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周保中人物传,周保中生平事迹,周保中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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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戎马生涯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号绍黄，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人，白族，生于一九○二年二月七日。父亲奚发霖，是个皮鞋匠，母亲务农。全家七人 (父、母、兄、三个弟弟和保中) ，仅有七、八亩薄田和两间草房，终年辛勤劳动，仍然不得温饱。

周保中七岁上学。先在村里读了两年私塾，后入大理节孝祠小学读书。一九一三年，考入县立高小学堂学习。小学毕业后，又上了一年中学。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供读，不得不中途辍学。

一九一七年，周保中离家投军，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教导营当学兵。同年八月，学兵期满，他被编入护国第五军充当军士。这时，孙中山正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进行“护法”斗争。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为了扩充地盘和捞取政治资本，也接过了“护法”旗号，把护国军改编为“靖国军”，向贵州、四川等省进兵。周保中所在的护国第五军改编为靖国第八军。他随军经贵州进入四川、鄂西和陕南等地，参加“靖国护法” 战争，由中士、上士擢升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保中被派做靖国第八军参谋长的随员，到重庆参加南部各省靖国军将官会议。一九一九年二月，他由靖国八军转入靖军川军，任上尉副官。一个月后，他离开重庆，经汉口、上海到广州，然后去韶关到驻粤滇军第六军任中尉参谋。

周保中从军后的两年中，在“靖国护法”的旗帜下，转战各地。目睹滇桂军阀借“靖国护法”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连年军阀战争之害，苦难重重。他决定脱离旧军队，不再为军阀卖命。一九一九年九月，周保中离开驻粤滇军，回到家乡云南大理，打算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度日。

连年军阀战争给云南人民带来了灾难。云南军阀把庞大的军费全部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他们用加税增厘、滥发纸币、发行公债、预征田赋等各种手段搜刮人民财富，使本来就很贫瘠的云南农村更是满目疮痍。周保中回乡后，一贫如洗，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无法维持。因此，他不得不于一九二○年三月再次离乡到昆明，重新回到滇军，在唐继尧的靖国联军总司令部任职，以后又转任上尉连长。

一九二三年春，周保中被选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周保中后来在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时说： “从少年读书时代到参加云南陆军出征四川、贵州、湖北等省那一时期，我充满着军国主义、富国强兵和从军出头的思想。直到一九一九年，思想起了变化，开始对现实政治不满。一方面由于实际生活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经常寻找宣传新思潮的报纸杂志阅读，我对于中国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如 ‘废督裁兵’ ，反对军阀混战，对内民主自由，对外独立解放等，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四年这一时期，受到孙文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而受孙文主义学说的影响尤为强烈，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的苏维埃制度也在鼓动着自己。”①

一九二四年秋，周保中以优异的成绩从云南讲武学校第十七期工兵科毕业。这时他已经有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决定脱离唐继尧军阀系统，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东去。因此，从讲武学校毕业后，他就以返籍结婚为由，回到家乡大理。并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由滇西出境进入缅甸，然后绕道南洋，四月经香港到达广州。当时杨希闵在广州任驻粤滇军总司令。他曾在一九二三年初率领滇军，联合刘震寰的桂军，击败军阀陈炯明，迎接孙中山回粤建立大元帅府。因而给人一种“拥护革命”的印象。所以周保中到广州后，就加入了杨希闵的驻粤滇军。但一个多月后，杨希闵、刘震寰因阴谋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而遭到镇压。驻粤滇桂军全部瓦解。周保中对突然发生的事变毫无思想准备，只得暂时离开广州。

一九二五年八月，周保中在河南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三军教导团参谋。同年十月，他随军进入陕西。十一月，调到国民军第二军第六师任工兵营第一连连长，并随军由陕西经河南出征河北，参加国民军讨伐奉直鲁军阀的战争。十二月，国民军占领天津。周保中参加了马厂、唐官屯、静海及天津等地的激烈战斗，并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擢升为工兵营营长。四月，国民军在奉直鲁军联合进攻下失败，放弃豫、直、京、津等地，退往西北。周保中离开国民军，经开封、郑州南下广东。

在大革命激流中

一九二六年五月，周保中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后来他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这时的思想时说，“我于十五年 (指民国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 春在西北国民军失败后重回广东，此时已深能了解中国的环境是需要革命的。外受帝国主义者的种种压迫，内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摧残，中国人民不但丧失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连生命也快难保了。这时不急起直追努力革命，尚待何时?我有了这种认识后，便坚定地向革命的道路走去。这并非我个人有什么天才，更非喜欢动乱，以流血为快，实乃物质环境所驱使，历史使命所召示，更加上现制度的催迫着。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站到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地向着目标走。”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打倒列强! 打倒军阀! ” 的口号下，国民革命军由广东出师北伐。当时周保中在六军十九师五十六团任上尉副官，随军转战湘北、鄂南各地。

北伐军在打败吴佩孚主力后，把攻击的主要矛头转向东南的孙传芳，江西成为主要战场，六军和二、三军成为江西战场的主力。一九二六年九月，六军由鄂南进入江西境内作战，周保中调任五十六团第二营营长，随军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历次激烈的战斗，在十月中旬第二次攻打南昌时，光荣负伤。在十一月上旬第三次攻夺南昌的战斗中，他立下了突出的战功。当时六军十七、十九两师担负攻战乐化、中间突破、切断南浔路的艰巨任务。六军于十一月三日拂晓开始攻击，敌人全力阻击，双方激战一天，六军进展不大。四日拂晓，六军继续攻击，敌人增援部队向六军猛烈反扑，六军伤亡甚重，五十六团团长阵亡，军心发生动摇。在这紧急时刻，六军军部决定由周保中担负五十六团指挥责任。周保中立即进行了战地动员，重新鼓起了全团官兵的士气，他们再次向敌人阵地冲锋，终于将敌人击溃。接着，周保中率领五十六团，同兄弟部队一起乘胜向敌人分途追击，一举攻占乐化、桃花岭等地。残敌放弃铁路线，狼狈逃窜。十一月八日，北伐军胜利占领南昌。这次战斗后，周保中正式任五十六团副团长。

北伐军占领江西全境后，六军于一九二七年初进入皖南，占领了芜湖等地。三月十五日，六军和二军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在攻击牛头山的战斗中，周保中的团担任正面主攻。负责防守南京的直鲁联军副司令褚玉璞调派了一部白俄士兵投入作战，战斗极其激烈。全团苦战三昼夜，终于将敌军打垮，占领了牛头山阵地。这时六军军部制定了一个以精干部队由牛头山西面绕行，奇袭雨花台的计划，并要挑选一名团营级干部，担任这次奇袭的指挥。在研究这次突击战斗的会议上，周保中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要求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经军部批准后，他率领突击队立即出发，向雨花台急速前进。在周保中英勇机智的指挥下，奇袭雨花台获得成功，南京守敌大为震恐，褚玉璞慌忙渡江逃往浦口。三月二十四日，六军胜利占领南京。这次战斗后，周保中成为六军著名的骁勇善战的中级指挥员。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在南京向第六军发动突然袭击，将六军击散。接着，蒋介石又用几万元巨款收买了六军总参议兼十七师师长杨杰。杨杰在去投奔蒋介石的前一天，来找周保中说： “现在大局已定，天下归蒋。我明天就要过去了。我们是同乡，我一向很器重你，你要和我一起行动。”又说： “一个人要忠。历史上关圣人忠于刘皇叔，岳夫子忠于宋皇室。我们要忠于老蒋。”周保中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没有理采他。不久，程潜在九江重建第六军，周保中任六军十八师参谋长。五月，周保中赴武汉，任第六军教导团少校团长兼先锋营营长。夏斗寅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向武汉进攻时，周保中奉命率部由武汉出发前往鄂西反击杨森的川军，参加了沙洋、天门等地的激烈战斗。击败川军后，返回武汉，周保中调任五十二团团长，晋升为上校。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半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正积极准备新的反革命大屠杀，大革命已处于最后失败的危急关头。在这中国革命最困难、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刻，在革命的共产党人大批地被屠杀，不坚定的党员大量脱党、叛变的时刻，周保中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在经历了十年曲折的道路后，作出的正确选择。从此，周保中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党，交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交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保中根据党的长江局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程潜提升周保中为十八师少将副师长兼五十二团团长。一九二八年一月，程潜命周保中率领两个团驻防醴陵，兼任湘东警备司令。二月底，周保中接到党中央代表和湖南省委的指示，要他组织驻在长沙的六军十八师全师起义。由于这项计划被叛徒出卖，周保中率领的部队被调回长沙改编，他本人被解职，调到司令部任少将军事参议。四月，由于党的湖南省委遭到破坏，周保中被通缉。他被迫离开长沙，经杭州到达上海。此后，在党中央军委领导下，他曾秘密到南京、浙江、湖南和河南等地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

一九二八年底，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他的妻子金氏和四岁幼子由他五弟伴同，在上海乘轮船回云南，不幸在香港附近轮船失事沉海，三人遇难。

周保中到莫斯科后，党组织改派他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反对王明宗派小集团的斗争。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米夫借苏联共产党清党的机会，在学校中把几百人打成所谓“托派”或“托派嫌疑”，周保中也被他们定为“托派嫌疑分子”，并被宣布开除党籍，送到莫斯科一个机器制造工厂当工人。半年后恢复党籍。一九三○年八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送他入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一九三一年九月，党组织派他回国。十一月，他经北平、天津等地回到上海。

团结、领导抗日救国军推动吉东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派周保中去东北。

一九三二年初，周保中由上海出发，经大连到达哈尔滨，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三月，满洲省委派周保中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当时这一地区的抗日部队主要有李杜、丁超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和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有几万人。他们大部分是原东北军的正规军，装备比较好，兵额也比较足，在人民群众抗日要求的推动下，广大将士的抗日情绪比较高昂。但是，这些军队的有些上层领导者由于对南京政府抱幻想，等待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因此实行着消极抗日的方针; 同时，这些军队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周保中到宁安后的主要任务是，设法打入救国军或自卫军，争取和领导他们抗日。

五月十日，周保中正在宁安县花脸沟进行群众工作，被吉林自卫军的当地驻军发现。因他南方口音很重，自卫军士兵以为他是朝鲜人、日本侦探，就把他绑了起来。经过排、连、营，一直押送到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部，正遇着一部分自卫军将领在开会。当他们听说押来一个“日本侦探”时，就停止了会议，都来审问这个“日本侦探” 。

周保中先对他们简单摆了一下个人历史，然后说： “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里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才奔你们来的。”

当自卫军领导人问周保中对东北局势有何见解时，周保中从世界形势讲到东北战局，并对自卫军应采取的救国方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 目前这样与日军隔河对垒，时间久了对我不利。我军应主动出击，袭击敌人后方，破坏其交通线，夺取其给养，再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二) 自卫军士气高昂，但纪律不好。我们抗日军队如得不到民众的支援，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必须整顿纪律，加强教育，清洗坏兵，改善军队素质。(三) 在城乡普遍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抗日。(四) 在牡丹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制造军火弹药，设立被服厂、野战医院。(五) 财政经济方面要有长期打算，要减轻民众负担，解除民众痛苦。周保中还指出，不要幻想南京政府派兵打日本; 也不要寄希望于“国联调查解决”，国联不能制裁日本，它实际上鼓励了日本侵略中国。他还强调，自卫军要与救国军和其他抗日军队联合一致，共同抗日。

周保中滔滔不绝地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席话使自卫军将领们确信他不是日本探子，而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志士。于是决定留他在左路总指挥部宣传部工作。

同年八月，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聘请周保中为救国军总参议。不久，王德林又根据周保中的要求，派他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委任他为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

王德林的部队最初是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山林队，有二三百人，活动于吉林东部地区，后来被东北军张作相收编，编为吉林陆军第十三混成旅七团三营。“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林在汪清县蛤蟆塘率领三营暴动，成立抗日救国军，王德林任总司令，孔宪荣任副司令，吴义成任前方总指挥。不久，许多农民自发抗日武装以及其他从旧东北军中暴动出来的抗日队伍都来参加。几个月内，救国军就发展到万人之众，活动在宁安、东宁、汪清、穆棱、延吉和安图等地。中共满洲省委很早就重视王德林的救国军。延河中心县委和绥宁中心县委早已分别派进去胡泽民、李延禄、孟劲清、金大伦(李成林)和陈陇 (刘汉兴) 等七、八名党员干部，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

周保中到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后，和胡泽民等建立了党的支部，逐步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如著名抗日英雄陈翰章就是在这时由周保中培养入党的) ，积极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救国军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觉悟。与此同时，周保中率领救国军向日寇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战斗。

七月，他率领救国军和一部分农民自发抗日武装进攻宁安县东京城镇。

七月底，他率部攻入安图县城。

九月初，周保中指挥救国军和安图、桦甸的抗日武装进攻敦化。经两昼夜激烈战斗，我军攻入敦化县城。在摧毁了敌人防御工事，歼灭部分敌军后，我军主动撤出，向宁安转移。

十月，周保中指挥了著名的三打宁安战斗。第一次攻打宁安时，他亲自带领“敢死队”涉过水深及颈的牡丹江，攻入宁安城内。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击毙敌酋小岛少佐及日兵若干人。在撤出战斗时，他腿部受伤，一颗子弹卡在小腿的两根骨头中间。但他忍着剧痛沉着地指挥部队转移。战斗结束后，他才让别人用摄子把子弹拔出。十二天后，他带伤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救国军从东、南两面攻入城内，消灭了很多敌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

在上述一系列战斗中，周保中不仅坚决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而且表现出高度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一天，在前方总指挥部，吴义成对周保中说： “从前，刘备三顾茅庐请了个诸葛亮; 如今，我们一条绳子绑来个参谋长。”又说： “别人都说我吴傻子精，可是再精也精不过你周蛮子。”

周保中不仅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而且关怀和爱护战士，因而深受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的拥戴。在三打宁安后，孔宪荣来到前方总指挥部召集军事会议。他在会上提出：部队向后退缩，退到中苏边境; 一旦形势不利，马上越境。周保中坚决反对向后退缩，消极避战的方针; 主张向敌后挺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孔宪荣在道理上讲不过周保中，竟耍流氓手段。他指着周保中说： “你是红帽子，是苏联派来的。”并掏出枪来要枪毙周保中。这时，很多士兵闻讯赶来，一致反对孔宪荣的蛮横态度，并说： “谁要动一动周保中，就别想活着回去! ”孔宪荣感到众怒难犯，没有敢开枪。

一九三二年冬，由于旧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和日寇的挑拨离间，救国军和自卫军的矛盾尖锐起来，不断发生冲突和摩擦。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的决定，周保中竭力从中调解，暂时制止了两军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并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建立了自卫军、救国军联合总司令部，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两军的联合，使日寇不得不推迟向牡丹江东岸的进攻。

但是，救国军和自卫军的联合仅仅维持了两个月。由于日寇的阴谋挑拨和两军的某些领导者不顾大局，勾心斗角，终于使联合破裂，自相残害起来。日寇趁此机会，于一九三三年初大举东进。自卫军和救国军的主力相继被打散。丁超投降了日寇，李杜、王德林、孔宪荣带领一部分部队退入苏联境内。中东路东线最后一段和吉林东部各县被日军占领。

当自卫军和救国军主力失败时，周保中和吴义成正率领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由东宁向宁安开进。听到这一消息后，吴义成也主张撤往苏联，被周保中竭力劝阻了。遂决定由吴义成任救国军代理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收集救国军余部，重整旗鼓。他们将分散在宁安、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整编为五路，由姚振山、柴世荣等担任各路司令，继续开展吉东和辽吉边区的游击战争。

六月十六日，周保中和吴义成率领救国军主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举攻占安图县城。一时救国军声势大振，远近来归者不少。救国军总部控制了安图县全境和桦甸、抚松、敦化、蛟河等县的一部，开辟了辽吉边区抗日游击区。

但是，吴义成在胜利面前丧失了警惕。他接受了安图县伪公安局长的贿赂，私自将其释放; 并派新收编的伪军留守安图，而调走了基干队伍。结果伪军与地方汉奸、走狗勾结叛变，安图失守。这时许多士兵对吴义成不满。吴只得率领一千余人离开安图，转移到东宁、汪清等地活动。

吴义成率部东去后，周保中任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主任。他带领其余一千多人，以大蒲柴河口为基地，坚持辽吉边区的游击战争，在大青川、汉阳沟、两江口、寒葱沟和榆树川等地多次袭击日伪军，给敌人以很大打击。

创建反日同盟军开展绥宁游击战争

一九三三年，党中央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了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一·二六”指示信。根据这一指示信的精神和党的吉东局的决定，一九三三年冬，周保中带领一部分“辽吉边区军”赴宁安，着手组建党领导的反日同盟军。

当时在宁安的东南山、西北山和南湖头一带活动着几十支由几十人到几百人的抗日队伍。他们有的是自卫军、救国军余部，有的是农民自发抗日武装，其中以东南山的工农义务队抗日最坚决。工农义务队原是李荆璞、于洪仁领导的一支农民抗日武装——平南洋总队。一九三三年初，改名为东北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简称工农义务队。五月，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派进去张建东等四名党员，并批准李荆璞等入党，队内建立了党支部(于洪仁为书记) ，确立了党对工农义务队的领导。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周保中率领“辽吉边区军”一、三连来到宁安东南山唐头沟平日坡与工农义务队会合。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以“辽吉边区军”和工农义务队为中心，联合救国军余部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裴振东团以及八道河子自卫队等成立宁安反日同盟军 (后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和同盟军党委书记。同盟军设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总政治部，周保中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这一地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的正式诞生，它立刻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注意。一九三四年春，日寇调动长春警卫旅和宁安等地的警察大队同日军相配合，两次进攻平日坡。在周保中领导下，“边区军”和工农义务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打死打伤敌军三十多人，冲破了敌人的“讨伐”。同时，工农义务队和“边区军”还收缴了宁安境内汉奸队伍和卧龙屯警察署的枪枝六十余支，除了充实和改善两队的装备外，周保中还用其中一部分武装了新成立的宁安游击队。

与吉东建立反日同盟军的同时，我党在东满地区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一九三四年夏，满洲省委指示吉东党组织，要周保中“联合吉东各部队配合东满冲破敌人第二期‘讨伐’。”根据这一指示和同盟军党委的决定，周保中率领同盟军主力，在“向人民革命军学习”的口号下开赴东满。他们会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联合进攻汪清的崔通大甸子，战斗了两天一夜，后因敌人大量援兵赶到，我军主动撤出。在退却时，周保中负了重伤，但他仍然沉着地指挥战斗。他看到部队撤退时很慌乱，就大声喊： “大家别把人民革命军丢下! ”命令同盟军部队掩护人民革命军首先撤出。战斗结束后，周保中率部回到宁安。为了便于集中指挥，周保中把“边区军” 和工农义务队全部充实到宁安游击队。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二月，日寇连续向以宁安为中心的吉东地区进行了秋季和冬季大“讨伐”。周保中指挥绥宁反日同盟军采用“化整为零”、“避实击虚”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周旋，进行大小战斗三十余次，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两次大“讨伐”。在一次战斗中，周保中腹部受伤，肠子流出体外。他当即用手将肠子塞回肚里，硬是坚持到战斗结束。后来用草药敷上，用绑腿缠好，继续坚持行军和指挥作战。他的实际行动，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大家同仇敌忾，奋力杀敌。宁安游击队在反“讨伐”战斗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发展，成长为完全崭新的人民抗日武装——吉东游击队。

领导抗联五军坚持吉东抗战

一九三五年初，根据吉东特委的决定，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加入第五军的除原绥宁反日同盟军所辖各部 (吉东游击队、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外，还有原救国军的王汝起团和反日山林队“爱民” (姜子荣)等部。周保中任军长和党委书记，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 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副师长姜子荣，政治部主任李光林。

同年夏，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主力由晖 (春)汪 (清) 游击区转移来到宁安，归五军军部指挥。

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吉东广大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周保中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分别派出东、西两个派遣队，开辟新的游击区。五月初，由一团二连、四团一连和军部警卫连组成的东部派遣队在胡仁率领下东进。五月中旬，进入穆棱地区，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开辟了穆 (棱) 密 (山) 勃 (利) 游击区。八月，由五军一、二、四团和二军的两个连及青年义勇军组成的西部派遣队在柴世荣、李荆璞等率领下西去额穆、敦化，开辟新区。这时有的同志提出放弃宁安游击区。周保中认为，既要开辟新游击区，也要坚持旧游击区，如果旧游击区完全放弃，就会便于敌人集中兵力进行“讨伐”，新区也难以开辟。因此，周保中继续率领五军军部留在宁安，联系东、西两个派遣队，并直接指挥五军三、五、六、七团和二军留宁部队，转战绥宁地区，出没老黑山、南湖头、北湖头、长岭子、莲花泡、朝阳沟、东大泡、西大泡和塔尔站等地，到处袭击敌人，使日寇陷于顾此失彼、惶恐不安的状态。

一九三六年二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 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号召，我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武装发表《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军，周保中领导的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五军。这一宣言的发表，表明在我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统一和加强。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抗日联军成了它的“心腹之患” 。为了巩固满洲这块侵略基地，一九三六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所谓《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对抗日联军进行更加残酷的“讨伐”。首先，日寇对抗联加紧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千方百计隔绝抗联同群众的联系。他们强迫散居农户全部集中到交通便利、易于控制和监视的地方组成大屯，即所谓“集团部落”。对“集团部落”以外的小村落和散居农户，一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其变为广大的无人区。在此基础上，日寇对抗日部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断绝抗联的粮食、食盐、棉布、医药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其次，在军事“讨伐”的作战方法上，日寇将过去的周期性的定期“讨伐”改变为不间断的长期“讨伐”。先将游击区分割包围封锁，然后依仗其优势兵力，进行“纵横扫荡”、“来回拉网”，采取所谓“篦梳式”、“踩踏式”，实行长期的连续不断的“讨伐”、“清剿”，“肃清”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向其他地区进攻。

一九三六年，日寇在绥宁地区加速建立“集团部落”，给抗联五军的活动造成极大困难。如果坚持死守一地，五军将要遭到严重损失。因此，在一九三六年春，五军一、二师主力和副军长柴世荣、军政治部代主任张中华等，陆续转移到中东铁路哈绥线以北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林口、勃利、依兰地区。

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向北发展，周保中和五军军部暂留在铁道南。他率领五军留守部队 (三、七团，警卫营和教导队) 和二军二师部队以宁安为中心，西出敦化、额穆，东达绥芬河、东宁，在图宁 (图们——宁安) 铁路两厢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六年初，周保中率部袭击三道河子，破坏敌人公路建筑，并救出被日寇强制修路的数百名群众。二月中旬，我军在烟筒沟伏击伪军一个连，缴获枪枝九十余支，子弹一万余发。三月六日，我军消灭马兰河自卫团，缴获枪枝三十余支。五月二十七日，我军袭击图宁铁路三台站，消灭日寇数十名，缴获枪枝和物资甚多。九月十二日，我军在中东铁路代马沟水平站截击日寇东行兵车，击毙日寇官兵九十余名，重伤五十多名，全歼日寇一个工兵连。我军神出鬼没般的游击活动使日寇大为震惊和恼怒，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搜寻和进攻五军军部。为了同敌人周旋，周保中和军部人员不得不长期在山沟、荒甸或丛林露营，并且差不多一、两天就换一个宿营地，经常以野菜、山果充饥，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甚至把黄烟苗当成了最好的食品。在这样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周保中不仅指挥着直接率领的五军留宁部队和二军二师部队的活动，而且还通过交通员指导五军一、二师主力部队的活动和绥宁地方党的工作，并不断派出交通员沟通同抗联一、二军的联系。每天部队宿营时，他总是忙着接待各部队来的交通员，看报告，写指示，或是开会研究战斗部署。他还常常利用战斗间隙和露营休息时间，给战士们上课，教警卫员识字，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和游击战术，鼓励同志们克服困难，坚持抗日到底。

五军一、二师主力越过中东路进入林口、勃利、依兰地区后，逐步向桦川、方正、汤原、富锦等地扩展，取得了许多胜利，开拓了新的游击区，并同抗联三、四、六、八、九军取得了联络。但是，由于部队缺乏坚强、团结的领导中心，在组织上和活动上都比较分散。为了加强对五军的集中领导，提高五军的战斗力，周保中认为自己应迅速北进，直接领导五军主力部队; 同时，周保中又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要他赴道北组建中共吉东省委，这就更增加了周保中北进的必要性。

为了部署在自己北进后绥宁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周保中在宁安以东十八里的泉眼头主持召开了二、五军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五军政治部代主任张中华，二军二师政委王润成、参谋长陈翰章，二军二师四团团长侯国忠等。会议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周保中率领五军军部和教导队北进，同五军一、二师主力会合; 五军三、七团、教导营和二军二师留守道南，坚持宁安、额穆老区游击战争; 在二军二师师长史忠恒治伤疗养期间，由陈翰章代理师长; 将吉东地区宁安县委和东满地区东部各县委合组为中共道南特委，由张中华任特委书记，王润成、陈翰章和地方党组织两名负责人为常委。

泉眼头会议后，周保中率领五军军部及直属队越过中东铁路北进。为了绕过敌人的封锁，他们选择荒僻小径，穿越荒山密林，而且常常晓宿夜行。周保中还利用行军间隙，对沿途各反日山林队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诚挚地希望他们同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共同抗日。经过二十余天艰苦行军，他们于十月中旬到达林口附近我军游击区。十二月中旬，周保中到达依兰县牡丹江西岸的四道河子，同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等汇合。

在依兰、汤原、勃利、方正地区活动的抗联部队，除了五军以外，还有三军、六军、八军和九军的部队。周保中来后，一面集中五军部队，进行训练和整顿; 一面加强同三、六、八、九军的联系，以便协同作战，更有力地打击日寇。

为了加强抗联各军的团结，统一吉东、北满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某些具体政策上的认识，一九三七年一月，周保中顶着狂风大雪，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过松花江到小兴安岭，同抗联三军和北满临时省委负责人会见。六月，周保中再次过江出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同抗联三军和北满临时省委负责人就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东北党组织的路线和政策，抗联各军的团结和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交换意见，通过了《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关于拥护党的一致的通告》。周保中为维护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精神，得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钦佩和赞扬。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的信中写道：“保中同志北来后，在联军关系的周旋上，在联军会议场上，在党内斗争中表现着布尔什维克的诚恳和真挚，是正确的。”同年八月十五日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和抗联五军的信中，也赞扬保中同志“解决一切复杂问题是把握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 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依兰县洼洪举行了北满抗日联军各军联席会议，周保中和八军军长谢文东、参谋长于时光、九军军长李华堂、三军一师政委李熙山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协商，确定了抗联各军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对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正确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抗联三、五、八、九军的团结。针对日寇在依兰、勃利、方正、富锦等地疯狂构筑“集团部落”的罪恶活动，会议认为要积极动员群众，竭力破坏和阻挠“集团部落”的建立。为配合这一斗争，会议决定对依兰县城进行一次突袭。

依兰城位于松花江、牡丹江交汇处。由于日寇四出 “扫荡”，城中守备兵力薄弱，只有日军一百五十人、伪军六百人。因此，周保中等认为，集中依兰附近的抗联部队，对依兰城实行突然袭击，歼灭日军，瓦解伪军，占领该城一日以上，夺取军械弹药，破坏仓库、银行及敌伪政权机关是可能的。三月十九日午夜十二时，周保中指挥抗联三、五、八、九各军联合部队共七百余人攻击依兰，从西、北两面攻入城内。但是，由于我军在移动和集中过程中，敌方作了充分准备，抵抗很顽强。激战至二十日清晨六时，我军主动撤出。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但它显示了抗联各军的团结一致和攻击力量，给日寇很大震动，迫使日寇调集重兵防守依兰因而阻滞了依兰附近“集团部落”计划的进行。受此战役影响，号称“满洲帝国御林军”的伪军第二十九团六百余人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依兰暴动，哗变反正，投到抗联这方面来。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周保中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在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了吉东党员干部会议。会议改组道北特委为吉东省委，选举原道北特委书记宋一夫为省委书记，周保中、刘曙华、于化南、王光宇为省委执行委员。

在此前后，周保中逐步完成了对五军的整顿工作。首先改组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加强了部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接着重新任命了各级干部：关书范任第一师代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原师长李荆璞一九三六年冬由吉东特委派往苏联远东地区执行联络任务) ，王毓峰任副师长; 王光宇任第二师师长 (原师长傅显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战斗中牺牲) ，王汝起任副师长，王效明任参谋长，宋一夫兼政治部主任。通过整顿，全军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整顿以后，按照五军党委的决定，一师向依兰、勃利、穆棱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同道南二军二师部队相呼应; 二师向依兰、桦川、富锦、宝清一带伸张活动; 周保中率领军部直属队继续以四道河子为中心，在牡丹江下游两岸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同三、八、九军保持密切联系。

为了推动抗日高潮，恢复被日伪割断的吉东、北满与南满的联系，周保中决定将跟随五军活动的二军五团改编为第二军独立旅，向南满远征。周保中亲自对战士们作动员，讲明远征的意义。部队由方振声、伊俊山带领，于四月初从依兰、方正间的大小罗勒密和三道通出发，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于第二年五月初，带着五军和二军指战员们的战斗情谊，在辑安的老岭地区同第一军会合，将周保中的信交给了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建立第二路军转战三江地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给了东北人民和东北抗联极大的鼓舞。七月十二日，伪宁安森林警察大队一百五十人在大队长李文彬率领下于三道河子起义。他们处决了日本指导官和教官，焚烧了防所，并将日寇派来监视的伪军五十人缴械，然后开赴四道河子，参加抗联五军。周保中将该部改编为第五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 (原五军二师参谋长) 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隐蔽起义部队的踪迹，免遭日寇报复性袭击，同时为了加强起义部队的革命化建设，五军党委决定：警卫旅由周保中亲自率领一个时期，往依东地区转移，相机开展有利活动。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周保中率领警卫旅在依东、桦川一带同日军激战四次，击毙日寇大佐以下官兵五十余名。九月初，周保中离开依东西返牡丹江流域。警卫旅由二师师长王光宇领导，与二师部队协同开展依东、宝清地区的游击活动。

九月二十九日，周保中在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了吉东省委执委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认为目前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但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满洲，而且是为了钳制日寇主力入关，支援全国抗战。因此，必须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不断打击和扰乱敌人。为了加强吉东地区抗日部队的集中指挥和互相配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会议根据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原有提议，决定以抗联四、五军和二军二师为中心，联合东北义勇军姚振山部，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以后又有抗联七军和八军加入) ，由周保中任总指挥。会议还研究了抗联四军的状况和加强四军的领导力量问题，并决定派周保中赴宝清地区指导四军的整顿工作。

为了贯彻吉东省委执委工作会议精神，十月中旬，周保中带领精干卫队东进。他们渡过牡丹江，穿越图佳路，机智地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绕过日寇的巡逻队，于十一月十九日到达宝清县梨树沟五军东部队 (二师和警卫旅) 前方指挥所。周保中在这里召开了五军东部队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分析了形势，传达了省委执委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当前作战部署和明春游击战争方针。根据吉东省委决定，周保中宣布警卫旅改编为第三师，李文彬任师长，季青任政治部主任; 张镇华调任二师师长，王效明任二师政治部主任。十一月底，周保中赴四军军部。

抗联第四军是在一九三四年秋以原救国军游击军和密山游击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长李延禄。一九三六年三月，党派李延禄进关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李延平代理军长。四军在牡丹江以东、图佳铁路两侧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由于军部领导力量不强，部队活动分散，发展不快。一九三七年十月，李延平亲自到四道河子，要求吉东省委加强对抗联四军的领导。周保中到四军军部后，按照吉东省委制定的方案对四军进行了整顿。为了加强四军的领导力量，任命原五军二师师长王光宇为四军副军长。为了加强四军游击活动的系统性和计划性，调整了四军的组织，规定了各部游击活动的大致区域：第一师与第四师合编为第一师，以勃利、依兰、宝清边界为主要活动区域，与五军一师取得联络; 第二师与第三师合编为第二师，以富锦、宝清为主要活动区域，与五军二、三师密切联系。

周保中原来准备再驻四军军部一个时期，直接指导四军的活动，但正在这时，中共下江 (乌苏里江下游)特委和抗联七军的代表来到宝清，要求吉东省委派负责人去饶河帮助整顿下江特委和七军的领导机构。周保中详细了解了下江特委和抗联七军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亲自去饶河。

饶河是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较早的地区。一九三二年秋，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一九三五年，饶河游击队扩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次年又扩编为抗联第七军，陈荣久任军长，由下江特委领导。下江特委是在饶河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党内无原则纠纷和宗派斗争，造成了党内和军内的不团结。一九三七年三月，陈荣久在战斗中牺牲，七军的领导力量受到削弱。这时特委领导人去省委汇报工作，由郑鲁岩代理书记。郑鲁岩不仅没有促进团结，反而准备另建抗联第十一军，“和七军竞赛”，使下江地区的抗日队伍面临分裂的危险。

周保中到饶河后，以吉东省委代表的身份指导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 。特委委员，虎林、饶河两县县委委员，七军党委委员，各师长 (党员)和连以上党支部代表共三十五人出席了会议。周保中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和总结。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总结了过去的工作，揭发、批评了特委的错误，改组了下江特委和七军党委，确定了一九三八年游击活动的方针和计划。会议决定下江特委和七军党委受吉东省委领导，选举产生了下江特委临时工作委员会，张文清任临时工委主席; 选举崔石泉、李学福等七人为七军党委委员，崔石泉为书记; 选举李学福为七军军长 (在李养病期间由崔石泉代理) 。会议对各师、团的领导人也作了调整。此外，关于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反日山林队的政策和军民关系等问题，会议也进行了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下江党组织和抗联七军得到了统一和巩固，对坚持下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周保中在领导抗联四、五、七、八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的斗争中，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同全国的抗日战争相配合; 全东北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而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但是，从一九三五年起，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党中央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央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中断了。从此，东北党组织便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不久，中共代表团决定撤销原满洲省委，分别建立南满、东满、吉东和松江四个省委，随后即派代表到吉东特委，指导全东北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初，吉东特委机关被破坏，特委领导人被迫到苏联海参崴。中共代表团只得通过联络员同各地党组织发生联系。但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东北党组织同中共代表团的联系也完全断绝。周保中曾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四月三十日两次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组织领导上的严重缺点，并要求中共代表团建立东北党组织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为了解决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各项迫切的重大问题，为了通过中共代表团建立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周保中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渡过乌苏里江到苏联远东的比金，并写信给在海参崴的中共代表团联系人“石达干诺夫” (化名) 。“石达干诺夫” 回信说：由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一九三七年秋起即已停止领导东北党组织; 东北党组织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周保中要求得到同党中央联系的具体办法，“石达干诺夫”没有明确回答。周保中只得写了一个报告，请“石达干诺夫”转送党中央。同时，周保中同苏联红军比金边防军建立了必要的联系，要求他们转递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文件及在可能条件下支援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二月二十四日，周保中渡江西返。这时日寇集中大批骑兵埋伏在乌苏里江西岸，企图活捉周保中。周保中一行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在没腰深的大雪中，行动十分困难。同行同志劝他暂时折回苏联。周保中深知东北抗日斗争已处在严重困难时刻，自己必须迅速回来担负起艰巨的工作，他说： “即使战死，也要头朝西! ”他们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在深可没顶、茫无人迹的大雪原中艰难地行进，以马肉充饥，以雪水解渴，终于在半个月后回到宝清县梨树沟，正式建立第二路军总指挥部。

坚毅顽强突出重围

一九三八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在隔断南、北满抗日游击区域，并迫使吉东、北满的抗联主力汇聚于三江地区之后，于一九三八年调集二万五千日军和一万多伪军，在已经完成归屯并户的基础上，向三江地区实行全面大“讨伐”，妄图将吉东、北满抗联主力“围歼”于三江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计划，打通与南满第一路军的联系，第二路军总部决定四、五军主力从三江地区突围，向西南远征。一九三八年春，周保中同四、五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制定了远征计划：由柴世荣、李延平、王光宇等率领五军一、二师和四军主力，先南进，后西征，即首先进入宁安、东宁地区，汇合陈翰章领导的二军五师部队，破坏“集团部落”，攻袭小城镇，恢复和发展旧游击区; 然后分兵西进，向五常、舒兰地区发展，并与南满第一路军取得联络。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掩护远征军突围，决定第二路军总部和周保中继续留在宝清。

一九三八年七月，远征军从牡丹江下游地区出发，越过老爷岭，进入苇河、延寿、珠河等地。八月，继续西进至五常、舒兰地区，与汪雅臣领导的抗联第十军汇合。这时，日寇调动哈尔滨、长春、吉林和牡丹江等地的大批日、伪军向五常、舒兰地区集中，妄图“围歼”我远征部队。在此严重形势下，继续南进，打通与南满第一路军的联系已无法实现。十月，柴世荣、关书范和远征军的大部不得不向中东路以北转移，后来回到牡丹江东岸刁翎地区; 小部由李延平、王光宇、陶净非等带领，继续留在五常、舒兰山区，开展游击活动。

远征军虽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遭到重大损失，吉东省委书记、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也因经不起考验而叛逃。但是远征计划的实施，粉碎了日寇在三江地区对我军“聚而歼之”的阴谋，使我军能继续坚持吉东、北满地区的游击战争。

远征军出发后，周保中指挥四军留守部队、五军三师和七军，在敌人重兵“讨伐”之下，艰苦转战于宝清、富锦、虎饶等地。五、七军联合部队曾袭击宝清中兴堡警察署，并不断破坏敌人密宝 (密山——宝清) 铁路的修筑，还将宝清东南三、四区的“集团部落”全部破坏。

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周保中率领二路军总部离开宝清向依兰、方正地区牡丹江下游转移。

在转移前，周保中根据吉东省委的决定，对下江地区的斗争作了全面安排：成立二路军总部下江参谋处，统辖四、五、七军下江部队，由二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王效明负责军事指挥;建立吉东省委下江三人团，由季青、王效明、鲍林组成，季青为书记，统一领导下江地方和军队的党组织。关于下江游击活动方针，周保中指示：力求在完达山脉站稳脚跟，进入虎 (林)饶 (河)抚(远) 同 (江)广大山区，蓄养实力，打击敌人。

十月初，周保中率领二路军总部到达刁翎，后又转移到牡丹江西岸莲花泡附近。

二路军总部西移后，日寇“讨伐”的重点也随之西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寇集中重兵，以“围歼”二路军总部和五军主力为主要目标，对依兰、方正、林口和勃利等地的牡丹江两岸进行长期的大“讨伐”。敌人采用依靠据点，稳步推进，大包围套小包围的办法将我军严密封锁包围。

十一月中旬，周保中率领的二路军总部和直属队共八十余人，被敌人严密包围在莲花泡夹皮沟直径只有二十里小的圈子内。敌人大圈、小圈层层包围，每天派飞机到处搜寻。最后，我军八十多人全部转入事先筑好的密营。这密营是挖向地下的，因此在里面锯柴烧炕、开会谈话，外面都听不见。有一次，日军在二百步远的地方经过，在下坡三里远的地方宿营，但却一直没有发现我军。四十天后，周保中估计敌人粮食已尽，将自动撤退，派人到山上瞭望。第三天，敌人果然撤退了。于是他带领全体队员截击敌人后部，击毙日寇三十多人。事后，战士们问他为什么预先知道敌人将撤退。他解释说：敌人九百人中有三百民夫背粮，此后并未运来给养，近来飞机渐渐不来搜寻了，这都表明快要撤兵了。

十二月下旬，周保中率领总部转移到牡丹江东岸，并同五、九军军部取得联络，积极筹划突围战斗。

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和空前严重的困难，极少数干部和战士发生了动摇。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一面在部队中散布悲观失望情绪，一面于十二月下旬借口“深入侦察”，背着五军党委和军长柴世荣，秘密前往敌人据点三道通和佳木斯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同日寇达成了五军投降的协定。

周保中获悉关书范的投降活动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在刁翎召开了吉东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开除关书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判处其死刑，命令抗日军民随处捕捉，就地枪决。

一月十六日，关书范穿着日本军官服，随带日本特务两人，乘坐汽车自佳木斯来到刁翎区，企图“收编”五军部队。周保中根据吉东省委的决定，下令将关书范逮捕并立即枪决。第二天，周保中向刁翎区五军部队全体指战员宣布了关书范通敌叛国的罪行和吉东省委对他的处置。全军指战员对关书范的叛卖罪行义愤填膺，一致表示要高举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战斗到底，决不丧失革命气节，玷污伟大革命战士的光荣称号。

由于周保中的坚定立场和果断行动，终于克服了五军的危机，粉碎了敌人政治诱降的阴谋。

处死叛徒关书范后，联军各部决定分途突围。周保中率二路军总部和九军向老爷岭西侧的方正、延寿方向前进。二月上旬，他们在原始森林中连续行军七天，越过老爷岭到达方正县陈家亮子附近。二月八日，袭击日寇山元木场，击毙日寇多人，夺得部分给养。这时敌人在岭西山林区以重兵设置了多道封锁线，我军如继续西进，将有极大危险。因此，周保中只得率队撤回老爷岭东。二月十五日，到达葫芦崴子半拉窝集。这时，周保中又得悉柴世荣、黄玉清 (四军政治部主任) 率领的四、五军主力部队虽然突破敌人乌斯浑河封锁线，但未越过图佳铁路封锁线，现已回到牡丹江西岸喀上喀一带。我军第一次东、西两路突围均未成功。二路军总部决定各部暂在现地作短期休整。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周保中在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了吉东省委扩大会议，有省委委员和重要军事干部二十三人参加。会议制定了新的突围计划。周保中在会议最后再次强调要保全革命气节。他说： “现在我们确实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但是，同中外革命斗争史上曾经遇到过的困难相比，我们还不算遇到了特大的困难。抗日联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但是并没有根本失败。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必须整顿和巩固现有的力量，前仆后继，坚毅顽强，以必胜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坚持战斗，担负起中国共产党目前在东北的抗战任务：扰乱和破坏日寇后方，牵制日寇主力，支援全国抗战。”他接着说：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明天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但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要靠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目前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暂时猖狂而屈服。我们应该在考卷上堂堂正正地写上‘中国人’三个字，而不要写上‘亡国奴’三个字。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不仅是在考中国人，看谁有中国人的人格;而且是在考中国共产党党员，看谁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的同志总想脱离目前艰苦、危险的斗争环境而追求 ‘个人的革命选择’。我肩负着重要的领导责任，也千方百计要在这样严重的困难环境中保存干部，保存实力，以利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由主观决定。我们现在处在几十倍敌人的包围中，形势十分危急。这次突围能否成功，没有完全把握。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上刺刀和敌人短兵相接，作最后的冲锋肉搏。临到我们革命者牺牲的关头，就应该慷慨就义。我们要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周保中高瞻远瞩的气魄，沉着镇静的态度，坚毅顽强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强烈地感染着大家，与会者个个斗志昂扬，坚贞不屈，决心打好新的突围战斗。

四月十日，周保中、柴世荣指挥五军主力和二路军总部警卫队，在葫芦崴子利用起伏的山地和错杂的地形伏击尾随追击的日军，给敌人重大杀伤，然后按照省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分路突围。柴世荣、王克仁 (五军政治部主任，突围中牺牲)率领五军主力向东南前进。他们机智地穿过日军空隙，经三昼夜隐蔽行军，在林口以南的向阳车站附近越过图佳路，然后折向南进，越过中东路，冲出敌人的长期重围，不久即与宁安镜泊湖一带陈翰章领导的二军五师部队取得联系，后来又与被隔断在舒兰、蛟河地区的四、五军远征军余部和南满第一路军取得联络。在五军主力南进突围的同时，周保中、黄玉清率领二路军总部和四军主力向东隐蔽前进。他们把队伍编成单行，后面的人踏着前面的人的脚印走，最后的人拖着树枝扫盖脚印。带的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菜; 找不到野菜，就勒紧裤腰带继续行军。有一次，周保中饿得昏倒在地，经同志们抢救苏醒过来后，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前进。他们绕过一队队“扫荡”的敌军，通过一层层封锁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五月到达宝清西南的梨树沟二路军总部留守处，胜利完成突围任务。

到下江地区后，周保中立即同分散在虎林、饶河、抚远、同江等地的四、五、七军各部恢复联系，了解情况，给予必要指导。他和张镇华 (五军三师副师长) 率领小分队转战依东、富锦和宝清等地，破坏日寇的公路建筑和交通运输，袭击小股敌人，夺取武器和给养。为了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和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周保中还在戎马倥偬之中写了《告民众书》、《告日本军将兵书》和《告满洲军警官吏职员书》等宣传品以及《政治学常识》、《社会学常识》和《军事学常识》等临时教科书。

十月六日晚在京石泉，周保中和抗联女战士、二路军总部秘书王一知在总部第二党小组会议上宣布结为亲密的革命伴侣。

十月八日，周保中带少数警卫人员东进。十五日，到达虎林土顶子五、七军后方基地。这时，日寇对抗联下江部队开始了冬季大“讨伐”。周保中与王效明等研究、制定了反对敌人冬季大“讨伐”的周密计划和按照“紧密编制”、“精兵主义”的原则整顿七军的方案。

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抗联旗帜

由于得到苏联远东军区负责人的邀请，同时，为了与北满党组织和第三路军领导人讨论加强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为了争取苏联远东边防军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物质援助，并通过苏联远东军的帮助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周保中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渡过乌苏里江到达伯力 (哈巴罗夫斯克) 。

在伯力期间，周保中同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以及原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连续举行了十多天的“三人讨论会” ，最后一致通过了由周保中起草、经三人共同修改的《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提纲》。《新提纲》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总结了八年来浴血奋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东北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根本任务、斗争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新提纲》的制定，大大有助于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团结统一的加强。

这时，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还同苏联远东边防军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正式确定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同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以互相支援。

周保中等还要求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帮助中国东北党组织建立同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一九四○年三月，他们再次联名致信党中央 (信件请苏联边防军转递) ，信中说：“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实彻底的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现实环境和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组织四年来同中央断绝了联系的苦痛。因此，我们现在向党中央唯一的请求，就是要得到联系的建立和新的指示。”①然而，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 日寇投降，东北党组织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一九四○年三月底，周保中回到饶河七军临时指挥所。四月三日至九日，七军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由于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无法召开吉东省党代会，因此这次代表大会行使省党代会的部分职权) 。周保中在大会上代表吉东省委作工作报告。会议拥护并接受《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提纲》，选举产生了吉东省执行委员会，周保中当选为省委书记。

七军党代会后，周保中率领第二路军总部和直属队西移，在宝清、富锦、勃利、依兰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不断袭击和破坏敌人占据的交通运输和林木矿产。自春末到秋初，共与敌人战斗八次，消灭日寇六十多名，炸毁敌人机车两辆、客货车二十余辆，桥梁两座，攻陷“集团部落”一处，缴获各种枪枝四十余支，马牛六十匹 (头) 和许多粮食、军需品。

一九四○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由于日寇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联部队整年累月在荒山密林露营，粮食服装极端困难。他们常常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断粮，靠山果、野菜、树皮、草根以至破靰鞡鞋底充饥。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寒冬里，有的指战员还穿着单衣，耳朵冻出水，脸颊冻破，鲜血直流。篝火成了野营生活中绝不可少的东西。在残酷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中，部队大量减员，干部不断牺牲。自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上半年，第二路军的许多重要干部，如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第二路军政务处主任黄玉清，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王克仁，第七军军长李学福，第四军第二师师长王毓峰，第五军第三师师长李文彬，第二支队长王汝起等相继英勇牺牲。此外，民族败类谢文东、李华堂在一九三九年先后投降了日寇，充当了汉奸走狗。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周保中志坚如钢，继续领导第二路军余部在东起乌苏里江、西至牡丹江的广大区域同日寇作殊死的搏斗。他总是鼓励大家说： “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还说： “虽然我们不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但中央会知道东北人民子弟兵正在英勇顽强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假如我们在胜利以前倒下去了，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先烈们的。”

九月底，苏联远东边防军代表来电邀请东北抗联各路军负责人到伯力参加抗联领导干部会议。周保中带领二路军总部和警卫队于十月三十一日渡过乌苏里江，十一月十八日来到伯力。同时应邀来参加会议的还有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政委冯仲云，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原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第二路军参谋长崔石泉、第二支队长王效明、第五军军长柴世荣、政委季青以及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代表三人。

会议期间，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这一意见还得到极少数抗联领导人的附和。

周保中和大多数抗联领导人坚决反对了这种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周保中指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然遭到严重挫折，走向低潮，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没有解决，东北抗日斗争的基本条件和群众基础并未丧失，抗日斗争必将得到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必将同全国抗日战争一道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无论环境多么困难，绝不能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必须坚持抗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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