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周小舟人物传,周小舟生平事迹,周小舟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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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周小舟人物传,周小舟生平事迹,周小舟评价

周小舟原名周怀求，字元诚①。从出生到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二十多年中，他一直沿用怀求这个名字。偶尔也用过几个其他名字，但那只是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或是做秘密工作时用的化名。一九三六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参加了与国民党代表在南京举行的谈判，开始使用周小舟这个名字。同年八月，他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任毛泽东秘书以后，正式定名周小舟。

少年时代的周怀求

公元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民国元年农历十月初三) ，周怀求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黄荆坪乡狮龙桥的一个地主家庭。

怀求的父亲周庭拔，曾随堂兄周纫秋在外地做过税监、师爷一类的小官吏，一九一八年解职回乡。此后，家道中落，他虽曾挂牌行医、设馆授徒，但所得甚微。一九二六年，终于一病不起，潦倒谢世。

怀求的母亲周氏，出身贫寒，为人俭朴，很会操持家务。在连生三个女孩之后，生了怀求，因此对怀求倍加钟爱。

怀求聪颖好学，和大姐周怀应的感情最深。那时，怀应辍学在家，专门照料怀求。他四岁开始描红认字，稍大，父亲和大姐陆续教他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论语》、《诗经》等书。怀求喜欢听人讲故事，听到岳飞精忠报国的情节时，表示将来要象岳飞一样为人。他没有沾染纨绔子弟那种好逸恶劳的坏习气，常帮助母亲挑水、扫地、打猪草，做家务事。堂屋后面一间小房，是他的书房，壁上贴着一幅座右铭： “今日事今日毕”。他读书的地方除了大姐怀应外是不让家人进去的。晚上，他和长工同睡，母亲不同意，他总是不听。他和佃户家的男女老少亲密无间，到省城读书以后，还通过家书向佃户们问好。假期回家，也去探访这些农家朋友，嘘寒问暖。和这些农友家的深情厚谊，对怀求以后坚定地背叛本阶级，走上为工农谋利益的革命道路，是很有影响的。

一九一九年八月，周怀求离开狮龙桥，随父母移居湘潭县城斗姆阁，进了一所教会学堂——这所小学原名育才，后来改名三育。伯父周纫秋是个清末秀才，时势的发展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不少变化。他觉得在教会学堂能学到新东西，主张子侄们都进这所学校。果然，周怀求在这里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这一年，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沉沦酣睡的赤县神州，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湘潭这个小县城的令人窒息的空气里，这时也渗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流。

一九二一年秋，周庭拔夫妇返回狮龙桥居住，怀求寄居伯父周纫秋家继续就读。由于成绩优良，思想活跃，他深得伯父喜爱。后来，周纫秋回忆说： “我子侄二十六人，学业成绩，时政见解，生活俭朴，数怀求第一。”①

从一九一九年秋入三育小学，到一九二五年秋在三育小学毕业，是周怀求走向进步的重要时期。这六年，他不仅各科成绩优异，平均达到九十七分;而且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当时，在湘潭县城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杨昭植，是他伯父周纫秋的学生。他同杨昭植接触较多，所受思想影响颇大。一九二四年底，周怀求加入进步组织“非基督教同盟”。他对学校规定师生必须参加的礼拜活动极为反感，多次拒绝参加; 对那些“拯救灵魂”的牧师们赠送的花花绿绿的画片，拒不接受。这期间，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他对当时的社会流露出不满。他的一本日记的封面，便题名曰“炎日牢骚”。其中，有一篇反对妇女蓄辫缠足的文章写道：

“妇女何辜，遭此折足之痛，……蓄辫为满清遗制，况男人已剪除，何以仍强妇女蓄留，蓄此辫以便男人揪笞乎?不改此制，不足以拯妇女于痛苦之中。……”

文中对自己母亲包了小脚表示惋惜，而对伯母未曾缠足大加赞扬①。

一九二五年初，周怀求加入儿童团，在外活动日多。伯父母怕他惹祸，劝他潜心读书，不要参加政治活动。怀求回答说： “帝国主义不赶走，民众当了亡国奴，读书何用?”这年，“五卅”惨案爆发，举国激愤。六月二日，湖南工团联合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市教育会坪召开有工人、学生、市民两万余人参加的大会，沉痛悼念顾正红烈士，声援青岛和上海的工人阶级。大会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卖国媚外的军阀政府”、“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等口号。湘潭代表三十名，由杨昭植带领参加了大会，年龄最小的湘潭学联代表周怀求，代表湘潭县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据目击者回忆，怀求个儿不高，由大会工作人员搬来一张桌子，让他站在桌上讲话。他神色自若，不慌不忙，历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言词慷慨激越，听者动容。话音刚落，全场掌声不绝②。会上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决定罢工罢市罢课，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怀求被推举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委员③。

一九二五年秋，周怀求考入省垣私立明德中学。自此，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展开了爱国知识分子日益与工农相结合的崭新一页。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怀求在明德中学，编在旧制第二十六班甲组④。

明德中学创办于一九○三年，是湖南最早的私立新式学堂之一。这个学堂的创办人，是当时的知名人士龙璋、胡元倓等。建校之初，自日本回湘的革命党人黄兴即受聘该校执教。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这所学堂的师生中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周怀求在明德就读四年，其间，经历了大革命的惊涛和“马日事变”的骇浪，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工农革命，政治思想有显著进步。

当时，党在长沙创建了湘江学校。该校教员中，有人称“宁乡四髯”的共产党员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经人介绍，周怀求认识了这四位长辈。诲人不倦的四位胡子老师，对这位虚心好学的青皮后生很是抬爱，谆谆教以共产主义ABC，阐述中国积弱和社会弊病的根源，以及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国救民的道理。周怀求在探索真理的途程中遇上这些良师，和他们结成了忘年交。“宁乡四髯”的一帧合照，怀求一直珍藏身边，直到逝世。足见这四位共产党人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 而怀求毕生立身行事，也的确没有玷辱这几位老师的期望。

周怀求能说会写。他主编明德校刊，发表过不少文章，大都署名“元诚”。有一篇论述打倒封建主义的文章写得很长，是分两次刊完的。一篇论述打倒土豪劣绅的文章，还配发了另一位同学画的讽刺土豪劣绅的漫画①。

一次假期回家，他叫弟弟周怀资认真读一读宋朝周敦颐的《爱莲说》，并开导弟弟说： “封建地主阶级就是淤泥，出身于地主阶级的青年，要象莲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①。

国民革命兴起后，工农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反动派惊慌失措，于破坏之余，大肆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反动势力的谬论邪说。省会各校进步师生、革命群众团体，纷纷派出宣传队大造“农运好得很”的革命舆论。周怀求所在的明德中学也停课两周，师生们早出晚归，在市区、市郊开展宣传。周怀求言词锋利，擅长说理，每次演讲，听众都很踊跃。有一次在市郊一个大屋场宣传时，有个土豪站出来同周怀求辩论，周怀求据理批驳，把那土豪驳得张口结舌，当即被围观群众戴上高帽子，敲锣打鼓游斗了一番。

在那些年代里，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十分激烈。对于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革命活动，周怀求双手赞成。而当革命势力受到反动派摧残时，他则悲痛欲绝，声泪俱下。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晚十时，驻扎在长沙的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率兵千余，分途袭击省、市党部和省工会、省农会、省党校、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群众百余人。一时乌云翻滚，逆流千里。在湘潭，共产党员杨昭植被杀并被悬首示众。周怀求在三育小学的一个女同学也被惨遭毒手，反动派绝灭人性，将她裸尸示众。周怀求顿失良师益友，不禁放声痛哭②。

“马日事变”前夕，周怀求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紧急关头，他临危不乱，与明德学生会的负责人一起，组织应变，安定人心，静观势态，使大家平安无事。而他本人，却被反动派列入缉究对象名单。组织上将他转移到平民学校的木板楼上，并派人保护他。反动派以为他逃回家里去了，曾派出警丁，到狮龙桥、湘潭城内烟雨村 (他伯父住地) 等处抓他。后来，他家人以银元买通一个铺保，又得明德学校主事共同具结担保，才得化险为夷①。

经过这场斗争风雨的洗礼，周怀求的革命意志变得更加坚定，处事也更加机警沉着。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的两年里，他参加平民教育工作，曾任明德平民学校教务主任。利用这块合法招牌，他在群众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活动。

平民教育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一种改良主义运动。在湖南，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罗教铎、周方等。与此同时，和帝国主义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教会，也接过平民教育这面旗子，积极进行文化侵略。党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平民教育这块阵地应该争夺，并且要加以充分利用。早在一九二二年，湖南党组织就指派李六如参加平民教育促进会，替促进会编写了《平民读本》。此时，周怀求参照李六如的读本，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深入浅出，自编了三册课本。这三册课本的内容生动具体，文字通俗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前来听课的学生由几十人增加到两百余人，连一些原来在教会平民学校就读的学生，也转到这里上学了②。

一九二九年八月，周怀求毕业于明德中学，考入湖南大学预科。这时，革命处于低潮，但新的学生运动正在酝酿，“湖大”象一个热水瓶，外冷内热。周怀求这一时期，注重锻炼身体，爬山、打球，十分活跃。他还提出熟读古文五百篇的主张，虽然这个目标未能达到，但他已能够背诵两百多篇①。周怀求在长沙求学，前后共六年。通过文化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他实现了由一个民主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向左翼知识分子的初步转变，奠定了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思想基础。

一九三一年八月，周怀求从湖大预科结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五年，家计全靠母亲撑持，周府已是一个徒有虚名、内囊已罄的破落户了。按照当时的家庭经济情况，已经无法负担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在这个困难时刻，支持他读大学的，又是伯父周纫秋。周纫秋自解职回乡以后，把振兴家声的希望寄托在周氏子侄辈身上。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拿出来，设立了以怀求祖父周石砢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周石砢公奖学基金会”。基金会规定：凡周石砢公的子孙升学，都可以享受奖学金。怀求在周纫秋的众多子侄中，享受的奖学金最多，这样，去北平深造的经济接应问题顺利解决了。

周怀求的大学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他到北平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自此以后，日本侵略者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滦东而实际占领冀、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竟占领了中华半壁河山。北平的学生们深切地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周怀求热血满腔，毅然投入了这场拯救祖国、还我河山的伟大斗争。

关于周怀求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他的入党介绍人以及他的同学、战友，有过许多生动的记叙。一致的印象是：周怀求好学深思，热情爽朗，从善如流，疾恶如仇，是一位忧国忧民、有胆有识的爱国志士。他对祖国积弱非常愤慨，认为堂堂华夏，难道还不如一个阿比西尼亚。他曾说过： “现在的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只有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此外别无出路。”①一次，在天津街头，日寇用大卡车运送汉奸、流氓回日租界。周怀求目睹这种情况，义愤填膺，把拳头一挥，对同伴说： “这些披着人皮的民族败类，认贼作父，出卖祖国。他们都要和孙传芳一样，受到国人的严惩。”②

一九三四年，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北平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北方局指定北平市团委暂时代替市委进行工作，并于一九三五年春组成党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小王任书记，成员有彭涛、老朱、谷景生、杨子英等。周怀求当时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是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主要任务是团结北平大、中学校的爱国师生，投入民族救亡活动，把进步分子吸引到党的周围，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与此同时，周怀求还主编了《抗日新闻》。

一九三五年四月，经杨子英介绍，周怀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把北平各大中学校已经垮掉了的学生会重新恢复起来，团结了七八十名学运骨干。其中最活跃的分子有蒋南翔、姚依林、黄诚 (以上清华大学) 、董毓华 (中国大学) 、郭明秋(北平女一中) 、孙敬文、刘杰 (以上镜湖中学) 等。

那时，周怀求和家里很少联系。他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身分作为职业掩护，一心一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①。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他又到北平丙吉女中教历史课。不久，他任北平临委宣传部长，活动的范围较前广泛，但工作的重点仍是知识界和文化界。他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中国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赤色互济会等秘密团体中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在华北人民和青年学生中，做了大量动员抗日的艰苦细致工作，聚积了相当可观的进步力量，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的中坚骨干。据姚依林回忆，他就是在这一期间的活动中认识周怀求的，接着于一九三四年冬由周怀求介绍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又由周怀求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

在对于时局的认识上，北平临委内部一度产生了分歧。以临委书记为首的一些人奉行“左”倾盲动主义，反对抗日统一战线，反对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不承认中国正处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不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他们坚持冒险主义的主张，要求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并且诬指“争取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斗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彭涛、周怀求等大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们的那一套。有一回，临委书记分析国际形势，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遭到大家的反对。临委书记讲不出多少道理，就搞小动作，企图把一位同志排挤出党。周怀求对此十分不平，当即指出： “这简直是胡闹! ”①

一九三五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农村很多地区田庐俱毁，大批灾民流落北平街头。国民党政府不仅不给救济，反而凌辱相加，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和市民的义愤。党的刊物《火线》发表了《论黄河灾患与党的任务》、《为江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等文章，论述了党在这种形势下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北平临委及时地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大中学校组织赈济黄河水灾活动。八月的一天，在西山黄敬的亲戚家里召开了专门会议，参加者有彭涛、周怀求、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会上，正式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为了取得合法地位，会后即向北平市社会局备了案。这是北平临委领导下的一个公开组织。不久，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女一中、北师大、燕京大学等相继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分会。大家在北平的大街小巷宣传，组织义演，为灾民募款、募实物，搞得有声有色。

黄河水灾赈济会的首脑机关，设于郭明秋所在的女一中。周怀求认为，女一中学生会一九三四年虽曾一度停止公开活动，但没有受到大的破坏，恢复起来比较容易。女一中有个孙荪荃，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曾听过李大钊的课，虽说加入过第三党，但在抗日的问题上却和我们是一致的。她原任女一中校长，后因支持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的排挤，失去了校长职务，在校讲授高中语文、历史。她学识渊博，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另外，校中还有谭丕模、梁亦然等教员，思想都很进步。这些都是十分有利的条件。在孙荪荃的支持下，黄河水灾赈济会在女一中后院弄到一个大房间作为办公地点。女一中学生会主席郭明秋是一位能干的女将，观察问题敏锐，组织能力颇强。她原名郭桂英，曾任北平市团委组织部长，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一次，周怀求布置在女一中召开纪念“九一八”大会，约定郭明秋于九月十七日晚在中山公园碰头商量有关事宜。郭明秋那晚先到，在孙中山铜像前突然被特务、流氓包围，公园门口还停了一辆绑架用的汽车。正当她处境危险之际，周怀求来了。他大步走近郭的身边，边走边叫： “小林! 你怎么搞的?我等你好久了，快走，快到开演的时候了。”郭明秋站了起来，两人手挽着手，终于从虎口中脱险①。

赈济会经过两个月的宣传活动，募集到光洋两千多元和一批物资。他们派代表团去山东，将一千五百多元光洋和全部物资救济了灾民，留下五百元，后来成了“一二九”运动的活动经费。

一九三五年十月，赈灾活动结束，党组织又不失时机地将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分会转为秘密的学生会，并于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国大学正式成立了北平学联，由郭明秋任主席，姚依林任秘书长，孙敬文任总交通，邹鲁风任总纠察。周怀求出席了这次会议。

十一月底，周怀求调北方局联络部工作，住在景山公园附近。因为工作调动，他后来没有直接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他对于运动发展的情况是了解的，并曾给予有力的支持。

周怀求为了党的工作和民族的解放，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在北师大毕业的时候，因为工作忙，他连毕业文凭也顾不上去领。而湖南同乡会举办毕业班同学欢送会的时候，他却挤出时间去参加，并在会上作了意味深长的临别赠言。当时，北师大有一个C. C派 (即陈立夫、陈果夫所属的中央俱乐部) 励志社的外围组织“诚社”，人们称它叫“饭团”。周怀求针对“饭团”的混饭主义发人深省地说： “我们毕业后走向社会，当然要谋生，要吃饭。但是，人生决不只是为了混饭吃，还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东西。”①

年轻的中共谈判代表周小舟*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周怀求先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为了实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闯龙潭、探虎穴，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谈判，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九三六年春，周怀求到北方局联络部不久，奉命执行一项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联合抗日谈判的特殊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使用周小舟这个名字。

当时，外侮日深，国难日亟，形势险恶危殆。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同年底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举国上下，群情鼎沸，抗日救亡呼声越来越高。而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起来。日寇对华北的步步紧逼，严重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在华利益，使后者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中的英美派代表人物宋子文，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开始考虑联共抗日的问题。根据国内阶级动向的新变化，我党曾经通过多种途径，和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广西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李宗仁、李济深等，和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进行广泛的接触;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曾派人和蒋介石进行磋商。周小舟奉命参加的南京谈判，则是国、共双方为联合抗日所进行的最早的一次接触。

这次谈判的试探性建议，是由南京政府提出来的。蒋介石虽然没有露面，但实际上是他躲在幕后极其秘密地策划和左右的。国民党方面的牵头人先是宋子文，后为陈立夫，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充谈判代表，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任联络员。最初，我方以周小舟为代表，吕振羽为联络员。谈判大体上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起酝酿，次年初正式开始，约在西安事变前的八月间终止，历时约九个月。

早在一九三五年十月，曾养甫就曾秉承宋子文的意旨，极其秘密地物色和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的适当人选。几经周折之后，曾养甫找到了他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谌小岑。谌早年认识周恩来，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还曾一度参加共产党，认识不少共产党人。曾、谌两人的交情很深，当曾把“打通共产党关系”这个任务提出来以后，谌即欣然应命。谌小岑首先找到湖南老乡、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谌与翦一九三二年曾在天津合编宣传抗日的刊物《丰台》。翦提了几个线索，谌都感到不合适，后来想到吕振羽。吕当时已经是北平中国大学比较有名气的教授，也是湖南人。翦对谌说： “吕振羽替《丰台》写过稿，你可能见过。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你不妨写封信去试试。”

十一月，谌小岑给吕振羽一信，大意是：“……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吕振羽时任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这个组织是北平临委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由北平临委周小舟负责联系。周小舟与翦伯赞、吕振羽早就相识，并且志同道合，吕心里明白，谌小岑来信所称姜、龚二府，即指蒋介石一方和共产党一方，事关重大，便立即将信交给了周小舟。周小舟请示北方局。北方局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派周小舟和吕振羽去谈，毛泽东回电同意①。事情定下来后，周小舟向吕振羽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叫吕辞去教职，立即去南京探明究竟。吕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政治上十分可靠。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到达南京，向曾养甫、谌小岑了解了国民党方面的详情，并立即给周小舟寄出书面报告。谈判便这样接上了头。

一九三六年一月，周小舟第一次到达南京，住新街口北面一家大旅馆，向吕振羽传达了上级指示的有关谈判的两个先决条件：第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第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根据谈判的需要，决定由吕振羽常驻南京，承担日常工作。周小舟则往返于天津、南京之间，报告谈判进展，传达上级指示，处置谈判中的重大问题。吕振羽这时正式向周小舟提出入党申请并要求解决阅读党内文件的问题。周小舟表示一定向上级党组织转达。接着，吕振羽通知国民党方面说，谈判线索已经找到，并故意表示要很快北返。曾养甫请吕留下，继续充当中间人。吕遂向曾提出： “既要留我，我在北平的教职就不能担任，因此，生活费用应该由你方支付。” 曾当面应允，随即送来函件，聘请吕为铁道部专员，每月车马费银洋二百元。这些钱，以后成了他和周小舟的生活费和路费，减轻了党的经济负担。周小舟这次到南京的任务，主要是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并没有和曾养甫见面。临行，他和谌小岑进行了一次谈话。据谌回忆：小舟温文尔雅，很年轻，很有风度，身着长衫，说话坦率严肃。他详询了有关情况，特别问到曾养甫究竟是C.C分子，还是宋子文所属的英美派。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高兴而别。周走后，曾养甫向我方提出四点反要求：一、停止土地革命;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吕振羽随即将这些内容写成书面报告，经周小舟转交给党组织。

一九三六年三月，周小舟二进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了我方谈判的六项原则：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予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 二，由各党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 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 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 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这六项原则，实际上是我方前次提出的有关谈判的两个先决条件的补充和发展。谈话中，周小舟高兴地通知吕振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申请入党的要求，没有候补期，为中共正式党员; 你今后的工作由陈酉生 (即王世英) 直接联系。周小舟还带来了任命吕振羽为这次谈判代表的训令和密写药水，对吕鼓舞极大。周小舟和吕振羽当即投入紧张的活动：他们把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署名盖章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白绸信件 (每信均附有我党的“八一宣言”) ，分送到收件人所在机关，或托人妥交; 拜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覃振、曾养甫等，阐明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和原则立场。针对国民党上次提出的四点反要求，周小舟指出：第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全部历史过程的必然现象，不可能制造，也无法停止。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只要国民党实行适合工农利益的政策，调整阶级关系，实行战时阶级休战是可能的。第二，土地革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国民党也有实行孙中山提出的“二五减租”政策的义务。为了团结抗日，除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外，可考虑暂不没收地主的土地。第三，苏维埃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典范，现在的问题不是停止苏维埃运动，而是国民党必须承认苏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第四，组成国防政府后，“推翻国民政府”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国民党方面对周小舟和吕振羽的凌厉攻势无词以对，加之看到“八一宣言”上称蒋介石等为“人面兽心的败类”和“卖国贼”，便节外生枝，拖延谈判。曾养甫大发脾气，对吕振羽说： “为什么定要这样攻击委员长?” 吕答曰： “宣传也是双方的事情，这边不也在骂共产党是 ‘共匪’ 吗?报纸上天天有“朱毛匪’ 的字样，不也是事实吗?至于历史上的是非，后人自有定论。”曾说： “共产党有什么了不得，一共不过几万条破烂的枪枝。历史上，力量就是是非。吕先生，你是个历史学家，难道还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吗?” 吕答曰： “共产党的力量不在于枪枝的好坏和多少，在于深得人心。”曾没有办法，竟说： “共产党为什么这样不郑重，派一个小孩子来。” 吕笑曰： “中共的干部年轻的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年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周小舟同志是中共北平临委负责人之一。”

这一年，周小舟不满二十四岁。面对国民党这些政客，他成竹在胸，毫无惧色，曾作诗书赠吕振羽，诗曰：

片衫片履到都门，

伫足三年悟死生;

拟向荆卿求匕首，

雨花台畔刺嬴秦。

这种荆轲刺秦王的气概，表明周小舟置安危于度外的胆略和对蒋家王朝的憎恶。

吕振羽读了周小舟的赠诗，感慨之余，也和诗明志：

潜踪南渡到石城，

艰危未计死和生;

为挽狂澜联吴策，

残篇断简续亡秦。

两个书生，手无寸铁，深入蒋家王朝的腹心之地，生死不辞，驰骋作战，一心想着的是挽狂澜于既倒，拯祖国于沉沦。这是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高贵品格的生动表现。

不久，曾养甫通知我方，说这样转达来、转达去，不能解决问题，提出要我方派出正式代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中共正式代表到达南京，其中还有他们感到头痛的那个 “娃娃”代表周小舟。这是周小舟第三次进南京，谈判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由于他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了若指掌，处置问题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加上吕振羽这位常驻谈判代表沉着细致，配合默契，因此，国民党奢望从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的打算便全部落空。曾养甫提出，由各省分别指定地区将我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妄图将这些武装力量“一锅端”。周小舟说： “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并提出南方游击队北上和主力红军会合，国民党必须保证其安全过境的方案，对方被迫接受。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曾养甫提出要我方提供被捕人员名单，想借此摸我们的底。周和吕识破了这个诡计，回答他们说：国民党监狱遍全国，究竟关了多少共产党人和爱国政治犯，你们最清楚，要我们提，说明你们并无抗日诚意。这样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地坚持斗争，把对方的老底揭露无余。由于双方的立场和要求存在着很大距离，曾养甫终于提出希望周恩来或邓颖超亲来南京，或者由曾养甫、张冲去陕北的建议。此时，曾的后台易手，由宋子文变成了陈立夫，国民党方面通知，南京谈判终止，以后由武汉电台和陕北电台直接联系。

八月，周小舟四进南京。吕振羽将谈判的全部材料和密电码交给了周小舟。由于谈判已经终止，周小舟不久就回到了北平，接着又携带这些材料去陕北，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从这个时候起，周小舟调到中共中央军委，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这个事实本身充分说明，党中央、毛泽东对南京谈判是满意的，对周小舟的工作是满意的。

在任毛泽东秘书的两年多中，周小舟认真学习和理解中央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法令，努力完成毛泽东和党中央交办的一切任务。当毛泽东派他去新疆盛世才那儿宣传抗日的时候，他对盛世才的旷世残暴毫无畏惧。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开拓我党与苏联之间的这条通道，他去了，做了不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毛泽东派他去山西阎锡山那儿开创局面的时候，他充分估计到了阎锡山的老奸巨猾，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力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他又去了，做了不少工作。在太原，他不能公开露面，便以毛泽东个人代表的身分正面宣传抗日，争取群众。周小舟不愧为毛泽东的一个忠诚的学生，每次出去执行任务，总是奉命唯谨，兢兢业业，胆识兼资，调度有方，真正做到了 “不辱使命”。

为了使周小舟在革命战争中得到更大的锻炼，一九三八年秋，毛泽东派他到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敌后根据地去工

战斗在冀中平原、太行山麓

一九三八年秋，周小舟离开延安，奔赴抗日敌后根据地——作。冀中，担任冀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从这个时候起，直到全国解放，十一年中，他的足迹遍及晋察冀。

八年抗战，他有七年战斗在抗日的前沿阵地——冀中平原、太行山麓。冀中是敌后斗争尖锐、残酷的地区。这里一片平川，很难隐蔽，四周又被京汉、石太、京山和津浦铁路包围; 敌、伪、顽在这个窄长地区修筑了一万多公里密如蛛网的公路，建立了一千八百多个据点。点线沟碉，纵横联结，把冀中分割为两千多个小块。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困难的地方，周小舟和冀中军民一道，进行了长期的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狠狠打击了敌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冀中导报》是团结抗日军民、鼓舞抗日士气的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总编辑范瑾，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同志。周小舟受区党委委托，直接领导这个报社的工作。由于形势险恶，斗争艰苦，报社的驻地经常变换，有时敌情严重，一天搬好几次家; 人员也时有增减，比较稳定时有六七十人，情况紧张时只剩下二三十人。直到报社将印刷厂设在地道里面以后，才相对安定一点。周小舟在《冀中导报》上写过不少文章，在报社做过不少工作。他每月向编辑部工作人员作一次形势报告，使大家对国内外和敌我友三方情况的发展变化，经常保持清醒的认识。他帮助编辑部制定报道计划，确定宣传重点，并亲自撰写重要社论和消息。他平易近人，潇洒活泼，工作之余，常和同志们促膝谈心，谈论风生，相处十分融洽; 但在审阅、修改稿件的时候，却一丝不苟，要求十分严格①。

一九三九年六月，外号“摩擦专家”的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指使“冀中剿匪总司令”柴恩波向我方寻衅。柴部突然包围《冀中导报》驻地附近的七个村庄，以整顿治安为名，逐村“清乡”，奸淫掳掠，鱼肉百姓。在这种危急关头，周小舟果断沉着，一面组织报社人员应变，一面指挥县、区、村地方武装投入战斗。柴部气势汹汹，向我方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由于我方早有准备，兵力部署巧妙，战斗打响后，一举全歼柴部 (柴恩波仅以身免)。事后，张荫梧反咬一口，制造了“共军袭击柴部”的无耻谣言。周小舟十分气愤，亲自审讯战俘，掌握国民党方面反共阴谋的内幕材料，当即向领导机关写了报告，揭穿国民党方面破坏联合抗日协议的鬼蜮勾当。这个报告后由新华通讯社以新闻述评形式播发。

一九四一年夏至一九四二年，日寇在我华北根据地推行“强化治安”运动，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区党委的统一安排，周小舟深入藁城、无极这些靠近铁路的地区，与当地军民一道，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并总结地道战和地雷战的经验。在一次反扫荡战中，敌人的炮弹落到周小舟身旁。警卫员小董急忙用身体掩护，周小舟因此获救，但小董却光荣牺牲了。他十分悲痛地说： “我生命的一切永远属于党和人民! ”为了工作方便，区党委给部分同志配了自行车。眼睛近视的周小舟，骑自行车经常摔跤，但他毫无怨言，有时一个夜晚要步行一百多里。

在宣传工作中，周小舟注意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不搞花花草草的“架子功夫”。他善于根据战时、敌后的特点，开展通俗、生动的宣传。他办民校，扫除文盲，不是呆坐着，而是把工作做到“家”，大力推广群众创造的好办法，以物教字，桌子上贴一个“桌”字，椅子上贴一个“椅”字，易记易懂易学，农民很满意。他办干部训练班强调讲求实效，并亲自编教材，作报告，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干部①。周小舟还大量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并发动一千多个村的剧团，以文艺形式广为宣传，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通过宣传，冀中的老百姓懂得了战争的长久性，一切立足于长久，有的老太太遇见干部，便问： “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一九四二年日寇发动“五一扫荡”，区党委机关转到外线，环境更加险恶。在艰难困苦中，周小舟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坚持敌后斗争。这年初，根据区党委指示，周小舟在唐县张各庄主持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冀中平原根据地要坚持下去，也能够坚持下去。会议根据本地区“一泻千里，无险可据”的特点，确定了“天 (房上) 、地(地面)、阴 (地道)”三通的作战方针。从此，地道战的新局面便展开了。这年六月一日，毛泽东致函周小舟，信中说： “一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所见很对，循此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去年的信也收到，曾复一信，恐已遗失。一个人只要无限忠心，什么缺点也易于纠正，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对的。”②

年底，区党委迁往北岳区。从此，周小舟由冀中平原，转战到太行山麓。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冀中委员会委员，后又兼任六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一九四四年初，欧战临近结束，日寇败北之势已定。此时，伪军开始分化，不少伪军想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他抓紧时机，加强对伪军的宣传、瓦解工作，收到很大效果。有的伪军全部起义投诚，有的部分投奔过来。

一九四四年秋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周小舟调任易县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冀察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此期间，他和英勇战斗八年的华北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由于长期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体质本来不佳的周小舟，健康状况越来越坏。他经常闹腹泻，食欲减退，每餐只能吃二两米，行军时，用一个搪瓷铁缸架在三块砖头上煮着吃。他身体瘦弱，落发秃顶，先天近视的眼睛又过早地出现老花现象，看文件有时要靠放大镜帮忙。但他劲头十足，从没有想到休养或休息①。

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段，周小舟仍然战斗在华北，在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九四五年秋，晋察冀中央局组建北平市委，准备接管日伪统治的北平。周小舟任北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十月，市委到达北平城外办公，他每日接待从城内来的地下工作者，处理各项问题，面无倦容。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军协助下，抢先进驻北平，中央指示市委暂缓进城。他被调往冀西，任北岳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任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地委机关由农村迁往易县。

易县战国时为燕国下都，西临易水，是通往山西和察哈尔省的要道，有二百多户私营工商企业。地委进驻易县后，就着手解决城镇工商业问题。调查研究，这是周小舟早已形成习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一贯认为，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根据易县县城的具体情况，和中共中央确定的对私营工商企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周小舟注意利用私有资金、人力，允许自由发展，积极改善劳资关系，但严禁囤积居奇和操纵垄断，严禁以物资资敌。这样做，既保证了资方的正当盈利，又使店员的生活得到一定改善。此外，在他的领导下，各级政府还办起了群众性的合作社，建立了公营商店、工厂。由于政策正确，易县市场呈现了繁荣活跃的局面。易县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做法和经验，在华北解放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土地改革开始前，周小舟病了，没有能参加华北土地会议。当时不少同志受“左” 的影响，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说什么“百分之九十的人的意见就是政策”。周小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不怕孤立，坚决维护党中央规定的正确的土改政策，明确表示不赞成在运动中采取乱打、乱斗和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 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他说：土地改革运动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地主分子的肉体; 对地主、富农，也应该分给适量的土地; 乱打、乱斗是违反政策的行为，必须严格禁止; 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差必须纠正①。然而，这些正确主张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到责难。这种“左”的倾向仅持续了约三个月，中央和华北局接连发出正确指示，采取有力措施，纠正了偏差，使土改运动健康地发展。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七年底，我人民解放军在平汉线北段，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支前的艰巨任务落在冀西人民身上，粮秣、民兵、担架队、兵站、医院等一揽子工作，都由地方承担。当时的运粮工作特别繁重，运粮队伍必须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白天要受到敌军的阻击拦截和敌机的轰炸扫射，只能在夜间进行。周小舟和地委的同志们日夜操劳，组织人背车运。他虽体弱，又是近视眼，但总是亲自参与指挥调度。一次，侦察员回来报告，大队运粮人马胜利完成任务，平安返回。他高兴雀跃，赋诗祝捷：

苍茫星斗外，

车马急奔驰;

虽说难行路，

未能阻战机。

一九四八年冬，周小舟调华北局任宣传部副部长。此时，解放战争捷报频传，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全线转入战略反攻。一九四九年一月，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周小舟被调往晋中区党委组建的南下工作团，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准备同从其他解放区南下的同志一起接管湖南。五月，南下工作团到达河南省开封市，同冀察热辽南下工作大队会合。不久，经华中局并报中央批准，由黄克诚、王首道、金明、高文华、周小舟、谭余保、刘型、袁任远等同志组成中共湖南省委。

周小舟踏上了回乡的征途。

重知识、重人才的宣传部长

周小舟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故乡。

那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翻过幕阜山，向湖南胜利进军。随军入湘的省委机关干部大队到达浏阳河的东屯渡。

长沙人民在党的地下省工委、市工委的领导下，正在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开展迎接解放的斗争。“湖南不要战争，要和平”的口号，响彻长沙街头。人民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于八月四日，接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毅然率部起义，并通电全国，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八月五日晚七时许，中共和谈代表团在震天动地的鞭炮声中，在各界人民的夹道欢呼声中进入长沙城。周小舟随中共和谈代表团入城后，暂住原湘雅医院 (今湖南医学院) 内。在那里，中共和谈代表团与地下省工委共同宴请了省会各界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和起义将领。席间，周小舟同各方面的同志、朋友、老同学等，谈得十分投机。

不久，周小舟就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搬进了长沙市民主东街原省委机关二楼一间小屋里，室内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个木沙发，一个洗脸架。草草安顿好生活，他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湖南和平解放，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黑暗统治，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已是百孔千疮、民穷财尽。加上解放战争推进的速度出人意料的快，湖南刚刚解放，就担负了繁重的支援前线的任务。工作初创，百废待兴，省委的人手总感不足。省委负责同志虽有明确的分工，实际上又都要兼管好几项工作。周小舟也一样，除管宣传战线外，常常按照省委的安排完成各项中心工作任务。

周小舟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在创办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的初期及其以后，他一直关心党报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办好一张党报，等于在省委和全省人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开辟一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渠道。《新湖南报》的班子，是南下前以原冀察热辽分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班底为主组成的。南下途中，加入了从其他解放区南下来湘的老同志，又陆续吸收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进入长沙后，报社曾与省委机关同在一处办公。报社的工作，由社长李锐直接向省委负责。周小舟同志作为宣传部长，与李锐相处很好，也经常关心报道方面的事情。他全力支持报社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新闻干部训练班，又支持报社选拔、补充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这样，湖南的新闻工作队伍迅速壮大。

周小舟有时在晚上去报社的晚班编辑室审查稿件。他民主作风好，能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服从真理，从不自以为是。抗美援朝初期，国内敌对势力沉渣泛起，社会上谣言纷传，严重影响清匪反霸、民主建政、民主改革等运动的开展。李锐有见及此，撰写了几篇评述时事的社论，意欲让全省人民认清形势，戳穿谣言，批判“崇美”、“恐美”思想，坚定胜利信心。周小舟认为：事关全局，中央早有规定，地方报纸不得就国际问题随便发言。李锐则认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联系社会思想动向进行国际形势宣传，对于安定人心、稳定湖南大局，是完全必要的。两人相持不下，周小舟将双方论点如实向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汇报，经省委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李锐的意见。后来，周小舟笑着对李锐说： “这回你胜利了! ”周小舟有这么一个特点：为了一篇文章，一个论点，甚至某一措词表述，他可以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但一旦对方说出的道理能使他折服，他就能放弃自己的意见，择善而从，丝毫不因你冲撞过他，伤害了他的“尊严”和“面子”而耿耿于怀。

周小舟同志对广播事业也很重视。他亲自签发的关于建立长沙人民广播电台的通知中指出：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是省委所建立并直接领导的省级电台。因条件限制，暂以城市工人、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及一般市民为主要对象，逐步实现为湖南广大人民服务。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在省委的关怀下，于当年十一月上旬开始播音。

省委领导同志重知识、重人才，对培养和造就干部非常重视。周小舟也不例外。他认为，新解放区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但要开创工作新局面，必须抓住培养和选拔人才这个环节。黄克诚等和周小舟在这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为湖南的同志所称道。当时，有些同志不识才，人才就在他的眼前，却在埋怨任务重、人手少。而另一方面，大批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不了解，他们想参加工作，但又顾虑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周小舟主张大力宣传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织他们进行必要的学习，然后量才录用。

对于任用党内外知识分子，办好各级各类学校，开拓培养党、政、财、文各方面人才的渠道，周小舟一直抓得很紧。他曾指出：培养人才，首要的是解决培养人才的“工作母机”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又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新湖南报》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讨论，便是在周小舟的支持下开展起来的。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即《新湖南报》创刊的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李月波先生询问有关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来信，并在文前加了编者按，组织读者开展讨论，这场讨论，历时半月，刊发稿件六十余篇。九月六日，在一次座谈会上，周小舟就我党重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和有关政策问题，做了专门报告，作为这次讨论的总结。这个报告在《新湖南报》刊出后，新华社曾摘要向全国播发。土地改革运动在全省范围铺开后，各地的农民协会纷纷派人到城里抓人，而教育界的教员中，出身地主家庭的人很多。这一抓，使学校，特别是大学和中学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小舟得知这件事后，马上请示黄克诚同志，经省委决定，在省土地改革委员会里，建立了一个调解组织，凡到城里抓人的，都通过调解组，这样，迅速安定了教育界①。

周小舟主张正确对待和任用旧知识分子。他曾说过，凡有一技之长的，都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要热情地帮助他们，在工作上信任他们。他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以诚相见。在他任宣传部长的一年多中，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启用了不少党外人士。这些人后来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人责难他“念旧”，他回答说： “不‘念旧’，难道能 ‘厌旧’吗?对于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毛主席总是尽量接触一些党外朋友，推心置腹，纵论古今，听取他们的意见。”②由于抓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环节，解放初期，湖南的各种学校，为各条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例如革命大学，就是在省委和周小舟的关怀下办起来的。他多次到革大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并向办校人员强调：在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而要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要组织他们首先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特别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只有使他们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才能使他们自觉投身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①。他对党校的工作也非常重视，曾亲自去省委党校讲解“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党校工作方针。

重知识、重人才与重统战是不可分的。湖南是和平解放的，在湖南，有大批党外的饱学多才之士，特别是有相当多的旧军政界的知名人士。根据这个特点，认真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动员他们同我们一起，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服务，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湖南的统战工作是由黄克诚亲自负责的，周小舟受黄克诚的委托也参与其事。他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他常讲，一个人要取得正确认识，必须广泛听取多方意见; 一个党，特别是一个执政党，如果只听得进“伟大”、“万岁”之声，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党外各界朋友对国事有很多好的设想和建议，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往往看得清楚一些，客观一些，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采择其合理和有益的因素，用以丰富领导思想，提高领导艺术。究竟怎样具体地做统战工作呢?周小舟主张不卑不亢。所谓“不卑”，就是要坚持党的原则; 所谓“不亢”，就是要平等待人，反对盛气凌人，反对以改造者、教育者自居。他自己的确就是这样做的。他常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去探望程潜、唐生智、陈明仁、程星龄等党外朋友。他和这些朋友接触时，坦率热情，诚恳宽厚，特别是他知识面广，社会生活经验丰富，所以能够谈笑生辉，风致天然，分析问题鞭辟入理，抓住要害，使党外人士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在周小舟后来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副省长的时候，凡是要开展重大政治运动，作出较大的人事安排，以及省内应兴应革的牵涉面较为广泛的事情，他都事先做好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地了解党外省长、副省长们对有关问题的思想倾向，然后找他们交换意见，有的放矢地宣传党的政策，并且尽量采择他们的建议，使大家取得一致的认识。他自奉甚廉，但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却过问得很仔细，连他们家里有没有取暖设备、夫妻是否异地而居这一类的事，也都要亲自过问。原民主同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肖敏颂及肖的夫人曹国智，是周小舟在长沙和北平读书时的旧相识，他们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周小舟便建议省委安排他俩去教育厅工作。由于他知人善任，这一对夫妇工作很舒畅，为发展湖南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工作。

认识湘西，治理湘西

一九五一年元月，周小舟出任湘西区党委书记。

湘西与川、鄂、黔三省毗邻，形势险要，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这个地区一直匪患猖獗，烟毒泛滥。一九四九年春，第二野战军路过常德进军四川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曾称湘西是湖南的“盲肠”。盲肠不割，三湘难安!

解放初，进入湘西担负剿匪任务的部队，是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经过一年零一个月的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土匪被歼约十分之九。正在此时，由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需要，四十七军有调防之议。这个消息一传开，在刚获得解放的湘西各族人民中引起很大波动。为数不多的、但又十分顽固的残余匪特，乘机串连骚动，企图卷土重来，有些股匪还攻占县城，偷袭我政府机关。在押匪首也蠢蠢欲动，妄图越狱暴乱。相当数量的被释放回家的土匪，此时又拖枪上山，为非作歹。湘西各族人民对这些残匪十分痛恨，强烈要求政府予以肃清。

周小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湘西的。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重担：发动群众，肃清残余土匪，铺开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摧毁滋生土匪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湘西的新局势。

一月二十七日，周小舟随省委书记黄克诚到达湘西区党委所在地沅陵。二十八日晚，四十七军举行盛大欢迎会，黄克诚在讲话中赞扬四十七军指战员在湘西剿匪的巨大功绩。接着，四十七军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由军首长及沅陵、永顺、会同三个军分区的负责同志汇报剿匪战果、在押匪情、残匪动向和遗留问题。会后，区党委立即有条不紊地开展了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

二月一日，区党委决定在沅陵、辰溪，溆浦，沪溪、芷江、怀化、黔阳、永顺、大庸、古丈十县，以及乾城、保靖等县部分地区实行第一批土地改革试点。

二月三日，湘西行政公署公安处公布对教育改造释放回家之土匪的八条守则，规定他们只能奉公守法，不许乱说乱动;发现坏人活动要随时报告，并协助逮捕; 不准窝匪、通匪，等等。

二月十三日，《湘西日报》宣布惯匪头子龙云飞等就歼。这个胜利是在凤凰、麻阳大搜山之役中获得的，它标志着湘西剿匪的胜利结束。大搜山之役，是一曲军民联合清剿残匪的凯歌。以剿匪部队为主，出动民兵一万二千余人，带足六天多的干粮，拉网搜索，历尽艰辛，无沟不入，无洞不搜，终于在廖家桥乡的八魔岭发现龙云飞，由于他和他的儿子龙奎元负隅顽抗，均被我军当场击毙。躲藏在总兵营下千潭水岩洞里的龙云飞的侄子龙恩铭，凭藉洞内的三道河、七道弯、四道关，垂死挣扎。经过四日四夜的激战，龙恩铭也终于就歼。巨恶伏法，元凶翦除，人心大快!

二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发表公告，宣布他们在湘西的任务胜利完成。《湘西日报》、《新湖南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他们在湘西的历史功勋。在湘西剿匪的一年又三个月中，他们在自川、鄂、湘的八面山至湘、桂、黔的武陵山之间长达千余里的丛山密林里，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剿匪大战。第一阶段，肃清了中心区十四个县的匪患。从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二月，是湘西剿匪的第二阶段。在此时期内，基本上肃清了外线土匪。这样，历史上出名的湘西匪患，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英勇卓越的奋斗下根除了。

与此同时，土地改革运动也在湘西地区蓬勃兴起。对于湘西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包括周小舟、葛琛、晏福生等，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周小舟到湘西提出了“认识湘西，熟悉湘西，一切从湘西实际出发”的口号。他决心把底子摸清楚，制定治理湘西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三月间，周小舟开始深入调查研究。他到辰溪、怀化、黔阳等县，边行边访。在洪江市，他除听取市委汇报外，还察看了医院、工厂和学校。又请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县长粟昌福谈心，向他了解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征询他对工作的意见。这位县长是侗族上层人物，当时对党的政策还心存疑虑。周小舟耐心向他宣传了我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三月十三日，湘西区党委将中南湘西访问团写的综合报告，印发地、县委学习，周小舟在综合报告前写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南湘西访问团，在永绥、乾城等县，经过一月余的访问，作了关于湘西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特择印一部，望你们加以研究，据以进行工作，并继续搜集资料，为参加区党委、行署准备召开的少数民族工作会议及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作好准备。”这个报告对于苗族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及苗汉民族关系的状况作了认真分析，对于苗区工作中的问题也提出了初步意见。报告以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批驳了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的“苗族业已汉化”的错误观点。报告指出：由于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在工作中忽视历史上所形成的民族隔阂的存在，忽视现实的民族特点，结果苗汉不分，把在汉族地区执行的政策和方法，移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出现了生搬硬套、打击面过宽的现象，使苗族不敢亲近我们，干部自己陷于孤立，工作难于开展。报告还强调了认真培养、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战略意义，重申了中央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决定。

三月二十八日，周小舟在他亲自起草的另一个通告中，重申“一切从湘西的实际出发”这个正确的指导方针，要求三个地委、二十二个县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在八月上旬把调查报告拿出来。他还拟定了详细的调查提纲，内容包括各民族的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剥剥方式及其后果，民族关系，语言文字，教育文化，婚丧起居，人情乡俗，饮食服饰，宗教信仰，历史沿革，生产方式，城乡关系，思想动态等。

一九五一年四月至八月，湘西全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取得了丰硕成果。区党委共收到调查报告七十四件，其中有周小舟在永绥蹲点亲自组织和修改的调查报告六件。他从中选择十五件，编印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材料选辑》，选辑前面还刊发了他自己写的《关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意见给省委、中南局的报告》。报告指出：湘西二十二县中，有苗、侗等少数民族四十万人左右。根据调查材料，应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更为稳妥的政策。反霸要经过县批准，打击面不得超过百分之一。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对小土地出租者和孤寡老弱给予照顾，只征收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一般富农的出租土地不动。在工作上采取比其他地区更和缓的方式。对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采取更宽大的政策。

《永绥县农村阶级土地占有的若干情况》，是在周小舟亲自指导下写出来的一个有分量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告诉人们：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概念出发，搞一刀切。例如，永绥县的地主很少，一般只占农村户口的百分之一、二左右; 而富农较多，一般占百分之二至七。地主占有的土地一般为贫农的十六倍，中农的十倍。半数的土地为中农占有，广大贫雇农无地少地。《凤凰总兵营区试行建立区域自治政府的情况及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材料也说明，苗区与汉区大不一样。全区三十个行政村，有十四个行政村没有地主，而中农所占的比重较大。

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湘西的认识便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一批铺开土改的十个县，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这些材料以及全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精神，湘西区党委于十月召开了湘西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会上，周小舟作了《为争取今冬明春胜利完成湘西全区土地改革而斗争》的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西的具体情况，论述了关于土地改革总路线、总政策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在湘西实行土改的大体计划和具体政策，强调土地改革与生产、肃清残匪、镇压反革命相结合及其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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