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董振堂人物传,董振堂生平事迹,董振堂评价

Posted 2022-05-07 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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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董振堂人物传,董振堂生平事迹,董振堂评价

远大的抱负

董振堂，字绍仲，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①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

李家庄地处海河水系阳河流域的黑龙港一带，气候非旱即涝，土地非沙即碱，历来都是一个非常贫苦的地方。老百姓多以熬硝盐为生，生活很不稳定。经济上的贫穷，带来了文化上的落后。李家庄虽有一百多顷土地，近两千口人，却极少有人上得起学。

在地广人稀的李家庄，振堂家虽比不上地主、富农那样富足，日子过得还算殷实。振堂兄弟三人，兄升堂，弟庆堂。父亲很希望三个孩子都念书成才，无奈家庭经济力量不足，只能让哥哥去念私塾，留下振堂和弟弟在家劳动。

振堂幼年正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入侵不久，华北大旱三年，霍乱病流行。振堂全家七口人都染上了瘟疫，祖父、祖母相继病亡。一切医药丧葬费用都是借高利贷支付，从此，家境日蹙。八国联军入侵后，帝国主义分子在离李家庄五里的毕家庄建立天主教堂，发展教徒。有些教徒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振堂家也深受其害。他家的土地和毕家庄相连。每到麦收时，毕家庄有一家教徒就组织人来抢掠。振堂父亲告到县衙门，县官不敢惹洋人，官司自然不会打赢。于是，教徒就更加猖狂，抢掠年甚一年，振堂家遭受的欺压也日甚一日。父亲董俊清气愤不过，就破口大骂： “这些坏蛋，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同胞，认贼作父，真是无耻! ”这些话被毕家庄的教徒张三听到，便纠集教徒宋毛兰等多人，用木棍把振堂父亲打得头破血流。目睹教徒们的暴行，振堂实在不能忍受，便向父亲要求说： “让我念书去吧! 我要好好念书，学了本事，让洋人、洋奴不敢再欺侮我们! ”①从此，振堂到邻村曹庄进初级小学读书，这年他已十三岁。

在学堂里，振堂年龄较大，穿的又是母亲织的土布衣袜，因此常受富家子弟的嘲笑。憨厚的振堂默不作声，更加奋发学习。在学校里他刻苦用功，回到家中也从不闲着。农忙时，帮家里干活;农闲时，就学毛笔字，拜师练武，从不外出闲逛。在穷僻的乡村里，一个富裕中农之家也很难供得起两个学生的学费。买不起笔墨纸张，他就用麻刷子蘸水，在墙上练字。没有灯油，他就背靠窗子，借黄昏时天空中微弱的光线读书。不久，振堂的学习成绩超过了那些富家子弟。于是，周围的嘲笑渐渐没有了。

振堂十九岁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由于他学习刻苦，四年中未曾缺过一课，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奖品。一九一七年，振堂二十二岁，到北京报考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被录取。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振堂从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开始钻研炮兵理论和技术。六个月后，他决定进保定军官学校深造。适逢直皖战起，保定军校因校舍被乱兵焚毁，暂时停办，遂决定先投效到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炮兵营当新兵。延至一九二○年暑假后，振堂才进保定军官学校。因其数学成绩突出，且钻研过炮兵技术，被分到第九期炮科。一九二二年春，振堂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与何基沣等十三名同学，被当时的北京政府陆军部派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冯玉祥的部队军法森严，待遇甚低，许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愿到这个军队中来，惟振堂不然。他听说冯玉祥的第十一师，纪律严明，吃苦耐劳，用人取才，重实际，不专讲人情。所以，他在保定军校毕业时，填的志愿便是陆军第十一师。

到十一师后，董振堂、何基沣和同去的其他两名同学被选派到师部参谋处工作。这年夏天，董振堂、何基沣等四个同学，接受了到南苑绘制地图的任务。主管部门只给了四管毛笔，两盒药墨，此外无任何绘图仪器，却限令两月完成。他们不顾炎夏的酷热，每天大汗淋漓地干十三四个小时。工作苦累不说，生活待遇也很低，只及陆军部规定的一半。最难令人容忍的，是部队中的军阀制度。当他们绘图到一个月的时候，陆军部检阅使冯玉祥，把当地的参谋、教官和见习军官约一百余人，召集到大军帐前，听其训话。他讲了一大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上级错了下级也不准申诉争辩的“道理”，接着便把两个参谋拉出来，每人痛责了四十军棍。站在一旁的军官们，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吭声。事情发生后，派到冯部的三十多个见习军官，不到一个星期就逃跑了一多半。四个绘图的人，除董振堂外，何基沣等三人都感到前程暗淡，心神不定，想离开冯玉祥的部队。这四个人中，董振堂年龄最大，其他三个同学都称他“绍仲兄”。此时，他更象个忠厚长者，关切地为他们备水备饭，问饥问渴。一天，两个同学进城找 “门子”去了，只剩下他和何基沣。工间休息的时候，何基沣把自己想要逃走，另寻一支能够救中国的军队去投奔的打算，告诉了董振堂。董振堂说：赤手空拳，到那里也不能救中国，应当立定志向，埋头苦干，锻炼身心，互相勉励，不怕任何困难，先在这里干几年，争取掌握一定的兵权，有了机会，就可以救中国①。何基沣接受了董振堂的劝阻，打消了要走的念头，表示要跟绍仲兄互勉互励，在冯部再苦干几年。

两个月的绘图工作，很快就结束了，董振堂等又面临着一个去向问题。保定军官学校分到西北军的见习官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上层，当教官或参谋;一条是到连队当下级军官。前者生活舒适，待遇高;后者工作辛苦，薪饷低，而且军纪森严，处处要以身作则。当时许多人都以走前一条路为幸运，以走后一条路为倒霉。董振堂与众不同，让他当参谋，他不愿意，却自愿要求到学兵团炮兵连当排长。

西北军下层军官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名义上规定排长每人每月发二两半银子薪饷，实际上因西北军无兵饷来源，每月都发不了。董振堂和士兵一起吃大灶，每天亲自带领士兵操练十小时以上，还要参加修路、种树等许多杂务劳动。这样的生活，使许多下级军官忍受不了。和董振堂一起分到西北军的另外两个炮科毕业生，都先后开了小差，而董振堂却硬是坚持了下来。

董振堂事事和学兵们同甘共苦。出操、演习、抬土、挑砖，一切学兵能做的事，他都做;上讲堂、做示范，一些学兵不能做的事，他也做。学兵们公认，董振堂最大的特点是，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关心士兵。一天，他正在和学兵们一起抬土、挑砖，修建营房的时候，冯玉祥到部队视察，发现他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很是赞赏。后来，炮兵野外演习，董振堂打炮，三发连中，冯玉祥叫他对众讲评。董振堂就现场的地形、时间和“敌情”状况，清晰明了地讲了一番，得到许多同事的称赞。从此，冯玉祥对他更器重了。冯玉祥任用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惯例，是由排长升上尉参谋，此后便永远在参谋工作上打圈子，对董振堂自然也不例外。冯玉祥看中之后，想把他提升为上尉参谋。但董振堂却表示仍任排长，不升参谋。冯玉祥觉得董振堂不识抬举，并且打破了他用人的惯例，心中甚是不快。后经参谋长刘骥解释，认为提升应随学生个人的志愿，冯玉祥这才把董振堂提升为炮兵连连长。

参加五原誓师策应北伐战争

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北京政变。董振堂随冯玉祥，参加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斗争和欢迎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等活动。随后，冯玉祥部编为国民第一军，董振堂被提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

一九二六年八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九月十七日在绥远省五原县授旗誓师，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论功行赏，董振堂升任国民军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接着，随冯玉祥重上征途，经宁夏、兰州、平凉、乾州和咸阳，打退了围困西安杨虎城等部的河南军阀刘镇华所部。事后，董振堂率部驻在西安南关一带，整顿补充。

一个大雪初晴的早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基沣来看董振堂。何基沣当时是国民军联军第十四旅旅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老同学相见，十分亲热，谈到中午，董振堂留何基沣吃饭。何基沣这才发现董振堂卧室的床上只有一条白床单和一件棉大衣。何基沣还以为他不在这里住呢，一问陪同吃饭的参谋长才知道，这确实是董振堂的卧室。饭后，参谋长走了，何基沣劝董振堂好好保重身体，并拿出一床刚刚买来的金钱豹皮裹红布的褥子要送给他。由于他一贯俭朴，何基沣费了好多唇舌，才勉强收下。与此同时，董振堂还对老同学进行了严肃批评，提醒何基沣，胜利的时候不要骄傲，生活上不要脱离士兵大众，并把听到的有关反应告诉了对方。何基沣听后深为感动，诚恳接受了董振堂的劝诫。

为策应武汉方面北伐军的作战，一九二七年五月上旬，国民军联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分两路出荆紫关和潼关。董振堂在右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统率下，东出荆紫关，顺汉江而下，途经河南淅川县和鄂西老河口及襄樊等地，一举击溃了吴佩孚的豫鄂联军，包围该军于邓县。当时邓县是于学忠军据守。经过几天的激战，情况逐渐判明：于学忠部在人数和装备上都数倍于孙连仲所部。加上孙部攻城失利，守城的于学忠部向孙连仲右翼迂回攻击。孙连仲不得不命令全军撤退到淅川附近，固守待援。此时，敌军已全面向孙连仲部展开进攻。为使全军得以安全撤退，孙连仲命令董振堂率一个旅到互亭镇一带布置掩护。董振堂接受任务后，将主力埋伏在互亭镇附近，并把自动火器集中使用，阻击敌人。待敌人接近时，董振堂亲率大刀队从正面出击，以主力从两翼夹攻，敌军大败，董振堂率部乘胜追击，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批枪炮，使于学忠、张联陞部不敢再犯，孙连仲部得以安全撤退，转移到淅川去休整补充。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左右两路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为支援孙连仲部，曾派方振武军出河南南阳。吴佩孚率残部退驻襄樊。此时，吴部已军心涣散，于学忠七个师亦进退失据，彷徨无主。董振堂便亲率一个旅，从内乡、邓县之间向东南出击，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直插樊城西面的竹获铺，迅速围歼了吴佩孚的警卫旅和他的司令部，吴佩孚的参谋被俘，秘书长被击毙，吴本人和他的小老婆，坐了一只小船渡过汉江，狼狈南逃，才侥幸未被活捉。此后，于学忠逃走了，他部下的十六个师被改编，张联陞和他的一师军队也在老河口开城投降。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他听说何基沣在战役中跑路很多，负了伤，缴获又很少。为了表示对老同学的关切，他把在这次战役中缴获的吴佩孚坐骑连同鞍具和长柄盒子枪二十支，送给何基沣，并写信勉励他，鼓起勇气，争取在下一次战役中立功。何基沣接到信和赠品之后，又感激又惭愧。吴佩孚所用的鞍具都是用黄金装饰的，真是所谓金鞍玉辔，看到它，使人很自然地想起过去的封建王侯。何基沣经过考虑，认为应该以军阀腐朽的生活作镜子，使自己时刻警惕，便在征得董振堂的同意后，把那套鞍具上交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董振堂带队伍由河北向河南移防，路过河北深县。有名的深县五月鲜桃正值采收，果实累累，伸手可摘。董振堂预先下了一道命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结果，他的部队谁也不敢偷摘老百姓的一个桃吃。

农历五月端阳节的前一天，董振堂借部队移防之机，绕道新河县，到李家庄探望父母。到家后，见父亲新盖了几间外面包砖的房子，就劝父亲不要再盖房子，将来国家富强了，人人都会有房子住。这次董振堂在家只住了一天，就匆匆归队了。

“不爱钱将军”和“傻司令”

这次离家，董振堂把十六岁的侄子董光权带了出来，准备让他跟上自己到河南念书。

部队驻在河南新乡，叔侄二人住在里外连通着的两间房子里，里间是叔侄二人的卧室，外间是董振堂的办公室。侄子经常看到叔叔办完公后，就躺在外间的一张竹躺椅上看书，并且总是拿着警卫员为他削好的红蓝铅笔，在书上圈圈划划;看完一本，就装在帆布箱子里;待箱子装满了，便让同乡捎回河北新河县老家去收藏起来。前前后后，董振堂托人往家捎过许多箱书。那些书除了讲军事的以外，还有邹韬奋、郁达夫和鲁迅的著作，也有讲三民主义、讲政治经济学的，有《名人传》，还有《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一类暴露现实的文艺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几次抄董振堂的家，藏书全都散失了，惟独有一个装书的小帆布提箱，至今仍保存在董振堂夫人贾明玉的身边。

董振堂的部队后来从新乡进驻开封。一天晚饭后，叔侄二人漫步走出了营房，路过一所冯玉祥用公款盖的新村，里边住着老百姓，还有公费办的学校，董振堂见了，感慨地对侄子说：“将来中国都要象这个样子，家家有房子住，人人有书读，有地种，有工做，那样中国才会成为强国。”①

后来董振堂调离开封到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豫西在旧社会，是土匪聚集的地方，素称“难治”。直军和镇嵩军的散兵游勇，也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为害乡里，骚扰地方治安。如果对他们不加区别，全都采用“剿灭”的办法，不但势有所不能，而且情亦有所不忍。董振堂便通过地方开明人士，对他们中的多数进行说服教育和妥善安置，使之明是非，辨善恶，权轻重，度利害，自觉改过从善，不再为非做歹;只对那些顽固不化，怙恶不悛的匪杆，才派兵剿除。这样做了以后，地方治安有所改善。此时，恰巧其兄董升堂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科长，兄弟二人便共同商量，迎养父母妻小于洛阳。

董妻贾明玉在洛阳居住期间，董振堂给她买了一件棉袍、一个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们见了，觉得“师长太太”太寒酸，董振堂却不以为然。

不久，贾明玉要回河北新河县老家去，董振堂又给她买了一件毛衣，一个枕头，交给她十元钱，嘱咐说： “我这一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我阔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②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告别了。以后，他终生恪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的全部精力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出路。

一九二九年夏，韩(复榘)石 (友三) 叛冯，冯部撤进潼关以西。那年正值陕、甘大旱，军粮民粮都十分困难。陇海铁路也仅能通到河南灵宝，运输十分不便。为了避免因陕西受灾而造成军队缺粮的困难，冯玉祥下令所有西进部队都要多带面粉。许多部队的官兵，因为怕行动累赘，并未认真执行这一命令。当时，董振堂任第五师师长，他真诚服从命令，把所有的乘马全部用来驮军粮，他本人也和士兵一样，背一袋面粉，徒步行军。因此，进潼关后，董振堂所部之第五师，军粮充足，避免了与饥民争粮的惨剧，赢得了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和当地群众的赞扬。

陕、甘的大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真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反动头子蒋介石不但不设法救灾恤民，反而严禁米粮西进潼关，妄图借自然灾害，消灭国民军。一九三○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出兵讨伐蒋介石。董振堂率领第五师东出潼关，参加讨伐蒋介石的豫西战役，激战月余，屡挫敌锋。

同年夏，董振堂参加讨蒋的豫东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部冒雨驰援皖北毫州，受伤不退，裹伤再战，激战七昼夜，终于击退强敌，解毫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是，当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二百多元，却依然十分简朴，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级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地解囊相助。他每月的薪饷发下之后，全部让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从自己的薪饷里拿给二十元; 明天那个营长家里出事了，又让小高从自己的薪饷里拿给三十元;却从来不往家里捎钱。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吃饭的时候，董振堂让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他又让小高送给郭参谋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和后来的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是河北同乡，也是过从密切的好友，因为他们都重义轻财，关心下级，所以，当时二十六路军中，很多人称他们为“不爱钱将军”，也有人把董振堂叫“傻司令”。

准备起义

一九二九年秋天，和董振堂在同一个部队任职的朋友苏进，把一个叫刘振亚的青年介绍给他。这个刘振亚是地下共产党员，宁都起义时是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特支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驱逐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等许多革命同志都先后离开，惟独刘振亚潜伏下来，并和上级保持着联系。后来，他在二十六路军中，发展党组织，并向赵博生、董振堂等高级将领做政治工作，对宁都起义的成功，起了组织和保证作用。但董振堂结识刘振亚时，并不知道刘的真实政治身份，只是在相处中感到，刘振亚这个青年，与过去他所敬仰的西北军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和观点。把刘振亚介绍给董振堂的苏进，也不知道刘是共产党员。他是因为一个叛投蒋介石的军官要捉拿自己时，刘振亚冒险给自己送信，而对刘产生好感和信任的。

一九三○年九月，正当蒋、冯、阎中原鏖战正酣的时候，董振堂对到日本学过军事的老部下苏进说： “总司令 (指冯玉祥)今天同这个打，明天同那个打，也没有个目标，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并且要苏进介绍在国外读过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派人到北京购买①。

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西北军失败，冯玉祥出走。第二年初，蒋介石趁机把几十万钞票塞进孙连仲的腰包，将这支吃了败仗的队伍调往山东济宁地区，把原来的西北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改编后，董振堂原来所在的十三师，改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一九三一年旧历二、三月间，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匪”，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和红军相互拚杀中两败俱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多系华北籍，鉴于已往“剿共”部队失败的教训，都不愿南下。当南下的第一列军车开到济宁、衮州之间一个叫孙氏店的小站时，车上的军人全部下来，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这些破坏铁路的军人，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七十三旅第一团。因这一团人把铁路交通堵死，使得整个二十六路军无法南下。蒋介石闻讯后，利用原西北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并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数日后，只得继续南下。从此，蒋介石便把董振堂恨在心上。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奉命参加蒋介石对红军和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在“围剿”中，董振堂捏造了一些假情报，并以此为由，不肯进“剿”。蒋介石通过其他的情报系统知道真实情况后，对董振堂更为不满。对此，董振堂心里十分清楚。他认为决不能依靠蒋介石，曾派人到山西和冯玉祥联系。但冯玉祥此时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那么出路何在呢?董振堂陷于苦闷和彷徨之中。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命令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孤城。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到宁都后，因水土不服，许多人都染上了恶性虐疾或痢疾，加上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队的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几千人患病死亡。宁都城西北的山坡上，翠岗下面，到处都是新堆起的坟堆，谁见了都黯然伤神。有些下级军官，为了吃“空名字”，贪污兵饷，伤病士兵还没有死，就用破席裹上去埋，坟地里的呻吟声，不绝于耳，凄惨的景象，使人目不忍睹。宁都城周围的红军趁机展开革命宣传，号召二十六路军倒戈当红军。但是二十六路军多数官兵由于对红军缺乏了解，倒戈的决心并不大。他们心情苦闷，只希望尽快返回北方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亡，华北危机。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遂一面电报蒋介石请示，一面下令全军北上。蒋介石怎肯让二十六路军离开“剿共”前线。因此，当部队刚向北开拔六十余里到达湖岭嘴时，便受到重兵阻拦，只得重返宁都。此后，孙连仲丢下部队到上海去治牙病，日常军务转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

回宁都后，董振堂非常苦闷：他不愿继续跟红军打仗; 返回北方，又绝无可能;部队在疾病的威胁下，一天天减员，困守宁都孤城，只能坐以待毙。大难临头，到底出路何在呢?大革命时期，他曾接触过刘伯坚等许多共产党人。他觉得象刘伯坚那样的共产党员，都是做人的楷模，却被逐出了西北军。董振堂怀念这些人，多次闪现过要追随这些人参加红军的念头。为此，他曾想方设法打听他们的下落，都毫无音信。这年五月，刘振亚请假回家时，董振堂又托他到上海打听刘伯坚等，也没有消息。他反复思考，谁能把他领上投奔共产党的道路呢?正在这时，南昌的留守处被蒋介石抄了! 很显然，这是蒋介石对他不肯南下江西、不肯进“剿”红军的报复。

苦闷、愤怒煎熬着董振堂。他终于病倒了。七十四旅一团团副苏进前来探望，董振堂又一次打听刘伯坚的消息，并把自己准备起义的想法告诉了苏进。不久，董振堂到南昌去看病，回来后问勤务员高志中，部队中有些什么反映。小高便把部队中流传的一首《大家一起来倒戈》的歌谣，和有些人想投奔红军的议论，原原本本作了汇报。董振堂听了，默默地沉思着，没有吭气。不几天，苏进来看他，他又一次询问苏进，哪里有共产党的组织? 但仍然毫无结果。

其实，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已经有了，并积极开展着工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处于绝密状态，董振堂和苏进哪里能知道呢?

二十六路军中和上级保持着联系的共产党员，起初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后来，上级党组织通过同乡、同学等关系，又派进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他们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个部队的政治影响，用个别交朋友和单线联系等方法，谨慎而有步骤地发展党员，相继成立了特别支部、官长支部和学兵连支部。开始发展的党员大部分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后来，他们也注意到高级军官中一些人的情况，并及时地发展赵博生入了党。

赵博生入党，对董振堂有极大的影响。虽然，由于当时党的纪律，董振堂不可能知道赵博生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们是长期共事的河北同乡，在政治倾向、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基本相同，几乎无话不谈。所以，党的主张，能够通过赵博生这条渠道，灌输给董振堂。

起义前夕的一个多月，董振堂无比兴奋，工作空前的积极和努力。因为那时他已经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再也不苦闷彷徨了。决心下定之后，他及时地给住在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老家的亲属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准备起义的事只字未提，只是告诉家中，要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大灾大难。如遇灾难，就到当时驻防山西的长兄董升堂处躲避。家里收到这封信，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宁都暴动的消息后，才明白董振堂写那封信的用意。董振堂预料到起义之后，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迫害亲属，所以他写信让亲属到山西避难，因为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的势力不能在那里横行无忌，是比较安全的地带。

宁都起义的日日夜夜

决定起义之后，董振堂把七十三旅旅部搬到了七十四旅旅部的东边。从此，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的来往更加密切。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经常利用相互借阅书籍和打猎的机会，进行密谈，并决定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让部队出操、上课，积极做好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宁都城衙门东侧的一幢二层小楼上，灯火几乎亮了一夜。这就是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部和旅长董振堂的住处。

晚上七、八点钟，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旅部参谋刘振亚、郭如岳，学兵连连长李青云，政训部上尉马金富、马富有等人，陆续来到这幢小楼上。

大家又开始议论起来，议论的中心议题是二十六路军去向何方。董振堂的勤务员小高，因为想回北方，就借出出进进给他们倒水的机会，仔细听他们的议论。赵博生说： “我们再继续跟红军打，没有前途，只有全军覆灭。”

董振堂接着说： “现在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 二怕害病; 三怕下雨; 四怕吃大米。部队病亡的这么多，士气很低落……”接下去，他把听到的反映和部队中流传的那首《大家一起来倒戈》的歌谣给大家说了一遍。最后，他又强调说： “现在一无兵源，二无弹药，加上生活不习惯，再也不能跟红军打下去了! ”

这时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特支书记刘振亚故意插了一句：“赵参谋长，红军倒底怎么样啊?你们在上面可能知道得比我们多一些。”

赵博生说： “也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听到的跟看到的也不一样：听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看到的却不是那么回事，红军连抓去的俘虏都给我们放回来了。你们下级在前线，接触红军比我们多，你们说说吧! ”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谈了许多红军的好处，一直谈到深夜十二点过后，才陆续离去，分散回到各自的住处。惟独赵博生一个人留了下来，继续和董振堂谈论二十六路军的前途。赵博生说： “咱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部丢了，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董振堂说： “只有一条路，就是把部队拉上去投红军! ”

赵博生接上问： “你有决心吗?”

董振堂十分坚定地说： “只能走这条路! ”说完，他让小高收拾好茶具去睡觉。这一夜，赵博生就住在董振堂的卧室里①。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的各种条件日益成熟。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严重事件：党组织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中央军委派在二十六路军中工作的王超于回上海途中在南昌被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两个重要材料被敌人搞去了。蒋介石了解到二十六路军内我党活动的情况后，立刻指令南昌行营拍出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人乘专机送来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地下党员的“手令”。因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治牙养病未归，“急电”和“手令”全都落到当时主持全军日常工作的参谋长赵博生手里。党组织研究了这个突然事件，决定尽快举行起义，并采取两项紧急措施：一方面由赵博生拍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的压力;一方面派地下党员星夜赶到瑞金的叶坪，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汇报，请示起义事项。

中央军委听了有关情况汇报后，作了如下答复：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起义后组成红五军; 万一不能全部举行起义，董振堂所领导的七十三旅以及党组织能够掌握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 局部起义时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随起义部队到中央苏区，未暴露的继续隐蔽下去;起义时间定在十二月十三日夜十二时;并指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宁都地方反动武装头子黄才梯、严维坤逮捕起来。为了确保和配合起义的胜利，中央军委又决定派红四军到宁都东北二十里的会同地区，监视和牵制广昌县境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同时派王稼祥、刘伯坚等携带电台到当时的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圩联络指挥。

这时，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对起义有些犹豫和动摇。这又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二十六路军的六个旅中，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武器最好，实力最强，这个旅是否参加起义，对全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季振同如能率七十四旅起义，二十六路军的六个旅全部起义就会基本不成问题;如果这个旅不起义，那么起义的就只有董振堂的七十三旅，甚至只有七十三旅学兵连。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分析研究，认为季振同对蒋介石不满是真的，但对红军也缺少了解，作为一个旧军人，他犹豫动摇是因为考虑到自己起义后的前途和职位。为此，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及时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中央军委同意采取如下措施： (一)暴动成功后，编为红五军团，让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 (二)钱饷由季振同统一支配; (三)暴动前，赵博生以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的身份，搬到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旅部居住，表示听从他的指挥。这三条措施实施后，及时有效地坚定了季振同起义的决心①。

十一日晚上，七十三旅旅部的秘密会议又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组织起义的骨干分子董振堂、刘振亚、郭如岳、李青云、边章五等人。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七十三旅连以上军官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可靠程度。当研究到一个叫郭德培的团长时，大家认为他不可靠，是个有钱就干的兵痞。因此，决定让旅部的人去控制这个团。有人还提到一个姓黄的营长，他带的三营能打仗，是个主力营，但就是怕靠不住。刘振亚想让郭如岳参谋去控制。董振堂阻止说： “先不用派人去，黄营长从部队在甘肃时就跟着我，我找他谈谈看。”①

这天晚上的会，又是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才散。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宁都城东南的山坡上，董振堂召集一部分自己的下属军官在那里开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弟兄们，你们风里来，雨里去，跟我董振堂多年，河南大战八个月，我们的血汗都流在一起，我们幸好没有死，要是死了，那才冤枉呢! 大家想一想，我们打仗为了谁?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没有打过败仗。咱们西北军的失败，是没有钱，没有粮，没有弹药供应，被人给出卖了! 我也跟大家一样，被人出卖了。蒋介石把我们调来江西打红军，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日本? 日本鬼子侵占了咱们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红军和我们既无冤也无仇。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我们在家也是工人农民。红军要打日本，我们也要打日本。咱们跟红军联合起来，弟兄们赞成不赞成?我决不会领着弟兄们去跳火坑。假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弟兄们，请相信我董振堂吧! ”②董振堂平日不多说话，不善言辞，但此时此刻，他竟讲得如此诚挚感人，以至于几乎使所有的军官都点头称是。是的，多年以来，他们是信得过董振堂的，愿意跟他走!

晚上，董振堂、赵博生、李青云、刘振亚、袁汉澄又在一起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就如何举行暴动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二十六路军全部举行暴动。实现这个方案困难较大，但只要把季振同的七十四旅争取过来，也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方案，七十三旅起义，因为旅长董振堂是坚决的，下面某些军官通不过，也好解决。第三个方案，只把七十三旅学兵连拉到红军去，实现这个方案最容易，最有把握。大家一致同意争取实现第一个方案。

在这紧急关头，传来一个消息：从南昌给二十六路军运来的棉军衣和薪饷已经到达广昌。为了得到这批眼看到手的物资，党组织同意季振同的建议，临时决定把起义的时间推迟一天，即由原来的十三日改为十四日。经请示，中央军委及时批准了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这一临时决定。

十四日黄昏，宁都城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七十三旅旅部小楼周围，全部是手枪警卫排荷枪实弹的战士。旅部里边，董振堂在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振亚、李青云、郭如岳、马金富、边章五，还有那个起初怀疑有点靠不住的黄营长，以及几个下级军官。

会上，董振堂简短明了地下了命令： “今晚要行动，到红军那边去! 学兵连要把北门和东门把好，警卫连加强巡逻。李青云到学兵连去! 郭参谋到特务连去! ……。”①

听到旅长果断的命令，大家立刻分头出动，中国近代武装革命斗争史上一次伟大行动开始了!

蒙蒙细雨中，警卫连荷枪实弹在街上巡逻。

暮色苍茫中，旅参谋处新贴出的标语依稀可辨：

“打倒截断我军北归道路的蒋介石! ”

“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 ”

“到红军中去! ”①

同一个时间，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的小楼里，灯火辉煌，赵博生以参谋长的身份正在设宴请客，大摆酒席。楼上招待的是团以上军官，楼下招待的是他们的侍卫随从。楼上，赵博生向到会军官讲明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并当众宣布起义加入红军。席间立刻骚动起来，有人赞成，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宣布震惊，一时不知所措。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当场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对不愿起义的军官，缴下了他们的武器和私章，以他们的名义分别下达命令，调动他们的部队按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接着，预先布置好的警卫营士兵，一举解除了卫兵们的武器。总指挥部的行动胜利结束，宁都城临时宣布戒严，赵博生重新颁布口令，他亲手写下两个字： “解放! ”接着，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这是预先约定的全城行动信号。

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枪声，各支起义部队按预先指定的目标行动起来：

董振堂的好友、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五控制掌握八十旅;袁汉澄以师生关系争取二十七师参谋处长掌握七十五旅;

季振同选拔七十四旅精锐，由卢寿椿带领到北门外解决总指挥部;

李青云带领学兵连一部分，控制二十五师电台;

郭如岳带领学兵连另一部分，控制总指挥部电台;

刘振亚率领特务排，保持起义后到达根据地的交通联系;

董振堂率领特务连扼于总部与七十四旅之间，准备策应意外的事变;

宁都城里响着稀落的枪声，大街小巷里，不时传出忽高忽低的口令声和忽快忽慢的脚步声。身穿呢装革履的国民党小宫僚，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和红绸绿缎的太太小姐，三五成群地被押进学兵连连部。多数地方的行动都在顺利地进行，唯有两处遇到了顽抗。

一处是二十五师师部。这个师的师长李松崑，可能事前有所觉察，没有应邀赴宴。七十四旅一团一营营长卢寿椿带领一营人马前去捉拿这个师长时，他的警卫人员进行反抗。卢寿椿带领队伍缴了这支卫队的械之后，李松崑越墙仓惶逃走。事后得知，他逃到宁都城北四十里的砍柴岗，把驻防在那里的一个团带走了。

再一处是二十五师电台。起义部队去夺取时，遭到了顽固抵抗。董振堂闻讯，带着一个警卫员，前往策应指挥。十几分钟后，战斗胜利结束，董振堂身边的那个警卫员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回到旅部后，董振堂连夜用电话、写信、派人等各种方法向他的同乡、同学、朋友、部下，以及一切相识和不太熟识的人们作着殷切号召： “你们还不相信我董振堂吗?我只能带大家走向光明，不会带大家跳火坑。即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来吧! 到城外东南角高塔下集合。”①

十五日清晨六点钟，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大股小股的起义队伍，陆续向宁都城外东南角的高塔下走来。

上午九点钟，红艳艳的太阳升起在雨后初晴的天空，宁都城内外到处都洒满了金色的光辉。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包括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一万七千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汇集在宁都城东南角的高塔之下。董振堂站在高处，大声向自己所领导的部队宣布：

“我们起义成功了! 我们再也不受国民党的气了! ”说着，他把国民党的帽徽、胸章从身上撕了下来，又把国民党的一面青天白日旗当众撕碎，扔到一边，“从现在起，我们和这些东西永别了! 我们马上到红军那边去! ”②队伍中立刻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蒋介石!” “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 ” “打倒军阀! ”

会后，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向中央根据地进发! 部队的前锋是董振堂率领的七十三旅，其它各旅依次跟进，七十四旅殿后，以防意外。起义队伍走过的路上，丢满了国民党的帽徽、胸章和青天白日旗;起义队伍走过的梅河沙滩上，留下了一排排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足迹……

为了红五军团的成长壮大

起义队伍向宁都东南的彭湃县前进。苏区的老百姓，提壶携浆，在村口路旁欢迎招待。到了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圩，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领着儿童团在村口迎接。

当天晚上，部队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出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 (又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宣言，表示了原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宁都起义后“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的决心; 沉痛地控诉了国民党军阀的深重压迫; 热切地号召一切白军官兵“掉转枪口”，“站到苏维埃这边来! ”宣言最后的署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副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十五军军长黄仲岳、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并颁发了委任状。接着，部队开到石城县的秋溪、龙岗、横江一带进行改编。

原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改编成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后，在龙岗圩整顿。十二月下旬，部队的党组织召开支部会。十三军第一任政委旷珠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支部书记李青云首先报告了宁都起义的经过。然后，一致讨论通过了董振堂的入党问题，并报上级党组织审批。

在部队进行整编和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董振堂特别能够以身作则，并经常深入连队进行检查。他最关心部队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常去警卫队检查询问： “干部有没有打骂战士的?”“有没有打骂老百姓的?”“有没有拿老百姓东西的?”查询之后，他就教育干部注意向老红军中派来的政治干部学习。董振堂本人，就是虚心向红军政治干部学习的模范。

起义两个月之后，为了把十三军办成红五军团的先进典型，把十四、十五军带起来，军委调何长工任十三军政委，并嘱咐何长工，到十三军后，抓紧研究批复董振堂的入党问题。

军委派何长工到十三军后，董振堂觉得何长工很正派，有学问，有很多实战经验，所以，非常尊重他。无论是下去检查工作，还是开干部会、士兵会，总是让政委先讲。回到军部，又请何长工介绍红军如何练兵，怎么打仗。何长工觉得，董振堂虽然出身于旧军人，但本质纯正，缄默少言，很有上进心。因此，两人关系融洽，相处很好。

老红军的传统和经验，经过各种渠道灌输下去以后，十三军改造得很快，各项工作都走在十四、十五军的前面。十四、十五军经常派人到十三军座谈，交流经验，董振堂、何长工毫无保留地把改造十三军的经验告诉他们。

董振堂并不以十三军的先进为满足，他经常带着十三军各级干部，到一、三军团和中央各机关参观学习。毛泽东、项英等亲自接见他们，并同他们亲切谈话①。到一军团参观之后，他亲自撰写了《模范的红五团》②一文，介绍老红军的情况。回到十三军，他就照着老红军的样子做。

起义之后，董振堂学习的愿望更强烈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十二点以后。他不但抓紧学习，还经常言传身教，培养自己的下级。要带兵，首先要爱兵。这是董振堂的一贯思想。他当红军将领后，对兵士更是视如手足。凡是和他相处过的同志，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全都被他的爱兵精神所感动。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如果董军长的棉衣穿上了，就说明部队的棉衣都穿齐了;如果董军长的棉衣还没有穿上，那就说明部队还有人没穿上棉衣。

把一切献给党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把一省数省的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要求中央红军攻打赣州。从二月四日开始，红三军团开始进攻赣州。由于赣州城池坚固，守敌兵力雄厚，三军团久攻不下，伤亡较大。加之三军团一个叫郭秉生的师长火线叛变，三军团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中央军委交给五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三军团撤出阵地，防止敌人从城内冲出，阻击城外增援的敌人。这是五军团组建以来的第一仗，临危受命，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五军团开上去，顶住了前来救援的敌主力陈诚的十一师，掩护三军团安全撤了下来。在这一战役中，董振堂率领红十三军之一部，手拿雪白的马刀，赤着膀子，怒吼着，象猛虎一样冲入敌罗卓英师的阵里，杀得敌人横尸遍野，狼狈逃入赣州城内。

经过宁都起义、龙岗整编和赣州战役，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红五军团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董振堂也以实际行动和卓越的功绩证明，他是一心一意要革命，要跟党走的。各级党组织都认为，他已经完全够得上一个共产党员了!

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对董振堂的过去是了解的，即使在旧军队中，董振堂也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正派的军官。起义和起义以后，董振堂的一系列表现，他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完全同意尽快批准董振堂入党。

一九三二年四月，上级党组织批准了董振堂入党。他兴奋，他激动，“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使他严肃地想了好多，最后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共产党员就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人民，要始终不懈地为党工作一生，战斗一生，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把自己的想法倾吐给政委何长工，并且说： “何政委，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就把它拿出来，全部分给战士吧! ”

何长工劝他说： “你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给你家老人养老! ”

董振堂坚持说： “那我就全部缴了党费! ”

何长工解释说： “你是个新党员，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一部分给老人吧! 把三分之二分掉，留三分之一。”

争来劝去，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董振堂同意留五分之一，大概是三百块银元左右。这三百块银元，董振堂原封不动地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个不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些来，给他们补养身体。一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三百块银元①。

在捐献积蓄的同时，董振堂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德对这条毛毯非常珍视，从江西苏区一直带到陕北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经常往返于延安和西安之间。朱德把董振堂赠送给他的毛毯，转赠周恩来作御寒之用。“七·七”事变后，在朱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刻，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朱德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最后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条普通的毛毯，记载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诚挚友谊，也是董振堂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指挥东路军 (一、五军团) 发起漳州战役。董振堂率部参战。四月十日东路军攻占龙岩城;十九日，歼敌第四十九师主力大部于漳州外围;二十日，解放漳州。这一胜利，使红军筹到了大量的物资和现款，同时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打下漳州之后，董振堂率部撤往永安一带休息。一天，董振堂擦枪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原因走火了。他立刻找到何长工说： “政委，我擦枪时走火了，按部队规定，走火要坐禁闭三天。”何长工劝阻说： “你是军长，就不坐了吧! ” “不，我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官兵一致嘛! ”董振堂坚持着。何长工觉得，应该尊重这个新党员的自尊心，让这个起义过来的高级将领做一个模范，对全军也有好处，最后终于同意。

董振堂背着被窝，到禁闭室关了三天①。消息传出，广大干部战士对董振堂更尊重，遵守纪律也更自觉了。

①访问何长工记录。

大战水口

漳州战役后，红军声势浩大。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怕红军发展起来，危及自己的地盘，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二十个团的兵力，向江西南部进攻。广东军阀从来没有和红军打过仗，还没有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因此，在余汉谋亲自指挥下，一路上气势汹汹，直向中央根据地扑来。

一九三二年六月底，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南康、信丰、大余地区，准备打击进犯赣南的粤敌。此时，董振堂已继季振同之后，任红五军团军团长。

董振堂指挥作战的特点是细致、果断、勇敢。这一次，他带领五军团开上去之后，没有贸然和敌人接触，而是首先让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和下面的各级干部了解敌情，汇报敌情。他把参谋刘振亚找到军部，问了他许多问题：敌人是谁?敌师长都是谁?他们的装备、弹药、武器和炮火怎样?士气如何?刘振亚一一作了回答。

干部汇报完了，董振堂又找老百姓座谈，询问敌军是从那里来的，都带了些什么武器。

经过细致周密地调查之后，董振堂下了和敌人决战的决心。干部会上，他作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给敌人一个狠狠的打击! 这一仗能不能打好，对我们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如果打不过敌人，我们就很难站得住脚……。”①

七月八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水口圩附近与敌接战，因兵力薄弱，打成对峙，敌进入水口圩固守待援。九日，余汉谋以两个师零一个旅向水口圩增援。红一、五军团和第十二军(红三军团此时尚未赶到) 与敌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后，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开往前线。一声令下，红五军团战士，挥舞大刀，分作四路，一齐向敌人冲杀过去。刹时间，红绸飞舞，银光闪闪，满山遍野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董振堂带着警卫员，到了离敌人六七十米的地方。前方的战士顿时士气大增，一个个更加勇猛。敌人吓坏了，抵挡了一阵之后，溃退下去。五军团战士乘胜追击，一阵砍杀，敌人陈尸遍地，伤亡三千余人。

胜利归来，五军团声名大震。由于董振堂等同志战绩卓著，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暴动胜利一周年的时候，董振堂、赵博生、刘振亚等同志荣获红旗勋章①。

一九三三年三、四月份，宜黄战役之后，上级经过研究，调高志中到三十七团当副团长。董振堂叮嘱他，下去以后，要注意这样几条：一是要把兵带好，要让你领导的干部战士和你一心，爱护当兵的要象爱护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二是遇事要沉住气，要稳当，特别是在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要深思熟虑，既要考虑到前进的道路，也要考虑到后退的道路。第三，要很好地向老红军学习，向下面的同志学习，不要产生自高自大的情绪。第四，要注意纪律，要模范执行红军的纪律，没有纪律不可能把兵带好，也不可能打胜仗。这四条一定要记住，以后

①见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

有什么事情可以再来找。

最后，董振堂送给高志中一个望远镜、一支旁开门二十响手枪、一个公文包和一双筷子，作为临别的纪念①。

遵义会议前后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离开建设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征途。

从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担任全军的后卫，担负着繁重的掩护任务。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仅携带了大批笨重的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象大搬家似的向西突围。虽然勉强通过了敌人在赣南、粤北、湘南设下的三道封锁线，但是一路上行动缓慢，损失很大。五军团在后面，被敌人紧紧咬住屁股，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吃不好，睡不好，也补充不上，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部队急剧减员，通过湘江封锁线的时候，担任掩护任务的五军团三十四师被合围的敌人封锁在江那边，损失惨重。董振堂心情非常沉痛。

部队进入贵州后，敌人仍然紧紧尾追不放。一次，五军团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击，加之弹药缺乏，几次冲杀都未能奏效。董振堂命令大刀队埋伏在山腰的草丛中，而令一部分持枪的战士，在山顶故意暴露，装作停止战斗的模样，敌人发现后，一窝蜂似地向山上冲。待敌人冲到半山腰我大刀队埋伏的地方时，董振堂一声令下，顿时手榴弹象一颗颗流星一样向敌群飞去，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董振堂乘势率部出击，猛打猛冲近十余里，变被动为主动，胜利地掩护了主力西进。

十二月下旬，部队到达了贵州的黄平县。这是一座山城，四周都是山峦，几乎没有平地。但市面却很热闹，街道上人来人往，各式各样的店铺也很多。上级决定，在这里进行几天短暂的休整。

董振堂住在城内一家很普通的民房里。一天，小院里静悄悄的，董振堂一个人在洗衣服。三十七团政委谢良和团长王彦秉来了。董振堂立刻站起身来笑着打招呼。谢良说： “首长要考虑咱们全军团的事，工作这样忙，还自己洗衣服，为什么不让警卫员他们帮帮忙呢?”

董振堂让他们坐下，笑着说： “洗衣服是一种很有益的劳动嘛，既可以休息脑子，又可以锻炼身体。再说，我自己也有一双手，何必要麻烦警卫员他们呢?他们既要行军打仗，又要站岗放哨，很辛苦啊! ”①

军团长的这番话，使谢良很受感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王彦秉笑着解释道： “老谢，你来咱们五军团时间不长，还不大了解咱们军团长。多年以来，军团长从来都是衣服破了自己补，衣服脏了自己洗的。”接着，董振堂询问起部队的供给情况和伤病员的多少，嘱咐他们，趁部队驻在城市里，要设法多买些药品，给同志们治病。最后，董振堂十分兴奋地告诉他们，中央军委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决定部队休息三天，进行整编。整编的具体办法是，撤销五军团师一级的机构，精减机关，充实连队，并把八军团和五军团合编，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这样每个连队将有一百五六十人，战斗力就会加强，有利于对敌作战。

长征以来，董振堂很少骑马——他的马上经常骑的是伤病员，现在他就更不骑了。他时常和警卫连、通信连走在一起，利用行军时间和他们谈话，生活呀，卫生呀，枪枝呀，什么都谈。战士们都觉得军团长待人亲热，一点架子也没有。

长征路上，董振堂和新调来的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也相处得很融洽。一有军委的电报，他总是首先拿上和政委商量。董振堂身体很好，睡得很少。找来向导，他总是亲自谈话，询问路线。宿营时，不管多晚，他又总是亲自检查阵地的布防情况后，才回军团部休息。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又乐观又能干，但董振堂仍然经常过问他的工作，时时告诫他：我们军团的担子重，关系到全军的安危，一定要计划得很周密才行。敌人尾追部队的兵力部署，进攻次数，飞机骚扰的情况，他每天都亲自询问之后，向中央军委汇报。

一九三五年元月，前面的部队攻下了遵义，五军团在遵义东南方向布防，军团部就驻扎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小村子里。董振堂和军团政委李卓然分别住在三间瓦房的两头，中间的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小桌，作吃饭和办公用。

部队还没有完全布防好，董振堂和李卓然就接到了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 的通知。因为董振堂要布置和检查部队的设防情况，李卓然只好先走一步。第二天，董振堂赶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时，董振堂和李卓然向到会的同志汇报了五军团担任后卫的情况，认为博古等的军事指挥很不得力，应立刻撤换。经过充分讨论，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地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委李卓然留下来，处理一些其他事情，军团长董振堂连夜赶回部队，传达会议精神①。

董振堂回到军团部后，高志中来看望他，告知刘振亚病重的消息。刘振亚，这个宁都起义前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特支书记，是董振堂政治上的启蒙人和引路人。起义之后，在军团部当侦察科长。前些日子，董振堂就听到刘振亚生病的消息，想去看他，却一直抽不出时间。这时，他把警卫员叫来，要过自己的皮包，从里面拿出二十块钱，让高志中转送给刘振亚治病和保养身体。

四、五天后，刘振亚病逝。董振堂闻讯，立刻赶到医院，向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告别。艰苦的生活，可恶的病魔，在红军将要走向胜利、走向光明的时刻，过早地夺走了这位年轻共产党员的宝贵生命，董振堂无限痛惜!

遵义会议之后，红五军团仍然担任长征红军的后卫。到了金沙江边的绞平渡附近，五军团奉命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布防，掩护主力北渡。石板河背靠一座上六十里下五十里的大山，山那边就是波浪翻滚的金沙江。董振堂看过地形，要求各级指挥员，既要完成任务，又要爱护战士，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 要把兵力分散配置，占领山前高地和纵深各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如有可能，还要在夜间出击，骚扰敌人。

在董振堂亲自指挥下，五军团在每个山头上配置一二十人。这样，既有效地减弱了敌人炮火的杀伤力，又可以不断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争取到一定时间以后，分散在各山头上的战斗部队又分别后撤一段距离。敌人在五军团的节节抗击下，每天最多只能前进七、八里。

打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麇集山下，形势逼人。这时中央军委又传来命令：红五军团必须在石板河一线坚守九天九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正当有些同志迷惑不解的时候，第六天，党中央和毛泽东特地派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从金沙江北返回石板河，到五军团解释中央的命令来了。

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军团部召开。李富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向大家介绍渡江的形势：

原先，全军准备从三个渡口过金沙江。现在，三军团从驿江渡过去一个团，因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被洪水冲垮了，不能继续渡江。一军团在龙街渡佯作渡江准备，吸引了不少敌人。但是，由于那里江面太宽，容易受到敌人飞机的袭击，也不能渡江。如今只有绞平渡一个渡口能够通船。现在，全军所有人马，都要从这里过江，短时间是不行的……。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上级一再延长掩护的时间。

李富春讲完之后，董振堂站起来威严地说道： “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整个的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之不可分离，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令全军覆没，也要掩护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河! ”①

散会之后，干部们立刻返回阵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战士们纷纷表示： “人在阵地在! 坚决完成任务! ” “告诉党中央，就是五军团打的剩下一个人，也要掩护主力安全渡江! ”“不要说九天九夜，就是十天十夜我们也坚决守住! ”

敌人又开始向五军团前沿阵地打炮了，这是敌人进攻的前奏。董振堂指挥战士们躲到山背后休息。待敌人炮火一停，他又命令各级指挥员一起跑到山头，进入工事，阻击冲锋的敌人。敌人进攻了多次，只是在前沿阵地前丢下了许多尸体。到第九天傍晚，接到中央要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指挥全部人马连夜渡过金沙江。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北渡金沙江后，随大军北上。一路上，凭险固守，顽强阻击，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在四川理县、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红军应集中主力北上，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肩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重任。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五军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

一天，三十七团政委谢良和团长李屏仁找董振堂请示工作。谈到如何打敌人骑兵的问题，董振堂嘱咐说：打敌人骑兵的战术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不然，今后过草地遇上敌人骑兵，是要吃亏的。敌人的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失去指挥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打敌人的骑兵也有有利的方面，那就是敌人骑着马，目标大。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干掉领头的几匹马，后面的敌人稍一停顿，我们就能够发挥火力，迅速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①。

正当部队进行热火朝天的练兵，征集粮草，准备过草地北上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会上，张国焘认为，“长征是失败了”，革命“现在是在两个高潮之间的总退却”阶段，因此竭力反对红军北上，主张向西部边远地区逃跑。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遭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

八月上旬的一天，在一家藏民的房子里，五军团军团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议首先由五军团代理政委曾日山传达毛儿盖会议精神。随后，军团长董振堂又作了简短的指示，他提醒大家，要认真贯彻毛儿盖会议精神，越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越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何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的倾向，都是有害于红军，有利于敌人的。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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