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冯仲云人物传,冯仲云生平事迹,冯仲云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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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冯仲云人物传,冯仲云生平事迹,冯仲云评价

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杰出的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和优秀党员。他在“四人邦”的迫害之下，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含冤逝世，终年六十岁。

冯仲云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 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历任东北反日总会党组书记，中共满洲南满巡视员、省委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东北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 曾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冯仲云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余巷镇一个小职员的家庭。父亲冯德选年轻时在上海钱庄学徒，后来远离家乡到湘西洪江镇官钱局当职员，薪水微薄，入不敷出。母亲薛氏，略有文化，勤劳、善良、俭朴，对子女要求严格。冯仲云四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给他讲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使幼小的冯仲云受到初步的文化教育，培养了他的学习习惯。

一九一四年，全家随父亲迁居洪江，第二年冯仲云进了私塾。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反袁护国战争爆发后，他们全家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使冯仲云饱尝了人间的苦难，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从而产生了对封建军阀的憎恨和对穷苦人的同情。一九一九年，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洪江这个小山城，青年学生也成群结队，打着旗帜，高呼口号，在大街上游行讲演，使冯仲云初步了解了世界大势和民族危机。

一九二○年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并能继续求学，十二岁的冯仲云随舅父回故乡余巷镇，寄居在二伯父冯亮臣家中。一九二一年，二伯父到余巷小学任语文教员，冯仲云就读于余巷小学高小班。

一九二三年春，冯仲云小学毕业，考入杭州蕙兰中学。这所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通常是要入教的，冯仲云也接受了洗礼。但是，他并不相信地狱和天堂那一套说教，虽然参加了一些宗教活动，却觉得很可笑。这时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杭州图书馆里宣传新思想的报纸杂志。他阅读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和《向导》周报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

一九二三年十月，直系军阀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曹锟的丑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杭州爆发了反对曹锟和“猪仔”议员①的斗争。冯仲云激于义愤，不顾学校禁令，参加了在西湖举行的声讨“猪仔”议员大会，并和群众一起冲进当地一个“猪仔”议员的家中，当面痛斥他的无耻行径。这是冯仲云第一次参加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

一九二五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和游行群众，造成“五卅” 惨案。杭州的工人、学生相继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冯仲云和一些进步学生，冲破了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西湖断桥附近的日本领事馆时，他拿起话筒做街头讲演，愤怒声讨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

校长葛勃斯(美国人) 为了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故意在这时召集一些男女教徒，到他家里过所谓基督教节，举行娱乐晚会。这件事激起了同学们的极大愤怒。冯仲云带领义愤填膺的同学们，高呼反帝口号，闯进葛勃斯的家里，冲散了他们的晚会，揭露了葛勃斯的伪善面目，使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狼狈不堪。

(二)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仲云抱着科学救国救民的思想，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

在清华大学，冯仲云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认识到所谓科学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能获得解放。”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北方，奉系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疯狂逮捕和屠杀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锻炼的冯仲云坚信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继续下去。就在这时候，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大革命失败后，清华大学留下朱理治、冯仲云等六、七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一九二八年三月，由于叛徒出卖，党支部书记朱理治身份暴露，在冯仲云的掩护下，朱理治离开了北京。在这险恶的形势下，冯仲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坚持革命斗争。他们经常深入工人之中，或往返于燕京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之间，揭露蒋汪合流背叛革命的反动本质和反动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他经常利用夜晚，在清华园的草丛中，召开支部会议，分析政治形势，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有时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就在荒草野林中度过漫漫长夜。在冯仲云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党支部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斗争的考验，党的力量逐步发展起来，党员很快发展到二十余人。

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北京市委代表肖执中来到清华大学，和冯仲云等接上了关系。从此，清华党支部又在市委的领导下进行战斗了。一九三○年二月，冯仲云调到北京市委任干事。在此期间，他曾化名冯启农主办文艺刊物《展望》，宣传党的主张和进步思想。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冯仲云在参加北京东单“五一”劳动节筹备会时，被当时占据北京的阎锡山军队逮捕。在狱中，反动军阀以各种刑罚折磨他，甚至把他拉到刑场陪榜来恐吓他，但始终没有动摇冯仲云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不仅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而且还在狱中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工作，教育了一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九月底，乘阎奉两军换守之机，冯仲云等同志在监外党组织的配合下，砸开镣铐，逃出监狱。五个月的监狱生活，使他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丰富了斗争经验，“抛弃了当红色博士的思想，而彻底走上革命职业家的道路。”①

清华大学四年中，冯仲云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还刻苦攻读了数学、物理、化学、文学、外语。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和优异的学习成绩，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钦佩和称赞。按照他的学习成绩，他本来可以获得理学士学位，并得到优厚的待遇，但由于他被捕入狱，未能参加毕业考试，校方允许他继续学习或补考。此时的冯仲云已完全立下献身革命的志向，决心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弃笔从戎，投入革命的洪流中。

(三)

冯仲云出狱后，由于身份已经公开，不能继续在北京工作。一九三○年十月，他受党的派遣，经清华大学教授郑洞荪的介绍，到哈尔滨，以商船学校数学教授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商船学校是东北军海军司令沈鸿烈在一九二七年为培养训练自己的实力而创办的。冯仲云以他渊博的知识、和蔼的态度和诙谐的语言，博得了学生们的好感。为了在学生中开展工作，他把在北京念书的未婚妻薛雯接到哈尔滨，在一个叫 “牛甸子” 的地方住下了来。白天，在课堂上，他有意联系社会现实，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 晚上，在家里，他对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冯仲云在青年学生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不久又被北方有名的哈尔滨第一中学聘请去兼任数学教师。

冯仲云初到哈尔滨时，因为经中央转满洲省委的组织关系还没有到，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好独立开展工作。他先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团结一些进步学生，在哈尔滨商船学校和哈尔滨一中秘密成立了读书会。在读书会里，他向会员介绍左翼作家，组织他们阅读、讨论鲁迅、郭沫若、高尔基等人的著作，进而讨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五四”青年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在他的领导下，读书会不断发展壮大，到 “九·一八” 事变前夕，已有会员七十余人。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参加了商船学校及哈一中反帝会(也叫反帝大同盟)的领导工作。读书会的建立和反帝会的发展，推动了哈尔滨爱国运动的高涨，并为“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和发动北满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参加反日斗争创造了条件。

冯仲云还利用他居住在松花江边的条件，经常有意地去接触船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向工人们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介绍我国工人运动史和 “二七” 大罢工的斗争精神，讲述南方红军反“围剿”情况和根据地的形势。经过冯仲云的宣传教育，革命真理在船工中逐渐传播开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冯仲云的组织关系由上海转到北满特委。根据特委决定，冯仲云担任了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当时的江北区委只有他和区委书记于诚文两个人，于诚文负责马家船口一带工作，冯仲云负责哈商船学校和松花江岸船工工作。由于冯仲云有教师身份的有利条件，他同时负责江南哈一中、哈工大、哈医专、南牛房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他先后发展了范庭植、刘景等二十余名学生入党，并建立了商船学校党支部; 在船工中发展了郭玉圣等一批党员、建立了以郭知琛为书记的党支部，他自己担任支部的宣传委员。

党组织的建立、爱国组织的发展和革命真理的传播，为动员群众参加反日斗争创造了条件，为东北党组织领导抗日斗争培养了干部，也使冯仲云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三个月内，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冯仲云决心“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与东北人民战斗在一起。”

一九三二年，党组织派冯仲云担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反日会是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开始在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建立，后来逐步发展到农村。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爱国群众开展反日斗争，动员各阶层人民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东北各地的反日军队。

为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反日斗争，冯仲云和杨靖宇、赵尚志、何成湘等，经常去电车厂、老巴夺烟厂、哈尔滨工业大学、医学专科等厂校，动员工人、学生参加反日斗争。他组织哈一中的学生，以暑假旅游的名义乘船去木兰、通河、依兰、富锦、佳木斯等地进行反日宣传，使我党的抗日主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寇占领哈尔滨的当天晚上，他冒着生命危险，与赵尚志一起来到松花江北呼海铁路修理厂，参加工人集会，发表讲演、散发传单，揭露日寇侵占东北的罪行，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同日寇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了支援各地抗日军队，冯仲云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通过各地反日会动员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参加抗日军队和乡村义勇军，直接对日作战;同时，还在哈尔滨募捐，购买军用物资和药品，送到前线。一九三二年五月，满洲省委准备组织哈尔滨一个伪警备队士兵哗变。为配合这次行动，一天夜里，省委几位领导同志在冯仲云家里亲自印制宣传品。省委书记罗登贤用毛笔蘸着阿姆尼亚药水在蜡纸上书写，军委书记赵尚志和薛雯负责印刷，冯仲云一面放哨，一面准备纸张。夜深人静，石印机的达达声显得格外响。为了防止敌人巡逻队听到响声，冯仲云让薛雯故意把刚刚满月的女儿“囡囡”弄得大声哭叫，并脚踏地板，哼着歌曲，装做哄孩子①。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满洲省委的领导和冯仲云等的努力工作下，反日会发动了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各地抗日军队，为东北抗联的初建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二年秋，满洲省委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奔赴农村，建立反日武装，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同年十月，冯仲云受满洲省委派遣，以中共满洲省委驻松花江下游代表的身份去汤原县，领导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反日斗争。

汤原是汉族和朝鲜族集居的地区，也是伪满三江省的统治中心。在这里，我们党早已进行了抗日工作，并建立了汤原中心县委。冯仲云来到汤原，落脚在汤原中心县委所在地——鹤立河南岸的七号屯后，立即召开中心县委会议，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布置了工作，特别强调了民族团结和建立反日武装的重要性。

由于日本特务、汉奸和地主的挑拨离间，汉、朝鲜两族之间长期存在着较大的隔阂。为了粉碎敌人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促进两族人民团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冯仲云一方面派共产党员蔡平(朝鲜族) 、裴成春(朝鲜族)和抗联老人李升等同志，分别深入到汉族、朝鲜族群众中做细致的工作①，一方面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以日寇压迫奴役汉、朝鲜两族人民的大量事实，揭露敌人的阴谋，说明两族人民团结的必要。经过宣传教育，两族群众逐渐消除了隔阂，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

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冯仲云在汤原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抗日游击队的骨干。著名的汤原游击队队长、抗联六军军长夏云杰，就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之一，并经冯仲云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

在汤原，冯仲云不幸患了克山病，高烧四十度，全身浮肿。中心县委的同志把他秘密送到县城医院治疗。但冯仲云未等浮肿消退，就返回了工作岗位。十月中旬，汤原中心县委在七号屯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汤原人民第一支反日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汤原游击队，共有队员四十余人，李福臣任队长，赵瑞华任党支部书记。在成立大会上，冯仲云代表满洲省委讲了话。他愤怒声讨日寇侵占我国领土，杀人放火，奸淫掠夺的罪行，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和日寇殊死战斗。他的讲话，鼓舞了战士的士气，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

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多次与敌人作战，取得了一些战果。然而由于装备不好，缺乏战斗经验，不久就被土匪缴械而失败。

秋天，冯仲云和中心县委领导七号屯一带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租运动。汉、朝鲜两族群众几千人，高呼“不向汉奸、地主交一粒粮”、“开展反日战争”等口号，示威游行了几个小时，吓得一些地主，汉奸把大门关得死死的，再不敢出来收租了①。这场抗租运动震撼了松花江下游地区，打击了日寇、汉奸的反动气焰。不久便在七号屯第二次建立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汤原反日游击队，夏云杰任队长，共有队员三十余人。新成立的游击队，靠仅有的两支破手枪，不断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②，神出鬼没地战斗在松江两岸。这个游击队虽然后来又遭挫折，但冯仲云等在这里播下的抗日武装斗争的种子，为后来抗联六军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并成为东北艰苦奋战十四年的一支抗日劲旅。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东北出现了抗日斗争的大好局面。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继续执行他们的错误政策。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召开的北方五省会议，否定东北的特点，大反“北方落后论”和“北方特殊论”，要求处于日寇占领下的东北与关内一样，建立红军，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种“左”倾的错误指导，脱离了民族解放斗争日益高涨的东北的实际，给东北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冯仲云也贯彻了北方五省会议的精神，“派游击队到鸭蛋河(罗北县)去缴地主的武装，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在仅有二、三百户的村庄里，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①广大群众要开展抗日斗争，而领导却要建立工农红军②。在反日的策略上，不是团结与聚集一切反日力量，向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走狗作斗争，而是执行哗变政策，排斥和分化其他抗日武装，使自己孤立起来。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导下，葬送了我们不少的同志。后来冯仲云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 “我回忆这段笨事，深感政治上的幼稚。”③

挫折和失败，使冯仲云认识到北方五省会议的精神，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为了使党对抗日斗争出现的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冯仲云和中心县委负责同志研究决定，由他回满洲省委汇报。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冯仲云和交通员李升步行十几天，走了六百多里路，回到了哈尔滨。由于联络点变动，冯仲云没有马上和党组织接上头。经过几天的乞讨生活，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帮助，他才找到了省委。

(五)

一九三三年四月，满洲省委接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来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即“ ‘一·二六’ 指示信”)。这封信要求满洲党组织尽可能的结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协同对日作战，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革命运动中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一·二六’ 指示信”虽然还未能根本改变“左”的政策，但它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于东北的党组织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尽快让石、海龙县委和杨靖宇、李红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了解“ ‘一·二六’ 指示信”的精神，省委派刚从汤原回来的冯仲云，立即以中共满洲省委南满巡视员的身份，去南满传达指示信的精神。

当时，日伪军正在连续向南满的游击队和反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讨伐”，形势复杂，敌情严重。任何人要通过封锁线，进入根据地，都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冯仲云不畏艰险，身着青布长衫，脚穿胶鞋，戴着旧礼帽，打扮成乡村教师的模样，于五月一日下午，冒着濛濛细雨，在警戒森严的哈尔滨车站搭上了南去的列车，前往吉林市。按照联络路线，找到了吉林市特支书记李维民。李维民说： “石好久没人来了。这里只有那边来人才能联络上，我们无法去人。我的意见是等石来人后，你再去。”在这种情况下，冯仲云只好留下来。

几天过去后，仍不见石县委来人。冯仲云和李维民商定，由团省委巡视员傅天飞和吉林特支的金景，送他前往石县烟筒山一带寻找红军(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约定第二天早晨在吉林车站会齐出发。第二天，傅天飞来了，金景却没有按时到达。这引起了冯仲云的警惕。他们立即回到李维民家，商讨对策。不久，一个姓袁的同志神态紧张地赶来报告： “金景昨晚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在严刑拷打下，叛变了。现在宪兵队正在一中抓人。”面对这种危险的情况，冯仲云果断地决定：立即让李维民家属转移，并把金景叛变的事通知所有能找到的同志，告诉他们立即隐蔽起来。冯仲云等刚离开李家，敌人的摩托车队就开了过来。

金景叛变后，供出了冯仲云的行踪和党、团组织。敌人立即在全城戒严，并把金景带到车站，捕捉冯仲云。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冯仲云，及时改变了去石的路线。他同傅天飞从吉林郊区黑牛圈上车，前往海龙县的草市站，机智地逃出了虎口。

冯仲云所以先到草市站，是因为这里是他从省委出发时，唯一知道有地下党组织的地方。但这里的地下党与省委的关系已中断数月之久，而且这一带“胡子” (土匪)多，随时有被打死的可能。到草市站后，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冯仲云摘下眼镜，装扮成盲人，由傅天飞拉着他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忍饥挨饿，爬山越岭，四处寻找，奔波了六、七天，终于在朝鲜族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海龙县委。

冯仲云向海龙县委传达了 “ ‘一·二六’ 指示信”后，又去石反日根据地玻璃河套。途中，被伪军骑兵队发现。他钻到河边的柳树丛中，整个身子浸在水里，仅把头露在水面上。伪军人马赶到，搜查多时也没发现，只好扫兴而去。冯仲云从水里出来，冻得全身发抖，又经一夜跋涉，与石县委和游击队接上了关系。此时，杨靖宇去满洲省委开会，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和全体队员热烈欢迎冯仲云的到来。在游击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冯仲云传达了“ ‘一·二六’ 指示信” 精神，他强调指出： “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不顾东北具体条件，建立红军和苏维埃的脱离群众的作法。改变与一些武装队伍闹摩擦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壮大我们自己的基干队伍，用来团结其他武装队伍，结成武装反日统一战线。也必须改变与其他反日区隔绝的作法。”①

冯仲云在难以想象的困难、艰险面前，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七月，冯仲云回到哈尔滨，任满洲省委秘书长。偏僻的马家沟河沟街的两间俄式小房，是秘书处所在地，也是冯仲云的家。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警察时常查户口，便衣特务到处寻迹跟踪。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冯仲云夫妇要经常变动住宿地点。为了掩人耳目，薛雯把家里布置得很讲究，俨然象个很有钱的教授家庭。每当省委有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时，薛雯都要办上一桌酒席，对邻居不是说“我家里人过生日了”，就是说“我女儿过生日了”，掩护会议的进行。他家的三个大沙发，背后藏着编好号码的文件。冯仲云在吃穿上马马虎虎，但对文件的保管上，却非常细心。他常对薛雯讲，从事地下工作，除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外，要防止思想上的麻痹，文件一定要保管好，沙发背要经常检查，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搜查的线索。这些文件比生命还重要。

作为省委的秘书长，冯仲云的工作十分繁忙。他要主管党内交通联络，要安排各县来省干部的调训，要负责省委领导同志的人身安全，还要领导省委印刷机关以及安排省委常委工作。

为了壮大反日力量，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反日斗争，冯仲云还经常出入牵牛房。牵牛房位于道里松花江边，是哈尔滨市知识分子经常集聚的场所。到这里来的不仅有作家、诗人、记者，还有教员、职员、甚至爱国的警察。早在商船学校任教期间，冯仲云就曾以一个文学爱好者，在这里从事过社交活动。他和大家一起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探讨文艺创作问题，同萧军、萧红、罗锋等进步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一方面借此了解知识界的思想动态，团结一批爱国的左冀文化工作者，也利用这个合法的环境为掩护，与地下党同志接头，传递情报，布置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团省委秘书长杨波被捕叛变，日伪根据刘、杨的口供，进行疯狂的大逮捕，团组织和哈尔滨的部分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冯仲云夫妇是敌人悬赏通缉的“要犯”，他们的画像被贴在哈尔滨的主要街道上，并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携带叛徒四处搜寻。过去经常出头露面的冯仲云，活动越来越困难。满洲省委考虑到他的危险处境，决定派他到外地巡视工作。

五月中旬，冯仲云离开哈尔滨，前往绥芬河，布置国际交通站的工作。接着，他又到牡丹江、安达、珠河 (现尚志县)等地巡视，历时五个月。

同年十月，为了加强哈东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满洲省委决定派冯仲云到珠河游击区，以省委代表身份，指导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让薛雯返回家乡，安排一下家人和孩子。分别之时，冯仲云深情地对妻子说： “雯! 这次离别我想有这样三种可能：第一，你回家乡安排好事情，两个月后又能见面; 第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要等革命胜利后再相见，这段时间可能要十年至十五年; 第三，你或我，或者两人都为革命牺牲性命，那这次就是我们的永别吧。但我们无论怎样都要无愧于革命。”一席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也就在同一天，冯仲云夫妇得知罗登贤牺牲的确切消息。为了永远怀念自己的战友，他们在万分悲痛的心情下，把心爱的女儿囡囡改名为“忆罗”。

迅速发展的抗日浪潮，把冯仲云推到了抗战第一线。薛雯回到江苏武进，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斗争。险恶的环境，使他们音讯断绝了整整十二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又重新团聚。

(六)

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在珠河中心县委和赵尚志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三年十月，这里建立了游击队; 一九三四年三月，游击队又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

冯仲云到达珠河中心县委所在地三股流时，日寇的秋季大“讨伐”已经开始。敌人出动了以驻哈日军守备队为主力的日伪军二千余人，包围了珠河根据地。采取封锁交通要道，分片合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企图将我哈东支队主力消灭在珠河根据地内。我抗日军民正在紧张地准备反“讨伐”战争。冯仲云和赵尚志一起研究了粉碎日寇秋季“讨伐”的计划，决定以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和游击区牵制、袭扰敌人; 赵尚志、冯仲云率领骑兵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延寿、方正一带，内线、外线配合作战。由于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奋战，很快就粉碎了敌人的“秋季讨伐” ，主力部队也胜利地返回珠河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根据满洲省委的决定，以哈东支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 (此时化名冯群) 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建立，标志着哈东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第三军成立后，赵尚志、冯仲云率领部队向双东挺进。在智取四道河子后，经过宾县八道河子、秋皮囤、二荒顶子，渡过蚂蚁河，然后，连续攻下了延寿境内的花石磖子大排、乌拉草沟、姜家崴子等地警察所，又转入方正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在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冯仲云进行了出色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给战士讲课，宣传马列主义，讲解形势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干部、战士遵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搞好军民关系，实行官兵平等。他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深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信赖。

冯仲云非常重视部队中党的建设工作，认为这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所在。他整顿了部队中的党组织，发展了大批优秀战士入党。因而使部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坚强的斗志。

冯仲云很注意反日斗争中的统战工作。他到部队后，就和赵尚志一起，对一些反日武装进行了团结和改造，对伪军进行了争取和瓦解的工作。不久，三军在方正县李村和祁明山的队伍相遇。祁明山原名祁宝堂，金矿工人，“九一八”事变后，出自爱国义愤，拉起了一支由矿工、农民组成的抗日武装，活动在依兰、汤原、方正一带。冯仲云接见了他，对他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向他讲解了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祁明山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谈话中，冯仲云得知“明山”是他报山头的绰号，就说： “你和你的部队，就要到党领导的武装行列里来，今后，山林绰号可以不必叫了，你有志抗日，致力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我奉劝你把名字改叫 ‘致中’ 吧! ”①此后，祁明山高兴地向部下宣布他改名祁致中，并于一九三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支队伍找到了党，如同猛虎添翼。一九三七年奉命扩编为东北抗联第十一军，祁致中任军长。“七七”事变爆发后，抗联十一军成为活跃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

一九三五年四月，冯仲云回到珠河根据地，兼任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由于原县委书记赵毅敏调往他处，新任县委书记张兰生不熟悉情况，冯仲云实际上负责县委的全面工作。为了开辟地方工作，使抗日武装有巩固的后方，冯仲云和中心县委的领导同志，在珠河附近的广大农村，健全和发展了抗日救国会、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领导人民开展了抗日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农民委员会。经过冯仲云和中心县委艰苦而有效的工作，游击根据地扩大了，形成了包括珠河、延寿、方正、阿城、五常、双城等县在内，东西二百多里，南北三百五十里的广大游击区。在游击根据地内，农民自动地担负起侦察敌情、铲除密探、传送情报等任务，妇女为游击队员补衣、做饭，儿童替游击队站岗放哨，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吸引了哈尔滨及附近各县的工人、学生纷纷前来参加人民革命军或游击根据地建设。这一年，抗日武装力量有很大的发展，三军发展成为一个师、六个团、一千余人的主力部队，纵横驰骋在哈东地区，把哈东地区的反日斗争推向了新高潮。

珠河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反日武装的发展，引起了日寇的极大恐惧。他们把哈东地区反日武装斗争视为“满洲国治安的最大祸患”，惊呼这里怨然有共产王国之感。” ①一九三五年八月，日寇在哈尔滨召开了北满六省治安肃整会议，确定了军事“讨伐”配合“集团部落”的方针，对我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珠河根据地进行疯狂地“讨伐”。他们采取团团包围，层层进逼，逐山逐沟搜索追击的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我纵横数百里的游击区和根据地浓烟滚滚，啼号连天。劫后余生的群众都被驱赶到铁路沿线的大屯里，三军和抗日根据地处在危险中。

九月十日，珠河中心县委在铁道南召开了执委会，全面分析研究了哈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通过了由冯仲云起草的《目前哈东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为了保存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决定由赵尚志率领三军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的依兰、勃利、汤原一带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 冯仲云率领三军的二团、三团和部分青年义勇军，在珠河、苇河一带坚持斗争。

面对日寇对根据地的残酷烧杀，冯仲云指挥部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人民群众一起同敌人周旋。许多农民群众在山里盖起马架子和地窨子，冒死和三军在一起，给三军送情报、送粮食、送棉衣。一次，敌人讨伐队从小路偷袭黑龙宫(现尚志县黑龙宫大队) ，被我群众发现，连夜赶来报告。冯仲云得到情报后，带领十几个青年义勇军战士，埋伏在黑瞎子沟附近，利用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是谷口的有利地形，消灭日寇十几人，并获得一些武器和物资，粉碎了日寇散布的“珠河已无反日队伍，反日军已被全部消灭”的谎言。根据地的军民坚持几个月的反“讨伐”斗争，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遭到失败，赵一曼 (二团政委) 、王惠桐 (二团团长) 相继牺牲，部队也受到很大损失。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冯仲云等仍活动在红石砬子、十三堡、六道河子、密峰、三股流等地。他一方面组织干部、党团员、群众尽力转移、疏散和隐蔽起来; 另一方面又把一部分部队转移到方正、五虎林 (现林口县五林公社) 一带。冯仲云在同中心县委十余名同志转移中，途经芦家窝棚，不幸遭到敌人袭击，县委秘书金风笙等牺牲，冯仲云身负重伤①。但是，冯仲云没有倒下去，他带领留下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在宾县渡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松花江，到达汤原帽儿山一带，终于和三军主力汇合了。

(七)

一九三六年二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发表了《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抗日武装部队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原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武装的统编，使东北的抗日战争出现了新的高潮。但是，东北的抗战形势是复杂的，道路也是曲折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敌人的封锁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党中央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中断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直接领导东北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撤消了满洲省委，指派“中央代表”驻吉东特委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联各军党委发号施令，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矛盾，严重地影响了各地党组织以及抗联各军之间的团结和协同作战。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在汤旺河沟帽儿山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 (简称珠汤联席会议) 。会议就北满的反日斗争形势和王明、康生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联名发出的《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 (简称“六三指示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赵尚志做了政治报告，冯仲云做了组织报告。会议通过了对“六三指示信”持分析批评态度的《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和《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冯仲云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

为了推动北满抗日斗争的发展，冯仲云和北满临时省委其他负责同志着重抓了三方面的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除领导桦川、依兰两县特别支部外，还把延寿、通河、方正、巴彦、宾县、海伦、绥宾、同江等地的党组织相继恢复和发展起来。同时，加强了对抗联第三、六军及其他抗日武装的领导，向部队派遣了党员，在各军建立了党支部。在武装斗争方面，大力开展了军队的扩编工作，同抗日 “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建立了统一战线。在群众工作方面，把开展武装斗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广泛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青年义勇军，发展了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在山区建立了后方根据地，开辟了包括方正、延寿、通河、宾县、巴彦、木兰、依兰、汤原、绥宾、抚远等二十余县的广大游击区。冯仲云为北满的抗日斗争，尽心竭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六月末，在依兰县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赵尚志、张寿篯(李兆麟)、冯仲云等十余名同志，周保中以吉东省委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六三指示信”时，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以赵尚志为代表的一些同志认为“六三指示信”是右倾的; 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冯仲云在珠汤联席会议时对“六三指示信”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在这次北满省委会议上他放弃了原来的意见并作了自我批评，因而被指责为折衷、调和，撤消了他的北满临时省委书记职务，改任北满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由张兰生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

冯仲云顾全大局，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严格执行党的决议。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这段历史时，赞叹地说： “仲云同志党性很强，党叫他干啥，他就把啥干好，这点使我非常钦佩。”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把东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八月二十日，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出席的有冯仲云、张兰生、白江绪 (下江特委书记) 等人。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研究了北满抗日斗争发展的情况，做出了在下江地区 (包括汤原、依兰、桦川、富锦、绥宾和佳木斯等地) 举行“九一八”雪耻大暴动的决议。会后，冯仲云负责抓了这项工作。他和白江绪及汤原县委负责同志制定了行动计划：第一步是烧毁桥梁，破坏公路，截断电线杆; 第二步是发动武装起义。暴动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安家立业，消灭敌人!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 “把越明(日军驻军司令)赶出游击区! ”九月十八日那天，两千多农民手持洋枪、土炮、锄头，在汤原县格区举行了雪耻大暴动，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 “三江已成共党的乐土了! ”①

一九三七年十月，冯仲云到六军二十九团巡视。要去二十九团，必须经过鹤岗。日寇为了把鹤岗变成“讨伐”抗联的基地，修建了许多军事设施，除日伪军驻守外，各矿周围都安上了电网，戒备极其森严。冯仲云来到鹤岗后，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决定由吕世田护送他去梧桐河。第二天早晨，便衣特务便发现了冯仲云的行踪，全城立时实行了戒严，到处搜捕，情况异常紧急。吕世田对冯仲云说：要想摆脱敌人追捕，唯有一条出路是钻电网。冯仲云同意了。他们在晨雾的掩护下，来到电网前，刚找到一个低凹处，后面就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冯仲云急中生智，让吕世田躺在地上，挺直身子，他坐在地上，用双脚蹬着吕世田的双脚，用力把吕世田从电网下推了出去。然后，冯仲云也躺在地上，让吕世田用力把他拉了出来。脱险后，冯仲云胜利地到达了二十九团，完成了巡视任务。

(八)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寇动员了四个师团的日军和大批伪军，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三江大扫荡”，妄图把他们的“心腹之患”——东北抗日联军彻底“剿灭”。自一九三八年初开始，抗日联军进入极端艰苦的时期。

为了粉碎敌人消灭或困死我北满抗日联军的企图，保存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一九三八年六月，活动在北满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部分队伍，冲破敌人的包围，分三批向小兴安岭西麓——黑龙江、嫩江平原西征。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终于在十一月间于海伦一带汇集，展开了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

抗联主力西征后，冯仲云率领留守部队和伤病员，继续活动在小兴安岭的丛山密林中。他们要与多于自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强敌进行殊死搏斗，还要忍受可怕的严寒和饥饿。北满的寒冬，积雪没膝。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冯仲云和战士们一样，身着“开花”棉袄，脚穿露出脚趾的靰鞡，白天行军打仗，晚上露宿在篝火旁。“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风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首《露营之歌》就是他们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最苦的是伤病员，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忍着病伤痛苦仍然坚持斗争。有的同志晚上睡下，第二天早晨就成了僵尸。饥饿是又一大威胁，没有粮食，杀战马，吃马肉、马皮，马吃完了吃草根、树皮、棉花，甚至吃靰鞡。虽然有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在雪里埋些粮食和衣物，支援抗联战士，但在日寇严密搜查下，多数到不了抗联战士手中。为了弄一点粮食，往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多少胸怀壮志，勇赴国难的抗联将士，默默地死在饥寒病困之中。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

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冯仲云深知一个党的领导者所肩负的革命重任。他关心着每个战士和伤病员，每天睡到半夜，就叫醒大家起来活动，以免冻坏了身体。他亲自用盐水给伤员洗伤口，有时还从褴褛的衣服上撕下破布帮助伤员包扎。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冯仲云身体很虚弱。他面色黝黑，胡须很长，嘴唇常常起泡和溃烂出血。只有三十岁的年纪，却常被人误认为老人。艰苦的环境，把冯仲云的革命意志磨炼得更加坚强，他曾向北满省委领导同志表示： “我以十三年之政治生命与光荣来担保我的行动，不离开组织，革命到底。”①他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一样坚持军事训练，刺杀、投弹、爬山，他都走在前面。为了打破抗联和党中央隔绝的局面，冯仲云曾给党中央写了报告，希望通过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帮助，使东北党组织同党中央建立联系，但却杳无音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更加强了法西斯统治，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毁灭我游击根据地，以重兵疯狂“讨伐”抗联部队。一九三八年底，在抗日联军处于异常困苦之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传到东北。这是东北党组织和中央隔绝以来，第一次看到的中央领导人的论著。冯仲云从毛泽东这篇著作中，了解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明确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我们的战略战术，坚信经过持久战，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以后，他经常用毛泽东、朱德的革命事迹，用周恩来“海可枯，石可烂，我们不能忘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誓言来教育和鼓舞战士。他反复向大家讲： “黎明前是很冷的，但黎明过后，曙光就会到来。”②他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坚持小兴安岭地区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极端艰苦的年月里，冯仲云又被暗藏的奸细栾志渊刺伤。受伤后，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九)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改北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选金策、张寿篯、冯仲云为省委常委，金策任书记，张寿篯任组织部长，冯仲云任宣传部长。为加强对下江、龙北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冯仲云去下江，担任省委代表负责下江地区的领导工作。会后，冯仲云立即赶赴下江的罗北一带，对活动在那里的抗联六军进行整顿。六军在一九三八年日寇大“讨伐”中遭到极大的损失，兵员锐减，人心浮动，纪律松驰。冯仲云到后，通过调查了解，他认为“下江的情况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只要有坚毅的精神，拿出勇气，找到方法，克服困难，下江情势、工作定能好转。”①

冯仲云在下江地区收拢了被日寇打散的部队，整顿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各级领导力量。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爱国主义、抗战前途、革命纪律等教育。六军一团原有一百二十三人，现在只剩二十七人，冯仲云先后逐个同他们谈话。有个连长感到抗日太艰苦，想离开队伍，冯仲云一连同他谈了七次，反复对他说，革命熔炉，既能炼出钢，也能炼出渣，真正的革命者，是能正确对待艰苦的; 意志薄弱的人，会临阵逃脱。只有革命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坚持到底，成为人民的英雄。这个连长非常感动，终于坚定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由于冯仲云深入细致的工作，使部队一扫过去的悲观、动摇情绪，重新成为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

为了重整北满抗日的阵容，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以抗联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张寿篯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享植任参谋长，三路军分为龙南、龙北两个部分。龙南部队在许享植、王明贵、雷炎等率领下，活动在海伦、望奎、绥稜、庆安、绥化一带。龙北部队在张寿篯、冯治刚、张光迪的领导下，活动在嫩江、讷河、德都、通北、北安、克山等地。

此时，冯仲云虽然不在三路军总指挥部，但他对三路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曾有过周密的考虑。他在写给张寿篯的信中说： “龙北的地方工作，应该予以绝大的努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队伍工作的发展，必须地方工作的发展。二者是休戚相关，不能分离的。地方群众工作，不仅要布置城市工作，而且要布置乡村工作，队伍不能死守大山，必须吸收更多新的力量才能生存。应该发展脱离生产与不脱离生产的青年义勇军和游击队。”①

一九三九年九月，冯仲云应苏联远东边防军指挥部的邀请前往伯力。在伯力，他同周保中、赵尚志一起举行了讨论会，总结东北抗日斗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确定了东北党的任务，制定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策略，还通过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决定将抗联各路军的军一级编制取消，改编为支队。这个提纲的制定，加强了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集中领导和团结。

一九四○年四月，冯仲云带领三十多名战士，从小兴安岭东麓出发，去三路军总指挥部。这是一次艰苦的远征。他们爬越了崇山峻岭，走过了数百里人绝烟断的沼泽莽原，击退了日寇的追击和土匪的偷袭，战胜了饥饿和寒冷，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通北县南北河附近，找到了三路军指挥部。

冯仲云和张寿篯见面时，两个亲密战友都十分激动。张寿篯说： “老冯，好久不见了，没想到你我还活着，能在这里见面。这样说来，我们还能为祖国独立战斗若干年! 不知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冯仲云高兴地答道： “我带来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这是我们今后抗战的经典。”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志向和在烽火血泊中凝成的战斗友谊，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从此，三路军在张寿篯、冯仲云的领导下，纵横驰骋于黑嫩平原。

三路军指挥部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讨论今后工作部署。大家完全赞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阐述的战略、战役方针，并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制定了三路军的行动计划： “依托朝阳山区，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伸入敌人心脏地带，加强地下党的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①

根据南满、北满、吉东三省委共同确定的“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一九四○年六月，三路军整编为三、六、九、十二支队。三支队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毅夫，参谋长王钧; 六支队队长张光迪，政委于天放; 九支队队长边风祥，政委高禹民，参谋长郭铁坚;十二支队队长戴洪宾，政委许享植(兼)。部队改编就绪后，冯仲云即离开指挥部，前往绥棱县老金沟(北满省委所在地)的六支队，传达《论持久战》的精神和三路军指挥部的决议。接着，他又来到伊吉密 (铁力县)的九支队。当时，九支队的给养，特别是粮食十分困难，为解决给养问题，他与支队领导研究后，决定袭击绥佳线上的一个小站——圣浪站。一天夜晚，冯仲云、李景荫率领四十多名战士，借着夜幕的掩护，袭击了车站敌军营房，将日伪军六十余人全部缴械，并从日伪军的“配给店”里缴获了大批粮食和物资，解决了九支队的困难。

七月，冯仲云来到了安邦河(庆安附近) 一带的十二支队，见到了北满省委书记金策。此时，恰逢“三肇” (肇东、肇源、肇洲) 地区的地下党负责人徐泽民来北满省委汇报工作。冯仲云从徐泽民的汇报中，得知“三肇”地区党的工作和群众抗日斗争发展很快，迫切要求部队前去开展游击战争。他立即和许享植、金策研究了这一情况，认为利用青纱帐起，潜入敌人心脏地区，依靠地下党和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一定能扩大抗日武装，一定能沉重打击敌人，推动“三肇”地区反日斗争的发展。于是，他当机立断，改变了原定让十二支队深入滨北路沿线活动的计划，做出了远征“三肇”的决策。不久，十二支队在许享植的率领下，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越过滨北线，在群众的帮助下，进入了哈尔滨西北的“三肇”地区，与日寇作战数十次，先后打下了丰乐镇、肇源等大小十几座城镇，歼灭了大批日军，缴获长短枪千余支及大量子弹、马匹、现金和粮食。特别是松花江岸的熬木台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推动了哈西一带群众的抗日斗争。远征“三肇”的胜利，在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九四○年秋，日寇集中大批兵力到讷河、德都、通北、海伦一带封锁山区，阻止我抗日联军于平原地区。这时，冯仲云带领九支队和三支队汇合。他和两个支队的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态势，又根据多次侦察所掌握的情况，决定利用敌人注意力集中在山区，后方守备空虚的有利条件，奔袭克山县城，以解决我军急需的口粮、服装、枪枝弹药和其他物资。

九月二十三日夜晚，冯仲云、王明贵、王钧、高禹民等率领三、九支队三百余人，行进在北兴到克山的公路上。他们轻装疾驰，夜行晓宿，于二十六日晚逼进了克山县城。按照预定计划，王明贵指挥三支队一部袭击日本西大营，把日本守备队牵制在西门之外。高禹民率九支队攻打西门警察派出所，占领了伪军团部。冯仲云、王钧率三支队主力，隐蔽接近伪县公署、警察局等处，突然发起攻击，经过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占领了伪县公署和警察局。接着，部队打开了监狱，释放了二百多名“囚犯”，这些人砸开了手铐、脚镣，立即拿起武器，参加了歼灭敌人的战斗。敌守备部队在我猛烈的攻击下，很快瓦解，我军胜利地占领了伪军团部、银行、仓库等地。正当我军清扫战场收缴战利品时，敌人援兵赶到，双方多次展开了激烈地白刃格斗。敌人攻势越来越猛。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冯仲云、王明贵等一方面率领部分战士顽强地阻击敌人，一方面指挥大部队撤退。经过几小时的战斗，终于摆脱了敌人。克山战役，歼敌几十人，缴长、短枪百余支，子弹万余发及大批粮食、马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是东北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张寿篯、冯仲云指挥的抗联第三路军，是当时东北抗日队伍中力量强、战斗频繁、对日寇打击很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他们活动在德都、龙江、甘南、木兰、绥化、呼兰、海伦、克山、安达、“三肇”等三十余县，东拚西杀，南征北战，牵制了数以十万计的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就连敌方编撰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也曾作过这样的记载：“第三路军是行动中最活泼的匪团，以北安地区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冯仲云不仅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也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日本关东军对抗日联军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和大规模细密的“搜剿”。他们对深山老林反复“网罗”，摧毁抗日联军的一切密营，甚至惨无人道地放火烧山，向山上施放毒药，使抗日联军遭到了空前的困难。

在这种新的严重的局势下，一九四二年七月，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合并，统一组成党的东北委员会，书记崔石泉，委员有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等。党的东北委员会分析了全国抗战局势，确定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的方针，改变过去的游击方式，将主力转移到苏联境内隐蔽整训，留下小部队，就地坚持斗争。在中共东北委员会的领导下，把三个路军合并为东北抗联野营教导旅。冯仲云按照组织决定，初任教导旅连指导员，后任旅政治部情报科长兼政治教员。

在三年多的野营整训期间，冯仲云除做好政治教育工作外，还自学俄文，翻译了许多材料，供部队学习使用。他自己也认真学习了《联共党史》、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理论著作，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钻研了航空兵战术，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科学知识都有了很大提高。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迅速歼灭了日本关东军的主力。我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了苏军作战。八月十四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沦陷于日寇铁蹄下十四年之久的东北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

东北抗联将士与东北人民一起欢庆胜利。回顾战斗历程，他们感慨万千。在强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抗日武装，在长白山的深谷密林中，在松花江两岸的原野上，“为中华民族苦斗了十四年，身经百战，血染征袍。曾经弹尽粮绝，挨过长期的饥饿，曾用草根、树皮、马皮充饥; 曾经在塞外零下四十度的朔风中露天度过漫长的冬夜。曾经负过重伤，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中冲杀，艰苦卓绝地奋斗，矢志忠贞祖国和人民。”①他们长期坚持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一九四五年九月，彭真在沈阳曾对冯仲云说：“我们共产党人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二件是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②

(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八路军总司令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所部立即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城市，维持社会治安。

中共东北委员会为了配合苏军行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东北党的各级组织，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决定东北抗联干部战士分路由野营出发：一路由李兆麟 (张寿篯) 率领挺进哈尔滨; 一路由周保中率领进驻长春; 一路由冯仲云率领挺进沈阳。九月中旬，冯仲云到达沈阳，任沈阳市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冯仲云到沈阳的第二天，得知冀东八路军唐凯、曾克林部已根据李运昌的命令来到沈阳，极为欣慰，立即到八路军驻地(原张作霖的大帅府)会见唐凯等同志。在这里，冯仲云得知苏军司令部十七日要派人去延安。他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封信，委托随行翻译带往延安，交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①。他在信中说： “东北抗联的同志已全部回到东北各地，协助苏联红军，维持秩序。东北是重要的势在必得的地区，请主席立即派大批干部和部队来东北和我们配合，我们将大力帮助干部和队伍北进。”这封信还向党中央汇报了东北党组织的情况，为党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材料。

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等主要领导同志飞到沈阳时，冯仲云和崔石泉代表抗联党组织热烈欢迎①。他热泪盈眶地说： “想中央，盼中央，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接着，又安排了周保中到沈阳向东北局的领导汇报工作，安排崔石泉向东北局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

光复后的沈阳，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敌伪时期的汉奸、警察、特务、土匪等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先遣军”。他们散布谣言，到处抢劫，制造恐怖事件，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为了彻底肃清敌伪残余势力，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冯仲云遵照中央“肃清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收集武器资材。发展部队，接管城市”的指示，以苏军警备副司令的身份，查封了一批反动报纸，解散了一批反动组织，收缴了许多武器，逮捕、镇压了一批汉奸、特务、流氓和土匪。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冯仲云多次召开市民大会，亲自到街头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罪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派唐万有等到沈阳铁西区，动员一万余名失业工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冯仲云根据陈云的指示，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撰写了东北抗联史和抗联回忆录，先后写出了《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抗联的父亲老李头》、《东北抗日英雄吕老太太》、《东北抗联创始者——罗登贤同志》、《李兆麟将军》、《巾帼英雄赵一曼》等著作。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滔天罪行，回顾了抗联走过的艰苦历程，颂扬了苦斗十四年来取得的光辉战绩，讴歌了抗联将士无限忠于祖国，无限忠于中华民族，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伟大民族气节，给党和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松江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冯仲云为松江省政府主席。在五月五日举行的松江省政府成立典礼上，冯仲云代表行政委员会向全省同胞宣誓：“为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松江省而努力奋斗”①。

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以冯仲云为主席的松江省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肃霸”、“肃匪”斗争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战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指导下，松江省政府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仅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全省就动员八万多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十万余人的担架队、运输队上了前线，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以赴地支援了东北、华北的解放战争。

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指引下，冯仲云领导松江省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生产运动。他指出： “我们的政府可算为生产政府，政府的中心工作既是生产建设，就应该组织领导、想法与发现一系列有关生产政策问题。”②他经常去各县总结爱国丰产运动经验，通过组织农民插犋换工、改良农具、提高生产技术、推广良种、发放农业贷款、奖励劳模等办法，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一次洪水泛滥，人们赶来向冯仲云汇报。可是，他早巳赶到现场，指挥排除险情，避免了损失。在冯仲云的领导下，松江省的各项生产获得了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

在土改运动取得胜利，生产迅速发展，群众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松江省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开始了民主建政工作。在建政工作中，冯仲云特别强调： “一、保证政权的性质;二、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三、明确政权职能。”①他在领导民主建政中，广泛进行宣传教育，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及时地纠正了出现的偏差。仅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作，为松江省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九年五月，冯仲云怀着发展我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事业，并把东北建成工业基地的抱负兼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同年秋，哈工大在京、津和东北各地招生一千余名，冯仲云亲自给学生讲抗联斗争史。他还先后两次去杭州、上海、南京等地，为学校公开招聘了三百余名教师、专家、工程师，加强了教师队伍。这一年，经冯仲云提议、东北局批准，在哈尔滨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烈士子弟学校。尽管政务工作繁忙，但对入烈士子弟学校的孩子们的学习和衣、食、住、行，冯仲云总要亲自过问。对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一些原东北老同志的遗属，他也十分关心。曾任北满省委书记的老马同志在苏联牺牲了，他在浙江老家的儿子，因孩子多，生活困难，冯仲云每年都要寄二百多元钱，供孩子上学使用②。在冯仲云关怀和爱护下，这些革命的后代茁壮成长，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③。

冯仲云无限怀念那些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献身的死难烈士。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他在悼念杨靖宇、李兆麟两将军的文章中说： “你们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正气，万代千秋，中国人民的后代，将永远的纪念着你们。忠贞的民族气节，将永远发扬光大。”

一九五一年夏，冯仲云前往尚志县(珠河县) ，慰问老根据地的父老兄弟。他曾战斗过的三股流、苇河、黑龙宫、大青川、侯林乡等地的群众，纷纷赶来看望他们敬爱的“冯代表”。

在尚志县，冯仲云召集了九十多人的抗联老人座谈会，和大家共叙了往昔的战斗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 “我们在这里抗日，多亏父老兄弟的帮助。抗战胜利，大家都有功劳，我们军民永远是一家。”革命亲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际。他们在座谈中，为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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