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蒋光慈人物传,蒋光慈生平事迹,蒋光慈评价

Posted 2022-05-06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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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

青少年时代

本世纪20年代中期，蒋光赤这个名字以及他创作的一些洋溢着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精神的作品，开始在青少年读者中广为传诵。不少人在他的作品影响下走上革命之路。当时曾在中国国内从事革命斗争的朝鲜革命家金日成，就受到过这些作品的影响，以致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还深情地说： “我们在中学时代，在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的同时，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鸭绿江上》、《少年飘泊者》、《阿Q正传》、《祝福》、《铁流》等许多革命小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状况，更加坚定了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决心。”①这里提到的《鸭绿江上》和《少年飘泊者》两篇小说，就是蒋光慈的作品。这两部作品连同旅俄诗集《新梦》，是他以职业革命作家的身分登上文坛的标志。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位早期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文学的创作，更加坚定地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拓荒者之一。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曾用名侠生、侠僧、光赤等。1901年9月11日 (清光绪二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 生。他家原住豫皖边界河南一侧的陈家淋子 (现属河南固始县陈淋乡) 。这里背倚雄浑广袤的大别山，前凭清澈碧透的史河，与皖西重镇叶家集一水相隔，历来是豫东皖西茶叶、木材、山货、皮毛集散之地。蒋光慈的祖辈以经商为业。他的父亲蒋从甫是个书生，因不善经营而使商号亏本，不得不迁往20多公里以外安徽一侧的白塔畈小街 (现属安徽省金寨县) ，改做日杂买卖并设馆课读。

蒋光慈兄妹四人，大哥蒋如谦，二哥蒋如让，小妹蒋如香，光慈居三。蒋光慈少时机智勇敢，做事果断。他在陈家淋子的志诚学校读书时，有次宿舍因烤火烧着了床，同学都吓跑了，而他却独自一人留在屋里扑火，直到把火扑灭才出来。蒋光慈学习十分勤奋，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国文教员詹谷堂(后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 对他尤为器重，经常在课后给他讲一些课本以外的知识。平时，他读《史记》，最崇拜朱家、郭解一类的游侠，把他们看作是穷苦人的救星。在志诚学校毕业后，蒋光慈考入固始中学 (属河南固始县) 。入学后不久，因为和几个同学痛打了一个横行不法的地方官吏，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校方开除。

1917年秋，经在芜湖读书的同乡李宗邺介绍，蒋光慈去芜湖，同年9月进入设在芜湖赭山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

当时的中国，是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辛亥革命的成果断送在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和政客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巧取豪夺，恣意瓜分，北洋军阀政府屈膝卖国，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安徽督军倪嗣冲更是凶焰万丈，探访局日夜捕杀革命党人，由倪氏走卒拼凑起的所谓“公益维持会”，则成了倪氏个人的私益把持会。皖垣上下，冤狱频仍，三千万安徽人民处在血与火的煎熬之中。

时局的艰难，人民的痛苦，在蒋光慈心里，激起强烈的愤慨。他常和同学漫步江边，望着波涛东去的长江，心潮起伏，低吟着宋代爱国名将岳飞的《满江红》词，以此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思考着将来怎样以身许国。1918年，蒋光慈的好友李宗邺在《与蒋侠生吴葆萼胡苏明月夜登赭山顶》一诗中写道： “当前第一爱韶华，各有胸罗百万家。抵掌纵谈天下事，江山如画走龙蛇。”这是他们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过，这时激涌在蒋光慈心头的只是朴素的反抗意识，只是认为自己应对社会负有责任，他还不可能认识到产生这黑暗现实的根本原因，因而仅仅局限于激励自己如何奋斗，这从他的多次改名可以看得出来。在芜湖读书时期，他把自己的名字“蒋宣恒”改为“蒋侠生”，表示一生要行侠仗义，削尽人间不平。后来又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思想，想离开这污浊的尘世去当和尚，但也不完全逃避现实，虽然出家也还斩不断尘缘，就是当了和尚，也依然要保持游侠的行径，解除世间的苦难。因此又改名“侠僧”。

那时，芜湖五中的进步教员高语罕 (后来成为早期共产党员) 、刘希平(教育家，后为五中校长) 等人，锐意改革教育，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以后又进一步以五中为阵地，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文学运动，对当时芜湖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对蒋光慈等一班进步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语罕、刘希平二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思想比较急进。他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看到了唤醒民众尤其是唤醒青年的重要性。在青年学生当时的课外读物中，《新青年》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高语罕从1916年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有关青年和社会问题的文章。芜湖长街的科学图书社(经理为进步出版商汪孟邹) 是《新青年》杂志的代派处。每期《新青年》一到，高语罕和刘希平就在课堂上逐篇加以介绍、分析，鼓励学生细心研读。他们还结合国破家亡的现实，给同学们讲授历代爱国志士的诗词，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学校管理上，他们提倡民主治校，主张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在他们的倡导下，芜湖五中早在1917年就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是芜湖最早的学生组织。蒋光慈的成长，与高语罕、刘希平这些进步教员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十月革命爆发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在相当一些知识青年中流传开来。在芜湖，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蒋光慈几乎每天都要去科学图书社看书，并且经常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购买各种书刊。

他对新思想的追求很敏感，但在开始，他接受比较多的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读了小说《夜未央》之后，很崇拜书中那个刺杀俄皇的女英雄苏维亚，曾作诗道： “此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不久，他与李宗邺、吴葆萼、胡苏明、凌纯池、钱杏邨、李克农等同学一起，组织了安社，编印小报《自由之花》，猛烈地抨击时政，鼓吹无政府主义。他们的这些活动，得到了学校进步教师高语罕、刘希平的热情鼓励。《自由之花》每期油印好几百份，寄往全国各大中城市，甚至还寄往日本。但仅出了六期，就被皖南镇守使马联甲以“过激党小报”的罪名严令取缔。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当时任芜湖五中学生自治会副会长的蒋光慈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他在高语罕、刘希平等教师的支持下，及时联络芜湖各中等学校师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通过报界发表宣言，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还带领同学到各商号宣传抵制日货，吁请商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实行罢市。为了使抵制日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他派出部分同学，暗中与各家商号的学徒、店员取得联系，监督各商号进货，并组织学生纠察队，直接到车站、码头查扣日货。这时，他已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他所在的芜湖五中则被誉为“芜湖的北大”。在紧张的斗争中，蒋光慈夜以继日，辛劳异常，有一次竟累得吐了血。但他的斗志始终如一，不稍懈怠。芜湖的学生运动同安庆、合肥等地互相呼应，沉重打击了安徽军阀的反动统治，造就出一批革命青年，为此后更大规模的革命活动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新思潮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以一批思想急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各类进步社团，也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大、中城市。那时，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有一个由几名进步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青年学会。这个学会以“发展个性的本能; 研究真实的学问; 养成青年的精神”为宗旨，并以“奋斗、诚实、宏毅、勤俭”作为每个会员所必须遵循的信条。曹靖华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学会的会员虽只有十余人，但在介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方面敢于独树一帜，所以在当时学生界的影响很大。该会成立不久，蒋光慈便通过原志诚学校同学，后考入开封二中，这时也参加了青年学会的叶禹勤 (毓情) 和潘保安二人介绍，与学会取得了联系，并申请加入了该会。

蒋光慈加入青年学会以后，通过书信与学会保持密切联系，并在学会创办的《青年》半月刊上发表诗文。《青年》半月刊由曹靖华负责编辑，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的少年学会 (主要负责人为赵世炎)代为印刷。蒋光慈通过青年学会和《青年》半月刊，结识了一批革命青年，并开始显露出他的文学才华。1920年3月1日出版的《青年》第四期上，刊登了蒋光慈在读了胡适的《李超传》之后写的一首诗，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他最早的诗作。

这时，虽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但蒋光慈和青年学会的其他会员一样，思想上还处在对各种新思潮的探索和比较的阶段，然而他对黑暗现实的冲击，却是勇往直前的。这在曹靖华写的《回忆青年学会》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

青年学会会员当时对一切旧的都表示猛烈的反对，对一切新的都表示热情的欢迎。当时他们还没有能力去辨别精华和糟粕，也不知道什么是集体主义。他们都是一群纯洁的、有正义感的青年。他们疾恶如仇，不作 ‘有损人格’ 的事。他们单凭一片爱国赤诚，毫无畏惧地参加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里。他们反对军阀专横，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旧社会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不合理的现象。在理论上当时他们还很幼稚，正在摸索，正在 ‘寻找切实的指示’。他们当时连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的区别都还分不清楚。象‘一枚爆炸弹，胜似十万书’、‘人生第一快事是雪夜闭门读禁书’ 一类的话，都曾吸引过他们。那时他们如大梦初醒，还没来得及辨清方向呢。他们首先感到的是压迫他们的黑暗现实。他们首先反对的是和他们有切肤之痛的黑暗现实。一切新学说、新言论，大凡有助于他们反对黑暗现实的，他们都一概接受。当时封建势力的确把他们称作 ‘过激党’ 、‘破坏党’ ，把他们看作 ‘洪水猛兽’ 的。

蒋光慈在与青年学会的交往中，结识了学会中唯一的女会员、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宋若瑜。他俩在书信往返中结下了友谊，六年以后，终于结为伴侣。

从上海到莫斯科

1920年4月，蒋光慈作为芜湖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代表，离开芜湖去上海，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当时，正值北京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密谋鲁案直接交涉，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时。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此发出通电，决定自4月14日起，实行全国罢课，誓死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芜湖各中等学校学生也从4月16日起开始罢课。蒋光慈抵达上海后，立即投入了这场震撼全国的罢课斗争。4月18日，他与芜湖学生联合会的另一代表、当时已在上海的李宗邺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代表通告书》。这是年仅19岁的蒋光慈到上海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署名通电，是他在五四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历史记录，原文如下：

安徽内地各县学生会公鉴：五四运动以来，国人所以奔走号呼者为何事，实以外交失败，国势颠危，救国自救，迫不得已耳。夫军事协定，久已无存在之理由，山东固我国土也，又何能放弃主权，与日本直接交涉耶。乃者北京政府，甘心媚外，违反民意。军事协定，固宜宣布作废，而不宣布; 且延长之山东问题，固宜提交国际联盟会解决，而偏倾向于直接交涉，与日本暗中极 (竭)力进行。是直为日本之外府，而中华民国卖国之机关。不改革之，国民又何以自救乎。前学生总会，通电北京政府，四日不驳回日本通牒，全国一致罢课。乃北京政府，卖国心坚，置若罔闻。国民若不作最后之牺牲，实无救亡之方法。现在京沪各地，已经宣布罢课，芜湖亦已一致进行，毫不观望。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存亡，在此一举。不起奋斗，还待何时。望各地已罢课者，急 (竭) 力与工商接洽，以达最后之目的; 未罢课者，即速宣布罢课，不可再行迟缓。各地学生，为保全良心与人格计，宜抱定决志(心) ，同芜湖一致之进行。时迫势急，不容稍缓。

芜湖学生会赴沪代表李宗邺蒋侠生启

与此同时，蒋光慈还积极组织并撰写了一批反映芜湖学生罢课斗争进展情况的报道，在上海《民国日报》上陆续刊出，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全国罢课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年秋，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干部，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陈独秀等人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校长由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担任，学员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蒋光慈和芜湖五中的另一同学吴葆萼经高语罕的推荐，成为外国语学社最早的一批学员。这里集合着一群陆续由各地进步社团推荐来的革命青年，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彭述之、曹靖华等。这个学社当时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一个秘密活动机关。1920年8月，在这里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蒋光慈与外国语学社的部分同学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旅沪期间，蒋光慈还积极参与安徽旅沪学生会等团体的活动。1921年4月13日，驻守在合肥的新编安武军第二营营长与合肥县知事合谋，将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设合肥)校长王蔼如逮捕。理由是合肥发现一本名为《自由魂》的“禁书” ，上面盖有二中图书馆的印戳。于是，军阀当局便将“留匿违禁书籍”的“罪名”加于王蔼如身上。这一摧残教育的事件，立即在省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4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首次披露《自由魂》事件经过。正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蒋光慈和其他几位皖籍学生，次日即致函上海《民国日报》并转安徽旅外各团体，声讨军阀当局的倒行逆施，恳请“诸同乡父老兄弟同声攻讨，一致力争”。这是当时沪上各进步团体营救合肥二中校长活动的第一声。在这封电函中，蒋光慈首次署名“蒋光赤”，表达了向往赤都莫斯科、向往革命的心愿。这次改名，是他的世界观由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过程中留下的一个痕迹。

1921年四五月间，蒋光慈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苏俄学习。同行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韦素园、吴葆萼等。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大约在同年八九月间抵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活。

1921年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筹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蒋光慈被调去担任翻译和招待工作。会上，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最使蒋光慈引为自豪的是，会议期间，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导师列宁以及俄共 (布) 的其他领导，聆听了他们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

不久，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中共组织，蒋光慈即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和其他党员同学一起，组成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

蒋光慈在莫斯科期间，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党的教育，尤其是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思想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终于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最终抛弃了早年曾经信仰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在思想转变过程中，他勇于否定旧我，划清是非界限。在《新梦》一诗里，他曾这样写道：

从前的想象

都是错了!

现在的目光

却向将来的地方望了。

留学期间，蒋光慈还与瞿秋白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瞿秋白早在1920年秋天，就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的身分，赴苏俄各地作实地考察，后来又兼任东方大学陆军学院汉文系教授，同时还为包括蒋光慈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班辅导俄语。瞿秋白对文学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和蒋光慈在一起研讨新诗的创作和改革，并且互相交流新作。1922年7月，蒋光慈在读了瞿秋白的《赤潮集》诗稿后，深受鼓舞，当时即以瞿诗序文中“西来意”三字为题作诗相赠。诗中写道：

维它①啊!

俄罗斯好似当年的印度，

你我好似今日的唐僧。

………

奋斗啊! 奋斗啊!

我跳出阴沉，

奔到此红光国里。

寻快乐么?不是!

我愿得到一点真经，

回转家乡做牧师。

诗人把他们赴苏俄学习的目的，形象地比作是为了取得十月革命这部“真经”，表明他们这时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

为了借鉴俄罗斯民族的文化遗产，探讨无产阶级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渊源关系，旅俄期间，蒋光慈还同瞿秋白一起共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并各自写出自己的专著。瞿秋白在1921年至1922年间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后来经过蒋光慈的删改，易名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并同蒋光慈自己撰写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一起，合并编为《俄罗斯文学》一书，于1927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这是他们之间的一次最密切的合作，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俄。代表团成员中有蒋光慈在上海时的朋友沈玄庐。异国相遇，两人心情都很激动。是年11月，代表团回国前夕，蒋光慈专程赶到代表团住处，与沈玄庐畅谈了很久。次日，又作了一首题为《送玄庐归国》的诗相赠。诗人热情地勉励战友：

玄庐! 你这一次来，我知道：

无涯的白雪更把你的目光照亮了，

凛冽的北风更把你的心肠吹热了，

鲜艳的红旗更把你的血液染红了。

你今归去，我立看着你飞过乌拉山，

经过贝加尔湖，跳过满洲里，

跑入那闷沉沉的群众中，

高呼无产阶级革命

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万岁!

1924年1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列宁病逝。次日，消息传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蒋光慈和同学们不禁放声大哭，整个东大校园顿时笼罩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蒋光慈当日作有一首题为《哭列宁》的诗，对列宁的不幸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他在诗中写道：

死的是列宁的肉体，

活的还是列宁的主义;

列宁虽死了，

列宁的心灵永化在无产阶级的心灵里。

倘若我们是列宁的学生啊，

且收拾眼泪，

挺起胸膛，

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

这里，蒋光慈以“列宁的学生”自勉，并立下誓言，要化悲痛为实际行动，“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蒋光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善于把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实际联系起来，并试图运用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曾翻译、撰写了一些宣传唯物论、宣传革命文学的论文寄回国内，先后在《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上发表。尤其重要的是，他还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编写了《列宁年谱》，后来陆续刊登在《新青年》上，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国内的革命斗争。1924年12月20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4期“国民革命号”上，刊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一文，就是蒋光慈从斯大林所著《列宁主义》一书中节译的。这是斯大林文章第一次被译成中文。

蒋光慈旅俄期间，与国内的朋友们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并利用这些机会，介绍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宣传共产主义理想，批判国内种种歪曲和诬蔑苏俄的言论，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捍卫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制度。1923年4月，蒋光慈针对曾到苏俄游历过的中国社会党头目、教育界“名流”江亢虎对苏俄现状的诬蔑，写信给原青年学会会员王培之。在信中，他详细介绍了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社会状况，并尖锐地指出： “江亢虎来俄，也曾与我接谈数次。我对于他的批评，是 ‘好出风头，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鉴于江亢虎当时在国内尚有一定影响，他的言论颇能迷惑一部分人，蒋光慈在信中特别强调“我们要设法把这种偶象打破，以免淆乱是非”。这封信当时被原青年学会另一会员汪崑源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摘要引出，用以批驳江亢虎对苏俄和十月革命的诽谤。

1924年上半年，蒋光慈的同乡和同学、当时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的李宗邺，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面前，思想非常消沉，看不到光明和出路;再加上热恋中的对象突然不辞而别，更使他趋向颓唐，甚至好几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他在寄给蒋光慈的一张近照上，题了这样一首七言诗：“清才薄福一身秋，难叩天阍问自由。碎了我心沸尽血，万人如海看尸浮。”蒋光慈收到照片和诗后，为了劝慰友人，当即步李诗原韵奉答如下：

阳春未到必经秋，

天道循环有自由。

冲出云围还是月，

共君携手看沉浮。

蒋光慈在诗中殷切地劝告老同学不要怨天尤人，说明黑暗的现实终将过去，专横一时的军阀官僚，不过是一堆即将沉入泥塘的渣滓。鼓励友人重新焕发出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去迎接美好的明天。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制度必将取代一切剥削制度的坚定信念。

蒋光慈在苏联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诗篇，同时也尝试翻译一些苏俄进步作家的诗作。为他以后成为一个职业革命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3月，他将这些诗作编成旅俄诗集《新梦》。这本诗集最先得到他的老师、当时正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高语罕的赞赏和鼓励。同年6月，高语罕为《新梦》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序》。

在革命的熔炉里，蒋光慈受到了严格的锻炼，增强了改造旧中国的信心，提高了斗争才干。1924年7月，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决定让蒋光慈回国参加实际斗争。不久，蒋光慈便结束了三年的旅俄留学生活，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赤都莫斯科，与肖三、肖劲光、尹宽等一道启程回国，迎接新的战斗。

大革命前后

蒋光慈回国后，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在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上大的校务长是邓中夏，社会学系主任是瞿秋白。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蔡和森、任弼时、肖楚女、恽代英、张太雷、高语罕、沈雁冰等，先后在上大任教。这所学校为革命培养出一大批骨干，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上大成了众望所归的革命策源地。

同当时在上海的许多革命者一样，蒋光慈住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他的全部“家当”，除了书籍之外，只有一只烧饭用的火油炉子。就在这间斗室里，他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为学生编写讲义，同时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蒋光慈深深感到，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他在1921年出国时大不相同。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也日益提高。继安源煤矿和京汉铁路大罢工之后，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历史的进程已处于大革命前夜。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问题，合乎时势地被提了出来。在早期共产党人中，蒋光慈是最先倡导革命文学的一员。1924年8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 (季刊) 第三期和1925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他连续发表两篇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文，就文化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怎样对待文化遗产，作家的人生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以及什么是革命文学家，什么是革命文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两篇论文，集中代表了蒋光慈的早期文学主张，是他用他当时所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文艺理论的一次尝试，也是向当时处在唯美派统治下的文坛发起挑战的檄文。尽管这些主张还不够完善，有的还比较幼稚甚至存在着严重局限，但它毕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早的“呐喊”。蒋光慈与其他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的共同努力，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诞生揭开了序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在宣传革命文学的同时，蒋光慈还致力于实际的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他回国不久，便立志要“办一文学刊物，振作中国的文学界”。后来和沈泽民及上海大学学生会委员王秋心、王环心等组成春雷文学社，并创办《文学专号》周刊，附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出版。在《文学专号》的“代发刊宣言”中，蒋光慈写道：

朋友们呀，我们是些无产者，

有钱的既然羞与我们为伍，

穷人们当然要与我们交悦。

我们的笔龙要为穷人吐气，

我们的呼吼能为穷人们壮气……

这是蒋光慈回国后所办的第一份文学刊物。这份刊物只出到第二期，即因“特别事故”被迫停刊。在停刊启事中，他与春雷文学社的同人曾表示： “俟将来有机会时，本社另出他种文学刊物。”

1925年初，蒋光慈的旅俄诗集《新梦》由中央创办的上海书店出版。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种文学书籍。扉页上有木刻红字： “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光赤”。同年4月，由瞿秋白主办的《新青年》第1号，以显著位置介绍了这部诗集，称“新梦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响雷，一盏明灯。新梦一定要如响雷一般震动人们的心灵，一定要如明灯一般照亮人们的眼睛”。这部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诗集，出版后令读者耳目一新。同年5月即再版，次年又由新青年社出第三版，改为横排本。这期间，蒋光慈收到许多不相识的革命青年的来信，对他的这部作品给予赞誉和鼓励。蒋光慈早年在芜湖读书时的友人、时在安徽任教的钱杏邨(阿英) ，把《新梦》作为国文教材，先后在三所中学六个年级中试教，反映极好，影响甚大。

在全国普遍高涨的革命浪潮影响下，1924年10月，冯玉祥率部举行“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于冯玉祥统领的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1925年4月，苏联政府决定在给予物资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冯玉祥作战。这时，蒋光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安排，离沪北上，去冯玉祥部担任苏联顾问的翻译，还在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学校任教官。这时，他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继续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他这时期的部分诗作，陆续刊登在北京大学猛进社主办的《猛进》周刊上。

五卅惨案发生后，蒋光慈义愤填膺。他写了一首题为《血花的爆裂》的诗，向为争取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先烈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并将这首诗寄给《京报》，但因措辞激烈，报社拒不刊登。蒋光慈为此专门写信责问报社。

同年10月，蒋光慈回到上海。这时，上海正笼罩在一片阴森森的气氛之中。12月12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12月17日深夜，又秘密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在白色恐怖面前，蒋光慈昂首阔步，毫不畏怯，满怀悲愤地写了一首题为《在黑夜里——致刘华同志之灵》的悼诗，控诉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暴行，赞颂刘华是“上帝的叛徒，黑暗的劲敌”，坚信“黑夜总有黎明的时候” 。

蒋光慈返抵上海时，郭沫若 (时为上海学艺大学文科主任) 正同国家主义分子、上海学艺大事董事林骙 (灵光) 在刊物上展开论战。郭沫若在创造社主编的《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穷汉的穷谈》一文，以其诗人的机智和幽默，绝妙地嘲弄了林骙之流，给了国家主义派迎头一棒。蒋光慈这时与郭沫若尚未结识，但是，对这位以诗集《女神》震惊文坛的作家，蒋光慈素来十分敬重，把他看作知己。在读了郭沫若的《穷汉的穷谈》一文后，蒋光慈立即“发生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蒋光慈即以公开信的形式致函郭沫若，除了向他“表示相当的敬意”，并特别指出“由此我更相信你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家”之外，还在公开信中列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三个特点，进一步从反面说明林骙之流对共产党人的诬蔑，恰恰道出了共产党人的可贵之处。这封信对郭沫若的文章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补充。蒋光慈在信中还以阶级分析方法，阐述了文学家对“穷汉”的两种不同态度，指出; “惟有不得志的穷文学家，而且是穷而没有得志的希望的文学家，才能对不得志的穷汉表同情! 因之，对于穷汉们所组织的共产党，也就不持反对的态度! ”这样，就把与国家主义派的这场政治上的论战，自然地引入文学领域，扩大了论战的范围，维护了党的声誉，表现了一个党员作家鲜明的党性立场。这封信写出后不久，蒋光慈与郭沫若两人终于在上海见了面。在郭沫若的引荐下，蒋光慈以一个作家的身分参加了创造社的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也开始在创造社主编的刊物上发表。

1926年初，蒋光慈的第一部书信体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问世。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少年汪中在当时社会中的一连串不幸遭遇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在北伐中血洒疆场的故事，揭示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要改变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只有革命这一条路可走。这对当时许多处于迷惘之中的青少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因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有的青年就是怀里揣着一册《少年飘泊者》要求参加北伐军的。

除创造社以外，蒋光慈与田汉领导的南国电影剧社关系也很密切。蒋光慈与田汉一年多以前在上海大学共事时即成为朋友。1926年夏，苏俄新兴文学作家皮涅克来到上海，蒋光慈曾陪他去南国电影剧社访问，为此，该社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迎会。当时，田汉正在物色演员，筹备拍摄影片《到民间去》，蒋光慈和皮涅克也被聘请为演员。皮涅克扮演影片中的俄国诗人，蒋光慈则扮演他的陪客兼翻译。通过这次有意义的合作，蒋光慈、田汉、皮涅克三人结为挚友，拍片间隙，三人曾合影留念。四年后，这张照片被田汉作为南国社的历史资料公开发表。

1926年5月30日，即五卅运动一周年时，蒋光慈创作的一篇直接反映五卅斗争的短篇小说《疯儿》，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五月特刊号”上发表。编者专门为这篇小说加了一段按语，指出： “我们对于文艺的意见，以为只要是真能表现现代被压迫者的人生，只要是实际生活中喊出来的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欲求，那便好了。”蒋光慈在上海时期的这一段创作经历，正体现了这种文学主张，以文学作武器，为“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欲求”进行不屈的战斗。

蒋光慈回国以后曾与早年相识的青年学会会友宋若瑜通信频繁。宋若瑜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当时因病休学在家，被河南信阳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聘为教员，是一个倾向革命的新女性。她在给蒋光慈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以为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贵族式女子吗?哈哈，你猜错了! 你是一个革命者，我也是一个反抗者。我反抗宇宙间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 我咒诅所有的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这种反抗或者是我的生性，我自幼就爱反抗，因为反抗，所以在开封一女师被开除——但是我愿意为这种有价值的反抗被开除。”

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性格，使这对男女青年产生了不可抑制的爱情。他们不顾家庭的阻挠，于1926年春末在上海结婚。婚后不久，宋若瑜才发现自己患有肺结核，并且已经到了晚期。蒋光慈当即送她去江西牯岭医院治疗。终因当时条件限制，同年11月6日，宋若瑜病故于牯岭。这对蒋光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年后，蒋光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和宋若瑜的通信集，取名为《纪念碑》，表示对死者的深切怀念。

1927年1月，蒋光慈的第二部诗集《哀中国》，经瞿秋白审定并题签，由中共创办的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这时，蒋光慈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已渐趋成熟，成为引人瞩目的革命文学家。

1926年底至1927年春，上海先后爆发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蒋光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中篇小说《短裤党》。这是一部最早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文学作品。作者在小说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义举，再现了起义从失败到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武装暴动是“工人所不能避免的一条路”，为大革命失败以后立即出现的有组织的农民暴动和士兵起义制造了舆论。瞿秋白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也赞赏道： “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

尤其可贵的是，这部小说不仅塑造了革命工人的形象，而且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革命领袖人物的形象。如身负领导起义重任的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主任赵世炎 (即小说中的史兆炎) 、参与领导起义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 (即小说中的杨直夫，杨直夫隐指杨之华的丈夫) 以及陈独秀等。作者与这些同志早年即是朋友，当时又经常接触，对他们的思想、性格、品行乃至谈吐都十分熟悉。作者对这些出生入死的革命领袖非常钦佩，但他并没有因此把他们神化，而是把他们写成既有胜利又有失误，既有紧张的斗争又有真挚的爱情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部小说完稿时，距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有九天。这时，蒋光慈凭着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看出了蒋介石藏在革命伪装里面的狰狞面目。他在小说中提醒读者：“以前以拥护工农政策自豪的江洁史 (蒋介石的谐音——引者) ，现在居然变了卦，现在居然要反共。唉，这些东西总都是靠不住的! 我们自己不拿住政权，任谁个都靠不住。”这种远见卓识，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无疑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小说出版后，引起国民党新军阀的恐慌和仇视。他们始则威胁说：“听说上海市特别党部大大的注意它 (指小说《短裤党》，下同。——引者)，有许多人说它是赤化的宣传品，是鼓动暴动的作品，是煽惑农工朋友们起来捣乱的党报。”继之则恶狠狠地咒骂道： “什么蒋光赤，一变又是蒋光慈，……我想他决定就是一个暴徒了，你们想他的名字就稀奇，什么字不取，偏偏用光赤两个字(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之暴徒耳) 。”当时，正值四一二大屠杀不久，无数革命先烈血洒十里洋场。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使沸沸扬扬的《短裤党》事件得以平息，蒋光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启事，对“有人诬鄙人为共党，诬《短裤党》为宣传赤化之书”，佯作“此诚不知何据而云然”。这是作者在疯狂的白色恐怖面前，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言不由衷的斗争策略。1929年，《短裤党》一书终为国民党当局“严密查禁，以杜反动而遏乱萌”。

《短裤党》是蒋光慈自觉地运用文学形式反映现实革命斗争的重要标志。钱杏邨在1927年底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短裤党》 “在中国文坛上是一部最有力量的著作”。诗人柳亚子后来在《新文坛杂咏——蒋光赤》里曾写有“痛史新翻鸭绿江，一篇短裤证行藏” 的诗句，对这部小说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上海期间，蒋光慈与作家郁达夫过从甚密。除了经常交换创作上的见解外，两人在个人生活上也都给对方不少帮助。当时，郁达夫正与王映霞在热恋中，而蒋光慈则丧妻不久。王映霞给郁达夫的信有一部分是通过蒋光慈转交的，而郁达夫则把王映霞的女友陈锡贤介绍给蒋光慈。蒋光慈与陈锡贤相处了一段时间，终因性格不合，特别是政治态度迥异，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恐怖气氛中，陈锡贤断然离蒋而去。这段经历，后来被蒋光慈写进自传体小说《野祭》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光慈转移到武汉。为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多争得一块阵地，他同钱杏邨、孟超等决定创办一种新的文学刊物，并提议取名“太阳”。在当时黑暗无边的政治气象里，选用象征光明的“太阳”作为刊名，是有着深刻含义和无比勇气的。不久，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叛变了革命，大革命遂告失败。1927年8月，蒋光慈又回到上海，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这时，许多进步作家齐集上海。大家认为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反革命派。蒋光慈等首先打算请求鲁迅先生合作，得到郭沫若的肯定和支持。1927年11月上旬的一天，蒋光慈和郑伯奇、段可情等特地去见鲁迅，提出有关大联合的具体意见，得到鲁迅的赞许。鲁迅还提出复活《创造周报》的建议，蒋光慈等也欣然表示赞成。不久，《创造月刊》上登出了一份由鲁迅、蒋光慈和郭沫若等30位进步作家共同署名的宣言，揭开了左翼作家大联合的序幕。

1928年1月，蒋光慈主编的《太阳月刊》正式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也同时宣告成立。太阳社的成员全部是共产党员，除了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这四个发起人之外，还有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森堡 (任钧) 、楼建南 (楼适夷)、殷夫等。当时在中共中央的瞿秋白和高语罕、罗绮园、杨匏安等，也参加了太阳社。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第一个文学团体。

在《太阳月刊》创刊号的卷头语中，蒋光慈充满激情地写道：

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

让我们在太阳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

我们要战胜一切，

我们要征服一切，

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

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

1928年初，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主要是在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以及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进行。这期间，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宗派主义倾向。在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蒋光慈和其他同志看不到鲁迅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错误地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反对者，并与鲁迅发生“笔战”。1929年1月，蒋光慈发表杂感《鲁迅先生》，集中反映了他当时对鲁迅的错误看法。文章认为，1928年以前的鲁迅先生，成绩卓著，德高望重，而1928年以后的鲁迅则已经落伍了。因此他得出结论： “有两个鲁迅，一个是向下的，一个是向上的，现在正是这两个鲁迅争斗的时期。我怀着十二万分的热烈的希望，希望那个向上的鲁迅能够战胜! ”这些错误的言论，不仅影响联合阵线的团结，也为后来他与鲁迅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如此，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从总的方面来说，促进了左翼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文艺理论的学习，使左翼作家队伍在政治和创作上日趋成熟。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帮助，双方逐步消除了已经出现的误解和分歧，增进了团结，为以后实现左翼作家的大联合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反革命派挥舞屠刀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蒋光慈和他主持的太阳社一直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巧妙地变化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太阳月刊》被查禁，则改名为《时代文艺》继续出版; 《时代文艺》被查禁，又改名为《海风周报》，如此等等。在两年之中，虽然前后换过五个刊名，但是，作为一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阵地，则从来未放弃过。蒋光慈本人更因为在敌人眼里早已成了“宣传赤化的暴徒”，所以不得不时常变换自己的笔名。他用过的笔名有：华维素、华希理、魏克特、魏敦夫、陈情等。为了避免反革命派的迫害，有时他甚至在作品完稿后故意标上一个假地址，使敌人摸不清他的行踪。例如，1928年底，他译完苏联作家罗曼诺夫的小说《爱的分野》之后，特地在“译者小序”后面注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德国柏林”。

1929年7月间，蒋光慈因肺结核转重，遂东渡日本作短暂休养。在这里，他与日本著名左翼作家藏原惟人成为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学问题。这前后，太阳社的任钧、冯宪章、楼适夷等也来到东京。在蒋光慈主持下，他们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部，与国内革命斗争遥相呼应。

这时，蒋光慈回顾了一年多来左翼文艺界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历史。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的干扰，在蒋光慈和另外一些同志之间产生了误会和隔阂。对于个人恩怨，蒋光慈并不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个人的一切应当服从革命的利益。他在一则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友人们在那里奋斗着……他们也许不了解我，也许要嘲笑我，鄙视我……呵，让他们去! 重要的不是在于他们对我的关系! 如果他们的行动能将被压迫的中国，我所眷怀着的贫苦群众，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那已经是他们对于我的大恩大惠了，我还要求他们一些什么呢?!如果他们不了解我，不明白我，那也只是我个人的不幸，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他们的罪过。”这种豁达的态度和坦荡的胸襟，对于即将实现的左翼作家大联合，无疑是积极的。

旅日期间，蒋光慈译完了苏联作家里别津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周间》，写成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和日记《异邦与故国》，还忙里偷闲地游览了著名的富士山和富士湖。但是，绮丽多姿的富士山风光毕竟没能留住我们的诗人，国内更艰巨的任务正在等待着他。同年11月15日，蒋光慈匆匆结束了日本之行，踏上了驶向祖国的归帆。

这时，上海的左翼作家接受了中共的意见，正在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蒋光慈回国后，立即遵照中共组织的指示，与鲁迅、冯雪峰、夏衍、阳翰笙、柔石等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讨论制定左联的纲领和章程。至此，太阳社这一文学团体也就自动宣告解散了。

左联时期

1930年1月，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报》改名为《拓荒者》继续出版。这份刊物实际上已经成为左翼作家共同的刊物。左联成立以后，它即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

这时，蒋光慈正在抓紧时间创作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并将写好的章节在《拓荒者》上连载。

蒋光慈从日本回国后，和钱杏邨一起，经常出入南国社，做田汉的思想工作，促使南国社转变。在这里，蒋光慈结识了南国社的女演员吴似鸿。吴似鸿当时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绘画，课余参加南国社活动。不久，在同志们的庆贺中，双方同居。

蒋光慈待人真诚热情，纵在穷困之中，对别人的困难，也慷慨解囊相助。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都愿意找他。有一次，钱杏邨告诉他，有一个同志刚从监狱出来，没有衣服穿。蒋光慈马上把自己穿的一件呢上装，连同口袋里的20块钱，一起托钱杏邨转送那位不知名的同志。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50多位进步作家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蒋光慈当选为左联候补常委。

在左联领导下，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展开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等作家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蒋光慈也搁下正在创作的小说，积极参加这一讨论，1930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他参加了《大众文艺》举办的第二次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文艺与少年大众的关系。蒋光慈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少年不是成年，少年有少年的兴味，成年有成年的兴味，所以少年大众应该是大众化而且要少年化。”主张作家要仔细研究少年的思想感情，把握他们的特点，写出为他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盛行时期，在主客观条件俱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鼓吹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幻想侥幸取胜。由于这种错误主张的影响，左联也不适当地提出了“街头是我们的战场，口号替代我们的欢呼”，“ ‘五一’ 劳动节再不是单纯的庆祝日，而是血战的斗争日”等一些“左”倾盲动的错误口号，要求作家、艺术家走向街头，参加“飞行集会”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这类冒险主义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些作家、艺术家相继被捕。蒋光慈对这种活动方式深为不满，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且拒绝参加马路上的“飞行集会”和游行等鲁莽活动。他认为，革命尚处在低潮之中，中共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上; 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纯粹是一种冒险行为，只会给革命带来无谓的牺牲。中共中央6月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会议关于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所谓“策略总路线”，很快向全党作了传达和部署。蒋光慈听了传达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为错误领导的压力所动，因而使自己陷入一种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共组织和不少同志对他产生了误解，有些同志公开斥责他无组织无纪律，甚至认为他拒绝参加武装暴动，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畏缩动摇的表现，实际上等于背叛革命。

还在1929年，蒋光慈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出版时，就曾招致中共党内的严厉批判。《丽莎的哀怨》是他创作题材上的一次尝试。写的是一个白俄军官夫人在十月革命后，被迫逃亡上海，沦为倚门卖笑的妓女的故事。他试图透过这一侧影，展现十月革命的功绩。对这部作品的得失，当时文艺界存在一些争论。而中共组织则认为这部作品“是同情白俄反革命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并责令蒋光慈停止出版。蒋光慈回忆起这种种来自党内的责难和打击，深感委屈和气愤。他无法左右党的既定路线，而作为党员，又没有理由不执行党的决定。他如陷维谷，进退两难。终于，他怀着万般哀怨和痛苦，请求退党，“做一个实际的革命群众一分子”，以为自己的创作赢得一点时间。而中共江苏省委则认为蒋光慈的言行，已经成为贯彻当时中央路线的障碍，遂于1930年10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0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还刊出关于这一事件的长达千余字的报道，意在把蒋光慈的行为当作一种代表性倾向进行斗争。这是“左”倾错误路线在文艺界制造的一起冤案，当时党内有不少人对此都表示不满。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时兼任《红旗日报》负责人的李伟森，对蒋光慈的处境十分同情，他在被捕前曾表示要去看望蒋光慈。蒋光慈被开除党籍后，多次对前来看望他的友人说： “这没有什么，我依然忠于党。”表现了在暂时的委屈面前仍然忠贞不渝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高贵品质。

此后，蒋光慈更加发愤写作。1930年11月，他为左联常委、中共党员洪灵菲翻译的《我的童年》 (高尔基著) 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余字的序言，详细介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的生平和著作。不久，在完成了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之后，他又开始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可惜尚未完稿，他就病倒了。

1930年底，国民党反革命派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与此同时，在文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法西斯手段，对左翼文化阵线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同年12月，又颁布“出版法”，进一步加强对进步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其它出版物的限制，并且派出大批特务、军警，侦察左翼作家的行踪，随时准备采取恐怖行动。

1931年1月初的一天晚上，蒋光慈刚外出，寓所即被特务们包围。狡猾的敌人发现蒋光慈不在，便在暗中布下岗哨，严密监视。后来幸亏钱杏邨在寓所外面的马路口将他拦住，才避免了这场不幸。而他的战友、著名的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李伟森、殷夫，则不幸于当月17日晚在上海东方旅馆被捕。蒋光慈得到消息，非常难过，立即赶到左联开会，商讨营救办法。但是，国民党反革命派对左翼作家如芒在背，不除不快。2月7日，这五位青年作家终于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这时，蒋光慈的病情转重，处境也更加艰难。他的所有著作都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不准出售;连刚刚打出纸型的长篇小说《田野的风》 (即《咆哮了的土地》) ，也在取缔之列，不准付印。他原先拿到的稿费和版税，大都用来帮助困难的同志。如今，他甚至连看病买药的钱也拿不出来。后来，吴似鸿找到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由他出钱，才把蒋光慈送进上海同仁医院。为了防备敌人的搜捕，住院时他化名为陈资川。

蒋光慈患的是肺病和肠结核，住院时病情已经恶化。一天，楼适夷、钱杏邨等去医院看望，他已经病危。同志们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躯，联想到他漂泊、战斗的一生，不禁热泪盈眶。蒋光慈看见同志们来了，心里很高兴。他睁大那双已经深陷下去、但依然闪烁着智慧和力量的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左联的近况，并逐一了解同志们的安全情况。最后，他还向楼适夷打听红军的消息。但是，从始到终，他没有一句话谈到自己。

蒋光慈临终前一天，曾对看望他的亲人表示：“我是不愿意死的，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盼望着早日恢复健康，重新拿起笔战斗。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生命烛光，已经燃烧到了最后的时刻。1931年8月31日凌晨6时，这位在反革命的明枪暗箭中从不退却的坚强战士，终于在病榻上结束了自己短暂一生。

同年9月15日，上海出版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专门出了一期“追悼号”，哀悼蒋光慈等同志不幸逝世。钱杏邨以方英的笔名在“追悼号”上发表的一篇悼念蒋光慈的文章，指出：“他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全生命之中，他是以无限的精力献给了革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沉痛地指出： “他的早死，终究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蒋光慈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问世开始，五六年中，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他的作品，以崭新的主题，崭新的形象，激昂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爱憎感情，吸引和鼓舞着一代革命青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不容讳言，蒋光慈的某些作品，还存在着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倾向。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的通病。而蒋光慈则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这些作家的阅历和艺术修养有关，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作家还不能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他们往往机械地解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当作政治的“留声机”。他们在批判艺术上的唯美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艺术本身特性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作家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对现实革命斗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因此，在表现人民群众及其斗争时，他们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必然要陷入简单化、概念化的窘境，削弱了作品的战斗力。值得庆幸的是，蒋光慈在他的后期创作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克服这个弱点。他的力作《咆哮了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部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生活的尝试，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辟了新的题材，成为30年代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小说通过一个偏僻的乡村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直接表现了生气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赞颂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它形象地说明，离开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众，革命将无法取得最后胜利。这部小说是对中共党内轻视农民运动、扼杀农民运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有力批判，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小说结尾处，作者耐人寻味地安排了农民革命武装投奔“金刚山”这样一个情节，暗示人们要走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武装斗争的道路。这部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更加趋于成熟，显示了革命文学不仅应当而且完全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反映现实革命斗争生活。

建国以后，党和人民给予蒋光慈崇高的评价。1953年，纪念蒋光慈逝世22周年前夕，上海市文联经过多方追寻，终于找到蒋光慈的遗骸，并正式迁葬上海虹桥公墓。墓碑“作家蒋光慈之墓”由陈毅市长亲笔题写。蒋光慈的生前好友和文艺界人士参加了葬礼。尽管蒋光慈自参加革命之后从未回过家乡，但是大别山的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个为革命文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儿子。1957年2月，安徽省六安县人民委员会决定追认蒋光慈为革命烈士。

蒋光慈没有留下子女，更没有留下财产。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懈地追求真理、勇敢地献身真理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形象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激励人们努力奋斗。

①《金日成著作选集》 (中文版)第6卷第21页。

①维它系瞿秋白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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