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朱理治人物传,朱理治生平事迹,朱理治评价

Posted 2022-05-08 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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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治

朱理治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受过长期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也是精通财经工作的党内专家。他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及宣传、组织、军事政治、外事、金融、物资、交通、经济计划等多方面的工作。历任党、团、军队和政府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直到1978年4月9日因病去世。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 (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理治) ，还用过王志、大朱、远祖、玉苔、王刚、黄岗、李迅、朱煌岗等化名，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7月25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余西镇。其曾祖、祖父、父亲三代行医。父亲朱作舟，是当地著名的中医。全家主要靠行医维持生活。朱理治自小天资聪颖，故得私塾老师竭力推荐，由有钱的族叔供他上学。在通州师范第一附小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使好学多思的朱理治受到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洗礼。

1922年，朱理治考入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他发奋求知，天不亮就起床温习功课，夜自习后，仍伏案灯下，勤奋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时期8个学期的考试，分数都是全班第一。为此，他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校方的奖励。1925年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南通引起了很大震动。朱理治和班上的进步同学一起走向街头，走向农村，高呼反帝口号，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向人民群众宣传爱国道理。为了表明他的一片爱国热忱，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慕飞，决心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激励自己在爱国斗争中奋勇向前。

1926年，朱理治读完高二即以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当时，清华大学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在李大钊、陈毅的指导关怀下，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清华支部，党员30多人。在这个环境里，朱理治思想上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为了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费边主义，国家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曾国藩的文集、家书……几乎翻遍了古今中外各派学说，但是越看越茫无头绪。这时，与他同住一室的同班同学、共产党员余冠英，向他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蔡和森写的《社会进化史》，以及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ABC》等书。他如饥似渴，一看就入了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使朱理治确信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是真理，并表示只要是真理，他就愿意为之奋斗到底，贡献自己的一生。1927年4月，经余冠英介绍，朱理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挫折，都没有丝毫改变过这一信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北方，奉系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屠杀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刚刚入党的朱理治，坚定勇敢地迎接了这场斗争，不久被选为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八七”会议后，蔡和森来北京，在燕京大学宿舍楼的楼顶上，召集北京的党员积极分子，传达了 “八七”会议精神。朱理治参加了这次会议，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其任务的艰巨性。1927年10月，朱理治调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领导清华、燕大、农大、海淀等几个支部的党员，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经常深入城郊农村和清华、燕京、农大等高等院校之间，揭露反动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组织各支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利用 “名人讲座”、“时事座谈”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领导下，西郊区党委的力量逐步壮大，党员发展到近400名，党的组织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1928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在瞿秋白 “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下，组织以四大铁路工人为主的全市性大暴动。结果中共北京市委和城区的几个区委都遭到敌人的破坏，唯有朱理治领导的西郊区委没有暴露。市委和几个区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找到朱理治，决定成立中共北京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朱理治为书记。不久，中共顺直省委派人到北京成立了新市委，朱理治被选为市委委员。

一天，朱理治代表市委去海淀参加西郊区委会议，会后在回清华大学的路上被特务截堵，威逼他带路到燕京大学平民学校——中共一个秘密联络点。朱理治急中生智，摆出掏枪决斗的架势。当特务从惊吓中清醒过来时，他已乘机跳上田埂。由于他平时注意体育锻炼，曾取得过全校长跑第一名，因而很快甩开特务，跑回清华园。没过几天，新市委和西郊区委遭到敌人的破坏，敌人放出风声要抓朱理治。当时清华园仍有“治外法权”，反动军阀当局不能随便派兵入内，但为了防备便衣特务的搜捕，他在清华园内经常变换宿留地点，有一次和余冠英还在朱自清教授家里过了一夜。后来，根据清华大学党支部的意见，在清华同学、共产党员冯冲云等的掩护下，朱理治离开北平，到上海寻找党的关系。

(二)

1928年5月朱理治到上海后，因原来要找的人和党的组织断了联系，便回到南通老家余西镇。离沪前，他在书店买到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论土地问题的书，决心学习彭湃同志，搞农民运动。他先在余西镇公立小学谋到一个教师职务，并在教员中发展了五名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然后他一面寻找中共南通县委，争取上级党的领导; 一面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主张。他还领导群众，向侵犯农民利益的族叔进行了斗争。

同年7月，由于同乡同学中的国民党右派告密，朱理治被国民党南通县党部逮捕。但他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家里又筹钱多方营救，加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来电证明“该生在校安心读书，毫不鹜外，望即释放”，告密人也不愿出庭作证，县党部便电北平国民党市党部要具体证据。两个月后，国民党北平市特别党部来电，称他为“北方共党有力分子”，因而被押往南京，交国民党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讯。审讯中，朱理治发现敌人并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便对所加罪名逐一予以辩驳。但国民党的法庭不由分说，判了他4年徒刑，先后被关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和苏州最高法院看守所。在狱中，朱理治联络同狱的共产党员坚定分子袁锡林、韩铁心、江阴臣、王滋九等，组成了中共临时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他以狱中支部为核心，团结大多数难友，组织“同难会”，担任会长; 还与同难中的律师和一些有文化的人成立法律研究会，帮助贫苦难友写状子，开展合法斗争; 同时组织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改善生活待遇。后来，一些受“左”倾盲动错误影响较深的党员被捕入狱，要在狱中搞暴动。朱理治坚决反对，为此被排挤出支部领导班子。结果暴动失败，朱理治等一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均被加刑。以后由于敌人始终拿不出给朱理治“定罪”的确实证据，只好于1930年4月将他释放。

1930年7月，朱理治到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先后以闸北区安徽中学英文教员和沪西区正风中学教员的公开身分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在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协助下，发起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代表中共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出任会长兼中共党团书记。在朱理治的领导下，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上海各大学中发展了400多名会员，在社会科学界广泛宣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还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中建立了一个共青团支部，发展了陈国栋、阿陆等37名团员，并向中央苏区输送了两名报务员，积极支援了前方的通讯联络工作。

1931年7月，朱理治调共青团中央工作，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共党团书记由曹荻秋接任。当时，团中央书记是何凯丰，朱理治除任宣传部秘书兼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外，还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中共党团会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青年和各界人士奋起抗议日本侵略罪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将士，朱理治代表共青团中央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32年2月和4、5月间，朱理治作为中央巡视员，两次去厦门和福州，巡视党和团的工作，并协助选送一批干部去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7月，朱理治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底，因团省委书记和秘书长先后被捕，他又担任了团省委书记。不久，团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代理宣传部长袁炳辉等被捕叛变。由于事先得到情报，共青团江苏省委未遭破坏。直到1934年2月，朱理治离开团江苏省委之前，江苏省共青团的组织不仅未受到大的破坏，而且有了发展。

1934年3月，中共中央调朱理治到中共河北省委工作。这时朱理治27岁，离开清华大学到南方已经做了六年革命工作。经过地下斗争和铁窗生活的锻炼，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同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到天津后，他见到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孟用潜，被委任为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孟用潜调到冀南工作，朱理治又代理省委书记。

根据中共中央局的决定，朱理治很快从组织上恢复了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他刚到北方时，天津市只有几名共产党员，中共河北省委和各地的中共组织，也处于分割状态。后来，天津市恢复到9个党员，和冀南、冀中、保定、津南、京东等地区的党组织，也逐渐接上了关系。1934年10月，上海中共中央局派高文华到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朱理治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直到朱理治离开中共河北省委前，河北省的党员已恢复和发展到4000多人。这与朱理治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

1935年3月，孔原通知朱理治，要他到陕北工作。朱理治5月初动身，7月初到达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不久，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来信，要他以北方局代表的名义工作。以后上海中共中央局派聂鸿钧到陕北，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朱理治又以代表团书记的名义活动。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陕甘晋省委。9月21日，省委在永坪镇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省委领导班子由朱理治、郭洪涛、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刘志丹、高岗、马明方等9人组成，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省委副书记，聂鸿钧任军委主席。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后，接着在永坪镇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了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这两次会议，对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陕北革命形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个战役，是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中共陕甘晋省委和十五军团召开了联席会议，在朱理治的主持下讨论了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与会同志对先打高桂滋、井岳秀的部队，还是先打东北军，发生了争论。朱理治采纳了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郭述申等的正确意见，并提出了围甘泉，打援兵的建议。结果，在劳山打了一场漂亮的埋伏战，消灭敌一一○师大约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取得了第三次“围剿”的初步胜利。部队从这次战役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电报，说“有一小股朱毛匪军，已到会宁 (静宁?) 有窜陕北模样。”朱理治同郭洪涛、程子华等商量，决定出兵南下，攻打榆林桥，调敌北移，牵制敌人，以保卫苏区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打下榆林桥后，仍没有中央红军的消息，朱理治又给前方写了一封信，要前方“派出一支武装交通队去找中央”。终于在吴起镇找到中央红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吴起镇东移后，中共陕甘晋省委即派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前往迎接，在甘泉县下寺湾向中共中央常委汇报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随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消灭了东北军董英斌的一个师。至此，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朱理治自1935年7月到达陕北至同年11月与中央红军会合的4个月中，在扩大红军，推动陕北的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建党建政等方面，都作了很多工作，为发展陕北的革命形势，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朱理治组织地方党政力量，努力扩大红军，增强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当时，有些人借口陕甘边特殊，地广人稀，反对发动群众搞“土改”。陕甘边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公然在群众大会上骂群众是土匪，助长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猖狂进攻，使陕甘边的土地改革运动一度停止。朱理治对此提出了批评，指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绝对不能动摇; 并专门派人到陕甘边，取消了对坚持土地改革的同志的错误处理，同时逮捕了李西萍，打击了反动地主、富农的猖狂气焰。

1935年9、10月间，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同志和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了200多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次错误肃反，从根本上说，“是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①。“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②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 ‘左’ 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③。但他“在后方始终没有杀过人”④，而且当他察觉肃反搞错了时，立即表示： “宁愿放了刘、高挨骂，也不能昧着良心作事。”⑤遂派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到前方，“制止捕人、杀人”，并要郭洪涛转告前方负责同志： “后方没有掌握刘志丹、高岗反革命的证据，如果前方也无证据，准备将他们释放。”⑥后因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由中央直接处理了这一事件。

朱理治对他在陕北期间的这一错误，一直表示非常沉痛。1935年11月他赶到下寺湾，就向周恩来、罗迈、博古、洛甫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 “这次肃反有错误，刘、高不是反革命。” 以后，他又作过多次深刻、诚恳的检查。但是，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上高岗的报告和根据他的报告发出的中央决定中，却说陕北错误肃反逮捕刘、高是出于朱理治“个人的阴谋陷害”，并说朱理治“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对此，中央曾做过多次认真严肃的审查，并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的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纠正了上述1942年“两个不合事实的说法”。1983年4月，中共中央指定中央组织部对朱理治这两个历史问题再一次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进一步纠正了过去结论中对他所作的不实之词，明确指出了陕北错误肃反“不是出于”朱理治“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朱理治也“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①。结论肯定他对陕北错误肃反“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并指出： “他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党” ; 强调“今后对西北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应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来统一认识”②。至此，他的这段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四)

1935年11月，朱理治参加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即中革军委) 在直罗镇召开的会议。会议听取并通过了毛泽东作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占甘泉、延安。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朱理治和李富春、蔡畅、肖劲光等组成中共陕甘边省委，由朱理治任省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首先派干部建立和健全了各县党的组织，接着进行土地改革。朱理治亲自带领工作队到王家坪蹲点，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广大农民分到土地以后，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中共陕甘边省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红二十九军。并由肖劲光、朱理治分别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和红军负责人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随后，主力红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东渡黄河，奔赴抗日第一线。红二十九军也随红军主力东征。东征前，毛泽东亲自把朱理治找去汇报工作。听了他的汇报后，毛泽东表示满意和放心。这时，陕甘边只留下两个连的红军，省委所辖地区，只有6万人口，而包围陕北苏区的东北军却有6万之众。朱理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集中力量作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陕甘边省委面临的是东北军的一○七师，师参谋长姓朱。朱理治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绝不能同室操戈，再让外族来灭亡中国。后来，省委又做一○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组织工作队替东北军购买给养，举行联欢。一○七师在与省委白区工作部刘培植等人的多次接触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改变了敌对态度，成为东北军中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他们不仅不向红军主动进攻，而且对于出入苏区和白区的中共和红军人员给以方便。毛泽东在东征期间看到朱理治在党刊上介绍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经验的文章，还特意写信给他，表示鼓励。

1936年5月，中央主力红军胜利返回陕北。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朱理治对东北军及陕甘工作的汇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要在东北军造成抗日反蒋的空气。会议决定，今后不再对东北军进行军事打击，并且可以给以一定的让步，争取在东北军内开展公开的工作①。为了加强共产党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初建时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柯庆施负责，书记刘澜波，组织部部长苗渤然，宣传部部长宋黎; 后由特别设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叶剑英李克农、伍修权、朱理治、彭德怀、肖劲光、欧阳钦、边章五等为委员，朱理治任秘书长。中央“东工委”的成立，把东北军中原有的中共组织和中共党员统一领导起来，形成了东北军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核心。1936年8月末，朱理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刘向三、王林等六七人，经延安到东北军司令部的驻地西安。朱理治在西安与叶剑英、彭雪枫一起，被张学良安置在其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家里。叶剑英、彭雪枫做张学良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具体负责领导西安“东工委”的工作。在西安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朱理治首先向刘澜波、苗渤然、宋黎等“东工委”领导人员传达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组织领导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正确领会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精神，使他们通过学习，思想认识和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认识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①然后，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中抓了扩大援助绥远抗战的运动。如通过东北民众救亡会 (简称“东救会”) 发起募捐; 派代表到绥远慰问; 动员数千学生、市民两次到西安附近军队驻地宣传; 成立由20多个团体组成的西安绥战后援会等。为了对付南京政府对西安抗日力量的压迫，他领导“东工委”制定了充分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团、政训处的矛盾; 促使“东救会”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人士谈判，做他们的工作; 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地方上层争取中共抗日主张的赞同者，扩大统一战线的阵容; 尽力纠正抗日进步力量内部在宣传和行动上的一些“左”的倾向等策略，收到了显著成效。在此期间，朱理治还到主要由北平抗日进步青年学生组成的东北军学兵队，向学员们讲授社会发展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朱理治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学兵队编写教材。经过中共东北军地下组织的抗日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大批学兵队员后来分散到东北军各军、师、团取代国民党的政训人员做抗日宣传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在整个东北军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愈益高涨。

1936年10月，蒋介石拒绝了张学良的抗日请求，调集嫡系部队30个师，云集潼关一带，逼张进攻红军。朱理治及时报告中共中央，认为如不发生重大事变，要蒋介石停止内战已属不可能。与此同时，朱理治与“东工委”委员宋黎每天碰头，布置隔天的工作，积极组织发动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期运用社会力量，敦促张学良“逼蒋抗日”。宋黎原为张学良兼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学生。他当时住在张学良的公馆，与西安的学生界有密切的联系。张学良有一个教导队，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动员来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朱理治和宋黎除通过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发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还通过教导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发动教导队的人到张公馆向张学良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被他们的抗日热情感动，发誓说： “我如不抗日，你们可以枪毙我。”1936年12月9日，大队请愿学生向蒋介石的行辕临潼进发，张学良赶来劝阻，答应一个星期内答复大家的抗日要求。隔了三天，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来到西安的第三天，在孙铭九家里接见了朱理治，详细听取了朱理治的工作汇报，向朱理治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方针，要他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领导“东工委”，动员东北军的中共地下党员，广泛深入宣传这一方针，变内战为外战，宣传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伟大意义。周恩来还要他与“东工委” 同时在西安城里设立机关。朱理治在机关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周恩来的指示，与“东工委”一起全力以赴地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军官，先是反对释放蒋介石，以后得知蒋扣压了张学良，又力主与蒋决一胜负。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决定避免内战、促进和谈成功后，他们认为是东北军王以哲等高级将领作梗，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此时，朱理治正因患肺炎住在医院，不久转至三原红军总部休养。当听到部分参与“二·二”事件的少壮派军官又策划反对东北军移防时，他立即通过“东工委”对他们进行说服、劝阻，保证了东北军顺利移防和中共中央意图的实现。

1937年4月初，朱理治在西安召集刘澜波、苗渤然、宋黎等开会，总结“东工委”的工作。会议肯定了“东工委”在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团结东北军，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的道路，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教训，并根据东北军移防等新的情况，对“东工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东工委”，在当时政治形势日趋险恶紧张的条件下，为保存党的组织和发展抗日力量，继续作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4月中旬，朱理治在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 “东工委”的改组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朱理治在西安领导中共东北军地下组织的半年多时间，正值西安事变前后。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信函和报告中，及时汇报了西安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及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分析了西北抗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促蒋抗日的条件，就帮助东北军、推动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扩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反对部分同志和左派力量中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①。4月底，朱理治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白区代表会议。

(五)

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1937年5月，党的白区代表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中共河南省委，并指定朱理治任书记。恰在这时，中共鄂豫边省委组织部部长周骏鸣到延安汇报工作，报告有人为了有利国共合作，主张解散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朱理治研究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情况，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促进合作抗日，他确定从争取和消灭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大游击队武装，并和当地开明绅士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地位，作为将来的抗日武装。这个方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后，由周骏鸣带回执行，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部队很快由6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1938年初，经过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将独立团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开赴安徽敌后抗日，以后发展为新四军第二师，为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第八团队在确山竹沟设立了留守处，为以后竹沟发展成为中原地区支援与组织抗日力量的后方，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中旬，朱理治离开延安，到达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八路军总部。在朱理治离开陕北的前夕，毛泽东与他作了一次谈话，对他说： “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①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大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朱理治。后来他又学习了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更加坚定了他到河南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在豫鄂边地区工作期间的指导思想。

朱理治到云阳镇后，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开办了共产党员训练班，分别把河南的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召来汇报情况，学习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8月，他与抗大学员苏菲结为夫妻，并于9月初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河南洛阳，会见了中共豫西工委负责人吴芝圃、郭晓棠等人，传达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精神，听取了豫西情况汇报后即赴开封，与中共河南工委负责人刘子久、沈东平等会合，正式成立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组织部部长林凯，宣传部部长刘子久，妇女部部长吴平，委员吴芝圃、沈东平、刘敏、郭子化等。1938年初，彭雪枫、危拱之、陈少敏、谢邦治先后加入省委。7月初，组成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成员是朱理治、彭雪枫、陈少敏。

省委成立后，朱理治带领省委一班人，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打开了河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37年11月，朱理治在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周刊上发表了《回乡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组织民众团体和民众自卫队，参加和支援抗战。1938年1月，以中共河南省委的名义，发表《保卫河南宣言》，号召“全河南民众总武装”，誓死保卫河南、保卫家乡。同年2月以后，他又以李迅的笔名，连续发表了《普遍组织全河南的农会》、《论保卫河南的武装民众工作》等文章，指导各地发动、组织群众的抗日工作，对河南各界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省委领导下，许多进步人士和大批青年学生组织抗敌后援会、农村服务团、战时教育工作团、光明话剧团、孩子剧团等，分赴全省各地宣传抗日; 组织民先队、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组织，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徐州失守后，又动员大批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下乡，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还动员一些共产党员、学生和工人，到华北、华中敌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推动了省内外的抗日工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朱理治在主持中共河南省委工作时，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领导省委广泛开展友党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派人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及所属的党、政、军、民等组织，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卫立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河南省主席商震、刘茂恩，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地方实力派和地方绅士别廷芳、王友梅等进行了联系和广泛接触，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结交了许多抗日的友党友军。据朱理治在1940年4月《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一文中介绍，当时在河南及苏鲁边，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的有5个专员，18个县长，5个地方实力派及3个国民党县党部。朱理治派沈东平、王其梅、张漫萍等与西华县地方实力派胡晓初、西华县县长楚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举办抗日训练班，组织抗日武装，使西华的3000名武装取得合法地位，各级政权能与中共合作。他又派刘子厚、危拱之带着孩子剧团到信阳，与具有抗日思想的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建立了良好关系。在中共的建议和帮助下，这个县组织了有2000多名队员的武装自卫队，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豫南地方武装的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朱理治特别重视恢复和重建河南各级共产党的组织。十年内战时期，河南中共地方组织多次遭受破坏，老党员数量很少，许多县、区没有党组织。中共河南省委成立后，先后派刘子厚、彭雪枫、林凯等到豫南，将中共鄂豫边省委改组为中共豫南特委，并对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和中共苏鲁边、皖西北特委进行了整顿，新建立了中共豫东、豫东南、豫西南、豫北特委和开封市委。1937年11月，省委作出了关于克服关门主义、纠正自由主义的决定，及时指导了党的建设工作，在一年时间里就恢复和新建了9个地市中心县委，在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全省共产党员由100多名发展到8000多名。到1939年11月，河南 (不含豫北) 的中共党员达到16 000名。各地中共组织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使河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朱理治与省委其他领导人，又及时抓了新党员的教育工作，在豫南的竹沟，豫东的西华，豫西的渑池等地，开办了党员训练班，轮训了大批党员干部。省委还在竹沟创办了《小消息》报，宣传群众，教育党员，指导工作，提高了党员素质，加强了党的战斗力。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周恩来、叶剑英在武汉召见了朱理治和彭雪枫，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共河南省委广泛动员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中心城市的学生、工人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河南省委提出了“为发展10万武装而斗争” 的口号，并立即决定由吴芝圃、刘子久、彭雪枫等分别在豫东、豫西、豫南准备，朱理治亲自沿平汉线做了布置。6月初，朱理治与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到达确山竹沟，以竹沟为中心，以开办党校、教导队、青训班等各种形式，吸引和招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为中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3000余名干部，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被誉为“小延安”。7月，朱理治撰写了《论河南游击战争形势及当前任务》一文，发表在8月7日《新华日报》上。文章详尽论述了发展中原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中原游击战争的特殊有利条件和游击战争开展的现状，提出了怎样开展江淮河汉之间游击战争的意见。中共河南省委的决定、措施以及包括上文在内的这一时期朱理治所撰写的文章，如《论目前豫鄂边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等，对中原游击战争的准备、发动与开展，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在一个短时期内，河南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了起来。沈东平与西华县县长楚博合作，组织了数千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吴芝圃在睢县、杞县、太康三县组织了近2000人的豫东游击第三支队。同时，在豫西、豫南也掌握了部分武装。为加强豫东的武装力量，省委派肖望东于7月从竹沟率领百人的抗日先遣大队，开赴睢(县) 、杞 (县) 、太 (康) 地区，与吴芝圃领导的三支队配合作战。9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先行开展豫东游击战争”的电令，省委在竹沟组织了300余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的率领下誓师东进，与吴、肖二部在西华杜岗会师，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其后，又在司令员彭雪枫率领下，转战于豫皖苏边区，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0月，豫南沦陷，省委派危拱之、刘子厚等到信阳南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四望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至11月，朱理治去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朱理治为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2月，朱理治回到河南，向干部党员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宣布撤销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中共豫南省委 (亦称中共豫鄂边区委) 和中共豫西省委; 朱理治兼任中共豫南省委书记。他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协助刘少奇规划指导豫鄂边地区党的工作，部署新四军游击武装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为这个地区武装的汇合，实现党和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为新四军豫鄂边主力部队的创建，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3月至9月，刘少奇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此时，以他为书记的中共豫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曾先后派省委军事部部长李先念和组织部部长陈少敏，从竹沟率领近千名干部和战士，到豫鄂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豫鄂边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会议，传达中原局关于整编抗日武装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从此，豫鄂边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主力军。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后，豫鄂边地区的顽固派从制造摩擦发展到公开袭击、围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1939年3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取消了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4月又勒令解散统战机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并下令信阳县进步县长李德纯离职交印;5月，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下令扣押了在鄂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陶铸和应城县进步县长孙耀华; 9月，发生了鄂东国民党顽固派进攻中共领导的独立第五游击大队的“夏家山事件”。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人，朱理治预见到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必将更加嚣张，反共高潮即将来临。在鄂豫边地区抗战发展的紧要关头，他认为要在敌顽夹击的局面中扩大武装，创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建立统一的武装指挥，是豫鄂地区迫在眉睫的任务。于是，他一面部署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一面电报请示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提出“为应付目前顽固派进攻及建立豫鄂边根据地起见，鄂中、鄂东、豫南的武装有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①

9月，刘少奇由延安回到竹沟，根据国民党加紧反共摩擦的斗争形势，为应付突然事变，决定撤销中共豫西、豫南省委，恢复中共河南省委，由刘子久任书记; 并决定： “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器、教导队去信 (阳) 、应 (山) 、随 (县) 、桐 (柏) 交界地之四望山，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 还决定“撤销中共鄂中区委，将其所辖地区连同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并入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将平汉路两边之游击队及豫南竹沟之武装合编为挺进纵队，成立统一指挥机关。”②10月9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离竹沟东进到新四军淮北根据地。10月18日，朱理治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在竹沟的机关、部队的大部分约600余人南下四望山，进入豫鄂边敌后和李先念等会合。11月11日，国民党确山、泌阳、信阳三县常备队突然袭击竹沟，制造了竹沟惨案。由于刘少奇与朱理治有预见的工作布置，大大减轻了抗日力量的损失。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等在四望山开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研究部署了实现豫鄂边地区党和武装的统一领导，决定统一豫南. 鄂东、鄂中、鄂西北的中共组织，成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 整编这些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深入武汉外围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朱理治、李先念平时同党领导的这些部队及地方组织有一定的联系，在他们之中有较高威信，所以，上述合并和整顿工作很快得以实现。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的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为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刘少卿为参谋长，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豫鄂边创建的一支最大的抗日武装。它的成立，大大加强了中共在豫鄂边区敌后的抗战力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新四军第五师的直接前身，它高擎抗日大旗，活跃在豫鄂边区广大敌后抗日战场上，为抗击日军和遏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做出了贡献。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它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指出： “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华中和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决决心与工作部署，有不怕与顽固派摩擦的勇气和意志”①。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理治和李先念等进一步分析了鄂豫边敌后根据地的形势，认为由于日军与国民党军在华中地区处于对峙状态，敌后根据地虽处武汉外围，仍然可以大大发展; 但是也要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因顽固派投降，或因日军失败而使日军与国民党军对抗消失的变化。为此，朱理治特意写了《怎样做》一文，印成小册子发往部队。

1940年3月，朱理治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在离开豫鄂边区之前，他与纵队和区党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了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这些安排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朱理治在河南及豫鄂边区领导党和人民的抗日斗争，将近三年时间。这三年中，他面对强敌，不畏艰险，坚决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组织了千千万万的抗日大军，为准备与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人民力量，创建豫皖苏、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竭忠尽智，做出了卓越贡献。

(六)

1940年和1941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在此情况下，朱理治从竹沟回到延安，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贺龙为办事处主任，朱理治为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他首先在银行干部中组织学习经济问题，对陕甘宁及晋西北的工作，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放大量贷款给边区各部队、机关、学校，作为生产自给的资金，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减轻财政压力;(二)建立货币兑换所，通过货币交易，扩大边币市场，缩小法币市场，并控制边币发行，使边币和法币维持一定比例，保证边币的相对稳定; (三) 采用有奖储蓄，积累资金;(四)对边区的工农业生产进行调查，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进行贷款扶植。

朱理治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为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取缔法币的投机买卖，摆脱边币通货膨胀，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从1942年7月到1943年3月朱理治离开西北财经办事处和陕甘宁边区银行之前，边币和法币的比例，维持在1.8 ： 1的比例之上达8个月之久，边币威信得到了提高，流通得到了扩大，从而促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任边区银行行长期间，朱理治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边区金融工作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些价值”。他还写了不少论述金融问题的文章，如《边区新的金融政策之意义与目的》、《边币的根本问题》等，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1942年冬，朱理治到西北计划委员会工作。他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写出了边区1943年的全年经济计划，供中共中央参考。正在此时，他奉命参加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对朱理治在1935年9、10月间陕北肃反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朱理治虚心接受了这次审查和批判，并沉痛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这次批判中，对朱理治有许多不实之词，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1943年3月，朱理治调中央党校学习。

(七)

1945年4月，朱理治以正式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同年10月，奉命进入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等职。年底，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为沟通南满与北满、关内与关外的联系，中共中央东北局确定了争取以朝鲜北部为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并指派朱理治和肖劲光于1946年7月赶赴朝鲜，在朝鲜平壤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9月，肖劲光奉调回国，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的全权代表，领导办事处工作。

办事处地址在平壤大同江西岸钗贯里一○四番地，对外公开称平壤利民公司。为适应当时工作的需要，在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了分办事处。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第一，做好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 第二，借道朝鲜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它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 第三，在朝鲜寻求援助和采购作战物资; 第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往来; 第五，协同朝鲜劳动党作好华侨工作。

办事处的建立，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在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南满对敌斗争，坚决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取得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完成了伤病员的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自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从安东、通化撤退，到1947年6月安东、通化收复，先后曾有1.8万余名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 85%的战略物资(2万余吨) 转移到鸭绿江以东。这些物资后来几乎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其次，完成了物资转运和过境人员的输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到1948年的19个月内，通过朝鲜北部这条运输通道转移和交流的物资如粮食、煤炭、食盐、布匹和其它工业品达52万余吨，过境人员2万余人。国民党一八四师海城起义后的官兵，就是通过朝鲜去北满整顿的。不少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如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也都是取道香港经朝鲜转哈尔滨到北平的。至于因事途经朝鲜的中共领导人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蔡畅、李立三、伍修权、滕代远等就更多了。这条走廊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国际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1947年陈家康去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也是由大连经朝鲜的南浦到哈尔滨取道莫斯科到布拉格的。

第三，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朝鲜是日军侵华的跳板和军火库，日军投降后在那里留下不少战略物资。办事处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先后从朝鲜接运了2000多车皮的作战物资，接着又组织生产新的甘油炸药、雷管、导火线、发射药和弹头等。在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就是朱理治向金日成要的12个车皮，以后刘亚楼、朱瑞等也都要了许多车皮的作战物资。朱理治还根据金日成的建议，向苏军要了一批“礼品”。

第四，建立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两年来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对于鸭绿江共同航行、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合作互助项目，都获得了圆满解决，先后签订了20几个协定。按照协定，双方在物资上互通有无和互相支援，如中方供朝方以粮食、烟煤和民用必需品，朝方供应中方以硫酸和硝酸、甘油炸药等军用品和水产品、民用品等。

第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朱理治与朝方经过商量，朝方决定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道党委设立侨务委员会，朝鲜方面派人任主任，中国方面派人任秘书长; 并决定在平壤成立华侨联合总会，在道和郡成立分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当时朝鲜北部有华侨2万多人，以种菜和开饭馆居多。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的影响，少数上层人物思想很复杂，对朝鲜人民有很深的民族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有戒心。华侨联合会通过举办华侨报纸和华语广播，创办华侨中小学教师训练班、积极分子训练班，组织华侨到中国东北参观、慰问等活动，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这样，广大华侨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与朝鲜人民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增进了中朝人民的友谊，不少华侨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有的回国参加了祖国建设。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北部成为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方，是与朱理治的工作分不开的。办事处是中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特定历史任务而派驻国外的临时代表机构，所执行的任务广泛、复杂，实际上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这在中共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当时，在朝鲜工作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认识很不一致，朱理治一开始就着重抓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明确提出： “对朝鲜外交的总方针应当根据中央总的原则，力求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合作、互助，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由于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东北局确定的总原则，边工作，边总结经验，使办事处的工作不仅起到了支援南满作战的作用，而且巩固和发展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与合作，胜利完成了党交付的这一特殊使命。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办事处撤销。朱理治奉命带领部分人员回国，留驻朝鲜的部分人员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朱理治回国后，由于东北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又奉命在哈尔滨组建了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由李富春任部长，朱理治任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以后，他又先后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兼总会计局局长等职。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他任劳任怨，一切从大局出发，认真负责，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如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时，既要支援南下部队的供给，又要领导后方的生产，还要负责接收新解放的城市，虽工作千头万绪，但他抓得紧，事事办得有条不紊。接收沈阳时，他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处里人手很紧，他不顾困难和疲劳，从早到晚不休息地一个个解决问题。上级批了800万炮兵装备款，他亲自审查预算，只用了200万就解决了问题。他主持东北银行时建立的划拨清算制度，直到今天仍在行使。他的工作为东北解放后计划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八)

1951年6月，朱理治离开东北，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担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李富春对全国各个系统，各条战线清产核资，进行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提供了资料，作好了准备。1952年1月，他奉中央财经委员会之命，主持物资分配局的工作，直到1953年8月。在此期间，他领导物资分配局编制了1952年及1953年全国物资分配年度计划，基本上保证了生产、基建及国防生产资料的供应; 初步建立了根据物资平衡表决定进口计划和国家储备计划的制度，解决了物资生产供应和进口储备方面的混乱现象。同时，他还领导了当时中财委计划局、私营企业局和物资分配局三个局的“三反”运动，代表中财委去满洲里解决物资错发错运问题，主持编制了1953年全国工农运输业的生产基建控制数字和全国统一的调拨价格，同时负责全国清产核资的结束工作。所有这些，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4月，朱理治调任交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57年4月，调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60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 (后任书记) 兼华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在这些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尽心尽职，注意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和文章，为我国的物资工作，海陆交通建设和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海河流域的治理付出了大量心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理治因患肝炎住院，造反派还是横加罪名，把他揪出批斗，反复抄家，并封了他的卧室让他住“牛棚”、当苦工、进“干校”。但他身处逆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仅没有动摇，相反更加坚定。一次挤公共汽车，他被人撞倒。有位老熟人看他几十年为革命操劳，不计较个人得失，却屡遭打击，为他鸣不平。他却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受点委曲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应多加关心。”他还教育自己的孩子说，要求入党，就要端正入党动机，否则不要急于入党。

1975年初，朱理治被安置在河北省工作，未安排任何职务。一些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处处给他难堪。面对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朱理治从不计较。过去的一位老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其位，谋其政，没给你个头衔，怎么抓工作?”他说：“我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也要工作。”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官的。”他怀着一腔革命激情，拚着老命干，不安排工作，就自己找工作干，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深入城乡，搞调查研究。他说： “老了骑快马，还要紧加鞭，趁腿脚还利索，多跑跑，多干点事。”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直到1977年5月，朱理治才被任命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凭着自己的党性，更加积极地到处奔波。据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从朱理治1975年初到河北，至1978年因病离开河北的三年中，共下乡370多天，听取了近60个地、市、县委的汇报，参观考察了二百五六十个工矿、企业和四五十个生产队，察看了十多个水库、洼淀，走遍了河北的所有地区和大部分县。全省几十处大型矿山他几乎都看了一遍，还下到井下看望工人，进行调查。为了发展河北省的冶金工业，他从勘探设计到建矿、开采、粉碎、洗选、冶炼、轧材等全过程，进行认真的考察，与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效益水平等进行对比，并向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提出许多宝贵建议。这年的年底，朱理治已患癌症，体力明显下降，但他还是不顾长途奔波，去济南参加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到烟台、潍坊、泰安等地参观学习。后来在住院期间，还关心河北省的农业机械化工作。河北省的干部说：朱理治为河北的冶金工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操尽了心，出尽了力。今天河北省的经济繁荣，有他的一份心血。

朱理治在河北工作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年，也是他为党为人民勤恳工作的三年。这三年，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他旗帜鲜明，不回避矛盾，不隐讳观点，更不阿谀奉承，随声附和。对同志、对下属，他从政治到生活，热情关怀，对自己和子女则是严格要求，不搞特殊。他平日住在办公室，有时散会晚了，食堂关了门，他就吃饼干。孩子们从老远的地方来探望他，他让孩子和大家一起到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吃，走时坐公共汽车走。北京家里冬天暖气的问题解决不了，他就生炉子。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清正廉洁和坦荡无私的情怀。

1978年3月，朱理治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但这时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在他病危期间，陈云、王震、余秋里、程子华、季方、陈慕华等同志都赶到医院看望。1978年4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朱理治的一颗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朱理治逝世后，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康克清等送了花圈，李先念、王震、谷牧、粟裕、胡耀邦、程子华、胡乔木等生前友好和朱理治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代表近千人参加了追悼会，沉痛悼念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和高尚品格。

朱理治是通过先学习、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尽管一生历尽坎坷，却义无反顾，始终不渝，一直保持共产党人思想上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正如悼词中指出的： “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他努力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群众，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致力于东北的经济工作和政权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卓著。” “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光明磊落，作风正派; 廉洁奉公，埋头苦干; 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①②③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84年2月24日) 。

④⑤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 (1959年11月23日)。

①②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84年2月24日)。

①《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

①宋黎: 《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①刘培植: 《知识分子的楷模,忠诚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

①朱理治: 《有关河南省委、中原局及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一些情况》。

①《朱理治致胡服并书记处电》 (1939年9月5日)。

② 《刘少奇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9年10月12日)。

①《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新四军先念电》(1940年2月5日)。

①朱理治: 《两年来对朝外交总结及今后任务》 (194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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