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韩绛生平简介？韩绛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6 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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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韩绛生平简介？韩绛历史评价？

韩绛

宋朝时的相权随着皇权的无限膨胀而大大地削弱了，军事、财政大权亦被分出，宰相成了一个行政首脑。但作为百官之长，它仍然是权力的象征，尊贵的名词，闪烁着诱人的光环，是大大小小官员追逐的目标。韩绛、韩缜兄弟二人相继为相，显赫一时，被京城人传颂一时。

一

韩绛，开封壅丘(今河南杞县)人，字子华，生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名叫韩亿。庆历中进士。之后，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官场中一直官运亨通，究其原因在于韩绛深得仁宗、神宗两皇帝的喜爱与信任。宋仁宗赵祯在位40多年，其时，宋朝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千疮百孔，日益贫弱。宋仁宗亲政后，希望有所作为，所以任用了范仲淹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新政前后仅一年左右，便因守旧官僚的反对，赵祯的动摇而失败。新政没有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之后，宋仁宗虽然再无雄心大志进行改革，但却日益亲近改革派。此时韩绛正为皇帝修起居注，担任右正言职务，这是规谏皇帝的谏官，多取才行高者担任。台、谏官控制言路，权大气盛，显赫一时，几与宰相平起平坐，若为公正廉明之人，秉公无私，洞察是非，必能有所作为。韩绛为人正直，才学、品行都为人称赞，担任谏官期间，提出许多有见解，切中时弊的看法，宋仁宗极其看重韩绛，依为心腹。但这并不能使韩绛感到多大的安慰，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况官场中的权力倾轧、尔虞我诈的事例还少吗?韩绛一度变得谨小慎微，害怕说得太多，引起皇帝的疑心，更怕背后有人告他的状，此种情况被仁宗发现，召见韩绛，君臣之间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交谈。宋仁宗看到变得小心翼翼的韩绛，立刻安慰道： “我是完全信任你的。以后但凡论事，只要从朝廷利益出发，我是不会怪罪你的。要想有令可行，就得使我这个皇帝听从规劝。以后放心大胆地提出意见，就是对我的信任的最好报答。”熟谙官场风云的韩绛得此一席话，顿感有了一座强大的靠山，内心发出一腔感激，生出万分的责任。之后，他对宋朝的许多流弊进行考察，提出改革的建议和主张，认为依靠对皇帝的规谏，就能改变宋朝长期以来积淀的弊病。

首先，改革吏治，注重实效。宋代官制，沿袭唐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官制不断出现许多弊病，冗官冗吏不断增加，且腐败不堪，乌烟瘴气，人浮于事的情况比比皆是，由此官衙办事拖沓，毫无实效。韩绛对此忧心忡忡，作为谏官，他感觉责任重大，出于对朝廷的一片忠心，他屡次向皇帝提出，改革吏治，裁汰冗官冗吏，注重实效等一系列建议。宋仁宗时，臃肿的官僚机构，重叠的办事衙门，以及一人身兼数职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何划清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韩绛对此十分感慨，积重难返，应该如何下手?韩绛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马失前蹄，引人群起攻之，成为众矢之的，改革还从何谈起?所以韩绛比较谨慎，利用官员之间的矛盾首先打开了缺口。王守忠为人贪婪，担任内都都知一职，此为一重要职务，后又兼判内侍省。韩绛立即上书仁宗，指出： “内侍省职责重大，需要专人专管，方能提高办事效率。如果一人身兼两省重职，精力有限，恐怕会贻误重大事情的处理。”此建议引起朝廷重视，并被采纳，皇帝对韩绛表示赞许。

其次，举荐贤人，建立良好政府。任人唯亲是中国封建社会裙带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封建社会的痼疾。宋仁宗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朋党、派系之争愈演愈烈，任用亲人、亲戚、朋友、乡党等组成小团体，增强自己的势力。韩绛对此深感忧虑，呼吁任用贤明之人，才是朝廷的明智之举。如果任人唯亲，无能之辈掌握政权，就会祸国殃民。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在韩绛担任开封府府尹时，商胡(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来势凶猛，宋军一时无力抵挡，时任宰相的李仲昌建议，开河水阻挡商胡兵前进，结果开了六塔河(在今河北境内)，河水肆意滋漫，造成河水泛滥，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对朝廷十分不满。朝廷派韩绛到河北安抚百姓。韩绛到此，看到满目黄泛河水，村庄被淹，田地被毁，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无贤无能之辈只能涂炭百姓，对国家无功而有害，倘使长此下去，宋朝的江山也将毁于一旦。由此对李仲昌的做法极为愤慨，回来后即弹劾李仲昌，说他“蠹国害民，罪不可贷”，提出任用贤人，改善政府形象，使其清明、干练，办事果断，富有成效。

第三，反对行贿受贿，建立廉洁政府。行贿受贿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对此，韩绛认为，不仅要严惩行贿之人，更要重治受贿之人，只有这样，方能杜绝行贿者的路。仁宗时宰相庞籍，权倾一时，时人攀附如云。有一道士名叫赵清观，也经常出入宰相家，曾有一事求于宰相，并以重金贿赂，结果事情败露，被开封府查出，把赵清观流放。结果赵清观在路上不明不白地死去，韩绛经过调查，认为是庞籍指使人干的，为的是灭其口供。韩绛上书，指出应该重治受贿之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结果庞籍被贬。

第四，建立法制制度。封建社会中，“朕即法律”似乎没有人怀疑，而“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也有很大的市场。当时真定府(今属河北)吕溱犯法，许多人为其说情，韩绛认为，以身作则，遵行法制，当从显贵开始。如果大官犯罪，都为其说情，免于刑法，公道何在?岂不是要高于法律，置法律于不顾吗?韩绛坚决反对为其开脱，结果吕溱被绌。他的这种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进步的，难能可贵的。

韩绛这种秉公无私的做法，受到许多人的称赞，欧阳修等人就对其品行大为赞赏。但是也有人不喜欢他，因为他的许多做法触怒了许多顽固、因循守旧的官僚，尤其是被弹劾之人，更是恨之入骨，极力诋毁打击。由于李仲昌之事，遭李报复，被发送出京，欧阳修闻讯，率领众人，进朝面见皇帝，极赞韩之人品、道德，认为“韩绛这样的人，宜在朝廷，辅佐皇帝，知谏朝事，而瀛州不是他的去处。”仁宗皇帝极想有所作为，对韩也很赞赏，最后韩被留在知谏院，纠察在京刑狱。在此期间，他又对差役制度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一些改革差役制度的建议，建立完整的刑狱制度等。

二

做官不难，做清官好官却难，韩绛深有体会。虽然他遭人非议，但正直之性未改。及神宗即位，韩琦认为韩绛有辅佐皇帝的器度与才干，推荐他做了枢密副使，枢密院在宋朝为最高军事机构，韩绛在担任枢密副使时，任用贤人，建立审官西院，掌握武官的升迁，杜绝了无才之人进入官吏行列，做了一些工作。神宗即位时，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家财政空虚，农民反抗不断，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已经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社会现实的地方，必须自上而下进行较大的调整，在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神宗即位之初，就下求言诏，广泛听取意见，决心干一番事业，表现了锐意求治的胆略。王安石等一些改革派得到了神宗的器重。韩绛、韩维兄弟二人与王安石关系十分密切，韩绛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很是赞赏，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探讨改革方案，由于二人政见相同，更增加了相互间的友谊。韩绛兄弟对神宗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起了比较积极的推动作用。还在神宗未即位前，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韩维是他的记室，每当谈论一些改革的观点时，韩维就说： “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任右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其为官。于是神宗极想见识一下王安石。即位后，即颁诏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之后不久，又召王安石入京。在神宗召见王安石时，韩绛又出面相助，当王安石奏对时，韩绛对皇帝说： “我认为王安石所陈之事，都是可行的，陛下应当进行考察并逐渐实行，这对国家十分有利。”在神宗面前极力称赞王安石，对神宗坚定变法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熙宁2年(1069)，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相)，并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熙宁三年(1070)，韩绛担任参知政事，积极参予变法。而变法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激烈反对，连一些正直的大臣也反对变法，韩绛自始至终支持变法，被王安石荐引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韩绛极力赞助王安石的做法，对神宗说： “青苗法便利百姓，民间都想贷用，请推广至诸路施行。”于是朝廷下诏设诸路提举官，执掌青苗钱的贷收事务。青苗法一施行，反对青苗法的来势更猛，变法派与守旧派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司马光、范镇、吕诲等人连续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被守旧派势力所动摇，王安石很生气，就“称疾家居”，改革运动难于继续进行，还是象“庆历新政”那样半途而废的关键时刻，宋神宗不想半途而废，只得挽留王安石继续执政。变法得以继续进行。在免役法的推行中，韩绛亦积极支持王安石。当时神宗下诏，令天下官吏条陈改革差役制的好办法、好建议。时任三司使的韩绛上了一条奏折，首先指出了旧的差役法害民极深。旧的差役法即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政府的差役。有的差役极重，许多人因此破产，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问题的严重。为了不致使自己破产，许多人就想出了逃避差役的办法，致使别人的差役就更加严重了。为了解决问题，韩绛建议减轻差役，农民才能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提高。之后的免役法即由州县政府出钱雇人充当差役，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正当神宗致力变法之时，西夏又侵扰边疆地区。神宗即位时，血气方刚，立志要统一中国，他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就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有强兵富国，才能达到消灭日益强大的西夏与辽国的目的。熙宁四年(1071)西夏侵边，神宗岂能容忍?立即发兵进行反击。王安石为当朝宰相，请求带兵出征。这时韩绛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此时正是变法推行伊始阶段，朝廷诸多事务都需依赖王安石，就对神宗说： “臣愿替王安石带兵出征。”神宗一想，韩绛想的确有道理，立即任命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兼河东，并授予他便宜行事大权，如果事急来不及报告，可以自做主张，再行报告。之后，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绛乃一介书生，虽对政吏有所研究，却对兵法、打仗一窍不通，且从未带兵打过仗。所以双方刚一接战，宋军漏洞百出，陷入了被动。因为行军在外，双方交战，最重要的一点要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而韩绛对宋军的了解也不甚明白，更何况西夏兵了，事先不侦察敌情，对对方一无所知，必然造成盲目指挥。韩绛因不懂兵法、战术，一切主张、命令皆出自种谔，命令将士听命种谔，种谔建议韩绛厚赏番兵，使之能冲锋陷阵，韩绛一一照办，但此举引起其他将士的不满，自然影响了战斗力，结果攻取横山时，遭到失败。后来啰兀城(在今陕西米脂)一战，宋军大败，死伤无数，战火硝烟之中，横尸一片。看到宋军的惨败，韩绛自觉对不起朝廷，想拚死一战，挽回败局，命令士兵在抚宁堡(今陕西米脂)修筑工事，企图阻止西夏兵前进。此时天寒地冻，漫天大雪纷纷扬扬，而宋军衣着单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韩绛求胜心切，亦顾不得许多，强行命令士兵冒雪在刺骨的寒风中修筑工事，不免引起士兵的不满，加上士兵不习地理，抚宁堡很快被西夏兵攻陷。韩绛得此消息，大惊失色，连忙从庆州(今甘肃庆阳)调兵前去救援，无奈这时庆州城内士兵心灰意冷，发生了叛乱，宋军遭到彻底的失败，西夏由此占领了宋朝的许多地区。结果韩绛带罪知邓州、许州，又知大名府(在今北京)。

官场如战场，仕途多险恶，一个人在官场上得宠时，“六宫粉黛无颜色”，失意时，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从熙宁二年开始的王安石变法，虽然是为了维护宋朝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然而由于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每一项新法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推行的，加上宋神宗动摇不定，守旧势力大张声势，攻击王安石，说“王安石变乱天下”。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已感到难于再继续执政，恳请辞职。辞职前，王安石即把此意告诉韩绛，并请韩绛代自己完成变法。韩绛执意挽留，认为王安石是朝廷变法的依靠，他一去变法将失去领袖，后果不堪设想，并言自己才疏学浅，不能当此重任，但王安石主意已定，韩绛不能免为其难，只好答应了王安石的请求，并表示决心推行新法，不以王安石去职而有所改变。熙宁七年(1074)四月中旬，王安石辞相。王安石辞相后，向朝廷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新法仍继续推行。虽然韩绛支持变法，担任参知政事时与王安石合作得很好，两人意见经常不谋而合，但是，新法毕竟不是出自韩绛之手，韩绛出任宰相以来，没有多大建树，只是继续王安石已经进行的一些改革，没有出台新的改革方案，当时反对变法的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是“护法善神”。但吕惠卿为迎合神宗的旨意，推行“以田募役”。这种方法王安石执政时就拒绝推行。吕惠卿从私人名位出发，害怕王安石重回朝廷，一心想标新立异，不顾实际情况，强行给散青苗钱，“民不胜其困”。与以前相比，“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吕惠卿不把韩绛放在眼里，于是韩绛也对吕惠卿不满，向神宗建议，恢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这期间，神宗派人继续根究市易司事，查对市易务及曾布奏文，到八月间结案，曾布以“奏事诈不实”罪，免职出知饶州，吕嘉问出知常州。郑侠不看势头，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请求罢黜吕惠卿，以冯京为相，神宗大怒，免郑侠官，编管汀州。吕惠卿进而追究郑侠事，查出幕后支持者冯京、王安国。结果，郑侠、冯京、王安国都被罢官。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派使臣持诏书前往江宁府，召王安石回东京，王安石接到任命，立即赶回朝中，恢复了相位。王安石复相后，开始大刀阔斧进行变法，以期尽快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所以广罗人才，加重自己的势力。这样就与韩绛产生了不快，以至矛盾日益加剧，最后为一个人的任用竟对簿公堂，闹得不可开交。原来，王安石要起用一名叫刘佐的官员，此人才华非凡，办事果敢，但因犯罪被免官，王安石认为变法正需人才，欲起用刘佐，韩绛却认为带罪之人不宜担此重任，两人各执己见，不仅在下面互相指责，甚至当着神宗的面吵了起来，一班大臣各执己见，互相不肯让步。神宗看到吵得一锅粥的大臣，感到心烦意乱，拂袖而去，此事便无结果。但韩绛仍紧紧抓住，不肯示弱，再次上奏皇帝，要求公正明断。神宗不想使二人不合，便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说： “此乃小事，何必斤斤计较呢?”韩绛却说： “在小事上尚不能伸张正义，何况大事呢?”说得神宗哑口无言，但神宗似乎也感受到了韩绛的一片赤胆忠心，决定不用刘佐。虽然此次韩绛占了上风，但不久，胜负结果公然于众，韩绛出知许州，王安石是不肯罢休的。

三

韩绛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其父韩亿仁宗朝时曾担任过参知政事，韩绛、韩维、韩缜兄弟三人相继为官，韩绛、韩缜两人相继命相，不久，韩维又拜门下侍郎，极有进相位的希望，韩家造了一块匾，上写“三相堂”，后来，韩维被弹劾，相位亦无从谈起。苏东坡听到消息后，说：既不成三相堂，即命二相公庙。”由此，韩家在京城亦相当有名气，因其府门前有梧桐树，京城都称之为“桐木韩家”。陆农师诗曰; “棠棣行中为宰相，梧桐名上识韩家。”“桐木韩家”可以说是一个极尽荣耀的名词。关于韩绛还有一些传奇的说法，韩绛是辰年辰月辰日辰时生，出现这种情况实不多见，所以在当时被传为异事，敷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看相先生认定他必作大官，及韩绛去世，陆农师为其作挽幛，曰：“非关庚子曾占鹏，自是辰年并值龙。”而韩绛在其他方面似乎也有与人不同之处，发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毙，皆与三有缘，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被人一喧染，就变得离奇了。苏子容曾做挽诗： “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尊。”

韩绛为人正直，谦虚，好与士大夫交友，朋友广泛，深得人们的尊重。元祐二年(1087)死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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