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刘少奇人物传,刘少奇生平事迹,刘少奇评价

Posted 2022-05-0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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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

寻求革命道路

刘少奇，名绍选，字渭璜。湖南宁乡县人。祖籍江西。1898年11月24日，诞生在花明楼炭子冲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族中平辈九人，刘少奇排行最后，称呼九满。

宁乡地处湘水下游，东屏长沙，北抵桃江、益阳，南邻湘乡、湘潭，西接安化、涟源，属湘中丘陵向滨湖平原过渡地区，历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炭子冲，距宁乡县城30多公里，到长沙首府也不远，不算太偏僻。“冲”在湖南、湖北意谓丘陵中的小块平地，也指在此所建村落。这里山多田少。清朝时，人以烧炭为生，故名。

父亲刘寿松，粗通文墨，为人忠厚。母亲鲁氏，精于操持家计。有兄三，姐二。对刘少奇较有影响的，是他的二哥刘云庭。农家子弟劳动早，刘少奇6岁便看牛、捡柴、铡草。8岁启蒙，先后在柘木冲、罗家塘、洪家大屋等地读了六年私塾。因嗜书如命，被誉为“刘九书柜”。这典故大概出自宋朝人吴时。吴时博学能文，以其美名“书橱”传世。

1911年辛亥革命，清皇朝的统治似大厦之崩，纷纷解体。刘云庭时在长沙新军当兵，该部亦起义响应。刘少奇有机会读到刘云庭带回的一些革命传单和书籍，很受启发，一剪子绞掉了头上的长辫。

两年后，刘少奇考入宁乡县城县立第一高小，成为新式学堂的学生。几年中，他学习成绩优异，并选读进步书刊。“民国”的先驱者孙中山、黄兴等，成了他十分崇拜的人物。

可中国是多难的。赶走清朝皇帝，又来了窃国大盗。1915年，袁世凯公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刘少奇参加学校游行，胸挂“毋忘国耻”条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后，刘少奇更义愤填膺，演讲街头，声援讨袁义师。不寐之夜，刘少奇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而焦虑。

1916年夏，刘少奇考入宁乡驻省中学。他人渐长成，英气勃勃，钦慕岳武穆“精忠报国”故事，忘情“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诗句，萌发好男儿投笔从戎、以身许国志向。同年秋，他改考谭延闿在长沙创办的陆军讲武堂，以赫然头名录取。但壮志多磨。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毁于战乱。刘少奇只得重新寻找道路。

1919年，刘少奇再度求学，作长沙私立育才高等中学毕业班插班生。这一年，他为五四运动大潮吸引，来到北京，并想留在北京这个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求学。他随意考了几所高等学府，虽然都榜上有名，但不是嫌学制过长或学费昂贵，就是觉得专业不如人意，思虑再三，结果都放弃了。一个偶然的念头，促使他拜访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石曾和范源濂。获得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推荐，工读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

育德中学素有进步传统。辛亥革命时，曾是同盟会在河北地区的秘密集会场所。五四运动中，师生大都投入爱国狂澜。在这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杂陈书架，传于手头。师生们还自办刊物，激扬文字，谈说纵横，慷慨陈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等。在这样的环境里，刘少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思想的冲击和洗礼。虽然他后来由于留法班从1920年秋停办以及内囊空虚等原因，未能踏上去法国的征程，但他的眼界已大为开阔，原有的牢笼再也不能锁住他救国拯民的欲望，使他萌发了对红色苏俄的神往。

1920年，刘少奇返回长沙，由长沙俄罗斯研究会负责人贺民范介绍，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主攻俄文，为留苏作准备。在此期间，刘少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刘少奇等一行，从吴淞口乘船，经长崎、海参崴进入苏俄，再经伯力、赤塔等地，于同年夏抵达莫斯科。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等轮流旁听，见到了列宁。不久，他们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年冬，刘少奇与罗亦农等一起，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工运领袖和白区工作模范

1922年春，刘少奇离开莫斯科，同年夏归国，先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奉调湖南，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和长沙泥木工人斗争。9月，他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派遣，协同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罢工，与李立三共同起草罢工宣言、制定斗争策略。他以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的身分，领导安源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罢工斗争。他在领导和指挥罢工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无比机智勇敢，和正确运用斗争策略的才能，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爱戴和拥护，名震安源。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旗帜大张，安源万余工人争先恐后，纷纷加入工会。安源罢工的胜利也推动了两湖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12月，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的工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汉冶萍总工会。

1923年4月，刘少奇与志同道合的何宝珍结为伉俪。从此何宝珍跟着刘少奇走南闯北，同甘共苦。后不幸被捕，1934年就义南京雨花台。刘少奇痛悼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①

不久，安源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先任俱乐部代主任，8月正式任总主任，并担任汉冶萍总工会主任。他致力发展工会事业，健全俱乐部组织，促进工人团结，维护工人利益，纠正“左”倾错误，还呕心沥血写下许多总结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章。从1923年8月到1925年4月，他发表的文章有《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一步跟着一步，出色地指导了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对工人群众变本加厉镇压，工会被一律查封，工人运动在全国转入低潮。唯有安源，在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立取守势，不骄傲，不盲动，不冒险，巩固内部，坚守阵地，拿拢地方绅商，渡过许多危险，继续取得有限度的斗争胜利，使安源工会“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中心之一，被称为小 ‘莫斯科’ ”①。邓中夏曾极口称赞，安源工会是全国工人运动低潮中 “硕果仅存”、“组织最好的工会”②。

1925年5月上旬，刘少奇以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参加筹备和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他为大会起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重要文件，作了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根据时代特点，对中国民族革命中各阶级的地位所作的重要分析，与毛泽东在同年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重要观点一致。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被选为全总副委员长，成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在上海发生了内外棉七厂日本厂长率领流氓打手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激起了上海广大工人、学生的反抗。中共中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进行反帝斗争。为了加强上海工会的组织力量，中央还指示李立三、刘华等，马上在上海组织成立上海总工会。刘少奇也随即到上海组织全总办事处，参与指导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后，刘少奇还兼任市总工会总务主任。为实现全上海“三罢”斗争，他夜以继日，不辞辛苦，抱病工作，与蔡和森、李立三等并肩而战。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之时，全市即举行了20余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5万余学生的罢课。在反帝浪潮的推动下，绝大部分商人也举行了罢市。刘少奇以其经验，认为工人罢工非有良好的组织不可，否则一经外来压迫，即行涣散。他要求上海20万罢工工友一定要使组织严密而巩固，不存依赖思想，独立地坚持罢工到底。另一方面，他又力求国际上的援助。他致电赤色职工国际及苏、捷、英、法、日等36个工人团体，呼吁他们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还与李立三一起致电英国工团，表示欢迎他们派人来上海调查五卅惨案真相。在各方的声援下，上海工人的大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战斗勇气，揭开了中国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奏。

毫不停顿的连续战斗生活，严重损害了刘少奇的健康。他病倒了，且病势日趋严重，11月，由何宝珍护送回湘休养。12月，刘少奇遭湖南省反动政府无理逮捕。消息传出，全国震惊。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驻上海办事处，正在开会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工会和团体，纷纷驰电救援，严厉谴责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要求马上释放刘少奇。何宝珍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也加紧四出奔走，上下营救。通过关系，疏通省议会，请宁乡籍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1926年1月间，刘少奇出狱。稍事休顿，即赴革命派集中的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邓中夏等讲话，盛赞他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精神，说他是工人阶级的最奋力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病重，刘少奇代理林的职务，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4月，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投入主持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工作。5月1日至12日，大会召开。他代表全国总工会，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各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政治态度的比较和分析，刘少奇雄辩地排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可能性。他指出，一年来，尤其是五卅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的极大发展，各种奋斗事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①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对象” 。工人阶级应切实同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进行中国革命。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不能彻底的”，工人阶级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但要“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刘少奇的报告深入浅出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的路线，阐述了工农之间结成联盟的理论等，使与会的工人干部受到了教育，也影响了同时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广东农民大会。会后，刘少奇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和秘书部部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右派借口北伐，要求工人停止一切罢工，农民停止打倒宗法封建特权的行动，企图限制工农革命。8月20日，刘少奇以悼念廖仲恺遇难一周年为文，披陈大义，强调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能成功，但中国工农阶级，是社会各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中之主要力量。担负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一定不要忽视这个主要力量”。“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其所以尚未成功的缘故，就是没有得到占有国民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廖仲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确实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及工农群众所占之位置。”①刘少奇犀利的笔锋，明确地向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告示了应作怎样选择，不可执迷不悟; 并实际上已提出民主革命要实现以工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以李立三为主任，刘少奇为秘书长，直接指挥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湖南等省工人运动。刘少奇即于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的10月间，先期到达革命旗帜高扬的武汉，为全总迁址武汉作准备工作，并兼任了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等职。在这里，为适应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他下榻未及安稳，便立即领导筹办起工人运动讲习所，亲自参加讲授。为了总结我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他领导编写出《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和《工会经济问题》三本理论专著。这三本专著科学地及时地解决了北伐军攻克武汉、南昌等地后中国工人运动大高涨下的新课题，对促进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927年1月上旬，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刘少奇先后作组织报告和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会上，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等35人被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向忠发任省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林育南、项英分别任外交、宣传、组织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2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亦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成员未到齐之前，先由项英、刘少奇、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日常工作。期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仇视，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为庆祝国民政府迁汉和北伐胜利，在江汉关与英租界交界处演讲时，英租界当局竟调动水兵登陆寻衅，酿成“一·三”惨案。武汉市民群情激愤，顿时演变为强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活跃在第一线，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活动。

3月，江西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秘密杀害。刘少奇听到消息，无比愤慨，撰文尖锐抨击蒋介石，指出：在蒋总司令坐镇的江西，竟有国民革命军军官枪杀工会委员长之事，“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的严重注意”。文章义正词严地要求： “蒋总司令如果没有改变他前此拥护民众利益的主张，断不能纵容一班反动派如此凶横残杀工人领袖，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枪毙凶手，肃清一切反动派，保护真正工人的工会，并从优抚恤死者。如其不然，那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总司令所坐镇的江西了。”①当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的郭沫若，对这惨案也十分愤慨，曾以政治部名义报请蒋介石对凶手倪弼“免职查办”。蒋介石虚与委蛇，表面上假作批准，暗地里却不让电告赣州执行。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总结教训，讨论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确定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于上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会上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一起，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但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仍然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负责全党的领导工作。

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率部叛变。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接着叛变。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酝酿反共。会后，唐生智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

在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刘少奇不遗余力，利用一切机会在工人中进行反蒋动员。6月14日，他在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大声疾呼，要一致反对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人的叛变行为，应“立即削平湖南叛乱”。在刘少奇的促进下，会议作出《武汉工人目前政治主张》的决议案，提出了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拿办许克祥并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 明令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八项主张。6月19日至2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上，刘少奇作全国总工会的会务报告。他指出，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已有290万，比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增加了170万，工人阶级的力量空前强大。大会号召工人阶级要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同盟，全力反对蒋介石叛变，深入开展革命斗争。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

与此相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在接二连三的事变面前惊慌失措，生怕工农运动“惹事”，生怕国民党右派因此借口造谣、制造事端。为此，在6月28日紧急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作出了解散湖北省总工会所属的工人纠察队的决定。中央常委会议既已作了决定，向忠发、刘少奇等只好贯彻，湖北省总工会不得不宣布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中共中央鉴于武汉国共合作有最后分裂的可能，决定把在武汉已公开身分的共产党员分散到各地去。刘少奇被安排到庐山养病。在庐山，他得到聂荣臻关于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①的通知。刘少奇对起义表示完全赞同。10月间，病情不见好转，中共中央决定他转移上海治疗，并继续他在5月底起担任的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1928年2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六大，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征求对党的策略大计的意见。刘少奇被邀参加座谈。他坦诚地表示，在“八七”会议后，中央对于实行暴动如何才能成功，“很不明了”。他指出，起义的暴动计划，应依照当时群众的力量来制定，应利用一切机会来集聚他们的力量，多给训练，使其在失败时能坚忍不拔。对中央提出的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刘少奇不同意那种仍然一味认为革命形势是高涨的看法，主张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的趋势”。同时又说，目前乡村中农民的革命虽然是向上涨，还不是农民群众的有意识的行动，因而“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②。总之，刘少奇以其独到的见解，一方面委婉地指出实际上没有什么高涨的革命潮流存在，一方面因此提请中央要注意在城市和乡村中所发生的这种不平衡的特殊现象。他建议到农村去搞暴动，并指出必须要做艰苦的争取农民群众的思想准备工作，努力使农民的暴动成为有意识的，而不是自发的。6、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刘少奇未能出席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28年早春，刘少奇接受中共中央交给的新任务，前往白色恐怖的天津，参加全国铁路工会、天津市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他参加顺直省委常委; 继又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由陈潭秋、刘少奇等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负责处理顺直问题。刘少奇认为，顺直党的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省委缺乏正确政治路线，省委组织不健全，基层支部很少开展工作，党内存在派别纠纷，对机会主义认识不清，发展个人意志和自由，甚至以能骂上级为好汉，不少人闹经济主义，消极责备过去。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他和陈潭秋主持下，改组了顺直省委，成立了由韩连惠等11人组成的新省委。然而，刘少奇等把顺直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一些，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些欠妥，结果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党内矛盾的发展。如北京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的党组织，一些人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省委。10月下旬，陈潭秋和刘少奇等共同签发了《征求改造党基的意见》的通告，又未能正确引导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加重了对顺直问题的指责和组织处理手段。对此，刘少奇后来曾作了检讨。

为致力于北方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领导职工运动的发展，刘少奇在顺直期间，尽管困难重重，还是以坚韧的意志，精神饱满地写下了不少重要文章，如《论口号的转变》、《职运须知》、《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吗? 》、《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等。刘少奇主张，号召群众的口号必须符合实际，一定要依斗争实际形势的转变来谨慎决定。他坚决反对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的情绪，反对无原则的党内纠纷，认定只要我们自己是进步的，坚决地以无产阶级的意志去战胜党内的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改造落后状况。

1929年4月，刘少奇奉调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他深入工厂、深入群众，直接领导了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英商电车公司机务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6月初，中共中央又决定派他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中旬，刘少奇抵奉天 (沈阳) 时，中东路事件爆发。执行亲帝反苏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以苏方宣传“赤化”和垄断路权为由，单方面撕毁1924年关于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协定，指使东北地方当局以武力进占中东铁路，驱逐苏方人员，挑起中苏严重争端。中共中央因此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必须集中注意力对付这一事件，阻止国民党军阀妄图使群众走上反苏道路的阴谋，并指示刘少奇去哈尔滨，布置和指导中东路事件的群众性反抗示威。

在赴哈尔滨之前的8月下旬的一天，刘少奇去奉天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事先走漏了风声，他被严加防卫的厂卫队扣押，作为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解往警察局和法院审讯。审讯中，他机智地予以周旋，终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①。

获释后，刘少奇赶到哈尔滨。经过一段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他即向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建议，应该首先扩大正在进行的以三十六棚 (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代称) 为中心的工人怠工斗争，来与尚处于低潮的中东路工人的斗争相呼应，作为发动基础。他提出，在这个斗争中，不只限于在政治上加紧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 还要在组织上加紧反对被反动派收买的工业维持会的斗争，积极帮助广大工人组织赤色工会，建立群众的组织; 在工作方法上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根据斗争情况及时转变群众的斗争方式和我们的工作方法，避免遭受白色恐怖的摧残; 还应把工人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和拥护社会主义苏联、反对军阀进占中东路的政治斗争逐步结合起来。刘少奇按照上述建议给哈尔滨的工作以正确指导，使中东路工人斗争获得了健康的发展。

1929年12月22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在中东路问题上达成协议，签订了伯力草约。之后，中东铁路局苏方人员就下令裁人，规定凡1929年7月10日 (中东路事件爆发日) 以后吸收的中国工人全部裁撤，而对同时期吸收的大批白俄工人则一个不减。这个不公正的做法，激起了中国工人的强烈不满。

1930年1月，刘少奇再度去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群众为自己谋求生存的斗争。他在同中共哈尔滨市委研究后提出，应领导中东铁路失业工人开展复工运动的斗争，并使这一斗争也得到在业工人甚至其他各行各业工人的支持，而成为全体工人的共同要求; 在此基础上，组织中东铁路全体工人的总罢工。失业工人因此成立了东铁工人失业团，发表《告全国父老书》、《告全路工友书》、《致信俄局长》等文告，并登报启事，号召失业工友速到“失业团”报名，呼吁各界一起援助失业团。在业工人也组织起了三十六棚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积极援助失业工人。根据急剧发展起来的形势，刘少奇又及时指出，哈尔滨市已经起来的群众斗争，有可能汇合成为一个高潮，党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这种形势向前发展，利用失业团的公开机会去发动全铁路、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斗争，树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旗帜，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

工人斗争高潮的掀起，迫使中东铁路当局答应分步骤解决失业工人的要求，失业工人大部复工。工人群众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各厂纷纷建立起工厂委员会。仅三十六棚总工厂委员会中，参加进来的工人就有800多人，占全厂工人2/3以上。

但是，在中东路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中共哈尔滨市委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李梅五等人，竟同工业维持会搞交易，叛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工人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刘少奇对其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坚决斗争，提出要建立“护工团”等组织形式，以保护工会，维护工人的利益。但由于李梅五等人的干扰和破坏，使刘少奇的努力未能成功。

3月中旬，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结报告和一封信，全面总结经验教训，阐述了党在领导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他在报告和信中说明，在中东路工人斗争中，存在着忽视对于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问题，是全党尤其是满洲党最可宝贵的教训。在他的主持下，中共满洲省委即开展了对机会主义取消派的斗争。

不久，在中共中央的连续函催下，刘少奇离奉去沪。同年夏，他率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刘少奇当选为委员。会后，留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赤色职工国际在讨论关于中国职工运动问题时，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据守德国职工运动的一国经验，主张中国赤色工会应派遣力量，在黄色工会里去建立公开的赤色反对派，打出旗帜与黄色工会对抗，并把这一主张形成决议。刘少奇以他多年深切的工运实践经验，对这种不顾各国国情，不作具体分析的“一刀切”的“左”的倾向，深不以为然，并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与德国情况两样，黄色工会力量强大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且不能合法存在，弱的要在强的里边，不合法的要在合法的中间，建立公开的赤色反对派，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赤色工会的会员打入到黄色工会里去，是为了利用其合法存在来进行我们的基础工作，以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的下层群众，待条件成熟，才可能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过早暴露自己力量，使自己孤立。然而，这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中肯的意见，却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视为大逆不道，刘少奇被指责为“反决议”和“右倾机会主义”①。刘少奇在1931年回国前，向赤色职工国际写了洋洋万言的报告。他不仅没有承认半点错误，而且在详述最近中国职工运动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后，也对国内“左”倾路线者在对待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和黄色工会问题上所存在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

1931年秋，刘少奇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同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回国，又担任了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10月，刘少奇仍然基于白区城市职工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应该采取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根本看法，和在总体上应该是防御的，但在某一时期、某一局部问题上不排除组织工人向资本家和国民党作反攻的和进攻的具体观点，写出《关于工运的意见》，提交不久前刚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他提出了当时工人斗争形势是“防卫的反攻的和进攻的”①观点，认为应以这一个认识来确定职工运动策略，确定用什么口号与要求去组织工人斗争。刘少奇的这一观点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临时中央领导人一向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城市职工运动仍然处于高潮时期，党应当采取完全是进攻的路线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临时中央派人找刘少奇谈话，对他回国后所发表的许多意见，作出总批评。结论是：刘少奇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刘少奇不服，写信给临时中央，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具体地指出错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不错误”②的批评，表示无法接受。信中还申诉他回来后所提出的许多工作上的政治上的意见，都是完全站在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观点上提出来的。至于这些意见是否被认为正确和被采纳，则在组织。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刘少奇主持沪西大罢工后，仍然坚持实行他对白区斗争策略的主张，很有勇气地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执行者原先实行的那一套只号召工人武装起来与军警冲突，热衷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置罢工工人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于不顾的“左”的脱离群众的做法，首先着手解决近20万工人及其几十万家属的吃住问题，努力争取社会同情，运用合法手段广泛开展支援罢工的募捐运动，发动群众包围上海市社会局和地方维持会，逼迫这些部门救济粮食和款项，从而解决了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改变了冷冷清清的罢工局面，沉重地打击了日本资本家，有力地支援了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并加强了中共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于他们在白区斗争中的策略的改变，指责他在米袋子里兜圈子，放弃了武装工人的任务，是搞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和取消罢工的右倾机会主义，终于排斥了刘少奇对沪西大罢工的领导。

在这种动辄得咎的情况下，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3月间，刘少奇还是先后写了《建立辅助组织问题》、《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 》、《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1931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可贵地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坚定性。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

1. 工人阶级除了要建立自己的基本组织如政党和工会外，还必须建立工人合作社、俱乐部及其他文化的、互助的工人团体等辅助组织，以取得公开半公开的机会，进行赤色工会所要做的工作，扩大工人阶级的影响，加强同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联系。

2. 领导工人的各种自发斗争，应是赤色工会当前特别重要的任务。赤色工会在目前的反帝运动中，应在群众中提出并广泛宣传自己的独立主张和口号，努力领导群众运动走上更高阶段，建立群众组织，发展民众武装，使城市的群众运动直接帮助苏区红军的斗争，使经济罢工与反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联系起来。

3. 觉悟的工人应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去，争取和接近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当革命反对派在整个黄色工会的会员中还是少数的时候，不应该分裂出来，更不应该消极地退出来。那种要从黄色工会的“泥坑”中退出来，以便保留所谓“清白”的做法，实际“是标本式的 ‘左’ 倾机会主义，在好听的言词下掩盖右倾的消极” 。

4. 在领导罢工之前要做好各种准备，包括要在群众中选出罢工委员会，分析敌人的力量，看清敌人的弱点，估计群众的情绪，组织群众的力量，消灭自己的弱点，选择适当的时机去发布罢工的命令等。在罢工实现之后，要立即召集群众大会，通过罢工纪律，组织所有罢工工人来参加罢工中的工作，最大限度提高罢工工人情绪，号召工人誓死坚持奋斗到底。并准备与敌人的武装作斗争。这样，“我们就真正能够领导罢工”。罢工的要求，应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不要机械地勉强地去加上许多政治口号。把群众目前的迫切要求和宣传鼓动的政治口号混淆到一塌糊涂，“这只有葬送罢工”。

6. 要严重注意已经发生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机会主义取消派在罢工困难面前投降了; 另一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困难，异常轻率地玩弄罢工，使工人斗争遭致严重失败。我们的策略，既要能够调集群众力量，组织群众反抗，击破敌人一切进攻，又要能够在适当时机向敌人举行主动进攻，在罢工中使群众不断地取得精神上战略上的胜利; 在不利的情况下，又要善于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适时结束罢工，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以便准备下次斗争。否认白区工人运动中的公开工作和合法斗争，否认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必要性，这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面临国民党、资本家、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并采用暴力镇压工人斗争的严峻形势，工人斗争的方法应采取以防御为主，以利用合法为主，党的组织应尽量深入到群众中去，做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工作。

……

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特别是对职工运动形势的估计，同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1月9日作出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因而被临时中央前挂后连，认为是犯了“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是“悲观失望”。3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举行会议，批评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执行中央路线，存在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方式; 指责刘少奇对形势估计不足，有合法倾向，向黄色工会投降，充满工团主义等等。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意见，说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①; 决定：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 解散全总党团。刘少奇被迫检查，不久即到上海市工联会任党团书记，勉为其难地坚持工作。

这场公案直到5年后才得以分清是非，13年后得到完全定评。1945年4月结束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刘少奇在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中所坚持的正确路线，肯定他是这方面的“代表”和“模范”。

奋战在中央苏区

1932年冬，刘少奇奉调离沪，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是全总机关由上海迁瑞金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后的工会领导机关，既领导苏区工运，也领导全国工运。

1933年2月到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重兵，先后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第五次“围剿”。这期间，刘少奇在领导苏区职工运动方面，着重号召全体工人行动起来，加入红军，组建工人师，为保卫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而战。他领导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全力组织兵工厂、弹药厂，进行各种武器和弹药的生产; 组织工人依靠自力更生解决粮食、盐、油、布匹、药材等物资和给养的困难，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他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农业、店员手艺、苦力运输、国家企业四个产业工会，努力使苏区工会成为“坚强的阶级工会”、“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在中央苏区的党和工会内部，当时也存在着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工人在分田后经济上的要求，一方面不领导工人改善生活，一方面又认为工人落后于农民，有的地方甚至要工人在战争时期忍受资本家的任何压迫、不要反抗。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和资本家的怠工，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而苏区的许多工会不仅不对这些情况引起足够重视，而且收了大量的社会保险金却不去做救济工人的事，这就妨碍着广大工人群众起来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是当时“职工运动中危险的右的错误倾向”。与此同时，“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 ‘左’ 的错误倾向”①。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苏区经济的发展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 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 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 在年关斗争中到处举行总同盟罢工。这就使许多企业不堪负担而迅速倒闭。毛泽东为此曾指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 ‘围剿’ 的战争的彻底胜利; 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 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 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①

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代表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同志的共同见解。刘少奇当时就曾发表过许多文章，来阐明这种见解，如《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边区的工会工作》、《每个工会会员加入赤少队去》等。他强调指出： “目前，在苏维埃革命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工人阶级一切福利的基础，是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扩大和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一切服从战争’ ，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们，为着战争，为着苏维埃的胜利，为着工人阶级全体长久的利益，而自觉地努力地工作。”①正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刘少奇对职工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做法，都进行了坚决的、积极的纠正。他始终关心工人利益，提出维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是苏区工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指导各地工会制订劳动合同，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的要求、狭隘的习惯和行会的偏见，同时反对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右的错误，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增进工人群众的利益。他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改订合同的运动中，更广泛地发挥工人积极性，提高工人觉悟，来参加苏维埃国家和红军的建设，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他要求各级工会，认真领会苏区《劳动法》，注意建立劳动介绍所、社会保险局，救济失业工人; 批评那种采用强迫雇主安排失业工人的办法，是挖肉补疮，迫使这些工厂和店铺只好关门。他还指出，在停止强迫介绍就业的办法之后，一方面应从资本家和地主手里筹集救济款，另一方面也可动员失业工人参加合作社、参加革命、参加工人师，为失业工人广找出路。从而正确处理了工人与雇主、工人阶级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他在阐明苏区国有企业、合作社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时，号召这些企业中的工人、职员，要用国家主人的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应在目前革命战争中广泛组织与开展革命竞赛，用最高的劳动热忱迎接苏维埃政府所给予的生产计划; 为着提高生产效能必须与旧习惯作斗争，并加强技术训练等。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方法，他首先提出厂长负责制，以“三人团” (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任) 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体制实行管理。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中央苏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刘少奇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顾蒋介石纠集重兵正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错误的作战指导而连连失利的严重事实，仍然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会后，“左”倾错误领导者继续实行错误的作战指导，使红军的作战继续失利; 4月，更调集红军主力同广昌之敌进行“决战”，结果，红军遭受很大损失，广昌依然失守。对此，刘少奇深为忧虑。同年7月，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新的进攻开始之时，刘少奇被调往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刘少奇从瑞金赶到中共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后形势已相当紧迫。他通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及时召开省委会议，对各项工作作临战布置：精简省级机构，缩编工作人员充实基层，组织军民抗击敌人，广泛动员群众坚持生产、支援前线、踊跃参军。他到兆征县蹲点，和县区委干部一起走家串户，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根据军事上越来越紧迫的严重局势，他主持召开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紧急会议，要求加强独立领导，划小行政区，实行干部地方化，充实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建立秘密党组织和工作网，将所有粮食转移后方，继续深入开展肃反等，以便在被敌人分割和占领时，能独立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和转入地下斗争。在一切工作都部署停当后，9月，刘少奇被召回瑞金。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根据地严重缩小，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开始战略转移。

长征中，刘少奇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参加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6月的两河口会议、9月的巴西会议和俄界会议等。在挽救党和红军的生死转折关头，在胜利克服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分裂路线中，在实现北上战略方面，对“左”倾路线的危害有着许多深切的亲身感受和事实对比的刘少奇，都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刘少奇随红一、红三军团胜利到达陕北。在11月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决定他分工主管工会工作。会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他任委员长。当时，他很关注在乡村中组织雇农工会的问题，主张依靠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 指示各级工会发动工人赶制棉鞋等，使久经跋涉而又缺衣少鞋的红军能安然度冬。他还派出干部到附近城乡发动群众参军，补充红军在长征中的巨大损失，强调要在扩红的数量中保证1/3工人成分。

12月，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标志着全国人民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刘少奇在会上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等问题，作重要发言。会后，接受委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华北，“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①。

开创华北抗日根据地

1936年1月，刘少奇离开陕北瓦窑堡，3月抵达天津。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严重白色恐怖，中共组织绝大部分被破坏，只保存了河北省委、若干基层组织和几十名干部。这些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斗争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领导人民群众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英勇斗争。在他们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6000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激动人心的口号，从而在全国掀起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但是华北地区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也很严重，斗争策略上不灵活，不能团结大多数人，不能很好地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运动发生了漩涡，局面相当困难。刘少奇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重返华北白区“虎穴”后，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提出华北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他撰写《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发表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上，强调要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必须联合华北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才能实现党在策略上的转变。当时，河北地区的中共组织处在秘密状态，不能公开活动，刘少奇和北方局主要通过《火线》传达党的指示和声音，指导各级党组织的工作。

在这期《火线》上，刘少奇还发表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具体总结北平学生在“三三一”抬棺游行中，与校方发生严重对抗，并遭受军警突然袭击，许多学生骨干被捕的教训，指出它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左”的偏向，是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影响的结果。他在文章中阐明，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取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组织和阵地的策略，避免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中共北平市委按照这一策略思想进行了许多善后工作，向校方解释、道歉，纠正学生中“左”倾错误，挽救了当时的不利情势，并在知识分子中间，大大地推动抗日救亡的工作。

5月，日本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日军向华北大举增兵。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发动平津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刘少奇向中共天津市委作了具体指示。他指出，利用敌人疯狂侵略已经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高昂抗日情绪，有可能以学生的行动，进一步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全国实现停止一切内战，抵抗日本侵略的目标，从而扩大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壮大抗日的革命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他估计，这一行动不仅会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甚至还会得到地方军警的同情，有胜利的把握。中共天津市委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通过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在天津发动起万余学生、工人和市民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人们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大旗，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受到各界人民的拥护。一石激起千重浪。天津的示威游行立刻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也果然在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中鼓起抗日热情，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作了一番细致研究后，认为他们虽同日本有很深关系，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还是不甘愿卖国当汉奸的，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而及时制止了在运动中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改呼“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①。这些口号的改变，使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很快转上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使群众的救亡活动及其所组织的救国团体，取得了进一步的合法性。

围绕组织人民阵线问题，刘少奇于6、7月间发表了化名莫文华的《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和化名吕文的《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等信函、文章，一方面加紧做对党外极有影响的人士的工作，同时极力教育党内“肃清空谈的领导”态度，要求在组织人民阵线时，应该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他指出，要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把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经过刘少奇等的艰苦工作，华北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相继组织起来，并由华北的一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开全国各救国团体代表会，成立以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知名人士为理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中心的“民先队”则发展到了全国各大中城市。在华北汇合起的大规模抗日救国浪潮，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后在华北的独立抗战，打下了基础。

为适应和配合抗日救国的形势，正确实行并推动白区工作，刘少奇还曾于4月间撰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提纲”总结了192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为此，他指出，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共产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更加改善党的秘密工作; 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应着眼争取有胜利可能的行动; 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广泛联系与组织工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工会法、工厂法，参加黄色工会等各项活动，开展群众性的斗争和工作。这个“提纲”，是中共的白区工作在犯了多年“左”倾错误之后开始转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局当机立断，采取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作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手续，以争取获释的决定。刘少奇将这一决定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是年秋，在日军进攻华北前夕，组织营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出狱，有效地保护了这批重要干部。他们先后被派往各地领导革命斗争，成功地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不但平津两市委得以很快健全和加强，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也都得到恢复，还先后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中共山西省委和中共河南工委，并推动了华中、华南等地中共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深为中共中央赞许。中共中央书记处在8月5日给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信中，高度评价说： “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 (刘少奇化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加强，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得到纠正; 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建立了华北各界的救国联合会，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成绩; 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的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①

阎锡山从绥远事变 (日伪军于1936年8月开始侵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 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必定侵犯山西的趋向，决定“守土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建立了地方性抗日群众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8月下旬，阎锡山曾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刘少奇知道后即指出，阎锡山来找，是个好机会。薄一波得到指示，马上去太原了解情况，同阎锡山作初步接触，返回汇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薄一波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刘少奇谆谆嘱咐他们：一，首先争取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怕搞到阎锡山的上层机关去、戴“官办团体”帽子。二，踏踏实实做群众工作，不做“清客”，不“抬轿子”，切实争取抗日民族革命领导权。三，注意使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成立直接受北方局领导的、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共山西工委①。薄一波等到山西，按照刘少奇抓实权、做实际工作、不空谈的正确方针，迅速地与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还培养了一批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力量，为以后华北完全沦陷后刘少奇和北方局安全转移山西，创造了回旋之地。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加紧做阎锡山、傅作义等各实力派的工作，使之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他还及时向北方局下辖党组织和党员解释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条件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的方针，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他曾以尚陶和K·V·名义，于次年1月，连续发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等文章，阐明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不满南京政府坚持内战、对日投降退让政策，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少奇的分析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37年2月开始，国共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举行正式谈判。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开始改变手法，一方面加紧大规模侵略备战，一方面对国民党显示和缓姿态，频送秋波，企图拉拢蒋介石，破坏正在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善于思考和从实际上解决问题的刘少奇，于1937年2、3月间，曾就西安事变后的形势，结合他在华北地区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综合提出了既要防右又要防“左”、特别要注意防“左”的意见。他接连给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洛甫 (张闻天) 写信，陈述蒋介石在国共合作中一定要竭力加强自己力量和想方设法削弱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因此提出我们不能放松任何戒备。针对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某些形而上学观点，他强调必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指出企图用先进分子的左派组织去代替统一战线的组织，或者将左派组织溶解于统一战线组织，都是错误的。他在详细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左”倾情绪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之后，郑重地指出：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仅是原则的转变，现已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关头，哪怕是一点小小疏忽，都要引起深远后果。为了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应在党内广泛宣传解释党的策略路线，加强党的行动纪律和政治纪律，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异常慎重。他还明确提出，“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 。这种错误传统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他说，“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

刘少奇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促进了中共中央要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讨论白区工作的决心。4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去延安开会的通知，即由北平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迁到北平) 启程。5月2日至14日，他在延安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 。会上，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就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发了言。他指出，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目前挽救中国、解放中国唯一正确的政策。两年来全党执行这一政策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国内政治已经相当地向我们党所指示的民主与抗战的方面转变，证明着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但是，他又指出，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争取。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是国共合作新阶段中的中心问题，绝不能有忽视的倾向和任何懈怠。

在谈到共产党如何来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时，刘少奇除强调要很好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四项原则①外，还补充了几点重要意见。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必须十分艺术，“应该完全抛弃虚浮、夸大、空谈的作风，不要故意去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进行切实的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 ;应该善于纵横捭阖，“灵活接近各方面而保持自己的纯洁”; 应“在党内和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密切地联合起来” ; “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停止以后，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已经提到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在政策上、原则上、理论上加强对于国民党及各派的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①。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从5月17日起，转入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为会议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经验教训，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阐明党在白区工作中应持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基础。他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目前阶段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今后的主要口号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实际地建立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全然依靠于我们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然后，刘少奇又具体地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建立;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应当怎样联系; 党应该作出怎样的转变等。中共中央对刘少奇评价很高，认为他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赞扬他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经验”，“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赞扬他的报告“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②。刘少奇在为会议作结论的讲话中补充说，他在会上的那个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最后，会议表决通过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结论。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彻底转变的重大转折。

正当刘少奇根据两个会议的精神计划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时候，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根据时局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在延安开会的干部不再回平津，刘少奇和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一起于7月下旬到达太原，作重新组建北方局的准备。8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新机关成立，刘少奇任书记。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在联合抗日问题上达成协议，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了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方针和具体政策，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会上还对国共两党关系提出了 “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问题，认为统一战线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党同志注意，要求在作战方针和政治的总口号等方面，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根据中共中央方针，刘少奇指示薄一波等说，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我们的策略应有改变。“左”倾关门主义还要反对，但主要注意力应放在防右上。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切实掌握我党的领导权①。他还在太原召集王世英、南汉宸、张友渔、阮慕韩等开会，要求他们抓紧时机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全国各种力量，特别是华北几省的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刘少奇还交代了做阎锡山、刘汝明、韩复榘等工作的具体任务。

这时，中共中央也要周恩来立即到太原、大同会晤阎锡山，商讨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各项事宜。经过商谈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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