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方从哲生平简介？方从哲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09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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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方从哲生平简介？方从哲历史评价？

方从哲

一

方从哲，字中涵。其祖先是德清(今属浙江)人，因隶籍锦衣卫，遂移居京师。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授庶吉士，屡迁国子监祭酒。方从哲为官时曾长期请假家居，时人颇称其恬静淡雅。大学士叶向高曾请用其为礼部右侍郎，神宗不允。后来，神宗起用他为吏部左侍郎。这时方从哲曾被给事中李成名弹劾，他请求罢职，但未获准。

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以大学士叶向高之请，神宗下诏令方从哲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与吴道南并命。当时的内阁首辅是叶向高，所以政事多由他裁决。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叶向高致仕，方从哲遂成为首辅。而与他并命的吴道南，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才入阁办事，万历四十五年(1617)七月，就以丁母忧去职。所以这以后一直是方从哲独相的时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泰昌元年(1620)八月刘一燝、韩爌入阁为止。

方从哲独相时期，正是神宗皇帝怠政十分严重的时期。神宗皇帝每每以身体不适为借口不肯上朝，不同朝臣商讨国策，懒于处理朝臣奏疏，连经筵日讲和亲享太庙也给免了。偶尔做出的某些决定，又或不合礼法，或有违体制。对此，一些正直的朝臣每每上疏切谏，哪怕是遭到贬谪、身首异处也在所不辞，而身为首辅的方从哲却没有起到他应有的作用，一味地迎合神宗心意。对此，朝野人士对其极为不满。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四日酉刻(大约是下午的五到七点)，一不知名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大门，将守门太监李鉴击伤，冲到前殿檐下时，被太监李本用等擒获，并交给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看押起来。第二天，太子朱常洛将情况报给了神宗，神宗遂令法司提审。巡城御史刘廷元审过后，向神宗作了汇报，称犯人名叫张差，是蓟州人氏。称自己吃斋讨封，语无伦次，察其形迹，似是个疯子。接着，刑部郎中胡士相与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再讯，进一步证实张差是一名疯癫之人。

联系到争立国本的经过，联系到福王虽已之国但神宗还是不太喜欢太子朱常洛，更联系到神宗宠爱郑贵妃等一系列事实，人们并不难发现这一事件的发生与郑贵妃是有联系的，所谓的疯癫，根本就不成立。时任刑部主事的王之寀，就对审讯结果表示怀疑。于是他趁机私审张差，审讯的结果使举朝惊骇。张差供出，自己是受了庞保和刘成的主使，才闯入慈庆宫想打伤太子的。庞保、刘成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所以如此一来，案情的主使者便一目了然了。

方从哲知道，将郑贵妃牵连在里面，肯定是神宗不愿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便将王之寀重重地斥责了一番。并上疏道： “张差一案，罪犯招供已十分清楚。数日之内，请陛下从速决断。我私下认为，此案早结一日，则人心早安一日。不然，延续一天，将都横生枝节，如此一来，恐有意外之祸。”在这份短短的奏疏里，方从哲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想趁王之寀之审案结果尚未扩散之时，以疯癫说从速结案。

如此一来，既不致于使郑贵妃牵连在里面，又不致于使神宗难堪，这正中神宗之意。

五月二十八日，神宗在慈宁宫接见了方从哲等大臣。神宗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显得亲爱无比。这之后，爷俩个告谕群臣，磔张差、庞保、刘成，不要株连他人。

这个案子，就是所谓的梃击案。可以这样说，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是方从哲迎合圣意定了基调，使王之寀私审张差时已显示出的案情不能再继续审讯下去。梃击一案，便以这个基调，草草从速结案了。

作为一名内阁大学士，特别是内阁首辅，其职责是什么?《明史·宰辅年表》中说得非常清楚： “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全系辅臣一人。”那么，作为首辅的方从哲做得怎样?叶向高针对当时的弊政，力图匡救，但方从哲没有叶向高那样的才能。他是个生性柔懦，不能做大事的人。他对万历末年的弊政，竟无所匡正。他也因此受到人们的指责。

官曹空虚、大僚不补是神宗怠政造成的一大弊端。吴道南罢相后，内阁中只有方从哲一人，他上疏请皇上马上增置阁臣，神宗不允。自此之后，方从哲每月必请，神宗认为一人足能办事，一直没有增设阁臣。

由于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滞状态，使空缺的空位得不到及时补充，这种现象在方从哲为首辅时极为严重。按旧制，给事中需五十余人，而御史则需百余人。而此时，六科中只有四人，而五科中连大印都无人掌管。十三道中只有五人，一人竟掌数职。六部堂上官员仅有四五人，都御史皆数年空署。万历四十五年(1617)正月的一天，方从哲在上早朝的路上，遇见百余人聚集在长安门外，环跪着哭诉。方从哲一问，才知道他们全是镇抚司犯人的家属。家属们对他讲，由于镇抚司缺理刑官，无人为他们的家属决案，监禁日久，有些犯人竟死在狱中。有罪者不能定罪，无罪者不能雪冤。这件事给方从哲的震动很大，他马上上疏请神宗选补缺官。神宗不与处置，他也不再请求。

正直派与邪恶派的门户之争，是万历末年形成的。两派的势力，随时消长。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比较正直的叶向高离职而归之后，邪恶派的势力占了上风。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排挤正直派官吏。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丁巳京察大权，掌握在邪恶派官僚手中，一些正直派官吏，纷纷被斥黜，致使朝中正人君子靡有孑遗。作为内阁首辅，对于这种门户之争不但不予以遏制，还庇护邪恶派官吏。如齐党亓诗教，曾是方从哲的门生，方从哲家居时，亓诗教学多次推举他，因而当方从哲成为首辅后，许多政事的处理都要询问亓诗教的意见。受到方从哲的袒护，齐党的气焰更加嚣张起来。方从哲的态度和所作所为，使正直派官吏对他恨之如骨。所以等正直派官吏翻过身来后，对他也是穷追不舍。

方从哲独相期间，天灾人祸也连续不断，京师、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相继告灾，灾民无以卿生，流离失所，而朝廷却不予赈济。而各种灾异怪征也叠出屡见。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长星出现于东南天空，长约两丈，宽有尺余，十九天后才消失。京师又发生地震。方从哲认为这是苍天示警，忙上疏道： “各种妖象怪征，屡屡出现。这除了臣奉职无能，应痛心自省之外，还望陛下奋然而起，重振乾纲。”朝廷大臣们对方从哲的所作所为已了如指掌，知道他上疏，只不过是争名而已，而实际上却是顺合帝意。所以朝臣们见到方从哲这份奏疏后，都掩口而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日益强大起来的后金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之下开始对明王朝用兵，并攻克抚顺(今属辽宁)。这使得大明王朝朝野震惊。而对后金的防守及用兵，也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议题。第二年的正月，方从哲与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发红旗，督促辽东经略杨镐对后金大举用兵。二月，明军兵分四路分头出击，结果是三路丧师，一路撤还。这次对后金用兵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方从哲、赵兴邦等人既不懂军事而又不熟悉后金军情造成的，所以方从哲马上遭到了礼部主事夏嘉遇的弹劾。方从哲也以此求罢，不敢入阁，只好躲在朝房中办事。神宗下诏恳留，方从哲才入阁办事。

不久，后金大军又连下开原、铁岭(今皆属辽宁)两座重镇。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方从哲率大小臣工伏跪在文华门，上增兵发饷疏，并请求皇上马上批行。但神宗不予处置。九月，边警日至，方从哲请求皇上御文华殿召见廷臣，商讨守战方略，而吏部尚书赵焕等又率群臣伏跪文华门，力请皇上临朝议政。神宗也不予理会。等到傍晚时分，才派一名太监让朝臣退去，而一切军机大事搁置如故。当时朝臣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尖锐地指出，大明王朝之亡，是神宗开始的，而独秉国政、无所匡正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又被指为导致明亡的罪魁祸首。

二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久病的神宗病情进一步恶化。是月十七日，方从哲率九卿台谏到思善门问安。十九日，神宗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在弘德殿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张问达、黄克缵、黄嘉善、侍郎孙如游等大臣，勉励他们勤于职守，辅佐嗣君。二十一日，神宗病死于弘德殿病榻之上。

按神宗遗诏，皇太子朱常洛于八月一日继承王位，是为光宗，下诏明年改元为泰昌元年。光宗继位之后，马上从方从哲请，命吏部侍郎史继偕及南京礼部侍郎沈

隺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这之后，随即又召刘一燝、韩爌、朱国祚、叶向高等入阁。由于其它人不在京城，所以只有刘一燝与韩爌入阁办事。从此之后，方从哲独相的局面被打破了。

光宗本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年青人，但他的致命弱点是过于贪恋女色。郑贵妃对这一点十分了解，因害怕光宗因以前福王之事记恨自己，就给光宗进献了八位绝色佳人，以讨取光宗欢心。光宗禁耐不住色诱，退朝之后竟一夜连幸数人，这使得他原本就很羸弱的身子支持不住，从此便染恙在身，一病不起。

是月十四日，原为郑贵妃宫中太监、光宗继位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的崔文升向光宗进献大黄药。光宗服后，大泻不止，一昼夜竟连泻三四十次，病情进一步加剧。十六日，光宗根本无法视朝，方从哲便率朝臣赶到宫门问安。光宗已无力召见大臣，便命内侍传话说： “皇上数夜不能入睡，每天吃不下一盂粥，头晕目眩，身体疲软，连动一下脚都感到十分吃力。”光宗因服用崔文升之药后病情加剧的消息传出后，举朝惊骇。给事中杨涟马上上疏弹劾崔文升及方从哲，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三人则直接上书方从哲，要求他保护圣体，速立太子以备不虞。朝廷大臣们施加给方从哲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在皇上的用药上小心从事。但崔文升进泄药一事波未平，而李可灼进红丸一事一波又起。

八月二十三日，有位鸿胪寺官李可灼，声称有仙丹要献给皇上。方从哲鉴于崔文昇的先例，以为对皇上用药，应小心慎重才是，便同刘一燝、韩爌一起命李可灼离去。谁知李可灼竟不肯罢休，二十九日一大早便又来到宫门向太监送药。李可灼常跟御医们来往于思善门，与太监们也很熟，所以很快便传到皇上那里。

不一会功夫，便传令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位大臣。看得出来，皇上是一副极其疲惫的样子。见大臣们进来，光宗便说： “朕病似乎无药可医了。”他把目光对着方从哲等三位阁臣又说道： “社稷大事，三位阁臣应尽心尽力。”之后，又冲了院部大臣说道： “卿等应与朕分忧，辅佐皇太子，使其成为尧舜之君。”

光宗显然是有些累了，少停了一会，然后又问起寿宫之事。方从哲认为，当时神宗尚未安葬，光宗肯定是在询问神宗寿宫之事，就回答说： “皇孝的寿宫已具规模。”没想到光宗却说道： “是朕寿宫。”对这一点，方从哲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听到此言，马上劝慰道： “圣上万寿无疆，怎么会想到这些事呢?”光宗似乎知道自己已不能活多长时间了，再三强调此事重要，这使得方从哲等大臣黯然伤神，一个个低声哽咽起来。

忽然，光宗似乎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听说有鸿胪寺官进药，药在何处?”方从哲回道： “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臣等不敢轻信。”光宗却似乎对此怀有一丝希望，便命太监传李可灼入宫诊视。

李可灼入宫后马上为光宗诊视，说了病源及治法后，光宗十分高兴，命他速速进药。方从哲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便令李可灼与御医们商讨后再定。但是，在这种关头，包括内阁大臣在内，谁也不敢说是否该用此药。

大约到了中午时分，李可灼将调好的红丸给光宗服下，光宗用药后，觉得暖润舒畅，并有了食欲。朝臣们听后，心里自然十分高兴。

到了傍晚，李可灼又对方从哲说： “皇上恐怕药力不继，想再服一丸。”方从哲对此不能置可否。但光宗督促，李可灼便又给光宗服下一丸，并报告朝臣，光宗服药后，平善如初。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一日一大早，即位刚刚一个月的光宗就驾崩了，这无异于一声炸雷，使得举朝惊愕不已。

国不可一日无君，按光宗遗诏，由太子朱由校继位。但那位没有被封为贵妃、皇后的李选侍却挟太子以自重，企图让朱由校继位后封她为皇太后，从而垂帘听政。但在刘一燝、杨涟、左光斗等大臣的策划下，从李选侍手中抢回了太子。但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中不走。九月五日一大早，朝臣们督促方从哲马上请太子下旨令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犹豫不决，吞吞吐吐地说： “迟一两日也无妨。”刘一燝马上反驳道： “九月六日太子登基，今日不移，更待何时?”迫于朝臣的压力，李选侍不得不于五日移居哕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登基，是为熹宗，下诏明年改元为天启元年。

三

熹宗继位之时，虽然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但在顾命大臣刘一燝、韩爌等人的辅佐下，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起用了一些在万历末年党争中被邪恶派势力排挤出朝的正直派官吏。随着这些正直派官吏的重新起用，他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实权。而这些正直派官吏，在过去都曾受过邪恶派的倾轧，所以当他们重新上台之后，原来压抑在心的怒火，不可遏止地向着邪恶派喷射。正直派官吏对邪恶派官吏的报复，成为熹宗前期党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场党争中，正直派官吏处于攻势，而邪恶派官吏则处处设防，处于守势。这一时期争论的内容，是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是是非非，而正直派官吏的主攻对象则是独相七年的方从哲。正直派官吏火力极其凶猛，必欲置方从哲于死地而后快。

在红丸、移宫两案发生后不久，方从哲就不断遭到弹劾。如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给事中魏应嘉等就曾先后上疏说： “李可灼罪不容诛，而方从哲庇护他，国法何在?”熹宗继位后两天，也就是泰昌元年(1626)的九月八日，给事中惠世扬又上疏全面弹劾方从哲，他在疏中，给方从哲归纳了十罪三可杀。惠世扬所指的十罪，主要是指方从哲在独相期间，不能选贤任能，庇护奸党，无视国法，纵子杀人以及对辽东防守不利，致使全军覆没等等。而对其三可杀，惠世扬在疏中讲得非常具体。他在疏中写道： “郑贵妃求封皇后，举朝力争，而方从哲却依违两可，此当杀者一; 李选侍是郑贵妃的私人，她曾欺凌圣母(指朱由校生母王才人)，致使圣母饮恨而死。方从哲接受了刘逊、李进忠等内侍盗取的宫宝，想封选侍为贵妃，又任她久居乾清宫中不走，此当杀者二; 崔文升用泄药伤害先帝，诸大臣认为应论罪，方从哲却为他开脱罪责。李可灼进红丸，方从哲却赏给他银两，此当杀者三。”

这份奏疏到了熹宗手中，熹宗却责怪惠世扬轻易诋毁阁臣。方从哲至此已是连遭弹劾，所以几次求去，但熹宗都下旨慰留。不久，张泼、袁化中、王允成等交章上疏弹劾方从哲，熹宗均不予理会。方从哲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阁中呆下去了，这年的冬天，他连上六疏，请求罢职。熹宗见他决心已定，便也不再慰留。下诏命他为中极殿大学士、赐予他银币蟒衣，遣行人护归。

方从哲以为，自己罢职之后，朝臣对他的弹劾自然会停止，但是他错了。他罢职以后，对他的弹劾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越来越频繁，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天启二年(1622)礼部尚书孙慎行就红丸、移宫两案追论方从哲，他在疏中写道：

先帝突然驾崩，虽说早就染病在身，而实际上却是医人用药不审慎的缘故。阅了邸报后才知道，李可灼的红丸，是首辅方从哲所进献的。那李可灼官非太医，红丸又不知何药，却敢冒然进献。过去许悼公服下世子的药后死亡，世子即自杀了，即使如此，《春秋》中还说世子弑君。那么，方从哲该怎么办? 他应速速引剑自刎，这是义之上。闭门席蒿以等待法司裁决，这是义之次。方从哲却悍然不顾，举朝攻击李可灼，他却仅令其回籍而已。难道这是因为自己进献了红丸，恐怕同他同罪么? 臣以为，方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实; 方从哲想开脱弑君之名，却难以开脱弑君之事实。方从哲纵有百口，也不能为天下万世解释清楚。

以后就有了李选侍垂帘听政之事。刘逊、李进忠两人，仅是两名小太监，怎么敢大胆扬言? 有人说两名小太监早就把从宫中盗来的宝物送到了方从哲家里，如果不是九卿台谏力请李选侍移宫，李选侍垂帘听政的阴谋得逞，陛下几乎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听说那时方从哲又犹豫不决，科道官员督促他，他却说迟缓几日也无害。听任妇人与奸竖肆意为所欲为，忍心让皇上局促不安，这难道是为臣子者应该做的么?

陛下应迅速讨伐方从哲这个老贼，以雪不共戴天之仇。千万别询访身边的人，身边的人都是方从哲提拔起来的，也不要有所忌讳，那正是方从哲安排的，并请陛下诛杀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

这份奏疏以凶猛的火力将方从哲打得晕头转向，他急忙上疏为自己辩解，并请求皇上削去自己的官阶。看了孙慎行的奏疏，熹宗批道： “旧辅一向审慎，所言之事纯属传闻。”随即发给廷臣讨论。

当时，朝野正恨方从哲。参加讨论的大臣有110余人，都支持孙慎行。只有刑部尚书黄克缵等几人袒护方从哲，但马上遭到了孙慎行的批驳。以今日之眼光观之，方从哲在三案中之所为，他同郑贵妃、李选侍的关系，他对崔文升、李可灼的袒护，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所以他成为正直派官吏的众矢之的，是容易理解的。但实事求是地讲，正直派官吏对他的攻击，也夹杂了许多感情用事的成分，也有的人将传闻说成了确凿的事实。为了将正直派官吏的精力从无止境的党争中移到治国安邦上来，也为了平息党争，在这个时候，作为红丸、移宫两案参予者的内阁大学士韩爌上了一道奏疏，详细客观地讲述了红丸、移宫两案的具体经过。

经过一番讨论，吏部尚书张问达同户部尚书联合上疏，提出了对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人的处理意见。他们在疏中指出： “孙慎行论李可灼进红丸事，可灼先见内阁大臣，臣等当初不知。及先帝在乾清宫召见大臣，内阁大臣与臣等都十分审慎不敢决定是否该服红丸。等到宣臣等入见，先帝问李可灼何在。可灼入宫后，进献红丸，一会儿后，又进一丸。先帝服药后微微出了些汗，身体温热后入睡，这是臣等都见到了的事实。内阁大臣见先帝病重，内心十分着急， ‘弑逆’二字怎能忍心说出！但李可灼并不是医生，况且又是不知医脉者，让先帝服药后驾崩，这不仅方从哲不能制止，臣等也没能制止，臣等都有罪。而方从哲却赏赐李可灼，就像御史王安舜所说的那样，先是罚俸一年，后又令其养病，处理失之太轻，怎么安慰皇孝在天之灵，又怎么能服中外朝臣。应像方从哲自己所请求的那样，削去方从哲的官阶，依法处置。至于李可灼，罪不容诛; 而崔文升在皇孝身体不豫时，妄进大黄凉药，罪又在李可灼之上，均应按法严惩，以泄公愤。”

这份奏疏，除了为韩爌作证之外，还有明显的替方从哲开脱的意思。熹宗看后，下令将李可灼遣戍，崔文升发配南京。对于方从哲，则置之不问。天启五年(1625)，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魏忠贤不但免去了李可灼的遣戍，还命崔文升督漕运。阉党分子徐大化请起用方从哲，但方从哲坚辞不出。但那些请求诛杀方从哲的正直派官吏，一时被贬杀殆尽。崇祯元年(1628)二月，方从哲卒，赠太傅、谥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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