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瞿秋白人物传,瞿秋白生平事迹,瞿秋白评价

Posted 2022-05-05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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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瞿秋白人物传,瞿秋白生平事迹,瞿秋白评价

瞿秋白

(一)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生于1899年1月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戍十二月十八日) ，牺牲于1935年6月18日。

瞿秋白生长在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乳名阿双，学名双、霜。中学时改名为爽，字秋白。后以字行。参加革命后，曾用巨缘、双林、屈维它、之夫、何凝、犬耕等笔名和别名。

瞿家累世为官。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有一个“浙江候补盐大使”的虚衔，家人称之为“七少爷”。他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乐得安逸，并且染上鸦片烟瘾。喜欢绘画，信奉道教，迷恋黄老之学。母亲金衡玉，名璇，是江阴县大岸村广东盐运使金心芗次女，自幼就家中塾馆读书，颇有旧学根底。瞿秋白6岁能默诵唐诗; 中学时即可赋诗填词;他后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小说、诗歌、杂文，通音律，擅长书画金石篆刻，精通俄语，并懂法语、英语，……这种多才多艺的成就，都是和他少年时代受家庭、尤其是和受慈母的熏陶教诲分不开的。

瞿秋白1904年从庄怡亭先生读私塾。1905年入冠英两等小学堂，插入初三班。1909年春初小毕业，未入高小，辍学在家，同年秋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1910年升本科一年级。1915年夏因家贫辍学，中学未能毕业。

少年时代的瞿秋白，聪敏好学，刻苦勤奋，在小学和中学都是优等生。中学校长屠元博是同盟会员，在学生中组织军事操练，传播反清革命思想，瞿秋白深受影响。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篡夺政权。1912年双十节，常州城内机关学校都挂红灯庆祝，而瞿秋白却在自家门口挂起写着“国丧”两个大字的白灯笼，表示了对袁世凯窃国的蔑视。

每逢寒暑假，瞿秋白常随母亲到江阴贤庄的外祖父及姑母家。在那儿，他看到了农村的凋蔽，农民的苦难。他同情他们，跟他们的孩子交朋友，放牛、戽水、割稻谷，甚至把自己的衣衫也给了没衣穿的穷孩子。

辛亥革命后，瞿家所谓书香世家的境况日趋破落。一家六七口人靠典卖家中的书画、图章、古玩、衣服、家具及赊欠度日。后来连房租也付不起，不得不迁入城西瞿氏宗祠居住。每逢年节，讨债者接踵而来，辞色严峻，母亲金衡玉只好委曲求情。债主走后，她回到内室痛哭不止。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女，她起了自杀之念。1916年年关将近，四邻都欢乐地准备年货，而瞿家竟灶冷甑尘，一无所有。她让瞿秋白去无锡表姐夫秦铭耐家看望，自己于正月初五日夜和酒吞食火柴头自杀身死，遗留给子女们的是厚可盈寸的账单。瞿秋白奔丧归来，典卖借贷，购得棺木，草草将母亲入殓。不久，一家星散，东西飘零。

母亲自杀，家人星散，对瞿秋白一生影响极大。郑振铎回忆说： “秋白的早年，因为家庭环境的恶劣，心情是十分灰暗的，懂得 ‘人情世故’ 也非常早。”①瞿秋白自己也说： “悲惨的环境，……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 ‘畸零之人’ ”②。“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③

1916年春，瞿秋白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任教。同年秋天，他告别了故乡常州，溯江而上，到达武汉，找到堂兄瞿纯白。纯白比秋白大10岁，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南洋万言学堂、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教员，这时任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 (同时兼外交部译事) ，临时驻武汉办事。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投考武昌外国语专修学校，学习英语。外语学校师资缺乏，教学条件很差，满足不了瞿秋白渴求知识的愿望，加上“饭碗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于是，他离开武汉到黄陂去找姑父周家。瞿周两家是两代姻亲，瞿秋白的二姑母嫁给周家，生子周均量。均量又娶瞿世珪的五女兰冰为妻。在周家，瞿秋白唯一的爱好是读书;老庄、前四史、资治通鉴等书，他尤其爱读。周均量对于诗词颇有研究，在他的指导下，瞿秋白对诗词的研究更深一步。两人时常议论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同时津津乐道佛学经典。

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大关。人生极苦，涅槃最乐 (最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 ，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入世以来，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对佛学产生了一种探索的兴趣。他这时读过《成唯识论》、《大知度论》两部佛经。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他研讨佛学，试图用它来解决人生问题。然而，人生这个大罗网，眼前还无法逃脱，只有在佛学禅语中，他才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

武汉、黄陂之行，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瞿秋白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却“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①

(二)

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纯白到达北京。他本来是要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堂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秋白入学。他让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用。闲居期间，他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的课。但这究竟不是长远之计。

升学无钱，生活无着，在经济上并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赋闲，这种近于穷极无聊的日子，实在难过。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学习。俄文专修馆，原为东三省铁路学堂，1912年改称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免费招生，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瞿秋白属于第二届甲班。他最用功，成绩也最好，每考必列第一、二名; 作文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晓①。瞿秋白除按校中规定完成课业外，他还坚持自修英文、法文，阅读哲学、社会科学书籍。虽然只有粗茶淡饭，冬天以夹衣蔽体，生活十分清苦。但是，瞿秋白每晚夜读往往到翌日凌晨二三点钟。身体积弱，不久，便染上了肺病。

1917年夏，张勋拥兵进入北京，请出逊清小皇帝溥仪演了一出复辟丑剧。为躲避兵祸，纯白让秋白护送家眷到武汉;一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北京。这时的中国几乎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天下。段政权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北京城里的新贵们欺侮和压迫平民百姓之残酷，比起前清的酷吏们毫不逊色。在社会恶象的刺激下，瞿秋白的人生观，由原来的“避世观”发展为“厌世观”。“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 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②

瞿秋白重视今文经学的思想，渊源于清末的启蒙运动。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擅长于以经学作为载道之具。他们借今文经学这种讲“变”、讲“微言大义”的、比较灵活的说经形式来呼吁革新。这样，在百病丛生的封建末世，一向迎合时政的今文经学走上了讥切时弊的道路。康有为集今文经学之大成，汲取了今文经学“因革损益”、“因时制宜”的“变”的哲学，揉合了“三统”、“三世”学说，主张变法维新，赢得很大的社会声誉。瞿秋白中学时代嗜读康氏大弟子梁启超的著作。他的思想显然受今文经学派启蒙思想家的这种革旧布新、去恶改良思潮的影响。

佛学禅宗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启发过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他为禅学哲理思辨的奥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他要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所谓“菩萨行”，不过是大乘佛教所说的大话狂话。它藐视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称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要度尽一切有情 (所有动物) 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对于佛学的这种说教，瞿秋白从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把它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规范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为自我行动的准则。他的心境意绪是悲凉凄苦的，但是却不放弃自立和救世的信念，虽然这种信念是建筑在“文化救国”等永远无法实现的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后来，瞿秋白的思想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他早年的“普度众生”的某些良好愿望，也溶入了共产主义者的大公无私之中。

瞿秋白“研究国故”，论经谈禅，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就是渴求以文化的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和民主两面启蒙大旗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潮流。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视“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 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希图孤立地解决精神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 1917年11月，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邻邦的亿万民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然饱受苦难贫穷，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年底，北洋军阀倾全力“讨伐”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的护国军政府;不久，西南军阀也排斥了孙中山，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中国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里寄宿吃饭。“当时喫的饭是我堂阿哥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 ‘人与人之关系’ 的疑问。”①可是，人生，社会的种种问题，从何处寻求满意的答案呢?

隆冬季节，连日大雪之后，接下来是霏霏小雪，下个不停，天空阴霾如铅样的沉重，令人倍感怅惘; 寒风掠过屋顶，在电线上刮出刺耳的啸声，街头行人稀疏，酒楼饭店的酒帘被风吹打得噼啪作响，徒增无尽的哀愁。瞿秋白走在北京街头，步履沉重，思绪却是翻腾不已。他无时不在追求人生社会问题的索解，然而只有这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的。

苦难深重的祖国，要求有作为的青年终归要走上革命的现实的道路，要求他认真地观察社会人生，深刻地揭露社会人生的罪恶，而不要让自己的心灵、想象躲到根本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的苦思冥想中去。

(三)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志士里，瞿秋白是其中的一员。他心头压抑着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爱国图存的反帝反封建的大火连接在一起，熊熊燃烧起来了。他“抱着不可思议的 ‘热烈’ 参与学生运动”①。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日，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评议部的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议员的产生以学校为单位，不论学校的人数多少，每校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被迫发表挽蔡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曾假意表示辞职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还下令镇压爱国学生。这就更加激起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组成北京学联的一个单位。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青年学生们在爱国救亡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有意见分歧。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在这个大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完全一致的。我们有辩论，有斗争，有说服，有打击，有协商。其中也显得出有 ‘封建性’的 ‘门户’ ，像在‘学生联合会’ 里，北京大学和高师就是两 ‘派’。”①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所在的学校，单位虽小，工作却很难开展，郑振铎说他自己“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 。”②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年轻人中间显得“少年老成”。郑振铎后来回忆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 ‘谋主’ ，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③

在北京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晚开会，会前不引人注意地溜进会场，会散后又悄然离去。瞿秋白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设法摆脱便衣警察的跟踪。

总罢课以后，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经常活跃在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6月3日上午，北京20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同学也一起参加。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群众，逮捕演讲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178人，瞿秋白也在其内，直到6月8日才被释放。

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却因此感到满足，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月17日，他在北京《晨报》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这是一篇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包含了坚强的爱国立场的文章，中心内容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瞿秋白知道，这要求当然是“所望太奢”①。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大众，指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拚命”②。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

7月下旬，山东省发生军阀马良屠杀爱国人民的“马良祸鲁”事件，引起全国人民对鲁案的声援，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瞿秋白参加了这次斗争。8月23日上午，他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合。下午3时，他与全体代表30余人一起到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呈递请愿书。徐世昌不见，派警察头目敷衍，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4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全体代表逮捕，拘入警厅。28日，又捕第二批请愿代表11人。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枪毙被捕代表，但在全国人民声讨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被捕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捕。由于劳累过度和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后竟至吐血，大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 “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

(四)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上，是一个新起点。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须改弦更张，寻求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瞿秋白说： “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 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 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②

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一样，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受的是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后来转向憧憬社会主义，然而是朦胧的。这一点，从瞿秋白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 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新社会》杂志的同人里边，瞿秋白的写作是很勤奋的，每一期几乎都有他的文章。他为《新社会》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里，他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压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①究竟怎样去适应世界的潮流?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当时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他们往往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的思想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铸之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他们错误地把思想改造当作社会政治变革的基础而提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 不懂得阶级斗争，不懂得革命，而把思想改造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是经过革命进行的) 机械地割裂开来。这种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色彩。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 (即以“君子”治“小人”的“君子小人主义”，或等级观念) 所造成的危害。针对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说教，他写道，请问： “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②这个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质问，显然是受到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影响。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 ‘德谟克拉西’ 主义。”①这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一致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知识，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这种影响还集中表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智识是脏物》里。

在《智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②。废除智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③。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解决社会政治、人民生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则是完全不对了。

瞿秋白满怀济世之念，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从上海烟厂每天作工16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人，以至江浙湖北农民的卖妻鬻子，他都想到了①。他特别注意到中国农民问题，指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指出青年自杀，在于他们对社会现实认识不足，而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他对于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同情，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足取的。瞿秋白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锻炼自己，经受战斗的考验; 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③自信自强，开朗乐观，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的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的。

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也找到了他自己认为似乎满意的答案。他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源于“某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等等。在这里，瞿秋白把抽象的“人类之爱”搁在一边，而将主宰旧社会的官吏、资本家等作为社会罪恶之源加以鞭挞，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这样，瞿秋白对道德观的论证，就从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旧世界的诛伐，从而使他的道德观有了某些辩证唯物的因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4月以后，《新社会》第17、18、19号，连续刊出《劳动专号》，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罢工斗争，研究中国的劳动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发表了《谁的利器》、《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①。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②，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深受托尔斯泰主义影响的瞿秋白，这时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③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④。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根本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尊荣’ 和 ‘精神的财产’ ”⑤。这是瞿秋白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救国论的否定和批判。

1920年5月，《新社会》被北洋政府查禁。同年8月，《人道》继起创刊，由基督教青年会给予资助，编辑工作仍由《新社会》原班人马负责。但是，比起《新社会》，《人道》是一个后退，创刊号的基调是宣扬超阶级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瞿秋白在《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会》没有发表完的散文诗《心的声音· (五)远! 》。这首诗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悒郁，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人道》固然是软弱的，但是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却无法存在。在反动政府的压迫下，青年会不再提供经费，《人道》只出版了创刊号，便停刊了。

(五)

1920年9月，瞿秋白应《晨报》之聘，决定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去苏俄考察、采访。亲友们有人以为，瞿秋白以病弱之躯赴俄，无异“自趋绝地”①，极力劝阻。瞿秋白决心已定，毅然表示“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②; “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③。

10月16日，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一行离京赴津，略事停留，辞别张太雷及亲友，于18日登车离津，踏上漫长的旅程。从天津到哈尔滨，一路上的种种景象对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虽然东三省与关内地域相连，山水相接，同是中华民国的版图，但却是“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①由于苏俄谢苗诺夫的白匪部队横梗在满洲里、赤塔之间，战争激烈，交通阻断，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停留50多天。瞿秋白利用这段时间，考察了哈尔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结论是：号称“东方莫斯科”的这个国际城市，真好象中国社会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在哈俄人的纪念会，他第一次听唱《国际歌》，感到“声浪雄壮得很”②。会间，他同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俄共党员谈了话。12月10日，离哈西北行，13日抵满洲里，16日穿越中俄国境，18日抵达苏俄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在此停留半个月，瞿秋白和俞颂华先后访问了共和国总理兼处长、交通总长、粮食总长等要人。赤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给瞿秋白许多书刊，使他了解了俄国共产党的理论。用这个理论去分析社会生活中千姿万态的变象，有时会觉得枯燥无味，然而一旦达于极处，便会豁然开朗，顿然觉悟。这时，他已经接近了这样的认识水准：“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③从枯寂的冥思苦索，步入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认识到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 只有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真知，摒弃教条式的理论束缚。这对于刚踏入社会主义俄国大门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开端。这时，他更感到此次赴俄的意义： “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①这位青年学子，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一行抵达莫斯科。

在旅居俄国的两年里，瞿秋白进行了大量的考察、采访和写作。他访问、了解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领袖、人民委员、老人、儿童，也接触、了解过革命前的地主、投机商、没落贵族和妓女等各种人物，了解了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状况。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深入思考，联系实际，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两年里，他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二本散文著作，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开创时期的优秀作品。它既是作者心弦的乐谱，又是社会的画稿。作者富有诗人的气质，常常用浓郁的诗情语言，表现他的深刻的思想哲理。他还写了《俄国文学史》和《俄国革命论》，叙述俄国文学发展的历程，论述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俄期间，瞿秋白还写了几十篇通讯，分别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单是在《晨报》上刊登的即约有40篇、16万字 (邮寄中遗失20余篇)。其中《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苏俄经济改造之新气象》、《苏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劳农政府治下之教育》、《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劳农国家之经济前途》等文，对苏俄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报道。这对于中国人了解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除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恶意诽谤所造成的误解，促使人们的觉醒，都有很大的作用。

苏俄这时仍在初创时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帝国主义干涉和内战造成的贫困和饥荒，资产阶级的捣乱，知识分子中的抱怨，农民中的怀疑甚至反抗，市民的宗教狂热，政府中的官僚主义，官员中的贪污受贿，等等。如何看这种缺陷和弊病呢?瞿秋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他没有因为向往十月革命和信仰社会主义，而把苏俄写成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他报道给人们的是苏俄的人间的、现实的共产主义，从而是可信的、可以实现的新的社会制度。他指出，实行共产主义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中国人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①

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艰苦。瞿秋白本来身体很弱，到莫斯科不久，1921年3月间就病了。7月，经医生诊断患的是肺结核，病卧了一个月，至8月初仍然吐血。到了9月，“夜夜虚汗，咳嗽吐血”②。俄国友人们力劝瞿秋白回国。他自己也觉得“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于是写信给在柏林的俞颂华，表示“要归国”③。后来，他感到重任在身，“不能不工作; 要工作”，便打消回国的念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1921年5月，张太雷到莫斯科，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转为正式党员，并从这时开始担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俄文教员，兼作政治理论课的译员。当时在中国班学习的有刘少奇、罗觉 (亦农) 、彭述之、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人。

瞿秋白对于考察和研究俄罗斯文化，极为重视。革命后的苏俄文化，处在新旧更替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苏俄党和政府，在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同时，也珍视和保护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瞿秋白看到莫斯科大剧院等“一切美妙的庄丽的建筑艺术都保存完好”①，即或“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政治上的危险性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什么妨碍，有时亦能稍得辅助”②。他感到十分欣慰。10月间，他应托尔斯泰孙女苏菲亚的邀请，到清田村访问托氏邸宅，参观了托尔斯泰陈列馆。参观完后，瞿秋白著文说： “清田村一游，令人畅心满意，托尔斯泰——世界的伟大文学家，遗迹芳馨。”③无产阶级不是绝对排斥而是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于人类的文化遗产。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有现实的宇宙。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保持发展人类文化。④”

在苏俄期间，瞿秋白数次见到列宁。1921年6、7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11月莫斯科第三电力工厂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会，列宁都到会并发表演说。瞿秋白后来在《赤都心史》中辟专题生动地记述了这两次盛大的场面，对无产阶级领袖倾注了崇高的敬意。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瞿秋白和王尽美、邓恩铭、任弼时、罗亦农等人出席了会议。列宁被推选为会议的名誉主席，但他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会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询问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可能性。

瞿秋白是从莫斯科郊区的高山疗养院带病暂时离院，参加这次远东会议的。医生说他的一叶肺已经溃烂，只能维持二三年。远东会议期间，他扶病担任繁重的翻译工作，终于累倒。2月7日，因血痰又现，于高烧“模糊梦寐中”，被人由彼得堡“运到莫斯科”①，复入高山疗养院。直到4月间，才离开疗养院。在病榻上，他仍旧奋笔著述。从2月9日到3月下旬，先后撰写《彼得之城》、《俄雪》、《美人之声》、《阿弥陀佛》、《新村》、《海》、《尧子河》、《新的现实》、《生活》等文。重病缠身，但他的头脑仍在不停的思索。3月1日，他在《新村》中，对于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促进“无产的工人与小资的农民间之协进”，表示称赞，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②。他身在异邦，心却飞回了祖国。他反复思考着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特点及其局限，深感“中国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对社会现象向来是漠然的”①，以致于青年的思想竟是“如此简单”：“不是这个，就一定是那个”，而“社会现象可不是如此简单! ”青年们“当再进一步看看现实”，“先知道中国 ‘是什么?’然后说 ‘怎么样?’ ……至于‘我们’ ‘要什么?’ 且放在最后再说。”因为“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②。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基本上取代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标志着瞿秋白世界观的转变。

两年中，瞿秋白在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洪流里，时时不忘自我改造，严格地、深入地解剖自己，勇于否定旧我，追求真理，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在《我》中自信地宣告：

“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③。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在彼得堡 (后移于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和确定统一战线方针，并专门讨论了东方问题。陈独秀、刘仁静前来出席大会，瞿秋白也参加了大会并担任陈独秀等人的译员。大会闭幕后，12月21日，由于中国国内斗争的需要，瞿秋白离开莫斯科，沿西伯利亚铁路回国。

(六)

1923年1月13日，24岁的瞿秋白返抵北京。离别了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眼印象：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 “中国政府原来是 ‘率兽食人’ 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①回国三天后，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他以前不曾也不可能提出的救国之方： “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②

瞿秋白住在北京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北京政府欲聘他在外交部任职，月薪200元。瞿秋白拒绝了这份差事，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发生后，又迁回上海。瞿秋白后来也离京到上海，并接受中央委托，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同时主编党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编辑《向导》③，并为这些刊物著文。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在这期“共产国际号”的15篇译著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理论文章6篇，及创作歌曲《赤潮曲》和《国际歌》译词等2首。稍后出版的《前锋》创刊号，在10篇文章中，瞿秋白写有3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在《向导》上，瞿秋白写的评论文章很多。同时，他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为上述刊物及其它报刊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200多篇、100多万字; 这是他的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他精辟的、富有远见的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 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都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人，决不过分。

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指导下，从1922年夏秋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加快了步骤。瞿秋白回国后，立即投入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4月25日，他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中写道： “孙中山氏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①。

6月，瞿秋白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而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册。瞿秋白在会前参加超草了党纲草案。会间，他积极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左”的谬误。在关于国共合作策略问题上，瞿秋白又与陈独秀的意见不同。陈独秀虽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赞成国共合作，但他从“二次革命论”出发，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忽视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忽视农民阶级的作用，并据此对于瞿秋白起草的三大党纲草案作了不正确的修改。瞿、陈的分歧，明显地表现在联袂问世的《新青年》季刊和《前锋》的发刊词中。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宣告：“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①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则声明： “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表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

6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三大的决议。7月，经李大钊推荐，瞿秋白到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上海大学工作。8月，瞿秋白到南京，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和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会后即返沪筹办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校长于右任赞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打算把上海大学纳入国民党的政治轨道，但苦于没有办学经验，因此寄厚望于共产党人。经李大钊推荐，邓中夏来校任总务长，瞿秋白任学务长，共同襄助办学。瞿后来改任社会学系主任、评议会(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后改为行政委员会)委员。他表示 “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努力把上海大学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①。并为学校规划了一幅未来的壮观的蓝图：要设立社会科学院，文艺院。分置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哲学系，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等等。要求学生具有基础的知识，扎实的功力，熟练掌握语言工具，如第一、第二外语、古文字和考据方法，等等。提倡学生组织社团和研究会，自由发表意见，活跃学术空气，使学术研究与认识社会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强调指出，上海大学应具有时代性、革命性，以担负改造社会的重任。瞿秋白锐意经营社会学系，使之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成为革命力量最强最活跃的阵地。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都曾在此任教。瞿秋白先后为上海大学及其所组织的夏令讲学会开设了《现代社会哲学》、《现代社会学》、《现代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概论》、《新经济政策》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他向学生们讲授了几乎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武装了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迅速地走上了社会政治斗争的舞台，成为江南地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别应当指出，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括》以及稍后所写《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开创中国无产阶级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为了促进实现和正确地指导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瞿秋白从9月至11月，先后写了《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等文，根据列宁的思想，阐明共产主义者主张支持一切革命运动，他们既不隐瞒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又提出和解决民权主义即民主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不仅必须参加民主革命，而且应当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并在斗争中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指出，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功绩卓著，同时存在许多弱点，应当改造。他还说，共产党员“应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①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中共许多重要活动家参加了改组工作。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瞿秋白也在这时离开上海赶赴广州。1923年底，李大钊经由上海会见陈独秀到达广州，与先期抵粤的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瞿秋白这时住在鲍罗廷的东山百子路公馆，担任鲍的助手和翻译。鲍经常邀李大钊等中共党人到此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讨论。参加上海讨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廖、汪、胡、瞿进行了长达15个小时的讨论。瞿秋白应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中共关于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大约就在参加上海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的期间，1924年1月初，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随后，又赶赴广州。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按国民党当时情况，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

1924年7月11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中央政治会议) ，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 (原为谭平山，7月16日谭辞职，由瞿递补)、邵元冲、伍朝枢，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多次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讨论设立军校统一训练处、设立大本营政治训练团和北伐等重大军政问题。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还要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指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担任上海大学的教学行政工作，以及上海《民国日报》的编撰工作。他先后为《民国日报》写《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五一节之四十年》、《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号召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公敌——帝国主义和军阀，争回民族主权，争得国民民权。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政，革命者应当告诉民众： “每次逮捕一个反抗军阀与列强的奋斗者，可以产生几百万个新的革命家;而肖 (耀南) 、吴(佩孚) 的牺牲品——监狱里的绞场上的志士都是革命的母亲”①，国民革命终将胜利。

(七)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代表腐朽的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革命联合战线，反对实行新三民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事先征得蒋介石等赞同，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①紧接着，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孙中山，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②北京、广州的一些报刊，如《民生周报》 (京) 、《民权旬报》 (粤) 、《民国日报》 (粤)，也出现了 “清党”的叫嚣。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喋喋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③。

当时，瞿秋白正在上海料理妻子王剑虹的丧事。他与王剑虹结婚后，虽因工作繁忙，加之王剑虹的早逝，使他疲惫悲痛不已。但是，广州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 (一致行动) 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①。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 “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②这两个草案在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 “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③右派的反共弹劾案，以其失败而告结束。

但是，右派势力没有因暂时受挫而停止其反共活动。在上海大学，右派的进攻仍然很猖狂。上大的三个主要系科的负责人分别是：共产党人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无党派人士陈望道任中文学系主任，国民党右派分子何世桢任英文学系主任。这三个人实际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国民党右派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之间的斗争，随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增长愈加尖锐了。中共上海大学支部，是在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的。1924年9月，瞿秋白从广州回到上海，向上大的中共党员做了几次报告，指出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必然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右派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同右派的斗争不可避免。

9月3日，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和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为了反对军阀政权，北京、上海等地率先开展了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共的指导下，上海各界于10月10日召开纪念国庆国民大会。会前，上大党小组会议听取全国学生总会负责人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和右派企图利用大会打击革命力量的阴谋。瞿秋白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后，指出应密切注视右派的活动，准备进行斗争①。

10月10日，国民大会在苏州河北岸天后宫举行。大会主席、国民党右派喻育之标榜大会“本良心之主张，不为党派所利用”，然后由一个右派分子登台大放厥词，说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拥护正义”，“应该帮助卢永祥作战”。与会群众纷起指责、质问。右派即指使事先布置的地痞流氓寻衅打人。上大的纠察队员上前阻拦，也遭到殴打。全国学生总会主任郭寿华上台要求喻育之维持会场秩序，制止暴徒行凶，并高声说：“今天的国民大会，就是要打倒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立即得到群众响应。喻育之反诬群众“扰乱会场”，制止郭寿华讲话。国民党右派童理璋指挥暴徒殴打郭寿华。上大学生、共产党员黄仁等上前制止，被暴徒从七尺高台上推落台下又遭毒打，随即被警察囚禁。上大学生杨之华等和群众一起，把黄仁抢救出来时，他已气息奄奄，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已无法挽救。深夜，杨之华守护在黄仁身边，待瞿秋白来看时，黄仁已经昏迷。第二天黎明，气绝身死。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行动委员会，领导群众声讨右派的暴行，反击右派的进攻。上海大学师生连续通电全国，指出黄仁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为党义而死，为谋我全人民之利益而死”①。通电呼吁：“望我同胞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下猛烈之总攻击。”②不久，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上大师生到江边欢迎，归途校旗被法租界巡捕夺走，后经交涉，始被送回。帝国主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惊呼：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校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③上海大学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惊恐，他们在12月派巡捕公开搜查上大，同时搜查了瞿秋白在慕尔鸣路彬兴里306号寓所。包探没有捉到瞿秋白，便把书籍付之一炬。上大的各种书籍也被搜去300余册，一并销毁。

瞿秋白被迫转入地下，隐居在先施公司一位职员孙瑞贤家——北四川路底兴业里1号三层的阁楼上，继续领导行动委员会坚持斗争。他得知书籍被焚的消息后，说：书可以烧掉，思想却是烧不掉的! 他虽已不能公开地到上大讲课，但仍经常在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指导上大的革命活动。上大社会学系学生、学生会负责人杨之华奉党的指示，负责与瞿秋白联系。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们互相了解和爱慕，于1924年11月间结婚。不久，由于瞿秋白被通缉，杨之华也离开上大，深入上海各纺纱厂等，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

(八)

1925年1月，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会明确提出党和工人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规定了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扩大左派，指责右派的反革命事实，批评中派的游移态度，指出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等等。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并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一起组成中共中央局，负责中央领导工作。

从2月开始，上海、青岛纱厂工人接连举行反对日本资本家的罢工运动。2月间，瞿秋白连续写了《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 》、《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民族的劳资斗争》、《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等四篇文章，明确指出国民党右派的政策对工人运动所起的破坏作用，国民革命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工人阶级能否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否使劳资斗争转变为为中国争独立、为民族争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国民党右派以反对“赤化”为名，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说明他们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佣仆。”①

在瞿秋白参予指导下，上海大学中共组织派出了邓中夏、郭伯和、杨之华等到沪西工人俱乐部，协助刘华领导罢工斗争，使罢工取得部分胜利。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瞿秋白同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道，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连续著文，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这个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活动，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4、5月间，瞿秋白在《向导》、《中国工人》上，连续写了八篇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治压迫，号召上海市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指出工人阶级“已经自觉的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②。

5月上旬，上海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连续发动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伤10余人。28日，青岛纱厂日本资本家勾结奉系军阀枪杀罢工工人，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政治斗争。5月30日，上海大学等各校学生上街散发传单、讲演，进行反帝宣传。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13人，其中有上大学生何秉彝;伤数十人;被捕20多人，其中有瞿秋白胞弟瞿景白 (也是上大学生)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这时，瞿秋白迁至宝山路顺泰里12号居住。杨之华参加了5月30日的宣传活动，目睹了现场屠杀，立即返回家中报告。瞿秋白强忍着愤怒说：“这是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罪恶挑衅，他们想用屠杀革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必须扩大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帝国主义的进攻!”①31日清晨，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和瞿秋白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 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阶层，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并从中宣部、上海《民国日报》抽调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织编辑委员会。

6月4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前几期的报头题字，是瞿秋白题写的。他的工作是很紧张的，要参加中央和地方党的会议，为中央起草文件，向党团积极分子作报告，有时还秘密参加群众大会，但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办报上，秘密来往于中共中央机关和编辑部以及寓所之间。报社设在闸北浙江路底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房间狭小，陈设简单，灯光昏暗。瞿秋白带病，冒着炎热和其他同志挥汗工作，写社论、编新闻、看大样，样样都干。为了使报纸的言论主张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他特别重视联系群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并十分注意文字通俗，尽量用方言、口语，篇幅力求简短。因此《热血日报》很受工人读者和广大市民的欢迎。

瞿秋白在《热血日报》(共24期)上写了数十篇文章，包括发刊词、社论及大量短文，多的2000字，少的200字，差不多平均每期刊出两篇。《热血日报》的战斗性很强，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新右派对于革命运动的破坏。它以其战斗鼓动性、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获得了广大的读者。报纸出版至第10期，销数即达3万份，投稿来信或亲到报社接洽者，每天达100多人。远如江西、青岛等地的读者，也投书寄稿。《热血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它是真正的属于人民、属于战斗者的。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是容不得这一张革命的、反帝的报纸存在的。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于6月23日开市后四天，即6月27日，《热血日报》被封禁。

“五卅”运动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右转。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所显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国共产党所显示的杰出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势力感到恐惧，他们形成为新的右派势力，和大资产阶级一起来阻挠革命的深入发展。于是在这年8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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