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罗亦农人物传,罗亦农生平事迹,罗亦农评价

Posted 2022-05-0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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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罗亦农人物传,罗亦农生平事迹,罗亦农评价

罗亦农，又名善扬，字慎斋，号振纲，别号觉，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年五月十八日①，出生在湘潭县易俗河雷公塘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罗子厚，当过团总，管过公堂，后在易俗河镇开“石昌发”碓行，做谷米生意; 还曾与他人合股开过一家杂货铺。罗亦农从小同母亲住在乡间，受到母亲纯朴善良品德的教育。七岁时，他跟着哥哥去私塾念书。由于不喜欢那种死记硬背的读书方式，爱听故事，爱看小说，尤其崇敬那些疾恶如仇、正义凛然的英雄人物，曾在一本魏碑字帖上写下了“铲除恶势力”五个大字②。十一岁时，罗亦农到湘潭下摄司向家塘郭月钦门下读书。他仰慕郭先生的渊博知识和开明思想，因而学习很用功。几年时间，他学到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时局方面的新知识，也懂得了一些为社会鸣不平的新道理。例如，他看到父亲为人刻薄，锱铢必较，便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存得天良，蒙庆受福; 放开眼界，创业成家”。对父亲进行讽谏③。

一九一六年，罗亦农满十四岁时，考进了湘潭益智学校。这是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制分两年和四年两种，课程以讲授英文和神学为主。罗亦农读的是四年制，但他不愿听那些荒诞的神学课，也不做“礼拜”，更厌恶教会对学生活动的限制。他多次不顾校方的禁令、警告和训斥，冲出校门，参加反日游行示威; 参加在怡和码头捣毁焚烧日货的斗争; 参加迎接讨袁军进入湘潭的宣传活动。为了摆脱教会学校的思想桎梏，他于一九一七年底毅然退学，离开了益智学校。一九一八年，他曾数次跑到省城长沙，寻求入学机会，但都未能如愿。年底，他向家里提出想到上海那样的通都大邑去求学的要求，父亲不赞成，请来乡邻长老劝阻，并于一九一九年春节为他完婚。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他外出求学的决心，在婚后不到四个月的一个夜晚，他悄悄地离开了家庭，奔向久已向往的上海。

罗亦农到上海后，先在一所中学念书。后来，由于父亲不肯寄钱接济，他不得不停学自寻生路，到法租界马斯南路吴兴里一家小报馆当校对工人①。报馆里的自学条件较好，能看到不少书报杂志，他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学习了不少有关政治、经济、哲学、自然等方面的知识; 同时，通过《新青年》、《劳动界》等杂志，阅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的文章。罗亦农很佩服陈独秀，认为陈独秀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通过多方打听，得知陈独秀住在老渔阳里二号，就几次登门求教。陈独秀也很喜欢他这位热情好学的青年，介绍他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培养干部，决定选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个 “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罗亦农参加了这个学社。一九二○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他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前后，由各地选送去苏俄学习的青年也先后来到上海，共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任弼时、肖劲光、李启汉、傅大庆、马念一、许之桢等。在这段时间里，罗亦农无论是学俄文，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参加社会活动，还是刻蜡版、印传单、搞联络等事，都非常勤奋和积极，成了那批青年中的活跃人物。

一九二一年春节前，罗亦农从上海回到了家乡，想筹借一笔去莫斯科留学的路费。这时，他父亲因经商不善，几濒破产，但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到外国去“留洋”，认为这是“光宗耀祖”的好机会，便破例给了他一百块银元; 岳父也给了他五十块银元。有个叫罗海凡的远房叔叔，还把自己当长工积下的四担谷子钱给了他。到长沙后，又得到好友姜治方的父亲姜济环的资助。由于亲友的帮助，罗亦农一共凑集了四百块银元，邀了与他同在益智学校读书的好友袁达时一起赶赴上海。不久，罗亦农等二十多个青年，分别化装成裁缝、理发匠等手工劳动者，从上海出发，乘日轮经长崎去海参崴。他们冲破了重重阻挠，越过了伊曼河，到达由苏俄红军控制的伯力。然后在伯力军事部门的安排下，分批向莫斯科进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奔波，终于到达目的地，罗亦农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①。

东方大学，是一所培养干部的政治学校，设在莫斯科市区的一条大街上，紧靠着普希金广场。学员大部分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另一部分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关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一九二一年五月正式开学。校内专设了“中国班”，罗亦农是编入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之一。当时，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非常艰苦，白天上课，晚上冒着严寒到街上去站岗，星期天还要去做工。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亦农却始终充满着信心，并且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多种方式，做一些同学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他严于责已、团结同志的思想作风，很快博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不久，大家便选他为中国班的负责人。这年冬天，罗亦农和刘少奇、彭述之、卜士奇等人先后由团员转为党员①，罗亦农是刘少奇由团转党的介绍人之一②。后来，中国班学生中的党、团员组织旅俄支部，罗亦农被选为支部委员。

罗亦农原来的英文、俄文基础就比较好，来莫斯科后他又勤学苦练，很快就能听懂俄语讲课和阅读俄文书刊，并能经常帮助当时任助教兼翻译的瞿秋白等，解决在翻译某些哲学、社会科学术语方面遇到的困难。他住的房间，也变成了同学们共同解决俄文课文质疑的讨论场所。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一九二二年暑假期间，他邀集好几个同学一起去乌克兰农村，走访农民家庭，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增添了不少新知识。年底，他拜访了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张太雷等人; 接着，代表们也来东方大学看望了中国学生。罗亦农向代表们汇报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和同学们一起倾听了代表们关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介绍，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一九二三年，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成立，罗亦农被留任语言组书记，负责一批又一批来俄学习的中国同志的组织工作，并兼任翻译和在中国班讲授唯物论。他除了抓好学校一般功课的学习之外，还经常组织学员就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组织大家定期到当地工厂参加工人活动。在生活上，他对学员关怀备至，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给大家用。由于长期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使他得了很重的胃病，但仍顽强地带病坚持工作。国内“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他号召学员们密切注视，亲自办墙报，组织专题讨论会，还和大家一起编排了反映罢工斗争的节目，在校内和街头演出。

一九二四年夏天，罗亦农和中国班的学员一起来到了莫斯科近郊五六十里外的一所别墅度暑假，并组织翻译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其他理论著作。在这里，罗亦农以旅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会见了前来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国际运输工人大会的中国海员代表林伟民，详细地询问了国内省港海员罢工斗争的情况，并请他给中国班全体同志作了“实行罢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报告。在莫斯科，他还介绍林伟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林成为广东海员中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外洋船员中第一个入党的工人同志①。

一九二五年三月罗亦农回国。四月中旬，他被中央派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广州，他同邓中夏、林伟民等一道，对当地党、团员和工会负责人做了许多工作，用国内外工人运动的具体事例，提高大家对“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一部分的中国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应该加紧团结，共同担负起推翻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认识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期间，罗亦农为了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同到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收集了解了工运的各种情况和资料，仅传单一项，就达三十二种之多。

为了及时报道大会情况，扩大和发展大会成果，罗亦农接连写了几篇通讯。在《今年五一广州之两大盛举》②一文中，他详细介绍了会议的盛况，高度评价了这次“十万以上工农兵大示威和空前未有的工农代表联席会议”。他写道： “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同在一起向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游行示威，不仅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有更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运动积极爆发的表征和中国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谋达到自己完全解放，实行大团结的朕兆。”他还说： “工农联合是革命成功和维持革命胜利的保障，只要不是丧心病狂的人，当然异常明了。”文章谴责了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对工农运动的攻击，然后强调指出： “那一班神经过敏的人和帝国主义者走狗必定又要说，广州是莫斯科第二，赤化了。其实，这不过是积年被压迫的工农群众觉悟起来，知道要有组织、要团结的第一步表现。被压迫的中国工农群众和青年军人，你们若能真造成广州为莫斯科第二，使他 ‘赤化’ ，就是被一班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咒骂也是应当的，这是你们目前的历史使命。”在另一篇《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始末》的文章里，他还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如“工人阶级不根本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便不能完全解放自己”，“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找他的同盟者”，进行“工农联合”等等。

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结束后，罗亦农留在广州，任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在此前后，他针对当时的斗争实际，写了许多文章，而这些文章，涉及问题的广泛，分析论断的正确，都是有一定的指导性和战斗性的。他在《今年五一之国际状况》①的文章中，深入剖析了帝国主义虚弱的本质，和它们内部饱含着的日益加剧的深刻矛盾，指出了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展望了无产阶级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的光明前途。在《五一纪念与农民》②一文中，首先阐明了无产阶级于革命运动中应站在领导地位之后，继而写道： “农民，尤其是贫苦的农民，所受的压迫比一切人都大。天灾、兵灾之外，还要加上政府的苛税，地主的重租，债主的重利盘剥，劣绅的强迫敲诈等等”; 而这些，“无一不是帝国主义者阻碍中国经济不能顺利发展的结果”。“中国农民要从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第一步责任就是打倒制造内战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军阀，以谋民族的独立”。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有很亲切地与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指挥之下，以扑灭他们共同的敌人”。

同年五月至六月，滇、桂军阀头目杨希闵、刘震寰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背叛广州国民政府，广州城气氛紧张，局势严重。陈延年、罗亦农等多次开会，研究斗争策略，作出了“动员民众，督促国民政府肃清杨、刘军阀”的决定。罗亦农还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于五月下旬写出《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①一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军阀杨、刘的反革命面目和勾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危害广州国民政府的罪行，并指出： “最使人痛心的就是不肖的国民党右派马素等人，公然公开的与反动军阀、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卖国的安福政府及英、日帝国主义者勾结，图谋推翻广州革命根据地，肃清共产党。” “对于马素等右派的言行，国民党的诸领袖们总是犹豫不决，不能采取应有的措施。”文章还揭露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与杨、刘等军阀在一起召开会议的情况，指出：“汪精卫本一书生，素以调和派首领自居，当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炮击观音山的时候，尚且与陈调和而误大事，这次不免旧病复发，总不外是妥协了。”文章最后说：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反动的军阀战胜还是革命政府战胜，虽然还不可预定，但是，反动的军阀得不到民众政治同情，反动军阀的实力没有革命政府的充足。论理，应当革命政府战胜。从此使广东的人民处于和平之境。”

为了组织青年工人、学生参加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并以武力对付杨、刘的叛乱，共青团 (CY) 广东区委成立了一个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于五月三十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罗亦农作了题为“当前政局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 的报告②，建议CY立即下一个全体动员令，使每个同志受一次实际的政治训练; 可以公开用CY名义组织大规模演讲活动; 还可以用公开的群众团体如“新学生社”、“青工自治会”、“沙面青工”、“广大”及“一中”的“青年学生社”等名义，发表宣言通电，造成浓厚的气氛，代表人民提出具体要求。这些建议，都在会上被通过，并切实地付诸了实施。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时，以CY名义召集了有数百人参加的地方大会，罗亦农出席大会并作了报告。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由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等组成“临时委员会”，策划和具体领导这场反帝斗争。他们还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市工人代表会议、省农协会、商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年联合会等六个团体，共同发起于六月二日举行数千人的群众集会和示威大游行。罗亦农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在紧接着发动起来的省港工人大罢工运动中，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些言简意明，通俗易懂的传单，揭露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残酷手段，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为罢工斗争大造舆论。当时，省港各处工会组织十分复杂，为了把广大工人团结在统一的旗帜之下，他和其他同志作了大量的调解、说服工作。例如在大罢工开始时，广东工人代表会议所属的金属业工会与机械工会发生冲突，互相指责，工人与工人之间互不理睬，有的工厂甚至出现了一部分人罢工，一部分人还在上工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深入到金属业工会做工作，反复对工会干部和工人讲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以及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历史使命等道理，使大家认识到了机器工会中广大工人群众是我们的亲兄弟，兄弟之间斗气，只会对资本家有利。从而缓和了两个工会工人间的矛盾，加强了他们间的谅解，使得参加罢工的人数日益增多①。沙基惨案发生后，香港工人成批回到广州，几天之内，激增至二十多万人。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了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罗亦农也带着几个人，赶到西壕口 (现人民路南端) 一排尚未启用的新楼房里，找到合伙盖这排楼房的几个大商人，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征用了那排房屋，解决了许多罢工工人的住宿问题。他还多次组织团员、学生和青年积极分子到罢工工人中去做工作，办工人子弟学校②。省港大罢工，正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充分发动了各界群众，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坚持十六个月之久，给了帝国主义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这一期间，罗亦农还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为揭露其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共同策划暗杀廖仲恺先生的大阴谋，他写下了《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府》③一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廖仲恺遇刺的原因，痛斥了国民党右派、国民党中的反动军阀、失意政客和香港的帝国主义政府。根据这一事件，文章特别强调了肃清反革命的重要性，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廖先生不是简单的个人的死。他的死，把中国革命运动推向了紧急时期，革命派若不趁此机会肃清反革命派，必将会有第二次更凶险的事变发生。第二，广州问题并不是共产与反共的问题，而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所谓反共的口号，在反动军阀、无聊政客、卖国的买办一方面说，是他们想割据地盘，达到做官的欲望和保障发展买办阶级力量的假面具; 在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说，是香港政府企图维持和发展他们在南方的势力，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大阴谋。第三，国民党右派总是反革命的，右派不根本肃清，国民党不能负引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群众实行国民革命的任务。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五年十月，罗亦农以广东代表名义出席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中央决定派他主持党校工作。这期党校，前后办了近三个月，时间虽短，收效却很大，为全国，特别是为北方区，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而他高深的理论水平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党校工作结束后，罗亦农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来到上海，任党的江浙区委书记。面对当时上海地区群众性的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罗亦农清楚地指出：这不过是整个革命运动高涨过程中的暂时迂回，是暴风骤雨到来之前的瞬刻沉静。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之后，提出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主张从组织群众开展经济罢工入手，发展群众斗争，进而准备工人武装起义。这一方针得到区委负责组织工作的赵世炎，负责工运工作的汪寿华等同志的一致赞同。由于指导方针明确，在很短的时期内，各重大产业部门党的支部逐步建立起来了，各种产业工会组织也迅速得到恢复，有的还以工厂为单位建立起工人纠察队，实行武装训练等。一场新的群众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如“五卅”运动周年纪念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以及后来持续四个月之久的两百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就是这一方针应用于实际斗争的具体成果。在工作中，罗亦农尤其注重抓紧对党、团员以及工会骨干的政治思想教育。当时的江浙区委机关设在四川北路恒丰里一○四号。在这里，曾先后办了五、六期各基层党、团组织及工会负责人训练班。每期参加训练的约二十余人，时间一个月，每星期利用下午或晚间集中两到三次，由罗亦农亲自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当前的局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当年参加过训练的同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讲的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往往用一些风趣的俗语，一下子就能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使大家学起来很开心，很起劲，提高很快。此外，罗亦农还经常到上海总工会及下属工会、上海大学、上海学联等单位讲演，为这些单位的党、团员解决思想问题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在第二次罢工胜利后，曾产生自满情绪，有的人甚至提出不参加政治斗争的口号。罗亦农听陈云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几次到那里召集党、团员和工会骨干会议，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反复给他们讲述：一个单位罢工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必须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弟兄的紧密配合和支持。帮助他们弄懂自身的利益是建筑在整个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以及没有政治上的胜利，没有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政治地位上的彻底解放，经济上的胜利也就无法巩固的道理。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的斗争性大大增强，后来，他们还派出人员到闸北烟厂、丝织厂和一些商店去开展工作①。

一九二六年八月，江浙区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织了上海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军委会制定了妥善的方案，以基层工会为单位，落实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建设，指派一批有政治觉悟又有一定枪械知识的同志，或已经打进保卫团的同志为教官，选择有条件的地方设点，秘密进行武装训练。当时复兴中路华冠里就有这样一个训练点。参加训练的人员，主要是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 (简称法电) 的工人纠察队员，罗亦农和赵世炎等曾经常深入到这个点上指导活动。在加强和扩大工人纠察队，实行武装训练的同时，罗亦农还注意做好了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能够左右商界局势的总商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控制下，与上海总工会、学联等组织唱对台戏。有些地方，就曾出现过商人、店员与张贴传单的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件。罗亦农认为，总商会的基本群众是好的，它的上层人物中也有不少是爱国的分子，必须把这股力量争取过来，团结在反帝、反军阀的战线上，去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他和区委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以对抗和分化上海总商会。有的同志认为，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了，联合不联合商界无关大局; 也有的同志认为要联合商界，关键是要把上海几个大老板拉过来。罗亦农针对上述错误看法，尖锐地指出：上海是个工商业城市，店铺林立，能不能把势力雄厚的商界拉过来，不是无关大局，而是极为重要。他认为，联合商界，应当着眼于它的基本群众，关键是店员和小商，这些人人数很多，是受压迫的，是劳动群众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天天在受气受压的中、小老板，他们对军阀，对帝国主义怀有强烈的不满。至于那些大老板，资金雄厚，权势大，是难于和我们同心的，能不能争取，要看情况。更要发动店员，中、小商人，从内部给他们施加压力。他的这些分析，使大家统一了认识，因而使商界总联合会建立起来以后，搞得非常活跃，达到了团结商界基本群众的目的。

在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罗亦农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力。起义前夕，他除了在市内的大量活动外，还挤出时间赴外地检查工作，统一江浙区各地工作的步调。随着北阀军逼近江浙，区委于十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组织了两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由于军阀的残酷镇压，国民党右派的背信弃义和工人力量准备的不充分，而遭到失败。面对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现实，如何看待工人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在目前这种军事技术条件下，要想在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统治的军事政治中心取得武装起义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有的则以为北伐军已逼近上海，军阀政府垮台指日可望，举行武装起义似乎没有必要。这两种意见，无疑都是不赞成再搞工人武装起义的。罗亦农、赵世炎等坚决反对上述意见。在区委的一次会议上，赵世炎说： “蒋介石根本是反动的，我们要当心。现在我们欢迎他们，他们以后可能会掉过头来打我们。”罗亦农说：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工人自己的武装，不然，将来就有吃国民党子弹的危险。”①他们对前两次起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由罗亦农代表区委向党中央报告，请求批准第三次武装起义。二月二十三日，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在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八人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随后，他们频繁地召开了上海各区区委负责人会议和各级党员代表会议，层层动员，详细研究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以及敌方军警据点和力量分布情况，制定了起义行动方案。

三月中旬，北伐军先头部队接近上海市区，原驻上海的军阀李宝章部悄悄撤走，由山东调来的毕庶澄师接防。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全力组织总同盟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按原定方案，起义分为七个区进行，区委负责同志分头下去进行动员和组织。罗亦农负责南市区。二十日，他在老西门乔家坝召开了南市区党员、积极分子和工会负责人会议，进行了动员和布置。二十一日凌晨，江浙区委委员、各部委书记的紧急会议召开了。会上，罗亦农代表区委发布了命令： “今天正午十二点，全市实行总同盟罢工，并同时举行武装起义。”①会上宣布：这次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罗亦农负责联络和处理机关事务。十二时，上海八十万工人开始了总同盟罢工，各路工人武装开始对敌警署和兵营进行猛烈袭击。当天下午，除毕庶澄巢穴所在地闸北区的战斗仍在紧张进行外，其他六个区的战斗已胜利结束。罗亦农当即调集了沪东、虹口、沪西三个区的工人武装驰援闸北。晚上，敌人狗急跳墙，在北站附近的居民区放起大火，企图趁火反扑。工人纠察队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一方面救护遭火的群众，一方面加紧对敌人的攻击，罗亦农和秘书夏之栩也赶到闸北一个离前线不远的联络站，配合指挥战斗。当时，夏之栩看到熊熊大火着急起来，罗亦农却沉着地安慰她说： “什么都不要怕，那里有群众，大火是可以扑灭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①

从二十一日中午到二十二日黄昏，经过两天一晚的剧烈战斗，上海人民终于击败了敌军警武装，打垮了直鲁联军，占领了整个市区，取得了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接着，江浙区委在南市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庆祝大会。罗亦农在大会上宣布了市民政府成员的名单，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他说道：“现在的上海，再不是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上海，也不是无聊政客、右派们的上海，是我们自己的上海，是工人阶级的上海了! ”②他的演讲，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武装起义胜利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观望态度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上海市民政府并未发生实际作用。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上海后，一面口口声声支持工人武装，敲锣打鼓地给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锦旗，高喊“共同奋斗”; 一面却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收买一大批流氓打手，与工会对抗，向工人纠察队挑衅。对于国民党新右派的阴谋，罗亦农等早有察觉，他们曾组织群众游行请愿，反对蒋介石的亲信刘峙部队进入闸北，但未能奏效。

四月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江浙区委领导成员之一汪寿华，被蒋介石的帮凶、流氓头子杜月笙骗去，惨遭杀害。十二日凌晨，蒋介石密令大批武装流氓在二十六军的掩护下，向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驻地猛扑。纠察队员们勇敢地进行抵抗后，被敌二十六军连骗带唬地缴了械。在同一时间里，南市、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也被军队包围收缴了武器。这一连串突然事变的发生，激起了罗亦农极大的愤慨。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对策，决定再次发动总同盟罢工，以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任何困难的局面。十三日早，以总工会名义发布的总同盟罢工令传到了各基层工会，上海八十万工人群众，立即响应。中午十二时，六万多工人群众在闸北青云路集合，并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遭到由蒋介石布置的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的突然袭击，工人群众当场被打死打伤二百余人。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护群众，保存革命力量，四月十四日，罗亦农等在北京路泥城桥附近的平桥旅社，召开上海各区委、各支部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罗亦农代表区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黑暗是暂时的，上海八十万工人是杀不完的，总有一天，人民会要向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讨还血债。他鼓励大家要树立信心，坚持战斗。会议并对一些具体工作作了安排，将一部分“目标太大”的同志派赴农村工作。四月中旬，党中央决定由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工作。不久，罗亦农以中共江西省委代表的名义，到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党的“五大”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期间，他和毛泽东、任弼时等进行过多次交谈。一次，罗亦农指着毛泽东向湖北的一位女同志问道： “你认识他吗?”那位女同志笑着摇了摇头。罗亦农带着称颂的口吻说： “他就是我们的‘农王’，不是海里的那个龙王，是专搞农民运动的大王。”①

“五大”之后，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赶往南昌赴任。他预见到反动逆流很快就要冲击到江西，告诫省委其他领导人，任何麻痹松懈、侥幸取胜的心理都是十分有害的。首先，他以全力抓紧对党、团组织的整顿和建设，举办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训练班。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同志，在革命运动大变动的关键时刻，务必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立场，增强斗志，紧紧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与反动势力斗争。切不可畏难退缩，怀疑动摇，更不能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当逃兵①。五月底，他深入到九江地区检查工作，对当地负责同志说：这里地处战略要冲，工作非常重要，要求就应当更高更严。他曾以登庐山要敢于攀登悬崖峭壁作比喻，勉励同志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②。经过他的努力，江西省党、团组织对预防反动派袭击革命力量，做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六月六日，驻江西省北伐军第三军军长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导演了一出将共产党人、革命分子“礼送出境”的丑剧，并以“参有不良分子”为理由，派兵查抄总工会、农协会、学联等革命组织，砸、封进步报刊，整个江西大有黑云压城之势。面对这种情况，罗亦农十分冷静、沉着，他一方面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央，另一方面召集党的各级负责人会议，号召全体党员正确估计形势，坚定信心。在他的组织安排下，许多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有的调换了工作岗位，从而挫败了朱培德这一反共阴谋。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了“分共”会议，叛变了革命。此时，罗亦农被中央调到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他化名赵先生，搬到汉口一家民房内，以居民身份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他以惊人的魄力和机智，很快就落实了各级党组织的转移、整顿，建立起秘密联络点，安排好地下交通员，革命活动继续开展，犹如一股强大的热流，在地下奔突、运行。

八月六日，罗亦农由地下交通员带至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怡和新房，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会上，罗亦农和大家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投降主义错误，热烈地讨论了土地革命问题，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选出了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等九人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转变。罗亦农坚决贯彻了这一总方针，他要求省委全体负责同志，把工作着重点摆在积极准备秋收时期的农民武装起义上。他还建议挑选一批得力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到农村去组织领导农民斗争。在罗亦农的主持下，省委制定了“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对于暴动的策略、方式、组织措施等，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并决定将全省划为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鄂北、鄂中、鄂西等七个工作区域，各区组织特别委员会，在省委的统一指挥下，组织和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打击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

罗亦农从全局出发，考虑到各地革命运动的实际基础，提出了暴动首先从鄂南打响的方案，得到省委的赞同。鄂南地区包括蒲圻、通城、嘉鱼、崇阳、通山等县，地处要冲。在这里举行暴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武汉，还可以造成湖南军政方面的恐慌，与湖南的暴动斗争紧相呼应。罗亦农根据当时的情况，亲自主持制定了详细的“鄂南暴动计划”，并增派吴德峰、黄赤光赴鄂南，组织鄂南特委。八月底，罗亦农赶到鄂南特委机关所在地蒲圻，召集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汇报，分析了敌我双方武装力量的分布情况，决定十日内举行暴动。九月初，他再次赶赴鄂南，亲自指挥暴动。暴动于九月八日晚在中伙铺车站截击一列由武昌开往长沙的军用火车开始。这次袭击，缴获了敌人快枪十六支，子弹五大箱和饷银一批，打胜了鄂南秋收暴动的第一仗。第二天，通城、崇阳、嘉鱼、蒲圻等县同时举行暴动，参加的农民群众总数达五万人以上。他们占领了汀泗桥、官埠桥、马硚等城镇，进攻咸宁城，夺取通山、通城县城并组织起革命政府，截断武、长铁路交通达数十天之久。这次暴动，象一股红色风暴，席卷着整个鄂南地区。后来，暴动虽然被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却以公开的方式，第一次向当地农民展示出党的土地革命的旗帜，锻炼了党的干部和群众。紧接着，农民武装暴动的熊熊烈火，在湖北的鄂中、鄂西、鄂北、鄂东等地蔓延起来，为以后鄂豫皖、湘鄂西等处的红色割据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七年九月，党中央机关开始迁往上海。为了加强对长江中游各省革命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派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长江局机关设在汉口璐珈山路一排两层楼房靠右边的一幢房子里。当时，正值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各地派往汉口找长江局的同志较多，罗亦农便安排了好几个地下联络站，设法接待这些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和他们一起研究工作。对于那些在各地武装暴动中被冲散而潜来武汉的同志，他也想方设法找到他们，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如贺锦斋等同志，参加南昌起义后率部转战，在广东被敌人打散，经上海来到汉口，罗亦农闻讯后，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他们去湖北荆江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孕育了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临行前，他还赠给贺锦斋两支手枪，鼓励他坚持战斗下去①。

为了促进农村中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罗亦农主持的长江局，曾于十月二十八日向所属各党委发出了一项《最近政治议决案》，具体布置了加紧宣传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 发展组织，吸收大批工农分子入党等三项任务。十月三十日，长江局又向所属各党委发出了 “第二次通知”，要求加紧贯彻“政治议决案”的精神，并各自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但对于城市暴动，罗亦农却持慎重态度，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冲动的作法。例如，十月下旬，当他从湖南检查工作回到汉口后，得知长江局有的领导人，准备趁宁汉之战的机会，组织武汉的大规模城市暴动以夺取政权时，即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他说： “难道我离开十几天，武汉的形势就发展到了以武装夺取政权的程度了! ?”②他的意见，得到了陈乔年等多数同志的赞同，在武汉举行暴动这一动议被否决了。

同年十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局主任。年底，他离开了武汉前往上海。当时，由于他在上海的名声很高，一直被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以万元巨款悬赏追捕①，所以，特务、暗探、叛徒、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但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机智地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继续不辞劳碌地奔波着。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党中央派罗亦农巡视两湖工作。他到了湘、鄂的一些有关县、市，重点了解了农民运动开展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供中央制定全国斗争方针时参考。四月上旬，罗亦农出巡回到上海，又开始频繁地接待各地来沪的同志，听取汇报，商讨斗争的方针与策略。四月十五日上午，他来到地处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办公地点，准备与山东来的同志接谈工作。以住家掩护办公地点的何家兴夫妇，是一对混进革命营垒中的投机分子。在这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时刻，他们妄图通过出卖革命的领导干部，捞取一笔巨额赏金，到外国去寻欢作乐。于是，当罗亦农走进屋后，何家兴即悄悄地写了一张便条，叫保姆急速送至英巡捕房。片刻，一群凶神恶煞的巡捕冲进屋来，为头的英国特务洛克与叛徒交谈了几句之后，用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凶狠地叫道： “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注意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 ”罗亦农心中明白，敌人是冲着自己来的，早一点离开此地，山东来的同志就少一分危险。于是，他神态自若地向门外走去②。

第二天，许多中、外报纸都刊登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充满了所谓“首要已擒，共祸可熄”之类的狂叫。四月十八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把罗亦农押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陆军监狱署。敌警备司令钱大钧，一面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一面布置敌军法处长裘某出马进行审问，但连续审问三次，却未能得到半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①。四月二十日，蒋介石回电，命将罗亦农“就地处决”。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上海龙华刑场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如临大敌。罗亦农穿着整齐的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在敌警备司令派来的特务营一个排的押解下，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②。

罗亦农被捕后，党中央曾指示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科极力设法营救，但没有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安葬了他的遗体，并派陈赓等严厉地惩罚了叛徒。就义前，罗亦农曾用暗语写了一封信，由狱中的同志传出后，交给了党组织③。另外，还给家属留下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学我之所学，以慰我。”④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期望。

为了深切悼念罗亦农，党中央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十期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专文，题目是《悼罗亦农同志》。文章写道： “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文章高度评价了罗亦农的革命精神，指出： “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吴稚晖等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

注释

①罗亦农的出生时间,过去一直被认为是1901年。本文说1902年,系根据《中湘罗氏四修族谱》卷7第21页。

②据《访谢魁谈话记录》,原件存湘潭县档案馆。

③据《罗亦农在家乡情况座谈记录》,原件存湘潭县档案馆。

①据姜治方: 《集邮六十年》。

①据肖劲光给湘潭县委宣传部的信,原件存湘潭县档案馆。

①据肖劲光给湘潭县委宣传部的信。

②据《访王光美记录》,原件存湖南湘潭大学。

①据黄平: 《林伟民同志》,原件存广州革命博物馆。

①据《访饶卫华记录》,原件存湘潭县档案馆。

②该文载《向导》第114期。

①载《向导》第112期。

②载《中国工人》1925年第5期。

①载《向导》第118期。

②见广校(广州地委)、素心、丁愿报告第10号(1925年6月19日)。

①据省港大罢工史料编写小组汇编: 《省港工人大罢工回忆资料》。

②据《访饶卫华记录》,原件存湘潭县档案馆。

③载《向导》130期。

①据访问孙诗圃、杨汉义等谈话记录,见《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未刊稿。

①转引自《访赵伯恒谈话记录》,载《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

①夏之栩: 《片断的回忆》,载《红旗飘飘》第5集。

①夏之栩: 《片断的回忆》。

②据《访刘披云谈话记录》,原件存湘潭县档案馆。

①转引自李文宜的回忆,原件存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①②《访徐先兆谈话记录》、《访刘九峰谈话记录》,原件均存湘潭县档案馆。

①据《贺锦斋烈士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和罗亦农: 《答辩书》,载《中央政治通讯》第20期。

②罗亦农: 《答辩书》。

①见民国16年5月1日《湘潭商报》。

②李哲时: 《忆亦农》,载《中国工人》1958年第10期。

①李哲时: 《忆亦农》,载《中国工人》1958年第10期。

②④见1928年4月22日上海《申报》、《新闻报》。

③据访问李文宜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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