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彭绍辉人物传,彭绍辉生平事迹,彭绍辉评价

Posted 2022-05-05 部队

篇首语：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彭绍辉人物传,彭绍辉生平事迹,彭绍辉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彭绍辉人物传,彭绍辉生平事迹,彭绍辉评价

彭绍辉，湖南省湘潭县上七都瓦子坪(今属湘潭市韶山区)人，一九○六年九月六日 (农历七月十八)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从参加平江起义以后，历任军职，由一个雇农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失去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背井离乡

彭绍辉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苦难的年月、贫寒的农家里度过的。父亲当了半辈子雇农，母亲生七男四女(绍辉排行第七)，加上嫂嫂、侄儿等，一家十七、八口，只有八亩水田，五块柴山，六间房子。父兄租种了地主的一些田地，又经常外出打短工、做包工，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年告借，债台高筑，家境十分窘迫。后来，无可奈何，只得将田山屋宇典当他人，清偿债务。

十岁那年，彭绍辉在舅家的帮助下进了乡村私塾。两年半以后，由于经济拮据，辍学在家看牛。十五岁正式帮助父亲耕种。越年，父亲辞世，兄弟分居，妹妹早嫁，各谋生路。彭绍辉给地主刘福庭(外号刮皮消) 当长工，直至年满二十。在地主家里，他起早散晚，累得腰酸背痛，还遭人贱视，因而产生了冲出牢笼，远走他乡的念头。

一九二六年，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湘潭县更是闹得轰轰烈烈。农民们到处贴标语，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军阀! ”的口号。彭绍辉的四哥彭绍松当上了乡农民协会组织委员、财务委员，后来当了委员长。第二年，二哥彭子枚、三哥彭子溪也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彭绍辉兴高采烈，投入了火热的农民运动，也当上了自卫队员。他曾听到四哥说过：办农会，看起来是国民党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搞的。又听得豪绅地主说： “不得了! 农民要共产了。”彭绍辉乐滋滋地说：我们家一无所有，共一下产也好。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马日事变”发生后，农会被解散，反动派到处捉“暴徒”。彭绍辉和几个哥哥又气又恨，被迫东躲西藏。他自己在舅父家隐藏了两个月，母亲格外焦急。一天，他对母亲说： “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当兵去，他日回来向地主豪绅报仇。”母亲怕他外出受苦，不同意。他找四哥诉说衷情和志向。四哥说：如果你走，母亲在家由我赡养。四哥应允以后，他心情又十分矛盾。走吧，舍不得疼爱他的慈母; 不走吧，又别无出路。他越想越心焦，终于在一个夜晚，咬紧牙关，下定决心，从母亲柜里拿出一套衣服，摸了五百文铜钱，走出了大门。母亲听到声响，估计是他要出走，哭喊起来。他一阵心酸，想叫一声： “妈妈! ”可是他忽然感到，如果犹豫，就走不成了。他不敢叫出声来，默默地走了。此后，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见到他亲爱的母亲。

参加平江起义

瓦子坪距离毛泽东的家韶山冲只有十六华里，彭绍辉早就听说过“毛委员”的鼎鼎大名。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考察湘潭农民运动时，彭绍辉还聆听过毛泽东讲述关于农民协会的事。这次他从家里出走，首先想到的是去找毛委员。到了韶山，又到了长沙，都没有找到，一直赶到武汉，还是不见毛委员的踪影。约在这年八月间，他在武汉投入了何键三十五军一师一团三营十二连。这是个新兵连，一日三操两讲，官长们开口便骂，动手就打。他原以为当兵是一条出路，谁料同做长工一样受熬煎。他想开小差，但毕竟因初次出门，胆量小，又人地生疏，身无半文，耽心开小差后难以度日。再说原打算报仇雪恨，现在毫无头绪，回乡去怪不好受，还是决定干下去。

不久，彭绍辉随部队回到湖南，先后在华容、益阳等地驻扎，后来开到南县。在南县，他时常听到反动派在当地屠杀共产党员的消息。一次，他亲眼看到惨杀四个女共产党员的情景：临刑前，她们昂首挺胸，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大为感动，对被害者无限同情，对反动派恨之入骨。这时，他已是一个上等兵，经常担任采买，还常去鲇鱼须、藕池等地筹款、催款。发现官长克扣军饷，贪污自肥，他满腹怨气，愤愤不平。

一九二八年春，第一师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彭德怀任第一团团长，团内已有以彭德怀为书记的秘密共产党支部。在彭德怀的劝说下，师长周磐决定创办随营学校，由黄公略负实际责任。彭绍辉被派往学习。在校时，政治课是讲三民主义，他听不明白。可是当黄公略讲革命、革命人生观一类问题时，他虽不完全理解，却“非常相信”。

六月间，第一师奉调去平江“剿共”，随营学校移驻岳州。这时，黄公略已调任三团三营营长，贺国中 (共产党员)主持随营学校工作。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爆发了。起义前夕，贺国中接到彭德怀等关于将随营学校师生带往平江参加起义的通知，二十三日，彭绍辉随同随校师生抵达平江县城，参加了起义的行列。彭德怀、滕代远向随校师生讲话，述说了军阀部队中官长克扣军饷、待遇不平等、士兵生活痛苦等情况，又说明了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的党、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等革命道理。这些话，打动了彭绍辉的心。他心目中的共产党已出现在眼前。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到底还是有我们穷人的天下啊! ”①

战斗在湘鄂赣边

平江起义后，彭绍辉被分配到红五军十三师七团当班长。越数日，七团开往平江北乡，向通城方向警戒。七月底，敌刘铏、陈光中以十倍于起义军之兵力，进攻平江县城，彭绍辉随七团返回驰援，同敌鏖战竟日。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对敌作战。他沉着勇敢，奋勇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撤出平江，转战修水、铜鼓、万载，部队损失过半，九、十月间返回平江黄金洞和修水台庄一带整休。此时，外有强敌围追，内有叛徒投敌，红五军处于最困难时刻。就在这时，彭绍辉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黄公略多次同他谈话，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随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革命口号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在这一斗争过程中，红五军也曾发生过烧房子、杀土豪、打菩萨等情况，反动派趁机造谣，人心不安。彭绍辉刚入党，对什么是党的政策不大清楚，但感到这样烧、杀、打不妥当，因为群众不欢迎。不过他不敢公开提出，只是采取消极态度：一是自己不积极参与，二是适当抑制班里的战士参加。事情被汇报到党支部，支部书记找他谈话，说这是党的政策，党员在执行中要起先锋作用。彭绍辉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我觉得这样烧、杀，特别是打菩萨，不但不能争取群众，反而使群众反对我们。”①支书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能完全坚信自己的看法对头，因而“不敢完全不执行”②。后来他回忆说： “当时是不自觉地反对盲动主义”③。

一九二九年春，红五军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彭绍辉升任第二纵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队长。他在纵队长黄公略、大队长李实行领导下，开始研究游击战术。常率领中队战士在平江、浏阳、万载地区单独活动：帮助地方党建立和发展组织，将土豪的财物分给穷人，组织自卫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他们经常白天潜伏在偏僻的村子里，写标语，印传单; 夜间冲到交通要道上去张贴，散发，不等天明又返回宿营地。

同年三、四月间，彭绍辉率部在平江的芦洞与挨户团作战，不幸被子弹击中右腿上胯骨处。他抑制着剧痛，爬过一座三十余里的大山，来到浏阳县第五区，被安排在赵家冲一农协委员长家养伤。后来伤口化脓，体质日弱，黄公略派交通员来照顾他，并带来了三十元银洋，他深深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这期间，环境是险恶的，曾三次遭到搜捕。他到赵家冲还不满一个星期，一天黑夜，三十多个挨户团丁围村搜查，幸好户主事先得知音讯，一小时前已将他转移别村。四、五天后一个深夜，犬吠汪汪，人声嘈杂，挨户团丁又来到了他的新居附近。他在户主的帮助下，躲进了后山的石洞中。这次敌人弄错了一个村子，闹到黎明，两手空空而去。不几天的一个早饭后，挨户团又搜村。彭绍辉被户主背到一个叫鹞婆尖的山上，敌人又扑了空。三次遇险，都是普通群众救了他。这种鱼水般的军民情谊，使他深深懂得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极端重要性。

他在鹞婆尖岩洞里匿居了半个月，又转移到浏阳第一区营和洞继续养伤。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他归队了，担任第二大队教导队队长。冬天，红五军在浏阳第三区唐家湾成立了随营军事政治学校，二大队教导队与随营学校合并，学员一百余人，军参谋长邓萍任校长，彭绍辉任大队长。此时，他一面教导学员，一面忙里偷闲刻苦自学，既学习军事知识，又学习了许多社会科学知识，在政治上眼界大开，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一九三○年七月，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为军长的红五军与何长工为军长的红八军组成) 攻克长沙后，随校学员分别返回原部，彭绍辉率领一部分学员回到第一师 (师长李实行，政委吴溉之)，被擢升为第一团团长(政委余庚) 。第二次打长沙时，第一团买了不少水牛，以作冲击敌人铁丝网之用。发动第一次攻势时，水牛冲到铁丝网前，被敌弹射死，未成。当晚发动第二次攻势，彭绍辉率部冲杀，闯入铁丝网内，不料左臂中弹。负伤后，他仍跟随部队行动，撤到江西临江以后，才住进红三军团医院。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奉命回部队，带伤工作，直至同年底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伤口才治愈。

反“围剿”中屡负战伤

一九三○年十一月，蒋介石以十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我军“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第一仗打张辉瓒师，彭绍辉团在上固牵制由永丰、乐安方向来犯之敌; 第二仗打谭道源师，彭绍辉团在东韶参加作战，向洛口、广昌方向追击。此役历时仅五天，歼敌一个半师，缴枪一万三千支，残敌狼狈逃去，第一次“围剿”被粉碎，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毛泽东在小布开会总结经验，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广泛组织赤卫队，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彭绍辉奉命开赴三都七宗、上下谢、葛坳地区，进行反地主武装的斗争。他们首先攻开了上下谢的土围子，接着消灭了葛坳的地主武装，继而攻开了葛坳至赖村间的两个土围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事有不尽如人意者。就在这战功赫赫、满心欢喜的时候，彭绍辉被撤销了团长职务。还在洛口过旧历年的前两天，上级尚未通知发过年费。在当时经费管理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彭绍辉团自平江、浏阳打土豪以来，积存了八、九百元。于是，他以团党委书记身分召开团党委扩大会，经讨论决定：每个战士发两角钱过年。可是刚将决定公布，把钱发至连队，就接到总指挥部每人发两角钱聚餐费的通令。他迅即与政委李鸣铁、副团长吴自立商量，大家的意见是：这两角钱也发下去，给战士们买草鞋。这次过年费用的处理，事前没请示，事后未报告，违犯了纪律，他被撤职，调去四师当副官长，留党察看三个月。起初，他思想不通。一是认为处分过重，二是怀疑师长打击报复。后来总指挥彭德怀和师党委的同志找他谈话，进行教育、解释和劝说，他情绪迅速好转，从中吸取了教训。此后，他的组织纪律性进一步加强，处理经济等问题也更为慎重了。

彭绍辉受了处分，但他一如既往：工作负责，学习虚心，生活艰苦，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他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前往红三军团第四师 (师长黄云桥)担任副官长，刚好碰上蒋介石以二十万兵力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他随部队从东固出发，自西向东，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一路上组织护理伤员，收容俘虏，处理战利品，做好了每一项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到七月份，留党察看期满，他又恢复为正式党员，提任第四师参谋长。

这时，蒋介石坐镇南昌，统率三十万人马，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彭绍辉代理四师三团团长，首先在莲塘指挥战斗。激战彻夜，拂晓前冲入敌阵时，他右臂中弹，第三次负伤，但不下火线，继续随部工作和养伤。二十多天后伤稍愈，又参加指挥高安圩的激战，不幸右手虎口处又中弹，第四次负伤。前伤未愈，后伤又至，痛苦异常。但为了反“围剿”的胜利，他扎好绷带，又斗志昂扬地继续指挥。不久，他调任三师(师长彭鳌，政委黄克诚)十团团长，指挥十团参加了东固方石岭战斗，歼灭了韩德勤师，俘敌甚众。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彭绍辉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参谋长 (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 等职。一九三二年六月，彭绍辉升任第一师师长，时年二十六岁。同年底，蒋介石又调动九十多个师，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在反“围剿”初期，红军主力围攻南丰之敌。此次战役中，彭绍辉率部参加了黄狮渡战斗、邵武战斗、许湾丰山铺战斗。

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前进时，彭绍辉的第一师奉命攻打敌五十九师的侧翼。战斗中歼敌一个旅，获步枪一千四百余支，机枪、自动步枪三十余挺，俘敌两三千人。三月二十日，敌十一师进至草台岗地区。二十一日，周恩来、朱德下令进攻草台岗之敌。彭德怀在电话中告知彭绍辉：拿下制高点霹雳山，是取得此次反“围剿”胜利的一个关键。凌晨，彭绍辉命令两个团开始登山，并且下定决心： “不拿下这个制高点，我就不下山来。”①霹雳山地势险峻，两军猛烈对射，相持不下，直至中午，我军才占领这个山头。当敌人溃下山去的时候，彭绍辉在敌人丢下的漫山遍野的枪弹之中，拾起一支新式步枪，奋不顾身，同战士们一起冲下去。刚冲到半山，他左臂连中两弹，骨头被击成几截。这是他第五次负伤。

彭绍辉住进了医院，听说左臂要截肢，他一度心神不安，觉得这对继续参加战斗将会带来种种困难，个人的前途也会受到影响。但在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的安慰和鼓励下，他很快地克服了这种念头。尽管十分惋惜，还是毅然同意切除。在医院养病期间，他除经常阅读我党我军的报刊外，还刻苦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概论》、《论反对派》等马列主义著作。

出院时，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准备安排他去地方工作。他当即表示： “我虽没有了左臂，但还有右臂，而且还很年轻，还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对他的恳切要求，第三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表示不同意。于是他去军委找周恩来。周见他意志坚定，言之有理，就答应了他，并说： “绍辉同志，你虽然身体残废，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可嘉的。好吧! 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①于是他又回到了红三军团。在这年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35号) 。

出院以后，彭绍辉对十六岁的警卫员沈仲文说： “你很年轻，你的任务，第一是好好学习，第二是做好保卫工作，第三才是适当照顾我的生活。”他指着断臂幽默地对沈仲文说：“别看这边少了一个，剩下的一个还很好用，不需要你过多地照顾。”②有一次，打土豪后战士改善生活，凑巧有个老乡送来了一只鸡，说“一定要让彭师长把这只鸡吃了，补补身子”。警卫员把烹好的鸡送到彭绍辉跟前，他坚决拒绝，叫把鸡送回去。警卫员十分尴尬，活鸡成了熟鸡，怎好送回去?央求他吃了，再把钱送去。彭绍辉无可奈何，说： “这样吧! 鸡大家分着吃，钱一定要给老乡送去! ”停顿一下后，又斩钉截铁地说： “记住! 红军有三个最可耻：一是打仗怕死最可耻;二是开小差最可耻; 三是违犯群众纪律最可耻。”③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就有五十万人。红军各军团都在紧张地组织补充队伍。红三军团抽调彭绍辉前往该军团的补充区兴国县组织第二补充师。他虽然伤口尚未完全愈合，但毫不迟疑，即由一名护士陪同，携带必备药品，赶赴兴国。他在兴国仅工作月余，就筹组了兴国模范师，并任师长。可是，连、排级干部奇缺。他迅即抽调一批优秀分子，成立教导队，亲自负责训练，解决了干部不足的问题。

十月间，组织上调彭绍辉回前方工作。这时，他的伤已痊愈，精力亦逐渐复原，不仅能走路行军，也能骑马了。接到电令后，他喜形于色，随即带一个补充团赶回三军团，渴望能回他原来的五军一师 (这时已改为四师) 。可是，周恩来和朱德却分配他去红五军团十二军三十四师任师长。他二话没说，接受了组织上的分配。

这时，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者开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 。彭绍辉到职后，随即被贸然命令去白区，参加攻打黎川东南面和北面敌人巩固阵地硝石和贵溪桥，连战不克，红军陷入被动地位。随后，彭部奉命到建 (宁) 、泰 (宁) 、将 (乐) 地区活动。一次，在指挥建宁、将乐之间的光明山战斗中，彭绍辉为了便于观察，站在山坡上一个较突出的高地，用望远镜注视着战斗的进展，对贴身而过的子弹和弹片，丝毫不加理会。忽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他的下颔，下颔骨被打碎。由于出血过多，他昏迷过去了。这是他第六次负伤。住进建宁红军医院后，医生认定要动手术。可是医院手术器械非常简陋，麻醉药品很少。“动手术时痛得彭师长的手用力抠住床沿，双脚把床蹬得吱吱响，脸上的汗珠一阵阵往外冒。可是他一声不吭，直到医生从他下颔里取出了子弹头，他没喊一声‘疼’。”①

一九三四年四月，彭绍辉的伤口刚刚愈合，又奉命到十五师 (即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冯文彬)任师长，参加保卫建宁的战斗。建宁失守后，转入石城、宁化、清流一带，遵照上级指示，进行“短促突击”。

在这次反“围剿”中，彭绍辉看到我军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构筑的“坚固工事”，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短促突击”这种斩乌龟头的战术，既没有消灭敌人，又未能遏止其前进;自己率领的十五师，在北线“短促突击”作战一月余，被“突”掉了两个旅。他以为，这不是红军作战不勇敢，不顽强，因为红军是整班、甚至是整排地牺牲在堡垒、工事里。“这次为什么不象前四次反 ‘围剿’ 那样，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或者一个方面呢?”他纳闷，惶惑不解，但又不敢多想。因为这是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的，又有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任军事顾问。他“哑吧吃黄莲，作不得声”。不过他心里总是嘀咕： “这样的作战，还能粉碎敌人的 ‘围剿’ 、保卫住苏区吗?”②

长征路上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彭绍辉奉命率领红十五师掩护红三军团转移。三军团刚一行动，敌人就追上来了。为了打阻击，十五师在石城大脑寨一带摆开了战场，彭绍辉和肖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惜牺牲，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撤出战斗。

不久，十五师改编为红一军团第三师，彭绍辉忙着将刚调来的新兵分补各团，并进行组织整顿。这一工作刚开始，便匆匆忙忙跟着一军团出发了。一路上急行军，夜行军，突破重重封锁线，士兵疲乏，迅速减员，到达遵义时，这支五千余人的部队，只剩下二千七百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彭绍辉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思想疙瘩解开了，愉快地投入了新的战斗。抵达贵州桐梓时，领导上为了加强主力部队，决定将第三师分散编入第一、二师，彭绍辉调至一军团司令部任教育科长。这时，他的警卫员被撤销，马匹已被拖死，一个残废之身，诸多不便，思想产生波动。但他不愿向组织上诉说自己的困难，更不向任何人提起这些个人问题，仍然一如既往，积极热忱地去完成新的任务。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被调回红三军团，彭德怀对他说： “你回来了好。可是没有适当的工作岗位 (因彭原来任师长) ，去搞教导营行不行?”他回答： “好! 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也行。”①于是他愉快地当了教导营长(营政委李志民，后为黄克诚) 。

同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久，中央军委决定从一方面军抽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到四方面军工作。彭绍辉被决定派往三十军任参谋长。这位对革命工作从未讲过价钱的独臂将军，这次一反常态。他找到军团司令部杨尚昆政委，说他听说四方面军有残余的军阀作风，张国焘对党中央不满，不执行中央命令，自己去了也搞不好工作，因此不愿意去。杨尚昆告诉他，中央是要争取团结四方面军，革命工作需要他去。他很快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服从党的安排。

到了四方面军，彭绍辉看到了部队的一些弱点，但也看到广大指战员生活朴实、紧张，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非常勇敢等许多优点。他决心把红一军团参谋工作的好经验带过去，团结好指战员，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主动搞好同志关系，自己一个心爱的望远镜也送给了军长。一个多月以后，部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反映。

八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越过草地，抵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九月，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打到芦山、天全去吃大米。还放出风声，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审定”中央路线，并扬言要另立中央。彭绍辉听了，心情异常不安。一天晚上，军长和政委都到总部开会去了，他突然接到叶剑英从右路军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望你们迅速赶来，跟中央北上。他知道事态严重，便与一些同志连夜出发，去赶中央红军。那天晚上，到处黑沉沉，看不清道路，辨不准方向，只有天上的北斗星闪着晶光，指示着他们前进。走了三、四个小时，到了上包座附近，被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觉，堵在路上，气势汹汹地训斥了一顿，把他们带到四方面军总部附近的一间破房子里住下。他一连两夜不能成寐，伏在床上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德报告情况，第二天托九军团一个同志代为转呈。不料，此信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张十分恼怒，派人通知他去谈话。

彭绍辉未曾见过张国焘。走进屋里，见很多人在开会，他正想给朱德总司令敬礼，坐在旁边的一个同志蓦地站起来，劈头盖脸地痛骂他一顿，并质问他为什么见了张主席不敬礼?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对张主席?反对成立新中央?越讲火气越大，掏出驳壳枪，推上子弹，把枪口顶在彭绍辉的胸膛上。在这紧急时刻，朱德几步赶上，夺过驳壳枪，厉声喝止道： “同志!这是党内斗争。”那个同志见下了他的枪，抡起手，狠狠地打了彭绍辉一个嘴巴。朱德气愤愤地说： “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这时的张国焘，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德又说： “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然后亲切地对彭绍辉说： “你回去吧! ”①

不久，一批反对张国焘的同志被剥夺了对部队的指挥权，彭绍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去当政治科长。他憋了一肚子气，闷闷不乐。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兼红大校长)经常开导他说： “你们一方面军来的几个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是党内斗争，不要操之过急，问题是一定会搞清楚的; 到“红大”去，还要努力工作，要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宣传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 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是好的，要同他们搞好关系，争取共同北上抗日。他接受了首长的教导，对工作未曾稍懈，并且发挥了模范作用。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合。会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他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是，彭绍辉又跟随部队第三次爬越雪山，跋涉草地，重新经受严寒、饥饿和死亡的考验。

同年八月，彭绍辉在朱德和贺龙的关怀下，调任二方面军六军团参谋长(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 。次年三月，长征已经进入陕北的党中央，在延安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随后，红军指战员开展了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彭绍辉在红二方面军干部会上，联系自己亲身的经历，痛快淋漓地控诉了张国焘右倾退却、军阀主义、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他兴奋、愉快，如释重负，深感党中央英明伟大; 同时也认识到：错误的路线，终究要被正确的路线所代替，革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同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彭绍辉和他的部队，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到达陕北。

坚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五月，彭绍辉调任红二方面军教导团团长。一天，他去看望当时任华北军大二分校训练部部长的陶汉章，陶开玩笑地说： “你从六军团参谋长，又当教导团长了。”他风趣地说： “都是 ‘团’ 嘛! 干啥都一样。”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九月初东渡黄河，经同蒲路北进，奔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彭绍辉随部出发，在岢岚、兴县地区整训了两期干部。一九三八年底，学校随部队东进至冀中区。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需要大量干部，教导团又补充了一批学生。次年初，他率领教导团及供给、卫生两部三千余人，进入晋冀边区北岳区灵寿县的陈庄，继续培训干部。

一九三九年三月，彭绍辉调任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回到晋西北，创建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九月，上级命令彭绍辉护送由罗瑞卿和成仿吾率领的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共师生七千余人越过同蒲铁路东迁晋察冀敌后。他将学员分成三批，亲自率领顿星云为团长的七一四团，三次往返于敌人据点林立的同蒲路，在太原以北四十公里左右的铁路线上高村据点与平社据点之间，掩护学员过路，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九年冬至翌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西部，阎锡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晋西北、晋西南我部发起猖狂进攻。这时，一二○师主力仍在冀中平原作战，三五八旅的任务十分艰巨。彭绍辉和罗贵波等同志，既要率部对日作战，又要同国民党阎锡山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还肩负着护送干部往返于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任务。他不畏艰苦率领所有在晋西北归三五八旅指挥的部队以及抗日决死队 (山西新军) 进行反顽固派斗争，打败了阎锡山和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坚持和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①。

反顽固派斗争胜利后，贺龙率一二○师师部回到晋西北。三五八旅被调到北线，改为晋绥独立二旅，彭绍辉仍任旅长。他在那里猛烈扩大部队，曾发展到六千余人，辖七一四团、警备六团、独立一团和雁北六支队。一九四○年六、七月间，独立二旅参加反“扫荡”，九、十月间参加百团大战。十一月，晋西北成立军区和军分区，彭绍辉兼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率部进行了数次反“扫荡”战。

一九四三年三月，彭绍辉调任抗大总校副校长; 年底以后，任抗大七分校校长。在七分校，他领导着近六千学员，进行打窑洞建校、学习和训练以及搞生产等项工作。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强调治军要从严，治校也要从严，不严就带不好部队、办不好学校。由于他对学员要求严格，人们称他为“铁面将军”。在他的领导下，七分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干部，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吕梁山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彭绍辉于一九四六年五月调任晋绥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吕梁地区东临同蒲铁路与敌对垒，西傍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水相依，北起静乐、忻县，南至河津、稷山。它是陕甘宁边区东面的屏障，晋绥军区南面的门户和兵员给养的重要补给地，又是各个解放区与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进行联系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彭绍辉一到职，顾不得休息，即抓紧时间了解敌我情况，加强部队训练，打击国民党军的侵犯; 同时，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局部停战谈判，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六月间，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随后，阎锡山也破坏在太原举行的和谈，调兵遣将，向我晋中平川猖狂进犯。

为了捍卫陕甘宁边区，肃清盘踞在吕梁山区的敌人，从一九四六年秋至一九四八年夏，彭绍辉参加指挥了晋西南、汾孝、吉乡、兑九峪、神堂底等战役、战斗数十次，毙、伤、俘敌数万人，先后解放了永和、大宁、隰县、交城、中阳等城镇三十余座，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生擒了敌晋西上将总指挥杨澄源、少将参谋长胡芬珍、五十五师少将副师长张居乾和阎锡山第八行政公署专员孙海丕、“同志会”分会主任段书田等，毙敌少将师长侯俊福，在七百里吕梁山区和晋中平川西部广大地区，消灭了阎锡山的反动势力，使数百万人民获得解放。同时，他还与其他同志共同指挥人民解放军太行、太岳、八纵、十三纵和西北二纵等部，取得了临汾、晋西南两战役的胜利，后来又指挥吕梁部队取得了晋中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切断隰县与孝义之间敌人的联系，彭绍辉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及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的军事原则，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集中独立四旅、独立十六团和太岳二十四旅的兵力，采取突击行动，围歼固守在隰孝公路重镇兑九峪的守敌。他首先命令十一团和十六团组织四个营，在山炮连的配合下，趁着黑夜，隐蔽地接近敌人指挥部一线主阵地，从村后突袭，摧毁敌指挥碉堡，为全歼守敌创造了条件。次日拂晓，我军发起攻击，经过一场激战，残敌退守山顶工事，我山炮猛轰敌人碉堡。霎时间，敌人阵地上烟尘滚滚，乱石横飞，碉堡起火爆炸，主碉堡守敌狼狈逃窜，余敌溃逃，妄图突围。彭绍辉立即命令部队： “抓住战机，四面猛攻，紧缩包围圈，全部消灭敌人。”这一仗，仅两个小时，全歼了兑九峪守敌四十二师一个团和孝义县地方武装“爱乡” 团一部，共二千余人。

隰县县城，是阎锡山军晋西总指挥部和第六专署所盘踞的巢穴。彭绍辉分析了当时晋西敌军士气低落、各自分散据守、互相支援困难的情况，认定如果我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数日之内攻破敌人的防线，解放隰县人民是有把握的。军区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组织吕梁部队独立四旅等部和太岳第四纵队向晋西南之敌发动了进攻。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以迅猛攻势，连克石楼、永和、大宁，扫清了隰县外围各县的敌人，使隰县敌军完全陷入孤立境地。二十四日合围隰县。在军区党委和彭绍辉的指挥下，经过四昼夜激战，全歼守敌四十五师二团一部，保安二十五团、二十六团等地方武装三千余人，活捉了阎军晋西总指挥杨澄源。

在此同时，太岳前线也频传捷报，我军连克蒲县、河津、稷山诸县城。随后吕梁部队又攻克乡宁和吉县两城。这一来，在我吕梁山区仅存敌张居乾部四十五师及“爱乡” 团两千余人，据守在中阳这一孤城。

中阳县城是联结晋西北和晋西南的咽喉，是阎锡山楔入我吕梁根据地的一个钉子，它威胁着我们从柳林、军渡来往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拔除这颗钉子，对改变敌我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军解放隰县后，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和二十一旅一团、三分区三个独立营，迅速北上，于十二月三日，将中阳之敌团团围住。

攻城战斗打响之后，十二月七日，敌汾阳七十师师长刘效增率领五个团的兵力西援中阳。彭绍辉主张以主力继续攻城，抽一部分阻击援敌。他指出： “刘效增部西援中阳是迫于命令，为了维持与张居乾的关系，不得不虚张声势。一旦遭到我军阻击，为了保存自己，他必无决战之心。目前，城内守敌内部空虚，外援困难，如我军以一部迅速于师庄一带截住刘效增，主力奋勇攻城，就一定能够攻克中阳。中阳一破，刘部必然回窜汾阳。”①

九日，除留十四团在师庄阻援外，其余部队全力攻城。鏖战数日后，我军摧毁了敌人城防外围大部分堡垒群和工事。敌人一面凭借尚存的碉堡和城墙工事继续顽抗; 一面派人出来与我军“谈判”。王震、彭绍辉和军区党委识破了敌人的鬼蜮伎俩，指出这是敌人为争取时间、等待援军的缓兵之计。彭绍辉立即命令部队： “不要被敌人的假谈判所迷惑，要继续猛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十一日攻克南山敌外围据点后，造成了总攻击的有利态势。

总攻发动后，我军将士象一股飓风卷着烈火扑向敌阵。正在激战时刻，刘效增率部逡巡前进，在距中阳城二十公里的师庄被阻，始终不能前进。十二日，我军突破了城防，全歼守敌，生擒张居乾。刘部夹着尾巴逃回汾阳。

中阳大捷使吕梁全区获得解放。不久，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从兴县专程赶来看望部队，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吕梁部队取得的重大胜利，勖勉大家戒骄戒躁，再接再励。彭绍辉要求指战员“认真总结经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从坚持晋西北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吕梁山区同国民党阎锡山军的作战中，环境都非常恶劣，指战员经常风餐露宿，生活十分艰苦。彭绍辉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不特殊。有时警卫员让炊事班烙点白面饼子，给他行军时当干粮，他不许，仍和战士一样吃杂粮炒面和小米饭锅巴。他的衣服和鞋子破了，供给部要给他发新的，他总是说： “还能凑合着穿嘛! 有几个窟窿，也比长征时穿的衣服、草鞋好得多啦! ”一九四六年秋天，军区派一个科长随同部队护送蔡畅过同蒲路封锁线去东北。途中，蔡畅让捎话给罗贵波等同志，要他们从生活上照顾好彭绍辉，保证他的健康。后来，组织上决定发给他一点营养补助费，几次派人送去，他都婉言谢绝。他常说： “现在是战争环境，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觉得我们自己艰苦了。”

他艰苦奋斗，严以律己，对同志却是团结友爱，关怀备至。行军路上，他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尽管他没有左臂，有时还替体弱的战士扛枪。到了宿营地，他总要到伙房、卫生队、战士营房去查看。战士的衣、食、住、行、伤、病，机关的建设，参谋人员的培训等等，他都时刻挂在心头。

他要求战士很严格，但平时，和大家一起唱歌，做游戏，有说有笑，象一个青年人一样。久而久之，不知是谁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青年干事”。

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诲人不倦地帮助战士学习。部队有个小侦察员叫杨玉娃，目不识丁。一次，报告敌情，彭绍辉发现他边讲边看手掌，便拉过他的手，只见掌上画着一些小人、手榴弹、长短枪等形象，便问道： “怎么! 在家没念过书?”小杨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彭绍辉笑了： “过去没有读过书，那是旧社会造成的。我小时也是个放牛娃，没有读多少书。现在我们干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啊! 小伙子，以后每天学两个字，好吗?”从此，小杨天天坚持学习，每当他报告敌情后，彭绍辉总要听他汇报一下学习情况，有时还写几个字考考他。

彭绍辉常对干部说： “要把部队建设好，首先要重视从政治上提高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同时还要在生活上关心和爱护他们，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才能不断巩固扩大队伍，万众一心，战胜敌人。否则，我们有什么资格带兵?贫苦农民把孩子养到十七、八岁，为了革命胜利，忍痛割爱，送子参军。如果我们不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教不好他们杀敌的本领，不关心他们的痛痒，那就是辜负了党的重托，也对不起他们的父兄……。”①

彭绍辉十分注意尊重兄弟部队。他按照军区党委的要求，经常教育本部队遇到兄弟部队时，行军让路，宿营让村，缴获让物，供给让粮，决不允许因此类事情影响部队的团结。太岳区陈赓的部队进入吕梁作战后，他一再向部队讲： “他们是兄弟部队，我们要积极配合作战，向他们学习。要主动做好弹药粮草的补给运输、伤病员的收转治疗等工作，尽可能地创造有利条件，保证他们多打胜仗。”这种高尚的风格，深深地教育着吕梁军民，也给兄弟部队留下了良好影响。

转战西北的日子

一九四八年八月，晋绥吕梁军区的部队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次年一月，又改为第七军。彭绍辉先后担任纵队司令员和军长，率部参加解放太原，随后转战西北战场，参加扶眉战役，解放甘肃天水市，进军陇南，以及解放成都地区的作战。在这频繁紧张的战斗岁月，他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纪律教育，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历次作战任务，屡建战功。

彭绍辉总是根据不同的战斗环境和作战要求，一边认真学习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兵团首长关于作战的文件、指示和电报，一边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一九四八年晋中战役以后，部队准备执行解放太原城的作战任务。这时，革命战争的发展，迫切要求提高部队攻坚作战的能力。彭绍辉及时召开各旅负责干部会议，总结晋中战役经验，布置了整训工作。在整训中，独立三旅在交城城关组织了攻坚作战的演习。他同参加见习的干部一起，共同研究关于攻坚作战的指挥、战术和技术等问题，为后来夺取攻坚战斗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太原战役外围歼敌作战结束后，兵团决心乘胜发起攻击太原的作战，作为整个战役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作战目的，是以主力夺取和控制太原市防御屏陲的东山防御阵地，袭扰北郊机场，把太原守敌严密地围困在城垣，为攻克市区创造条件。彭绍辉等指挥的五个旅，担负了夺取东山四大要点之一牛驼寨的任务。

牛驼寨是四大要点中标高最高的筑垒地域，瞰制太原东北区和市北工业区，也是火力控制北郊机场的关键阵地，因而它是敌人构筑工事最坚固、设置障碍最多的重点防守地。按照当时我军的装备水平和攻坚作战经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确有许多困难。而彭绍辉却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教育部队，既要看到执行任务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更要看到我军是正义之师，且是乘胜作战; 而敌人是困兽犹斗，垂死挣扎。从而增强了指战员克敌制胜的信心和勇气。

为了搞好这次攻坚作战，他利用敌人以为我主力刚刚进行了城南外围作战，不可能突然出现在城东北的错觉，仔细地选择了敌人坚固防御体系中的弱点和要害，迅速组织主力从几个方面黑夜奔袭，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占了牛驼寨的大部分阵地和石柱沟、榆井坪等阵地。但是，由于我部火炮少，质量差，弹药补给困难，部队打反扑经验不足，牛驼寨主阵地多次得而复失。在这次持续的攻坚作战中，彭绍辉发扬军事民主，和干部、战士就地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指挥艺术，改进战略战术，加强后勤保障工作，终于以劣势装备，经历二十六天，进行十多次反复争夺战斗，战胜了敌人。

太原战役第三阶段开始之前，彭绍辉和政委孙志远召开七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引导大家学习毛泽东关于打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提出：打歼灭战必须是每一仗都下决心解决集中优势兵力问题，要选好突破口，善于实施穿插迂回分割歼敌，不要怕插进去后被敌人“包饺子”。并且指出，多次实践表明，勇敢地插入敌人防御体系内的行动不会成为“饺子”，而是一把“钢刀”。他在强调战前作好准备的同时，又总结了“边打边准备，边打边总结，边打边提高”这一适应连续作战实际需要的经验。这次会议使大家认识到：敌人坚固的设防体系中，总是可以找到薄弱环节; 执行穿插任务一定要解决干部、战士怕进得去出不来的思想顾虑。会议过程中，还进行了攻坚作战的实兵实弹战术演习。这一切，在总攻太原和向大西北进军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曾多次教育司令部的同志，要格外重视总结作战经验。他说： “有人不重视总结作战经验，说是事后诸葛亮。照我看，事后诸葛亮也是诸葛亮。对上次作战算是事后诸葛亮，对下次作战就成了事前诸葛亮了。”①

彭绍辉识大体，顾大局，勇挑重担，常把困难留给自己。还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山西文水县城第二次克服后，敌人仓库里尚存有许多粮食。这时部队正缺粮，有的同志筹划运一些粮食出城，以解决本部队的吃粮困难。他得知后，在大会上严肃地批评说： “这是我军纪律所不允许的。决不允许因小公而损大公，顾小局而失大体。”虽然他声色俱厉，但大家听了心里都很服气。在吕梁军区刚改编为第七纵队，准备执行解放太原作战任务时，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晋中军区，把第七纵队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长、卫生部长等领导干部和三分之一的机关干部都抽调走了。这时纵队领导只有彭绍辉一个人(后来才调来政委孙志远和主任黄忠学)，担子很重，但他不向上级叫苦，而是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把困难留给自己。他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全体留下的干部，大家安心工作，克服困难，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完成。

彭绍辉对部队中的不良倾向，能见微知著，及时抓住苗头，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九年初，当太原快要攻下，山西全省即将解放之际，部队中出现了“打开太原好回家”，“军队向前进，你进我不进，要西进必先让我回趟家”的思想倾向。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当时部队思想建设的关键。彭绍辉和孙志远运用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有力武器，联系解放太原和向大西北进军的光荣任务，亲自宣讲，对部队进行“革命到底不动摇”的教育，并且提出了解放太原市在政策和纪律方面的具体要求。这次思想教育，不仅在解放太原的过程中推动着指战员们勇猛作战，军纪严明，荣获太原前线总指挥部“七军纪律第一”的精神奖励，而且为进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一九四九年七月，部队由陕西宝鸡向甘肃天水西进作战，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欺骗宣传，当地群众对我军不了解，给部队的行动带来一些新问题，给养物资供应困难，找个向导都很难办。面对这一困境，少数干部战士产生急躁情绪，埋怨当地群众落后，因而在军民关系和群众纪律上发生了一些问题。彭绍辉觉察后，当即找军政治部的同志研究，指出：越是群众不了解，越要搞好群众纪律。接着，他布置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再教育，并亲自给直属队讲话，用红军在长征途中军纪严明的生动事例，教育干部和战士。

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是他一贯的作风。一九四六年一次行军，饲养员老张没有把马看好，马跑到地里吃了老百姓的高粱苗。他严肃地提出批评说： “以后可要小心，一定要把马管好。”他蹲下身来，把被马踏倒的几棵高粱苗扶直，栽好，然后让警卫员把那种地的农民请来，自己掏钱赔偿了损失。战士和群众都很受感动。

院校育新人

彭绍辉从参加平江起义到新中国诞生，在硝烟滚滚、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从事军政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六次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大队长，政治科长，教导营长、团长，抗大总校副校长和七分校校长等职，越时共约七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时期，进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彭绍辉先后担任了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条令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他把培养和造就干部作为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搞好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为我军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他任七军军长期间，中央军委指示他在天水市筹办第一高级步校。他立即组织筹备处，开展工作。尔后经常检查进展情况，仔细阅批每月一次的筹建情况汇报，及时处理遇到的困难问题。筹建工作基本结束时，他同筹建负责人阴允等同志一起研究校办公室的工作，制订主要的工作制度，明确同司令部办公室的关系等等。开学后，他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参加重要的备课和试讲活动，并亲自讲战史，随同部队演习作业，摸爬滚打。

彭绍辉还是军事科学院建院工作的具体领导者、筹建者。从院址的勘察定点、设计布局，到组织基建，他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他领导了制订各种条令的工作。他一贯主张： “既然是军队，就要训练; 要训练好，就必须有遵循，就要有条令、教范、教材。”因此，他积极组织总结、交流我军的作战和训练经验，介绍外军的有益经验，亲自领导编辑了四个野战军的《战术资料汇集》。特别是毛泽东提出要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以后，他在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全力以赴地主持编写工作，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先后编写了几十万字的条令，其中有《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作战条令》、《军、师合成军战斗条令》、《军语》、《内务》、《纪律》、《队列》等等。他为我军的教育训练、军事理论研究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副总参谋长

一九六○年一月，彭绍辉再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指导了编制、装备、侦察、防化、气象和民兵等一系列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彭绍辉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大刮夺权风的时候，他公开表态：军事领导机关不能夺权，不能冲击。当林彪一伙企图以假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头上进行审查逼供时，他说： “凡没有的事情，压力再大也不会承认。”①当林彪反党集团大搞军事训练取消主义、大砍军事院校和训练机构时，他明确表示反对。特别是他坚决抵制“四人帮”一伙强制推行所谓“民兵指挥部”、搞“第二武装”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四年九月，他主持召开民兵训练工作业务座谈会，王洪文、张春桥看到会上没有推广他们炮制的“上海经验” ，没有宣传“民兵指挥部”，便大肆叫嚷会议“不抓路线，方向错了”。彭绍辉根本不理睬这一套，当着他们的面，向军委叶剑英、聂荣臻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正确意见。第二年，他带病到一些地方调查民兵工作，回到北京后向军委写报告提出，“还是人民武装部好”，反对搞“民兵指挥部”。这年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讯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他明确提出：要在会议所有文件、讲话和典型材料中，把“民兵指挥部”的字样，全部删掉。他大力宣传“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好处，并尖锐地指出： “这是领导权问题。”①

彭绍辉被揪斗时，毛泽东曾保护他说，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是一位好同志嘛! 不要斗他了。使得“四人帮”非常棘手。他自己呢，也敢于担风险，尽力保护革命干部。当一九六七年武汉来人向他了解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情况时，他说：“陈再道是个老同志，是个好同志嘛! ”当有些同志被诬陷，受审查，甚至被说成是“叛徒”、“特务”时，凡他知道是冤案的，就主动写证明材料，说明事实真相。当这些同志还在被隔离、关押时，他多次冒险前去探望。有人贴出大字报，题为《彭绍辉探监》。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知道这样做他们会给我贴大字报。有真理在，我不怕。”②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一阵阵政治寒流比三九天的风雪还要刺骨。一个老同志问彭绍辉说： “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是中央委员，总了解一些情况吧! ”他说： “我虽然是个中央委员，知道的并不比你多。……但有一条我明白，我是中央委员，将来选举时，我这一票投谁不投谁，我心里是清楚的。”他激动地接着说： “军队里的老同志总是要革命的。你想嘛，你我这些老同志能压下这口气吗?叶帅、聂帅、徐帅、许世友等这些老首长，能让他们闹下去吗? 总有一天会爆发的。”几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欢欣高兴至极，喜庆党和国家在灾难中得到挽救。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彭绍辉在人民的军队里，整整奋战了半个世纪，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风华正茂的二十六岁那年，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断送了自己的左臂。为了实现“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的誓言，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忍受着失去一个胳臂带来的困难。作笔记、写材料时，他用一把比较重的小刀压住本子。行军出发时，常用牙咬、膝夹、腿压长凳自己打裹腿，不愿麻烦别人。研究军事部署时，他把地图摊在地上，一只手端着蜡烛，跪伏在地图上细心观察。有一次，烛火燎了他的头发和眉毛，他还在那里凝神察看、思考，直至警卫员将他举着蜡烛的手稍稍移开后，他才发觉，然后风趣地说： “这叫做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啊! ”

一九四七年一月汾孝战役时，有一天，风雪交加，道路难行。彭绍辉一不小心，脚下往后一滑，跌了一跤，脸部扑到泥路上，警卫员赶忙将他扶起。他看到地上的脸部印痕，诙谐地说： “啊! 胜仗还没有打，老天爷倒先给我拓个像留作纪念。”一句话驱散了大家心头一时的紧张，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

彭绍辉原有文化程度很低，可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提高很快。他长期坚持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迄至年老，亦复如此。一九七六年地震时，他已年逾古稀，住在地震棚里，又闷又热，仍照常孜孜不倦地学习马恩选集。他把地图挂在帐篷里，一边查看，一边写长征回忆录。刚写到 “四渡赤水”，他生病了。动过手术后，行动不便，就躺在床上看书，重新通读《毛泽东选集》。他患有青光眼、白内障，看书久了视力模糊，他就使用放大镜; 有时看不清，就要家人念给他听。

他很重视学习军事理论和科学技术，常说： “世界上军事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新技术不断出现，不学习怎么行啊! ”①为了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勤奋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及军兵种知识，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此外，还研究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系统材料，研究戴高乐将军等一类欧美政治家、军事家的传略以及孙子兵法等我国的军事典籍和战例。凡是他读过的书，他不仅划标记，做眉批，还写读书笔记，重视集累资料。他虽然半生戎马，过着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活，却养成了坚持写日记的好习惯。不论走到哪里，总要把日记本带上，把工作中和生活中的重要事情记下来，即使在长征路上也不例外，至今保留下来的日记、笔记和其他材料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七八年) 共有二百多本。

一九七○年，医生发现彭绍辉有主动脉瘤。由于瘤子已经很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于是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弯腰、起立也不能用力。而他却处之泰然，精神上同以往一样乐观，照常坚持大量繁重的工作。一九七五年，保健部门根据他的病情又向军委写了报告，叶剑英批示要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他对医生说： “我的病情以后你们不要写报告，你们不让我工作怎么行啊! ”他每天仍工作十几个小时，总要到夜阑才就寝。秘书和警卫员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 “你们年青人觉多，早点去睡吧! ”秘书向他说明有些文件不急，可以明天再处理。他说： “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 ”他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说： “我身上有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爆炸，趁没爆炸的时间多干点。”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他精神恍惚，时有剧痛，对爱人张纬说： “这两天我胸背部痛得厉害，和过去伤口痛不一样，贴止痛膏，吃止痛药都不管用。”张纬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摇摇头说： “你老是要我去医院，明天挑选飞行员会议结束，我还要讲话。还有许多工作等着要做。”二十四日，他一早起来，行动迟缓，面色苍白，要他去看病，他还是说：“我不去，下午的会我要讲话。”午饭吃得很少，因胸痛午觉也未睡好。下午出席会议，讲了一个小时的话。回到家里，胸背部剧痛，伤口也痛得厉害。到医院后，经医生检查要他立即住院。他从上电梯起直到病房还两次说： “今天文件没有处理完，要回家去。”直到答应明天一定把文件送给他，才勉强同意住院。

在逝世前的十几个小时，他还抱重病参加了一个会议，强忍着胸疼作了总结讲话。会后，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他叮嘱秘书，有急办的文件要赶快送给他。二十五日零点三十五分，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与世长辞了。

彭绍辉生前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彻底革命精神。

注释

①彭绍辉: 《历史和思想问题》 (1944年5月14日),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②③彭绍辉: 《历史和思想问题》 (1944年5月14日)。

①彭绍辉: 《历史和思想问题》 (1944年5月14日)。

①彭绍辉: 《怀念周总理》 (未刊稿)。

②③沈仲文: 《在彭绍辉同志身边工作一年》,载《峥嵘岁月》第4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①沈仲文:《在彭绍辉同志身边工作一年》。

②彭绍辉:《历史和思想问题》 (1944年5月14日)。

①彭绍辉: 《历史与思想问题》 (1944年5月14日)。

①彭绍辉: 《心向北斗星》 (未刊稿) 。

①罗贵波: 《彭绍辉同志在吕梁》,载1981年3月2日《山西日报》。

①罗贵波: 《彭绍辉同志在吕梁》。

①阴允: 《深切怀念彭绍辉同志》 (未刊稿)。

①李达: 《怀念彭绍辉同志》 (未刊稿)。

①②李达: 《回忆彭绍辉同志》。

①张纬: 《独臂将军的一生》,载1981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中共人物传 彭绍辉人物传,彭绍辉生平事迹,彭绍辉评价

中共人物传 彭绍辉人物传,彭绍辉生平事迹,彭绍辉评价

中共人物传彭绍辉人物传,彭绍辉生平事迹,彭绍辉评价

中共人物传彭绍辉人物传,彭绍辉生平事迹,彭绍辉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