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廖恩波人物传,廖恩波生平事迹,廖恩波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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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廖恩波人物传,廖恩波生平事迹,廖恩波评价

廖恩波是四川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任全川学联执行部主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领导过著名的自流井工人大罢工，一九三五年在中央根据地突围中被俘，与刘伯坚等同志一起英勇就义。

(一)

廖恩波，又名承永，字恩波，化名时民(世民)，昔昆(昔崑、锡坤、坤) ，一九○一年生于四川内江椑木里 (镇)元山子①。父亲廖振奎，是清末秀才，私塾先生，在恩波幼年时，便因病离开了人世。母亲曾氏，知书达礼，为人善良，在丈夫去世后不久，便带着恩波和他的姐姐离开元山子回到白马庙娘家孀居。依靠娘家的房租和婆家的佃租为生。

廖恩波在白马庙度过了他的童年。由于年幼丧父，母亲特别疼爱，并把一生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廖恩波六、七岁时，就被送去白马庙私塾念书。后来，又转到离家三十华里的内江县城，就读于南街小学堂。一九一七年，廖恩波小学毕业，考入内江县立中学。他爱好算术，渴求新知识。每逢周末，还喜欢和同学一起，摆谈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议论灾难深重的祖国和社会的不平。他为人耿直，性格倔强，有反抗精神。对当时学校陈腐不堪的教学内容和规章制度常表不满。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内江，青年学生极为振奋。加之这年暑假在外地读书的内江籍学生返回家乡，带回一些五四运动的刊物，在部分青年中传阅，使沉静的内江城开始沸腾起来。廖恩波积极的参加了内江的学生爱国运动。他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日货检查队”，在街头巷尾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劝告店主“商人要知亡国恨”，对那些只知受利，不知爱国，存放日货最多的一些商号，进行警告、痛斥，将检查出来的日货用木棍砸烂。由于廖恩波表现特别积极，在内江县学生联合会成立时，廖恩波被推选为“学联会”的负责人之一①。

“学联会”成立后，针对当时内江的教育受到封建学阀的把持和军阀割据势力的摧残，决定发动一场争取学生自治的斗争。那时，有一些奸商，由于受到内江县立中学抵制日货的打击，怀恨在心，勾结内江县立中学的校长古德钦(绰号叫古罗汉) ，妄图对学生严加“管教”，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这件事引起了大多数同学的不满，他们在廖恩波的带领下，去找校长说理，反对学监制和校长的专横，要求实行学生自治。学生的合理要求，遭到了校长的训斥和拒绝。同学们极为气愤，廖恩波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挺身而出，带领同学们举行了罢课。罢课浪潮迅速波及内江各校。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此，古德钦恼羞成怒，竟暗中勾结县衙当局，指控廖恩波“带头闹事”，是“当今的余孽”，“品行不端”，违反了“校规”，强行挂牌将廖恩波开除学籍。对于这种卑劣的行径，廖恩波将挂在校门口的开除布告牌打碎，丢进了粪坑，以示抗议①。同学们对学校的这一处理，也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学校当局见众怒难犯，怕激起更大的风波，被迫同意发给廖恩波转学证书②。这件事，刺激了青年时代廖恩波的心灵，深深地埋下了仇恨旧社会的种子。随后，忿然离校。

廖恩波被强令转学后，离开家乡，到达成都，在内江旅省同乡会的帮助下，转入资属中学插班读书。中学毕业后，一九二二年夏，考入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机械专业学习。

当时，成都人物荟萃，新文化，新思想广泛传播。廖恩波到成都后，先后认识了王右木、吴玉章、杨闇公等四川早期的一批革命家，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之下，思想进步很快。这段时间，他一面学习，一面积极从事校内外的各种政治活动。

那时，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高师学监王右木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成都组织了部分青年、学生、工人、记者，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经常秘密集会，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廖恩波和一些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读书会中，他听了王右木讲的《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主义精髓》等，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著作，视野大为开阔。与此同时，廖恩波还和学校中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后来，杨尚昆在回忆中写道：那时“我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时，闇公四哥就曾介绍我同廖恩波相识，参加他们所组织的读书会。当时读的书，如《欧洲社会思想史》等，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读书会员从这些书里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①廖恩波组织读书会会员们一面学习革命理论，一面畅谈时局、研究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校内外广泛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二年，廖恩波在成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四川早期的一批团员之一②。

此后，廖恩波为了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扩大革命的影响，便利用回家度寒、暑假的机会，仿效成都读书会的形式，与黎灌英、谢独开、廖释惑等进步青年一道，在内江城里的太平巷杨家祠堂内秘密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邀约了一批社会青年和内江县立中学的学生，一起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等③。会员们还利用星期日在一起聚会，畅谈读书体会，探讨、辩论一些社会问题。发生争论时，廖恩波总是认真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了尽量把问题说得透彻、明白，他总是不断地比划手势，使读书会的讨论显得十分生动活泼。廖恩波还常常教育会员们，要热爱祖国，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勉励大家。此外，会员们还结合内江的社会实际，组织演讲队，到大街上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唤起社会民众的觉悟。

同时，廖恩波又根据成都团组织的决定，除广泛联系群众，发展读书会的会员外，还及时地将读书会的优秀会员吸收到社会主义青年团里，并组成了内江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为内江的革命活动培养了干部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后来的内江地下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根基。

一九二四年，廖恩波为团结更多的青年同学进行社会活动，便联络在成都读书的内江籍学生，发起组织了“内江旅省同学会”，廖恩波被推选为会长①。“内江旅省同学会”成立后，为了揭露控诉当时内江的封建反动势力对人民的摧残，以传播革命的火种，特地创办了油印刊物《不平鸣》。廖恩波为刊物写了《发刊词》。《发刊词》结尾写道： “当今野草丛生，谁是锋利的剪草机呢? ! ”②文章用反问的笔调，把矛头指向内江的“三九”。(县团练局局长马祥九、商会会长林基九、浮桥经费收支所所长范承九。因这三人名字后面代一个“九”字，故称为“三九”。) “三九”互相勾结，贪污田粮，鱼肉乡民，称霸地方，早已为内江各阶层人民深恶痛绝。《不平鸣》刊物上公开揭露“三九”的罪行后，激起了内江人民的斗争热情。在黎灌英和谢独开等人领导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三九”的公民大会。反动当局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将“三九”关押起来，以息民愤。

廖恩波在校内外进行革命活动的卓越组织才能和显著成就，逐渐引起了成都学生界的注意和敬慕。他先后被推选为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和全川学生联合会的执行部主任，成为领导全川学生运动的杰出人物之一①。从此之后，他奔走各校，不辞劳苦，为领导全川的学生运动更加努力地工作。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的怒吼声遍及全国。当时在成都，民众异常激昂，他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席卷成都地区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工农商学兵一起行动，经过廖恩波等人的奔走联系，六月十七日，在学道街工专校内召开了二十五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商议了声援上海人民进行斗争的问题②。接着，成都各界一百多个团体的代表约一千人，在川北会馆正式成立了“上海英日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廖恩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情况。他的报告，感情奔放，极大地激发了代表们的反帝爱国热情。会议还研究决定成立总务、文书、庶务、宣传、交际五部来做“后援会”的具体工作，由总务部统筹一切。廖恩波任总务部主任③。

六月二十日，“后援会”召开了各部紧急联系会议，决定次日举行全市国民大会，进行示威游行。同时决定，国民大会由总务部主任廖恩波担任会务主席，童子军总司令谢晓轩担任会务总指挥①。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黎明，成都市区各商店均停止营业，悬旗致哀，全城罢市。各群众团体达万余人，手持小旗和各种标语，齐集西较场旧皇城会场，隆重举行国民大会。廖恩波等“后援会”的各部负责人，为了召开好这次大会，忙碌了一个通宵。次日晨，廖恩波提前到会，在主席台上指挥各群众团体进入会场。上午十一时，他宣布大会开始; 接着由宣传、文书、庶务等部主任发表讲演，与会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最后，廖恩波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代表“后援会”向大会提出了四项议案：“一，请政府照吾人目的向日英严重交涉，立刻释放被拘华人，赔偿死者命债及受伤医药费，惩办英日肇事官及凶手，英日政府向我道歉; 二，凡英日在华所雇佣之中国人，一律退职; 三，与英日经济绝交; 四，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②廖恩波宣读完毕，万众高呼，一致赞成。顿时，悲壮激昂的战斗气氛，使整个会场变成了一片愤怒的海洋。接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游行。廖恩波等负责人，率领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会后，又到处奔走，积极组织宣传队、募捐队，帮助各群众团体加强联系，扩大组织，为推动以后成都地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二)

一九二六年初，廖恩波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从此，在党的领导之下，廖恩波更加忘我的工作和艰苦的战斗，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同年夏，廖恩波在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被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即四川省委)派往川南自流井。协助刘远翔(重庆地委工运委员)在盐场工人中开展工作。廖恩波肩负着党的重任，满怀革命热情来到这个古老而又富饶的盐都。他和刘远翔一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工作，建立起了中共自流井特别支部。刘远翔任特支书记，廖恩波负责组织工作。

自流井特支工作的重点是盐工运动。然而，当时自流井的神会制度特别浓重;加之，受反动派的利用，这里的工贼常常勾结绅士、军阀，倚官仗势，剥削工人，破坏真正的工人组织，给党在自流井开展工人运动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廖恩波没有畏惧，他觉得这是对自己进行考验和磨练的好机会。为了便于发动和组织盐工，他常常是一身盐工打扮，顶风冒雨，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釜溪河畔的东、西盐场，出没在盐工喝茶的茶棚或居住的茅寮之中，与他们交朋友，促膝谈心。起初，只是随便拉拉家常，问寒问暖，了解盐工的切身痛苦和要求;等盐工们和他熟悉后，他才逐渐向盐工们讲述盐场的不合理制度，宣传盐工们为什么穷，老板为什么富的道理，启发工人对盐场资本家的仇恨。廖恩波每讲到盐场老板如何剥削压榨工人的凄惨情景时，总是特别激动，拍案怒骂吃人的资本家，对盐工们影响很深，大大激发了盐工们憋在心里的满腔怒火，为后来盐场工人运动的开展作了思想准备。

不久，自流井特支接到中共重庆地委的指示，要求尽快地组织和领导盐场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以支持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特支经过开会研究决定，为了加强对盐业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刘远翔改任特支工运委员，专作工运的领导工作，特支书记由廖恩波接任。此后，廖恩波肩上的担子更重了①。

一九二六年秋，自流井特支在廖恩波和刘远翔的具体领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在长土洞云寺召开了自流井盐场第一次机车工人代表大会。廖恩波到会作了《关于成立机车工会的报告》②，他用通俗的语言，阐述和分析了成立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以及盐工们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大会经过讨论，正式成立了自流井长土机车工会。长土机车工会的诞生，在自流井盐场树起了一面战斗的旗帜。接着，盐场各帮工会也在特支的领导下相继成立。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即将形成的自流井工人运动的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一月，自流井特支再次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利用旧历年关，开展一场以增加工资为中心内容的全盐场工人大罢工。经过准备，一场声势浩大的盐场工人大罢工开始了。二月十四日，天刚蒙蒙发亮，盐场各帮工会就按照特支的决定，带领着手执“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增加工资养活全家! ”、“改善工人生活! ”等标语旗的盐工们，从四面八方向自流井市区汇合。很快，二万多游行示威的工人队伍，就将井商会和反动当局围得水泄不通。在工人群众的愤怒呼声和强烈要求下，井商会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改善伙食，减少工时和不干附加活路等项条件。这样，自流井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盐场工人的大罢工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大罢工之后，特支把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人骨干分子吸收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从此，自流井盐场工人运动的烈火愈烧愈旺。

正当自流井的工人运动胜利发展的时候，重庆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自流井特支被迫转入了地下隐蔽活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川省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全川各级党组织在二、三月春荒之际，组织各种暴动，发动群众，以造成全川总暴动的局面。为此，自流井特支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立即开展自流井第二次总同盟大罢工。特支还专门成立了由廖恩波、刘远翔、杨玉忠、王文甫、罗世良等五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来具体领导这场斗争。二月中旬，自流井盐工第二次大罢工开始。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十八天之久。在广大工人、小手工业者、店员工人和青年学生的罢工、罢市、罢课等强大力量的支持下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但是，由于廖恩波等人在工人运动中的频繁活动，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惧。反动当局对廖恩波等人发出通缉令。悬赏大洋一千元捕捉廖恩波。刹时间，自流井各交通叉道，贴满了通缉布告，白色恐怖笼罩着盐都。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廖恩波等主要负责人撤离自流井。

(三)

廖恩波离开自流井以后，受中共四川执行委员会的派遣，辗转于川南、川西一带地区，传达省委的指示精神，检查各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当时，正值成都的“二·一六事件” 之后，在四川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大屠杀下，党的工作条件更加艰苦，活动经费也成问题。而对这种逆境，廖恩波首先想到的是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生活。于是，他决定回家，把家里仅有的十几亩薄田卖掉，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最初，母亲误认为儿子在外面不务正业，生气的骂他是“不肖之子。”后来，经廖恩波耐心说明开导之后，母亲点头同意，凑足了六十块大洋①。这期间，廖恩波的生活也很困难，但他还是尽力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同志。他常说： “我是个乐天派，生活上艰苦点，但精神上是非常愉快的。应该看到，我们目前虽然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而且是有希望的。”②对战胜困难和赢得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

一九二八年三月，省执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后，召集了一次非常会议，决定增大川西特委的权限，受省执委指挥，代行省执委职权，以便加强和统一领导川西地区二十余县党的工作。于是，省委调廖恩波担任特委的组织工作③。在特委工作期间，廖恩波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和学校等基层单位，找党员谈心，发展党的组织，帮助和指导基层党组织总结工作经验，开展革命活动，使川西地区党的组织工作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正在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央派余乃文来川传达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指示。廖恩波执行了这个指示。一九三○年七月，四川省在江津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省军支联席会议》，决定首先发动合川、新津、新汉(新都、广汉) 、自贡等地四大兵暴，以八月底为期，并命令各路不得观望等等。八月底，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根据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以配合全国的总暴动。于是，四川省行委在重庆宣布正式成立。这时，川西特委也奉省委的指示通知，合并组成为川西行动委员会。川西行委由张春帆(苏雁秋，省委委员) 任主席，廖恩波任组织部长。川西行委刚成立，就又接到省行委的紧急指令：限期在八月份内，发动广汉驻军①的士兵暴动，并加强对广汉附近等县的工作，以配合江津、荣威 (荣县、威远) 、梁达 (梁山、达县) 等地的兵暴和农暴，进而组织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川西行委接到指令后，立即召开行委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经过激烈讨论之后，认为马上发动没有把握，加之时间又仓促，于是决定推迟到十月份进行，同时指派廖恩波去直接领导，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②。接着，廖恩波就积极着手广汉兵变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十一时，广汉中学的钟声敲响，兵变爆发了。但四、五天之后，广汉兵变就在国民党二十八军邓锡侯、二十九军田颂尧部的联合镇压和反动势力在内部的破坏下，遭到了失败 (广汉兵变又称“汉州兵变”，当地人习惯上叫 “二五兵变”) 。

广汉兵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疯狂地反扑，在广汉、成都等地残酷的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川西地区。廖恩波、陈翰屏等已经暴露了的行委负责人，不能再继续留在川西工作了。于是，他们撤离到华阳县，研究了兵变后的形势，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决定分散隐蔽活动。廖恩波、陈翰屏到重庆向省行委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廖恩波怀着沉痛的心情，化装从华阳县出发，沿岷江而下，经嘉定、叙府秘密到达重庆。根据党的指示，暂时回内江家乡，进行隐蔽活动。

廖恩波只身返回家乡后，目睹蔗农啼饥号寒的惨状，内心深为悯痛和愤恨。那时的内江农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都种甘蔗，他们不但受官府、军阀的野蛮掠夺，而且还受到糖坊老板的苛刻压榨，终年辛勤劳动，到头来却是穿襟襟挂绺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为此，廖恩波在和内江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决定把蔗农组织起来，和糖坊老板作斗争。农历腊月的一天，廖恩波冒着严寒，在凌家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下党员和接近党组织的革命群众近二十多人①。会议讨论了把贫苦蔗农组织起来，抱成一团，参加“青山帮” ，领导他们斗争的问题。会后，“青山帮”在东乡、一四滩和永兴庙一带，开展了一场反对糖坊老板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一斗争，在内江的农运史上影响较大。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三○年底，省行委召集主席团会议，传达讨论了长江局的指示。会议认为党、团合并组织，在事实上是取消了党的工作，决定将党、团由上而下开始划分。随即，撤销了四川省行委，恢复了四川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当时，由于刘湘的二十一军组织“清共委员会”，大量利用叛徒作特务，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使省委遭到破坏，党员人数大大减少，省委机关难以在重庆继续战斗下去。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底迁到成都。那时，省委领导干部很缺乏，省委书记程秉渊 (程子健) 还兼任组织部主任。为了加强省委的领导工作，五月间，廖恩波调至成都担任了省委组织部主任①。他常常冒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奔波各地，跋山涉水，巡视工作，为恢复和重建全川党的组织工作，历尽辛苦。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省委决定分期分批地轮训全川各地的党员干部，廖恩波和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程秉渊以及组织部秘书邹风平等亲自讲课。结合形势学习中央文件。每期三至五人，共办了八十多班。这对全川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另外，在省委还组织了学习小组 (当时叫列宁小组) ，廖恩波和罗世文、邹风平编为一组，他们认真学习理论，使这个小组成为省委的模范小组。省委和地方党组织在他们的带领下，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更加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一九三三年夏，四川军阀“二刘战争”结束后，形成刘湘独霸四川的局面。随着，刘湘把他的指挥机构从重庆搬到了成都。这样一来，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地威胁着省委。而在这之前，一九三二年五月，省委宣传部主任张春帆已奉中央通知去上海，一九三三年一月，省委军委书记程秉渊又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后留中央军委工作) 。这样，廖恩波又兼任了省军委书记。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就只有廖恩波和省委书记罗世文及省委秘书长史伯康。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为了使全省地下党组织适应这种恶劣环境和保持战斗力，避免遭受敌人的破坏和摧残。廖恩波特在成都主持召开了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具体分析了四川的斗争形势和实际情况，代表省委宣布了关于撤销川东、川南和川西三个特委组织，建立梁万 (梁山、万县)、巴县、泸县、宜宾、内江、南充、三台、安绵(安县、绵竹) 、成华(成都、华县) 九个中心县委的决定①，这是符合当时四川实际情况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受党中央委派赴川陕苏区协助红四方面军工作。四川省委领导机构又重新作了安排和部署，廖恩波接任省委书记②。

(四)

一九三三年十月，廖恩波接党中央通知，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四川的工作。临行前，他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交待和布置了省委的工作。并且，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心协力，坚持斗争到底。然后，他辞别了患难与共的战友，离开了四川，历尽艰辛，于年底到达江西瑞金。

一九三四年一月，廖恩波作为白区四川省委的代表参加了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①，接着又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随后，便留在中央机关工作。

当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和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时期。苏区的物质供应十分困难和紧张，尤其是粮食、食盐、医药品等。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克服红军在反 “围剿”战斗中的财政困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红色中华》机关报于一九三四年三月，特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各机关团体，提出在四至七月内节省行政费用八十万元的号召，这个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到中央机关团体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机关从白区到中央苏区的外省籍工作同志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表示愿意“每天少吃二两米，不领今年热天穿的衣服，以节衣缩食的实际行动来响应《红色中华》报的节省号召。”廖恩波和陆定一、邓颖超、博古、陈云、毛泽覃、成仿吾、罗迈、潘汉年、贾拓夫等二十二人，均在这一信上签了名③。在他们的积极带领下，中央各机关团体在四个月内共节省行政费用一百三十余万元，超过了原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二。廖恩波等人的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品德。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在王明“左”的错误的危害下，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突围，根据中央事前的布置和决定，八月间就在江西的于都、兴国、安远、信丰等十几个县，组织了中共赣南省委和赣南省军区，廖恩波奉命留下来担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秘书① (当时的秘书仅次于政治部主任之职) ，继续坚持赣南地区的游击斗争。

那时，留在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尚有红二十四师和第三、七、十一等独立团，加上地方政权机关工作人员和伤病号，约三、四万人。党中央交待的任务是：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发展和壮大地方工农武装力量，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击②。

中央苏区的广大军民，在项英、陈毅、贺昌、阮啸仙等领导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廖恩波带领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和文工团员们，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深入部队驻地，为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宣传演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常常满怀豪情地鼓励大家：在敌军压境，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为保卫苏区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英勇战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五年一月，国民党蒋介石又纠集了大批兵力，妄图在一个月内荡平留在江西的红军游击队。当时，形势十分严重。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委、省军区等机关部队，被敌人分割包围在狭小的仁风地区，险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分局发电报请示党中央，得到中央的回电指示：将部队化整为零，组织向外突围，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地方游击战争。

三月四日下午，廖恩波和赣南省委党政军的负责人一起，率领机关部队一千八百多人，冒着倾盆大雨，离开了仁风地区，开始向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突围转移。当时，部队突围到达信丰、大庾境内的马岭附近，遭到五倍于我军的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的阻击。在此危急时刻，廖恩波以身作则，带领机关人员和部队战士，奋勇杀敌，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到三月六日，剩下的部队在信丰、会昌交界的金沙、罗坑、石寮、鸭婆坑一带，被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重重包围。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除一部分冲出重围外，大部分均壮烈牺牲，廖恩波和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苏维埃中央政府贸易局会昌分局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五人不幸被俘①，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他们随即被押往驻信丰(原登贤县)的敌军团部。后又被押往大庾县监狱，三月十一日又被囚粤军驻赣第六绥靖区公署候审。

廖恩波被捕以后，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但是，他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作好了至死不屈的思想准备。敌人为了从他口里捞到党和红军游击队在赣南的活动情况，对他用尽了软硬兼施的手段。诱之以高官、金钱和美女，但立即遭到廖恩波的严词拒绝。廖恩波怒不可遏地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个人的生活行动，均受党的支配。要杀就杀，没有什么可说! ”①这铿锵有力的回答，表现了廖恩波对党一片忠心。敌人又拿来笔纸，威逼他写“笔供”，廖恩波嗤之以鼻。然后，用他那戴着沉重手铐的手，毅然挥笔，慷慨激昂地写道： “我之加入中国共产党，系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故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②短短的“笔供”，表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胸怀和高尚的品格! 这浩然正气，使敌人为之震慑。于是，只好强加罪名，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之罪，将廖恩波判处死刑。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农历二月十七) ，大庾县城阴风惨惨，杀气腾腾，戒备森严。从绥靖公署通往城北门金莲山的一段二里多的公路上，敌人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左右两旁，荷枪鹄立。中午十二时，一群刽子手将带铐拖镣的刘伯坚、廖恩波等五人，五花大绑，推上刑车，押往金莲山 (现大余县水泥厂门口) 刑场杀害③。面对着死亡，廖恩波等人不停地大声高呼：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激昂的呼声，响彻了章水两岸，震荡着大庾县城。廖恩波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四岁。

注释

① 《廖氏家谱》。

①《余农治档案》 (1953年8月)。

①访余农治谈话记录 (1982年3月13日) 。

②张星石: 《回忆廖恩波烈士》 (1982年6月)。

①杨尚昆: 《回忆闇公四哥》 ,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1979年第2卷。

②《死难烈士英名录》 ,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

③黎守忠: 《内江地下党活动概况》 (1959年1月18日)。

①赖图南: 《廖恩波烈士生前革命史之一》 (未刊稿)。

②访问高伯华、高允斌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①《廖恩波档案》 (第1276号)。

②《全川学生联合会之紧急会议》 ,载1925年6月23日重庆《商务日报》。

③《成都外交后援会之组织》,载1925年6月22日重庆《商务日报》。

①②《成都全民之大游行》,载1925年6月29日重庆《商务日报》。

①《廖恩波自述》,载国民党《驻赣第六绥靖区公报》 (1935年2月)。

① 《自贡现代革命斗争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②《自贡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 ,1981年第2期。

①访问廖协群谈话记录 (1982年3月14日)。

②张特瑜: 《我和廖恩波最后盘桓的日子》 (1981年) 。

③《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 ,1981年第6期。

①广汉驻军系指国民党28军邓锡侯之较进步的第二混成旅 (旅长陈离,即陈静珊) 。

②《廖恩波档案》第1276号。

①高伯华、高允斌老人给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复信(1982年8月16日)。

①《中共四川省委员会组织史资料》 ,载《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①马质彬给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复信(1982年6月17日)。

② 《廖恩波档案》第1276号。

①《廖恩波档案》第1276号。

②王健英: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出版。

③《红色中华》第164期(1934年3月20日)。

① 《廖恩波自述》 (1935年3月) 。

②《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载《赣南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资料》第12章。

①《死刑执行枪决经过附判决书请核备文》 ,载国民党《驻赣第六绥靖区公报》 (1935年3月)。

①② 《廖恩波自述》 (1935年3月) 。

③访谢松林谈话记录(1982年4月10日),谢松林系当年廖恩波牺牲时的目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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