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沙文汉人物传,沙文汉生平事迹,沙文汉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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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沙文汉人物传,沙文汉生平事迹,沙文汉评价

沙文汉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过宁波和上海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曾任中共奉化区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团江苏省委工人部部长。二十年代末去苏联留学，三十年代前期又流亡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回国后积极参与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和重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等职。解放以后，主要在浙江省担任党政领导工作，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起任浙江省省长。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在杭州含冤病故，一九八二年彻底平反昭雪。

(一)

沙文汉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又名陈元阳、陈叔温、张登等。一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大咸乡(今塘溪乡) 沙村。祖父沙忠禧，有田三十余亩，竹木山六、七块，瓦房七间。文汉出生时祖父巳病故，家道逐渐中落。父亲沙孝能，业中医，体弱多病。文汉七岁丧父，兄弟五人由母亲陈龄辛勤抚育，家中生计艰难。在五兄弟中，沙文汉居三;大哥沙孟海，著名书法家; 二哥沙文求，广州暴动后牺牲的烈士; 四弟沙方威(又名史永)和五弟沙季同，均为共产党员，五弟一九四二年已在延安病逝。

沙文汉六岁进本村梅溪小学，课余即帮助家中做杂活，读了四年就辍学种田。这时，他家中负债累累，每到年关逼债者盈门，母亲无法应付，时常叹气垂泪。这种愁苦的情景，给天真幼稚的沙文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到世道不公，金钱的势力太可恶，心中愤愤不平。

沙文汉受父亲和大哥的影响，自幼爱读古诗文，尤其爱读史书和古典小说，如《史记》、《左传》、《水浒》、《三国演义》等。他对屈原、司马迁等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非常崇敬，对民间传说中的侠义人物也很景仰;而对那些横行乡里、欺凌弱小的土豪劣绅和流氓恶棍，则比作历史上奸佞邪恶之徒，十分仇视。十二岁那年，他立志要做一个抑强扶弱、除暴救世的英杰，为此写了《言志》一文，送请小学老师批阅;老师大加赞赏，并对他母亲说： “此儿非凡”①。

五四运动对少年沙文汉也有一定影响。那年，宁波城里的一些学生，组成宣传队到乡下来演讲，发传单，揭露外国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这些宣传使沙文汉感到触目惊心，诱发了他的爱国思想。

在将近五年的农夫生涯中，沙文汉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更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为了实现除暴救世的志愿，他渴望到外边去见世面、学本领。十五岁那年，他二哥沙文求已入宁波效实中学读书，力主文汉也去宁波学习新知识。母亲变卖了部分田产，又得大哥孟海 (已当教师) 的资助，沙文汉得以继续求学。

一九二二年夏，沙文汉离开山村，考进了不收学费的宁波第四师范，半年后又转学到甲种商业学校。他勤奋学习文化知识，课余爱好习字作画，并注意锻炼体魄和毅力。他与一般同学都能友好相处，但有少数富家子弟仗势欺人，讥讽他是乡下来的“小黑炭”，使他很生气，忍不住要动手反击，为此受到老师的批评。二哥文求劝告他，胸有大志的人不应为小事动怒。他承认自己的火气太大，决心改掉这个毛病。有几次火气上升实在压不住，他就躲到厕所里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面壁而立，等火气渐平再跑出来，如此反复锻炼，逐步养成了能够“纳火” (宁波方言，意即制怒) 的习惯，遇事不冲动，能冷静思考。

当时，中国共产党巳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结成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一九二四年初，宁波城里也秘密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党办的《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刊物，已在进步师生中广为流传。在二哥的帮助下，沙文汉成为这些革命刊物的热心读者。经过认真阅读和思索，他逐渐懂得人世间的不平，根源在于阶级的不平等，只有推翻国内外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劳动人民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此后，他留心寻找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认为既要革命，就应该参加这个最革命的党。

一九二五年四月，沙文汉由甲商同学倪毓水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上海地委派到宁波指导学生运动的贺威圣，主持了沙文汉的入党宣誓仪式。从这时开始，他“原先的英雄改造世界的观念，就慢慢地改变了，觉得英雄不是个人，而应是群众。”①

沙文汉入党不久，上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宁波学生迅速响应，全市各中学一律罢课，并组织了宁波学生联合会。沙文汉革命热情高涨，带头参加爱国运动。这时他二哥已去上海大学读书，四弟文威在宁波四中上学。他们兄弟数人在反帝运动中相互激励，共同前进。沙文汉经常带领同学参加示威游行和纪念大会，发动同学进行街头宣传，募款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总罢工，组织同学检查抵制英货日货，並揭露军阀奸商及国家主义派分子对反帝运动的破坏，等等。

五卅运动后，宁波士绅勾结军阀官僚压迫革命活动。为了便于工作，沙文汉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国民党，耐心细致地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二)

一九二六年夏，沙文汉在宁波甲种商业学校毕业，主动要求中共宁波地委派他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在此以前，他大哥曾托人在青岛明华银行替他找了一个“金饭碗”，但他谢绝了这份美差，不去银行当职员，宁愿到乡下过艰苦的生活。这是他入党后，决心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开端。

当时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在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各地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全国处在大革命的热潮中。沙文求已在沙村农民中活动了半年，发起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了沙村第一个党支部。以后，经中共宁波地委批准，沙文求去革命策源地广州学习，由沙文汉继任沙村党支部书记，领导本乡的农民运动。

沙文汉深入群众，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一，反对官府横征暴敛;二，破除封建迷信;三，抵制和打击恶棍流氓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四，发动更多的农民加入农民协会，把农民协会从沙村扩展到整个大咸乡，增强斗争力量①。

同年十月中旬，军阀孙传芳属下的浙江省省长夏超倒戈，归附北伐军，被孙传芳发兵打败。孙部进占杭州，对革命群众运动严加镇压，中共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惨遭杀害。沙文汉不得已暂时避往镇海一个朋友家，月余始返回，继续农运工作。这时年轻的沙文汉开始感到革命斗争的曲折艰难，十二月间他写信给二哥文求，附去七言诗一首：

要路多从险处争;

一波未平一波生，

几时曾见大江平!

百折千回流到海。

诗中抒发了他坚持革命不回头的豪情壮志。沙文求极为赞赏，将此诗抄寄给沙孟海说： “他的深思远虑的气概，于此可见一斑。”

正在革命运动蓬勃高涨之际，占领江浙地区不久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突然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在宁波，蒋介石的爪牙于四月九日就动手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捣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封闭总工会和学生会等革命团体，并在农村封闭农民协会。沙文汉亦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

四月十一日，沙文汉在宁波城里同地委领导人讨论如何对付农村的反动豪绅问题。城里的风声很紧，会议一结束，他立即下乡，刚走出城门就被国民党哨兵拦住盘问。幸好他扮成小贩模样，托言下乡贩货，哨兵查不出什么，才给他放行。他奔回沙村，分头通知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暂时离家隐蔽。他自己也转移到上海避难。这时有一个姓施的劣绅，勾结地方军警和披着袈裟的大地主，向农会发动进攻。他们首先打进设在邹溪庙的大咸乡农会会所，把驻会工作未及撤离的沙季同捕去，接着又冲进沙林，捣毁了沙文汉的老家。反动劣绅派人威胁沙母说： “如不交出沙文汉，就杀掉老五沙季同! ”沙母很坚强，答称： “我有五个儿子，他杀掉我一个，还有四个会跟他拼命，看他敢不敢，”①后经人说情，才把沙季同释放。在风声鹤唳中，沙母巳无法在家乡安居，只得把山上的树木卖掉，带领全家老小避往上海，苦度颠沛流离的生活。过了很久，一家人才返回故乡。

对于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反革命派，沙文汉愤恨到极点。他说： “他们昨天还讲革命，今天就镇压群众了。天下之不义与无耻，我觉得再没有象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的了! ”②他没有悲观，没有动摇，只有愤怒与反抗。不久，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家乡，跟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拚搏。

(三)

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沙文汉遵照中共浙江省委的通知，重返宁波工作，担任中共宁波市监察委员，兼管东乡的农民运动。随后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的指示，于十一月初制订了《浙东暴动计划》，提出暴动目标——夺取浙东要地政权，开始土地革命;规定暴动的区域和各地指挥机构以及进行步骤等等。奉化忠义区和鄞县大咸乡被列为暴动重点，并于十一月下旬成立中共奉化区委，派沙文汉为区委书记，卓兰芳为省委特派员，指导奉化暴动①。沙文汉接到命令，连夜潜回故乡。他和卓兰芳分头收集和整理旧部，恢复各村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重建农民武装，准备年关暴动。由于国民党军警和土豪劣绅严密控制，沙文汉等冒着极大的危险，昼伏夜出，艰苦奋斗近两月，才组织了一千多农民，收集了二十多支短枪和几十支土枪，编成了农军，准备了标语、传单，预定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暴动日期及行动大纲②。

不料暴动消息泄露。一月三日那天，反动派先发制人，派军警突然冲进罗浦，破坏农会机关二处，捕去区委委员舒定山③和农民十人。暴动还没开始就遭到了挫折。

这时，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巳迁到宁波，省委书记夏曦等深恐鄞奉地区因遭受打击而停止暴动，接连写信催促提早发动，并派省委委员沈本厚到忠义区松岙督战①。卓兰芳、沙文汉明知力量不足，要占领奉化城很不容易，但省委坚持认为： “群众与枪械，只要暴动起来都可有办法的。”②沙文汉等只得遵照省委的指示办理。一月八日晚上，区委在松岙召开会议，通过了行动大纲，决定次日发动农军骨干和松岙全体党员，先解决驻在马头村的省防军(有二三十支枪) ，同时发动鄞县大咸乡的沙村、周村、罗浦和奉化忠义区的湖头渡、五百岙、松岙、马头、即象山港沿岸一带各村的农民群众一齐动作，夺取奉化县城③。

一月九日上午，卓兰芳、沙文汉派人把行动大纲分头送往各村党支部，可是大咸乡三个支部和奉化马头村支部负责人均找不到。晚上在松岙开会仅到二十余人，只占应到人数的一半。大家感到力量太小，不能突然行动，决定第二天下午先把松岙附近几个小村的群众发动起来，多收集些武器，然后到松岙汇合，举行暴动。

一月十日下午，农军干部卓阿德带领农军二十余人，在湖头渡一带率先起事。他们手拿长矛、大刀和土枪，扛着红旗，臂缠红布袖章，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从湖头渡到罗浦、五百岙巡行了一圈，沿途批斗豪绅，烧毁他们的田契和房屋，砸了宗祠和寺庙。可是其它各村农民都没有发动起来。这时谣传四起，说城里已派出大批军队到海边来镇压，因而人心惶惶，群众纷纷走避。至此，暴动计划完全落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止暴动，农民武装分散隐蔽。省委和区委的领导人也分头撤出敌人的封锁线①。沙文汉在松岙附近的山上被围了几天，幸得两位农民帮助，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摸到海边，乘小舟出象山港至镇海，借宿在一个中学同学家里，然后从镇海秘密登轮，得以脱险到上海。国民党反革命派再次悬赏缉拿沙文汉，並到沙村搜捕，幸家人早巳逃散，未遭毒手②。

奉化暴动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左”倾盲动的产物。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一九二九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 (驻莫斯科) ，曾接见沙文汉，谈到奉化暴动的失败，他自我批评说： “这是一次典型的盲动主义，我要负责。”③沙文汉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而“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群众的条件和浙江的革命形势……实际上我们是只应组织农民打游击战争，而不应企图大规模的暴动。”④

沙文汉后来回顾总结他参加领导奉化暴动时的思想情绪说： “当时我总觉得我可以死，但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的地主资本家决不可让他们活着舒舒服服地来剥削与压迫工农! ”他分析这种感情冲动和盲目行动，“是在革命失败下，对敌人最残酷的阶级进攻发生强烈的报复心为基础，再加上 ‘八七’会议以后，以极左的观点来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产生的”。他还说： “我们一股脑儿只想给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尝尝我们的味道，把统治权从他们手里夺过来……我们连对失败的可能都没有去考虑过，所顾虑的至多只有怕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怕不能如期完成省委所给的任务。”①

(四)

一九二八年一月，沙文汉自奉化撤到上海，又考进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但他很少去上课，只是作为一种身份掩护。这个书院里大部分是日本人，中国学生也不少，其中还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沙文汉名义上是大学生，实际上秘密担任上海法南区(即法租界和南市区) 的共青团团委书记，一度还被派带宣传队去参加上海郊区奉贤县的庄行暴动②。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中共党、团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群众革命情绪低落。本来应该充分吸取血的教训，整顿自己的队伍，耐心地团结群众，稳扎稳打，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恢复和积蓄力量，相机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春，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中国革命尚在高涨中，革命即将成功，反对退却，要求坚持进攻，因此在城市工作中必然要表现出“左”的行动。遵照上级指示的精神，沙文汉当时在共青团的主要工作，就是布置和带领团员青年去冲锋。例如发动工厂和学校里的团员向群众演讲，公开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成立苏维埃，拥护苏联;鼓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等等。但这一切都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并无具体办法去领导群众斗争。而这样公开的宣传鼓动，自然会引起敌人的戒备，于是群众也不敢再来听讲了。不能去厂内校内演讲宣传，只得改变方式，利用工厂放工，厂门口马路上人多拥挤的时候，去进行突然的街头演讲和散发传单;或者利用各种纪念日，如五一、五卅、十月革命节，由赤色群众团体发起举行纪念会和游行示威，有时在闹市区举行“飞行集会”等等。在这些活动中，许多革命志士陆续被捕，沙文汉也几次险落敌手;但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或不值得，因为他思想上准备的就是被捕坐牢和牺牲。后来他回忆说： “似乎革命只要靠罢工罢课与开群众大会，靠同志们的勇气去冲锋就可以解决……在当时领导同志对我奖励之下，我更觉得自己的坚决勇敢与这一套公式化的冲锋主义工作办法，甚为满意，因而变得脑子反而不如从前会思考”①。

针对沙文汉“左”的思想情绪，二哥沙文求曾从广州来信给以热情的教育帮助。信中说： “雄大的胆量是可贵的，但不要以这一点为自满，应更求技术之精良，去贯彻和增进原有的胆量;更求知识之充实，使在行为上完全和一只猛兽有所区别。猛兽是很容易落阱的，最怯弱的人还是要笑它! ”②沙文求希望三弟有勇有谋，有胆有识，却不可象猛兽一样莽冲直撞。这封信，给沙文汉很大的启迪，他由此逐步认识到革命不能光靠冲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学习理论，讲究策略，改造作风，长期奋斗。

一九二九年初夏，上级领导派沙文汉到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任党团书记。六月间，他被选为该同盟代表，前往柏林参加世界青年反帝国主义大会。因交通梗阻，他不能如期赶到柏林开会，在途经莫斯科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把他留在苏联，分派他进少共国际主办的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五)

到苏联去留学是沙文汉多年的愿望。一九二九年七月，他欣然前往马列主义学院报到。在莫斯科将近一年的学习，为他打下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基础。他特别重视革命导师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经过刻苦研读，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性大为提高。

一九三○年四月，沙文汉在马列主义学院结业，成绩优良，学院领导准备送他进高级研究院深造，可是中共代表团要他回国工作。

一九三○年五月，沙文汉从苏联回到上海，共青团中央和江苏省委仍派他担任法南区团委书记。其时正值立三路线雷厉风行之际，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领导机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在上海则要发动全市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必然要遭到党内有一定政治经验的干部的怀疑或抵制。沙文汉也感到迷惑不解。在一次团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他主张先要加强团的组织力量，然后再发动总同盟罢工。他以法南区为例，指出当时全区只有三四十个团员，团的基础比他出国前巳大为削弱，而且保存下来的团员积极性都不高，无力发动和领导罢工，所以他提议法南区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团组织。他的正确意见却被领导上指责为“右倾保守”，在联席会议上争论了两天，直到他承认错误才罢休①。

沙文汉在法南区委工作了两个多月，“因为饿饭饿得太厉害，半个月中只吃了三餐，以致病倒，只好休息。”②当时党内经费很困难，他不愿向组织上申请津贴，“觉得这样才算是一个好党员”。八月间，他身体稍好，组织上调他到津浦、京沪等四路总工会去做青工部部长。他发现铁路工人中几乎没有青年工人，建议撤销青工部。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他被调到团江苏省委担任工人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部长，并参加总工会的党团。这一时期的工作，概括起来说，就是集中全部力量去冲厂，组织罢工。这时冲厂的目的，已不是发动经济斗争，而是发动政治罢工和暴动，直至夺取政权。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实际工作难于展开。沙文汉在上总党团会议上委婉地提出，当前应深入下层去组织群众，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他的意见立即遭到领导人的批驳，他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③。由于身心交瘁，至十二月间他患痢疾和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一伙窃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提出了更“左”的错误主张。对于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的上台，沙文汉在医院里一无所知。出院后他发现人事结构巳有很大变动，立即打报告给组织，要求分配工作。报告打了好几次，却迟迟没有回音。原来王明宗派小集团对沙文汉不信任，主要根据是因为他在莫斯科时不跟他们走。后由团江苏省委书记袁炳辉(后叛变) 证明沙不是“右派分子”或“立三分子”，王明才同意派团省委组织部部长胡大海 (工人、后叛变) 去找沙文汉谈话，酌情分配工作。沙文汉盼了一个多月，总算盼来了胡大海。胡决定派他到沪西区团委“帮助工作”，但不是区委委员，实际上是考察性质①。

沙文汉因怀疑立三路线，虽然挨过批，并未受处分，这次无端遭到王明一伙的歧视，内心觉得很难过。但他仍积极工作，接受组织上对他的考察。他在沪西“帮助工作”了几个月，团区委工作巳略具规模;随后又把他调到法南区团委，仍是帮助工作，也不是区委委员。到了十二月间，由于工作和生活上过分艰苦，加上营养不良，沙文汉患了严重的头晕病，不得不请假休息。一九三二年三月，淞沪抗战刚停息，沪东仍被日军控制着，团省委又派他到沪东区团委“帮助”工作。这时团省委新任组织部部长胡南生分管沪东区工作，发现沙文汉工作态度和作风都很好，决定调他到组织部当干事。沙文汉很兴奋，庆幸自己被考察已经“毕业”，此后大约不会被排斥了。五月间，他正在交接工作的时候，忽然旧病复发，时常昏过去，甚至晕倒在马路上，只好再度休息。胡南生为人尚称宽厚，鉴于沙文汉在上海生活无着，批准他去南京大哥家暂时养病，组织关系仍保留在胡南生手里②。

十多年后，沙文汉回顾这一段挨整的岁月忧心有余悸。他说： “起初对于组织要考察我，我虽有些难过，但倒还没有什么。后来在工作中慢慢地知道许多反支部派(指反王明小宗派)的同志，都受组织的冷遇或遭打击性的处罚，有的简直丢掉不管;这使我也寒心起来，认为组织对我也有宗派成见”。他认为四中全会后仍旧搞“飞行集会”等那一套极左的做法，很不妥当，“但我不敢正面提出意见，生怕闹出乱子来，连党籍都搞掉了。”他还说： “因为慑于自己党籍可能搞掉与当时家长式的领导，许多问题简直没有勇气去考虑它，把自己弄成了好象是一架没有头脑的工作机器! ”①这些肺腑之言，是对王明“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六)

一九三二年五月，沙文汉去南京养病。临行前夕，他的老战友陈修良置酒与他道别。陈修良因同样受到王明小集团的排斥，被停止工作，隐居在上海郊区一间小屋中，名为“蜗居”。沙文汉忙于革命斗争，已多年不写诗了，此夜正值雨声敲窗，百感交集，他应陈修良之请，即席赋诗一首留赠给她：“落寞应怜意境同，风尘何处盼重逢，三更雨打芭蕉绿，莫管明朝尽此盅。”题为《初夏之夜蜗居饮别》②。革命战士也有喜怒哀乐，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沙文汉无端挨整后哀而不伤的心情。

沙孟海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秘书，文汉在他家静养了一个多月，头晕病减轻了，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他在养病期间翻阅了一些古书，并练习书法和国画。他尤其喜欢画梅，十分赞赏梅花不畏严寒、刚健秀美的品格。他时常临摹各种梅花画谱，不仅为了排迁病中的寂寞，而且寄寓着要做一个坚强革命者的深意。

南京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受到反动派的严密控制。住在这样的险地，沙文汉自当格外小心，何况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并未撤销。他在大哥家里，几乎足不出户，生怕落入叛徒特务手里。从养病期间所写的一首《自勉》诗中，可以看出，他身处逆境，贫病交逼，但气不馁、志不衰的革命气概。诗云：

吾道无人识，频年独苦行，

贫遭街犬侮，病驴寒鸡鸣。

楚国虽三户，秦皇徒万兵，

勿云时未至，有志事方成①。

他不管世人(包括王明之流) 对他如何误解和歧视，坚持走革命道路;他根据历史的规律，相信“楚虽三户，亡秦为楚”，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必将被日益发展的人民力量所推翻，有志者事竟成，革命前途是光明的。

可是南京的政治环境毕竟太恶劣，他担心长期闲居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怕连累他的大哥，便决定异地休养。于是通过沙孟海的介绍，改名沙房山，前往安庆，在安徽教育厅当科员。二三个月后，在安庆老家养病的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余飞被敌人逮捕，向警察局供出了沙文汉的地址。警察局立刻派人搜捕，幸得同事帮助，他才逃出虎口，又扮作挑夫，乘江轮抵达上海②。十一月，沙文汉在上海与陈修良结成了生死相依的革命伴侣。

(七)

沙文汉回到上海后，急切要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但是，原先同他保持联系的胡南生，不幸已被捕牺牲，他只得同陈修良商量，二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汇报安庆事件的经过，请中央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并要求中央批准他们转移到江西苏区去工作。信件由陈修良交给一位做内部交通的女同志转送。过了不久，他们看到余飞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刊登的自首启事，上海报纸上也刊载了余飞出卖同志的消息，感到十分气愤，再次要求党中央立即让他们去江西苏区。可是几经周折，那位女交通员住的机关忽被敌人破坏，陈修良巳无法通过这唯一的渠道与党组织联系。在茫茫人海中，到哪里去找党呢?沙文汉估计现在东京的同文书院同学汪孝达 (即汪成模，抗战时牺牲)可能有党的关系，马上写信去探问。汪很快回信说： “同家人有关系”，欢迎沙文汉夫妇同去东京，并可代办入境手续。夫妇俩喜出望外，沙文汉设法弄到一张护照，化名陈元阳，陈修良则借用她姐姐一张助产学校的毕业文凭，改名陈维真，他们就这样悄悄地流亡到日本。其时国民党特务正在到处缉捕他们，对沙文汉来说，这已是第三次被通缉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沙文汉夫妇到达东京，通过汪孝达接上了组织关系。汪要他们安心留在日本，参加工作。为了取得掩护，汪又帮助沙文汉考入日本铁道学校。不久，汪孝达等因公开宣传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卖国，并为江西红军募捐，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幸而汪等被捕没有影响到沙文汉夫妇的安全，他们继续同陆久之保持联系，参加一些秘密工作。

在东京期间，沙文汉抓紧时间，刻苦研读日文版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写了许多读书笔记。这是他一生中能够精心钻研理论，并且冷静思考总结过去工作的绝好机会。

当时国内正在掀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沙文汉密切注视着这场牵涉到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争论，并撰文批驳托派分子的谬说，其中有一篇是《驳任曙关于中国经济结构》①，长达万余字。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力地驳斥了托派“理论家”任曙②关于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中国革命性质巳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一而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等反动观点。

一九三四年秋，沙文汉夫妇获悉四弟沙文威在上海工作，与党中央情报部门有关系，便以回国省亲为名，从东京回到上海。沙文威介绍上级领导人吴先清与他们相见。吴与陈修良原是留苏同学，她又带陈去会见上级领导人肖炳实 (即肖项平)。商谈结果，老肖仍要沙文汉夫妇回日本，并说吴先清也要去那边加强工作。于是他们再次东渡。数月后，吴先清果然也来到东京，一同进行工作。

一九三五年初夏的一天，吴先清匆匆来到沙文汉寓所说，驻上海的中央机关被破坏，老肖通知她赶快回去，等她到上海后再通知沙文汉夫妇回国。但她一去便无音讯。同年十月间，因东京与上海失去联系，沙文汉夫妇和陆久之一同回国寻找组织关系。他们从夏衍处得知，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因李竹声、盛忠亮等相继叛变，接连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巳无法转关系。这是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后来陆久之因公事仍回日本，沙文汉夫妇决定留在上海继续找党的组织，几经周折，终于同中央特科接上了关系①。

(八)

沙文汉回国之日，正是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之时。一九三六年初，党组织决定凡是能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都应当拿起笔来战斗，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因此，沙文汉以文化人的姿态，积极投入文化界的救亡工作。他接受过去的教训，深知敌人的狡诈，在“爱国有罪”的环境下，必须谨慎从事，决不可盲目冒进。这一时期，他精神振奋，笔力雄健，在上海一些进步的和中间的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篇针砭时弊的文章。从一九三六年二月起的一年内，单是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就先后刊出署名陈叔温的论文如《外蒙问题的告急》、《日苏纠纷的总检讨》、《阿军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日本战斗力的估计》等六篇。他通过这些国际时事论文，不露形迹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纲领，启迪广大读者认清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势，从中找到中华民族的出路。如在《阿军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②一文中，他热情地赞颂了伟大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坚持七个月的抗意战争，悲壮激越，虽败犹荣。他指出，阿国的抗战证明了“凡弱小民族要解放自己，只有用武装的反抗才能维护其独立与自由”，证明弱小民族“以武装来抗击帝国主义的企图，是有现实的成功的可能”，关键在于“在抵抗作战中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运用人民的战争意志力，启发其潜在于民间的无限战斗力”。他还提出，弱国在抗战时“应该运用游击战的战斗方式，以对抗技术配备极高的现代精兵”;还要普遍发动群众铲除内奸，“使其不能成为反帝运动的阻力”。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恐日病”谬论，沙文汉在《日本战斗力的估计》①一文中，作了科学的分析与批判。他指出，日本的“物质的战斗力”——军备、生产力、经济力相当强大，但资源贫乏，财力不足，难以维持长期作战;而在“精神的战斗力”方面，则弱点更多，如侵略中国师出无名，国民的战斗意志不强，等等。因此，“恐日病”是毫无根据的，故意夸大敌人力量者是别有用心的汉奸，认识不清者应清醒过来，“希望大家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确定我们的救亡大计。”沙文汉写的这些文章同王明之流的党八股截然不同。他不靠搬弄教条或空喊口号来吓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因而是有说服力的。

同一时期，在综合性大型刊物上还刊登了沙文汉的长篇经济论文，如《中国财政的根本问题》②和《中国景气论》③等。这些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指导，详尽地分析了中国财经的情况和问题。前一篇指出，中国财政经济发生危机，其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因此，“只有在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一切拌缚，建立修明而且真正统一的国家机关”，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文章论据充足，说理透彻，引起文化界学术界的瞩目，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九三六年救国会的工作，仍然受到王明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一些影响，如不断发动积极分子游行示威，高呼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公开散发反蒋的传单，因而屡次遭到中外反动派的镇压，许多爱国志士被打被捕，广大群众望而却步。这年十一月下旬，救国会七君子也被捕入狱。沙文汉沉痛地说决不能再搞“冲锋主义”了，一定要利用合法的机会进行活动，必须联合广大的各界爱国群众共同救亡。七君子被捕后，党组织调沙文汉到救国会去加强工作，他以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部干事的名义进行活动，大约工作了四个月，后来他回忆说： “当时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克服救国会 ‘左’ 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并改造其冲锋主义的作风，企图把救国会变成真正广大的群众救亡组织，来挽救它在国民党有计划的进攻下巳被孤立起来、行将遭受严重打击的危机。”①

一九三七年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 ，书记冯雪峰，委员王尧山和林枫。不久林枫调到北方工作，沙文汉参加“临委”，又称三人小组。它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幸存的分散的地下党组织，为重建统一的上海党组织作准备。此后，沙文汉便离开救国会转入地下，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与王尧山一起，分别负责整顿戏剧界、文艺界、教育界和学生方面残存的党组织。沙文汉日夜不休地考虑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细心筹划在新形势下党员如何密切联系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过分劳累，他的旧病时时发作，面部浮肿，呼吸困难，但他心情愉快，坚持带病工作，和同志们一起团结奋斗，为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多作贡献。

(九)

七七事变前，中共中央特派刘晓到上海，全权负责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冯雪峰把临委联系的党员名单都交给了刘晓，便转往潘汉年主持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公开对外)协助工作。根据中央规定的方针，刘晓对临委联系的党员分批进行认真的个别审查，经审查合格再个别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第一批审查合格确认其党籍的，有王尧山、沙文汉、林枫、陈修良等二十余人①。接上组织关系后，刘晓由玉尧山陪同，到沙文汉夫妇的寓所看望他们，了解上海的情况，谈了中央的意图。沙文汉获悉中央批判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已制订了白区工作的新方针，即后来概括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此城市地下工作有章可循了。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根据刘晓建议设立了一个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负责联系工人、职员、学生、妇女等救亡团体，加强对群众抗日运动的领导;同时审查各个系统的党员，加速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的组织②。沙文汉因病未参加“群委”，但仍参与策划。当时上海的党员为数甚少，不足一百人，可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经过数月的筹备，至十月间，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上海地下党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张爱萍为军委书记，王尧山为组织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担任宣传部长。

中共江苏省委刚成立，上海即沦陷。十一月十二日起，战事西移，上海租界区成了四面被日军包围的“孤岛”。省委领导机关设在租界区，利用英法租界当局与日寇的矛盾，利用租界内某些特殊条件，坚持在“孤岛”进行战斗。

为了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具体领导，省委决定按系统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如工委，职委，学委，教委，妇委，文委，还有难民工作委员会等。省委内部也进行了分工，沙文汉分管学委和文委。一九三八年秋，因沙文汉任务太重，省委决定派陈修良去具体领导学委工作，省委分工仍由沙文汉负责学委。到一九四二年省委撤退为止，他一直分工管上海学委工作，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学生干部。

沙文汉在文化工作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主持创办了省委机关刊物《真理》和《党的生活》;同时通过群众组织出版公开的报刊进行抗日宣传，如《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学习》、《求知丛书》等，还派党员帮助文化界出版了《鲁迅全集》和《西行漫记》等重要著作。在沙文汉指导下，文委在话剧、电影、音乐、曲艺界深入展开活动，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上海虽是一个小小的“孤岛”，但在全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心。“孤岛”上的文化宣传活动，影响遍及全中国。上海党的力量当时还很虚弱，但在文化工作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是江苏省委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密切配合，正确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广大的爱国人士，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同心协力艰苦奋战的结果。沙文汉代表省委经常同“八办”负责人之一刘少文联系磋商，或到文委书记孙冶方家中开会研究工作。他奔波策划，尽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省军委书记张爱萍调往武汉，由沙文汉接替他的工作。随后省委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主管全省各地的抗日武装斗争，沙文汉任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外县工委迅速派出党员干部，秘密奔赴市郊和苏南、苏北农村开展工作。沙文汉又通过公开刊物指导武装斗争。他在《中国农村》第四卷第五期①上发表论文《怎样组织抗日游击运动》 (署名陈叔温) ，号召人们去敌后农村进行游击战，对当时发动大江南北的武装斗争起了一定作用。在省委领导下，外县工委先后在浦东、浦西、苏南东路地区以及苏北南通，如皋、启东、海门地区开辟了几个抗日游击区。一九四○年春夏之间，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将外县武装斗争工作划归新四军统一领导。为此，沙文汉于五月专程从上海到常熟，会见新四军东路军政会负责人谭震林，将苏南东路特委和青浦、嘉定、浦东三个工委及其所属抗日武装，移交给东路军政会领导。七月，江苏省委又将江北特委和崇明县工委移交给新四军苏中区党委领导②。此后，江苏省委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城市地下工作。外县工委的工作重点，也从领导农村武装斗争转向城市秘密组织工作，先后把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城市的党组织恢复起来。

为了向中共中央东南局汇报工作，刘晓和沙文汉一起，曾于一九三九年夏经宁波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会见了东南局项英等领导人。他们回上海后，通过组织发动党内外群众，为宣传和支援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经省委动员输送到新四军去的各类人员至少有三四千人，还输送了大量药品、军需品以及布匹、胶鞋等物资①。一九四○年初，刘晓和刘长胜同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省委书记暂由沙文汉代理。一九四一年初，发生皖南事变，东南局一些主要干部在沪隐蔽，饶漱石曾在沙文汉家里住了四个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上海租界。原在“孤岛”上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统统被迫停刊。对于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敌伪勒令登记，强制实施奴化教育。广大爱国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危机，连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纷纷要求去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办校和学习。根据群众的愿望和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江苏省委刘晓和沙文汉等于一九四二年春夏之间数次开会研究，商定在淮南或淮北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培养一批高等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了省委这个建议，并具体指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由新四军军部领导并提供经费和给养，筹办工作交由江苏省委负责。省委即指定沙文汉具体负责筹备事宜。沙文汉会同文委书记梅益等，紧张而又细致地做好上海教师的组织动员工作，又通过学委发动学生进江淮大学。从八月到十月陆续输送一百余名师生安全到达根据地，圆满地完成了筹备任务，使江淮大学得以如期开学，开创了敌后办综合大学的先河①。

一九四二年秋，中共中央鉴于上海的环境过于险恶，为了更好地保存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干部，决定把江苏省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根据地，沙文汉也随同撤退。

从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到撤出上海的五年间，与沙文汉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认为他凡事深思熟虑，对秘密工作很有经验。这一时期尽管环境险恶，工作紧张，沙文汉的心情是舒畅的，创造力是旺盛的。他参加整风时曾说： “江苏省委是我所经历到的作风较好的一个组织，同时看到全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大为增强，并对过去处理同志过分的地方也巳开始有所批评，因此感觉到我们党是大大进步了……我觉得党内充满了为党工作可以自由地去创造、不怕负责的新鲜空气，它使我工作中的心境大为愉快。”②正是在这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气氛中，沙文汉和省委诸同志团结奋斗，开创了上海和江浙一些城市地下工作的新局面，巩固和发展了地下党组织。一九三八年初上海只有党员百余人，至一九四二年已发展到二千多党员③，为尔后迎接抗日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聚了坚强的骨干力量。

(十)

一九四二年十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天长县顾家圩子，在那里开办干部训练班，进行整风学习。沙文汉经常在训练班讲课，并在整风学习中，和同志们一起总结近几年来白区工作的经验。至一九四三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撤销江苏省委，成立城工部，领导敌占区城市工作，由刘晓、刘长胜任正副部长。沙文汉则被派往浙东工作。他和战友们临别依依，留词一首，《告别顾家圩子诸同志》 (调寄浪淘沙)：

相聚兴方浓，谈已论公，乍而行色又匆匆。如此国家多事日，难卜重逢!

大地正秋风，烽火空，萧萧征马各西东。谁把强敌消灭尽，算是英雄①!

沙文汉离开淮南转辗到达浙东四明山游击区，传达华中局的指示，同浙东区党委负责人谭启龙、何克希等商量，决定浙东游击队仍在三北、四明山地区坚持下去，并遵照华中局指示精神，尽量利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坚持隐蔽斗争，不刺激敌顽的方针。华中局一度打算让沙文汉留在浙东工作，后因战争形势的变化，仍调他回淮南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六月，沙文汉返淮南向华中局复命，随即被分配到华中局党校任教务处长，参加领导整风工作。次年二月，他被调到新四军军直属队，参加整风审干工作，至七月结束。

一九四四年八月，沙文汉调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次年四月，为了加强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淮南区党委撤销敌工部，成立城工部，由沙文汉任部长。这时，有些长期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撤到了根据地，沙文汉从中挑选了一部分到城工部工作。这些同志在敌占区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城工部还开办了训练班，培训来自敌占区的青年，教育他们懂得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向他们介绍地下工作经验。经过训练与审查后，再派往江南敌占区各城市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投降。中共中央华中局立即派出一个支队，由沙文汉率领南下，去办理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事宜。部队从驻地冒雨急行军，在六合县东沟南划子口连夜飞渡长江，抵达南京郊外栖霞山地区，准备配合新四军第二、六师大军，接管南京城。沙文汉在进军途中的战马背上，兴奋地赋诗二首，抒发他迎接抗战胜利的豪情壮怀。诗文如下：

雨中进军，

倏然霹雳破山鸣，

闪闪刀光掠野明;

敌垒不摧壮士志，

岂云大雨阻吾行!

夜渡长江，

月黑天低浪势汹，

健儿待战兴方浓;

百舟一令齐飞渡，

十里长江驰怒龙①!

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用飞机抢运大批人马到达南京，与我新四军对峙，气氛紧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中止进攻长江以南的大城市。新四军奉命迅速撤回江北根据地，沙文汉也随军回到淮南。他告别金陵时，对于那些飞扬跋扈、下山抢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反动派，不胜愤慨，写下了“狐鼠豺狼休自得，到头天下属人民”的诗句，坚信总有一天美丽的南京城会回到人民手里的。

(十一)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华中局随新四军军部去山东，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新四军原驻地，即以两淮为中心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建立了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一九四五年十月华中分局设立城工部，由沙文汉任部长，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城市党的工作。城工部设在淮安城内西长街，对外称华中军区参事部。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战争需要，华中分局城工部多数同志都派往蒋管区。至十月间，沙文汉也离开解放区进入蒋管区工作。他从苏北乘木船到上海，途中受了风寒，得了肺炎，加重了原有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他顾不得休息，病稍愈，即和同志们一起投入了紧张战斗。

沙文汉回沪前数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已经成立，由刘晓、刘长胜任正副书记。这次沙文汉来沪，仍用华中分局城工部的名义，领导所属各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一九四七年一月，党中央决定撤销华中分局城工部，沙文汉领导的组织全部合并到上海分局，并改称为上海局。沙文汉调任上海局的宣传部部长，后又兼统战部部长，同时分工领导南京和杭州的地下市委。

沙文汉在宣传和统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和张执一共同负责上海的上层统战工作，并进行策反活动，取得了成绩。

一九四七年四月间，上海局在沙文汉寓所内一个亭子间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和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与会者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估计是正确的，群众生活困难问题是敌人的致命伤，也正是我们发动斗争的一个突破口。当时广大学生公费极少，一天的伙食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从反饥饿问题出发，就能很自然地引导群众反对内战，把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内战反共政策。会议决定首先在南京突破，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然后由上海、杭州、北平、天津等地配合响应①。这次会议后，分管南京工作的沙文汉即帮助南京市委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局的决定，迅速发动了震动中外的 “五二○”运动。“五二○”运动标志着蒋管区群众的觉醒程度已有很大提高，运动遍及全国七十多个城市，并且持续到六月间，大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紧张的地下战斗生活，使沙文汉的病体日益不支。一九四八年春，他接受刘晓的劝告，去杭州风林寺休养，并检查杭州党的工作。风林寺座落在杭州葛岭风景区，庙里开设有疗养院，是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必要时隐蔽“养病”的安全处所。杭州地下党组织专派一位党员，住在庙里做保卫工作。沙文汉在那里休养了半个月，病况有所好转，也找杭州的同志商谈和部署了工作①。

(十二)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获得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广泛响应，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这时上海局的刘少文已撤往解放区，刘晓和钱瑛去香港主办干部训练班，随后由港转往解放区。上海局只留下刘长胜、沙文汉和张执一等主持日常工作。当时上海局发出的重要文件和电报，大多由沙文汉执笔起草。九月间，上海局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即由沙文汉起草了重要指示文件，题为《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的具体工作》②。文件简要地说明了“从东北大捷后，接着是华中的飞跃发展”的大好形势，指出“我军在大江南北两岸歼灭敌人主力的胜利战斗不会很远了。”文件中详细分析了各阶层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态度，主张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护厂护校斗争并加强对中间阶层的统战工作，特别指出要集中力量在敌军中进行策反与瓦解工作，使他们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实行起义或投降，“尽可能使京沪不遭战争破坏”。文件还提出各部门各系统要进行调查研究，为接管京沪作好准备。

上述文件下达后，京、沪、杭各地党组织进行了认真讨论，作了具体贯彻的部署，有力地推动了各城市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①。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沙文汉代表上海局赶往南京检查和指导工作。他在南京市委的秘密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要求市委立即抓紧各项工作，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南京市委遵照上级指示，加强了情报和策反工作，千方百计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起义 (如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王晏清部起义，俞渤等驾机投奔解放区等) ，为迎接南京解放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来电明确指示说，人民解放军巳占有绝对优势，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解放军，维护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②。上海局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上海解放前夕进行了紧张艰难的战斗。沙文汉和张执一等用很大精力，抓紧领导策反工作，尽可能使京沪早日解放，减少战争破坏。一九四八年秋，上海局即专门设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以张执一为书记，沙文汉为副书记，委员有王锡珍 (即陈约珥)、李正文和田云樵等③。因张执一常去香港，一九四九年三月即由港去解放区，李正文同行，故日常工作主要由沙文汉领导。在南京、上海解放前，策反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国民党海陆空军一批又一批举行起义，其中有些重要的起义是沙文汉直接参与策划和领导的。

在国民党海军方面，沙文汉指导策反工作干部王亚文和王锡珍等，通过一些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军官，策动了巡洋舰重庆号和第二舰队所属全部舰艇的起义。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弃暗投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率领全舰五百余官兵起义，重庆号从上海吴淞口胜利驶往解放区。接着，王亚文和王锡珍又通过关系，策动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舰队二十五艘舰艇，于四月二十四日在南京东北的巴斗山宣告起义，对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起了积极作用①。

在国民党陆军方面，沙文汉指导王亚文，曾策动爱国将领张权率炮兵旧部准备在上海起义。原定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举事，因叛徒出卖，张权不幸被捕牺牲②。这期间，蒋军特种部队伞兵三团起义却获得了成功。先是策反委员李正文与该团团长刘农畯取得联系，李离沪去香港后，沙文汉即派田云樵、舒怀接替工作。经过周密部署，该团起义领导小组利用全团调防福州的机会，于四月十三日夜间在海上宣布起义，逼令运输船调头北上，十五日胜利到达解放区连云港③。在“战上海”的紧急关头，策反委员会又配合人民解放军，策动驻守在苏州河以北的蒋军军长刘昌义起义。五月二十六日，刘昌义全军放下武器，上海市区在没有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全部获得了解放④。

沙文汉在进行策反工作的同时，还着重抓紧上海文化界和工商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曾指派金学成参加工商界的聚餐会，通过聚餐座谈，揭露美蒋反动面目，联络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九年初春，从华北解放区传来了南北通邮、通商、通航的建议，金学成把这个消息带到聚餐会上，工商界人士很感兴趣，纷纷联名派代表去南京请愿，结果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引起公愤。根据沙文汉的指示，金学成及时向工商界人士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等。这些宣传消除了上海工商界一些人的疑虑，有利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迎接解放①。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攻进了上海闹市，苏州河以南地区首先获得解放。这天上午，沙文汉奉上海军管会之命，前往福州路接管国民党的上海警察总局。他庄严地命令警察总局及各个局在正午十二时前一律向解放军缴枪。该总局代局长陆大公遵令照办，立即通知所属各局悬挂白旗投降，听候接管。随后，沙文汉把警察局的接管工作交给了新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和杨帆。至此，沙文汉胜利地完成了配合解放军接管上海的历史任务。

(十三)

全国解放以后，沙文汉感到极大的欢欣和快慰。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尤其归功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千千万万烈士。他深切怀念牺牲了的老战友卓兰芳等，每月必从工资中寄一部分给这些烈士的家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必须继续努力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样才能告慰烈士的英灵。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派沙文汉去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翌年四月，他奉调回上海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一年九月，又被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后又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党内职务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央调沙文汉去外交部，准备出使印尼，后因病回沪疗养。一九五四年春，出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同年十二月由浙江省人大推选为浙江第一任省长，还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党内仍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从此，他主持省人民政府工作，直到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沙文汉严格要求自己：一是“加强有系统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学习，首先应从 (七届) 二中全会以来党的决定与苏联的建设经验学起”; 二是“在工作上应努力去取得公开政权下具体而有系统的实际经验。”①他就是按照上述要求，在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中不断探索前进，因而在他分管的政权建设、文教工作和统战工作诸方面，都有所建树，有所创造。

沙文汉对人民政权的建设十分重视。他参加了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回到浙江进行传达时，主要讲的就是如何发挥新政权的作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要通过政权机关来体现。在浙江建立各级政权机构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他要求各级干部依靠广大人民，搞好生产建设，要关心人民疾苦，全力为人民服务。浙江人民怀念这一段好时光，也怀念为此作出过贡献的好省长。

沙文汉对知识分子历来很关心和爱护。他认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必须真诚地团结他们; 要办好学校，尤其是办好高校，要依靠老教师带徒弟，培养青年教师; 要尊重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各校党委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伤害了一些教师的自尊心。沙文汉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便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左”的偏向，改善了党群关系。在文化工作方面，他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注意调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他曾支持浙江省文化局和戏曲界演出昆曲《十五贯》，得到周恩来的肯定，拯救了这个垂危的剧种。一九五五年五月，浙江学术文化界组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沙文汉应邀作第一讲讲授，题为“为什么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他除了正面阐明学习辩证唯物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重要性外，特别强调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因此进行批评应该谨慎，“决不可以采用粗暴简单化的办法，更不可侵犯或损害学习的自愿与自觉的原则。”①他的演讲深受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六月间讲稿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供不应求，后又增印。

沙文汉还是浙江省第一任统战部部长。他亲自帮助省里几个民主党派组织起来，建立机构，展开活动，从而团结了大批民主人士和工商界爱国人士。对于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沙文汉都精心作了安排，有的推荐为各级人民代表，有的聘请为政协委员，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浙江省提供的名额较多，罗致人才的面较广。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童第周、茅以升等，都是沙文汉向中央统战部推荐的。沙文汉认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保护浙江少数民族畲族的合法权益; 认真执行宗教政策，保护宗教界的正当活动，并注意保护名山古刹，如普陀山珍贵的一千罗汉像和天台山国清寺一套明代嘉靖年间的佛经等，都列为重点保护文物。沙文汉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深刻的体验和理解，他身体力行，同党外人士真诚相交，因此，许多民主人士和党外专家都愿意向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从而起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

(十四)

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一九五七年党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领导开展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沙文汉就是被错划为右派的党内于部中级别最高的一位，也就是所谓党内最大的 “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四人党籍的决议。当时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党代会上批判沙文汉等的长篇报告，由北京《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28日) 及各省市党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一次收获巨大的省党代表大会》 (1957年12月29日) ，作为全国反右派运动中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重大典型事例，广为宣传，引起了海内外的震惊。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状”是，他在一九五六年七月浙江省党代会上的发言，被认为“公开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权观点，诬蔑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①事实上，他的发言是主张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党政分工。他批评了省委领导人骄傲自满、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着重指出省委包揽一切行政事务、以党代政的种种弊端; 力主在党委领导下，党政必须明确分工，即一方面要使政府机关“具有宪法所规定的完整的形式和内容，使它能按照党的意志和方针政策去动员与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对反动势力作斗争; 另一方面是党怎样去运用政府机关，发挥这个庞大机关的作用，从而使党委本身能在政治思想和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步骤上的领导加强。”②沙文汉为维护党的正确原则和宪法的尊严，在党代会上秉公直言，是合乎党章规定的，而且言之成理，切中时弊，得到与会许多代表的赞同。不料一年后竟被说成是“反党”，“反人民民主专政” !

另一条“罪状”，说沙文汉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等对党的猖狂进攻”③。实际上，沙与民主人士宋、李的关系是正常的统战关系，与陈修良 (当时任省委宣传部代部长) 也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后三人并未反党 (一九七九年均巳改正平反) ，说沙支持他们反党，纯属不实之词。

沙文汉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出党以后，抑郁成疾，身体更坏。但他没有沮丧，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还想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他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题为《病中有感》：

莫说沉疴久未愈，

但看形影日枯衰，

孤灯夜永油将尽，

老马路遥力不支。

梦里少年犹意气，

望中功业岂狂痴，

人生得失毋须计，

毕竟事成总可期。

尽管年老病重，身处逆境，他坚信青年时期的奋斗和追求决非狂痴，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成功。

一九五九年春，沙文汉身体稍好，勉强起床工作。他本想研究中国现代史，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因为不允许他去借阅档案材料，只得研究中国古代史了。他写信给正在嘉兴下放劳动的陈修良说： “我已经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只好去研究死人的政治——历史，或许可以借到史料。”①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须懂得甲骨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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