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大钊人物传,李大钊生平事迹,李大钊评价

Posted 2022-05-06 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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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大钊人物传,李大钊生平事迹,李大钊评价

李大钊于1889年10月29日 (清光绪十五年阴历十月初六) 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 “两岁丧父，三岁丧母” (见英文自传，岁数系虚岁)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 (《狱中自述》) ，孤苦伶仃，靠老祖父抚养成人。他的祖父李如珍，是个读书人，虽然只有薄田九十余亩，家境并不富裕，但他还是要把孙儿送去读书，希望通过科举，扬名显亲。

李大钊自幼勤学，在塾中读四书经史，成绩优异。1905年，他到永平府去应试，虽然考中了，但因科举停办，只好到永平府中学读书。永平府中学毕竟是个洋学堂，李大钊在这里读洋书，不仅接触到“新学”，打开了眼界，而且可以和相知的同学议论国家大事，共同研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他对康、梁的文章很赞赏，经常手不释卷。

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到正科，直到1913年毕业。在这个期间，他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他的老师白毓崑因参加滦州起义壮烈牺牲，牺牲时立而不跪，昂首宣称： “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毓崑的英雄气概，使年青的李大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袁世凯的窃国引起了李大钊对共和国的“隐忧”和“哀痛”，为此他写下了《隐忧篇》和《大哀篇》。这时的李大钊，已经由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进而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了。

1913年冬天，李大钊得到汤化龙等人的资助，到日本去留学。出国前，他在纪念友人郭厚庵的一首七律诗中，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无限关怀：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诗浅释》)

李大钊到日本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4年，他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开始进行反袁的活动。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急切心理，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群起反对，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卖国条约。他连夜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激昂慷慨、脍炙人口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权欲熏心的袁世凯，为了要过皇帝瘾，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在哀的美敦书的威胁下，于5月9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6月，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就是在这次爱国斗争中，李大钊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为了反袁，他曾于1916年1月返国，2月又回日本。当1916年春，他到江户送友人幼蘅回国的时候，护国战争已着着胜利，他以无比的热情口占一绝，对反袁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酒，高筑神州风雨楼。

(《李大钊诗浅释》)

为了促使袁贼灭亡，李大钊等不及毕业，就于当年5月，回到上海，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那个予毒予雄、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仅仅做了一场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虽死，但继起的是段祺瑞，这只北洋军阀之“虎”，其卖国残民的手段，比袁氏毫无逊色。

还在回国之前，李大钊于1916年春在日本写成了以《青春》为题的文章，寄给陈独秀，发表在当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一号上。从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思想和文风有更新的进展。他前此的诗文，于慷慨激昂中间有悲凉的音调，而《青春》中所表现出来的多半是明快而雄壮的旋律。它的思想清新，色调鲜明，它号召青年们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要“乘风破浪”地前进，“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 (见《李大钊选集》。以下引文不再注) 。文章气势磅礴，声音宏伟，足以振聋发聩。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在1918年春天发表的《今》、《新的·旧的》等文章，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又充满了辩证法的因素，为他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16年6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等人的邀请，到北京去办报。这个报纸由他取名为《晨钟》，并担任总编辑。他的目的，想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以为“青春中华之创造”。但研究系汤化龙等人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李大钊的文名，为他们装点门面，收买人心而已。由于李大钊与他们有过去的关系，而他们这帮政客在袁世凯快要垮台的时候，也曾经投机反袁，李大钊这时还未能看穿他们的本质，所以才去与他们合作。随着时局的发展，李大钊抨击军阀的言论愈来愈激烈，渐为研究系政客所不容; 而研究系政客甘当军阀工具的面目更加暴露，也为李大钊所不齿。关系终于破裂了，李大钊只干了二十二天，就于9月5日，毅然决然地、十分沉痛地离开了他亲手创办的《晨钟》报。

1917年1月，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出版，李大钊受聘为编辑。他不顾章士钊的劝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统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特别是对孔教的批判，不但很激烈，而且很深刻。他认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孔丘所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道德是必然要崩溃的。同时他也认识到批判孔丘所代表的旧道德，“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1917年7月上旬，落后的中国，又演了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李大钊不得不避走上海。他在“淹滞沪滨”的时候，“百感交集”，从下面这首于秋天寄给白坚武的七律诗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沉痛的心情：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见白坚武日记，白后来当了汉奸)

这时的李大钊，非常苦闷，他在反省，在思索，他的愤激之情，无语可表，因而写出了似乎消极的词句，其实他是在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中国首先接受马列主义的第一人，但他接受马列主义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1918年1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从1915年9月就创刊的《青年杂志》，于1916年改为《新青年》，早已成为新文化的旗帜。因主办《新青年》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这时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从前为《新青年》写过文章，他一到北京大学，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部。他在北京大学，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 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北京大学各种社会团体的名册中，大半都有他的名字，甚至连“学生游艺大会”、“学余俱乐部”，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比他前一年的文章进步多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地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指明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篇文章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为什么蔡元培能发表这样的演说呢?因为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世界工人运动高涨，不但十月革命的成果保住了，而且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大战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了。因此崇拜劳工的时代潮流，得以传入中国。资产阶级在它取得政权之前的上升时期，是需要无产阶级的。众所周知，蔡元培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早年还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他这时发出“劳工神圣”的呼声是不足为奇的。这表明他办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的方针，并非不偏不倚，而是倾向于进步的。继蔡元培演讲之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 (后来又写成文章发表) 。接着，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的胜利》。这篇文章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高潮的鼓舞下，针对那些欢呼协约国战胜同盟国为公理战胜强权的人们而写的。因为当时的北京政府，下令于11月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大举庆祝参战胜利。李大钊针对那参战年余而未出一兵一卒的将军段祺瑞，对那先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梁启超之流，感到无比气愤。他透过喧嚣的锣鼓声和凯歌声，听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庶民群众对胜利的欢呼。他向中国人民指出：这次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而一切历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官僚、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被群众的革命巨流彻底摧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他的眼光是多么的远大，他的声音是多么的响亮啊! 这两篇文章虽然没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它们的立场十分鲜明，不仅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针锋相对，就是和蔡元培高唱劳工神圣的立场也迥然不同，它们已经是在为无产阶级说话了。可以说，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通过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那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使他不可能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到1918年秋后，世界的革命形势，中国的社会状况，使饱经忧患之后的李大钊，经过深刻的反省、探索和认真的学习、研究，才终于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1918年下半年起到1919年，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北京(以至全国各主要城市)，各种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和传播新思潮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由于李大钊极其热情地参加、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北京各团体差不多都请他去指导或当顾问。例如1918年6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其中如曾琦等倾向国家主义的人颇不少，但因李大钊是七个发起人之一，并在初期担任了《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而且随后又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等参加进去，所以在五四时期，它主要是起了进步作用。由于它的人数较多，分布较广，因此影响也较大。至于它的分化，那是以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事了。又如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社，它是由反对中日密约的学生救国会发展而成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请李大钊任导师。他不仅积极为《国民》撰稿，而且实际上是这个杂志的总顾问。在李大钊正确的指导和影响下，国民社的多数成员，特别是它的骨干分子如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在随后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和国民社差不多同时成立的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负主要责任，他们受胡适的影响较大，因而后来向右翼发展的人较多。但因李大钊当时被学生们公认为最接近他们的导师，就连新潮社也于12月聘请他为顾问，并约他为《新潮》写稿。特别是当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胡适不在北京，陪着他的老师杜威到全国各地去贩卖实验主义哲学，这时新潮社的人，基本上是随着李大钊的指导前进的。至于由邓中夏等发起，以左翼学生为主，于1919年3月成立起来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它与李大钊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特地创刊了《每周评论》，这是因为《新青年》每月一期，多半是长篇文章，已不能完全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了。《每周评论》登的是短文，着重批评时政，推动当前的政治斗争。1919年元旦，李大钊写了一篇社论，题名《新纪元》。这篇文章主张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要“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同年2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钟》第七版(副刊) 设立了“自由论坛”，作为新文化的园地，他在这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性的文章。这时，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正在进行着。平民教育讲演团从4月起，就开始跨出校门、走上街头去宣传，“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呼声，随时振动北京市民的耳鼓。这时，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在频繁地议论他所提出来的“直接行动”的问题。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受反动法律限制的革命行动。爱国的青年志士们正在跃跃欲试，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了。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没有统一的和严密的组织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但是，它受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受世界革命高涨的影响，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五四当天，身为大会指挥之一的傅斯年，害怕游行的群众“越轨”，曾极力阻止队伍向东单曹宅前进。但是，各派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积极分子，带领着游行队伍，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创造了火烧赵家楼这一页壮烈的历史。五四运动也没有接受资产阶级发出的“文明抵制”、“切勿暴动”等劝告，而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罢课、罢工和罢市，终于取得了罢免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伟大胜利。五四运动是按照左翼的方向前进的，右翼的分化是后来的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了领导的作用和骨干的作用。毛泽东在湖南、恽代英在湖北、马骏 (二十年代末期背叛了共产党) 、周恩来在天津，都是大家公认的运动领袖。至于李大钊对五四运动所起的领导作用，既有他自己当时所写的文章在，又有当事人后来所写的回忆在，无数铁的事实可资证明，任何人想抹杀都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所有这些经过精辟分析的科学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证明其正确，愈益为人们所承认，因为它是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发掘出来的客观真理，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才能深刻的理解。

就在5月4日那天，《每周评论》第二十号出版了。它把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与南北军阀的上海和会都称作分赃会议，说“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仅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以特大号字体为标题，报道运动的发展。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李大钊到各处奔走; 为了挽留辞职的蔡元培，李大钊向各方呼号。5月1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提出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为运动指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6月3日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学生走入工人中去了，李大钊在“五四”前发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产生了实际的效果。6月11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到外城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被捕学生已获释、三个卖国贼已被罢免之际，《宣言》为人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散传单时被捕，李大钊极力营救。这时，胡适乘机把持了《每周评论》，一连两期几乎以全部篇幅刊登了杜威的讲演录，妄图借此把运动冷下来。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李大钊全力支持反对签约的斗争。他把《每周评论》夺回来，在二十九期上写了许多呕心沥血的短评。这些文章，就是现在读起来也会令人感动。无怪它在当时能激励广大群众去斗争，逼使北洋政府于30日公布我国专使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电报。

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李大钊更加勤奋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一整年，他发表了好几十篇文章，不到一星期就写成一篇。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到思想道德问题; 无论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举凡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疾苦、青年的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如士兵问题、面包问题、失业问题、自杀问题、废娼问题等等; 其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写。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论文为最重要。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在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不能不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众所周知，李大钊于1919年6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对胡适鼓吹的一点一滴地改良、反对根本改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此后，他对各种反动思潮，结合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进行批判。他的文章如同他的为人一样，观点是鲜明的，态度是和平的，总是从正面阐明道理，很少用尖刻挖苦的词句。就是对别人的讽刺谩骂，他也是置之不理而已。这样以理服人，效果反而更大。

1919年9月，经李大钊等人的营救，陈独秀从狱中释放出来。陈独秀受法兰西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太深，所以他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较慢。五四群众运动特别是六三运动中工人力量的表现，对陈独秀思想的转变是有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是三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认识到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陈独秀出狱后不但不消极，而且更加积极了，他和李大钊一起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展开对各色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中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李大钊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走上了马克思、列宁指引的道路。

1920年，李大钊仍然在大量写文章。因为担任了教授，他又到处讲课，宣传马列主义。他这时着重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其中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就是很著名的文章。他说： “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是如此。”又说： “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态度、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他一贯深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坚决反对个人迷信。他后来在1924年写的哀悼列宁的文章中，称“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人民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他对列宁的崇敬所采取的态度，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产生，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1920年初，李大钊就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过组织共产党的问题。1月，陈独秀要避居上海，因他不会北京话，李大钊送他到天津上船。他们在路上讨论了建党的问题。李大钊在天津，曾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到旧俄租界去会见一个苏俄朋友，交换革命意见。后因被敌探发觉，并张扬出去了，便立即返回北京。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由邓中夏等公开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在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出来的发起人有高崇焕、邓仲澥 (中夏) 、罗章龙、吴汝明、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 (君宇) 、何孟宏 (孟雄) 、朱务善、范齐韩等共十九人。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存在的时间很长，直到1925年还在活动，因此影响很大。

也是在3月间，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和马马耶夫、萨赫雅诺娃，随带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等来到中国。他们先到北京，经俄籍教授介绍与李大钊见面。李大钊热情接待，邀集许多进步人士与他们座谈，并举行欢迎会、讲演会。李大钊曾与威金斯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的意见。4月，他介绍威金斯基等到上海去见陈独秀，把马马耶夫留下来帮助他在北京从事建党工作。

4月8日，邓中夏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些人到了长辛店，从此把长辛店开辟为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5月1日，北京第一次举行盛大的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北京大学的集会由李大钊主持，参加的工友和学生五百余人，会后用两辆汽车插着红旗，到各大街道去散发传单。长辛店的大会有一千多工人参加，邓中夏赶去作了演说，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众所周知，1919年夏天，李大钊对天津觉悟社的进步青年给了有益的指导和帮助。接着，他又派人到天津去帮助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济南去帮助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写信问李大钊。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所以上海党组织一成立就叫共产党，随后创办的秘密刊物也叫《共产党》 (月刊) 。继上海党组织成立之后，北京也建立了共产党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 (后来叛党) 、罗章龙、刘仁静 (后被开除出党) 、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 (女) 、范鸿劼、李骏、张申府等人。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更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当年十月革命节就创刊了向工人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经过紧张筹备的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于1921年元旦正式开学。1921年的劳动节，长辛店又举行规模更大的纪念会。会上通过了组织工会的决议。随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区别于工头组织的工会) 就成立了。7月，又出版了《工人周刊》。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北京的团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到1921年3月，团员已增加到五十五人。

北京在建立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某些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参加到党、团组织中来了，他们坚决反对党纲和团章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为此，既在党、团组织内部，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以至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李大钊说得好，“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离开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无政府主义鼓吹的绝对自由，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如何孟雄等，后来改变了他们的立场，成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却始终坚持其反动立场，因而被清除出了组织。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分子复杂，曾于1921年5月宣告解散，到同年11月才又重新恢复。

和北京建立党、团组织差不多同时，李大钊派人到天津、唐山和济南，帮助那些地方建立了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3月，李大钊到郑州去开展革命工作。他在工人夜校对工人讲话时说道： “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 ”随即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一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天”字。他接着又说： “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 ”由此可见，李大钊对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多么地信赖，他又是多么地善于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真理啊!

当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而且两者已日渐结合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诞生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1921年6月，上海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两名，到上海举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7月23日在上海开幕，30日因法租界巡捕侵扰，31日便转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只游船上继续举行并闭会。出席会议的共十三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 (陈、周二人后来当了汉奸)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党组织的成立，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无比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后来当事人记不清开会的准确日期，所以把七月份的第一天，作为党诞生纪念日。从此，7月1日便成为中共全体党员、中国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光荣的节日。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因公务繁忙，没有参加“一大”。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李大钊有关系; 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系; “南陈北李”之称不是偶然的。所以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董必武等出席“一大”的人，都是我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由于没有深入群众斗争，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以致后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 而且拒不承认错误，违犯党的纪律，因此被开除出党。这都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但对他在建党初期所做的工作，在宣传马列主义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恰当的评价。

中共“一大”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到1924年，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无论北京地委或北方区委，实际上都是在李大钊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北京、天津、唐山以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内蒙古乃至西北地区的某些党组织，都和李大钊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在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革命人民，从二十年代初期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日、英帝国主义，对皖系军阀、直系军阀以至奉系军阀，进行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斗争。

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我党于1921年8月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担任了这个组织的北方区分部的主任。北方区各地工人以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为榜样，发展工人组织，发动工人斗争，取得很大成绩。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发展顺利。1922年5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北京的《工人周刊》成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机关报，这对北方工人是很大的鼓舞。1922年4、5月间，爆发了直皖战争。由于皖系军阀罪恶昭著，丧尽人心，吴佩孚迎合人民，将它的劣迹尽情揭露，居然博得 “爱国将军”的称号，因而能一举将段祺瑞打得落花流水。其实直系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他所唱的高调如“保护劳工”之类，全是骗人的鬼话。直系军阀上台后，暂时对工人采取笼络的政策。李大钊为了利用各军阀、政派之间的矛盾，通过他的老同学、吴佩孚幕下的政务科长白坚武，曾经到洛阳去会见吴佩孚。吴佩孚想从长期把持铁路的交通系手中把路权夺过来，以便将铁路收入充作军费，所以当李大钊向直系的交通部长高洪恩建议向每一条铁路派一个密查员的时候，高竟慨然应允。于是我党派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包惠僧、××× (未查明) 等六人去担任北方六条铁路的密查员。这样就极大地便利了这六条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京汉路沿线，工运发展迅速，到1922年底，已经建立起十六个工人俱乐部。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形成了一次罢工高潮。春天是香港海员罢工，8月是长辛店罢工，9月是粤汉路长武段罢工、京奉路山海关罢工和安源煤矿的罢工。到10月，爆发了异常壮烈的开滦五矿大罢工。这次罢工有三万多人参加，坚持了二十天之久。虽然有英国的军队、曹锟的军队和保安队数千人进行镇压，但工人们宁死不屈，宣称： “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 ” (《秦皇岛矿务局全体工人痛告国人书》) 。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很大，对工人的教育很深刻。李大钊亲自参与了这次罢工的领导，他为发动罢工、扩大罢工、支援罢工和处理罢工的善后工作，费尽了心血。1923年爆发的二七大罢工，不但震惊了全中国，而且震动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用他们的头颅和热血，唤醒了中国人民。悲壮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先锋，才能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工人阶级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确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它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由于从工人运动中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以后才能正确地领导全国人民的斗争; 才能用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去领导农民运动、农民战争，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而把革命引导到最后的胜利。二七罢工的时候，李大钊在武汉讲学。他对这次罢工极为关切。尤其对阶级弟兄的牺牲感到无限的悲痛。但是他对罢工失败后的前途，并不悲观失望。他写了一篇《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说：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广的境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此。”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我们要象扬子江、黄河一样，“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对二七惨案的善后工作，李大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因此他得到了工人群众衷心的敬爱。

工人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兴起。由于北方的经济政治条件不如南方，所以北方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样，比南方要落后一些。南方的农民运动，首先由彭湃在广东发动，接着有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后来随着革命潮流的高涨，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是北方的农民运动所比不上的。但是，李大钊很早就注意农民问题。1919年2月，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他说： “那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 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世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后; 北京郊区的菜农请求长辛店工人帮助他们反对增加菜捐。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劳动组合书记部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同志们深入到群众中去，鼓励菜农互相串连，并联合掏粪工人一齐斗争，终于迫使当局承认了他们的要求，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李大钊虽然十分关心农民的命运，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华北农村，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农民运动很难发动起来。1925——1926年，李大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论文，对农村情况有调查、有分析，特别是对农民土地问题和农民武装问题，非常重视。他主张“土地农有”，“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他希望同志们到农村中去进行艰苦的工作，“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年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才能真正达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但是，没有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作后盾，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是难于开展的。因此，北方几省，除河南、陕西较好外，其余各地的农民运动都没有广泛地发动起来。

二七惨案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要求更加迫切了。早在我党创立之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根据他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主张东方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工人政党，应该象印尼工人加入“泛伊斯兰同盟”那样，结成民族阵线。他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联合。为此，他于1921年8、9月间，由张太雷陪同并作翻译，专门到桂林去和孙中山会谈，取得了一些效果。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要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李大钊没有参加 “二大”，但被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也没有参加7月1日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但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六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一个《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希望“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并说“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提案具体指出： “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少年中国》三卷十一期) 。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通过了一个进步的决议： “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用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动。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本会必要时得予以相当的协力。”这次年会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黄金时期，此后，由于国家主义者的破坏，这个团体便逐渐分化瓦解而灭亡。

1922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集中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张太雷等人。马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大钊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他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国民党多年，依然宣传无政府主义，不受约束; 国民党内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也都是各行其是; 共产党员参加进去，当然也可以不受其约束。要实现联合战线，加入到国民党中去才是行得通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改组，取消入党时要打手印、要宣誓服从领袖等封建会党的办法，改行民主主义的原则。

会后，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去见孙中山。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和孙中山有过接触。这时，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刚从广东来到上海。李大钊于8月下旬，到孙中山寓所去会见了他。他们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 (宋庆龄回忆) ，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当李大钊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而中共党员也就是第三国际党员时，孙中山表示：你们可以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国民党作国民党员。会谈结果十分圆满。于是李大钊等人随即由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起草宣言和党纲党章诸问题。从此，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积极进行起来了。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来中国的代表越飞，从北京来到上海，由李大钊、林伯渠等陪同，会见孙中山。经过几天的会谈，于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震惊了国内外。经过频繁的接触，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为孙中山全家特别欢迎的客人。“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宋庆龄回忆) 。“孙越宣言”的发表，消除了国民党方面一些人对联俄、联共(国民党称为容共)的顾虑，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和李大钊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西湖会议虽然作出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决定，但仍有不少的党员思想不通，所以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仍然是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和李大钊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一面要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一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由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主张，他们两人都被选为三届中央委员。张国焘始终坚持其宗派主义的错误主张，因此他虽然一届、二届都是中央委员，这次却落选了。这次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郑重地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这样就更加明确了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孙越宣言”发表和我党“三大”召开后，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进行顺利。11月，国民党正式发表了改组宣言。接着又采取了重大的组织措施，宣布要在全国重新登记党员; 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共产党员谭平山以临时中央委员资格担负了相当繁重的组织工作任务，共产党员林伯渠担任临时中委会总务部副部长; 同时指定专人，积极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北京的代表。李大钊自参加我党的“三大”回到北京后，积极贯彻党的决议，一面说服党员，统一党内思想; 一面打出国民党的旗帜，建立起国民党的组织，吸收许多青年加入国民党，但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大钊于1923年末经上海到广州。过上海时，中共中央委派他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一次大会中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到达广州后，孙中山让他立即和廖仲凯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工作。由于得到了苏俄顾问鲍罗廷、中共党员李大钊等和国民党左派廖仲凯等三方面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这次国民党大会开得很好。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他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这四个老牌国民党员和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但实际上整个大会的工作，特别是各个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多半要靠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去执行。李大钊一个人就担任了三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尤其是大会上通过的宣言和党章，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努力，表现出国民党的巨大进步。但是在讨论党章时，几个国民党右派分子却跳了出来，反对党内有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提出要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规定。因此，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表了严正的声明。他说： “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李大钊的声明，义正辞严，合情合理，把右派分子的攻击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实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和党章，选举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正式委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沈定一、林祖涵 (伯渠) 、于方舟为候补委员，参加国民党的中委执行委员会。而且会后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由谭平山担任，农民部长由林祖涵担任，其他各部如工人部，妇女部等机关，也多半有共产党员担任实际工作。这样就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成了革命统一战线。

有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又有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作依托，随后又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了革命的军队，所以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之后，还能从1924年起逐渐上涨，到1925至1927年形成为巨大的革命高潮。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斗争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心，全面展开。7月1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五十多个团体，联合组成反帝大同盟。18日，北京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这一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声势浩大。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江浙战争爆发。10月，爆发了比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直奉大战。这时全国一片混乱。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当一年前曹锟贿选时，我党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抵制曹锟的猪仔国会，但被直系军阀压迫下去了。现在，全国声讨曹、吴，急需指明斗争前途，趁此时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是很得人心的。孙中山同意这个口号，各地国民党和全国各进步团体都响应这个号召，于是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呼声，形成为巨大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当吴佩孚兵败山海关，冯玉祥于10月下旬在北京举行政变成功以后，运动更加高涨。

1924年2月底，李大钊从广东回到北京后，立即用国民党为旗帜展开工作。不多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成立了，天津市和直隶省的国民党部也成立起来了。接着，各地各级的国民党部相继成立。后来还成立了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以及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在北方，几乎所有的国民党组织，都是由共产党人着手成立起来并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由于群众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党势力的发展，李大钊的名声愈来愈大。当时的北洋军阀愚昧无知，他们害怕“赤化”，因为国共合作，他们也不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笼而统之，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都是他们心中最痛恨的对象。5月，张国焘被捕，这个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李大钊、张昆弟、高君宇等许多共产党员。由于北洋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被迫避居到他故乡附近昌黎的五峰山。反动军警不但搜查了他北京的住址，而且曾经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但他们扑了空。李大钊的夫人曾捎信给他，希望他能托白坚武做个人情，取消通缉令。李大钊坚决拒绝。他在给夫人的回信中说：自从“二七”以后，他已和白坚武断绝交往。“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他对夫人提出希望： “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写到： “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李星华《五峰山两次避难》)。李大钊平时是那样的忠厚，那样的和蔼，但一到紧要关头，他的革命信仰就是那样的坚定，他的斗争意志就是那样的顽强!这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6月，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苏联住了四、五个月，参观了许多地方和单位，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和支援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无限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年初冬，李大钊不顾敌人通缉的危险，秘密地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正在高涨的革命斗争中。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倾向进步，把他的军队称为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大计。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毅然抱病北上。但当孙中山12月到达北方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从直奉战火中取栗到手，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总执政。这时的冯玉祥受到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到西山 “养疴”，和孙中山打交道的已经是段祺瑞而不是冯玉祥了。段祺瑞一方面发表宣言，声称“外崇国信”，实际上是取媚于帝国主义，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 一方面宣布要开善后会议，借以反对国民会议。这是和孙中山针锋相对的，把孙中山气坏了。当段祺瑞派人到天津去迎接他的时候，他严厉地加以训斥说： “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 ?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由李大钊负总责的中共北方区委 (于1924年底成立)，坚决发展“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坚决支持孙中山，联合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奉系军阀。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会议完全由军阀、官僚等当官的和拥护这些当官的人组成，代表人民的人一律不能参加。共产党立即指出其反人民的性质，孙中山也通电指责。为了对抗善后会议，我党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会议。反动的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开张，革命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1日开幕。前者还在开着，后者就已开始，唱了个对台戏。反动的傀儡会议由段祺瑞牵线指挥，有时吵吵嚷嚷，有时冷冷清清，都是为了争权夺利，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革命的代表大会由李大钊领导进行，开得很认真，很有生气，出席和列席的代表共二百余人，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律师和民族资本家都有代表参加，代表了二十多个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大家热烈发言、慷慨激昂地反对段祺瑞、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虽然不可能达到改组政府、改善人民待遇的目的，但极大地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对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就在会议进行期间，孙中山于3月12日逝世了。我党趁孙中山逝世，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运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我党的北京党、团组织，发动了三十万人参加悼念活动。我党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由赵世炎主编的《政治生活》，专门出了特刊，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孙中山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这些宣传，对满怀悲愤的人们很起作用。当孙中山出殡那一天，十余万北京市民为他送丧，形成了一次悲壮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西华门的时候，由于对段祺瑞和对善后会议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挂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给砸毁了。

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的注意，首先集中于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党派问题和社会团体问题，但他同时对团结各兄弟民族来共同参加中国革命也非常重视。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派邓中夏等到北京蒙藏学校去进行工作。一批先进的蒙古族青年觉醒并组织起来了，同时还把因被反动王公迫害而从内蒙逃到北京的锡尼喇嘛争取了过来。这年冬天，在蒙藏学校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有蒙族青年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人参加，由多松年担任支部书记。接着，一批优秀的蒙古青年团员于1924——1925年经过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的教育、帮助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内蒙古地区也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内蒙的代表吉雅泰、奎璧、赵诚、崇德臣等到北京出席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内蒙和西北，由于他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内蒙地区的革命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是年春，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呼和浩特、包头、察哈尔、热河等地建立起党的组织。又在张家口建立了青年团的地方委员会，并在呼和浩特、包头、丰镇等地、京绥铁路工人和沿线工厂中建立了团的组织。1925年冬，在张家口召开了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绥远、热河、察哈尔各地包括蒙汉各族的工人、农民、牧民和士兵的代表二百余人，选举了李大钊为书记、赵世炎等为副书记。为了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和更多的人士参加革命，李大钊根据国共合作的经验，主张在内蒙古地区也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1924年4月，首先在蒙藏学校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它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更要广泛得多。随后，由李大钊向我党中央建议，经共产国际同意，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内蒙古东西部各盟旗的代表一百余名，另有青年学生代表五十多人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和冯玉祥国民军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选举了官僚地主出身的上层人物白云梯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郭道甫为秘书长，但同时也选了吉雅泰、李裕智等共产党人和锡尼喇嘛等进步分子为中央委员。大会还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开办内蒙古军官学校，选派蒙族青年到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去学习。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后期由锡尼喇嘛当总司令，李裕智担任副总指挥。内蒙古军官学校由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王秉章任校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因而它的成份比较复杂，但它的骨干大部分为中共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它的基本成员是劳动农、牧民群众。虽然它的上层分子白云梯等人后来背叛了革命，但我党的领导和影响是主要的，它在内蒙古地区传播革命思想，发动革命斗争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反革命的林彪、“四人帮”，利用青年的无知，煽动极左思潮，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打成“反革命组织”，制造了一桩大冤案。这个教训是深刻的，说明研究历史多么重要，尤其是对李大钊、李裕智等先烈的历史，更须抓紧进行研究。

孙中山逝世后不久，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从此，由1924年逐渐高涨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达到了它的最高潮。五卅运动，波及全国，是“五四” 以后最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广东，因为是革命根据地，运动发展比较顺利，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在北京，虽然是反动军阀统治的中心，但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正确领导下，运动也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当上海工人、学生遭到帝国主义屠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学生立即组织“沪案雪耻会”，以为声援。接着，工人组织了“工人雪耻会”。6月3日，举行了五万余人参加的反帝示威。5日，四百八十多个人民团体联合成立了“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反帝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10日，在天安门前，二十万群众，不顾炎炎烈日，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北京国民大会。发言者悲愤填膺、听讲者群情激昂，“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援助被害同胞!”等口号声，震动云霄。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天气骤变，忽下大雨，二十万革命群众，在高度爱国精神的鼓舞下，冒雨游行二十余里，一直坚持到底。25日举行的第三次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更多，连郊区的农民也赶来参加，总数不下三十万人。为了扩大影响，李大钊还派赵世炎等到天津、唐山等地，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展开反帝斗争。

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使出了召开关税会议，修订关税税则的诡计。这套诡计，果然使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新老右派都上了钩，但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对帝国主义不抱幻想，继续斗争。10月7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出《告工农学生军士书》，提出关税自主，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关税会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政治生活》也在这时发表文章说： “我们应该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运动之下，高喊收回关税自主权; 更应该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军阀的民族革命的口号之下，高喊收回关税自主权。” 11月，趁关税会议开会之际，在全国展开了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的运动。北京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关税会议开会前后，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10月26日和11月22日那两次游行，都和军警发生冲突，特别是后一次游行，演成流血斗争，“完全是一次巷战” 。

这个时期，奉系军阀在关内外都已丧尽人心。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影响下，在国民军的秘密支持下，于11月23日在滦州倒戈，直向沈阳推进。而这时的北京、天津和保定以及直隶全省，都由国民军胜利地掌握在手中了。这正是在北京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良好机会。11月28日，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 爆发了。这天上午，徒手组织起来的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开始出动。全市传单飞扬，红旗飘舞，犹如盛大的节日一样。下午在神武门前举行的示威大会，人山人海，难以数计。会后，李大钊率领广大革命群众，秩序井然地向执政府前进。无数的手臂一致高举，无数的喉咙一致高呼： “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 ”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 “建设国民政府! ”雄伟的呼声，吓跑了段祺瑞这个纸老虎及其手下的狐群狗党。群众包围了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接着，群众队伍又转向段祺瑞的巢穴，准备抓住这只“虎”，实行公审，令其下台。但是，事前与我方有约的国民军，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但没有在群众行动起来之后按时开进城来，共同占领北京，反而采取措施，保护了段祺瑞及其反动政府的安全。由于当时人民手中还没有武器，面对这样的局势无可奈何，只好就势收场。事实证明：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国民军会在紧要关头背弃诺言呢?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张作霖，打败并捕杀了郭松龄，出乎国民军的预料; 一方面则由于刚刚拼凑起来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大肆造谣，挑拨离间，说什么共产党要借国民军之手来实行“赤化”，如此等等。国民军的领袖冯玉祥等人，既害怕帝国主义，又害怕人民大众，经过动摇之后选择了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以及其后的一系列类似决定，损害了他自己。不久，英日帝国主义就勾结起来，促成张作霖和吴佩孚再度合作，一致进攻国民军，把国民军赶出了华北。

1925年末和1926年初，全国人民展开了反日、英，反张、吴的斗争。共产党北方区委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一连在北京举行了三次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这些大会都是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2月27日，又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四万多人的反英讨吴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些革命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更加仇恨。这时张吴正积极准备联合进攻冯玉祥。3月初，奉军不断以军舰运送军队在大沽口一带登陆，与国民军作战。因此，国民军封锁港口，即外国船只也只许白天行驶。帝国主义使团竟对此提出抗议。12日，日舰两艘驶入大沽口，并有奉系军舰数艘尾随在后。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日舰不理，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蓄意寻衅的日舰立即大举开炮，轰击大沽炮台，国民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奋起还击，将日舰驱走。随后，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二十余艘，群集大沽口，实行武力威胁。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莫大的愤怒。3月14日，北京举行了三十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17日，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驳复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出京等项，并决定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分为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余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 。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这就预伏了第二天的大屠杀。

18日，北京总工会等二百多个团体、十多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会场上挂着昨日受伤代表的血衣，并用大字标明，这是“段祺瑞铁蹄下之血，”令人一见，触目惊心。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用 ‘五四’ 的精神，‘ 五卅’ 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烈士传》，苏南新华书店出版) 。人们看见斑斑的血迹，听见慷慨的讲词，无不悲愤异常，当即通过了“驳牒”、“逐使”等决议，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到执政府去请愿。请愿团到了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东辕门后，推代表五人入内。这时，段祺瑞的军警封闭了东西两个出口，随即突然开枪，并用马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二百多人。这一天成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鲁迅) 。李大钊在这次请愿时，走在最前面。以致头部和双手负伤，并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得脱后，仍然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退却。赵世炎、陈乔年也勇敢地领导了这场斗争，陈乔年也负了伤。由于共产党人与群众同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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