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裕禄生平简介？裕禄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2 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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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裕禄生平简介？裕禄历史评价？

裕禄

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十三日，天气异常郁闷，令人心烦，京津形势危急，八国联军向中国百姓、清朝官军进行了残酷的杀戮，中国百姓及清军奋起还击。这天，在天津西北的杨村清军给八国联军以有力回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战败，清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这方沃土。从杨村战场上败退下来一位受了重伤的指挥官，身边还有几个随从，他们一行向西撤去，傍晚来到蔡村，随从们四下去寻找食物。指挥官两眼发直，不知此时他在想什么，他挣扎着站起来，面朝京城跪下，抽出佩刀，鲜红的血顺着他颈上的刀流淌着，他渐渐地合上了眼睛，顷刻间，狂风呼啸，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人们不禁要问，这位战败自刎的指挥官是谁呢？他就是一代重臣裕禄。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是满洲正白旗人。出生在满清官僚贵族家庭，父亲崇纶官至湖北巡抚。裕禄自幼过着优越的生活，读过四书五经，但学业平平，后来由父亲出资捐纳得以入国子监学习，谁知他学不用功，一无所成。到咸丰六年(1856)，又得家中出资给他捐了官：笔帖式( 清代各部院衙门中皆置书记，是为笔帖式，有翻译、缮本、贴写等名目，掌翻译满汉章奏文籍等事)分到刑部用事。一年试用合格后，补授他实缺。裕禄虽学习一般，但却有从政的才能。同治元年(1862)，三年一次的京官考核又到了，在这次考察中，裕禄被评定为一等。因此，他得以理事同知、通判的身份记名。这年三月，晋升为主事，五月补任档房堂主事。同治二年，裕禄升为员外郎。同治三年，裕禄又在京察中成绩突出，评为一等，皇上诏令给他官加一级。所以于九月升迁为郎中。同治五年，裕禄以道府身份记名，记名公允得当。在同治六年的京察中，他再次被评为一等，不久，裕禄被授任直隶、热河兵备道，开始到地方任职。同治七年四月，他升迁为安徽按察使，十一月又代理安徽布政使，政绩显著，到第二年，正式授任安徽布政使，不久代理安徽巡抚。他一身掌管全省的军政大权，不仅是为他有治政方略，而且因他是个满洲人。这年十二月，因他在安徽数年来筹办防饷得力，得到皇上赏戴花翎的嘉奖。同治十三年，刚过而立之年的裕禄得以出任安徽巡抚。当时，前江南提督李世忠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被太平军所俘，投降。太平天国失败后，李世忠被朝廷革职，遣回老家安徽为民。李世忠不甘低人一等，在乡里胡作非为，横行霸道。裕禄对此人的行为进行调查后上奏朝廷请求诛杀他。正巧，裕禄有公事要到安庆去，他就召来李世忠到衙门中饮酒，李世忠不知有诈，欣然前往，酒过三巡，裕禄拿出密旨给他看，李世忠也是久历官场，这个阴谋他还是看得出来，他拒不承认，并伺机向外溜，裕禄那能放过他，指挥手下人将他捆绑起来，立即推出去斩首示众。裕禄对李世忠的家属倍加体恤，由是人们无不称赞裕禄。

光绪六年(1880)，裕禄因筹办给新疆的军饷及时有功，得赏头品顶戴。在安徽他一干就是十几年，颇得人们的赞赏。光绪十一年二月，裕禄被调往湖北，代理湖广总督，十月，又兼代湖北巡抚。光绪十三年正月，正式任命裕禄为湖广总督。这年五月，裕禄回京拜见皇上，得赏紫禁城内骑马。七月，调为代理两江总督，兼任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九月为湖广总督。当时，朝廷令群臣商议修筑铁路的事宜，准备开修一条卢沟到汉口的铁路，贯穿南北便于交通。裕禄站在顽固派的立场上，极力反对修铁路，更反对在湖北修铁路，说修铁路只会有害无益，盲目排斥外国的先进技术。结果，违背了皇上的意图，贬职。光绪十五年，裕禄被迁徙为盛京将军，从富裕的湖广调到冰天雪地的东北，真是有一种被发配边疆的感受。当他来到盛京( 今辽宁沈阳)时，他就感到形势不妙，他很消极。光绪十七年，热河出现了起义军，他们焚烧教堂，驱赶教士，打死了蒙古王公贵族，朝廷派大军前往征讨，清军会集朝阳，击败起义军，此后，平泉、朝阳、建昌、赤峰等州县和敖罕各王旗，渐渐平定下来。捷报朝廷，因裕禄也派强兵参战，故为有功之臣，令部里优先叙用。裕禄自代理湖广总督以来，蒙受圣旨令部里议叙有二次，优叙有五次。但裕禄并未因这次“战功”而欣喜万分。光绪二十年正月，慈禧太后过60岁的大寿，遍赏文武百官，裕禄得赏尚书衔。在欢庆寿辰的鞭炮声中，迎来了六月的甲午中日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把朝鲜和中国作为侵夺的首要目标，借朝鲜战争，日本疯狂向清军挑衅，八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奉天戒严。九月，平壤战役后，清军溃退回中国境内，战火烧到鸭绿江北。十月下旬，日军进犯中国本土。日军从陆路过鸭绿江，沿江防守的清军，除马金叙、聂士成部奋起抵抗外，其余大多闻警溃逃，日军很快攻占九连城、安东( 今辽宁丹东)、凤凰城、长甸、宽甸等城。另一支日军从花园口登陆，迂回包抄大连、旅顺后路。清军的败退，使裕禄倍感惊惧，他上奏自己筹备防守不严固，请求朝廷处分他。这一处分是免不了的，朝议给裕禄降级二等留任察看的处分。不久，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牛庄和营口相继失守，令下部议定，对这些地方守官均降二级留任，并规定不准抵销。由于裕禄治边不利，使清军溃败，连连失地，朝廷便把裕禄调离盛京到福州去当一名将军去了。当然，清军失败是有众多原因的，但裕禄也没有组织劲旅前往迎战，身为护家卫国的父母官也是逃脱不了责任的。裕禄真是恼火的很，光绪二十二年的正月，朝廷因裕禄所荐举的人才不堪用，犯有失察之过，部里议定给裕禄降级二等调用他任的处分。裕禄奉旨加恩只是革职留任。六月，令他兼任船政大臣。十一月，授任四川总督，难得清闲。然而，裕禄绝非是好清闲之流，他利用自己是满洲人的先决条件和巨额资产打通渠道，为自己的仕途铺路。他没有白费心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裕禄得慈禧太后的恩典，受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代理镶蓝旗汉军都统。七月，代理礼部尚书，不久，补授为实任。奉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八月，令裕禄为军机大臣，正遇上朝廷召荣禄进中枢机关，于是，裕禄代荣禄为直隶总督。正当他平步青云时，清政府正面临着一次灾难性的转折，这次灾难带给他怎样的结局呢？

二

光绪二十四年是公历的1898年，这一年，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不应该忘记。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地主阶级的维新派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向维新派发起了猖狂的反扑，荣禄是她的死党，所以裕禄的军机大臣一职才授给荣禄，慈禧依靠荣禄的军事力量镇压了维新派。九月二十一日，光绪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二十八日，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随后变法运动———一场挽救民族的富国强兵的运动失败了。然而，中国人民仍没有屈服，广大百姓义不容辞地举起义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就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就是在同年从山东兴起的。义和团是由义和拳这样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发展起来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农民，也有一些手工业者、小商贩、脚夫、筑路工人、盐民，在义和团迅速发展时，还有中小地主，政府官吏、士兵参加。当时斗争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教会和传教士。1898年十月下旬，赵三多、阎书勤率义和拳众在山东冠县举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攻打红桃园天主教堂。这一斗争蔓延到直隶地区，身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广大人民的反帝行为不仅不支持，反而持坚决镇压的态度。他檄令部下加强练军，加强防堵义和拳。他还约和山东巡抚毓贤共同“弹压”义和拳，在直隶他俘获了义和拳首领姚洛奇，使直隶的义和拳运动受阻。然而，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发展，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义和拳的大刀队进入开州，他们焚烧教堂，打击传教徒。裕禄再次派兵镇压，俘获了首领刘赓韶等五人正法，其余人员散去。直隶境内稍微有些平静。与此同时，山东巡抚毓贤在镇压无效的情况下，对义和团实行安抚，以图控制。所以，山东义和团发展的十分迅猛。从山东德州向北发展，一直到直隶的河间、深、冀等地，连唐镇保定也有了义和拳，到1899年的秋冬，直隶、山东等地的义和拳逐渐融为义和团。裕禄连连檄令各镇派兵镇压，但他的镇压也只是以擒拿了首领和解散义和团为主，所以，义和团到处流窜，镇压并不见多少成效。特别是山东，巡抚毓贤因没有压平山东义和团，帝国主义就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撤换毓贤。这年十一月，工部侍郎袁世凯上奏请求朝廷正式降谕旨惩办义和团的各项事宜。对袁世凯的电奏，裕禄很反感，心想你又没有亲自镇压过义和团，你是多的哪门子舌？裕禄也上奏说： “义和团没什么大本事，成不了大气候，只要能逮捕其首领，其余人员就会自行解散。如奏请明令下谕旨镇压，为臣所担心的是百姓和教会会结怨更深，他们互相挟持，互相诬告，节外生枝，反而不宜于解决问题。”当时清政府对义和团反洋教尚未有明确谕令，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十二月，清政府撤换毓贤，命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电称： “山东义和团焚掠教堂教民，应当惩办首祸清除祸根，各地应将实际情况上报，杜绝粉饰之词。”看来他们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裕禄因察典有绩，得旨交部里议叙。三月，裕禄上奏建议裁并大沽守军的协、标6个营，改为练军步队3个营，以防守大沽，他这个建议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声声威胁清政府而来的，所以，清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议。早在这年正月，朝廷谕令各地： “义和拳会以灭洋教为名，到处寻衅，恐怕无知的愚民被他们所迷惑煽动。直隶、山东各督抚要及时张贴出告示，晓谕百姓，严行禁止; 如果仍执迷不悟，立即从严惩办，不要宽容放纵他们。”谕令下来，山东巡抚袁世凯最积极，他在疯狂镇压的同时，还颁布了《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大批义和团群众惨遭杀害，幸存的义和团群众，有的转为秘密活动，有的向直隶转移。山东义和团到直隶后，发展迅速，向京、津推进，裕禄也不甘示弱，下令各营擒拿义和团首领，但义和团也坚持不断的斗争，此起彼伏。这使帝国主义势力和清政府十分恐慌。这年五月，裕禄派副将杨福同率清军前往涞水镇压，反被义和团击退，打死清军70余人，杨福同也被砍死，保定、安肃、新城等地义和团也相继举义。这次清政府并没因裕禄战败而处分他，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后决定对义和团由“剿灭”改为“招抚”，即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伺机控制利用。所以，清政府在涞水战后，谕令说： “裕禄所称查办义和团首领，解散随从群众，办法都不错。但这件事各处的情况有所不同，过于迁就它，就会养出奸民，如果操之过急，恐怕惹出祸端。各督抚务必严令文武属下相机行事，切不可大意。”五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攻克北京南面的重镇涿州，打出了“兴清灭洋”的旗号，接着挥师北上，毁坏了涿州至长辛店的铁路、车站、桥梁、电线杆，二十九日，占领丰台车站。六月初，慈禧派赵舒翘和刚毅至涿州宣布义和团合法，令清军停止进剿。于是，义和团涌入北京。团民进驻皇宫、衙门、王公贵族的住宅，在京都城门、交通路口，日夜盘查可疑的行人。外国传教士和各国使馆人员，只好躲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坐卧不宁。在天津，义和团也在积极活动，五月十九日，天津河东的义和团炮击了紫竹林租界。

早在这年四月六日，英、美、法、德四国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照会，限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兵戎相见，代为剿平。四月十二日，俄、英、美、法等国舰队聚集大沽口。五月见清政府纵容义和团，策划派兵干涉。五月二十日，强行索要大沽炮台，提督罗荣光回绝。五月二十八日，英、美、俄、德、日、意、法、奥八国驻华公使正式议定联合出兵。六月十日，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军从天津租界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坚强抵抗，被迫撤回天津。同时，联军决定夺取大沽炮台为立足点。六月十六日向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遭罗荣光严词拒绝。十七日，联军猛攻大沽，罗荣光奋起还击，经六小时激战，大沽炮台失守。

先时，裕禄因大沽炮台形势急迫，上疏请求饬令董福祥率领其部来天津接应。到大沽失守，他又上奏称： “大沽开炮，战事已起，天津防守万分吃紧，应分别饬令驻扎在天津的武卫军和臣本处的练军严加准备，以防不测。又天津城内所有义和团最近不下3万，他们每天以焚烧教堂、杀洋人为事，这对朝廷有利，应将义和团的首领( 曹福田、张德成)召来，示以收抚之意，这些首领都称情愿报效朝廷，大义形于声色。现在与洋人已决裂，看来很难挽回，应当一鼓作气，消灭洋人，壮我军威，打击敌人气焰，然后合力夺回大沽口。现今已将军粮城一带的铁路拆毁，又打开了陈家沟的铁闸放水，以绝洋人进兵北京的道路。”裕禄探听到前不久联军进京师的兵力有千余人，因义和团拆毁了铁路，联军被义和团围困在杨村、夜遭义和团和清军阻击，死伤近40人，联军被迫撤回，裕禄分队前往抵御。他的疏文很合慈禧的心意。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同八国联军宣战。联军大举进犯天津，义和团展开了天津保卫战。老龙头车站和紫竹林租界成为双方交战的集中点，裕禄及时上疏汇报双方交战的情况，并等帮办北洋军务、四川提督宋庆抵达天津，会同提督马玉昆、聂士诚熟习战况，督饬将士，以期迅速扫灭敌人。朝廷诏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并任北洋大臣。在李鸿章未到任前，仍由裕禄会同宋庆负责。七月初，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率众进攻租界，清军聂士诚率部参战，使敌人十分惊慌，七月九日，联军以优势兵力包抄聂士成部和义和团，聂士成身先士卒，英勇抗击，壮烈牺牲。清军义和团损失惨重，这时，宋庆竟然下令镇压义和团，七月十四日，天津陷落。清军退守在北仓。天津陷落，北京危在旦夕，裕禄责任重大，他赶紧上奏弹劾自己，七月二十一日，裕禄奉旨革职留任。八月四日，联军2万余人，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八月十日，天津清军在北仓阻击联军，失守，清军退守杨村，裕禄在杨村指挥清军阻击，失败受伤，十三日退至蔡村自杀。八月十四日，联军攻下通州，侵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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