘七八十年了，一旦踩踏重开，吾辈只怕也免不了，对后来有什么好处呢?”

然而，这时高太后等所要穷追猛打的并不仅仅蔡确一人，梁焘又密奏： “蔡确本出于王安石之门，相继秉政垂二十年，奸邪群小交结趋附，根深蒂固，牢不可破。谨以王安石、蔡确两人亲党开具于后。蔡确亲党：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蔡京、蔡卞、舒亶、邢恕等47人; 王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惠卿、王安礼、彭汝砺、沈括、张商英等30人”。于是高太后宣谕说： “蔡确朋党多在朝中”。范纯仁进曰： “蔡确无党”。吕大防进曰： “蔡确之党甚盛，纯仁之言不对”。范纯仁还上书说： “蔡确之罪，自有国家刑典，不必推治党人，旁及枝叶”。谏议大夫范祖禹亦谓： “蔡确已贬，余党可以不问”。但被列于“蔡、王亲党”的李常、彭汝砺、盛陶等人还是相继被贬，“亲党”的黑名单还在朝堂上张贴出来，告诫人们永远不许这些人再做官。范纯仁、王存也因替蔡确辩护被罢职出朝。

对于这件轰动一时的诗案，理学家邵伯温曾经评论说：蔡确固然奸邪，但他毕竟做过宰相，就应以宰相之礼待他。一个吴处厚把前宰相的诗说成讥谤，不是敦厚风俗的做法，应予惩治。对于蔡确，朝廷只须追究他与其党妄贪定策之功，令当时执政证明皇太子是如何得以策立的，使其诬罔之迹晓然，以诏天下就可以了，诗不当治罪。

但我们认为，《车盖亭》诗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狱案件，而是有其非常深刻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蔡确之被流放，主要并不是因为写诗，而在于，一则他曾是变法派的主要首领，他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所代表的政治派别，与高太后为首的反变法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格格不入、势不两立; 二则他自以为有定策之功，否认了高太后在策立宋哲宗问题上所起的直接作用。亦即：蔡确的所作所为，对外不利于高太后的“元祐更化”，对内有碍于高太后的垂帘听政。有了这两条，蔡确即使不写诗，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照样难逃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写诗只不过是为高太后一伙进一步全面打击变法派力量提供了一个下手之机罢了。

高太后本人的话阐述得再明白不过了。元祐六年八月，三省呈上了蔡确之母明氏替儿子鸣冤的状纸，高太后宣谕道：“蔡确之案不为他吟诗谤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他便当死，此事公辈示须与挂意”。后来，蔡确的死讯传来，高太后又说： “蔡确已死，此人奸邪，朋党为害，得他死，是国家福”。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白!

元祐四年五月，蔡确被裴彦臣带兵押往新州，随同他前去的，只有一个爱妾名叫琵琶姐，还有一只很聪慧的鹦鹉。蔡确自从因诗获罪，便连话都不敢说一句。每逢呼唤其妾，只击小钟，鹦鹉听见后，即代他叫“琵琶姐”。不久，爱妾因感染瘴疠而死，自后小钟也收藏起来不再敲了。一日，蔡确因过节从箱中取冠服穿戴，误触小钟有声，鹦鹉遂呼琵琶姐。蔡确闻而大生感怆，赋诗云：

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

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从此抑郁成疾。元祐八年(1093)三月死于新州。

注释

① 唐宋称皇帝为“官家”,取《史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之意。

宋朝 蔡确生平简介？蔡确历史评价？

宋朝 蔡确生平简介？蔡确历史评价？

宋朝蔡确生平简介？蔡确历史评价？

宋朝蔡确生平简介？蔡确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