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叶向高生平简介？叶向高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0 明朝

篇首语：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明朝叶向高生平简介？叶向高历史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朝叶向高生平简介？叶向高历史评价？

叶向高

一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今属福建)人。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天启七年(1627)。他母亲怀着他时，正值倭寇入侵我国东南沿海，为了躲避倭寇的残暴掳杀，人们四处亡命。叶向高的母亲，正是在一次逃难中，在路旁的一处败厕中生下了他。由于环境的恶劣，襁褓中的叶向高几次昏死过去。但最终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叶向高出身于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叶朝荣曾官养利(今广西大新)。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中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不久，迁为南京国子监司业，改左中允，仍兼国子监司业。万历二十六年(1598)，叶向高被召为左庶子，充任皇长子侍班官。

叶向高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官吏。神宗为了聚敛钱财，派出许多宦官作为税监到全国各地征收矿税。这些税监大肆搜刮百姓财物，无恶不作，大为民害。当时，有许多官吏上奏朝廷，请求罢免矿税。叶向高看到，税监所取之财物，名义上是供国家之用，而实际上则被他们据为私有; 有些地方根本没有什么矿产，但税监为了征税，却强令开采，致使为征一金之税而地方政府却要花费百金之费。针对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叶向高上疏道： “自矿税事起，百姓被搜刮得皮骨殆尽。税监催征之令严厉而急促，百姓无计，只得变卖田产或卖妻鬻子以充税。我看到这种情况，实在伤心至极。但因征税事关军国大计，我不敢请求陛下宽恤百姓。但倘若催征所得都为群小据为己有，那又何必搜刮民脂民膏来填补这个漏穴呢?”当时，神宗已怠于朝政，而矿监又是他挥霍钱财的来源，所以叶向高之疏跟其他群臣的奏疏一样，神宗根本不予答复。

叶向高充皇长子侍班官不久，就被提拔为南京礼部右侍郎，以后又改为吏部。那时，矿税之害已遍及全国。出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考虑，叶向高再次上疏痛陈矿税之弊。他指出： “矿税之事，由来已久。百姓的膏脂已被刮尽。所以，一旦遇上饥荒之年，百姓只有流离失所，不能聊生。对此，各级官署也无法拯救百姓于水火，只有坐视其死、坐等其乱而已。人情嗷嗷，怨声载道，所有这些，都是矿税之害。”应当说，叶向高对矿税之害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相当深刻的，语气也十分恳切，但也同样没起到任何作用。

矿税肥了皇室，饱了税监，苦了百姓。不堪重负的百姓，时常起来反抗税监的剥削压榨。这就是明史上由矿税而引起的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发生了临清人民反抗税监马堂的民变，次年又发生了湖广人民反抗税监陈奉的民变。太监高淮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被神宗派往辽东征税，结果一到任就因使用严刑而激起了民变。第二年，又因其部下虐待百姓而激起了一场民变。当时，朝臣上疏言矿税之害者百十疏，皆无济于事。不但如此，有些朝臣还被以危言耸听论罪。叶向高不但清醒地认识到了矿税之害，而且还更清楚地看到了蕴藏在百姓心中的怒火。所以当高淮第一次激起民变时，他就上疏请求罢免高淮，但神宗不听。9年之后，由于高淮扣除月粮、鞭打凌辱百姓，激起了数万人的反抗。这不能不说叶向高当时是有预见力的。

叶向高虽然忠心耿耿，但他却一直滞官南京，9年都没有得到提拔。由于神宗久不视朝，官吏的选用和提升，也久已停止。一方面，由于官吏的离任，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而致使官曹空虚; 而另一方面，一些有才能的官吏，又得不到及时的提拔，这是由于神宗怠政而造成的政治弊端，叶向高的滞官，固然与此有关，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在妖书案中得罪了首辅沈一贯。

妖书案发生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十一日，一大早，在朝房等处发现了一本《续忧危竑议》。神宗闻讯大怒，即刻下令让提督东厂的司礼监太监陈矩速速查出妖书的制造者。沈一贯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对沈鲤、郭正域等正直派官吏进行打击排挤的好机会。被涉嫌而被抓的人，都被沈一贯及其追随者们千方百计地与沈鲤、郭正域牵上了联系。对于沈一贯的所做所为，许多正直的官吏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们都设法保护沈、郭二人。此案的最终结局，是以妖人皦生光被杀了事。在此案的发展过程中，叶向高曾移书沈一贯力谏，因而惹怒了这位内阁首辅。这是在沈一贯罢相之前，叶向高滞官南京9年的主要原因。

二

万历三十四年(1606)六月，一直对正直派官吏进行打击排挤的内阁首辅沈一贯，终于激起了科道官员的交章弹劾。他自己深知已为公论所不容，被迫向神宗请求退休。神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当时，内阁中还有一位沈鲤，对于他的耿直，神宗是不太喜欢的。而恰好沈鲤自己这时也提出了退休的请求，神宗便一并答应了。这时的内阁之中，只剩下了朱赓一人。

在朱赓一人独当国的情况之下，神宗才下令增置阁臣。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叶向高被擢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与他并命的，还有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三人。王锡爵杜门养病，坚辞不赴。于慎行已家居17年，且已病魔缠身。在上疏辞谢未被准许的情况下，带病上路，到任后没几天就死去了。到了第二年，首辅朱赓病死，而次辅李廷机则屡遭言官弹劾，畏于人言，杜门不出。因此，内阁之中，实际上只有叶向高一人主事。

叶向高第一次入阁时所做的一件最为后人称道的大事是力谏福王之国。福王指的是朱常洵，由神宗宠妃郑氏所生，系神宗第三子。神宗到慈宁宫为母后请安，宫女王氏奉匜进水让神宗盥洗。神宗一时性起，遂私幸之，使她有了身孕。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的压力之下，于万历十年(1582)四月将王氏封为恭妃。同年八月，恭妃生下一子，这便是皇长子朱常洛。郑氏深得神宗宠爱，先后被封为德妃、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为神宗生下第三子朱常洵(因二子早夭，常洵实为二子)。神宗不喜欢长子朱常洛，而喜欢三子朱常洵，所以一心废长立幼，册立常洵为太子。这事遭到了朝廷大臣的极力反对，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立国本之争。

神宗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这其中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神宗对生母的话，还是百依百顺的。其次，废长立幼本身也违背了封建礼制，神宗本人也感到不能理直气壮。而更重要的是，神宗遭到了朝廷大臣的极力反对。虽然神宗一再实行拖延战术，但在种种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

神宗虽然在册立太子一事上失败了，但他对朱常洵的喜爱并未稍减。朱常洵在封为福王之后，迟迟不赶赴其封地洛阳(即所谓的之国)。这不能不引起一些朝廷大臣的猜疑。因此，促使福王尽快之国，成了继争国本之后朝廷大臣与神宗之间的又一次大的争论。

神宗是用惯了拖延战术的，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花费了40万两白银为福王兴建的府第告竣。按规定，福王应马上赴洛阳。工部奏请福王之国，叶向高拟旨，神宗却压下不发，告以明年春天之国。在福王之国日期渐近之时，叶向高又请求先整饬仪卫舟车，神宗又不予采纳。四十一年(1613)春天转眼就到了，福王之国之事仍不见动静。朝廷大臣交章奏请，神宗却以祖制亲王之国应在早春，今时令已过为由，改由明年春天。在这之后，朝廷大臣与神宗之间，就福王之国一事，一直纠缠不休。

朝廷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是，神宗和福王又在养赡地问题上大作文章。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福王向神宗提出，封地非4万顷不可。神宗竟然同意了福王的请求; 并指示河南、山东两省务必备足4万顷之数; 不得搪塞。显然，神宗是在给朝廷大臣出难题，因为当时河南、山东两省，根本凑不起4万顷之数。朝廷大臣心里明白，神宗是在借机要挟以拖延时日。

作为内阁首辅，叶向高再也无法忍受。他对神宗的做法，极为不满。在神宗答应了福王4万顷封地之后，叶向高上了一份长疏。他在疏中指出： “《令典》中所载，亲王禄米万石。养赡地之名目，已是添设，岂可过多！各省田土之数，大郡才有4万顷，小的只有一两万顷罢了。自祖宗以来，封国已为数不少。假使亲王各割一大郡作为封地，那么天下的土地早已分尽了。不但百姓无田可种，即便是朝廷，也无田了。何况圣子神孙还不断地降生呢?列祖列宗，都遵从礼法，哪有因喜爱儿子就随意扩大其封地的呢?福王所说的，只不过是引景王府、潞王府之事为由罢了。但是，潞王就封时，全国土地尚多，未尝占用百姓之田。而现在田地已尽，他所求的数量也已超过了潞王府。景王也是久不之国，当时皇祖还在裕邸，心中放心不下，最后断然遣其之国，人心才安定下来。景王又屡次请封楚地，以致于几乎闹出乱子。当时的人，都讽谕皇祖过于宠爱。这并不是舍不得土地，而是前车之鉴啊！臣以为，陛下应遵循祖制，与民同休，不当以土地小事引得天下议论纷纷。”

神宗看了叶向高的奏疏，马上批道： “庄田之数自有成例。况且现在福王与太子名份已定，还有什么可猜疑的呢！”叶向高见神宗不但没有半点自责，反而还为自己迴护百端，又针对神宗的批答上了一份奏疏： “现在太子已辍讲八年，已有很长时间没能得到陛下的召见了，而福王却在一日之内就被召见了两次，所以人们不能不起疑心。希望陛下一定要让福王在明年春天之国，不要再以庄田之数为借口了。”

这年六月发生的一件事，更让叶向高找到了促使福王之国的借口。锦衣卫有个百户名叫王曰乾，因私事与孔学、赵宗舜等不和，以致于相互讦告。刑官尚未定谳，没想到王曰乾却入皇城放炮上疏。刑官大惊，拟定王曰乾死罪。王曰乾见已定死罪，遂告发郑贵妃内侍姜严山与孔学等与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讥咒皇太后皇太子，企图拥立福王。神宗看了王曰乾的上疏，大为震怒，在宫中不停地踱来踱去。半天之后才说： “这是件大事，宰相怎么没说话?”这时，正好叶向高的上疏送到。叶向高的奏疏中写道： “这事与往年的妖书案大体相似。所不同的是，妖书案匿名，难以查寻，今两造俱在，一审便得真情。对此陛下应冷静地处理，不要张扬，否则就会使中外大惊。至于词中牵扯到贵妃、福王，这真是令人痛恨。这是我与九卿的共同想法，说与陛下知晓。”

世间本来就有神宗仍企图立福王为太子的传言。此事一旦传扬出去，必将引起轩然大波。而词中又牵扯到郑贵妃，这更使神宗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叶向高不愧是一个有裁断而善于处理大事的人。第二天，他又上疏讲述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王曰乾的上疏，不能发下。一旦发下，则上惊皇太后，下惊皇太子，而贵妃、福王也都不得安生，应留在宫中不发，而下令法司制诸奸人之罪。”当然，叶向高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真实目的，在奏疏的最后，叶向高又写道： “陛下应速定福王之国之日期，以停息世人的议论，那样的话，天下就平安无事了。”看完叶向高的奏疏，神宗如释重负，禁不住叹道： “哎！这样的处置方法，我父子兄弟得以保全了。”叶向高的处置方法，甚合神宗之意，神宗也就采纳了。

对于福王提出的庄田之数，朝廷大臣接连以有违祖制上疏反对。在朝廷大臣的压力下，神宗不得不作出一点让步。先是减至三万，又后减至两万，令河南、湖广、山东三省分摊。庄田问题已趋解决，朝廷大臣们翘首以待的就是福王尽快之国了。但没想到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郑贵妃自然是最不愿福王之国的，她提出，明年冬天是太后70大寿，福王应留在宫中庆寿，等过了太后70大寿之后再之国也不迟。

神宗宠信贵妃，因令内阁宣谕。叶向高深知贵妃居心，故意不宣上谕，他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在今年冬天预先举行太后70大寿庆礼，明年春天福王按期之国。神宗不想妥协，令人前往叶向高私邸，给他施加压力，让他速宣上谕。叶向高坚决不从，并指出： “外廷盛传陛下想借为太后庆寿留福王，因而约集了千余人准备伏阙力谏。现在果然有这样的上谕，越发证明了人们的怀疑。人们将相信王曰乾所说的是事实，从此以后朝中将不会安宁。太后听说此事，心中也不会快乐。况且，潞王是太后的爱子，居住在外藩，为何要留下福王为太后祝寿呢?”叶向高将神宗手谕原封退还。这是神宗始未料及的。

太后的死，粉碎了郑贵妃的梦想，也使福王之国没了借口。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月九日，没能享用70寿宴的李太后突然病逝。神宗和郑贵妃无话可说。三月二十四日，福王带着大量金银财宝，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京城，赴封地洛阳去了。尽管其财产大大超过了其他藩王，但是他最后还是离开了京城。这不能不说是以叶向高为首的朝廷大臣们的胜利。

从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到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叶向高为相7年。在这7年中，他曾多次上疏请求罢职，但直到四十二年七月才被允许。叶向高求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神宗御临天下已久，心生倦厌，往往以身体不适为借口，长期怠政。不接待朝廷大臣，不批答臣工奏疏，不搞经筵日讲，就连祭祀祖宗的时享太庙，也由别人代行了。这给明代社会带来了无穷弊端：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滞状态，在职官吏得不到升迁，空缺的职位又不能及时补充。人滞于官，官曹空虚; 矿监横行，为害百端; 党争渐起，相互倾轧; 社会风气江河日下。

作为内阁大臣，叶向高总是忧国忧民，每遇事则争效忠心。针对当时的种种时弊，他都企图极力匡救。针对当时人滞于官、官曹空虚的现实，他上疏陈述用人理财之策，请求速补缺空。在自己独相之时，他曾多次请求神宗增置阁臣，但神宗不听。叶向高曾上疏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五大隐患：廓庙空虚、上下否隔、士大夫争强好胜、多藏厚积、风气日下，希望神宗奋然振作，任用贤能匡救时弊。否则的话，恐怕社稷之危，不在敌国而在庙堂之上。其言极其痛切，但神宗知其忠心而不纳其言。

叶向高匡救时弊的美好愿望，往往因为神宗不纳其言而得不到实现。他所能够匡救的，只不过十之二三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留在阁中还有什么用处呢?这一点，叶向高在一份奏疏中讲得非常清楚： “臣屡次求去，但每次都承蒙陛下恩典慰留。臣并不在乎一人之去留，而关心的是国家的治乱。今天下屡有灾伤死亡，畿辅等流民载道。而宫中外廷官曹空虚，人才俱尽。其罪过不在他人，臣又怎能不求去呢?况且，陛下任用臣，就应当用臣之言。今章奏不发，缺官不补，官吏的升迁罢免不能按时进行，臣之诚心陛下又不理解，臣即使留在宫中，又有何益呢?”

叶向高每次求去，神宗都加以慰留，并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叶向高见求去不允，又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杜门不出。时阁中只有叶向高一人，所有的奏疏都在他家中拟旨。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样做不合乎礼法。这一点叶向高自己心里也十分明白。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在叶向高上疏百余次请求增置阁臣的情况下，神宗才令方从哲、吴道南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而在四十二年三月，福王已之国。这之后，叶向高再次乞去，神宗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神宗赐给叶向高白金百两，彩币四，表里大红坐蟒一袭，遣行人护送叶向高回家。

三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死。八月一日，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下诏明年改元泰昌。光宗的致命弱点在于不顾自己身体羸弱而一味地贪恋女色。因福王事与太子构仇的郑贵妃，为了讨好光宗，进献绝色美女八人。光宗忍受不住美色的诱惑，一夜连幸数人。导致病情加剧。掌御药房的崔文升又以大黄药让光宗服下，使之病情愈发加重。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谁知光宗服用后竟一命归西，并由此引发出一场红丸案来。

光宗死于当年的九月一日，实际上他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他死时，太子朱由校已16岁，按光宗遗诏，在众大臣的辅佐之下，他登上了皇位，是为熹宗，下诏明年改元天启。熹宗即位之初，在杨涟、左光斗、刘一燝、周嘉谟等官员的辅佐下，先后起用了许多万历朝被排挤出朝的正直派官吏。万历二十一年(1593)被削籍为民的赵南星、著名的东林党人高攀龙、万历四十五年(1617)被削籍的王之寀等，都陆续被诏还朝廷且身居要职。

叶向高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再次入阁的。实际上，光宗时就已下诏召还叶向高，但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去了。熹宗即位之后，又赐敕召还。叶向高屡屡推辞，熹宗不允。天启元年(1621)十月，叶向高返回京城，当月入阁办公，复为内阁首辅。

熹宗即位之初，对正直派官吏是信任的，并乐于采纳他们的意见。在这些正直派官吏的辅佐下，他整顿吏治，发帑犒兵，减轻百姓负担。这些措施，昭示着熹宗初年的朝政，开始向着清明的方向发展，叶向高本人对这位新皇帝充满了信心，他也想借此施展自己的抱负。

但事实的发展，并不像叶向高所预料的那样。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熹宗年幼，不能识辨忠奸，宠信其奶妈客氏与大太监魏忠贤。客氏原本京郊人侯二之妻，18岁入宫。两年后，侯二死去。朱由校出生后，就由这位奶妈照料。魏忠贤原本是河北肃宁(今河北河间)人。万历时因还不起赌债而忍痛自阉入宫。因善于逢迎，很快就跟客氏勾搭在一起，成为对食。朱常洛对太子朱由校不太关心，所以太子的成长，全赖了客氏; 朱由校生性好玩，魏忠贤则千方百计地让他玩得痛快淋漓。太子对客、魏两人感情很深，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将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将目不识丁的魏忠贤擢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

另一方面，万历间形成的正直派与邪恶派官吏之间的党争，到天启时仍在延续。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御史郑继春上疏弹劾给事中王元翰盗库奸赃数十万，王元翰则上疏自辩并予以反击。当时，叶向高请神宗发下他们的奏疏，让院部评定曲直，将有罪者定罪，以警其余。但神宗不予理会。群臣见此，更加无所顾忌，由此党争大起。同年，又发生了李三才案。当时家居的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当李三才被攻之时，他致书叶向高及吏部尚书孙丕扬，称颂李三才贤德廉直。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正直派官吏孙丕扬不顾邪恶派官吏的阻挠，将邪恶派官吏御史刘国缙等列入察疏，并以年例出给事中王绍徽、御史乔应中于外(三人均弹劾过李三才)。当时，叶向高从中调护，才使察疏最终发下。因此，叶向高是万历时少有的比较正直的内阁大学士。天启时，王绍徽编了一册《东林点将录》，令魏忠贤按名册逐一进行打击排挤。因为叶向高曾保护过东林党，竟被列为东林党魁。

熹宗对客、魏的宠信以及延续不断的党争，决定了明王朝的政治命运。同时，也决定了叶向高的个人命运。魏忠贤权势遮天，一些邪恶派官吏随即谄附他，形成了一个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他们勾结在一起，对正直派官吏进行打击排挤，身为首辅的叶向高，对客、魏两人的行径极为不满。朝廷中一些正直派官吏，纷纷聚拢在他周围。对于那些因忍受不了魏忠贤排挤而求去的官吏，叶向高极力挽留; 对于那些遭到魏忠贤打击的官吏，叶向高则竭力营救。因此，魏忠贤忌恨他，仇视他，将他视为眼中钉，并伺机进行打击报复。

天启元年(1621)四月，朱由校大婚完毕，立张氏为皇后。大学士刘一燝上疏，请求熹宗遣客氏出宫。但熹宗却对客氏恋恋不舍，说道： “皇后年幼，还赖奶妈保护，等皇孝下葬后再说吧。”这年九月，葬光宗于庆陵。刘一燝请熹宗依前诏遣客氏，熹宗不得已而遣之。但遣出后不几天，熹宗竟因思念客氏而痛哭流涕，连饭都吃不下去。几天之后，又将客氏诏回宫中。朝廷大臣交章疏请，熹宗一概置之不理。刘一燝见此，便上疏求去。叶向高极力挽留，他上疏熹宗道： “客氏出而复入，而刘一燝是顾命大臣，竟然比不上一个保姆，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陛下要防微杜渐啊！”魏忠贤见叶向高疏中牵连到了自己，对他十分忌恨。

左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在京师建立了一所首善书院。叶向高为它作了碑记。闲暇之时，叶向高也常同高攀龙等人到首善书院讲学。首善书院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邪恶派官吏的忌恨。天启二年(1622)，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原、郭兴治等人恐怕在明年的京察中为邹元标所黜，就先下手为强，弹劾邹元标以讲学为名争立门户。魏忠贤得到奏疏后，矫传圣旨，以宋亡于讲学为由，将严惩邹元标。叶向高极力为邹元标辩解，并请熹宗将他与邹元标同时罢职。在叶向高的营救下，邹元标才得到熹宗温旨。

得到叶向高保护的人还有很多。天启三年(1623)九月，给事中陈良训上疏陈防微四事，其中牵连到了魏忠贤。魏忠贤摘其疏中“国运将终”四字，欲将其下镇抚司。幸亏有叶向高营救，才使他仅仅受了夺俸一年的处分。给事中章允儒上疏请减上供袍数，太监们添油加醋，惹得熹宗发了脾气，下令廷杖章允儒，也亏了叶向高的救助，才仅仅被夺俸一年。汪文言为人正直，人皆称颂之，叶向高将他提升为内阁中书。天启四年(1624)四月，阉党成员、给事中傅櫆上疏弹劾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交通，肆为奸私。魏忠贤正好想寻找机会以打击一大批正直派官吏，见到奏疏后十分高兴，立即下令将汪文言打入诏狱。叶向高闻讯后，立刻上疏为汪文言辩解。他在疏中写道： “汪文言在阁中办事，确实是臣提升起来的。说左光斗等人交通汪文言，缺乏证据; 而臣任用汪文言，却是光明正大的。万望陛下只罪臣一人而已，而对其他人予以宽容，以消除士大夫之祸。”既而叶向高又乞请熹宗速罢职，以此要挟熹宗。魏忠贤本来是想借汪文言打击叶向高的，但面对叶向高这位旧臣，他起码在当时还缺乏应对办法。因此，对汪文言一案，也就不得不先不了了之了。

邪恶派的势力越来越大。面对此情况，叶向高已经觉出了自己势力的单薄。经历了仕途的种种坎坷，在他第二次入阁之后，他虽仍然力图匡正时弊，但已没了先前的那种謇直。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都御史杨涟上了有名的奏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疏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切中魏忠贤要害。魏忠贤恐惧万分，又是求大学士韩疏解，又是在熹宗面前哭诉。对于杨涟对魏忠贤的这一猛击，叶向高却以为不妥。在杨涟上疏之后，又有数十疏相继弹劾。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人劝叶向高定夺。这时，叶向高如果能趁机挥戈一击，正直派官吏或许还有取胜的可能。但叶向高却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叶向高顾虑太多。他知道魏忠贤深得熹宗宠信，阉党的势力不可等闲视之。鉴于此，他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上疏先是将魏忠贤的功劳称颂了一番，然后劝熹宗令魏忠贤回私宅以止谤。

叶向高的妥协使得魏忠贤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很快通过奉圣夫人得到了熹宗的安慰。昏庸的熹宗站到了魏忠贤一边，这不能不使正直派官吏这次最猛烈的进攻彻底败下阵来。对叶向高提出的方案，魏忠贤并不领情。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叶向高的软弱。得到喘息之后，他在继续排挤打击正直派官吏的同时，把矛头也指向了叶向高。

使魏忠贤逼走叶向高阴谋能够得逞的，竟是因为巡城御史林汝翥杖责太监一件小事。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同乡。因事杖责过两个小太监，惹怒了魏忠贤。魏忠贤矫传圣旨，杖责林汝翥。林汝翥闻讯大惧，连夜逃出京城，逃到遵化府(今河北遵化县)巡抚邓渼处躲了起来。这时，有人告诉魏忠贤，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外甥，可能藏身于叶向高私邸。魏忠贤闻之，喜出望外，即刻命令阉人騠骑百余人，闯进叶向高住所。强行搜索，喧嚣谩笃，污辱妇女，气焰十分张狂。叶向高被气得七窍生烟，马上给熹宗上疏，他在疏中愤怒地写道： “大明建国二百年来，从未发生过太监包围阁臣私宅的事情。今天已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如不离去，还有什么脸面见士大夫！”熹宗见疏后，才令太监们撤回。

这件事对作为一名内阁首辅的叶向高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此以后他看透了熹宗，他自知事不可为，更坚定了求去的决心。八月初，熹宗批准了叶向高的请求，并给予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八月中旬，叶向高带着满腹迷惑与遗憾，离开了京城。叶向高的离去，实际上是魏忠贤借林汝翥一事玩弄的一个阴谋。叶向高走后，朝廷中正直派官吏彻底败下阵来，邪恶派官吏，从此占了上风。天启七年(1627)八月，昏庸的熹宗病死，叶向高也在同月病卒，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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