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陈嘉庚人物传,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嘉庚评价

Posted 2022-05-06 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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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陈嘉庚人物传,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嘉庚评价

陈嘉庚是我国杰出的华侨领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生于晚清，早年飘零海外经商，曾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并以报效祖国的赤诚，倾资兴学。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参加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斗争。后来又领导海外华侨声援祖国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年回国，担任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工作。他是华侨的榜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一)

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陈嘉庚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 (今厦门市集美镇) 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父亲陈杞柏，侨居新加坡经营米店。陈嘉庚由母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童年便参加农业和渔业劳动，九岁入本社南轩私塾就学。少年时代在家乡的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村经济残破和旧式教育的弊病有了痛切的感受。

一八九○年秋，十七岁的陈嘉庚首次出洋，到新加坡其父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新加坡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侨没有强大的祖国做靠山，犹如孤儿一般，备受外国殖民者的欺侮摧残。这种社会环境，激发了青年陈嘉庚渴望祖国强盛和报效祖国的热情。一八九三年，他归国娶亲，次年便倾其积蓄二千元，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一九○四年，“顺安”米店因连年亏损而倒闭，负债二十余万元。陈嘉庚决心代父还债，乃集资七千元，建起一所菠萝罐头厂，取名“新利川”;又接管与人合股的日新公司菠萝罐头厂，开始独立经营。他善于捕捉市场信息，改善企业管理，不久便在新加坡菠萝罐头业中站稳了脚跟，并进而增设米店、熟米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他终于在其父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七年，代父还清了债务。以后，他逐年扩大企业规模，至一九一一年，就成了一个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存款约四五十万元的华侨实业家。

在这期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新加坡华侨中广泛传播。一九○六年二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亲自在新加坡晚清园建立了同盟会分会，成为南洋各地革命党人活动的总机关。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影响，为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所感动。一九○九年，陈嘉庚由友人、同盟会会员林义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和同盟会会员的一次秘密聚会。一九一○年春天，陈嘉庚加入同盟会，剪掉发辫，表示与清政府决绝。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十一月十一日，福州光复。消息传到新加坡，福建侨胞激动万分，一片欢腾。大家拥集天福宫福建会馆庆祝，决定组织福建保安会，负责筹款救济闽省，维持治安，陈嘉庚被公推为会长。他发电同福建同盟会会长黄乃裳联系后，立即汇回银圆二万元，此后又陆续筹款十余万元，给新政府以有力的财政支持。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从欧洲回国，于十二月十六日途经新加坡。陈嘉庚热情地接待了孙中山，并欣然答应给予财力支持。不久，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嘉庚汇款五万元表示支持。

从加入同盟会到大力支援辛亥革命，体现了陈嘉庚爱国的政治热情。他走出经商发家的小圈子，投身于民主革命洪流，为国外侨胞和爱国民主人士做出了榜样。

(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帝制，陈嘉庚兴高采烈，“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①。他认为自己是一平凡侨商，除多少有些资财外，愧无其它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②，决心兴办学校，为祖国培育人才。后来，他在一封信中追述说：

“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去于怀。窃念份子天职，欲实行报效工作，尤以乡梓需要为急务，故不计成败，痛下决心，实事求是，以文化为基础，热忱勇往，有进尺无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志也。盖深信国体改革，纷敌政争，乃必经之程序，至多二三十年，自有光明安泰之来临。若不乘时即下种子，以备十多年后之收获，未免临渴掘井”①。

一九一二年九月，陈嘉庚回国。次年一月，创办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此后几年，他一面自己在新加坡继续经营企业，一面委托弟弟陈敬贤夫妇在家乡办学，先后办起集美女子小学校(一九一七年二月) 、集美师范和中学两部 (一九一八年三月) 、幼稚园 (一九一九年二月) 。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陈嘉庚由于战时加营航运业，企业发展顺利，已经成了拥有四百万元资产的大实业家。他的经营重点从菠萝罐头业转移到橡胶业上。但是那时的中国，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之下，“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通，地方之实业未兴”，“且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逼于眉睫”。陈嘉庚目击时艰，痛切地感受到： “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 ”②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回国筹办厦门大学。七月十二日，他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召开的筹办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当场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十二年付款三百万元; 并慷慨陈词说：

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勿自馁其志，而视为杯水车薪，无裨大局，乃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深望海内外同胞也!”①

陈嘉庚亲自选择校址，规划建设，物色校长，延聘人才，使厦门大学得以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六日正式开学。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管理集美学校校务，并增办了水产科 (一九二○年二月) 和商科 (一九二○年八月) 。一九二一年二月，定总校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一九二三年，经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

陈嘉庚抱着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特别注重师资队伍和学生的素质，不惜重金广揽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任教，吸收出身贫寒的有志青年入学，给予种种减费免费优待。他赞赏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主张学校应对各种新思潮兼容并蓄，允许学生独立思考，关心国事。这些开明的做法，使初创时期的集美学校(特别是师范部) 和厦门大学，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福建的民主堡垒和革命摇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集美学校师范部就有了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其后不久，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如《新青年》、《向导》等在校广为传播。一九二三年，集美学校成立了宣传马列主义的学生团体星火社。在广泛开展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基础上，一九二五年建立了闽西南第一个共青团支部。一九二六年，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的九名福建学员中，就有八名是集美学校的学生。中共福建省委早期的领导人罗明、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郭滴人等，都是通过集美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厦门大学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就被誉为“南方之强”，鲁迅等著名学者在这里任过教。一九二七年春，该校便有了福建省最早的共产党支部。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在福建播下了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客观上也为中国共产党闽南地方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某些思想的和干部的条件。

(三)

一九二二年三月，陈嘉庚再度出洋，继续在新加坡经营橡胶业，集资扩充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兴办华侨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二五年，他所经营的橡胶园扩大到一万余英亩，并有工厂三十余所，分店一百五十间，代理处遍布五大洲四十个国家及四十八个地区，雇用职工常达三万余人，规模之大为南洋第一，实有资产达新加坡币一千二百万元，“为一生登峰造极，得到最多和资产最巨之时”。此时，他不仅扩充厦大、集美两校规模，还资助了福建省二十八个县市的七十三所中小学校。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二六年起，由于胶价猛跌和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的影响，陈嘉庚的企业连年亏损，加上支付办学经费和银行利息，每年超支一百数十万元。一九二八年，他的一所胶品制造厂为亲日奸商雇人纵火焚毁，损失近百万元。三年之中，陈嘉庚的资产损失殆半，仅存实额五六百万元。一九二九年又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打击，陈嘉庚的企业更是每况愈下。当时有人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集中财力度过不景气之年，以便东山再起。他坚决不肯，说： “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九三二年，某外国垄断集团提出以停业维持集美、厦大两校为条件，把陈嘉庚的企业作为附属公司加以“照顾”。他断然拒绝说： “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一九三一年八月，陈嘉庚被迫接受银行条件，将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三四年，陈嘉庚在经济危机和外国垄断资本压迫的夹击下破产，所有营业全部收盘。此后，他仍百折不挠，为筹集厦大、集美两校经费多方奔走。无奈经济拮据，不得不于一九三七年将厦门大学无条件移交国民党政府，改为国立大学。

陈嘉庚破产的经历，是华侨实业家遭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压迫的一个缩影。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反过来促使陈嘉庚反帝爱国思想的成熟。

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济南惨案之后，陈嘉庚联合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亲任会长，积极发动华侨捐款一百三十余万元，救济被害的山东民众，并在侨居国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他在新加坡召集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 并联络华侨开展救亡活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热忱支援; 并号召侨胞： “时至今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暴日抗! ”①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陈嘉庚走在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同年八月，他出任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 一九三八年十月，出任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以下简称“南侨总会”) 主席; 团结广大华侨，踊跃捐输，先后募捐国币两亿多元，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

“南侨总会”成立之际，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抗战进入危急阶段。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 “和平谈话”。十月二十二日，陈嘉庚从路透社电讯中获悉，立即发电规劝汪精卫。当汪精卫复电狡辩时，他又于二十五、二十六日连发三电，痛斥汪精卫是秦桧、张昭，并将来往五电公诸于世。二十八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分，从新加坡向大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电报提案，获得通过，给当时喧嚣一时的主和论以沉重的打击，被誉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①。

汪精卫受到陈嘉庚提案的抨击，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潜逃越南，二十九日在香港发表“艳电”，公开赞成日本首相近卫亡华的和平三原则。陈嘉庚闻讯，当即致电蒋介石，指出： “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②。当国民党庇护汪精卫，“仅革党籍，未及国法”，以搪塞国内外舆论时，陈嘉庚又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及国民参政会，进行质问和追究。

汪精卫是陈嘉庚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时期结识的老友，厦门大学筹办时曾聘他为校长，两人的私谊一向很厚。在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陈嘉庚不顾私谊，毅然站出来揭露、声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罪恶活动，并且追究到底，这种公忠体国、除恶务尽的精神，赢得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钦佩和尊敬。

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使南洋八百万华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统一组织。他们不但慷慨捐输，“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①。而且有成千上万的华侨志士回国服务，或驰骋在抗日前线的枪林弹雨中，或奔波于滇缅运输线的崇山峻岭间，表现了中华海外儿女为国牺牲的高贵品质。

(四)

一九三九年冬，陈嘉庚为使广大海外华侨确切了解祖国抗战局势，增加爱国热心，慰劳忠勇抗敌的将士和灾难深重的同胞，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 (以下简称慰劳团) ，计划于来年三月回国进行三个月的慰劳视察活动。通告登报后，各地爱国华侨热烈响应，踊跃报名，但却遭到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总领事高凌百为首的国民党人的刁难和捣乱，甚至有人化名致电重庆，诬告慰劳团大半是共产党员，妄图阻止慰劳团成行。一九四○年二月，慰劳团组团前夕，高凌百一反常态，提出作为陈嘉庚代表的身分随团回国。陈嘉庚本来没有打算亲自回国。他发现高凌百企图插手，“必非好意，或别有使命”，乃匆促作出决定，电邀“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和李清泉 (李因去美国未能成行) 一同回国视察。

三月六日，慰劳团大部分代表汇集新加坡组团出发。十五日，陈嘉庚从薪加坡到仰光和庄西言会合，于二十六日乘“康定”号飞机直飞重庆。在重庆江底机场，他即席答记者问，激动地说： “我离开祖国已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的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 ……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①。

在重庆等候慰劳团其他成员到来的日子里，陈嘉庚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各界人士，报界记者，福建同乡和厦大、集美校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参观了街市、工厂。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中国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欢迎茶会，陈嘉庚在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陪同下前往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南洋华侨声援祖国抗战的情形，呼吁国共加强合作，一致对外。叶剑英上台致谢说：他欢迎的不是资本家的陈嘉庚，而是欢迎革命的陈嘉庚②。会后，陈嘉庚向叶剑英表露了访问延安的愿望，还详细询问了赴延安沿途交通食宿的情况。几天后，毛泽东来电，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四月十四日，慰劳团全体成员到达重庆。经过十几天紧张的参观访问之后，分成三个团，于五月一日分赴各地进行慰劳活动。庄西言因荷印局势紧张，提前南返。陈嘉庚为了准备访问延安，没有与慰劳团同行。

五月五日，陈嘉庚由重庆飞抵成都，蒋介石在军校内设公宴隆重接待陈嘉庚，询问了陈嘉庚的活动安排。当他知道陈嘉庚决意往延安一行时，便大肆诋毁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等等，劝陈嘉庚“勿受欺骗”。五月十四日，陈嘉庚飞抵兰州，并到青海西宁视察。在兰州，他和第三慰劳团会合时说：

我们华侨是无党无派的，……不是以任何那一党的立场去慰劳。……我觉得我这次回国，无论国民党、共产党，各方面的领袖都要见一见，听听他们对我说什么话。他们对抗战，对团结，说了真心实意的话，我要听; 即使是假话，我也要听听。因为将来有一天，如果有谁不实践他们说过的话，……不守信义，那末，我就有好说的了。我可以对侨胞说：‘他亲口对我说的，他对我说的话都是假的’ ①。

五月二十五日，陈嘉庚抵西安，和第一慰劳团会合。当他听到第一慰劳团曾应朱德将军的约请，去七贤庄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和途经西安前往重庆的周恩来会晤，竟被陕西当局阻挠而失约的消息时，感到十分震惊。他对国民党人的这一做法很为反感，亲自到七贤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请他们代电延安向朱德将军道歉。

五月三十日，陈嘉庚从西安出发，于三十一日下午五时半到达延安，受到吴玉章、肖劲光、高自立和三千余名群众的迎接，并出席了延安各界欢迎大会。

六月一日上午，陈嘉庚参观女子大学，和朱德亲切会见。下午四时，毛泽东在杨家岭住所窑洞里会见了陈嘉庚，进行第一次长谈。他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见给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一是共产党领袖所住的窑洞如此的简朴，是意想不到的。二是毛泽东衣着朴素，神态慈祥，和下属关系融洽，实行“平等无阶级制度”，是前所未见的①。

接连几天，陈嘉庚在延安参观，接触了各方面的负责人。六月五日晚，朱德主持演讲会，由陈嘉庚报告南洋华侨支援抗战的情形。六日，陈嘉庚在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陪同下，访问了安塞县。七日晚，出席延安各界人士的欢送会。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到交际处和陈嘉庚共餐，纵谈抗战局势和国共团结抗日问题。毛泽东托陈嘉庚代向蒋介石表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 并希望陈嘉庚将在延安的见闻如实向侨胞报告。他表示这两件事一定负责做到。

陈嘉庚在延安停留的九天中，所获得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在思想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十分剧烈的。他把在重庆和延安的所见所闻作了比较之后，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他后来在成都对慰劳团团员说：

“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①

后来，又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上写道：

“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在《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中，他还写道：

过去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一九四○年) 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一九五○年七月三日，他在写给董必武的一封信中，又回忆说：

自到重庆后，其政治腐化，在洋久已了解，唯抗日战争发生后国共合作，深喜有最后胜利可期，不意见重庆政府等人轻视日寇重视延安，蒋竟明白告我必先消灭共党，抗战乃能胜利，似有对贵党剑拔弩张之势，我忧虑莫可言喻。……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 (知) 延 (安) 方面如何对待，故决心速往访延安。……自是一心仰服，矢志不移①。

延安之行，使陈嘉庚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模糊认识，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转变。

(五)

一九四○年六月八日，陈嘉庚惜别延安，前往山西、河南战区继续视察，二十六日飞抵成都。在峨嵋山避暑半余月后，七月十七日飞抵重庆。

在重庆，陈嘉庚结识了周恩来，又和叶剑英两次会面，交谈英国宣布滇缅公路禁运后的局势。

七月二十四日晚，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的邀请，到留法比瑞同学会演讲《西北之观感》。他首先表明是他了解到主持人“诚意欲知西北事实，而非要余造作宣传共产党罪恶，故接受之”才来的。在演讲中，他如实地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矫正了大后方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解放区的错误视听。听众耳目为之一新，反响强烈，掌声雷动。因此，国民党当局对陈嘉庚极为不满。他们污蔑陈嘉庚“以华侨领袖地位，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并压制报纸报道。二十八日，蒋介石召见陈嘉庚。当陈嘉庚转述阎锡山所说： “国民党政治须行得好，共产党自消失无疑”等语时，蒋介石面红气盛，大骂共产党，叫喊： “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陈嘉庚见他如许冒火，不欲多言，在说过“华侨心理，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等话后，便告辞而出。第二天，蒋介石为笼络华侨，又在黄山别墅为陈嘉庚饯行。宴会后复频频追问陈嘉庚对国民党的观感如何。陈嘉庚对蒋介石的盛情接待颇为感激，但又不愿顾私谊而损大公，再三推托，最后不得不献言一二，如实列举南洋国民党人的种种劣迹。在这个“最高领袖”大独裁者面前，他刚正不阿，尊重事实，言人之所不敢言，表现了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七月三十日，陈嘉庚离重庆飞昆明，打算参观西南各省和回福建探亲后出国。蒋介石见陈嘉庚不肯改变态度，遂指示各地当局监视陈嘉庚的活动。他自知进献忠言，引起蒋介石的不快，但仍不改初衷。到昆明后，又亲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

钧座对余盛气痛骂共产党事，亦必有人报告余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各情。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凭余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也。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余所要求者，完全为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万乞注意勿为人所误，至荷至幸①!

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等省参观时，他抱定“必以是非为好恶，不以刚柔为爱憎”的立身之道，对延安见闻，“他不问，我定不言，若有问，决不能指鹿为马也”; 对贪官污吏，则严加抨击。回到福建后，他屡次电告蒋介石，猛烈抨击闽省苛政，为民请命。他明知蒋介石对他“已生恶感，无法挽回”，但仍在离闽返回新加坡途中，据理抗争。

国民党当局害怕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电示新加坡总领事馆，以陈嘉庚“与共党亲善”、“有共产党色彩”为由，要求英国政府禁止陈嘉庚入境。阴谋未逞，又派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到南洋各地活动，破坏陈嘉庚在华侨中的威信。

陈嘉庚于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回到新加波。新加坡筹赈会决定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在快乐世界运动场召开万人欢迎大会。先期抵达的吴铁城，即以“陈嘉庚将宣传共产，对中英均不利”为由，唆使英籍随员出面要求新加坡政府下令禁止，但又未能得逞。吴铁城气急败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攻击陈嘉庚“口是心非”，“拥护蒋委员长是假的”等等。吴铁成还借“皖南事变”，指使国民党人操纵的马六甲筹赈会，吁请“南侨总会”谴责新四军“叛变”，通电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央政府命令”。陈嘉庚援引提案须有十个筹赈会员同意方得成立的规定，严加拒绝。吴铁城仍不死心，千方百计地在“南侨总会”内部推行倒陈运动，破坏南洋华侨的大团结。陈嘉庚不愿侨胞在抗战时期自相倾轧，愤然在报上登出启事，要求辞去“南侨总会”主席职务。消息传开，海内外舆论为之大哗，纷纷函电挽留。

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第二届南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陈嘉庚在会上怒斥吴铁城贪黩误国、高凌百拥汪亲德等罪行，揭露国民党分裂华侨的鬼蜮行径。大会代表经过讨论，不同意陈嘉庚辞职。投票结果，陈嘉庚以一百五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连任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四月一日至三日，南洋闽侨代表在大世界舞厅集会，正式成立“南洋闽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中伤，反而使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的声望更高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派遣飞机轰炸新加坡。英国当局惊慌失措，准备放弃新加坡。在这危难关头，陈嘉庚慨然集合华侨，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亲任会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该会领导下的华侨抗日武装，独立抗击日寇的进犯，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一九四二年一月底，英军慌乱撤退，新加坡弃守。陈嘉庚估计自己回归祖国，“国民党要人决不容余立足”，不得不决定逃往印尼避难。二月三日，他乘船抵达苏门答腊，下旬转赴爪哇，开始了三年流亡匿居生活。

陈嘉庚在侨居爪哇的厦大、集美校友的帮助下，历尽艰难，躲过了日寇的严密搜捕。一九四三年三月，他开始秘密写作以华侨努力抗战为主题的《南侨回忆录》。他在潜踪匿迹、安危未卜的险恶环境中，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关心忧虑的是抗战形势，祖国存亡。他还作好了以身殉国的打算，曾慨然地对掩护他的校友们说： “人生自古谁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 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 ”①还作了一首古体诗以见志：

领导南侨捐抗敌，

会场鼓励必骂贼。

报章频传海内外，

敌人恨我最努力。

和平傀儡甫萌芽，

首予劝诫勿昧惑。

卖国求荣甘遗臭，

电提参政攻叛逆。

强敌南侵星马陷，

一家四散畏虏逼。

爪哇避匿已两年，

潜踪难保长秘密。

何时不幸被俘虏，

抵死无颜谄事敌。

回检平生公与私，

尚无罪迹污清白。

冥冥凶吉如有定，

付之天命惧奚益①!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十月六日，陈嘉庚结束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返抵新加坡。消息传开，海内外爱国的中华儿女，无不为他安全脱险额手称庆。十一月八日，重庆各界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脱险庆祝大会。毛泽东赠送的条幅上写着：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辞是： “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这是对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的崇高评价。

(六)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为捍卫华侨的正当权益，维护海外华侨的大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密切注视国内政局的发展，严词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从回国慰劳了解国内政局真相，仗义直言，招致国民党顽固派一连串阴谋诬陷和打击的痛苦教训中，陈嘉庚丢掉了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他曾说： “我自己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蒋委员长与我绝对相反，我知之最深。”②他认为抗战胜利如果导致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和平” ，则“民主政治决无从实现，自由幸福更决难幸致，八年抗战的牺牲也终于没有代价。因为这样的和平，等于民国元年的让位给袁世凯，更加促成他的专制罢了。若望国民党贪官污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与虎谋皮! ”①当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之时，陈嘉庚立即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并代表南洋华侨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等人，反对美国出钱出枪，充当“日本第二”，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对华政策。从此，在三年解放战争的各个重要时刻，陈嘉庚都及时地发表谈话、评论，讴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和海外华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五月五日，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回国，六月四日到达北平，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热情亲切的接待，并一起共商建国大计。在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后，陈嘉庚参观了东北三省，接着就全力投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九月二十一日到三十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的名义致词，热烈拥护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会议结束时，陈嘉庚当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十月一日，他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代表海外华侨和全国人民共庆新中国的诞生。

十月三十日，陈嘉庚离开北京，经济南、徐州、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到福建各地视察。一九五○年二月十一日，他从广州、香港出国，赴新加坡处理未了事务。在这期间，陈嘉庚热情出席各种华侨集会，撰写文章，发表他在新中国观察的感想，并汇编为《新中国观感集》出版，在各地印行六十万册。它增进了广大华侨对新中国的了解，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海外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陈嘉庚从新加坡乘飞机回到北京，从此定居国内，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和华侨大团结，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他历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和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公忠尽职。他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积极提出各项建议和批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采纳。一九五二年，陈嘉庚上书毛泽东，倡议修筑鹰厦铁路。毛泽东亲自批交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研究处理。后经国务院批准，由王震率领铁道兵部队，经过两年余的艰苦奋战，于一九五六年底修成通车。毛泽东还亲自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字，朱德为厦集海堤题词。一九五五年，陈嘉庚致电周恩来，建议规划重建被蒋机轰炸的福州市，得到周恩来的采纳和赞许。陈嘉庚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情谊，也体现了陈嘉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亲密关系。

在晚年定居国内时期，陈嘉庚除忙于国事活动外，还亲自规划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扩建，并募款创办了厦门华侨博物院。他毕生不逾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倾尽心血。他一生献给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资金，按照黄金价格计算，合人民币一亿五千万元; 创办和资助过的学校超过百所。在我国私人办教育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陈嘉庚多次发生脑血管痉挛，并伴有点状出血。六月二十三日，突然发生脑溢血。在此前夜，他对守护在身旁的家属和亲友口授了遗嘱，主要内容是：第一，希望把他的遗体运回故乡集美安葬。第二，人总是要死的，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台湾必须回归祖国。第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他还交代，把他在国内的存款三百余万元，全部献给国家。

陈嘉庚发生脑溢血前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彭真，李维汉、何香凝，中侨委主任廖承志等，先后到医院探视，并指示医护人员尽力抢救。周恩来在探视时，得知陈嘉庚的遗嘱后立即指示： “第一点，应按嘉老的意愿办理。第二点，台湾回归祖国是全国人民，包括爱国侨胞、台湾同胞的共同愿望。嘉老临难不苟，关心台湾回归祖国，他的爱国精神给广大华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嘉老如醒过来，请告诉他，台湾回归祖国一定要实现，请他放心。第三点，集美学校一定照嘉老的意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把它办得更好。请他放心! ”①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陈嘉庚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七岁。

陈嘉庚逝世后，立即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八月十五日上午，首都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花圈，廖承志致了悼词。公祭大会后，周恩来、朱德、沈钧儒、陈毅等领导人执绋，陈嘉庚先生的灵柩从北京站专列运回集美安葬。

陈嘉庚毕生热爱祖国，竭力支持革命，倾资兴办学校，是爱国华侨的光辉旗帜。他的英名永垂中国现代史和华侨史的史册!

注释

①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4页。

②陈嘉庚: 《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 (1918年6月)。

①载1937年4月30日《南洋商报》。

②陈嘉庚: 《筹办厦门大学通告》,载《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20年。

①《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

①陈嘉庚: 《致叶渊函》 (1932年3月6日),载《集美周刊》第11卷第5期。

①邹韬奋: 《抗战以来》。

②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第72页。

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13号。

①《渝机场万头攒动,欢迎陈嘉庚先生》,1940年4月3日上海《国民日报》。

②仲约: 《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1940年11月22日缅甸《仰光日报》晨刊。

①仲约: 《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

①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第155页。

①庄明理: 《悼念陈嘉庚先生》。

①信函底稿原件藏集美学校校委会。

①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第191、192页。

①黄丹季: 《陈嘉庚先生玛琅避难记》,《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43页。

①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第357页。

②陈嘉庚: 《评蒋鼎文之谈话》,1947年2月《南侨日报》。

①转引自《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82页。

①转引自庄明理:《深切怀念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集美校友》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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