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谭震林人物传,谭震林生平事迹,谭震林评价

Posted 2022-05-05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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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成长

谭震林，乳名喜仔，学名喜起。参加革命后，曾用过林俊、梅城、卓林等名。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南攸县珍珠巷谭家老当铺。

谭震林的祖辈原籍江西省太和县。有一年，江西发生特大灾荒，人口成批地迁入湖南攸县，谭氏一家也随之迁来。先住攸县皇图岭谭家村，清乾隆年间移至攸县城内。此后，祖辈各代都是到县公署粮房当职员，管理粮册，靠领取微薄俸薪生活。到他父亲谭端开时，才没有再当职员，而是在一家锌矿当了会计师。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仍然过得相当拮据。母亲胡润秀，是个秉性善良、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谭震林兄妹八人，他排行第三。

谭震林九岁才开始读私塾。念的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教材。到他十二岁时，父亲被矿山老板辞退，家境更加困难，不但无力继续供他们兄妹读书，而且不得不将谭家老当铺的屋出租，全家搬到城南河边水月楼老姑母家借居。为了找生活的出路，父母忍痛把谭震林的五弟和七弟送给了人家，让他和两个哥哥及妹妹去当帮工、学徒。大哥谭福元进一家香店学做线香的手艺，二哥谭寿林进一家豆豉坊学做豆豉，妹妹谭银娥去卖水烟，他自己进了攸县“太成堂”古书铺当学徒。

“太成堂” 古书铺，只有很狭小的门面，两层楼的瓦房，上下只有两间，楼上放货，楼下是门市兼作坊，摆了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些纸、墨、笔、砚。谭震林由父亲带着进了这家古书铺，给穿长袍的老板磕了头，拜了师傅。就这样，他开始了学徒生活。

学徒生活低贱，劳作繁重。每天早上，老板还没起床，谭震林就要同另外两个学徒把屋子打扫干净，抹好桌子，刷净痰盂。老板起床后，他们三人忙着替老板装烟袋，打洗脸水，忙着替老板娘烧饭，洗衣服，抱孩子。老板或老板娘稍不顺心，他们就要挨打受骂。头两年什么也不能学，只是替老板家做义务工，老板除每天管饭，吃点青菜豆腐，加上每月四两肉外，一个钱的报酬也不给。两年后，当谭震林开始学着打算盘、学着打那敬鬼神的纸钱的时侯，老板病死了，店铺也关门了。他只好背着行李回家。在这两年中，他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手艺，可学会了照管自己的生活，初步养成了勤劳的习惯。

不久，父母又托人把谭震林介绍到离家九十里的茶陵县城，在“徐文元”书店里学手艺。在这里，他除了照旧做着抹桌子、扫地、烧饭、抱孩子等杂事外，先后学会了木板印刷技术和装订技术。那时侯，想要学点手艺的确不容易，主要不是靠别人教，而是靠自己看，自己做，自己从做中摸索和积累经验。书店里每个学徒每天的劳作都是很繁重。但不论累得怎样腰酸手痛，每天拿着墨刷子，坐在木板面前，必须印完三千张纸，否则老板是不会让休息的。装订工作也很重，一把切纸刀就有四五斤，拿起来切纸，要求又快又齐又光，做起来很累人。谭震林就是在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步锻炼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印刷徒工。四年后，他“出师”了，老板留他在书店当工人，工资很少，第一年每一个月只能拿一吊钱，可总比过去不拿钱要强，因此心里很高兴。第二年，每个月拿到两吊钱，以后逐渐增多，拿到了四吊钱一个月，这已是很不错的了。那时，有的人在外面做工做了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最多才不过拿八块钱，除自己生活以外，很难养活全家老小。谭震林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旧社会中，求得职业是不容易的，想养活一家老小更不容易。”①

“徐文元”书店当时在茶陵是一家比较大的书店，藏书也较多。谭震林过去常常为自己书念得太少而苦恼，现在面前有这么多的书，恨不得一下子把它全吃进自己的肚里去。他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就偷偷从书架上把书拿下来，在煤油灯下贪婪地读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悄悄地把书放回原书架上，如没有看完，第二天晚上再接着看。他看书的时候，十分小心，保持书本的清洁，不使书发生一点折皱损伤，以免老板发觉。他用这种办法不间断地读完了《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大量书籍，学到了许多文学和历史知识，开阔了眼界，晓得了农民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统治者，豪侠义士是怎样劫富济贫、锄奸灭害许多故事。他尤其推崇洪秀全敢于推翻清王朝的壮举，曾幼稚地想，如果现在也有个洪秀全的人物出来该多好啊! 就可以领着穷人把这个万恶的社会也翻过底朝天。

谭震林常被书店老板派出去收帐。当时附近几个县土匪猖獗，经常发生拦路抢劫的事情。因此，他每次出去收帐时，总要和隔壁邮局的一个邮差结伴行走。因为这位邮差曾告诉他，在路上只要按照他的吩咐办，叫坐就坐，叫走则走，无论遇到什么人，由他招呼，就能保证沿途的安全。后来他才知道，这个邮差为了生活，同沿途的土匪都有联系。这件事使他感到那动乱社会的复杂关系。

湖南农村许多地方可以造纸。谭震林经常替老板到乡下去买纸，有机会接触造纸工人。他亲眼看到他们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吃糠咽菜的悲惨生活，每个人都有一部苦难的家史，这就加深了他对旧社会的憎恨，也初步产生了怎样铲除这种社会不平的念头。

有一次，一家书店的老板娘动手打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这个老工人在店里几十年了，店老板还是他从小抱着长大的。这件事在店员中引起公愤，店员们联合起来向老板和老板娘进行斗争，抗议他们虐待工人，一连罢了三天工，最后迫使老板和老板娘向老工人赔礼。这件事使谭震林受到启发，只要工人团结起来，老板也是不敢随便欺负工人的。

一九二三年，谭震林曾被路过茶陵的湘军第五军陈嘉佑的部队抓去当使，替他们挑了好几个月的担子。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看到旧军队里的许多腐败现象：如军官欺压打骂士兵，奸淫妇女，抢夺老百姓的财物，以及当官的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增加了他对黑暗社会的认识，因而改造社会的思想也日益强烈。

一九二五年冬，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派遣潘鹏举到攸县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多方考察，首批发展余来、谭志道、刘谭豪三人入党，并派他们到长沙一个党训班学习，然后回攸县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在从事工农运动的优秀青年中发展党员。这时，谭震林正在刻字店里搞印刷、装订记录本和帐本，挣钱糊口。刻字店的左对面是所小学，右对面是个衙门，常有一些文告和本子要印刷和装订。因此，他也常到小学校去走走，逐渐结识了余来。两人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他尤其喜欢听余来讲中国社会腐败的状况，讲孙中山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而后来怎样被袁世凯等人窃取了胜利果实，讲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讲中国青年一代的责任。他认真地阅读着余来拿给他的《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有一次，他问余来说：干革命就我们两个行吗?余来回答说：当然不行! 现在干革命的人多得很。不但小学有，中学也有，工人中有，农民中也有，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多的人干革命，难道还怕不成功吗①?他听后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下决心跟着共产党，为穷苦人打天下。从此，他根据党的部署，积极从事书纸行业工人的串连、组织工作，把这部分工人逐步集合到党的旗帜之下，为攸县尔后革命的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②。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在湖南涤田一带击溃了粤军谢文炳、唐福山部队后，乘胜追击，准备进攻攸县。这时，连接涞水两岸的浮桥，已被驻攸县地区的吴佩孚的部队拆掉，企图阻止叶挺独立团进攻。在攸县党组织领导之下，谭震林组织群众，积极参予带路和架浮桥，配合北伐军的行动，使叶挺独立团顺利地攻占了攸县。参加这次战斗的周士弟后来回忆说： “此次战斗，有农民在敌人后面袭击敌人，与独立团配合作战，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因素之一。” “这一带工人、农民、学生运动都有基础，我们有了依靠。”①这次战斗使谭震林更加受到了锻炼。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经余来介绍，这年十月十二日，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第一次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国共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党的多数活动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为了工作之便，党组织允许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因此，中共攸县支部帮助国民党成立了攸县县党部，余来当选为国民党攸县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谭震林任县总工会干事、工人纠察队队长③。当时，行使县级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为公法团体联席会议。各公法团体的领导人多为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所以县长召集联席会议时，中共攸县支部提出的主张和方案，联席会议往往一致通过，这有利于党领导攸县人民进行捍卫人民权益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冬，攸县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军阀何键派人在攸县县城买了一批粮食，准备运到湖北去，并派一名排长带领一个班来押运。县城群众坚决反对把粮食运走。他们说，你们把粮食运走，我们吃饭怎么办啊! 要求把粮食留下。负责押运的排长逞凶开枪，打死了两名群众。这一下激怒了更多的群众，大家把这个班团团围了起来，缴了他们的械，排长吓得跑回县政府里去躲起来。于是群众又把县政府包围起来，要求交出肇事的凶手。谭震林和其他几个人在党支部的授意下，作为群众代表去见县长，对县长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粮食不能运走。粮食如果运走，你县长也休想当下去。第二，被打死的人要隆重安葬。要求按照文庙只有状元来才开大门的规矩，把死者当状元对待，从文庙正门抬进去，把棺材停在那里。第三，县长要亲自给被害者披麻带孝。第四，给被害者家属发抚恤金。如果不答应以上条件就不撤走①。在群众压力下，在县公法团体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下，县长只好答应了这些条件。第二件事，是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鼓舞下，东乡农民在斗争土豪劣绅的时候打死了一个恶霸，这怎么处理呢?农民协会就派了五个农民进城到县政府去自首，说这恶霸是他们打死的。县政府把这五个农民关了起来。党支部知道这件事后，就通过农民协会、总工会动员了一万多人把县政府包围起来，派谭震林等人为代表去跟县长进行说理斗争。谭震林对县长说，打倒土豪劣绅是国民党代表大会宣布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你县政府为什么不遵守?农民打死的是一个地主，而且又是一个恶霸，这个恶霸平时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他对人民欠下的血债难道还少吗?打死他一个，同他欠下的血债相比，是偿还不了的。今天你把这五个人都关了起来是不公道的。把他们关起来，他们家里生产怎么办?要不要种地?吃饭怎么办?他警告县长说，现在不同过去了，现在是北伐时期，如果你要坚决与农民作对，农民可以把你推翻②。县长无言可答，又怕群众造他的反，只好把这五个人放了。这两次斗争，使谭震林深深感觉到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显示的伟大力量。

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工农兵政府主席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使攸县同全省各地一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时，谭震林正带领一个宣传队在北乡(槚山、坪阳庙、丫家桥一带)进行第二期北伐的宣传。听说事变发生后，他立即率队返回攸县。但县城已被反动军队占领，无法进城，上级领导也联系不上，他只好将宣传队解散，只身跑到长沙找党组织，没接上关系，又去武汉，仍未找到熟人。他从武汉回到攸县，到县郊一打听，敌人搜捕正紧，无法立足，于是转到茶陵，试探性地进了“徐文元”书店。徐老板只知道他是做工会工作的，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还讲点情义，让他留下来继续做工，但规定两条，一是不能再做工会工作; 二是只能在后面干印刷装订的活，不要在前面柜台露面。为了防止县衙门查夜，晚上还要他睡在纸堆里面，隐蔽起来。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为了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并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于十月上旬，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率领二、三连，从宁冈古城出发，前往湘东酃县、安仁、茶陵一带活动。工农革命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茶陵县城，杀了县长，砸开监狱，救出了八十多名被押的农运、工运干部和无辜群众，并开仓赈济群众。当天，工农革命军就撤出茶陵，临走的时候，张贴了革命标语、布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布告的署名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郭亮”。其实，郭亮没有任团长，也不在这支部队里，因为他在群众中影响比较大，毛泽东指示用他的名字发布告。

几个月来，谭震林因找不到党，陷于彷徨苦闷之中。这天，他再也捺不住了，出门看个究竟，可惜迟了一步，工农革命军已经渡过涞水开走了。不过，当他看到布告上署的“郭亮”这个名字时，惊讶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他知道，郭亮是共产党员、湖南省工会的委员长，坚强的革命者。“郭亮”这个名字的出现，对他来说，犹如在漫长的黑夜里看到一盏明灯。当天晚上，他辗转不能入睡，心想： “郭亮还在，也就是党还在，党的军队还在，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 ‘共产党已经被斩尽杀绝’ ，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他相信党的军队有一天还要打到茶陵来的，他准备继续投入革命战斗。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率领第一营又一次打进茶陵城，谭震林一看自己的队伍来了，心里异常激动，马上去找宛希先接头，问自己该怎么办?宛希先对他说：你是工人嘛，先把工会搞起来①!

谭震林按照宛希先的吩咐，在群众中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他凭借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积极认真地进行串连，不几天就集拢了一批工运骨干，很快就筹备成立了茶陵县总工会，大家公推他担任茶陵县总工会主席。总工会设在江西会馆。不久，茶陵县城的店员工会、学徒工会、缝纫工会、铁业工会、磨(豆腐) 工会等，都在县总工会的指导下相继成立。他还与正在山区的中共茶陵县委取得联系，敦请县委搬进城里，着手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工作。

在县总工会成立的同时，在一团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剑等人的操纵下，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并从部队指派一个叫谭梓生的人当县长。这个县政府成立后，只是在旧县公署的衙门前挂起了一块“人民委员会”的新牌子，但仍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办事制度，如新县长由大队人马簇拥着吹吹打打到县署走马上任;每天依旧升堂审案，收税催粮，旧官吏仍然在县衙门进进出出。有一天，中瑶乡农民捉住转移钱财的劣绅陈老三，押送到“县人民委员会”，正碰上醉醺醺的陈皓从里面出来。他喝骂群众不讲规矩，不成体统，斥责战士把门不严，强迫农民退下台阶，然后叫人打鼓升堂。陈皓坐在案桌前的太师椅上，开口就问： “谁是主告?谁是被告?”农民群众听不懂这话，半天回答不上。而劣绅陈老三却抢着申诉： “鄙人只有田产一百九十亩，他们要打我的土豪，望大人开恩。”陈皓拿起惊堂木在案桌上一拍，厉声说“一百九十亩，没上两百，是小地主嘛。小地主抓来干什么! 不能动小地主。动了他们，他们会完全倒向大地主一边去。”随即起身拂袖而去。农民们个个气鼓鼓的，把陈老三拖了就走。大伙边走边说： “这个政府换汤不换药，我们找宛希先去。”①宛希先肯定了他们揪斗陈老三是革命行动，要求制裁陈老三也是对的，嘱咐他们可以监押陈老三，开展揭发和斗争。农民们十分满意地回乡了。

宛希先写了一封信，把上述情况汇报给毛泽东，请示今后办法。毛泽东在回信中说，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指示立即撤销县长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府。毛泽东还说，靠商会派款也是不对的，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院，等等。

宛希先接信后立即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和农会负责人开会，宣读毛泽东的来信，组织大家讨论成立工农兵政府的问题。经过协商，各个组织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当讨论到政府主席人选时，三位代表你推我，我推你。宛希先见谦让不下，便对谭震林说： “不要推了。我看你既然是工人代表，你就来当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吧! ”①宛希先一提议，大伙都表示赞同，这样就确定谭震林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在洣江书院操坪召开。谭震林在大会上讲话，公布了由三名工、农、兵代表签署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布告》，号召全县人民恢复农会、工会，举行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报仇雪恨。

工农兵政府成立后，谭震林同政府的其他委员一起商议，决定立即派出政府人员、工会会员和士兵组成的工作队下乡，广泛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在工作队的指导下，乡村各地掀起了加入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在中瑶，乡农会会员由几十人猛增到两百人，并建立了赤卫队、妇女协会、儿童团; 在船舫、尹宁万、谭家望把原先的乡赤卫队发展成区赤卫队，带领农民会员打了土豪谭二如、谭克昌、谭保英等; 马江、湖口、界首、高陇、秩堂、严尧等地群众的革命热情，也都十分高涨。不久，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八个区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不几天，毛泽东指示宛希先送给茶陵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五支枪，建立和发展茶陵地方武装。谭震林等立即组织一支纠察队，给每个队员发一个袖章，除正常工作外，夜里都集中起来，负责联络和维护城里的秩序。在纠察队的带动下，乡村里的赤卫队、暴动队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 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工农革命军一面打仗消灭敌人; 一面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得茶陵遍地梭镖，漫天红旗，形成了比大革命时更为高涨的革命热潮。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使敌人恨之入骨，扬言要把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掉。在大地主谭绍绪、罗兆鹏的策划下，在高陇纠合地主武装三百余人枪，由腰陂向茶陵县城进发，集结在茶陵对河定宁寺的山上。谭震林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赤卫大队，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消灭敌人。他指挥纠察队、赤卫队一部埋伏在定宁寺敌人的右翼，一部涉过高陇河，迁回敌人左翼。等正面工农革命军与敌人打响后，埋伏在左、右两翼的纠察队、赤卫队突然杀出，毙敌二十余名，缴获了二十多支步枪，粉碎了敌人第一次进攻。战后，工农兵政府在涞江书院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壮大革命声势。

这支反动地主武装失败后，残敌又联合湘东保安团团长罗定，兵分两路再次进攻茶陵。谭震林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赤卫大队，配合工农革命军奋起抗敌，先是集中兵力击溃谭绍绪、罗兆鹏的地主武装，然后把主力扎在营盘岭上，居高临下，锁住了洪沙庙的隘口，控制了罗定从攸县进攻茶陵的要道。谭震林指挥各乡赶来支援的农民自卫军，在四处山头布置疑兵，又用杉树做“炮”，当敌人兵临茶陵时，山头四处号声响起，我军一齐出击，给敌人一个猛袭，终于战败了顽敌;杀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工农兵政府召开的第二次祝捷大会更加热烈，各乡送来了许多慰劳品，犒赏参战人员。两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茶陵县建立第一个工农兵政府的实践，一方面为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一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提供了经验。(如十二月底毛泽东在砻市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提出的革命军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三大任务);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提供了经验。所以后来遂川、永新等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都搞得比较顺利和成功。

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而积极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湘桂军阀混战结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茶陵的革命火焰，派湘敌第八军吴尚一个加强团包围了茶陵县。工农革命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谭震林除调茶陵游击队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外，还组织工人纠察队和赤卫队负责送弹药、运伤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时，谭震林又组织鞭炮工人，用制作的特殊鞭炮，夜晚在山上四处点放，制造进攻假象，掩护工农革命军顺利地撤退。

工农革命军南撤到湖口时，在部队往什么方向开进的问题上，宛希先与团长陈皓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宛希先认为部队要往东回宁冈、井冈山进行休整，陈皓则花言巧语，用到酃县、湘南扩大影响、扩大地盘的谎话，掩盖他投敌叛变的阴谋。在这场斗争中，随后率工人纠察队和赤卫队赶到湖口的谭震林，坚决支持了宛希先的主张。后来，毛泽东也亲自赶到湖口，揭穿了陈皓一伙的真面目，使工农革命军顺利返回井冈山，谭震林也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到井冈山后，发现茶陵县委的人没有上山。毛泽东说，茶陵还是要管，于是指定谭震林负责茶陵县的工作①。谭震林立即带领一部分人到靠近宁冈、永新的九陇山活动，并派人下山去了解情况。由于敌人对茶陵县搜查、封锁得很严，派去的人有的被杀，有的下落不明，工作做不进去。谭震林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没有武装不要下去活动。谭震林说，从这件事体会到，没有武装就没有活动的余地②。毛泽东听后笑着对他说，你也赞成要有武装啊! 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③。

一九二八年五月，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健全组织，加强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谭震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特委委员。这次会议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等问题。根据会议的精神，五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苍边村成立了边界最高政府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负责土地部工作④。

谭震林担任土地部负责人后，首先，他请示特委和边界政府批准，决定在县、区、乡都普遍设立土地委员会，领导各地分田。各级土地委员会，由各地召开工农兵代表会选举产生，一般由贫雇农代表五至七人组成，工农兵政府讨论分配土地问题时，由土地委员会先进行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其次，确定了分配土地的原则。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以乡为单位分配，作为分田的主要原则。在乡的范围内，实行“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原则上是谁种那几丘田，多了的交政府分给他人，少了的按规定补足。好田差田适当搭配，山林由政府管理使用，农民需用时，须经政府批准。

当时，边界各地分田的方法很不一致。为了摸索具体的分配方法，经边界工农兵政府批准，谭震林于六月到永新县小江区担任区委书记，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最后认为分田大体上要经过这样一些步骤：一是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要讲清田是农民开垦的，地主是农民种田养活的。因此，田应归开垦的主人，归种田的劳动者，只有这样，农民才能翻身解放。在大会上要当众烧掉田契和高利贷债约，农民才会真正相信宣传的道理。二是清查田亩。由土地委员会出面，组织贫雇农到各家各户调查登记，在此基础上计划出土地的总数、各种等级的田亩数和人数。三是分配土地。按土地部确定的分配原则，土地委员会和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提出分配方案。四是宣布分配结果。分田方案提出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然后贴榜公布各户分田数。五是插牌。按照分田结果，在竹牌、木牌上写上地名、亩数、分给谁等字样，然后插在田头上。

开始分配时，有的贫雇农胆子小，牌子插到田里还不敢要。谭震林就对他们说，这个地区是苏维埃的地区，共产党的地区，如果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所有的人必须离开，如果不离开，就有通敌的嫌疑，就要受到应有的惩处①。后来，国民党来了，群众都离开了，只有一个富农没有离开，敌人走后，这个富农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胆小的贫雇农一看，这真是共产党的地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对分给他的土地就敢要了。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了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研究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等问题。谭震林代表小江区委参加了会议。会后，他被调到永新县城区，担任城区党委书记，领导城区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一个多月后，根据特委的指示，他回到了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九月，湘赣边界特委代理书记杨开明生病，由“谭震林代理书记”②。为了总结一年来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确定边界党的任务，十月十四日，在宁冈县步云山召开了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讨论了如何巩固根据地及土地问题，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 ; 还讨论了《工会组织法》和整顿党的组织等问题。大会选举谭震林为第二届特委书记③。大会确定边界党的中心任务，是准备打破敌人的第三次“会剿”，进一步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后，谭震林在茅坪特委机关，为发动井冈山群众，迎击敌人的重兵“会剿”，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日夜操劳。

为了把地方党组织建设好，谭震林领导特委机关开办了短期党员训练班。在党员训练班里，他和特委其他领导同志给大家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党，是领导穷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让工人、农民坐天下的党。还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讲地主是怎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又是如何支持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他还要求大家斗争要坚决，革命要彻底，要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泥菩萨，要靠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自己; 并强调要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和人民，对革命事业要绝对忠诚。对于如何处理好边界各县的土客籍人之间的矛盾，他非常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原来边界各县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恨非常深，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械斗。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欺，素无政治权利。尤为严重的是一九二八年边界“八月失败”以后，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茅坪，肆意欺负客籍人，因此，客籍人对土籍人更加仇恨。十月，红军打败白军，回到宁冈、茅坪。客籍人感到出气的日子到了。一天，茅坪的客籍人聚众到五里路远的茶源去抓土籍豪绅尹其中，尹其中不在，就把尹的小老婆 “茶子壳”及村里的土籍群众四十多人抓起来，弄到茅坪要求袁文才杀掉。这四十多人一听要杀他们，纷纷哭号起来。哭声惊醒了正躺在床上养病的谭震林，他连忙翻身起来，扶着拐杖走出房门，问是怎么回事。当他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他一面叫人给这四十多人松绑。一面教育大家要摆脱豪绅地主阶级的影响和宗族主义的思想束缚，不论土客籍人，都不要记前仇，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过教育，客籍群众高高兴兴地把这四十多个土籍人送回了茶源。后来，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土客籍人都能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敌人。

十一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井冈山根据地重新组织了以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 谭震林兼任组织科长①。不久，前委组织工农工作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主任②。十二月，根据前委和特委的决定，正式颁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井冈山土地法》。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打破了敌人重重围困，离开井冈山，经过赣南，向闽西挺进，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进军。为了加强对沿途群众工作的领导，前委决定湘赣边界特委的工作由邓乾元等负责，谭震林则带领前委工农工作委员会随部队一起行动。部队每进驻一个新的地点，他就和工农工作委员会的同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五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第二次进军闽西，特别重视发展闽西地方武装和创建主力红军的工作。六月上旬，红军由上杭白砂到达旧县时，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长汀赤卫队和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与一部地方部队编成红四军第四纵队。六月中旬，在连城县新泉，由朱德军长传达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正式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并决定从主力红军中选派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政治、军事干部去加强四纵队。谭震林就是被选派到四纵队去的干部之一。四纵队组成后，他任中共四纵队委员会书记兼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一次，毛泽东问他：你们这个纵队能打仗么?他回答说：很难说，但是一定有勇敢的人，一定也有不敢打仗的人，到了那时，把勇敢的提拔起来当干部，把不勇敢的撤下来，这不就解决了么①。毛泽东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为了加强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他按照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办法，在干部和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大队建立了支部，支队成立了支队委，纵队成立了纵队委。在健全组织的基础上，他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曾组织政治部编印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发给每个党员，要求认真学习，切实做到。他很注意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经常深入基层连队和干部战士谈心，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例如，四纵队主要成分都是来自苦大仇深的闽西子弟兵，且经受了一九二八年武装暴动和一九二九年斗争的锻炼，但文化普遍较低，妨碍着思想觉悟的进一步提高。为了改变这一情况，他和政治机关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规定每个基层干部和战士行军时在背包上都挂一块板子，板子上每次写四个字，边行军边认字，认识后还要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讨论，弄清字里讲的是什么道理，在实际中怎样使用。字每周换一次，在换字时，还要轮流对上周学习的内容进行总结。这样既提高了文化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思想觉悟，一举两得。又如，四纵队中有个干部对红四军关于要保护商业、发展经济的规定不理解，观念淡薄，随便没收商人的东西，使商店关门，在工商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他知道这件事后，对这个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给了必要的处分，使这个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由于采取了上述这些有力措施，四纵队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斗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成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支劲旅。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他还非常注意发动群众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九月，四纵队进攻上杭以前，他组织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发动群众中，他发现白砂地区的妇女在动员丈夫参军参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要政治部及时总结，并指示部队在发动群众中要普遍建立妇女会，以便把广大妇女动员起来，发挥她们在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中的重要作用。由于他在四纵队政治工作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建省委派往四纵队进行考察的谢巡视员在向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叙述：谭震林是“四军配来的，过去在湖南做过工会工作，后随四军到各地参加地方工作，是一店员工人，工作能力不错。”①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为了进一步总结闽西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确定以后的斗争方针，更好地领导闽西人民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经红四军前委建议，闽西特委在上杭蛟洋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前委指派毛泽东、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大会经过民主协商，选举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十五人为特委委员②。大会以后，谭震林同闽西的其他领导人一道，深入基层，指导建党、建政和分配土地的工作，把闽西红色政权波浪式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十二月初，红四军前委决定对全军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整训。谭震林等奉命率四纵队抵达连城新泉参加整训。同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召开，他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他在四纵队传达贯彻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部队认真学习了大会通过的《决议》。

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至九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在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总结一九二九年的工作，并提出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这次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湘赣边等赤区的斗争指导机关。谭震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前委委员①。

随着工农武装和主力红军的迅速扩大，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迫切需要大批有经验的，经过专门训练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此，一九三○年五月在龙岩建立了闽西红军学校，谭震林任校长，邓子恢任政委。红军学校第一期招生二百人，第二期招生八百人。它的建立，为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壮大革命武装，提高红军军政素质，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九三○年六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六月中旬，红四军在汀州进行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闽西地方军主力红十二军正式编入红一军团的建制，谭震林被任命为红十二军政治委员②。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三军团于湖南浏阳永和镇胜利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他又被选为中共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委员③。九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前委命令全军“占领萍 (乡) 、攸 (县)、醴(陵) 、株(州) 等处待机”④，并布置各军用十二天时间，帮助地方恢复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和赤卫队及筹款等工作。

按照前委的部署，谭震林于十四日，率红十二军由株州起程，经醴陵向攸县进攻。十七日占领攸县县城。部队进城前，国民党军队散布谣言，吓唬群众。于是群众纷纷四处出走。部队进城后，为了安定民心，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谭震林热情地对大家说：乡亲们，大家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是共产党，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为广大人民办事的。我们这次来攸县，要为革命烈士报仇，要革反动派和大土豪劣绅的命，要为大家办几件事情。希望大家不要怕，不要逃跑，跑了的要回来，照常做工，照常做生意①。台下的听众觉得这个给他们讲话的人很面熟。他们看看相貌，听听声音，不禁惊喜地说，“那不是咱们的喜仔吗? ! ” “是的，真的是喜仔”。“喜仔回来了”，人们心里充满着喜悦。自马日事变后，攸县党的主要领导人余来和二百名工农干部，先后被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杀害了，当大家听说谭震林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还当了红军领导人，于是盼望他能早日带兵回来，为人民报仇、出气。现在，喜仔果然回来了，乡亲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散会以后，大家把他围在中间，问长问短。有的问：“喜仔这些年走了那些地方?”有的问： “这次回来了还走不走?”还有的问： “红军里头还要不要人?”他一一作了回答②。喜仔回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外出躲避的乡亲们也纷纷回来，攸县呈现了一派节日的气氛。

谭震林回到家乡的第二天，帮助攸县重新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他把县内各秘密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结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揭开土地革命的斗争序幕。接着，他又把县内的赤卫队员召集起来，组成一支有三十多人的赤卫队，指定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周里仁担任队长，胡畏担任政治指导员，并从部队拨了两支步枪，一批梭镖、大刀给赤卫队，指示部队帮助赤卫队进行扩建。在十二军的帮助下，赤卫队很快发展到了一百六十多人。他还帮助工农革命政权镇压了反革命。红十二军回攸县前反革命的头面人物已经逃走，但是还隐藏着一些杀害革命者的歹徒。如厨师尹明德，曾多次向敌人密报谭震林从井冈山派回攸县的人，使这些人都惨遭杀害。这次红十二军一进城，群众就向谭震林揭发了尹明德的罪行。经过审讯，尹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立即命令把尹枪毙，并在布告中昭示： “为保卫革命利益，特予严惩，以儆效尤。”

为了解决红军给养的困难，谭震林在攸县期间，要求部队打土豪，筹款子。他把部队派到东、南、西、北四乡，与当地群众一起评议，谁个土豪多出款，谁个土豪少出款，经大家评议后，作出定夺，使筹款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也有极个别的土豪抗拒捐款，部队就点燃他家的房子，当熊熊大火燃烧时，藏在房顶上的银元纷纷滚落下来。土豪吓得面如土色，围观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高喊“烧得好! ”他在攸县还动员了数十名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红十二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攸县，地主反动武装乘机对无辜群众和红军亲属进行肆意残害。谭震林的家里，除四弟被迫外逃，父亲和大哥、二哥、五弟都惨遭不幸。反动武装杀害了他们，还不准掩埋尸体。后来，还是一位老太太冒着生命危险将尸体掩埋起来。谭震林知道这件事后，对老太太感激不尽。

一九三○年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分兵八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谭震林和罗炳辉一起，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战略部署，率领红十二军担任从左右侧迂回攻击张辉瓒部的任务，对全歼张辉瓒师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十二军又奉命从正面经南团、林池向东韶逃敌攻击前进，同兄弟部队一起击溃了谭道源师。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主体组成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在赣南成立，谭震林被指定为中央局委员①。第二次反“围剿” 开始前，毛泽东在建宁溪口驻地先后写了三封信给谭震林和闽赣边界领导人。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毛泽东指示说： “十二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的工作。” “以两个月 (七、八两月) 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雩、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②。在六月三十日的信中，毛泽东说：“昨信说十二军筹款不是主要任务，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群众工作才是主要任务，现在看来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 “震林、炳辉、谭政三同志应不在一块，每人专任指导一处，同时需兼巡视一处或二处，每隔十天集合各军委机关开一次会，震林同志一人普遍地出去巡视，不专任一处亦可。”①在七月一日的信中，毛泽东对如何完成上述任务，进一步作了具体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震林和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筹集经费，扩大革命根据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工作做得很细。他们指定一个连到一个县去，一个村一个村地检查土改搞了没有，没有搞好的帮助搞好，不懂的就讲给他们听。同时，还帮助建立了宁化县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反“围剿”，打王金钰、公秉藩两部时，十二军担任右路军，负责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在罗炳辉和谭震林的指挥下，十二军同兄弟部队配合，不到半天时间，就取得了首战胜利。随后又同红四军一道担任围攻广昌的任务，同样取得了胜利。

七月，蒋介石拼凑三十万兵，亲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 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的方针和“磨盘战术” ，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为了诱惑和调动敌人，命令十二军一路上扬旗鸣号、大张声势，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此突围，吸引敌人出击，以调动和分散敌人。罗炳辉、谭震林根据毛泽东、朱德的部署，率领十二军穿过敌人空隙之后，一路浩浩荡荡，直向北插，敌人果然跟着来了。他们又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与敌保持不即不离状态，紧紧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为了更有效地诱惑、麻痹敌人，他们命令部队：拉开距离，打开旗子。于是，部队的距离更拉长了，一个连成了一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旗的就拿出各种花色包袱布皮，高高地摇晃着。走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跳跃前进，掀起浓厚的尘土，漫天飞扬。敌人的飞机从空中一看，简直象一支几万人的大军。他们还让全军在各自行进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 、“四军由此向北”，……一到宿营地，见门就写： “某团某连驻此地”。在显眼的地方，还要这样的留言： “某某同志，速到前面找我，有要事! ”落款是： “某师某某”，名字是随手编的，番号呢?只要红军有的，随意写就是。就这样，尾追红军主力的敌军已全部被十二军牵着鼻子拖了出来，而红军主力已安全到达预定地区开始整训。罗炳辉和谭震林高兴地说： “好啊! 蒋介石上钩了，那就牵着他的鼻子多逛几圈吧! ”①于是，他们对十二军的行动又作出新的部署：哪座山高就翻哪座山，哪里道路险峻就从哪里走。这对于行装笨重、补给困难而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一二十万敌军来说，简直象受酷刑，被拖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随后，十二军又在东韶附近埋伏起来，黑夜派出一支部队奔袭东韶，佯攻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到达，怕被我消灭，当夜仓惶溃逃。十二军从容收复了黄陂、小布地区。这时，我军主力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而敌人士气低落，蒋介石已下决心撤退了。毛泽东、朱德当即抓住这有利战机，命令全军出击，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 。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罗炳辉和谭震林奉命率领红十二军向赣南边界挺进，以配合闽西的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一年十月间，红十二军进入汀州同闽西主力红军新十二军胜利会师。新、老十二军汀州会师后，在长汀一带一面休整，一面帮助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编制进行局部调整，决定老十二军的主力第三十四师、三十五师调回江西编入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其调出部分由新十二军编入代替，依然称为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二军，仍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①。整编后，十二军在罗炳辉和谭震林率领下，继续向连城、宁化、清流发展游击战争，全歼了卢新铭部的易启文团和扫清了各县的反动“救乡团”武装，解放了连城县城和汀、连、宁的广大地区，从而打通了闽西与宁化、清流、归化、建宁等红色区域的联系。在红十二军的胜利进军下，龙岩、永定、上杭各县被敌人侵占的地区，除县城以外，大部得到恢复，闽西军阀张贞部被迫退却到龙岩、永定一线，使闽西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叶坪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谭震林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②。根据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谭震林等十五人为委员③，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即奉令撤销，所属各部直接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

同“左”倾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

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以后，为了统一闽西红军和地方部队的军事指挥，中央指示组建福建军区。一九三二年三月，福建军区在长汀十里铺正式成立。谭震林被任命为军区政治委员①。三月十八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他又被选为福建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四月一日，他出席了中央红军总部在汀州召开的部署东征漳州的军事会议。会后，他和罗炳辉一起，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组织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搞好扩大红军和支前工作，配合中央红军东征作战; 另一方面指挥杭、永、岩边界的红军独立师、团，严密牵制敌人，用假象迷惑敌人，切断广东对漳州之敌的支援。同时，指挥红十二军由汀州迅速出发攻打上杭城，并与由红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会师，协同作战，经龙岩直下漳州，于四月二十日攻占了漳州。

随着红军的胜利和适应部队不断发展的需要，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央决定重新组建福建军区，谭震林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②。

六月，他指挥岩、永、杭军分区和上杭旧县地方武装五、六百人，发起围攻广东军阀陈济棠、黄任寰部的水西渡战斗，歼敌一个营。九月，又指挥宁、清、归军分区所属部队在安远市击溃敌周志群部，俘获人枪各五十余。一九三二年春，他指挥在闽东南作战的红军主力部队和福建军区汀、清、连等分区以及地方武装，在长汀南阳 (现上杭) 马洋伏击敌十九路军部队，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毙伤敌一千余人，缴枪八百余支，获胜利品无数。

在取得上述军事胜利的同时，谭震林还领导军区积极配合苏维埃政府做好扩建红军的工作。福建军区一成立就决定，每年的五、八、十三个月为扩红突击月，专门组织工作队从事扩红工作，掀起扩红高潮; 在杭、汀、宁三县各设立一个新兵补充团，对新入伍的战士进行一段集中训练，然后输送给正规部队。军区还制订了红军家属优待条例，颁发红军家属光荣牌，红军战士光荣匾，鼓励人民群众踊跃参军，解除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青年参军非常踊跃。据当时苏区报刊记载： “仅一九三二年五月全省扩大红军就有四千余人，超过原定三千人的计划; 六、七两个月扩大两千余人; 八、九两个月又扩大红军九千余人”①。

谭震林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经常对军区的干部战士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首先要关心群众。军区机关驻南阳茶杵下时，他亲自带着机关干部和直属队指战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帮助群众搞生产。当时军队搞生产是件新事，影响很大。他还要政治部规定一个劳动日制度，在全军区执行。部队以实际行动实现了古田会议要求红军既打仗、又做群众工作的决议。张鼎丞在全省苏维埃代表会上，高度地赞扬了他这一做法。

谭震林在主持福建军区工作期间，很注意学习问题。一次，在军区教导队开学典礼上，他以亲身的经历，语重心长地勉励学员们学好文化： “打仗手中没有武器不行，闹革命缺文化也不行，我文化水平低，尝够了苦头，现在把你们送到这里，你们可要好好地学习”①。他还自己带头和学员们一起学习。课堂上，他认真听、细心记，不懂的地方，用本子记下来。一天深夜，他在学习《共产党宣言》，由于缺乏参考资料，对某些地方弄不清楚，他要去请教教员。警卫员劝他明天再去，他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教员见首长深夜求教，十分感动。他们一起切磋，直到疑难弄清为止②。

一九三二年八月，毛泽东找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③。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并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由罗明、谭震林、方方等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正当福建军区在谭震林等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开展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这场斗争中，谭震林坚决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向“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以主要力量来打击那些所谓妥协的反革命派的主张。他认为“蒋粤战争有爆发的可能，十九路军军阀与粤系军阀对闽西苏区的进攻，要暂时的停止。”①不久，他的判断果然被证实了，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李济深等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且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在闽西反“围剿”斗争的方针上，谭震林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不顾实际情况地“猛烈扩大红军”，把闽西所有武装编入主力红军，开往反“围剿”第一线与敌人决战的主张。他支持罗明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主张“以桃地小兰为第一防线，官庄水口濯田为第二防线”②。在土地问题上，他支持对富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把这项正确的政策说成是“富农路线”③。在战略问题上，他坚决主张采取毛泽东、朱德“诱敌深入” 的战略原则，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向白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④。他的这些正确看法受到了 “左”倾教条主义者多次斥责。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中共福建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决定，在汀州召开省委临时代表会议，对罗明进行批判斗争。谭震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同到会的多数同志一样，对中央局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的决定表示不理解，但中央局派来出席会议的代表，不顾谭震林等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凭借上级的指示和决定进行压服，通过了《临时省委〈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决定在省委和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中广泛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同年六月十二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开展批判罗明的斗争，撤销了拥护罗明意见的汀东、新泉、永定三个县县委书记的职务。这次会上要求谭震林检查“罗明路线”的错误，由于他不愿意检查，因此，大会和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指责他“是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党进攻，这是机会主义最可耻的企图。”①要求“集中火力向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扩大会议以后，谭震林为了说明自己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向福建省委写了《申明书》，这使“左”倾教条主义者更加恼火。他们决心要用对待罗明一样的手段来对付谭震林。一九三三年七月，“左”倾教条主义者发表了题为《为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而斗争——谭震林同志和我们分歧》的文章，指责谭震林“不尊重”中央局的指示，而坚持自己的意见，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之一”，同 “罗明路线机会主义者一样，有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共同观点，又翻出一些新花样来” 。文章还说谭震林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江西罗明路线的同道”。“死守《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的腐朽思想。”文章还号召开展对谭震林的斗争，为进攻路线战斗。同年十月，根据中央局和福建省委的指示，福建军区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谭震林进行了残酷斗争，并宣布撤销他的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职务①。同时被撤职的还有一大批干部。

谭震林被错误地批判和撤职后，仍然坚信正确的路线终将胜利。不久，他被调到瑞金保卫局红军科当科长。到职后，他不计恩怨，不嫌职卑，不怕麻烦，继续积极努力地工作和学习。开始，他被派往前线去检查医院，慰问伤病员;后来，奉命去闽西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华夫)。从闽西到瑞金途中要经过一段白区。所以中央对李德的安全非常重视。要谭震林带领一个加强营去保护。谭震林授领任务后，当天进行了紧张的准备，第二天拂晓由根据地出发，天黑之前走了一百多里路，顺利地到达了李德的驻地，第三天便马不停蹄立即返回。途中，李德提出要骑马走。他对李德说，你是外国人，骑马太暴露，容易被人发现，为了你的安全，还是步行好，到了根据地你再骑马②。夜间宿营，他首先把岗哨布置好。饭后，李德由交通员带路到每个哨位去查看了一遍，回来一个劲地夸布置得不错。两天后，他们安全地到达根据地。接着，谭震林又接受了恢复交通线的任务。当时连城的反革命地方武装活动很猖獗，在我必经之道上修筑了堡垒，妄想阻止我军通行。要打通交通线，就必须拔掉这些钉子。当他带领一个营的部队来到连城时，敌人的主力已撤走，他就指挥部队乘机把地堡的敌人消灭掉。然后派一个排驻守，将部队撤到山上隐蔽起来，当敌人出动兵力围攻地堡时，他指挥部队迅速出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消灭了这股反革命地主武装，保障了我军交通线的畅通。随后，他被送到中央红军学校学习。

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党中央曾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并留下一部分红军部队，由中央江西分局直接领导，坚持斗争。中央江西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陈潭秋、毛泽覃、梁柏台等组成，项英任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军事路线。他将红军部队、地方武装集中起来，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与敌人硬拚，并寄希望于主力红军很快回师。结果，不到一月，整个中央根据地的全部县城陷入敌手。到了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的机关、部队均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于都仁风山地区。三四万人的红军队伍，只剩下几千人，情况处于极端危急的关头。恰在这时，即二月十三日，分局接到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来的电报，大意是：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苏区的斗争主要是坚持游击战争，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 “清剿”政策，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必须与此相适应①。这一指示，给广大领导干部及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陈毅当即提出要从敌人的包围突围出去，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接受了陈毅的建议，决定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的干部、红军部队分成五路，分别向闽赣、闽西、湘南、赣粤方面突围。向闽西方向突围的是陈潭秋、谭震林带领的红二十四师的一个加强营。当时，陈潭秋是以中央苏区特派员的身分到闽西指挥游击战争的。因陈潭秋对军事指挥不熟悉，要谭震林作他的参谋。他们从瑞金西南出发，一路走，一路打，到福建长汀、四都，一路平安无事。过了水口，情况很紧张，到处都是敌人。在畲心嶂山山脚下正准备烧点饭吃，敌人打来了，加强营的重机枪被打坏，营长也牺牲了。陈潭秋问谭震林怎样办?他果断地说： “有办法，只要给我一个班归我直接指挥，走在前头边侦察边开路，不愁走不出去?”陈潭秋看他的决心大，有办法，高兴地说： “只要你有办法走出去，整个部队都可以归你指挥。”他风趣地说： “你授这么大的权给我，我更好办。”②就这样，谭震林指挥部队赶了一天的山路，到了上杭章云岭，并找到了几个乡的苏维埃干部。这些干部见到谭震林极其高兴，并说： “你们不来我们真不知道怎样才好?你们来了，我们就好了。”谭震林一面要部队立即搞饭吃，一面同乡苏干部张春华热情交谈，询问这一带的情况，得知才溪、通贤、南阳都驻扎有国民党部队。谭震林问： “才溪区苏到哪里去了?”张说： “可能在紫金山、南山一带。”谭震林将军区自印的地图摆开一看，要到旧县，只有从通贤、才溪之间插过去，陈潭秋没有同意。谭说： “西南边是汀江，过不去，只有从才溪两侧插过去，否则没有路走。”最后商定，沿着梨子岭、草子崃山脉走。到了才溪的曾坑时，群众告诉他们说，这里离敌人只有五华里，要他们快走。拂晓，谭震林在中寨找到才溪苏区十多个人，得知旧县、石训潭都驻有敌人，旧县河已被敌人封锁。但不过旧县河，无其它路可走。他果断决定从洪北过河。渡河时水的声音很大，部队刚过了三分之一，敌人就向河里乱打枪。谭震林站在渡口，沉着指挥，并鼓励大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过了河就是胜利。”还说： “他打他的枪，我们过我们的河，不要理他”①。过河后，在铁场稍集结了一下，立即翻山到了岩下山的松柏林，在大森林中继续穿行。天黑路窄，十分难走。谭震林让战士取出一根绳子，走在前边的牵住绳头，后边的指战员一个接一个扶着绳子走。突然，陈潭秋一脚踏空，滑摔到山沟里，左脚跌断了，右耳也被树枝挂掉。部队停止前进，天亮时才把陈潭秋找回来，在松柏林旁驻了一天。翌日，谭震林决定陈潭秋坐担架，自己带两个连在后面掩护。下午，他找到了廖海涛、黄火星，尔后又找到了刘永生。刘很快通知了张鼎丞，张立即派人把他们领到永定石木林与张鼎丞部汇合。谭震林见到张鼎丞高兴地说： “哎纳，真险啦! 差一点不能与你相见了。”陈潭秋说： “一路来如果没有这位好参谋决心果断，灵活指挥，可能下来不了呢?”张鼎丞说： “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们胜利来到闽西。”②大家为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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