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冯白驹人物传,冯白驹生平事迹,冯白驹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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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冯白驹人物传,冯白驹生平事迹,冯白驹评价

青少年时期

冯白驹乳名公孙，派名裕球，别名继周，又名布文，一九○三年六月七日 (农历五月十二日)出生在海南岛琼山县大山乡长泰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大革命时期，家里有七口人(父、母、姐、弟、弟妹和白驹夫妇) ，生活来源以农业为主。自家有一些田地，每年勉强可以维持十个月的口粮，不足部分，由父亲兼营打石业补贴，全年收入除吃用之外，略有节余，在当时长泰村算是生活比较好的一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全家遭到敌人的摧残，彻底破产。

母亲吴氏，是一个贫农的女儿。白驹参加革命后，她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掩护革命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亲人中，父亲冯运熙对白驹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较深刻影响。冯运熙是乡村中一个有名的拳师，参加过清末反抗封建压迫的群众组织——“三点会”。他为人有正义感，深受乡亲的尊敬，有事多找他出头解决。

一九一一年春，白驹到岭脚乡的私塾里读书。一九一六年考入云龙高等小学，一九一九年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琼山中学，读了四年，一九二三年毕业。

白驹自幼勤奋好学，追求真理，性格沉静，爱思考问题，深得老师好评。在家中还经常帮助母亲做家务，农忙时参加割禾、插秧、放牛等农活，农闲时则帮助父亲打石。

白驹在这段期间，受到乡村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思想渐渐倾向进步，对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欺压剥削中国人民的倒行逆施不满。后与云龙小学的李爱春、丁庆鸾、丁绍周等十几位兴趣相投、立志改革社会的同学组织起同志互助社的团体，以互相帮助，反对坏人做坏事和改革陋习等为宗旨。①

白驹十七岁的时候，由父母包办和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周玉兰 (后改名周惠兰) 结婚。婚后，周玉兰按旧俗回到娘家居住。为了履行同志互助社的宗旨，白驹便跑到岳父家，要领玉兰回去，遭到那位古板的老先生拒绝，双方争吵起来。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海南岛后，各界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反日爱国运动。白驹是琼山中学的学运骨干，还担任府海学生联合会的一部分领导工作，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加上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白驹受到了一次新思潮的教育，使他更积极地参加新文化运动。学校有个国文教师，是前清贡生，抱残守阙，思想落后，坚持要学生学习八股文。学生们非常讨厌他。白驹是班里的“学生头”，乃发动全班同学罢课。这个老师只好灰溜溜的走了。白驹用这个办法，前后赶走了几个顽固老师。

一九二三年，白驹在中学毕业了。当时，他有个族兄想招筹股份，买个县长的职位。白驹的父亲也买了股份，希望这位本家日后当上县长能为白驹谋个好差事。白驹知道后极力反对。有一姓李的同学，用钱买到了一个营长职位，他看中了白驹的才能，要聘请他任连长，也被白驹拒绝。白驹一心一意想到上海念大学，以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新思想。父亲看到儿子求学心切，只好满足他的要求。

一九二四年秋，白驹前往上海投考大学途中，碰上了一位姓孙的同学，两人一起去南京投考东南大学，都没有考上，便留在东南大学补习了半年。这次考试落选，对白驹的精神刺激很大。他说： “在到南京进学半年中，因考未被录取，自觉有点惭愧，为了适应于考学的要求，只爱念书不爱他事，但是这样一来，和我原来具有接近先进思想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就使新旧思想在我脑子中发生了斗争，可以说我在南京念书的半年，是思想上处于混乱与苦闷的半年”。①

一九二五年春，白驹离开南京到上海，考入大夏大学预科。在上海半年多时间，使他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化。那时上海正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许多到上海求学的琼崖青年，如王文明、许侠夫、黄昌炜、陈垂斌、罗文淹等，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白驹与这些进步同学接近过程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和《琼崖新青年》等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并逐步认识到：要使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挽救国家于危亡，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学期还未结束，因家庭经济恶化，无力负担他的读书费用，他只好抛弃继续读书的念头，“回乡参加革命去，就成为我既定的行动。”②一九二五年冬，他动身回海南岛，途经广州时，遇到了高小的同学李爱春(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李受党组织的委派正准备返回故乡领导革命斗争，担任国民党琼山县党部书记长，又是中共琼山县支部书记。李爱春对白驹讲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知识，还介绍一些革命书籍给白驹看，并动员他一起回海南从事革命活动。白驹受到很大的启发，在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于一九二五年冬高兴地与李爱春一起回到家乡。

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二六年初，白驹回到海南岛后，觉得一切都在变，统治海南的小军阀邓本殷已被国民革命军赶跑，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已经成立，不久召开琼崖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琼崖地委，王文明担任书记，委员有冯平、罗汉、李爱春、许侠夫、陈垂斌、周逸、黄昌炜、陈德华、罗文淹、何毅、陈兰花、何德裕、柯嘉予等。白驹受李爱春的委派，担任了海口市郊区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对白驹来说，这是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但对于“望子成龙”的父母来说，却是一个打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没出息的胡闹”，对白驹表示失望，但白驹并没因此动摇革命信念。

白驹担任农民协会主任后，一方面认真学习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从中吸取农运工作经验; 另一方面，深入农民中间，与农民交知心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当时不少农民受了封建迷信的毒害，认为自己受苦是命运不好。白驹用农民亲身经历的事实，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同土豪劣绅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工作，农民们开始觉悟，陆续参加农民协会。为了壮大农运的声势，坚定农民斗争的信心，白驹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五村乡领导农民与吴为藩的斗争。吴为藩是个大资本家，又是恶霸地主，曾勾结邓本殷，串通土豪奸商贩卖鸦片，破坏南征战争。农民要求白驹为他们作主，保护他们的利益。白驹便因势利导，组织几千农民示威，并到琼山县政府请愿静坐，要求县长何春帆将其捉拿惩办。何春帆存心袒护吴为藩，多方为之辩护开脱。白驹带领请愿农民同县长面对面进行斗争，驳得县长理屈词穷。吴为藩慑于农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当众向农民赔礼道歉，退还全部强占的土地。这次反吴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争情绪，使农民认识到只要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就能产生巨大力量，这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当时上级领导机关检查农民运动的成果时，认为海口市郊的工作做得最有成绩，这是对初出“茅庐”的白驹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一九二六年九月，经李爱春介绍，冯白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到十一月转为正式党员。他由一个充满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此，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正当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却公开叛变了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实行大屠杀，接着，广州、琼崖也先后开始反革命大屠杀。四月二十一日，驻琼崖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突然包围了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和学校等单位。事件发生前几小时，中共琼崖地委才接到省委通知，要求主要领导同志立即向农村转移。由于时间紧迫，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分子，来不及通知撤退，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和屠杀，白驹的入党介绍人李爱春也因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白色恐怖顿时笼罩着整个海南岛!

“四·二一”事变那天，白驹正风尘扑扑地从乡下回到海口郊区农协办事处。海口市农讲所党支部书记王文源赶来把省委的紧急通知告诉他，催促他立即转移。白驹刚离开不久，反动军警就把办事处包围了。白驹一口气跑到郊区一个农民家里隐蔽起来。几天后，他和三、四个农会会员化装成回乡扫墓的人 (当时正值清明节) ，一路上机智地摆脱敌人的盘问检查，平安地回到长泰村。他暂时和党失去了联系。

组建琼山县委开展武装斗争

正当海南革命斗争遇到了极大困难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五月，省委派杨善集秘密回琼，成立琼崖特委，由杨善集担任特委书记 (后由王文明接任) ，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以加强对零星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是年冬，杨殷来琼，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进一步为海南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白驹住在长泰村，一面观察外边动静，一面打听失散的同志，并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有一天，在本里湖村终于找到了刚从海口逃出来的地委书记王文明。劫后余生，患难相见，他们紧紧地握手，悲喜交集。面对第一次失败，王文明毫无悲观情绪，坚定地告诉白驹：这次事变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没有什么奇怪的，只要坚定信心，依靠和领导群众继续斗争，革命就能取得胜利。此时琼山县党支部已被破坏，王文明便指定由白驹和陈秋辅、冯裕江三人组成县委。白驹为书记，负责组建县委工作。

白驹为了重建琼山县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到处秘访自己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农历端午节) 那天，白驹在十六区 (甲子地方)找到琼山县农民训练所主任冯建能，一起讨论恢复区委和开展活动办法等问题。以后又恢复了十七区委(在树德地方)，接着在十二区(三江地方)找到了陈秋辅和冯裕江，向他们传达了王文明的指示，成立了琼山县委。

县委成立后，立即讨论如何开展工作。根据白驹的建议，县委确定了工作方针：加快建立各区委和基层党的支部; 组织短枪队，进行红色恐怖，伺机打击敌人;编组武装队伍; 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等。①会后，县委三人作了分工，分头到各地去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有的党员叛变了，有的退坡回家了，有的逃到南洋谋生。为了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白驹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小型会议，讲明革命的形势、任务和光明的前途，并对党员提出坚定革命决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要求。他还经常穿着农民服装，出没在村头巷尾，向群众宣传革命一定要胜利的道理，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

由于白驹和战友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很短时间里，整顿和恢复了琼山县所有党的组织，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枪枝。白驹除集中海口郊区的短枪队几条枪外，还发动各地党组织开展借枪活动，收集私人枪枝，从恶霸民团手里夺取武器，终于组成了一支二十多人的短枪队。短枪队最初采取麻雀战术，专门选择一些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据点作为打击的目标。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白驹指挥短枪队偷袭道崇团局，化装攻打大致坡，获得胜利，消灭了一批国民党反动武装，队伍迅速发展到一百多人。不久，特委决定把这支部队调到特委驻地乐会县。白驹又在琼山重新组织武装队伍。

武装斗争的烈火，在海南岛燃烧起来了。除白驹领导的队伍外，王文明、杨善集等在定安、万宁、琼东、乐会、儋县一带领导农民武装，冯平在澄迈、临高一带领导农民武装。各路农民武装互相支援，互为犄角，有力地推动革命浪潮滚滚向前。农会、妇女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搞得敌人不得安宁。在革命的热潮中，琼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白驹担任主席。

特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决定将各县的工农讨逆军统一改编为琼崖工农革命军，冯平为司令员，下设东、中、西三路总指挥部，辖十一路军 (每个县为一路军) ，全军约二千余人，十月举行总暴动。白驹任中路第六路军的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琼崖形势发展很快，但由于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开始出现逆转。一九二八年初，特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依照海陆丰办法将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以乐会、万宁、陵水和崖县四县为中心，实行土地革命，督促各县市积极去干，实现两个月夺取全琼崖的计划。①于是决定在全琼发动一次大暴动，命令红军和各地人民武装向城市进攻，企图夺取海口、加积等海南岛的主要城市。一九二八年五月，蔡廷锴师抵达海南，“围剿”年轻的琼崖红军。各乡也成立反动的民团，配合蔡部“围剿”红军，并从革命根据地琼山、文昌两县开始“扫荡”。白驹领导的第六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奋起抵抗，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到乐会一带。敌人跟踪而来，向我乐会县苏区进犯。在我中路红军失败的同时，东路红军和西路红军也先后遭到蔡军疯狂攻击，主力受到严重损失。工农红军的主要干部，如杨善集、冯平、陈永芹、符节、徐成章、周逸等先后壮烈牺牲。

杨善集在椰子寨战斗中牺牲之后，一九二八年二月省委派李源、黄雍到海南工作，主持召开第二次琼崖党代表大会，选举李源为书记 (不久就调走) 。一九二八年夏省委派黄学增到海南主持特委工作，召开第三次琼崖党代表大会，改组特委，由黄学增担任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底，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仅存下一百三十多人，改编为琼崖独立团，梁秉枢任团长，王文宇任副团长。由王文明、梁秉枢等领导转移到定安母瑞山区建立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海南革命形势进入低潮。白驹考虑到在琼文一带人熟地熟，群众基础比较好，便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留下坚持斗争。当敌人“扫荡”过后，他又一点一滴地重新做组织和发动工作，逐步把琼山东部被敌人破坏的党和群众组织恢复起来，不久又向琼山西部新的地区发展，直到海口郊区。他还在羊山地区争取了一股土匪，改编为我们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八年冬，根据省委指示，特委书记黄学增和其他特委常委、青年团特委一些同志，决定把特委机关(包括团特委机关)迁到海口市，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准备以城市为中心，策动士兵暴动，企图通过夺取海口等城市达到夺取全琼的目的。特委要求琼山县委和白驹协助做好特委机关迁往海口的工作。虽然当时白驹对这个决定有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仍坚决执行。大约经过两个月的筹划，白驹和琼山县委的同志，在海口租了房子，选派住机关的女同志，以职业作掩护，帮助特委领导机关迁入了海口市。这时澄迈县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陷于瘫痪状态。特委决定派白驹到澄迈县担任县委书记，恢复和开展那里的工作。

同年十二月，白驹刚到澄迈时，连找个食宿地方都很困难，恢复工作是异常艰苦的。但他已经有了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有了对付敌人迫害的应变手段。他首先找到澄迈县委的蒙汉强、蒙开胜和苏扶夫等同志，恢复了县委，然后又分头去寻找到一些失散的同志，逐步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党的乡支部和区委。然后又组织了精干的短枪队，在各个基本村中编成游击小组，打杀反动派，振奋人心，推动斗争。经过短短半年时间，澄迈县的工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海口市的特委机关被国民党军警破获，除个别脱险外，几乎所有的干部，包括特委书记黄学增，特委委员黄照麟、陈大基，团特委书记官天民等十余人先后被捕牺牲。黄学增牺牲后，海南整个斗争失掉了统一的领导，各地的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高擎革命火炬顶着风浪前进

正在澄迈工作的冯白驹，当获悉特委被破坏的不幸消息后，在哀悼被害战友的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重建特委领导机关的问题上。他同澄迈县委研究后，以县委名义火速将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告知各县委，并亲自去找各县委负责人研究重建特委事宜。回到琼山县找到了陈秋辅(琼山县委书记)，然后又去琼东县找符明经(县委负责人) 。就在这个时候，陈秋辅又不幸被敌人伏击牺牲。白驹与明经心情更加沉重，两人决定到母瑞山找全琼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王文明重病在身，白驹把特委机关被破坏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建议： “立即召集各县联席会议，重建特委领导机关。”王文明和其他同志都支持这个意见。

一九二九年九月，各县委联席会议在定安县内洞山区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琼东县的符明经、琼山县的张志军、定安县的王志超、澄迈县的冯白驹，还有红军代表梁秉枢和苏维埃政府、党团代表王文明。王文明抱病主持了这次会议。同志们经过两天紧张讨论，选出了新的琼崖特委临委共十一人，由王文明、冯白驹、傅佑山、王志超等为常委。原来大家推选王文明为书记，但当时王文明病已沉重(于一九三○年一月中旬病逝) ，他提议由冯白驹担任临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获得与会同志一致通过。①

这次会议，在海南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新的特委提出了当前工作的要点：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迅速恢复被敌人摧残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 扩大红军，坚持武装斗争，恢复各种群众组织，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在冯白驹的领导下，琼崖党和革命事业有了新的起色。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冯白驹，已经“成为党内很好的干部”，“成为琼崖党的领导核心。”①

一九三○年春节，白驹化装成商人，带着交通员坏发同志，到上海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由定安乘民船沿南渡江先到海口，又由海口转往香港，同其他代表一起抵达上海。广东省第三次党代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和讨论中央领导关于当前形势、任务和工作方针的报告，选举新的省委委员。会议期间，白驹见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李立三和周恩来，也听取了省委对琼崖工作的指示。白驹一直在孤岛苦斗，这次能有机会在上海同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人交谈，他自己觉得实在得益不浅。

一九三○年三月，白驹回到琼崖。四月，他在母瑞山主持了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二十一人。邓发受省委委托，前来向大会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符明经作特委工作的总结报告; 冯白驹传达上海会议精神。会议集中讨论了革命亟需解决的问题：制定开展红五月攻势计划，在全琼实行武装暴动;普遍建立人民政权 (苏维埃) ，实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策动白军兵变和组织士兵暴动，成立红军独立师;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各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大会选出冯白驹、梁秉枢、冯国卿、陈骏业、王业熹、王志超、林树芹、符明经等十三人为特委委员，冯白驹等五人为特委常委，冯白驹为特委书记。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海南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当时广东省委还未摆脱“左”的影响，在五月来信中对海南提出的主要任务是： “加紧组织海口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使城市的罢工与农村斗争力量密切汇合起来完成琼崖地方暴动，实现全岛的夺取。” “不仅要完成全岛夺取，完成全琼地方暴动，而且要与全省各地斗争力量汇合起来以争取一省和几省政权的首先胜利。”①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海南地区的工作虽然也造成了损失，但白驹和特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后，没有去攻打海口、加积这样的城镇，重点仍然放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开展土地革命上面，并紧紧团结同志，认真整顿各县党组织，充实和加强特委机关，因此，革命力量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在琼山、澄迈、临高、乐万、琼东、定安、陵水、崖县、文昌等县，普遍建立起来。苏区人口约一百万人。母瑞山和其他苏区办有供销合作社、军械局、医院、女子师范学校、红军干部学校、列宁学校等。

在同年的红五月杀敌运动中，我游击队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围攻“团猪” (民团) ，处死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打得敌人提心吊胆，红军的影响迅速扩大。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年七月，特委决定扩大红军编制，在定安内洞山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由梁秉枢为师长，王文宇为副师长，后因梁秉枢调往东江工作，由王文宇升任师长，师政委是陈振亚(后为郑大理) ，参谋长是谭明新，政治部主任是潘霖。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独立营(即警卫营)和一个女子军特务连(即后来人们所称的红色娘子军连)，全师共三、四千人。此外，琼东、乐会、万宁、定安、澄迈县苏维埃政府都有一个中队的赤卫队; 还有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配合红军作战，保卫革命政权。乐会、万宁、陵水等县还进行土改。这样，不仅恢复了革命高潮时期的地区，并发展了新区，扩大了苏维埃政权。

母瑞山的艰苦岁月

正当琼崖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一九三二年初，在琼崖特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开展反对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的肃反运动。

这次肃反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执行了左的方针和政策，对什么是AB团、社会民主党、取消派等组织都搞不清楚，又采取“逼、供、信”等简单粗暴的方法，乱打乱杀，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或只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光是独立师就处死了二百多人，乐会、万宁两县也错杀了不少基层干部。白驹作为主要负责人，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负有责任。后来他沉痛地说： “在肃反工作中，我们的损失实在太惨重了，党政军的干部几乎损失了一半，领导上工作上都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对此“我是一生不忘的。”①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后果还没有很好消除，反动派就调兵遣将，向琼崖苏区大举进攻。

一九三二年七月，由陈汉光率领的警卫旅和空军中队，气势汹汹地直扑海南。八月一日，战争从“围剿”琼山、澄迈边境的羊山地区的红二团开始。敌军陆空配合，猛攻五昼夜，我军除二百余人脱险外，其余全部指战员阵亡。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向特委机关和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琼东县第四区一带进犯。我军留下一部分红军和女子军连坚持原地斗争，领导机关向母瑞山撤退。当时白驹和红军负责人缺乏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将各地红军集中母瑞山，想从内线打破敌人的进攻，结果正好中了敌人寻找我主力决战的诡计。我军主力集中在母瑞山十多天之后，觉察到这样做与外界断绝联系，没有回旋的余地，又缺粮食弹药等物资，于是特委重新决定，除特委、琼苏机关和一个警卫连由白驹领导在母瑞山坚持斗争外，红军主力由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率领分散突围。但是，敌人已布置好了层层包围圈，正等待阻击我突围的部队。我主力经过浴血奋战，左冲右突，都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线，终于全军覆没，王文宇因病被叛徒出卖牺牲，冯国卿在突围过程中也光荣牺牲。

陈汉光部队对我苏区人民群众实行极端野蛮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步步为营，强迫人民出钱出力出物构筑碉堡炮楼，加强联防。陈汉光疯狂“围剿”的结果，苏区和红军受到了严重摧残，琼崖党和苏维埃各级组织解体了，琼崖党和省委、党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整个琼崖的革命斗争又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是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留在母瑞山的特委书记冯白驹、苏维埃政府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共一百多人，继续坚持斗争。这些同志后来不断遭到敌人袭击，也大部分牺牲了，只剩下二十六个人。其中四个干部，即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和一位名叫三爹的澄迈县的干部，十八名短枪手，还有四个女同志，其中包括白驹的爱人王惠周。此时，敌人的大部队虽已撤退，但仍留少数部队不断地前来搜山。

母瑞山形势十分险峻，林木参天，毒蛇猛兽经常出没，在草丛里和积水中，还有许多吸血的水蛭(俗称山蜞) 。山里交通不便，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隐没在丛林之中，敌人不敢轻易深入。还在一九二八年冬，王文明、梁秉枢等已率领琼苏政府直属机关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三个革命村庄，村民多数是移民和革命战士的家属。因此有革命摇篮之称。白驹等二十多人到这里时，移民已走光了，茅屋也被烧光了，没有吃的和住的，斗争的艰苦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但是他们凭着一颗忠于革命的心，想尽办法同各种困难作斗争，度过了十个月的艰难岁月。先是靠移民逃走之前未收获的蕃薯和留下的一些食盐，勉强度日。后来蕃薯挖光了，盐也没有了，他们又靠采摘野果野菜充饥。山中有一种野菜叶嫩柄脆，外形有点似菠菜，大家就靠采摘这种野菜来度日，并且称这种野菜为“革命菜”。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住宿，经常转移，有一次被敌人袭击，各人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什么都丢光了。时值隆冬，为了抵御寒风冷雨，大家只好用芭蕉叶当席和被。说也奇怪，这二十几人一直到最后突围，却没有一个人病倒。

这个小小的战斗集体，虽然过着象野人般的生活，却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白驹同大伙一起去摘“革命菜”，挖蕃薯，拾柴，挑水，烹煮东西，有了好点的东西大家一起吃，没有谁受到特殊照顾。空闲的时候，白驹就向短枪班及女同志讲革命道理，坚定他们的信心，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有时敌人骚扰少些，在安全的地方，大家就唱唱海南戏和革命歌曲。王业熹用竹子做了一枝箫，吹起娓娓动听的小曲子，这就是他们的文娱生活。大家甘苦与共，不分彼此，二十六个人在十个月的艰苦岁月里，团结战斗，没有一个人叛变或逃跑。

一九三三年夏，冯白驹和王惠周、符明经、王业熹、嬛忠、吴天贵、林天德、林茂松等二十多人，突围下山。他们沿着公路线日伏夜行，经过三个昼夜终于回到了白驹的家。家里的大屋已被烧毁了，只剩下一间做厨房和牛栏的横屋。母亲见到他们回来，悲喜交集。白驹带同志们到村边小山休息，吩咐母亲煮饭，送到山上给同志们吃，并设法寻找当地同志。经过查访，找到了琼山县的五位同志——李黎明、刘秋菊、李汉、朱克平、冯安全，被打散的老战友重逢，大家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多么高兴啊!

全琼有组织活动的革命力量只剩下五、六十人，三十多支枪。但白驹和同志们并没有灰心，仍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决心一切从头做起。而当时最为痛苦的莫过于与上级失去了联系。特委虽曾几次派人出去寻找上级，但在上海找不到党中央，在香港找不到省委。白驹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胸怀，始终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首先设法联系各县幸存下来的党员和干部，积极恢复老区的工作，并向新的地区发展，迎接新的斗争和胜利。

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李黎明、李汉和刘秋菊等会合后，交换了情况，决定分头到其他县寻找潜伏的同志。经过一段时间，把找到的同志集中开会。白驹向大家分析了斗争形势，说明敌人想消灭革命力量是办不到的，有群众的存在，就有革命的存在，眼下力量虽小，但分散到各县去，以各种职业为掩护，联络自己的同志，重新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红军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用胜利的战斗告诉人民，共产党和红军还存在，革命形势就会一天天好转的。大家同意白驹的意见和工作部署，分头到各地去开展工作。

一九三六年五月，特委又选出冯白驹、王伯伦、黄魂、吴一清、肖焕辉、朱克平(运泽) 、陈坚七人为委员，冯白驹、王伯伦、黄魂三人为常委，冯白驹为书记。恢复和开展工作过程中，困难极大，在新区连个落脚点都难找到，并且经常遇到危险。一次，白驹和王惠周、李黎明、王爱珠(李黎明的爱人)、王伯伦、朱克平以及警卫员等人，在琼山县咸来乡一个小小的灌木林里休息时，女同志打起洋伞，遮着炎热的阳光。恰巧被一个在高处放牛的孩子看见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人，便回去报告民团。当敌人走到很近的地方，白驹等人才发觉，当即边打边逃，李黎明、朱克平和王伯伦受了轻伤，白驹的爱人王惠周和王爱珠两同志英勇牺牲，白驹幸好脱险。

分散在其他地区的同志，同样艰苦地开展活动。几股革命武装，互相配合，时而在这个县突击民团，时而在那个县伏击敌军，搞得敌人昏头昏脑，以为到处有红军。战斗的枪声向群众宣告，共产党和红军还继续活动着。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琼山、文昌、琼东、乐万、澄迈、临高、儋县、昌感等县的革命工作又逐渐恢复起来，县、区、乡和村的党组织也开始建立。一九三六年，在琼山成立了琼崖游击司令部，下辖三个队，朱运泽(朱克平)为司令，王伯伦是政委。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前，红军游击队发展到六十人左右。

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

琼崖特委长时间失去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对国内外情况了解极少，直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白驹才从华侨带回来的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中共中央公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了解到中央正在号召全国各个政治集团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于是，白驹和特委研究决定，根据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向国民党海南当局发出停止内战，实现全琼团结抗日的宣言。同时，他又在《党团生活》、《布尔什维克》、《救亡旬报》等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宣传党的主张，给人民群众指明斗争的方向。党的宣传鼓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琼崖中学、琼海六师等学校的师生，走出学校，深入到县和市镇进行宣传，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开展救亡运动” 。

一九三七年初，琼崖特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恢复了联系。白驹就象失散了的儿子又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样高兴。他亲自到香港向南委汇报，并带回了南委负责同志提出的工作意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开展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白驹致函国民党一五二师师长陈章及行政专员黄强等，表示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愿意改编红军，并要他们在报刊上作出公开答复。数天后，陈章就在琼崖《民国日报》上公开答复，同意我派代表去海口市进行谈判。这时，冯白驹有点顾虑，怕中奸计，没有立即派出谈判代表。后来鉴于形势变化，“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局势动荡不安，便于八月派乐万县委书记李黎明前去谈判。

但是，陈章没有诚意谈判，不肯出面见我代表，只派了他们的军训主任林序东出来接谈。林序东横蛮地提出先要冯白驹把队伍带出来，方才正式谈判。李黎明立即反驳，表示如不同意我们的条件，红军就不出来。第二次再去，也没有结果，谈判遂陷入僵局。

正当谈判的时候，白驹在琼山县塔市乡烟村不慎被捕。白驹被捕后，由王伯伦代理特委书记，立即进行营救活动。一方面将冯白驹被捕情况火速报告省委、中央，通过报纸公布白驹被捕的消息，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共谈判的阴谋，并发动各界人士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冯白驹; 另一方面派塔市党支部书记邓文进和海口市工委书记林克泽暗中负责保护白驹的安全，防止意外。

此时，张达、陈章、王毅和陈炜章等对白驹进行“审讯”，而且威迫中学校长王政等一起“陪审”，要他们出面规劝白驹“悔过自新”，交出武装以换取官职。但“陪审”的校长等都不作声，张达、陈章一伙只好亲自对白驹威迫利诱。白驹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破坏团结抗日，重申我党关于通过谈判解决改编游击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但没有结果。后来在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张达才被迫派人同白驹谈判。白驹说，我一个人作不了主，要同特委联系，并要求先行释放与他一齐被捕的爱人曾惠予。惠予出狱后，白驹就通过她同特委联系。当时狱中还关着几十个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中共海口市工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张开泰为书记，符哥洛、林诗润为支委。白驹入狱后不久，支部决定派符哥洛专门与白驹联系，经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白驹也通过符哥洛转达意见，指导狱中斗争。看管监狱的小队长吴克之，是我党的秘密党员，他暗中负责保护白驹的工作。国共合作后，大陆各地先后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而海南反动地方当局还在继续捕杀共产党人。狱中的同志对琼崖国共合作的前途大失所望。白驹知道后，向狱中同志讲明党中央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前途是光明的; 并指出： “琼崖要实现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还需要时间。”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要灰心。当时在狱中还关押着一个叛徒——王昭夷，这个家伙叛变革命后，当了国民党的县长，杀害过我许多同志。后因敌人内部互相倾轧，才被关在监狱。支部考虑要惩办王昭夷，为死难烈士报仇，但又怕影响“统一战线”，便请示白驹。白驹笑着说： “咳! 监狱里犯人打架嘛，怎么会影响统一战线呢?”同意惩罚这个败类，但嘱咐“不要打死”。于是狱中支部几个同志利用王昭夷放风时，突然用麻袋从他头上套去，推倒在地，狠狠地把他揍得半死。王昭夷由于害怕再次受到惩罚，也不敢向狱官告状。这次“麻袋打狗”，为大家出了一口气，人心大快。

党中央得知白驹被捕的消息后，十分关心他的安全。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在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经党中央方面向蒋介石交涉，由蒋介石下令，白驹同志才无条件释放出来。”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天中午，冯白驹被释放出狱。临走前张达会见白驹时表示愿意合作抗日，要求白驹继续派代表和海南国民党政府谈判，改编武装，参加抗战。白驹同意派出代表继续谈判。白驹被捕期间，省委已派了李明 (即林李明)任特委书记，白驹出狱后，担任特委常委作为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住在府城。谈判拖延一年多，白驹始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我党我军独立自主的原则，揭露国民党企图借谈判消灭红军的阴谋。由于经过多方做工作，组织府城和海口地区的群众，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呼吁国共合作，争取了各阶层人民、海外华侨，以及进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利用六十二军调离琼崖，王毅担任琼崖守备司令兼专员的机会，积极做争取王毅的工作。当时日机疯狂轰炸海口、琼山一带，敌舰封锁海上通道，王毅兵力薄弱，这才不得不接受特委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海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建立，从此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崭新局面。

根据协议，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东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简称为琼崖独立队，白驹担任独立队队长。

改编前，我军只有六十多人，长短枪五十余支，如果国民党知道这个情况，就会背信弃义地歼灭我们。因此，特委在谈判成功后，立即通知各地党组织，发动党员和青年参军，动员群众捐献枪枝，收缴土匪武装。一个月时间，我军迅速地扩大到三百多人，二百多支枪。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琼崖抗日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龙市正式宣告成立。独立队的军饷，一方面依靠群众支持，一方面由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千元。南洋华侨、港澳的琼崖同胞，积极响应我党“支援祖国，保卫家乡”的号召，成立了“援冯(白驹) 委员会”、“援八 (路军)援四(新四军)委员会” 、华侨救济总会、华侨回乡服务团、工商友爱社等团体，捐献大量金钱、物资和药品，支援海南抗日军民。白驹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军改编的成功，保持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以种种手段并吞直至消灭我军的阴谋，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从此，独立队在党的领导和白驹的率领下，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海南人民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利用敌寇登陆前的短暂时机，独立队抓紧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白驹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育这支人民子弟兵上面。他向战士们讲解我党的军事思想，上政治课; 他还以身作则，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进行军事训练。

日本帝国主义攻陷广州后，为了切断河内和缅甸两条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建立对华南及东南亚的海、空作战基地，掠夺资源，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陆海空三军互相配合，大举进犯海南岛。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闻风而逃，约六千名国民党官兵一枪不发地溃退到五指山去了。

同国民党军队截然相反，年轻的独立队一直在前线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日军登陆后，白驹命令黄大猷、符荣鼎率领部队立即开往南渡江的潭口，阻击日寇，掩护向内地逃难的人民群众。敌机向人群俯冲扫射，独立队战士就用步枪对空射击，并带领逃难群众到独立队驻地，然后再往内地转移。在这次潭口阻击战胜利喜讯传出后，人心振奋，海南人民把抗日救琼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独立队身上。

日寇登陆后，很快地占领了海口、府城、榆林、三亚等城镇，继续向腹地推进。在白驹亲自指挥下，独立队英勇抗战，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一月，打了六十多次仗，击毙日军五百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六月，白驹得知永兴市据点只有一个班的日军，便派二大队中队长林天德带着短枪班，化妆赶集的农民，出其不意，把这个班日军全部消灭了，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五支，掷弹筒一门。奇袭永兴的胜利，震动整个海南岛。蒋介石为了标榜自己是抗日救国的“领袖”，特传令嘉奖冯白驹; 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策亦致函冯白驹，表示赞扬。

由于白驹和独立队的同志们正确执行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人民战争，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一九三九年五月，独立队扩编为独立总队，下辖三个大队，由初建时的三百人发展到一千四百人。王毅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我军扩大，并拨给步枪一百多支和一批子弹及给养。扩编后白驹任总队长，马白山、符振中任总队副。

白驹率领独立队，一直站在抗日的最前列，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当独立队撤离云龙分散转入农村活动的过程中，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在自己家乡收集枪枝，组织抗日队伍，主动派代表到独立队来，要求派干部去领导。甚至有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地方行政人员以及部分不满国民党不抗日而自行脱离的零散部队，也要求我们收编，愿意接受我党领导共同抗战。可是当时我们党内，特别是特委主要领导人，存在着右倾错误，认为收编那些武装力量会破坏统一战线，因而把主动要求我们收编的一些地方武装拒之门外，对一些失掉联系的国民党警察部队，还规劝他们返回国民党的原建制去，对于民间的枪枝也不敢大量收集;不仅如此，还借口“解决经济困难”，主张把我独立队一个中队改编为琼山县国民党第三区区属武装，理由是该区区长韦义光是我党秘密党员，这样做可以减少经济负担。白驹对特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意见，表示异议。尤其是把我军的一个中队改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认为是原则立场问题。由于白驹和其他同志的反对，这个错误主张才没有执行。

党的信赖人民的重托

一九三九年冬，特委书记林李明和独立总队党委书记李黎明到延安参加“七大” (后改期) ，由白驹代理特委书记。他根据当时抗日斗争的形势，向特委提出“必须在敌后创造我们的根据地”。十二月，特委召开了第八次扩大会议，白驹代表特委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总结了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分析抗战的形势。白驹指出，在敌伪顽走向联合，而革命力量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坚持长期抗战，必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讨论后，特委决定：向琼西地区的澄迈、临高、儋县、白沙、昌江、感恩等县发展。除了符振中和陈乃石等领导一部分部队留在琼文地区活动外，白驹，王伯伦带领特委机关和总队部开始向西转移，在美合建立抗日根据地。

为了培养各种干部，在根据地内创办了琼崖抗日公学和党校、农训班、军事干部学校等。琼崖抗日公学于一九四○年夏开办，白驹兼任校长，史丹为副校长。学生五百人，分为军事班、政治班、普通班、行政班、工农班、妇女班、儿童班。很多革命的知识分子，爬山涉水，自愿来到公学任教; 许多青年，不怕困难，从各地踊跃前来学习。白驹经常向学生讲政治课，与学生谈心。这些学员后来很多成为琼崖革命的骨干。独立总队在斗争中也发展成为一支有三千多人的队伍。

此时，海南形势开始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大幅度地减少独立总队的军饷，同时限制我军的发展，要独立总队的编制，缩小为一个大队，三、四百人。顽固派公开扬言： “要留下子弹清共，和冯白驹算账。”年底，他们企图挑动军事冲突，消灭独立总队。在这种情况下，白驹打算先发制人，打击行政专员吴道南的顽固派势力。后来，由于得到省委指示，说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和自卫的原则，先进攻别人，不能做到“有理”，所以才没有动手。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诡计多端，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他们一面积极进行攻打美合的军事部署，一面派出保七团的中校副团长林荟材以“谈判”为名，到美合根据地窥看我军虚实和地形，为他们进攻作准备。

十二月十五日拂晓，保七团和西路几个县的反动武装共三千多人，偷袭我美合抗日根据地。对这突然事变，白驹沉着地指挥部队应战。经过两天激战，我军撤出美合。顽固军进占美合后，大肆屠杀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独立总队及琼崖公学来不及撤退的伤病员，被惨杀的达百余人，这就是震动琼崖的“美合事件”。

特委机关和独立总队撤出美合后向何处去?特委在讨论时有所争论。有的主张向西走，说那里山高林密，可以掩蔽活动;但白驹和多数同志主张转回琼山、文昌地区。白驹说： “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琼文地区群众基础好，情报灵通，物产丰富，有迥旋余地，可进可退，只有东返琼文，革命才有出路。经过讨论后，特委就决定向琼文地区转移。琼文群众看到独立总队回来了，高兴得奔走相告。当时生活很困难，但群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支援部队，事迹十分动人，充分证明了白驹关于“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的论断多么正确。

美合事变以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琼崖特委在琼山县树德乡召开第四届第三次执委会议。会议首先集中总结美合事变的经验教训，白驹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认为，美合保卫战所以失利，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思想麻痹，给他们钻了空子; 其次是军事上犯了消极防御的错误，再加上负责正面防御的特务大队长朱克平临阵退缩，不服从指挥而使整个战役处于被动。会议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由林李明传达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

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一九四○年三、四月间，林李明和李黎明在延安时，中央听取了他们关于海南革命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经过研究后，作了很多极为正确的指示。林李明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同他谈话并作了指示。毛泽东说： “琼崖特委书记和独立总队的队长，还是由冯白驹同志担任好，因为他在海南搞了这么久，情况熟悉，和群众关系密切。”同时希望冯白驹要多帮助同志，要抽出时间学习，并提供了学习的书目。关于琼崖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问题，毛泽东十分强调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军队，建立抗日政权。他说： “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阶层，打击顽固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争取华侨的援助。军队要发展到一万人。琼崖有党，有军队，也有群众，但缺少政权。要坚持长期斗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干部政策方面，要通过办训练班、党校，大力培养干部，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考试要考统战策略。要关心干部，琼崖干部的优点是忠诚于党、勇敢，缺点是狭隘、个性强。还要教育群众，提高对抗战胜利的信心。”①党中央考虑到海南军事干部和技术干部比较缺乏，先后派李振亚、庄田等来到海南。周恩来还指示廖承志为海南购买电台设备及派去报务技术员。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大鼓舞，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改选了特委。冯白驹复任特委书记，林李明为副书记，王伯伦、欧照汉、黄魂为特委常委。白驹对党中央的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并感谢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和信赖。他说：“党中央给我们的指示很及时，它象一盏明灯，给我们照亮了斗争的前程。”①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调整了部队的编制，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冯白驹为总队长兼政委，庄田为副总队长，李振亚为参谋长，王业熹为政治部主任。为了加强对各地部队的领导，还改编了部队。独立总队下辖四个支队。

白驹复任特委书记后，爱护干部，解决干部家庭和生活困难，加强干部团结，共同对敌。对中央和省委派来的干部，白驹都表示欢迎，根据各人的特长，委以重任，很好发挥他们的才干。在领导方法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贯彻群众路线，凡是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再作决定; 凡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了的事，他就坚决执行。这就保证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得到正确的贯彻，使海南党组织真正成为带领海南各族人民去夺取胜利的先锋队。

同敌顽作战中打出新局面

特委领导机关回到琼文根据地后，国民党顽固军跟踪而来。白驹和庄田、李振亚以及一支队队长吴克之等研究后，一致认为要狠狠地给予回击。在反内战的军民动员大会上，白驹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必须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来坚决回击反共军。为了实现团结抗战，为了孤岛抗日战争的胜利，任何牺牲损失我们都可以忍受，同志们，前进吧! 胜利在等待着我们。”

一九四一年三月，国民党保七团两个连及伪琼山县游击大队，奔袭我谭来乡的第一支队。为了打胜这一仗，白驹和他的助手们作了周密的布置。他领导五个中队的兵力，埋伏在箩蓬坡，迎击反共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消灭了保安七团二营五连五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四十余支。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坚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胜利信心。但是，伪保安副司令兼保七团团长李春农仍想玩弄两面手法，一面来函说要派员与我谈判; 一面指挥其反动军队向我进攻。但我们不再上当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当李春农率部到达斗门村时，白驹指挥我军立即发起猛攻，打得敌人慌作一团。李春农牵着坐骑准备逃跑时，为我二支队神枪手黄可则击毙。这一仗共消灭顽固军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李春农以下的十多名军官。胜利的消息传开后，琼崖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次日，保七团二营营长李紫明率败军向琼山逃窜时，又被我军围困于咸耒乡大水村。冯白驹、吴克之和马白山直接指挥这场海南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战斗。我方参战的兵力达二千五百人; 琼山、文昌两县的六、七千人民群众参加支前工作。由于顽军占据了比较坚固的房屋负隅顽抗，白驹为了避免我军付出过大的代价，没有下足决心攻坚，而是实行围困战术，但没料到被围困的李紫明通过电台求救，吴道南、王毅便调遣部队前来增援。我军既要打围，又要打援，兵力分散，结果被李紫明突围逃窜了，未能达到全歼的目的。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打退敌军多次增援，毙伤顽固军四百余人，保安七团副团长董伯然受重伤。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基本上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保卫了抗日根据地。但在作战中，我唯一的手摇发电收发报机落到了敌人手里，从此特委又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各地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纷纷成立民主政权。一九四○年十月，文昌县举行数万人的大会，民主选举詹镛当县长，建立起县至区乡的民主政权。白驹返抵东路后，帮助成立了琼东县民主政权。接着万宁、琼山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等部分地区也建立了民主政权。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在琼山县树德乡召开了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大会，西路、南路各县都派有代表列席，一致决定成立琼崖东北区人民政府，选举冯白驹为主席，史丹、刘秋菊、吴耀南、吴乾鹏、林柏熙、潘云秋等为委员，体现了“三三制”的民主建政原则。琼崖东北区民主政府颁布了施政纲领、组织纲领、土地条例、选举条例、婚姻条例、优待抗属条例、基层组织条例、救国公粮征收法、危害抗战紧急治罪法。这些法令条例的颁布执行，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惩治了汉奸卖国贼。在农村，还实行减租减息，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政策。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和儿童团等各种民众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这个东北区人民政府实际上是领导全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活跃市场，还发行了琼崖东北区民主政府代用券。

从一九四二年起，海南抗战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寇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扫荡，而勾结顽固军，向我抗日队伍进攻。国民党海南守备司令王毅、保七团团长董伯然和何定之等民族败类，竟和日寇订立了“共同防共协定”，划地分防，共同“围剿”我独立总队和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日寇动员了警备队和绥靖队、自警队共六千余人，国民党反共军两个保安团，一个游击大队共三千多人，在空军配合下，以装甲车和坦克开路，从东路开始，接着从西路和南路，向全琼抗日根据地开展大“扫荡”。海南人民又遭到空前未有的一场大屠杀。但侵略者及其帮凶的血腥暴行，决不能使人民屈服，只能激起人民的愤怒和坚决反抗。白驹当时曾经明确地指出： “我们虽然在反共军的进攻下，但是我们必须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击我们唯一的凶恶的敌人。”特委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起，连续发出三次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号召全琼军民坚持抗击日寇的伟大斗争。为了打退敌人的“扫荡”和“蚕食”，白驹熬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同战友们一起分析战情，制定作战方案，部署兵力，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经过我军的英勇抗战，终于粉碎了日伪的五月大“扫荡”。

在粉碎了日伪大“扫荡”的形势下，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琼崖特委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四十四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冯白驹、林李明、黄魂、王业熹、王月波五人当选为主席团。冯白驹作了《一切为了反攻》的政治报告，林李明作了统战工作报告，庄田作了军事报告，王业熹作了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报告，史丹作了政权工作的报告。会议进行了十九天，于九月二十五日结束。①

白驹在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国内外和海南的斗争形势，提出琼崖党的奋斗总方针是一切为了实施反攻，争取明年打败侵略者建设新琼崖。他还提出了三个具体任务： (1)按照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原则来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战党派的关系，以加强团结，不给敌人以任何离间的机会; (2)按照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改善内政，使人民更踊跃的为抗战服务，才能克服困难，最后战胜日寇; (3) 坚定全体军民胜利信心，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清除侥幸等待心理，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反攻实施而奋斗。白驹的报告，对于认清抗战形势，明确任务，执行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最广泛地争取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粉碎日寇“扫荡”和“蚕食”琼文游击中心根据地的阴谋，最初是把主力组成野战军，在根据地和日敌周旋，进行内线作战。后来特委和白驹改变了对策，取消野战军的建制，把人员和装备分散到各支队，除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在琼文根据地配合群众进行游击战外，主力于一九四三年夏秋间撤出琼文根据地，发展新区。但对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应该向何处转移的问题在特委内部有争论。多数同志主张应向琼东南地区 (乐会、万宁、琼东、陵水等县)发展，在定安的内洞山区建立根据地。白驹不赞同这个意见，认为该地区经过长期反动派烧杀摧残，损失很重，缺乏群众基础，又接近日敌重要据点加积，在此建立根据地不适合，而琼西南地区即澄迈、儋县、白沙、感恩、昌江、崖县等县地域辽阔，有五指山作屏障，人口较多，第四支队在这个地区活动，且有一定群众基础，适合建立根据地。可是，白驹的意见得不到支持，他只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情况下，服从向琼东南地区发展的集体决定。从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各抽一个装备好、战斗力强的大队组成第五支队，向内洞山转移。结果第五支队五百多人进入内洞山地区后，碰到许多困难，不仅遭到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袭击，而且因疾病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当不得不撤离内洞山地区时，只剩下百余人。实践使特委统一了认识，重新肯定了白驹的正确意见，改变原来的决定，特委领导机关和主力向琼西南发展，创造绿现山地区根据地。

支持黎苗族人民的斗争

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和红军就在黎、苗族人民中留下较深的影响。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白沙县黎、苗族人民，不堪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爆发了一次震动全岛的英勇起义。

日军侵占海南后，国民党海南的政府机关、军队和家属五千多人纷纷逃入五指山区。他们躲在山区，仍然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而一切负担都落在黎、苗族人民身上，引起黎、苗族人民的极端不满。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三日，王毅和保六团团长杨开东，诱骗苗族人民在基督教堂开会，用机枪疯狂扫射群众，半天时间，一千九百多同胞被杀害。这桩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激起黎、苗族人民无比愤怒。为了摆脱绝境，他们在黎族首领王国兴、王玉锦、符中龄等十多人的领导下，于一九四三年农历七月十二日和十八日先后揭竿起义，攻占了县府和守备团，赶走了国民党派驻的军队和官员。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向黎、苗族起义人民进行反扑，集中主力部队几千人，多路向白沙人民进攻，起义终于失败。“七月起义”失败后，王国兴三次派出代表，到处寻找共产党来解救黎、苗族人民的苦难，但又不知道共产党在哪里。第三批黎族代表王文松、王高定、王家芳三人，几经周折，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那大找到了临高县委书记李汉和第四支队长马白山。过了几天，白驹在绿现山热情接见这三位黎族人民的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并派出一个武装工作组，跟代表们回什寒山和鹦歌岭见王玉锦、王国兴等人。一九四四年春，为了加强对黎民的领导，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黎族工作委员会，朱家玖为主任，郑放、许世淮、王昌和廖志雄等为委员。黎族工委的同志带着冯白驹的信件和武器物资前往鹦歌岭见王国兴。王国兴等非常感激。这时全国抗日的形势发展很快，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经中央批准，一九四四年秋琼崖特委将独立总队改为琼崖纵队。冯白驹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庄田为副司令，李振亚为参谋长。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王国兴亲自前往绿现山会见白驹。他们虽是初次相见，却谈得很融洽，并按照黎民的风俗习惯，共饮鸡血酒立誓结盟。白驹表示坚决支持黎、苗族人民反抗国贼(即国民党反动派) 的斗争，国兴则表示黎、苗族人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为了满足国兴的迫切要求，特委和琼纵决定帮助成立一支以黎民起义士兵为核心的白(沙)、保(亭)、乐(东)人民解放团。任命王国兴为团长，郑放、许世淮为副团长，王玉锦为参谋长，并送给一批武器弹药和钱粮物资。王国兴还把自己年仅十三岁的孩子送往琼特，以示对共产党的信赖，这个孩子后来被安排做刘秋菊的警卫员，充分体现了汉族和黎族人民生死与共的关系。为了扩大白沙中心根据地，支援黎、苗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九四五年春特委决定成立挺进支队，由李振亚兼任支队长，符荣鼎为政委，挺进五指山腹地。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挺进支队消灭了守备二团的残余势力，白沙县基本上获得解放。随即特委和琼纵司令部由阜龙迁往白沙县城牙叉，并成立白沙县人民政府，詹力行为县长，王国兴、王昌为副县长。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首先改善人民生活，对贫苦农民进行救济，帮助黎、苗族人民解决粮食、种子和耕牛等困难，发展农业生产。特委和琼崖纵队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黎、苗族同胞的爱戴，称琼纵为“父母军”，称冯白驹等为“父母同志”，称共产党为黎、苗族人民的“救星”、“父母党”。白沙县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很快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

一九四五年七、八月，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县民主政权纷纷建立的基础上，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任务，成立了琼崖临时人民民主政府，冯白驹当选为主席。

当时由于没有电台，加上日寇和国民党政府对我们进行严密封锁，以致象日本投降这样的大事件，也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白驹等才知道的。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海南人民，听到日本投降这个特大的喜讯，顿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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