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徐用仪生平简介?徐用仪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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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徐用仪生平简介?徐用仪历史评价?

徐用仪

徐用仪,字吉甫,别字筱云。浙江海盐人,约生于道光九年(1829)。

相传徐用仪的祖先中有一个名叫徐应奎的,有一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应奎的父亲得了重病,想吃西瓜。那时,冬天吃西瓜,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徐用奎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冒着严寒,跪在冰天雪地上,哭着对天祈求。他的孝心终于感动了上苍,赐瓜与他。他的父亲吃了西瓜病一天天好起来。徐应奎因此而得美名曰“孝瓜”。这一传说,虽不可信,但却大大提高了徐家在当地的声望。

徐用仪曾祖父徐锡命,国子监生。祖父徐养惠,岁贡生。父亲徐槐廷,道光十五年举人,广东潮州府同知。

徐用仪自幼聪明好学,性情外顺内刚。他17岁入县学。道光二十六年(1846)应乡试登副榜,后入京城捐纳为主事,分到刑部。咸丰九年(1859),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同治元年(1862),通过考试,担任军机章京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一年后,补云南司主事。由于这段时间徐用仪工作勤勉,业绩突出,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为他请求奖励,朝廷赏加四品衔。两年以后,总理衙门又一次为徐用仪奏保,加三品衔。同治七年(1868)七月,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徐用仪由于“荡匪”有功,经军机大臣奏保,赏戴花翎。在此后的几年中,徐用仪先后充任过方略馆纂修,湖广司郎中、四品京堂候补、鸿胪寺少卿等职。

同治十二年(1873),徐用仪的父母先后病逝,徐用仪离职回家服丧。三年后,光绪二年(1876)守丧期满,他回到朝廷,仍任军机章京。不久补太仆寺少卿,又转大理寺少卿,后迁太常寺少卿。光绪七年(1881),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一年,因为徐用仪校勘历代皇帝的《御制诗文集》有功,赏二品顶戴。后又先后任过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等官职。

在徐用仪任工部左侍郎时,发生了云南报销银两舞弊案件。司员书吏收受津贴银两,徐用仪因对这件事失于觉察,受降级处分,仍在工部留任。

光绪十五年(1889)徐用仪调任兵部右侍郎,赐紫禁城骑马。光绪十九年(1893),皇帝下旨,命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年后,任军机大臣。

徐用仪天性聪明,学问渊深。同治八年任湖广司郎中时,曾被保送御史。参加朝考,荣获榜首,当时,恭惠亲王非常器重他的才学,逢人便讲,徐用仪是个栋梁之材。

徐用仪任军机大臣时,军书庞杂繁重,但他都能从容妥善地处理。为皇帝拟写诏书,也往往能切中要害。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为朝中大臣所推重,加上他风度庄重,处事勤奋、谨慎,所以深得朝廷信任。

徐用仪为官廉洁,俭朴。他曾经继承先志效仿范氏赡族遗法,捐出田地1500多亩,建立“义庄”,用来帮助周围生活贫困的百姓,很得民心。朝廷听说这件事后,大加褒赏,皇帝亲笔写了“推恩睦族”的巨大匾额赐予他作为鼓励。

光绪二年(1876),徐用仪任太常寺少卿时,对货币流通、市场物价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调查了解,经过认真思考研究,写出了“整顿圜法”的奏折,上疏朝廷,请求对货币进行改革管理,以利国计民生。当时一些不法之徒,盗销官钱,改铸形质薄小的私钱,民间称为沙板。于是皇帝屡屡下旨,命捉拿严办铸私钱的罪犯,堵绝私钱的流通。但大多数商铺不愿销毁存积的沙板私钱,这样不久仍将造成货币的混乱。因此彻底的办法是官府收买后重新鼓铸。徐用仪建议参照乾隆和咸丰、同治年间的作法,收买私钱,按废铜斤两给价,以官局现存铸就之钱,作为收买价值,不足则由户部发银易钱,作为收买本钱。同时将所收的铜,铸为官钱,以资周转。这样使商贾市民不致损失太大资本,私钱得以销毁,货币秩序得到整顿,物价也必然趋于平稳。徐用仪的奏疏被皇帝批准,交户部及钱法堂实行。

慈禧太后对徐用仪也是高看一眼。光绪二十年(1894),皇太后六十大寿,赏徐用仪太子太保,并赐予她自己亲手写的“蹈规履矩”四个大字。同时慈禧还赏予徐用仪穿戴素貂褂。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慈禧太后因为明年是皇帝三十岁寿,凡是70岁以上的一品官均赐蟒服一身,徐用仪亦得赏。这种恩荣,不要说在当时同等官员中不多得,即使在历代王公大臣中也是少见的。由知可知,徐用仪在朝中的地位是相当显赫的。

在晚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激化的多事之秋里,在两宫明争暗斗矛盾日深的复杂局势中,朝中王公大臣的政治命运也常常是吉凶难测,反覆不定。即便连徐用仪这样的朝廷心腹也难免杀身之祸。

徐用仪的被杀,主要缘于两件事。

一是中日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由于朝鲜内政的腐败和外国势力的入侵,激起了朝鲜人民反压迫、反侵略的怒潮。年初,朝鲜“东学党”领袖崔时亨在全罗道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不久革命烈火燃遍了整个朝鲜半岛。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弹压农民起义。清政府出兵时,按照光绪十一年(1885)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有关规定主动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蓄意发动侵略战争,却借此机会大作文章,肆意扩大事态,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朝鲜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国驻军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帝党主张备战抗敌,而主战派占大多数。一种是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后党主张妥协退让,避战求和。恰巧这一年慈禧要过60岁生日,她除了怕洋人外,还怕战争冲了她的“万寿盛典”。当时任军机大臣的徐用仪与孙毓汶等人,站在西太后一边,坚决反对抗战。理由是日本军事力量强大,得罪不起。而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调停上。因此,他们不停地奔走于各国之间,乞求出面做日本人的工作。但没想到欧美各国出于各自的私利,根本不愿出面调停。使得他们的求和愿望彻底落空。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下旬,日本不宣而战。这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无动于衷。身为军机大臣的徐用仪、孙毓汶等人还看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在轰轰炮声中仍歌舞升平,看戏听唱。不久,平壤失守,大东沟海战受挫。辽东危急,京津震动。这时的徐用仪仍站在西太后的立场上,起劲鼓吹求和,并四处奔走,请求各国调停。直到十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了旅顺,他们才慌了手脚。求和派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激怒了主战派和老百姓,纷纷遣责他们狼狈为奸,妥协投降的罪行,要求严加惩办以平民愤。徐用仪深感众怒难犯,叹息道: “此后事愈难为矣。”面求朝廷辞去了军机大臣的职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慈禧太后训政,又任用徐用仪为总理各国大臣。此后,对他的信任程度甚于往昔。

第二件事,是在对待义和团的剿抚和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和问题上。

义和团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主要是“杀逐洋人”、“扶清灭洋”、“捉拿洋教、振兴中国”等等。他们所到之处烧教堂、杀洋人。很显然,义和团的斗争矛头一开始就指向了外国侵略者。西方列强以武力干涉,爆发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于是,在对义和团剿与抚的问题上,尤其是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与和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日,西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到场的有大学士、六部九卿。会上,部分官员认为,义和团是“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愤不平”而起,对其抱有一定的同情。同时,也担心对义和团采取剿灭的政策,会使之铤而走险,“势成燎原”,而洋人以助剿助守为名,干涉军事,以致“操纵两难、为祸更烈”。山东巡抚毓贤也力主对义和团实行招抚政策。

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徐用仪以及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态度与此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义和团皆为匪徒,决不能放纵,应该坚决镇压。并建议朝廷罢免“剿匪”不利的毓贤,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

在对外国人的战和问题上,徐用仪等人则主张以议和为妙,认为外国势力强大,不能轻易得罪。当时,光绪皇帝从中外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考虑,也反对出兵,主张议和。

而一贯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慈禧,这次却一反常态。对外她极力反对议和,原因是她废立活动没有得到外国公使的支持,因此,对列强各国积怨甚深,正好想借机对外宣战。对义和团则主张招抚,目的是在清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可利用义和团杀杀洋人的威风。便亲下谕旨命“拳匪灭洋”。这样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变得合法化,更加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他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攻入北京,捣毁外国使馆,焚烧外国教堂,谋杀外国使臣。吓得侵略者如坐针毡,一刻不得安宁。

义和团的行为,使徐用仪惊恐万分,唯恐义和团再闹下去,彻底激怒了外国人,会招致更大的祸患。便率领部分官员直入朝廷,面奏皇帝,不能再继续放纵义和团的行为,对其要严加制裁。事隔不久,德国使臣克林德在郊外被义和团杀死。徐用仪得知后急得捶胸顿足,连连叹息道“祸始此矣,祸始此矣!”他命管理总署的庆亲王将克林德的尸体厚棺装敛。

徐用仪的做法惹恼了主战派,第二天便派人入宫在慈禧面前告了徐用仪的状。

西太后等人一意孤行,盲目主战。但由于中外力量悬殊太大,自宣战上谕颁发,清军便节节败退。外国军队趁机不断进逼,不久,八国联军全部集结在天津塘沽一带。使得西太后惊惶失措,多次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徐用仪仍然坚持对义和团坚决清剿,对外国人进行议和的意见。皇太后先后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他的观点始终不变,而且态度愈加坚定,言辞愈加恳切。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命令徐用仪到各国使馆议和,美国使臣还答应帮助调停。为此徐用仪又一次激怒了主战派。他们指责徐用仪等人是奸细、私通洋人,表示“不杀议和诸臣,则士气不振。”纷纷要求对他们严厉惩处,以平民愤。

在主战派的强烈要求下,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十七日,朝廷不得已颁发谕旨。谕旨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任意妄奏,若不严行惩办,怎能整饬朝纲。徐用仪等人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示群臣,引为鉴戒”。当天,徐用仪与内阁学士耿元、户部尚书立山三人被押至东市斩首。

在徐用仪被杀之前,许景澄、袁昶已被斩首。因此,徐用仪已经料定自己是必死无疑。但他的精神一如既往、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怯懦。七月十六日,也就是徐用仪死的前一天,当他被义和团押往庄王府时,神情镇定,泰然自若,只是说: “天降奇祸也!”亦不做其他辩解,随之而去。

徐用仪等人被杀的那天,街市人涌如潮。挤得水泄不通。就在开斩之际,突然狂风大作,乌云蔽日,天色顿时昏暗无光,似乎预示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徐用仪死后三天,慈禧和光绪帝离京出逃,八国联军拥入京城。企图大肆烧杀抢掠,但见到德国使臣克林德棺敛丰厚,行为才稍有收敛。人们议论说,这是徐用仪的功劳。

徐用仪平常性情比较随和,很少与人争高论低。但当关系到国家大事时,却不惜以死相争。这正是他外顺内刚性格的表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光绪帝返回北京,下诏为徐用仪等人平反。诏书说,徐用仪等人遭祸,是由于在形势紧急的情况下,奸臣乘机诬陷的结果。朝廷念徐用仪在朝效力多年,功劳卓著,立即加恩,开复原官。

消息传开,海内外均知道徐用仪的死并非朝廷本意,而是被冤而死。他的灵柩运往家乡时,许多人前往祭奠,路上送葬的人多得不见首尾。因为徐用仪、许景澄、袁昶都是浙江人,被称为“三忠”。浙江人还在西湖建立三忠祠,列入祀典。

宣统元年(1909),又一次下谕旨,褒奖徐用仪等人“忠君爱国”的事迹。赐徐用仪谥号“忠愍”。后又准与在徐用仪的家乡海盐县建立专祠,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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